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
這個間題，說來話長。現在只講我做學問的主要經過和為什么會把重點放在孔學及中國思想史方面。
從1913到1920年，可以說是我入私塾、死背經書時期。我生在福建的德化縣，這個縣到處是山林而又崎嶇不平，非常閉塞，‘全縣只剩下一個前清舉人，聽說只他有一部《史記》而又秘不示人。我邊在農村做農業勞動，邊入私塾讀書，被拉去在“大成至圣先師孔夫子神位”前行開學禮以后，就是天天死背儒家經書，背得最熟的是《四書》，光背誦而不了解其意義，真感痛苦；一直到了懂得它的內容之后，才覺得幼時死背書的好處，自恨沒有多背些古書。現在無論是自己和別人的有關著作，那怕只差一個字，我一看就知道其非原文。這比之一部分中青年人，我和讀過私塾者都是占了便宜的。內地崇拜孔圣人的空氣非常濃厚，我當然也不可能不是一個尊孔者。
到了二十年代的前半，是我去永春打學問基礎時期。永春是我的鄰縣，我稱它為第二故鄉。那里有一個省立中學，校長是前清舉人鄭翹松，他也是一個有名的詩人。他藏書相當豐富，我就向他借先秦諸子書來讀。這么一來，有得比較，我就逐漸對孔子和諸子一視同仁了。我的知識就擴大到諸子的哲學、《史》、《漢》的史學、唐宋八家的文學等等，特別是用功研究韓文、《史記》、《莊子》，也能背誦其大部分，主要目的在于模仿寫作古文。后來把文稿帶去北京發表，張恨水、梅光羲等都看出我對于韓文研究有一定基礎。
我堅決要離開文化很低的內地到文化很高的北京去深造，遇到的阻力可真不少，有經濟上的阻力，有思想上的阻力，我主要的回答是:我寧愿到北京餓死，也不愿留在家鄉平安地過一生。“人生無處不青山刀、“死到沙場是善終”。
從1925年到1928年，是我獨自遠上北京從師問學時期。我因閩南發生戰事遲到，來不及報考新開辦的清華學校研究院，于是特去拜望王國維，請他指示“應當怎樣研究經學，要從哪些主要著作入手”。他面談和復書都指出段(玉裁)、王(念孫)著作和《史記》、《漢書》等書的重要性。他勉勵我:“年少力富，來日正長，固不可自餒，亦不可以此自限”。這是我到北京第一次得到的前輩鼓舞和深刻教育。我從王老師這人想到許多重大問題:他只有大學問而沒有什么大資格大名氣，可見一個學者在實學而不在什么虛名。他寧做教授，不做院長，足見學術專家的地位和貢獻并不下于行政領導。他的《殷周制度論》、《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等書，令人想見學術專著在精不在多，在質量不在數量。他在政治思想上是清末遺老，在學術成就上幾乎首屈一指。學術與政治并不完全一致，我們固然不好以其政治傾向而否定其學術貢獻，可也千萬不要以其學術貢獻而肯定其政治傾向。他對于古文字學的基礎比同時的學者都好，所以他研究殷周古史的成就也比同時的學者都大。我對于他特長的甲骨文未免望而生畏。同時，我又把關于評論先秦諸子思想的一本稿子請梁啟超指正，他用“更加覃究，當可成一家言”等語來鄭重勉勵我。由于我在中學時代就仰慕他的大名，多讀他的大作，一旦接到他的來書，真是喜出意外，無比感動。從此時起，我更加努力研究先秦諸子思想，也是我決心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正式開始。梁啟超等在教育上真是“循循然善誘人”！
當時的北京學術界，僅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導師，文字學方面有沈兼士等，舊文學方面有馬裕藻、江瀚等，新文學方面有周作人、劉半農等，歷史學方面有朱希祖、陳垣、柯動態等，考古學方面有俄人鋼和太等，藝術方面有葉瀚等，西洋哲學方面有陳大齊等，佛學方面有梅光羲、李詡灼等。陳寅洛也招青年學子跟他考證梵文本某佛經。權威學者群集北京，真是極一時之盛！
我覺得很需要多方面地向他們學習，而又自苦沒有多少工夫去向他們學習。結果只能就歷史學、哲學、佛學等方面去向這些專家質疑問難。生平師長之多，以此時為第一。好得北大研究所和清華研究院不同，它全是自學，沒有年限，用不著上課，因此我非常滿意，主要生活是:一、經常去北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看書。二、訪間各導師，同他們接談學術問題。三、自由地間斷地去聽一些課和學術報告。但因為我很窮，住不起公寓，只好住在宣武門外的永春會館里，從城南到城北，距離很遠，每次跑來跑去，既浪費時間，又疲勞不堪，難免影響了我專心一意的學術研究。
我在北京求學時期，正因為不必上課，就先后考上兩個研究所，以資比較。另一個是孔教大學研究科，校長是康有為的高足陳煥章，聽人家說他既是前清進士，又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我也很想“識荊”與受業；那會料到我考進后，他約我談話，要我第一、精讀董仲舒、何休的著作，認為董、何的看法才是孔子的看法；第二、對孔教要先信后學，不信孔就不能學孔。我一聽見，大起反感，就開始同他辯論，以為:第一、漢代經學分為今文古文兩個學派，經今文學派的許多奇談怪論反而不能代表孔學。第二、我們做學問，應當先學后信。因為先信后學是主觀的，是宗教家的語言；先學后信是客觀的，是科學家的語言。他要我寫出關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書稿，我交上后，他又叫我去談話，說我大方向不對頭。我此時覺得我們彼此已經沒有共同的語言；加以后來的一個冬至節，他在孔教大學內大庭中舉行祭天大禮，小菜一碗一碗地排列到十來桌之長，他獨自一個人頭上戴一個自做的大概是竹片做成的什么古冠，大講“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的經文，丑態百出，令人作嘔！我自有知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遇見哩。從此以后，我再也不去上他的當了。我心中想著:我是來北京求學的，不是來入教的。北京高等學校中，北大和孔教大學，真是處于對立的地位。
1929年，我在告貸度日之后，由蔡元培介紹，開始到上海一個大學教書，又被學店老板高度剝削，過著就業失業無定和半失業的一種生活。最值得我紀念而終身難忘的倒是三十年代去南京國學圖書館讀書和搜集思想史料時期。我利用失業的時間，入住圖書館，每天吃咸菜稀飯，經過館長歷史學家柳治微的特別關照，得以自由搬書閱書查書，有時每天搬到幾十部書，館員也不敢表示厭煩。我只有一些晚上去同柳館長談學術和掌故問題，經常每天自己規定必須看書十六小時以上。其步驟是:一、書目的自備。自己買一部該館印出的《圖書總目》集部五大冊，放在桌上，先熟悉一下，以備隨時在其中作記號。二、借書的范圍。凡詩、詞、歌、曲、賦之類以外的所有歷代文集，一部一部的依次序翻閱下去，遇有重要的資料，就在《圖書總目》上注明某篇某節某行某句，以便將來請人代抄，讓自己趕快多看些書。結果從數萬卷文集中搜集到數百萬字的思想史資料。這種讀書搜集材料法，可以說是礦工開礦式的，也是蜜蜂采蜜式的，它是再好也沒有的一種讀書搜集材料法。
我自從此次住館讀書以后，深信人要有兩個老師，一為活老師，二為死老師即圖書；活老師固然可貴，而死老師的可貴又超過活老師，活老師也是從死老師來的，死老師是“太上老師”，圖書館是“太上研究院”。我過去讀的兩個研究所比之大圖書館，實在有如小巫之見大巫。
我過去對一些國學大師、史學專家過于盲目崇拜，到了此時才發覺他們也未必完全正確，例如章太炎的考據均田井田思想，以為歷史上只有幾個人，我卻查出幾十個人。陳垣的《史諱舉例》一書，我做學生時不敢說一個“不”字，此時就為它補出好多類例來。才真體會到古人所謂“學然后知不足”，“學無止境”。北大研究所的研究生，期限是由自己規定的，期滿可由自己延長。我自認一輩子都是研究生，永久不會畢業，自己到死也不會滿足自己的求知欲。我當時還不到三十歲，所可惜的是，此后再也沒有此種機會了！我至今還羨慕此種生活哩。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曾同郭沫若、杜國庫等發起全國學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在地下黨領導下，同張志讓等發起“上海大教聯”，并成立一個文化研究所。我在各報章雜志上發表文章之多，此后沒有超過這二、蘭年的。當時的某大學和國民政府教育部都以孔夫子自居，而痛斥我為少正卯:“言偽而辯，悖逆反動”。我對文化界的尊孔派，也寫出不少文章，予以揭露。
解放以來的三十年，對我來說似乎可以說是理論與實踐有所提高、學術文化上有所突破時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遭遇“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專政，精神上的痛苦和學術文化上的損失，比起北洋軍閥、國民黨、漢奸日帝任何統治時期都來得慘。我心血所聚的積稿，尤其是《中國思想史通論》一稿七十多萬字，至今下落不明，最使我傷心！
也算得是“壞事變成好事”吧，“四人幫”把我從歷史學系調到哲學系，不許我搞教學和科研，我就利用空閑時間鉆研和溫習佛學，發現佛教的三綱思想比儒法二家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佛教各宗的觀點，原來也是大同小異、萬變不離其宗的。
我從考進北大研究所到現在，一直在企圖總結孔子思想體系。直到六十年代，才大反自己過去幾十年的一個根本看法，而深信不疑地肯定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禮而不是仁。
一九七九年十月寫于復旦大學
發布日期：2008-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