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禹
（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歷史系專門史研究生）
指導教師：薄音湖 教授
明朝嘉靖年間，中國北方長城一帶戰事不斷，蒙古不斷南犯。明朝守邊軍隊與北元—蒙古[1]打了四十余年的仗，幾乎年年都發生或大或小的戰役。眾所周知，蒙古族杰出的首領俺答汗活躍于明嘉靖年間的北方草原上，因為蒙古內部的諸多因素，促使他向明朝提出了貢市的要求，然在幾十年的求貢中卻屢遭拒絕，于是他一怒轉而向明邊境發起了連年的戰爭。既然明廷斷然拒絕和平求貢，就應積極有效的消除蒙古部的侵擾，為什么反而卻飽受了幾十年的戰爭之苦呢？究竟在戰爭中存在著哪些因素造成了幾十年的烽火不息，而最終結果又是達成了明蒙長久的和平貢市？
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前人已多有論述。有的文章[2]是從明朝對蒙古所采取的政策角度入手來探討戰爭原因的，總體認為，在嘉靖年間，由于明世宗有著很深的民族偏見，貶斥夷狄，推行了極其不明智的“絕貢”政策，又加之明中后期國力衰微，朝政腐敗，大臣們互相傾軋，而對蒙政策的變動與否反而成了大臣爭權奪利的手段。總之，由于對蒙政策的搖擺不定造成了明蒙關系緊張，俺答汗的求貢愿望遲遲不能實現，因而引發了連年的戰爭。內蒙古師范大學的曹永年先生的《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中對這段時期的明蒙關系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還有的文章是這幾篇文章都是評價俺答汗的歷史作用的[3]，其中也捎帶著論及了當時發生戰爭的原因以及影響，但他們都把經濟原因作為最主要最根本的因素考慮，并沒有進行全面的論述。
眾所周知，嘉靖年間的戰爭和俺答汗的求貢活動是息息相關的，對于俺答汗的求貢活動，前人也有專門的論述[4]。
明蒙嘉靖年間的戰爭的確是個很值得認真分析的歷史事件。筆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再次對這段歷史進行一下梳理，通過分析戰爭雙方內部的政治、經濟、對外政策等因素，以及雙方在戰爭中的表現來揭示發生戰爭的原因，通過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
一、戰爭回顧
據《明史》記載，“嘉靖二年（1523年），小王子犯沙河堡，……三月乙巳，俺答寇大同。”[5]這是嘉靖年間關于俺答汗發動侵擾明邊境戰爭的最早記載，從此就拉開了漫長的戰爭序幕。由于明蒙之間發生的戰爭大大小小，錯綜復雜，欲探究戰爭的原因，首先應對嘉靖年間的戰爭有一個清晰的了解。但是明蒙邊界沿長城一線綿延幾千里，各處戰爭不能一一細述，本文僅選取今山西、陜西地區的戰事，通過對相關基本史料（《明史》、《萬歷武功錄》、《明史紀事本末》等）的爬梳整理、對比考證，作一簡表。
表1.1 嘉靖年間明蒙戰爭一覽表（以俺答汗所部為中心）
時間 |
戰事概況 |
資料來源 |
嘉靖二年 |
三月乙巳，俺答寇大同。 |
《明史》卷一十七《世宗本紀一》 |
嘉靖八年 |
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塞。總督王瓊率兵御卻之。 |
《河套志》卷一《河套建制沿革考》 |
嘉靖十三年 |
七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復擁眾十萬，從延綏、定邊、乾溝，入鐵柱泉，謀欲犯固原，不得入青沙峴，遂深入安會金三縣。大帥劉文擊破之，斬首五十級，已擊其歸路，又破之，斬首五十七級。 |
《萬里武功錄》卷七《中三邊?俺答列傳?上》 |
嘉靖十八年 |
俺答、阿不孩往豐州迤南……（明軍）斬首捕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凡六十七騎，明甲三、鐵甲一，夷器達箭五百一十有奇。八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剌不臺吉及小王子……騎千余，從陽和二邊入。漢兵追至十里關，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二匹。 |
《萬里武功錄》卷七《中三邊?俺答列傳?上》 |
嘉靖十九年 |
俺答……分道入寇，越大同，度雁門，入寧武、嵐靜等處，殺人畜萬計。 |
《土默特旗志》卷一下《大清一統志載建制沿革考》 |
嘉靖二十年 |
八月，俺答、阿不孩、吉囊分道入寇，總兵官趙卿帥京營兵，都御史翟鵬理軍務，御之。九月辛亥，俺答犯山西，入石州。 |
《明史》卷一十七《世宗本紀一》 |
嘉靖二十一年 |
六月辛卯，俺答寇朔州。壬寅，入雁門關。丁未，犯太原。秋七月己未，俺答寇潞安，掠沁、汾、襄垣、長子，參將張世忠戰死。 |
《明史》卷一十七《世宗本紀一》 |
嘉靖二十二年 |
是春，俺答屢入塞。秋八月，犯延綏，總兵官吳瑛等擊敗之。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二十三年 |
是秋（俺答）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御之，虜退。……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荊關…… |
《皇明北虜考》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貢》 |
嘉靖二十四年 |
八月, 庚戌，俺答犯松子嶺，殺守備張文瀚。是月，犯大同，參將張鳳、指揮劉欽等戰死。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二十五年 |
六月甲辰，犯宣府，千戶汪洪戰死。秋七月, 是月，俺答犯延安、慶陽。九月，俺答犯寧夏。冬十月丁亥，犯清平堡，游擊高極戰死。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二十六年 |
正月，套虜薅臺吉領眾犯涼州，副總兵蕭漢領兵御之，游擊王勛援兵不至，陣亡官軍三十三員名，射走死官馬五十三匹。 |
《邊政考》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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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七年 |
八月丁巳，俺答犯大同，指揮顧相等戰死，周尚文追敗之于次野口。九月壬午，犯宣府，深入永寧、懷來、隆慶，守備魯承恩等戰死。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二十八年 |
二月, 壬子，俺答犯宣府，指揮董暘等敗沒，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乙卯，周尚文敗俺答于曹家莊。丙辰，宣府總兵官趙國忠又敗之于大滹沱。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二十九年 |
六月丁巳，俺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丁丑，俺答大舉入寇，攻古北口，薊鎮兵潰。戊寅，掠通州，駐白河，分掠畿甸州縣，京師戒嚴。壬午，薄都城。……甲申，寇退。 [6]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三十年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
嘉靖三十一年 |
正月壬辰，俺答犯大同。甲午，入弘賜堡。辛酉，俺答犯懷仁川，指揮僉事王恭戰死。四月丙寅，把都兒、辛愛犯新興堡，指揮王相等戰死。……八月，己卯，俺答犯大同，分掠朔、應、山陰、馬邑。九月乙酉，犯山西三關。壬辰，犯寧夏。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貢》 |
嘉靖三十二年 |
二月，俺答犯宣府，參將史略戰死。甲辰，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郭都戰死。秋七月戊午，俺答大舉入寇，犯靈丘、廣昌。己巳，俺答犯浮圖峪，游擊陳鳳、硃玉御之。九月丙午，俺答犯廣武，巡撫都御史趙時春敗績，總兵官李淶、參將馮恩等力戰死。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三十三年 |
六月癸酉，俺答犯大同，總兵官岳懋戰死。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三十四年 |
夏四月戊子，俺答犯宣府，參將李光啟被執，不屈死。九月，丙午，俺答犯大同、宣府。戊午，犯懷來，京師戒嚴。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三十五年 |
辛丑，俺答犯宣府，殺游擊張纮。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三十六年 |
春二月，俺答犯大同。三月壬午，把都兒寇遷安，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九月，俺答子辛愛寇應、朔，毀七十余堡[8]。冬十一月丁丑，辛愛圍右衛城。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貢》 |
嘉靖三十七年 |
虜（俺答）圍大同右衛。 |
《三云籌俎考》卷一《安攘考》 |
嘉靖三十八年 |
六月乙巳，辛愛犯大同。秋八月，是月，俺答犯土木，游擊董國忠等戰死。九月，犯宣府。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三十九年 |
春正月丙戌，俺答犯宣府。庚午，劉漢襲俺答于豐州，破之。九月己巳，俺答犯朔州、廣武。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四十年 |
秋七月，庚戌，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馬芳御卻之。九月庚子，犯居庸關，參將胡鎮御卻之。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四十二年 |
春正月戊申，俺答犯宣府，南掠隆慶。……冬十月丁卯，辛愛、把都兒破墻子嶺入寇，京師戒嚴……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四十三年 |
冬十二月，俺答犯山西，游擊梁平、守備祁謀戰死。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四十四年 |
四月，俺答犯肅州，總兵官劉承業御卻之。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四十五年 |
四月，俺答犯遼東。七月，俺答犯萬全右衛。十月，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癸酉，犯偏頭關。閏月甲辰，犯大同。參將崔世榮力戰死。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6]即史稱庚戌之變
[7]因貢市上起了沖突所致
[8]《三云籌俎考》卷一《安攘考》中說：“虜入雁門塞二十萬，破應州四十余堡”。
?? ?這些都是載于正史以及一些基本史料中的較有影響的戰爭。由此可以看出，在嘉靖年間以俺答汗為首的蒙古部對明邊境的戰爭的確非常頻繁。大略以嘉靖二十年（1541年）為界，寇邊的次數之前較后來為少，這是因為在1541年以前，俺答汗對兀良哈部進行了五次征討[9]，解除了兀良哈部對漠南蒙古的威脅。同時，還對衛郭特和撒拉衛郭爾進行了前三次征討[10]，從而擴大了他的勢力。這樣由于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遠征，自然對明朝的寇邊活動就相應的少了，但是嘉靖三十、四十年間，寇邊卻異常頻繁，這有著深刻復雜的原因。俺答汗生于1508年[11]，他最早的政治活動如上表所列，是在嘉靖二年（1523年）三月入侵大同，當時的他年僅十五歲，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之兄吉囊去世，之前的軍事活動幾乎都由兩人共同出兵，之后，俺答汗大權獨攬，勢力漸增，除了自己經常出兵以外，他的兒子、部下也領兵作戰，侵擾明邊境。
二、求貢路漫漫
由于在明弘治年間達延汗與明朝關系緊張，在永樂年間建立的貢市制度全面廢除。這使得蒙古部首領們只有不斷南下搶掠，才能滿足本部的生活之需，偶爾還得不償失，又沒有太大的收獲，最好的辦法還是恢復貢市貿易。俺答汗是嘉靖年間較早向明朝政府提出“求貢”的蒙古首領。通過搜尋相關史料，現將俺答汗在嘉靖年間的“求貢”活動列一個表，如下：
表2.1? 嘉靖年間俺答求貢活動一覽表
時間 |
經 過 |
資料來源 |
嘉靖十年 |
《萬里武功錄》卷七《中三邊·俺答列傳·上》 |
|
嘉靖十三年 |
四月，俺答挾眾欲入貢。 |
《萬里武功錄》卷七《中三邊·俺答列傳·上》 |
嘉靖二十年 |
秋七月丁酉，俺答阿不孩遣使款塞求貢，詔卻之。 |
《明史》卷一十七《世宗本紀一》 |
嘉靖二十一 |
閏五月戊辰，俺答、阿不孩遣使款大同塞，巡撫都御史龍大有誘殺之。 |
《明史》卷一十七《世宗本紀一》 |
嘉靖二十五年 |
夏五月戊辰，俺答款大同塞，邊將殺其使。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二十六年 |
夏四月, 己酉，俺答求貢，拒之。 |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紀二》 |
嘉靖二十八年 |
四月北虜……以前二十五年使者保兒賽入求貢，被殺。 |
《三云籌俎考》卷一《安攘考》 |
嘉靖三十一年 |
虜數傳言求開市如初……復遣丫頭智求市。 |
《萬里武功錄》卷七《中三邊·俺答列傳·上》 |
以上這些僅是史籍中記載詳細的幾次較重要的求貢活動，另外，通過明朝邊臣之口記載的還有很多。例如，在1541年至1547年的六年間，根據宣大總督翁萬達說，“不下數十余次”。[13]
據上表，嘉靖二十年俺答汗遣使求開市，不僅為明將所拒絕，而且還懸賞征購他的首級。這使得俺答與其兄吉囊聯手進攻山西（如前表所示）。在這場戰爭中,明軍反而“堅壁不出。裨帥周宇，御虜太原北,死之。邊兵物故者什六七。”[14]而俺答汗諸部“遂逾省而南，殺掠萬計。……吉囊方輦重出，俺答復入，越太原至石州，殺略益慘，浸淫平定、壽陽間矣。”[15]第二年，又遣使求貢，使者卻被明官軍殺死，這大大激怒了俺答汗。遂又導致蒙古軍進攻山西之戰。結果導致了“入寇，……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男女三十余萬，牛羊豕畜二百萬，衣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踏田禾數十萬頃。”[16]可見，明朝的君臣為他們的不明智的決定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自此直至1550年的“庚戌之變”，俺答汗率領諸部的求貢皆被明廷拒絕，每次求貢被拒，隨之而來的都是蒙古騎兵南下侵擾、搶掠，俺答汗希圖用這種極端的方法來迫使明廷答應互市貿易。一直到發生幾乎顛覆明政權的“庚戌之變”，明廷在驚魂未定之際終于同意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詔開馬市”，旋即由于“虜中富者以馬易 ，貧者止有牛羊，請易米麥。……虜之富者十二三，貧者十八九。不一通融，貧必為饑寒所迫，沖決約束，有妨大計。”[17]（兵部尚書史道言）于是，1551年九月，世宗終于下詔“罷各邊馬市”[18]，并下令“復言開馬市者斬。”[19]自此完全關閉了求貢的大門，俺答汗遂不得不率領蒙古諸部向明邊境展開了更為猛烈的進攻與搶掠。據上表所統計整理，俺答汗及其諸部，包括辛愛黃臺吉、打來孫、把都兒、吉能等首領，幾乎每年都有好幾次寇邊活動，頻頻入侵陜西、山西、河北、甘肅等省邊關，宣府和大同是遭受侵擾最多，破壞也最嚴重的地方。蒙古寇邊軍常常攻陷村落，焚毀廬舍，“逢漢男子，老與壯者輒殺之，少者與婦女皆攜去為奴婢，絕不貴重。”[20]而明蒙邊境也成了明朝將士陣亡極多的地方。明朝政府往邊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極大的增加了明朝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且還導致邊政嚴重腐敗，平白無故的增加了人民的負擔。這里有一份關于陜西四鎮從嘉靖十年到二十年的軍旅、物資統計表，可窺見一斑：
表2.2?陜西四鎮軍旅、物資統計表
項目 |
舊軍隊數目 |
今存軍隊 |
舊馬匹數量 |
今存 |
歲用銀兩 |
浮費 |
延綏鎮 |
六萬六千余名 |
五萬余名 |
二萬九千余匹 |
一萬三千余匹 |
五十六萬有奇 |
一十四萬 |
寧夏鎮 |
四萬四千余名 |
三萬八千余名 |
二萬四千余匹 |
一萬二千余匹 |
四十一萬有奇 |
不下十萬 |
甘肅鎮 |
四萬五千余名 |
三萬五千余名 |
三萬七千余匹 |
一萬八千余匹 |
四十一萬有奇 |
一十六萬 |
固原鎮 |
七萬九千余名 |
一萬一千余名 |
三萬五千余匹 |
八千余匹 |
三十四萬有奇 |
一十六萬 |
注：此表據[明]余繼登 輯《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
據表可知，邊境的耗費真的很大，損失也頗多，致使明朝的國力也隨之下降。而這些都是拒絕通貢，一意孤行的戰爭政策所導致的惡果。
連年的戰爭狀態一直持續到了隆慶四年（1570年），發生了俺答汗的孫子把漢那吉降明事件，明朝以把漢那吉為人質與俺答汗進行了談判，最后雙方達成協議：蒙古停止對明的幾十年的侵擾，并用白蓮教叛亂分子趙全等為人質換回了把漢那吉，明朝同意在邊境開市與蒙進行貿易。自此，數十年的戰爭陰云，終于煙消云散了。
[1]詳見薄音湖：《北元與明代蒙古》，《內蒙古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文章認為，用“北元”稱呼1368年—1635年的蒙古不恰當，應該用“明代蒙古”較為合適。
[2]胡凡《論明世宗對蒙“絕貢”政策與嘉靖年間的農牧文化沖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12月第4期；唐玉萍《明朝對蒙政策述論》，《昭務達蒙族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劉祥學《明嘉靖年間的政局變動對民族政策的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2年第一期。
[3]唐玉萍《俺答汗在明代蒙漢關系中的作用》，《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6期；李美玲《試述阿勒壇汗對中華文明的貢獻》，《陰山學刊》2002年12月第6期；敖登《關于阿勒坦汗歷史作用評價的問題》（《蒙古史文集》<1992年>）。
[4]薄音湖、洪俊：《論俺答求貢》；《蒙古史論文選集》第二集，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年編印。
白翠琴：《明代大同馬市與蒙漢關系芻議》；《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1年），中國蒙古史學會編。
[5][清]張廷玉 《明史》卷十七《世宗紀》，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
[6]即史稱庚戌之變
[7]因貢市上起了沖突所致
[8]《三云籌俎考》卷一《安攘考》中說：“虜入雁門塞二十萬，破應州四十余堡”。
[9] 詳見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實》，《蒙古史論文選集》第二集，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年編印。第六次征討是在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
[10]詳見薄音湖：《俺答汗征衛郭特和撒拉衛郭爾史實》，《蒙古史論文選集》第二集，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年編印。第四次是在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
[11]參見楊紹猷《俺答汗等生卒年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2期，文章認為俺答汗生卒年為1508年——1582年，實足年為74歲。
[12]此處應是小王子求貢。
[13]詳見《明代滿蒙史料·明實錄抄》，蒙古篇，第六冊。
[14][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七《中三邊·俺答列傳·上》，中華書局1962年影印本
[15]《萬歷武功錄》卷七《中三邊·俺答列傳·上》
[16][明]王士琦《三云籌俎考》卷一《安攘考》，據明萬歷刻本影印
[17]同上
[18]《明史》卷十八《世宗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
[19]《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傳》
[20][明]岷峨山人《譯語》，《紀錄匯編》本，轉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三、烽火連起究為何
仔細回顧一下明蒙幾十年的戰爭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以俺答汗為首的蒙古諸部為什么如此不辭勞苦的發動連年的戰爭呢？
（一）蒙古方面
首先，根本原因在于蒙古內部的社會經濟特點。自從元朝政權退回北方草原中，逐漸又回復到了游牧經濟生活方式。游牧經濟是單一的經濟模式，社會物質資料極度匱乏，其經濟受制于天時，偶爾的暴寒便使畜牧業遭滅頂之災。自古以來,北方草原畜牧經濟便與中原農業經濟有著天然的互補的聯系。單一的、粗放的游牧經濟本身有其與生俱來的缺陷，它必須與農業民族進行交換 ,即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以中原地區為市場 ,銷售其畜牧業產品及狩獵所得的獸皮等 ,從中原換回其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種農產品、手工業產品及其他生活用品。美國學者亨利·塞瑞斯(Henry·Serruy)認為，明蒙之間的戰爭主要是經濟原因所致，只要明蒙之間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經濟貿易關系，就可以避免蒙古大規模的入侵和搶掠，……而明朝卻常常給這種經濟交往賦予政治意義——蒙古部落只有表示臣屬或有某種程度的依附關系時才被獲準入貢。上文提過，蒙古部“富者十二三，貧者十八九”，人民生活貧困，日用品缺乏，廣大蒙古牧民“爨無釜 ,衣無帛”[21] 。明岷峨山人的《譯語》對當時明代蒙古族部落的風俗、習性作了詳盡的描述：蒙古部落近年“生齒日繁，又蓋以漢人居半，射獵不足以供之，其勢不得不搶掠也。”[22]俺答汗在其《貢表》中說：“臣等生齒日多，衣服缺少，……各邊不許開市，衣用全無，氈裘不耐夏熱，段布難得。……近年各邊時常調兵出搗，殺虜家口，趕奪馬匹，邊外野草盡燒，冬春人畜難過。”[23]可見，其經濟是多么脆弱！又加“俺答分居開平上都，最貧，愧不如，益盜邊自肥。”[24]“眾用不足”便萌生了“盜邊”之心。
其次，《萬歷武功錄》中提到蒙古民族的民族特性， 他們保持了“喜盜好殺，輕生嗜利”[25]的特性，往往“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急則人習戰功以侵伐，其天性也。”[26]《譯語》中說：“虜輕生、樂斗、心一、力猛、技精、膽大、又好野戰、接戰，皆用彼所長，是以常勝。”[27]俺答汗時代，“居豐州城，……有眾十馀萬，精銳者可三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歲時居云中，上谷迤北，橫行塞外。”[28]有了強悍的軍力，自然會滋生向外擴張侵略之心。
再次，在嘉靖年間，俺答開始經營豐州川地區，但因草原地區人口畢竟稀少，而可供奴役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為開發豐州川的板升，不得不南下擄掠大量漢人作為蒙古貴族的奴婢，去充作勞動力。《明實錄》記載：“初大同妖人丘富者入虜中，教為城堡宮室，布滿豐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擄、亡命之眾。”[29]還有，“虜得漢人，率奴隸之，不則易馬遠夷。”[30]
既然要擄掠漢人，就要發動軍隊去邊境各鎮，明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中記載：“達賊……四散鎖牽漢人，指引掏挖搶殺。”[31]1541年、1542年間的進攻山西之戰中，就“殺擄男女三十余萬。”嘉靖三十年馬市甫開復罷，“虜眾潛襲入，復奪馬略人，褫其衣而去。”[32]第二年，蒙古部繼續“掘燒窯窨，殺略人畜。”嘉靖三十八年三月，“把都兒約俺答八萬騎，從潘家口入寇遵化諸村落，守略萬余人，”這種對人口的大肆掠奪在史籍中比比皆是。不僅如此擄掠大量人口，還免不了打家劫舍，“擄馬牛羊二萬五千余匹，焚室廬亡算。”[33]有明一代，蒙古各部的首領自脫古思貼木兒敗亡以后，已經沒有一個有奪取中原王朝、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了，也先和達延汗也僅僅是以統一蒙古各部，壯大自己的勢力為目標。俺答汗也同樣素無“大志”，他所發動的“庚戌之變”的目的在于以武力迫使明朝允許通貢 ,因而并沒有攻打京城,而只是在京郊外進行一些搶掠。他曾經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說過：“吾終欲請入貢稱外臣，朝請，請甌脫、耕具及犁鏤、種子，因歸耕，以冀旦暮愉快，……請自今外塞稱臣，受漢皇帝賜無窮，我豈復有它腸之可虞！”[34]但是后來，因白蓮教事件而避難來到豐州川地方的白蓮教首趙全、李自馨等人對俺答汗不斷的蠱惑起了很大影響。他們都在農業生產中確有一技之長，為開發豐州川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同時俺答汗等蒙古諸部迷信薩滿，極易受到打著宗教牌子的白蓮教首領們的蠱惑，他們不愿看到明蒙和解，希圖挑起戰爭，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僭稱俺答為皇帝，驅我漢人，修大板升城，創起長朝殿九重。……答畏，弗敢居。”[35]高拱《伏戎紀事》記載，后來俺答曾說：“我本意要進貢來，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廝殺，不得安生。”[36]更有甚者，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時，“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導引虜騎萬余，從左衛黑龍五墩入，破云陽諸堡凡五十余座，殺略一千六百余人，略馬牛羊凡七千八百余頭，”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九月，“全益乘勝帥五千余騎，深入朔州，攻我念高村，殺二百余人，略馬、牛、羊二千三十余頭。”[37]這是白蓮教首領們直接參與明蒙戰爭的例證。可見，當時這些白蓮教首領們的確要對明蒙幾十年的戰爭負一定責任，他們對明蒙戰爭的升級起著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明朝方面
明朝方面，面對蒙古諸部鍥而不舍的求貢，不僅沒有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與之互通往來，反而疑慮重重，固步自封，一次又一次的拒絕。明朝在初期直至嘉靖前,與蒙古各部的朝貢貿易制度一直都良好的運行著,而到了嘉靖年間就中斷了,這是明世宗推行的“絕貢”政策所致。[38]由于最高統治者的錯誤的決斷，導致明蒙關系達到了明代有史以來最糟糕的地步。例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求貢，俺答“已具駱駝、馬牛、白牛、白馬各九頭，色皆純白，及金銀鍋各一口，要請入貢如初。”而明邊關卻殺掉了求貢使者。明廷認為，“迤北入貢，起成祖朝，原有封號、印誥。今奏來番文，既無酋長姓名、年月、求貢字樣，顯是詐偽總督等官，令通事譯審番文及該館官生譯語，有無相同，仍詰虜情馳奏。”[39]于是，由此激怒俺答汗，發生戰爭。更有甚者，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求貢中，遭到拒絕的理由如下：“巡按御史黃如桂言：‘……至今又踵行前訴，豈可輕信？況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夷狄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貴于先圖，法重于申令。豈來力督撫嚴加防御。’上曰：‘逆虜連歲寇邊，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如有執異處以極典。’”[40]明朝的統治者們思想觀念中就極其輕視蒙古民族，“貴華夏，賤夷狄”的思想根深蒂固。另外，嘉靖三十七年的“桃松寨事件”[41]更加劇了明蒙關系的惡化。
（三）、自然因素
最后，還要考慮一下自然因素。據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明清時期，中國的氣候十分寒冷，有“明清小冰期”之稱[42]。其中，15—17世紀是最冷的時候，這對北方游牧民族特別是明代蒙古的生存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一旦氣候變冷……游牧民族勢必南下，爭奪新的生存空間。這已是一個歷史的規律。……這是氣候學泰斗竺可楨推斷并且已被歷史所證明其論斷的準確。”[43]北方草原呈現“時冬寒草枯馬饑”的面貌，使得北方游牧生產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蒙古部便不得不南下搶掠，以圖生存。
綜述以上幾條分析，構成了兵連禍結的主要原因。
（四）、雙方戰爭的表現
總的來說，明蒙交戰，優勢在蒙，主動權在蒙。以俺答為首的蒙古諸部積極進攻，頻頻侵擾；明軍消極抵御，處處被動挨打，即使偶爾主動出擊也是收獲甚微。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分析一下明蒙兩方面的情況以及雙方的戰爭，也就一目了然了。
蒙古部落是游牧民族，他們的組織形式實質上是軍事部落組織，表現在“諸酋首皆騎馬，身自為役，無肩輿張蓋鳴騶控勒之奉。其服食器用，與他虜無大異。惟其習勞茹苦，故能任戰，亦庶幾古名將與士卒同甘苦之意，故其下皆樂為用。”并且“其部伍甚整肅，行則老少輜重居其中，遇敵則以精兵應之。 有所得，輒瓜分， 不相凌奪，故人殊死戰， 以利害同也。”[44]而明朝方面呢？明朝中后期，軍政漸漸松弛，將兵疏于操練，“今之為將者，才賢故多，亦有奴隸部屬，廝養卒伍，甚或浚削脂膏，充溢囊囊，又或目或粉黛，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酪煮其腸胃，故不知戰斗與撫恤為何事，求脫法網已幸，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豈不難哉。或曰虜無等威，不可法，然則古名將不可法耶？”[45]如此從軍隊將領上的對比中就可窺見一斑。
更重要的是在戰爭中的表現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虜復擁眾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答，令別寇宣府、薊鎮，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46]守邊大將軍仇鸞身肩邊關重任，反而貪生怕死，竟私自與俺答相約毋犯，而置國家安危于不顧，后來造成俺答率兵東向攻入京師重地，釀成“庚戌之變”，幾乎顛覆了明朝政權。在這場“庚戌之變”中，仇鸞的軍隊不僅不敢抵抗蒙古入侵軍，還“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反辮發，詐稱虜，劫掠民財。”[47]這種為虎作倀、趁火打劫的行為，不僅極大的幫助了蒙古軍進一步南下入侵，加劇人民的痛苦，威脅明政權的的安危，還更加助長了明軍中的腐敗、違法亂紀的行為。“奸人乘間為亂者益眾，……村落居民多避入城，本兵及諸將又多觀望不戰，且偵侯不遠，所遣人率望塵而返，其于虜眾寡遠近皆不知。”[48]
蒙古軍隊以騎兵為主，來去迅速，機動性強，在戰爭中處于有利地位自不待言，常常“遣輕騎窺隙而起，殺略我軍民，圍困我墩臺，滅絕我烽燧……益縱數百騎，少者或數騎、數十騎，往來……日時不乏絕。”[49]這都是蒙古軍隊能夠長期騷擾明邊境的基本優勢。
明軍雖器械先進，“神槍”、“佛郎機”、“大炮”、“弓箭”一應俱全，在這些裝備上遠勝于蒙古軍隊，但仍不能取勝，為何？
首先，將帥得非其人。如前所述仇鸞，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春，“虜竟深入關中，總督曾銑因上復河套議，為咸寧候仇鸞誣，論死。”[50]官吏內部互相傾軋，如何能夠一致對外？《殊域周咨錄》中分析嘉靖十三年（1534年）蒙古犯花馬池之役，道；“嘗論十三年之役有三失焉：主兵不睦、幾斷不早、進攻太逼也。” “幾斷不早”就是說將領才能不濟，判斷失誤，致使守邊失敗，蒙古軍得以長驅直入。還有，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俺答攻浮圖峪，副總兵周徹遇之，不敢戰。”[51]這導致了“虜夜分兵散掠。”[52]
其次，士兵士氣低落，遇到蒙古兵皆不敢戰，只站立觀望而不前。士兵飽受戰爭之苦，又不堪將帥、邊官的嚴酷剝削和壓榨，在大同曾兩次激起兵變，不少士兵因而逃亡塞外，反而為蒙古部提供邊境情報，并引導其入關侵掠。還有許多生活在邊境的普通百姓，也因不堪忍受明守邊官軍的剝削和壓迫，攜家帶口私自逃亡北地，于是當中就有一些人向蒙古部透漏明軍虛實。《明實錄》中記載兵部上言，“比年北虜為患，俱因擄去邊民及負罪投入者，教以用兵節制，以故所向無前。”[53]還有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胡錠之言：“近年各邊奸民逃入虜中為奸細者，比捕得辯詰蹤跡，又詭詞求脫，莫可窮竟。……我之虛實，虜無不知。”[54]又有《大同平叛志》中記載，大同兵變后逃入虜中的叛兵，曾于嘉靖十三年五月“勾虜入寇”。當時，“諸叛即使人以金幣啖北虜。有形通事者，數盜馬塞外，頗知虜住牧所，率數人往。虜初疑之，既而知戕總兵事實，虜酋打來孫、吉囊、俺答、兀慎等以五萬騎至。官軍堅壁不敢戰，而餉道斷絕。……諸叛欲盡納虜入城，城中人不聽，乃止。”[55]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蒙古部的入侵。
當蒙古軍南下之時，“云中軍顧于虜約：若無我略，我無若虞。”由此導致了“虜嚙指折箭而去，……殺略亡算。”[56]邊軍不愿與蒙古軍連年戰爭，“邊防夙弊不可勝言，其甚者，墩軍多與零賊交易，以斧得袤，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得羔皮（墩軍利其所有，或畏其攻墩，反傳遞消息，入則佯為不知，去后方舉放炮火），近則斂戢，……”[57]這也說明了實現通貢貿易是真正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大好事，連士兵都希望與北方草原牧民和平交往，進行通貢貿易。
邊關官吏貪污賄賂，不思戍守邊疆，“上既玄修西內，急獨在按各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即督撫大臣往往逮詔獄劾治，輕乃謫戍，而閣大臣管國者，頗倚寵納賂，賂滋章。諸邊歲請藏金數百萬，各餉犒，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免罪以故邊愈益壞而虜患益滋。”[58]似這種情況怎么能夠有效的抵御蒙古軍的入侵？這只能使邊境愈加敗壞，白白浪費國家資金，無形之中削弱了國家的實力，為蒙古部入侵造成更大的可乘之機。可見邊政的腐敗與混亂并非全無道理，明廷只有真正放下架子，拋開偏見，同意開市貿易，才有可能肅清邊政積弊，結束戰爭，換來長久的和平。
邊境一帶的經濟因素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綜觀明邊境史料可發現，邊鎮向中央乞撥錢糧作為軍餉和賑災之用的記載比比皆是。明廷向邊境撥發的財、物主要包括太倉銀、太仆寺馬價銀、太仆寺寄養馬匹、淮浙、長蘆等地鹽引，每年各邊鎮還有大量的年例銀，遇有戰事，這些財、物還要大量增撥。茲舉幾例：???? (一)“嘉靖元年三月，戶部言邊鎮有警，輒稱馬草缺乏，請銀召買。”（二）“嘉靖三內九月，上以大同宣府糧儲告乏，命戶部及今兩鎮有年，亟發太倉見銀及太仆寺馬價各十五萬，譴官和汆,分貯鎮城，以備支用。有虛數射利者,按其罪。”[59]
邊境經歷長期戰亂，生產、生活俱遭廢棄，所以時時需要中央調撥人力、財力、物力大力支援，一旦疏忽或不及時，便會難以應付。據《內蒙古歷代自然災害史料》統計，嘉靖年間山西北部一帶共發生比較大的旱災二十一次、水災二次、風災五次、霜災二次、雨雹災七次，蝗災三次，震災七次[60]。這一時期發生這么多的災害，大概也是明清時期的寒冷氣候所致。在這種災害多發之地，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農業廢弛，雖有政府調撥錢糧，也無異于杯水車薪。再加上蒙古部經常南下擄掠，“塞下多畏虜擄略，我廢耕近邊膏腴地土，皆荒蕪不治。”[61]如此薄弱的經濟基礎，是難以支持日費千金的軍事開支的，明軍屢戰屢敗也就無可避免。
明朝從中期開始國勢日衰，邊防日蹙。嘉靖前期，延綏巡撫王綸提出邊防“四弊”、御史屠仲律言“九弊”。[62]有一篇明臣奏折，較全面體現了當時的對蒙政策——《諫止出師大同奏》：“陛下神武，固不厚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眾，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守耳。”（按：作者劉大夏，字時雍，號東山。華容人，管兵部尚書。謚忠宣。）[63]還有，“在我，惟高城深池，積粟養土。外修戰守，內務農田，寬其督責，簡其文法。寇來則拒，去則勿追。實為勝算。至于橫行絕幕，臨瀚海，勒燕然，固不能望于今之諸將。而其搗襲掩取，收小功而貽大隙，遂諸將一時之利，而種邊人他日之害，似亦不可為也。”[64]朝臣普遍認為在不能接受俺答求貢的情況下，面對蒙古軍的侵擾，不宜勞師遠征，而只宜固守。這很好的體現了當時明廷國力衰微，無力組織大軍遠征。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有遠見卓識的大臣，像王鏊在其《上邊議八事》中提出了八條制敵方案，包括定廟算、重主將、嚴法令、恤邊民、廣召募、用間、分兵、出奇等[65]，還有曾銑的《復套條議》，都是很有價值的御虜方案。可惜朝廷中奸臣專權，朝政混亂，根本無人支持，曾銑還落得個被殺的下場。
當然，還應提一下地理形勢上的因素。從北方草原一直到中原農耕區，地勢由高而低，蒙古騎兵一路順勢南下，大同等鎮城“孤懸極邊，與胡虜共處一地，無寸山尺水之隔。”[66]《鴻猷錄》中道：“大同古云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厄塞”[67]。總的形勢是明邊境易攻難守，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優勢在蒙而劣勢在明。
四、結 語
總之，以俺答汗為首的蒙古諸部因為欲求貢不得，又加之內部許多原因，不得已而向明發動了連續幾十年的邊境戰爭，而明方面又因為內部種種問題而對蒙古軍反擊不力，在幾十年的戰爭中處于消極防御的地位，這種狀態在明中后期維持了幾十年，給明蒙邊境帶來巨大的破壞，也極大的削弱了雙方的實力。值得慶幸的是，最終造成了“隆慶和議”，明蒙達成和解，又恢復了以前一直興旺的貢市貿易，此后就再也沒有發生過較大的戰爭沖突。從長遠來說，這幾十年的戰爭換來的是明蒙長期的和平友好交往，極大的有利于蒙漢人民的生活的安定和生產的發展。這在中國北方民族關系史上是罕見的現象，對以后明清時期北方民族與中原王朝關系的演變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而促成這一局面的蒙古部首領俺答汗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名垂青史。
[23]《北狄順義王俺答謝表》，明刊本，玄覽堂叢書，轉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二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6]高拱《伏戎紀事》轉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二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8]參見胡凡《論明世宗對蒙“絕貢”政策與嘉靖年間的農牧文化沖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12月第4期，文章詳細論述了明世宗的“絕貢”政策以及實行這種政策的原因。
[40]? [明]王士琦《三云籌俎考》卷一《安攘考》，據明萬歷刻本影印
[41][明]王士琦《三云籌俎考》卷一《安攘考》：（嘉靖）三十七年，俺答子辛愛第三妾桃松寨與部目收令哥通，辛愛欲殺收令哥，令哥懼，投降與總督楊順。順自詡為奇功，以夷男婦致闕下。辛愛遣騎來索不得，乃攻毀諸墩堡略盡。順懼……巡撫朱笈……乃遣桃松寨、收令哥等還。
[42]藍勇 編著《中國歷史地理學》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八月，第58—60頁
[43]引自琪琪格的《論<內蒙古河套開發史陳列>》，《內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2期
[46][明]高岱《鴻猷錄》卷十六《追戮仇鸞》，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轉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51][明]談遷《國榷》卷五十八，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巳條 古籍出版社1958年
[53]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明代滿蒙史料·明實錄抄》，蒙古篇，第五冊，第552頁
[55][明]尹耕《大同平叛志》，項德楨《明臣寧攘要編》本，轉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59]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明代滿蒙史料·明實錄抄》，蒙古篇，第五冊，第586頁
[60]本書編輯組：《內蒙古歷代自然災害史料》，1982年11月
[62][明]余繼登 輯《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 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四弊”：浮冒積習之弊、征解積習之弊、征調積習之弊、支放積習之弊；“九弊”：諸將御寇……先發后行，克期始動，前軍未起，先聲以聞；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兵無素統，將不預設；法令姑息，紀律不肅；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糧糗不儲，料理不周；士不精選，勇怯無辨。
[64][明]方逢時《與工部謝侍郎論邊事書》，《大隱樓集》，民國十年刻本，崇雅堂叢書
[65]王鏊《上邊議八事》，《明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 中華書局1962年影印本
[66][明]韓邦奇《大同紀事》，項德楨《明臣寧攘要編》本，轉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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