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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低眉”與“金剛怒目”:一位儒家的矛盾心聲
——程千帆《閑堂書簡》讀后

魏邦良

  倘想了解程千帆教授的人生情懷、價值取向,他的一番夫子自道不可不讀。在給朋友周勃的一封信中,程先生說:“我始終是個儒家,也信馬克思主義,但儒家是本體。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切的根本,人活著就得做一點對人類有益處的事。就憑這一點,我在十八年的右派生活中活了下來。老子主張守靜,莊子主張達觀,我不羨慕榮華富貴,也不想和別人計較(雖有時也不免)。我同陶蕓結婚后生活很安靜,根本的一條是知足,我刻了一方圖章叫‘殘年飽飯’。”

  程先生是一位儒家,這一點應該無庸置疑。作為一名飽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恂恂儒者,他的人格修養、治學態度、處世方法無不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  

  “菩薩低眉”:“退一步想,則心自安。”

  “人活著就得做一點對人類有益處的事。”1957年,程先生響應幫助黨整風的號召,一夜之間被打成武漢地區的“大右派”,從此,這個善良正直的知識分子失去了教書的權利,被發配到某偏遠農場放牛牧羊,突然而至的厄運,并沒有讓程先生屈服,也沒能讓他放棄學術上的追求。當時的沙洋農場有一個圖書室,里面沒有多少書,但倒有一套中華標點本的晉隋八史。程先生如獲至寶,他白天勞動、挨斗,晚上就細細地閱讀這套書,從而為自己在日后重創學術輝煌作了切實的準備。

  程先生在逆境中發憤苦讀,讓我們想起《論語》中的那句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事實上,程先生身處逆境、不言放棄的背后蘊涵著的正是一種孔子所說的“歲寒知松柏之后凋”的不屈不撓、堅持到底的韌性精神。而正是憑這種精神,程先生才得以“在十八年的右派生活中活了下來”;正是憑這種精神,程先生在年逾六旬、重新復出后,以驚人的毅力,夜以繼日、發憤著述,留下惶惶十六卷本《程千帆文集》,給后人留下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程先生65歲復出,一直到77歲才從博導的位置上退了下來。即使退休后,程先生仍主動請纓,繼續擔任幾位留校弟子的義務導師,并指導弟子合作著書,他在給南大中文系領導的一封信中說:“退休后,我想做幾件有利于學校發展的事。第一件,我要對已經畢業留校工作的五位博士繼續指導3-5年。我愿意在退休后將平生所學,繼續傳授給他們。我想這對保持和發展中國古代文學這一重點學科將有所幫助。……。”即使在去世的前兩年,程先生仍擔任《中華大典》中的《文學典》的主編工作。

  如此誨人不倦,如此勤勉著述,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使人不由得想起孔子所說的那句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切的根本。”胡河清在《重論孫犁》一文中曾說:“這表明他的文字背后深藏著一種對人際關系的病態的敏感。而這也許正是他的‘儒風’之所在。”我想,程千帆的“儒風”之所在,也體現在他對人際關系的敏感上。

  在給弟子楊翊強的信中,他多次強調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如:“來信收到。能到荊師,最好。如果實現,希望做到下列三句話:多做事,少說話,不吵架。(極重要)(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如:“業務上要爭氣,人事上要和氣。”這是正面的指點,也有反面的批評,如:“你對李先生提出比賽,完全是書呆子,不通世故,徒然增加不必要的壞印象。不策略之至!”

  那么,怎樣才能搞好人際關系呢?程千帆認為,必須能忍,不爭,大度,謙虛謹慎,不計前嫌。在給弟子張宏生的信中,他說:“你在客中,飲食起居要自保重。近來一切很順,要接物待人謙沖自牧,不獨顯示個人,也代表師承也。”在給弟子蔣寅的信中,程先生說得更具體:“照目前看來,你的生活住宿存在著一定的困難,這要有一些書呆子氣才能抗得住。孔夫子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如果人事處采取的辦法不合你的意,千萬不要和他們爭執,切記切記。才來一個單位,要給人事部門留一個好的印象。”

  楊翊強是程千帆的老門生,此人也曾被打成“右派”,經歷坎坷,為人戇直,最不擅處理人際關系。對這位弟子,程千帆可謂不厭其煩,反復開導,一再提醒他要大度,要向前看。如“到了新地方,往事一筆勾,要絕口不發牢騷,顯得有氣度。”如:“一切過去了的,讓它過去吧。世界永遠屬于樂觀的現實主義者、實干家。”程千帆說的這番話,使我們很自然地想起孔子對我們的教誨,所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由此可知,程千帆是按照孔子的教誨來處理人際關系的,并且,直到晚年,他還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孔夫子的要求相差甚遠:“人際關系乃一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的大學問,我到快要向孔二先生報到時,才意識到他老人家所說的‘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實在是極平凡,極偉大。有點知道,仍然不能實踐,這實在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種永恒的悲哀。”

  說“有點知道,仍然不能實踐”,這當然是程先生的謙虛了,其實,在“忠”“恕”兩方面,程先生已做得相當好了。

  “退一步想,則心自安。”程千帆一再要求弟子要忍,要不恥于惡衣惡食,要待人和氣,然而,遭逢亂世,想做到這一點,何其難也!

  在給弟子楊翊強的信中,他曾說:“我這個病一不能勞累,二不能動感情。一生氣就發病,其應如響。今天我才明白,處世為一忍字為最難,張公百忍所以傳為美談也。”不過,飽經憂患的程先生知道,不管什么事,再難忍也得忍,所以,他常以蘇東坡一番話聊以自慰。在給楊翊強的信中,程先生說:“昔東坡謫居惠州,人以為苦,坡曰:‘譬如原是惠州不第秀才。’其地缺衣少藥,坡曰:‘京師國醫手中死人尤多。’祖棻之祖父自號退安,或問其義,則曰:‘退一步想,自心自安也。’與吾弟共患難時,亦嘗借此思想度厄。”

  由此可見,“退一步想,則心自安”正是程千帆化解憂愁、除卻煩惱、忍受厄運的首選妙方。程先生在南大工作時,住房狹小簡陋,但因為能“退一步想”,對此他也就“心自安”了,在給弟子吳志達的信中,提及自己的住房,他說:“我住二樓,兩間房,約30平方不到一點。這是暫時的,聽說以后要調整。勝牛棚多矣,士志于道,則不恥惡衣惡食。隨緣吧!”“我在南大十五年,只是在退休后三年,乃分得一劣寬之屋,亦不如弟今所舍。先賢有云:退一步想則心自安,幸善自葆愛。”

  當弟子遇到類似的問題,他授之以同樣的“藥方”。程千帆認為,對住宿上的困難要“抗得住”,對他人的褒和貶也要“抗得住”。程先生在給弟子的信中,多次引用了莊子的一句話來開導他們:“呼我為馬,則應之以馬。呼我為牛,則應之以牛,斯可已矣。貶者如此,褒者亦然。”

  “呼我為馬,則應之以馬。呼我為牛,則應之以牛”,表面上看,這是逆來順受,骨子里卻透著一種自信。《論語》里有這樣一段話: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既然能做到“內省不疚”,別人的褒和貶也就無關痛癢了。

  對弟子的職稱問題,程先生一方面很關注,因為,職稱與住房、工資等待遇直接掛鉤;另一方面,他也告戒弟子要以平常心對待職稱的晉升與否。在給弟子蔣寅的信中,他說:“關于晉升的事,主要靠實力,也要看‘緣法’‘關系’等等。并不完全是本領問題。竹子總要沖出墻的。所以要抱‘成固欣然,敗亦可喜’之態度,不必學習賈長沙、李長吉也。”

  程先生是一位儒家,他自然信奉孔子所說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既然相信自己并非無能,既然相信“竹子總要沖出墻的”,也就不必為職稱晉升大動腦筋、大費心思、大傷感情了,不妨順其自然、聽之任之。

  程千帆先生安貧樂道,與世無爭,但這并不表明他是個無原則之人,并不表明他對什么都可以忍;對什么都無可無不可。倘若事關人格尊嚴,事關學術大義,他也會毫不妥協,決不讓步。

  粉碎“四人幫”后,武漢大學欲返聘程先生,程先生則毫不猶豫一口拒絕:“前時武大邀復職,以積三十年之經驗,覺此校人情太薄,不能保余生之清吉平安,已峻拒之。”后,南京大學邀其復出,他則慨然允諾,其原因是南大的領導能待人以誠,用程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相待以禮以誠”。在給他人的書信中,程先生一再提及南大對他的知遇之恩:“此間相待以禮以誠,大異武漢,想來可在此間以著述終老。”“當事者以禮相待,或可老死于此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看來,程千帆舍武大就南大,做出這樣的選擇完全是儒家文化熏染的結果。

  “金剛怒目”:“獨善其身,似清高實可恥也。”

  程千帆先生雖終身潛心學術,但他并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隱士”,相反,從他寫給弟子、朋友的書信中,我們可看出,程先生其實是一位密切關注現實,敢對當下發言的“猛士”。正如其弟子莫礪鋒所說的那樣:“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顯得恂恂如也,相當的平易近人,可是其內心卻剛強不可犯的。”在給弟子周勃的信中,程先生說:“如果伸出腦袋到大街上去看看,那些渾濁的情況會叫你氣死!”可謂快人快語,直言無忌。在給弟子楊翊強的信中,他說:“對于那些潑皮無賴,仍只能按照魯迅先生之辦法,一概稱之曰畜生,若張某則更下一等,曰次畜生可矣。”其拍案而起、怒發沖冠之態躍然紙上。

  程先生一輩子都是學界中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千帆廁身學術界已五六十年,冷暖短長,略有自知”,正因如此,對學術圈中的腐敗和混亂,他了然于胸,洞若觀火:“職稱大戰,此間亦正熱烈展開。世態百相,真吳道子畫鬼趣圖也。若旁觀不介入,則有讀《死魂靈》之樂。”程先生對“職稱大戰”下此斷語,足見“職稱大戰”混亂無序、骯臟不堪到了何種程度。

  在給弟子吳志達的信中,程先生對眼下的“學術活動”作了批評:“我現在一般學會都謝絕參加了。黃岡恐怕也不會去。因為我發現還是吃、游,然后按資封官。也就是說,將學術活動納入封建官僚主義軌道。”

  “將學術活動納入封建官僚主義軌道”可謂公開的秘密,對此,人人心知肚明,卻閉口不談。程先生在此一語道破天機,既揭露了問題的實質,也反襯出他人的麻木和虛偽。倘若缺少勇氣缺少良知,程先生就不會說出這種“不識時務”的逆耳之言了。

  在給弟子蔣寅的信中,談及“解決院士問題”,程先生說:“然聞工程院院士與科學院不大同,多為‘官’,如部長之類,則亦不過賜同進士出身,如大款之買碩士,沒有什么意思了。大概錢能通神,勢能得錢,有錢有勢,攸利,古今一耳。”因為明察秋毫,所以能看清問題的實質;因為看清實質,所以才憂心忡忡。

  作為一名治古典文學的教授,談及人文學科在當代的備受冷落,程先生的話顯得十分無奈、悲哀:“國家規定,研究生要通過六級英語考試,而中文文理不通,錯字連篇,則聽之任之。現代化的進程,在某種意義上也將成為傳統優秀文化消亡的過程。一方面,實施提倡京劇以弘揚保存古典藝術之手段,另一方面,卻是‘三無世界’(無社會科學院院士,無社會科學科委,無社會科學科協。且聞自科學院與社科院分家,北京科學會堂即不許社會科學家入內活動)。諸如此類,實所不解。因見大文,想到尚有青年學士留心此關系國運之大問題,不竟悲從中來,發其狂悖之論,幸恕之也。”程先生這番話高屋建瓴、令人深思。如果程先生此番肺腑之言能引起有關人士的警醒并切實采取行動以挽救傳統文化、振興人文學科,則善莫大焉。

  對一些學術刊物,程先生也提出了一些批評,在給舒蕪的信中,他說:“因此遂與《評論》、《遺產》不再有來往。今則其負責人都是新面目,幾乎無所知矣。大體看來,官多作家少,學者少,空談者多,實踐者少。大勢所趨,賢者不肖者皆不免也。”

  “官多作家少,學者少,空談者多,實踐者少”此種陋習并非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難怪程先生的話語隱含一種絕望的情緒。

  在給舒蕪的另一封信中,談到錢鍾書,程先生說:“……又絕口不及時事,似在云端里活,天下之至慎,……”。對錢鍾書的“似在云端里活”,程先生頗不以為然,這表明程先生自己是不想活在云端里的,也不想謹小慎微到“絕口不及時事”的地步。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對時弊,程先生從來不諱莫如深、閉口不談而是口無遮攔、一吐為快。在給楊翊強的信中,他說:“‘上下相蒙’、‘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先民之言,仍是真理。”在給另一個弟子張三夕的信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國步艱難,大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上下難蒙,難與處矣’二語足以見之。”

  在程先生的筆下,貪污腐敗、官官相護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對此程先生當然痛心疾首、憂心如焚了。

  程先生的弟子曹虹曾去日本訪學,在給這位身處異國他鄉的弟子的一封信中,程先生發過一番感慨:“談日本同行治學之勤苦,令人感嘆。我們讀書的時候,老師們都這樣。季剛先生和其他老師都喜歡游山玩水飲酒賦詩,但如白天耽誤了功課,晚上一定補足。當時作為學生的我們,也無不敬佩效法。大(鍋飯)、低(效率)、鐵(飯碗)不但使人變懶,變得無責任感無能力,而且使多數中國人素質下降,現在改革開放中,又有人利用商業廣告一味提倡豪華、高貴、舒適。電視上的廣告畫面多數以上都是美女圖像。我這個即屆八十的老人,真不知道中華民族向何方前進。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言之傷痛。”

  此番椎心泣血、披肝瀝膽的話語背后蘊藏著一個老知識分子愛國愛民的赤忱之情,感人肺腑,令人欽佩,亦發人深思。對程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言,“位卑未敢忘憂國”不僅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傳統,更是一種來自血液的呼喚。

  我認為,下面這番話充分證明了程千帆先生是一位具備良知與勇氣的知識分子。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程先生說:“國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僅某一學校如此。現在政治‘愛滋病’是黨風不正,已淪肌浹髓,‘上下相蒙,上下交征利’二語盡之矣。我數十年來,總是希望免疫,但個人免疫又如何。獨善其身,似清高實可恥也。”

  “獨善其身,似清高實可恥也。”此語堪稱誅心之論。程先生這番推心置腹之語道盡一個知識分子對不正之風的無奈、憤激和不甘。更可貴的是,程先生這番話顯示了一種勇于自剖、勇于反思的自我批判精神。那些喜歡往臉上貼金,喜歡為自己辯解之輩,讀之能不耳熱心跳、坐臥不寧乃至無地自容?

  我認為,正是密切關注現實、敢對當下發言確立了程千帆先生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形象,從而使他與那些躲進書本躲進書齋的“鴕鳥”型學者(如錢鍾書)區別開來。

  程千帆弟子莫礪鋒先生曾說:“陶詩在平淡質樸的字句中不時流露出‘金剛怒目’的本相,正是其抗爭精神所體現的光輝。”,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說:程千帆先生的書信,“在平淡質樸的字句中不時流露出‘金剛怒目’的本相,正是其抗爭精神所體現的光輝”。

  程先生是個溫文爾雅的儒者,但也有疾言厲色的時候;程先生是“菩薩低眉”的“忍者”,但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程先生是清高的學者,但他卻打心眼里瞧不起清高。程先生身上的矛盾是一目了然的也是耐人尋味、促人深思的。魯迅在《野草·題詞》中寫道:“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如果把“野草”置換成“清高”,那么,這段話就可當作程千帆先生的心聲來讀了:“我自愛我的‘清高’,但我憎惡這以‘清高’作裝飾的地面。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清高’,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

  對程先生而言,“菩薩低眉”是其清高的表象,而“金剛怒目”則是其“地火”的本相。

  作為“菩薩低眉”的忍者,程先生讓我們同情而心酸;作為“金剛怒目”的猛士,程先生又令我們欽佩、敬仰。程先生身上的矛盾使我們對他的態度也不能不矛盾了。

發布日期:200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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