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 泱
王元化先生于上世紀30年代末開始寫作,用過十多個筆名,如方典、萬殊、函雨、尚鈞、洛蝕文等，一直到晚年的清園。但他還有過一個鮮為人知的筆名：何典，并以這一筆名出版過一部同樣少有聞悉的專著《文藝漫談》。由此，他邁出了文藝理論研究的探求之路。
《文藝漫談》小32開本，由上海通惠印書館印行，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這家出版機構名不見經傳，可能規模不大。集子共收文藝論文9篇，首篇《現實主義論》，曾刊《戲劇與文學》。《魯迅與尼采》篇末有寫作時間：1939年10月，當年先刊于《新中國文藝叢刊》第三輯“魯迅逝世紀念特輯”上。“編后記”中寫道：“《魯迅與尼采》的作者，還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以這樣的年齡，而能有這么嚴正的精神來治學，真是可敬。”最后兩篇《關于阿Q》、《克利斯朵夫》分別寫于1945年10月及11月。這些文章的寫作年月跨度至少有六年之多。文章長短不一，總字數約在四、五萬間，當是薄薄小冊子。
那時，王元化剛從北京清華園來到孤島上海，進大夏大學攻讀經濟專業。并于1938年17歲加入黨組織，進而成為上海地下黨文委委員。他先后編輯過《奔流》叢刊、《展望》、《文萃》等報刊。《文藝漫談》中這些頗具影響力的文章，陸續寫于這段時期的上海。王元化年輕時有著廣泛的閱讀量，喜歡讀莎士比亞、契訶夫、羅曼·羅蘭等。尤其是羅曼·羅蘭，王元化在晚年的文章中還回憶道：“這位作者在他本國或國外已經被人越來越淡忘了，然而我一想到他，仍感到溫暖。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曾經在我度過漫長的艱難歲月中給我以勇氣。”當年王元化是在一個寒冷的早晨，躲在狹窄、陰暗的小閣樓里，讀著羅曼·羅蘭的這部巨著。他“忘記了手腳已凍得麻木，眼前展開了一個清明的溫暖的世界”。四年后的1945年11月，當他獲悉羅曼·羅蘭逝世的消息，當即寫下了《克利斯朵夫》。
王元化年輕時愛讀魯迅的文章，并一直進行不間斷的研究，先后寫出《魯迅與太炎》、《魯迅與周作人》、《魯迅的曲折歷程》等一系列文章。然而，《魯迅與尼采》、《關于阿Q》無疑是他研究魯迅的早期成果。1939年，北平淪陷，王元化不得不隨家人逃離他誕生與兒時成長之地。他什么東西也來不及帶，而一幅他根據照片描繪的魯迅小像卻藏于箱底，攜帶在身。
戲劇家曹禺的作品，王元化每部都看，從《雷雨》到《北京人》，一直到《家》的演出。他說“《家》雖然根據的是巴金的原作，但是除了大體有輪廓之外，曹禺受到巴金的影響極少”。也就是說，曹禺沒有被原作所束縛。“曹禺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更多的卻是受了奧尼爾的影響”。王元化還談到：曹禺的《家》在三角戀愛關系里，“觸到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彈動他們的心弦，使他們的心弦發出隱密的音響，融成一片哀怨、凄涼、陰暗和痛苦的交響曲。與其說曹禺是站在‘作家’的地位說話，不如說他站在‘人’的立場說話”。《曹禺的〈家〉》一文，是王元化較早對這一話劇做出的文藝評論。
作為當代大家，王元化對學術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他早年當是以現代文藝評論進入文壇的。當然，細數過來，他還創作過為數不多的以人物形象取勝的文學作品，如刊于《文壇月報》上署名函雨的小說《舅爺爺》即是一例，當年小說發表后，以群、師陀等給予好評，在讀者中產生較大反響。
當年王元化編好書稿，未及確定書名及署名，便被通惠印書館取走，并為其代擬了書名與筆名后開印。“何典”曾是一部著名古典文學的名稱，然而對于讀者來說，這個筆名是陌生的。當我淘得此書，一時難以確定是否王元化所著。為此，我特向現代詩歌史學家潘頌德先生請益，真是巧事，潘在舊書肆亦淘得此書，曾請王元化在書上題簽：“潘頌德教授于文廟舊書市場購得此書，囑題數言留為紀念，王元化03年秋”。作者本人的簽名認可，是鑒定真本最具說服力的佐證。經考索，這是王元化先生在民國年間出版的惟一個人專著，是他在文藝評論上的第一塊基石，更是在風雨如晦的上海，他磨礪思想的最初印痕。
有年我陪北京來滬的翻譯家屠岸先生去拜訪王元化。聽他談詩人辛勞短暫的一生，談翻譯界的流弊，談京劇的繼承與創新。他博學、睿智且尖銳而愛憎分明。臨別，王元化在《思辨隨筆》一書為我簽名，又在我的筆記本上題贈一段胡適的名言：“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這也可以看作是王元化先生一生所追求的文人骨氣。之后，一直聽說他身體不佳，常臥病住院，遂打消了請他為昔年舊著《文藝漫談》一書簽名的念頭。是的，我不忍心打擾他。如今，他安靜地走了，我以此文留下關于一部六十多年前舊著的雪泥片羽。
來源：《中華讀書報》2008年9月20日
發布日期：2008-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