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國
若選當今中國古書的博學之人，首推何人？有人說唯“北錢南蔡”而已。“北錢”即北京之錢鐘書先生，“南蔡”便是上海的蔡尚思先生。
早在1936年，其時蔡尚思不過31歲，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便撰文稱蔡尚思博學得“讀別集至三千種，并其他著述垂四萬卷，自三代載籍，先秦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來我國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訛誤而匡訂之，取其罅隙而補苴之，取其蘊蓄而啟發之，取其束縛而解放之，取其蝥蠹而掊擊以殲覆之。”進而盛贊蔡尚思：“益信君于學蓋無所不窺，故能語無泛沒，悉有分寸，汰其成見，避厥籠統，既町畦廣辟，亦丁豆弗辭，確乎苦心孤詣，戛然獨造。”（《中國思想研究法》序）爾來62年過去，如今蔡尚思先生已然93歲高齡，依然常去上海圖書館整日讀書。所讀中國古書不知又多達幾何，無怪乎人們欲知中國書必讀之目，多請蔡公開單，流傳全國的“中國書必讀四十種”，就是蔡公八十年代初應出版部門開具的，至今不見人另有新單。蔡尚思先生系列力著《中國思想研究法》、《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中國文化史要論》、《孔子思想體系》、《王船山思想體系》、《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論》、《中國禮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論》等，便是飽讀、遍讀、屢讀中國古書的結晶。作為中國當代思想史家、文化史家，蔡尚思先生的思想也許并非至今先進、正確，但是，作為中國古書論文集的閱讀狀元，恐怕爭議不多。
蔡尚思先生能有如此博古，除了他有百歲之壽福，一個重要奧妙就是他有獨特的求師之道。
1997年歲末，我在當面向蔡尚思先生請益了十來天之后，似乎大體窺見了他的幽幽師道。
“韓文”是啟蒙師
1905年11月10日子夜，蔡尚思生于福建泉州德化縣潯中鄉詩敦村一個農家。因為父親曾為私塾教師，蔡尚思七歲便開始讀五經，爾后上縣立小學、上縣立中學、上省立十二中學。
在省立十二中，蔡尚思遇到使他豁然頓悟的一個人：韓愈。韓愈早死千年，他何曾相遇？從《韓昌黎全集》中相遇。其時校長名鄭翹松，是個前清舉人，既會做詩，又是一個藏書家。蔡尚思便經常向他借書。這位抽鴉片的舉人校長，不以蔡尚思又窮又小而小視，倒是熱情慷慨地指點蔡尚思，要想文章好，天天讀韓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之文。蔡尚思在校長家里果然讀得韓文上癮，終于省吃儉用擠出一點錢，向上海文瑞樓書局郵購了一部有500家注釋的《韓昌黎全集》，日讀夜誦，春習冬練，終于把個韓文讀得滾瓜爛熟，且自讀自批注，師友皆稱其“文有韓風”。
不過，讀韓文最大的收獲，是蔡尚思突然明白了：小水出小魚，大水出大魚。要求大學問，成大學者，必須到大學者云集的北京去！
不管父親逼婚，不管家貧如洗，1925年，蔡尚思只身到北京求學了！
勇拜王國維、梁啟超為師
1925年，蔡尚思到北京，本想投考清華國學院，只因路途遇匪仗，耽誤了考期，只好一面去北大自由聽課，一面考入孔教大學研究科。最后再考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哲學組。在北京三年，蔡尚思的主要功夫用在向校外的王國維、梁啟超等大師拜師求教。
秋日的一天，蔡尚思從城里騎著一頭毛驢來到清華園，想拜梁啟超為師。有人讓他先去找國學研究院辦公室主任吳宓。吳宓待人很客氣，說，梁先生還沒有到校來。王國維先生也是大學問家，可以先拜王先生為師。雖然在家鄉時，蔡尚思只知梁啟超，但進了北京，也就知道王國維先生的甲骨學、《人間詞話》也不得了。吳宓見蔡尚思有些膽怯，便笑道，不用怕，我帶你去。吳宓中等個，一襲長褂，既斯文，又漂亮。帶著蔡尚思走出辦公室不遠，就到了王國維家里。王國維留著辮子，戴著瓜皮帽，講著浙江話，讓座，倒茶，客氣得很。蔡尚思便大著膽子說：“不能在學校里上王先生的課，我很遺憾。但我想學一點東西，成為一個優秀的人，我還是要拜您做老師。”王國維謙虛了一番，便說，爾若要來問什么東西，吾一定盡力。終于答應收蔡尚思為弟子。
回城后，蔡尚思便給王國維先生寫信。那信一派“韓風”：“久聞斗山，時深景仰，雖未受業門下，每讀所著書，輒想見其為人。竊觀當今之為士者，非隨波逐流，則逃入絕世；否則，喜新好奇，竟尚歐化，至于國粹，毫無顧及，以致先哲之書，束閣不講，而有志之士，欲得一良師，以成其果，迄不可得。幸天不欲絕我中國之教育，獨生三數熱心興學之善士，為國家社會之導師，使學子得以完善其學業。而免向隅之嘆。噫，何其幸也！……”
王國維回信，問想學什么。蔡尚思回說，想學王先生的治經。王國維便指點：爾若研究經學，高郵二王最好，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治經學最精彩，其音韻訓詁著作《經傳釋詞》，《經義述聞》、《廣雅疏之正》、《古韻譜》最具真才。或者你研究《史記》、《漢書》也好。王國維最后勉勵道：“爾年少力富，來日方長，固不可自餒，亦不可自限。”蔡尚思學問從此進入一個新天地。
到了十一月，蔡尚思又到清華園。這時梁啟超已來校了，到處演講，忙得不得了。而王國維依舊在坐他的“冷板凳”，且以坐冷板凳為專長。蔡尚思徘徊好久，沒敢直見，便回到京城永春會館給梁任公寫信，信的大體還是如給王國維的信那樣，一派韓文之風，另附一稿論孔、老、墨的《自家思想》。信發出后，蔡尚思又后悔了，心想，梁啟超比王國維名聲更大，可以做王國維學生，卻不一定可做梁任公弟子，如弄得梁先生當笑話講，可就糟了。不料，兩天后，梁任公回信了，云：“大稿留讀，具見真思，更加覃究，當可成一家之言。”這四句話讓蔡尚思雄心頓起，立志主攻中國思想史，學墨子的“先述后做”，成一家之言。
拜了王、梁為師后，蔡尚思進入了“拜師熱”，又拜北師大名學者陳垣為師，又到天津拜梅光羲為師，又拜蔡元培、柳詒征為師……蔡尚思1993年在《蔡尚思自傳》（巴蜀書社1993年版）總結道：“王國維教我治經學與勉勵我不自餒、自限；梁啟超鼓勵我成一家之言研究思想史，陳垣教我言必有據，戒用浮詞；梅光羲最鼓勵我治佛學；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上做出最好榜樣與常介紹我教大學；柳詒征給我多讀書多搜集資料的機會與經常為我講近代掌故，這個長輩給我的教益，超過了我的所有老師，是我學術上的最大恩人。”（P15）而今，蔡尚思復旦宿舍客廳里，便高掛一幅由顧廷龍書寫的條幅，上書王國維、梁啟超、柳詒征、顧頡剛四人對蔡尚思的勉勵之詞。
思想來自“非老師”
蔡尚思近來自述：“與其夸稱我為‘思想史家’、‘哲學史家’，倒不如夸稱我為‘思想家’、‘哲學家’。”他認為自己的真實身份是思想家。
那么，他融貫在其著作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蔡尚思自傳》中說，“唯民思想”是他思想與哲學的核心。他甘當一個唯民思想家。
“唯民思想即為民思想———唯有人民是至高無上的。我的唯民思想，主要有四點，第一，一切鬼神都是人造出來的，所以最靈的是人而不是鬼神。以此而論，人民才是真正而又必須尊重的上帝、天神。第二，在人當中，一切‘圣人’與‘皇上’（或相當于皇上者）都是必須以人民為前提的，沒有人民也就不會有‘圣人’與‘皇上’，人民實是圣人的太上圣人，‘皇上’有太上皇上。第三，在人民當中，活人民是重于死圣人的，所以古來一直說民生而不說民死，說生民不說死民。”
蔡尚思這些思想顯然是反尊孔反尊儒的，從何而來？他說：“我的老師和一部分友好，多多少少都是尊孔的，尤其是陳煥章的極端尊孔復古，已經成為反面教員，但對于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我，也有好處，如果沒有他的主張對孔子必須‘先信后學’，就不會引起我主張對一切都要‘先學后信’的反駁。即若王國維、梁啟超、陳垣等，我跟他們學習的只是學問，而不是思想。我要學習的思想倒在非老師中”。（《蔡尚思自傳》P16）
蔡尚思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獨特的求師之道：學問從老師中來，而思想則要從非老師來。
哪些人是他的非老師呢？第一個是他的母親郭有，一個一字不識的農家女人，一個常被丈夫毒打，生兒育女十多胎，41歲就因小產而死的苦難女人。
蔡尚思說：“我為什么會有此種思想（唯民思想）？這是在我十多歲時，母親郭有就教導我，千言萬語都沒有‘為老百姓而讀書’，‘為老百姓打不平而讀書’這兩句話重要，只要不曾忘記這兩句話，就算得一個不忘本的好人了。你一輩子無論想什么，都應該圍繞這點。我一直以這兩句話為母親對我最重要的教導，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許多儒家經書。”
第二個非老師可以算是墨子。
蔡尚思認為，“在封建社會中敢于為百姓鳴不平的，多是墨家，而很少是儒家、法家。在中國古代思想家中，優點最多的是墨家。反對宗法，反對宿命，反對述而不作，反對知而不行，在整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只有墨家最持這種觀點。我敢肯定墨子是中國乃至世界古代思想史上最有價值，而比較接近今后社會時代的一個大哲。我所搜集的墨家史料，也有可能是超過了前人的。”（P118）
蔡尚思什么時候開始以墨子思想為師呢？大約起于1925年在北京求學，寫《自家思想》評說孔老墨三家之時。
第三個非老師要算是“唯物論”。
1931年至1934年，蔡尚思經蔡元培介紹，到武昌華中大學教中國通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墨子研究等。這一時期他經常秘密在漢口采購馬克思主義新理論書刊，通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費爾巴哈論綱》、《德意志意識形態》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等。在當時的時代潮流下，這一讀就讀到了思想方法，從此蔡尚思的一切著作，其方法只有一個，皆是“唯物辯證法”，六十年來始終不變。這使他的著述在五十年代之前，是新潮先鋒，在六、七十年代成為護身符，而八十年代后，則使一些現代學人覺得單薄、偏頗、守舊，以致暮年著述總走不出二千來冊的發行圈子。
第四個非老師當是圖書館。
自從1924年在鄭翹松家的藏書室愛上了韓文后，蔡尚思就開始意識到死老師（圖書）勝過活老師，每到一地，必以泡圖書館為樂。1925年到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是其整天常待之地。1931年到武漢，又以湖北省立圖書館和漢口藏書家徐恕家為業余讀書處。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更是入住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住讀了整整一年，白天在書庫讀書，晚上向柳詒征館長請益，遍讀中國古代集部史書，從此奠定了治中國思想史、哲學史、文化史、歷史的深厚基礎。1935年9月至1941年到滬上后，又在顧廷龍主持的滬江大學圖書館、合眾圖書館常年借讀，從此年年不離圖書館，以圖書館為“太上研究院”，為終生最高學府。1990年，為了編著《周易思想要論》，蔡尚思仍以85歲高齡每天擠公共汽車去上海圖書館，早出晚歸，堅持數月。在中國，這樣勤于請圖書館當老師者，恐怕也是無人出其右了。
來源：《中華讀書報》2004年5月2日
發布日期：2008-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