羅銀勝
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近日與世長辭，中國又痛失一位文化大師。王元化先生晚年談得較多的學術問題，涉及到“五四”運動的反思、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抒情性特點以及京劇與傳統文化等等。他自己認為，對于這些學術課題，自己實際上只是提了一個頭，希望后人能夠把研究工作繼續下去。
“五四”，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課題，一提起五四運動，人們就會想到“民主”、“科學”、“民族主義”、“反傳統主義”這幾個詞。的確，它們構成了“五四”的基本形象。但是，“五四”運動是一場多層多面的復雜的運動，它具有多元復雜的思想面向，僅僅這幾個詞是無法涵蓋“五四”的全部內容。
“五四”思潮雖然錯綜復雜，但無外乎對中國的現實問題“開藥方”、求出路。明乎此，王元化先生在《談掌故書》里所表露的：“我也一樣覺得自己思想光亮太少。我實在覺得中國人民多災多難。論聰明，論才智決不后人。百余年來，仁人志士為此家國，舍身忘己，忍大苦難，仍無法力挽狂瀾，促其新生。瞻望未來，茫茫不見光在何處，每念及此，不覺悲從中來。這真是一語中的，發人深思�！�
因此，倡導對“五四”進行反思的王元化先生質之于詞：“‘五四’思潮遺留下來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謬誤，有的是真理中夾雜著謬誤，還有的是走了樣變了形的真理在影響，我們應該把它清理出來”，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隱沒。
王元化先生對當下的中國社會進程而言，已經成為一位顯示了“反思”力量的標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種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因為其反思對象的敏感度和其達到的深廣度，其文字的能量超出了學界的狹隘地帶，成為在社會空間迅速傳播的公共精神資源。
王元化先生自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從那時開始，王元化先生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反思過程。姑且不論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否最接近歷史的真實，但我們至少從中看到了他探求真理的執著追求。這種反思是需要極大勇氣的。而從王元化先生的反思中，也許我們離歷史真實更近了一步。
平心而論，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昧于反思�！拔母铩苯Y束后，“原諒”充斥耳畔，反思，尤其是深刻自省長期缺位。我們欠缺的，恰恰是知識分子所必需的人格獨立、思想獨立。究其內因，套用明代李贄的話或許再合適不過：非無思想，以領袖的思想為思想；非無是非，以領袖的是非為是非�！氨幻杀巍闭娴臒o罪？聽聽薩特怎么說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應對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實負責。
而王元化先生卻特立而獨行，他的反思一以貫之，不屈不撓。獨立的人格精神，對人類文明的尊重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正是王元化先生反思的起點與歸宿。他的反思的歷程，也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與責任。
何謂反思，在王元化先生看來，就是要成為真正的啟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愛的觀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審判，重新估量它的價值、判定它是否應該繼續存在下去，這才叫反思�！蓖踉壬鷮Ψ此嫉母拍钭鹘缍〞r，就說過：“可以把反思說成是出于一種憂患意識，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對過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尋求真知。這種反省之所以發生是鑒于自己曾經那么真誠相信的信念，在歷史的實踐中已露出明顯的破綻。”王元化先生還指出，“只有經過正確的估價，我們才能從過去的文化資源中淘煉出最精粹的部分。這需要更理性更深入地去進行思考”。王元化先生的這番話，可以作為我們觀照反思的意義的鑰匙。
在上世紀90年代，王元化先生反思的重點所在，是對“五四”的再認識。這對從小就受“五四”精神之浸潤的王元化先生，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和智慧的。他指出；“今天仍需繼承‘五四’的啟蒙任務；但是‘五四’以來的啟蒙心態，卻需要克服。我所說的啟蒙心態是指對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過分信賴。人的覺醒，人的尊嚴，人的力量，使人類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視為萬能，以為可以無堅不摧，不會受到任何局限，而將它絕對化起來，那就會產生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我生于一九二Ο年，從小就受到了‘五四’思潮的洗禮。我的科學信仰以及后來的政治信仰，使我親身體驗過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這和我所讀過的那時被我奉為經典的書籍有關。它們使我相信人的知識可以達到全知全能，從而認定英國經驗主義啟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啟蒙思想家相比的，因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論者，有著懷疑主義傾向。所以，休漠、洛克比不上盧梭，而在德國古典哲學家中間，康德又比不上黑格爾。因為前者多了一分懷疑，少了一分信念。這就是所謂偏識�！�
王元化認為，“五四”精神體現于個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獨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王元化先生對長期以來有關“五四”的既有看法，重新進行了估價與澄清：真正可以作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與科學還值得探討；不能將“五四”時期的文化簡單看作是“文白之爭”或“新舊之爭”，因為這兩個概念不能完整地規范“五四”時期文化的整體；“五四”并沒有提出“反封建”的口號，只提出了反對舊傳統、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化；“五四”反儒不反法；“五四”是反傳統的，但不是全盤反傳統。由此，王元化先生提出，“‘五四’并非是過去人們所想象的美麗烏托邦，它同時也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界留下了負面的遺產�！�
王元化先生對“五四”進行反思，首先是對“五四”精神作出準確的評價，他認為“五四”精神體現于個性解放精神、人道主義精神、獨立精神、自由精神，這些都是極為可貴的思想遺產，是我們應當堅守的文化信念。
在談到當時反思的經歷時，王元化先生說道，“我是先思考激進主義，才對‘五四’作再認識的反思的。所謂再認識就是根據近八十年來的經驗教訓對‘五四’進行理性的回顧。今天我們強調繼承“五四”，這與反思“五四”是并行不悖的。繼承“五四”，意味著繼承“五四”的精髓。
王元化先生特別青睞“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認為這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說：
過去寫“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陙磉@句話漸漸獲得了許多人的認同，比較容易被理解了。倘以“獨立精神，自由思想”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貶的標準會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們的教科書或思想史所贊揚的人物，將難以保持其榮譽和威名于不墜。自然一般所強調的民主與科學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學？那時只能說停滯在口號的層面上。這也是近八十年來民主和科學在中國一直不能實現的原因之一。此外，我認為“五四”時期提出的個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傳統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壓抑個性。
據此，王元化先生認為“五四”在中國思想史上曾發生重大作用的是個性解放，不過“五四”一代人的努力，因為偏離了軌道，并沒有在中華大地上制造出奇跡。用王元化先生的話說：“后來卻成了歷史的諷刺，個性消亡了，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變成了螺絲釘，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蕩然無存了。許多人到了三十年代左傾化之后，放棄了個性解放精神。像魯迅這樣伸張個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時候說自己屬于遵命文學的�！�
王元化先生還曾闡發說：“多年來，我一直贊同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說法，并曾援用‘為學不作媚時語’這樣的格言。……‘五四’時代的思想大師，無不具此種精神。有的較多強調理性態度，有的則較多表現為啟蒙思想，然而獨立精神，則是他們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氣質�！艺J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趨附時髦或隨波逐流的態度。胡適曾說他不趨附時髦，也不躲避危險，這句話很值得借鑒�！�
由此可見，理性、平等和自由，則是“五四”所倡導的基本精神。但不可諱言的是，“五四”時期有不少在論爭實踐上，表現出非理性態度。正是看到了這一薄弱之處，王元化先生“認為‘五四’時期胡適與李大釗關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就體現了一種理性精神，這一點連海外一位對‘五四’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學者也是承認的�？上н@種精神后來喪失殆盡了�！�
王元化先生指明“五四”是一個“人的覺醒”的時代�！拔逅摹睍r期的思想成就，是在于個性解放方面，當時掀起的波瀾壯闊的個性解放運動，使人們認識到在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地位，從而在思想上、精神上開始樹立起了獨立自主的觀念。近年來受到學界重視的“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正是“五四”時期所大力提倡和鼓吹的，正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征。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王元化認為是“值得我們近代思想史大書特書的”。
王元化先生說過：過去“我對許多長期留傳下來的既定觀念的盲從盲信。這幾乎是我們思想界許多人共有的現象。我們對待一些重大問題，往往未經自己獨立思想的審核，就將那些留傳下來的既定觀念作為惟一的依據。它們盤踞在我們的心頭，成為一條顛撲不破的思想‘底線’，這條思想‘底線’一旦受到冒犯，我們就會熱血沸騰，義憤填膺，像保衛真理一樣，去痛斥那些不再對它畢恭畢敬的人。過去我對‘五四’的態度就是如此�！庇终f，“我們頭腦中有很多既定觀念，日積月累成為習慣力量。再估價就是重新認識這些既定觀念，重新清理這些東西”。
王元化先生對長期以來有關“五四”的既有看法，重新進行了估價與澄清。其一，長期以來，人們用“德”、“賽”二先生來概括“五四”文化思潮。而王元化先生則認為真正可以作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究竟是不是民主與科學，還值得探討。當時這兩個概念是提出來了，并得到了相當普遍的認同。但對它并沒有較深入的認識，在理解上是十分膚淺的，民主僅僅停留在口號上（以致至今還需補課），而對科學的理解則是唯科學主義的。以民主來說，關于民主學說的源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國開始接受外來民主學說的歷程及其存在的問題等等，我們都缺乏切實的研究。
其二，王元化先生認為，不應因襲過去陳說，將“五四”時期的文化簡單看作是“文白之爭”或“新舊之爭”（盡管它具有這種性質），因為這兩個概念不能完整地規范“五四”時期文化的整體，它具有更深遠更廣闊的內容。他再三強調，近年來受到學術界重視的“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征。如果從這方面去衡量“五四”列代的學人，過去慣用的文白界限和新舊界限就很不適用了。因為倡導白話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并不都能體現上述這一特點，有的甚至很不符合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寫作的，也有人吸收了外來的自由思想，堅持學術的獨立地位。
其三，王元化先生認為，“五四”并沒有提出“反封建”的口號。事實上“五四”時期只提出了反對舊傳統、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化。把“五四”新文學定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澤東。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稱“五四”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王元化先生通過考辨指出，把當時只有反舊傳統、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化等等說法的“五四”規定為反封建是后來的事，但今天許多文章把反封建說成是“五四”時代就已經提出過的口號了。
其四，王元化先生認為，“五四”反儒不反法。這是一個至今還很難解釋的問題：為什么“五四”時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實際上儒家還有著民本主義思想和誅獨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卻站在君主本位立場上，實行徹底的專制主義�！拔逅摹睍r期反對舊道德舊倫理，而作為封建倫理觀念集中表現的三綱，是法家最早提出來的。王元化先生指出“‘五四’時期反儒，認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來統治人民的，所以竭力攻擊儒家�？墒撬麄儧]有看到歷代統治者所行的雜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內法，儒不過是用來掩蓋實際所行的法家殘酷之術。但‘五四’時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對法家加以沉歌，這是令人奇怪的�！�
其五，王元化先生認為，“五四”是反傳統的，但不是全盤反傳統。因為在王元化先生看來，“‘五四’時對莊子、墨子、韓非子以及小傳統中的民間文學是肯定的。不過，第一，莊、墨、韓學說并不是傳統中的主流，傳統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學說在‘五四’時期是被激烈反對的。第二，‘五四’對莊、墨、韓等的肯定，或是用來作為一種反儒的手段，或是用來附會西方某種學說，還不能被視為是承傳傳統資源以建設新的文化。第三，‘五四’號召提倡平民文學，打倒貴族文學，固然使長期被湮埋的民間小說、山歌、民謠等得到重視，為中國文化建設開拓了新領域，但同時將封建時期的士紳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為必須打倒的貴族文化，卻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王元化先生在對“五四”進行反思時，揭橥了“五四”思潮的負面層次—“五四”并非是過去人們所想象的美麗烏托邦，它同時也為20世紀中國的思想界留下了負面的遺產。王元化先生通過冷靜而認真的思考，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種觀念：依次為“庸俗進化觀念”、“激進主義”、“功利主義”和“意圖倫理”。
王元化先生鄭重提出，“五四”時期這些負面的東西，不僅局限于某家某派，甚至在相互對立的學派和人物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成為思想界相當普遍的預設，一直蔓延至今。他認為，“五四”時期流行的四種觀點今天有必要對它們作清醒的再認識再估價，并一一指出了它們的偏向和危害。庸俗進化觀逐漸演變為僵硬地斷言凡是新的必定勝過舊的；激進主義則成了后來極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義使學術失去其自身獨立的目的而成為為自身以外目的服務的一種手段；意圖倫理則是先確立擁護什么和反對什么的立場，而不是實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問題放在首位。
王元化先生在反思時，曾專門談到中國傳統中的“意圖倫理”，按王元化先生所言，“按照認識事物的實際情況來看，恰恰應該是相反的。因為結論要從事實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確立場要經過明辨是非的認識過程才能確立。已有的結論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經探討的事實，但不能改變事實，而事實卻可以改變過去所獲得的結論。同樣，原來的立場也必須在繼續不斷地去明確是非的過程中得到檢驗，才能證明它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否則就會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義，形成一種宗派意識。”王元化先生鮮明地指出，這種司空見慣的意圖倫理的危害性在于“唯意志論”：“它使學術不再成為真理的追求，而變成某種意圖的工具。這種作為意圖工具的理論文章，充滿了獨斷和派性偏見，從而使并應具有的學術責任感淪為派性意識�！�
王元化先生的這番話對于從一個民族的“文革”悲劇陰影中走出來的中國人而言，在重續中華文化血脈的過程中，面對種種泛起的歷史現象，沉渣也罷、珍寶也罷，何妨以一種更加多元而開闊的心胸來包容呢？
來源：《民主與科學》2008年第3期
發布日期：2008-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