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義華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先是掀起一陣新儒家熱，跟著又掀起一陣新道家、新佛家熱。尤其是新儒家，不僅要從傳統儒家資源中開出儒家資本主義，而且要從中開出儒家社會主義、儒家馬克思主義。于是，祭孔大典舉行如儀，儒家經書的各種讀本蜂擁出版，堂而皇之地陳列在各大書店醒目的地方。許多兒童，被要求自幼即背誦這些經典，這些經典被譽為中華民族智慧與心靈的結晶，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在不少人眼中，中華傳統文化資源就等同于儒家一家之學。于是，一些大學者表示懺悔，甚至競相聲討“五四”新文化運動，指責陳獨秀、胡適們的“激進主義”與“打倒孔家店”，犯下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大罪，造成了中華文化的“斷裂”。
然而，也還是有不少不識時務、不合潮流者，他們也在反思，他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形式主義過多，看似轟轟烈烈，其實遠遠沒有達到摧毀封建意識形態的目的。新文化運動將自己的努力專注于人們的觀念、信仰、精神，幾乎完全沒有關注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革，甚至因蔑視危機重重的西方資本主義，連帶而將新文化運動同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世界化運動分割開來，結果并未真正動搖中國傳統社會盤根錯節異常強固的基礎，“民主”與“科學”只成為一陣絢爛的煙花。蔡尚思便是這批不合時宜者中一位佼佼者。
蔡尚思是著名的中國思想史研究者。1939年作為《中國思想史通論》的緒論而出版的《中國思想研究法》，該書所列中國經濟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哲學倫理思想史史料簡目，每一門類僅宋元至清便開列名單數百人，基于這是他廣泛閱讀了宋、明、清人文集所發掘的思想材料。這一名單，極大地擴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圍。如顧頡剛1936年為該書所寫的序中所說：“蓋閱十數寒暑，讀別集至三千種，并其他著述垂四萬卷，自三代載籍，先秦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來我國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訛誤而匡訂之，取其罅隙而補苴之，取其蘊蓄而啟發之，取其束縛而解放之，取其蟊蠹而掊擊以殲覆之。……于是棼者以整，晦者以彰，尚實絀虛，潛研沉赴，而卒也泛應曲當，多所創獲。”顧頡剛還盛贊蔡尚思：“要之，其學也博，其思也慎，其辨也明，其行也篤，凡昔人嘆為大難者，君并有焉。惟其善疑能博，所以善斷；惟其善斷，故得闡人所弗敢闡決人所弗敢決，非特為思想界放一異彩，所系于整個學術者亦至宏且切”。[1]這固然是期待與鼓勵，但也突現了蔡尚思治學特點。這部著作被蔡尚思視為“生平著作中第一代表作。”
1949年底出版的《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是最能代表蔡尚思學術思想的另一部著作。原書分上中下三卷，下卷中一部分內容后抽出，以《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補編》為題出版。這部著作主要由解放戰爭時期蔡尚思所撰寫的批判封建傳統思想一部分論文結集而成，第一篇為《孔學總批判》，第二篇為《再論孔學和新時代的不兩立》，第三篇至第六篇批判程朱派思想、陸王派思想及整個宋明理學，第七篇批判清末民國西化的舊派。他在該書《自序》中指出：“中國的傳統思想幾乎就是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幾乎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祖師是孔子。”儒家已成為“中國大多數人民精神上最重的刑具，思想上最大的毒品”。歷史上不乏儒學與孔子的批評者，但是，“古來的非儒反孔者，自墨子、王充、李贄至五四時代諸賢，對于儒家孔子的抨擊，也還嫌不夠：有的是皮毛的而非要害的，有的是部分的而非整個的，有的是雜亂的而非系統的，有的是空泛的而非有據的，有的是妥協的而非徹底的。”[2—p212～213]這部著作名為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實際上就是對于儒家及孔學的總批判。對于孔子和孔學的評擊，犀利與嚴厲程度超過同時代其他人，也超過“五四”新文化運動諸健將。這是針對當時朝野一片尊孔喧鬧，所以他在該書《新版自序》中說：“我并不怪孔學的不合新時代，而只怪新時代的人們的尊孔學；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學，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學。”[2—p210]對于孔子和儒學的這一批評態度，蔡尚思在其后數十年中可謂一以貫之。1987年9月22—24日他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孔學研究的三個主要問題》中，集中討論了真偽孔子、孔學變與不變、孔子思想主次與方向問題。他指出，孔子思想在戰國時代，在子思那里已變成偏重中庸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則變成偏重仁義的思想，在荀子那里已變成偏重禮樂的思想。漢儒把孔子神化，魏晉玄學家把孔子玄學化，宋明理學家把孔子理學化，近代又有學者把孔子資產階級化。這表明，孔學在中國歷史上，有其隨著研究者的變化而變化的一面，但更加重要的一面，是萬變不離其宗，這就是禮教。孔子以三代的禮為不變的“宗”，要求沿襲三代根本的禮制，孔子的最高理想是恢復西周社會，最尊重的圣人是文王、周公。蔡尚思一直將對孔學的批判視為反對封建傳統思想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蔡尚思認為，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遺產中，最值得繼承與弘揚的，是長時間被忽視、被壓制的墨家思想學說。蔡尚思評價自己正在寫作中的《中國文化兩大系統》一書，是他“生平學術思想研究的中心”以及最富創意的著作。他認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朝野兩大系統，即在朝的儒家與在野的墨家。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從來沒有一個反儒家的。
而墨家經過漢文帝、景帝、武帝幾代封建統治者的打擊，只能秘密流行于民間，名亡而實存。其思想學說封建王朝無法加以消滅。他強調，在中國古代思想家中，優點最多的是墨家。他們反對宗法，反對宿命，反對述而不作，反對知而不行。在封建社會中，敢于為百姓鳴不平的，多是墨家。他說，他在心中最崇拜的就是墨子，因為墨家與任俠，是一而非二。儒家愛人，先親后疏；墨子愛人，先貧賤后富貴。儒家注重宗法，偏私；墨子反宗法，無私墨子最利他。儒家和法家都代表統治者，墨子則代表被統治者，二者對立。以此，他說，中國古代大思想家可作為“萬世師表”者，是墨子而不是孔子。墨家是一個勞動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3—p151]蔡尚思除去尚未完成的《中國文化兩大系統》一書外，關于論述墨子的論著很多。《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中所附專論《大同主義不出于儒家考》，論證《禮運》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便是墨子的“尚賢尚同”，《禮運》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是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愛利萬民”；《禮運》的“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便是墨子的“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禮運》的“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便是墨子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他引用俞樾之論作證，說儒家倡導的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只有墨家方倡導有公無私。[2—p282]這篇文章已明確區分了儒墨二家。1990年由廣東人民社出版的《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論》所收錄的《墨子思想體系———一個反宗法反宿命反述而不作的偉大思想家》及1992年發表于《中國哲學史》的《中國思想文化形成儒墨兩大系統》等論文中，對墨子思想體系及其與儒法思想的差別都有相當系統的論述。他突出闡述了墨子的親疏人我平等，強弱大小平等，貧富貴賤平等，努力生產與節用節葬，反對用人唯親和君主世襲等主張。并據此作出結論：“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我認為墨學是優點最多的文化遺產，墨子也是我最被啟發最受教益的一個偉大思想家。”他比較儒法道墨諸家優劣說：“就道德來比較。墨家多平等的積極的社會的道德，道家多個人自由的消極的道德，儒家多中庸與家族的道德，法家韓非多壓迫者剝削者忠君者的道德。……只要你不站在封建朝廷的立場，便會發現墨子的大部分思想與精神，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是無比偉大的。中國出了一個墨子，是最值得中國人民驕傲的。”[2—p165、168]在創建現代新文化或先進文化中，對于儒墨道法及佛學等傳統文化資源，都有重新估價的必要，蔡尚思倡導尊墨，是要人們充分重視歷史上存在于下層民眾之中處于在野地位的思想文化資源。針對一些人責備他堅持批孔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他反詰道：不能只知尊孔子、儒家，而以虛無主義對待墨家與西方文化。近現代的尊孔反墨者或厚孔薄墨者，只以不尊孔者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而不以不尊墨者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未免太片面了。
蔡尚思在其《學術自傳》中給自己的學術活動定位時說過：“我自知生平學術研究的大范圍是在哲學社會科學內，較確切地說是在文史哲的范圍內；最正確地說是史哲結合，尤其偏重思想方面。與其稱我為思想史家、哲學史家，倒不如稱我為‘思想家’、‘哲學家’。”[3—前言p6]旗幟如此鮮明地非孔揚墨，即非常清楚地突現了蔡尚思這一思想家特色。
蔡尚思服膺墨子，高度評價墨子思想，大力提倡墨學，在其立身行事中，也處處以墨子精神自律，成為墨學當代一位極為認真的身體力行者。我是1957年進復旦大學歷史系讀書的，蔡尚思當時任歷史系系主任。開學初，師生首次見面，他就現身說法，以自己當年在南京國學圖書館中，每天十數小時苦讀集部前后共數千種的實踐，要求歷史系學生一定要有苦讀的精神，一定要多讀書。后來，我選修了蔡尚思開設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課程，蔡先生上課提綱挈領而又系統全面，尤其令人難忘的是他的講課可謂全身心投入，講到高興處手舞足蹈，講到憤慨處拳打腳踢，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激昂慷慨，聲如洪鐘。那時，讀了所能找到的蔡尚思先生的全部學術著作，也培養了我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特別是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的興趣。我的畢業論文《論辛亥革命時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指導老師即是蔡先生。蔡先生認定章炳麟屬于地主階級反滿派，有濃厚的封建主義傾向。我在較為深入地閱讀了章炳麟及相關的許多著作后，在畢業論文中提出了和導師相異的看法。蔡先生卻不以為忤，仍然推薦我去讀黎澍的史學理論研究生。經數十年的接觸，深深感到蔡尚思有棱有角極富個性的治學任教，為人處世，表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墨學實踐家。平時，人們茶余飯后，常常會興致勃勃地談起蔡尚思的特立獨行，一聯系墨家對于他的深刻影響，便可發現，這些特立獨行背后，貫穿著的正是實實在在的墨家精神：在生活上，他從不吸煙，不飲酒，在家里連茶也不喝，只飲白開水，衣服力求簡便，飲食與全家老幼一樣，沒有任何特殊，這是因為努力實踐著墨子所倡導的節用非樂，經常自愧比不上墨子的艱苦，而不羨慕孔子與儒家所追求的奢華與享受；在工作上，他一貫傾力投入，不懈怠，不取巧，年輕時以墨子“日夜不休”精神苦讀苦思，退休后，老而彌堅，以八九十歲高齡仍擠著公共汽車，從復旦大學趕往數十里外的上海圖書館及該館長樂路藏書處去查閱資料，畢生都以圖書館為自己的最高學府、太上研究院；在勞動上，效法墨子既重腦力勞動，又重體力勞動，能文能武。
舉凡上山下鄉，參加“四清”，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他都一直不落人后。喜爬山，喜走路，長期冷水浴，作水中推拿，練水底氣功；八十多歲健步登山，一概不用人攙扶；待人接物，為人處世上，始終保持平民化風格。他做過滬江大學校長，“文革”以后又作了復旦大學副校長，從副校長崗位上退下來以后仍任復旦大學校長顧問，但他最不會用權，連用信封、信紙都公私分明。他不用公車辦任何私事。人們常說，他最不像官，最不會做官，他也始終稱自己只是一介平民。
生于1905年11月10日的蔡尚思，早就投身進步思想運動，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在思想文化戰線上沖鋒陷陣，縱橫馳騁，還參與發起組織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積極展開反封建階級專政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1953年5月他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為當時上海乃至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中最早入黨的一名共產黨員。墨家鉅子精神與共產黨人的品格，在蔡尚思身上融為一體。“文革”中，他也受到沖擊，但紅衛兵也好，工宣隊也好，軍宣隊也好，畢竟難以給他羅致許多嚇人的罪名，如其他名教授那樣。亦以此，我認為，蔡尚思無愧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亦無愧為一位當代中國墨家鉅子。值此蔡尚思先生百歲華誕之際，謹以此短文為祝。
發布日期：2008-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