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口述 弟子張伯偉教授整理
一、引子
有許多東西在過去來說，因為沒有這些錄音設備，過去也就過去了。比如李龜年的歌唱，公孫大娘的舞蹈，曾經令杜甫那樣驚嘆；珠簾秀這樣的伶人，關漢卿這樣的大藝術家，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描寫記錄，但是我們現在看不到他們的原貌了。科學的發展使許多事情成為了可能，至少譚鑫培這一代藝人的京戲我們已經聽到了，也看到了，這應該說是老天爺的厚道吧。但是對于學人來說，有的人記憶力很強，所以能敘述得很有條理，我覺得胡適就有這個本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的一些細節也很有意思，比如說聞一多跟他開玩笑：賢者咸也，所以防閑人之多吃也。摹仿《易經》上的話，他都記得。我恐怕缺乏這樣非常有連續性回憶的能力。口述的歷史只是因為近代科學的發展它才成為可能，當它被人們掌握后無疑會變成史學的一個分支，而且還會壯大起來，所以口述史學是重要的。我最早看過的是丘吉爾的回憶錄，他原來是一個海軍世家，他的爸爸和伯父都是海軍的或海軍史的專家，所以他的回憶錄寫得非常豐滿，八大本，好像是商務印書館翻譯過來的。而像饒宗頤的就寫得比較簡單或比較概括，他偏重他的漢學，同海外漢學的接觸這一方面寫得比較多。至于我個人來說，總的來講是很簡單。所以學生訪問時，我說我是很簡單的人，我的生平也很簡單，除了晚年闖了一場禍，過了十八年不由自主的生活以外，其馀都太簡單了。如果要把我的一生劃成幾個段落的話，也只能根據我生活的自然段落：先是很小的時候讀書那一段，能夠記憶的已經很少了。后來就到了南京，到大學畢業又是一段，跟著一些有學問的老師念書。這個我現在能回想起來，但具體的事實都不是很多。再后來就是抗戰到勝利，我走上大學教書的崗位。然后就是解放以后這一段，就是運動。最后是到南京這一段。
我這一生逢到的可以說是多災多難，但不管怎么樣，我沒有沉淪下去。這個原因，如果說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所接觸到的各種思想，也是要用傳統文化來加以衡量，也就是“批判地接受”。我對文化大革命是極端地反感，特別是一些具體的事情，真讓人連哭都沒法哭。你看趙少咸先生搞那個《廣韻疏證》，六七十歲的人了，紅衛兵把他抄了多少遍的稿子，擺在他床面前燒了。我接到殷孟倫先生這樣的信，簡直連哭都沒法子哭。我總感覺到中華民族無權沉淪下來，如果說這個文化中沒有一種真正合理的內核，她為什么亡國多少次又站起來？從小的方面說，我是感覺到我個人總可以對國家人民有所貢獻的，你們讓我這樣下去，我不服。所以這是對祖國文化傳統的理解，也是對個人的自信。沈祖棻出了車禍以后，程麗則陪我在家住了三個月。她是工人，工廠里對他們很好，比武漢大學好多了，沒有催她。后來他們廠長自己來看她一次，我就心里有數了，讓張威克先去，再過了一陣，程麗則也去上班了。他們上了班，第二天我就開始整理沈祖棻的詩稿，我就覺得她的東西是有價值的。我一輩子對不起沈祖棻，因為她是一個應該過得好一點、舒服一點的人，可是我讓她過得很苦，稍微好一點又出了車禍。一直到現在為止，我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為對她的懺悔。大概你也曉得，我希望早早的碩士論文寫她外婆的傳記或寫她的作品分析，這個對我來說也是表示懺悔。我后來同陶蕓結婚，她最了解我對沈祖棻的感情。她一點都不嫉妒，是個好女人，很不容易。我之所以沒有完全垮掉，至少還是希望把損失的時間趕回來，主要有大一點的理由和小一點的理由，那就是對傳統的珍惜，很強烈的感情；再就是我的個性，說到底我就是不服。長期以來，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盡量地壓在心里，所以別人讓我寫回憶錄，我盡量地不寫。這次是一個機會，我覺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毀的。哪怕很軟弱，但是又很堅強。這個傳統從古代，《春秋左傳》、《戰國策》中記載的故事，到明清之際的顧炎武、黃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沒有斷過。
二、家世及早年求學經歷
我原名逢會，改名會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別號閑堂。千帆是我曾用過的許多筆名之一，后來就通用此名。祖籍是湖南寧鄉，老家在土蛟湖竹山灣（現改屬望城縣），但上代已遷居長沙。1913年9月21日（農歷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長沙清福巷本宅。
我的家境比較貧寒，沒有多少物質財富，但卻有一個非常豐厚的文學傳統：我的曾祖父霖壽，字雨蒼，有《湖天曉角詞》；伯祖父頌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遺集》；叔祖父頌萬，字子大，有《十發居士全集》；父親名康，字穆庵，有《顧廬詩鈔》。先父是近代著名詩人和書家成都顧印伯先生的弟子，專攻宋詩，尤精后山。母親姓車，名詩，字慕蘊，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賡，字伯夔，僑居湖南，以書法知名當時。詩是我的家學，我幼承庭訓，十二三歲即通聲律，曾寫過一些當然是極其幼稚的作品，呈請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語有“詩筆清麗，自由天授”之語，外祖的批語是“有芊眠之思，可與學詩”。這些過情的鼓勵對我后來致力詩學，當然有很大影響。
我三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我的兒童時代是在外家度過的。1923年左右，因為軍閥混戰，在長沙不易謀生，我家遷居湖北武昌，我也回到自己的家里。在武昌的五年中，我曾短期進過武昌圣約瑟中學附屬小學和漢口振華中學，但大部分時間是隨堂伯父君碩先生學習的，他是我在古代文學方面的啟蒙老師。在1928年秋天以前，我的知識主要來自私塾。伯父名士經，是子大叔祖的長子，自幼才華出眾，以早慧知名，十多歲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館初集》。但這也是他唯一的文學結集。他的才華如同在那個社會的多數文士一樣，被困厄的生活壓折了。
他那時流寓漢口，在家里辦了一個名為“有恒齋”的私塾，招收了十名左右十二三歲到二十歲的少年，教讀自給。二十年代，即使在漢口這樣的大都市，新式學校還是不多的，能夠出錢送子弟進這類學校的人家也不多，所以私塾也還不少。這個私塾就設在他家里，先在漢口模范區藹吉里，后在特二區三教街。
有恒齋的主要特點是起點非常高。我們從來不讀《三字經》、《百家姓》、《龍文鞭影》、《幼學瓊林》，我們連《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也不讀，因為君碩先生認為這類書是不知義法的俗學。我們不讀《綱鑒易知錄》，而是一上來就讀《通鑒》。按照君碩先生的設想，他幾乎要把傳統士大夫應當具備的知識都教給我們，在這段時間里，我學過的主要經典著作有《論語》、《孟子》、《詩經》、《左傳》、《禮記》、《文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資治通鑒》，其中除《禮記》、《文選》外，都是通讀的。所以我的文言基礎比較扎實。
注意寫作訓練是有恒齋的另一個特點（當然全是用文言文）。每天一定要寫日記，記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讀書心得。這既練習了文筆，又鍛煉了恒心。當然是十分有益的。記得這些日記我在大學時還保存著，曾經將有關《禮記》的一部分整理出來發表過。汪辟疆老師看到了，還曾夸獎說：今天學生肯治經的不多。我可沒有敢對老師說，這是從讀私塾時的日記中摘抄的。除了日記以外，每周還要作文一篇，這可是正兒八經的。伯父改得可仔細，壞的墨杠，好的濃圈，賞罰分明，我們也就不敢隨隨便便。記得在一篇游記中有“隔江燈火，下垅牛羊”之句，又云：“煙波蕩我心胸，晨昏異其觀感。”他老人家高興地說：也難為你了。我在最近把《閑堂詩文合鈔》印了幾百份，分寄給各地的朋友。我發現許多朋友非常欣賞我的文言文，為什么道理呢？他們基本上都做不來了，即使年齡和我差不多，但當年北方的學校就不做文言文。倒過來看，覺得你能做幾句就還不錯。
君碩先生的講授是文辭義理并重，所以選授《禮記》時，《曲禮》、《少儀》、《內則》以及有關喪服諸篇說得很詳細，對于《禮運》、《大學》、《中庸》等篇尤為重視。這對我一輩子做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君碩先生雖然很貧困，但仍有些藏書。他常常指點我們在正課之外讀些書，我也因此泛覽了許多書籍。我從《日知錄》初識考據門徑，從《近思錄》、《呻吟語》、《松陽講義》初識理學面目，從《小倉山房尺牘》略知應酬文字寫法。
寫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課，這包含兩個內容：一個是正確，即不準寫錯字、別字（包括碑帖上的異體）。這和今天要求的漢字規范化頗為相同。另一個是優美，即要把字寫得好看。這就要讀帖和臨帖。我常用的帖小字是《洛神賦》、《靈飛經》，大字隸書是《張遷碑》、《曹全碑》，楷書是顏真卿《顏氏家廟碑》、《顏勤禮碑》，褚遂良《倪寬贊》、《圣教序》，歐陽詢《醴泉銘》等。但沒有學過篆書和草書。總之，要求能知能行，寫、作俱佳，也包括在君碩先生的教學目的之內。我后來在成都，那時已經是副教授了，為了鍛煉自己的恒心，還用七百格的紙抄寫文章，最好的成績是抄了七千字，沒有一個錯字。
說實在的，當日讀這些書，許多地方沒有懂，其中部分至今茫然。但懂了的，逐漸成為我知識結構的一部分。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在國學上打了一些底子了，這使我具備了閱讀古書和寫作文言文的能力。對于后來我以古典文學作為自己的專業，這是很有好處的。我在接受現代教育之前，學習生活就是在這樣的私塾中度過的。
三、接受現代教育
1928年的秋天，我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從私塾學習改進新式學校，從漢口來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初中三年級，作為一名插班生，開始接受了八年正規的現代教育，直到1936年大學畢業。
我在金陵中學學習了四年，開始從多方面接觸現代科學。我至今懷念在中學時代給我教益的幾位語文老師：帶著濃重安徽口音的張劍秋先生，他的詩人風度和抒情性的講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林從周先生永遠是那么容止閑雅，談笑從容，知識就在不知不覺中流進了學生的心田腦海。余姚黃云眉先生，后來是海內外知名的明史專家，在上高中三年級課時，一個學期只為我們講了一篇曾國藩的《圣哲畫像記》，事實上卻是以此為綱，上著國學概論的課。這種概論式的宏觀論述是我在私塾學習時所不曾接觸過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業中發表了一些對李商隱詩的謬論，黃先生還特地將我叫去，勉勵有加。這些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是我難以忘懷的。
在高中時，我遇到一位極好的化學老師，寧波王實銘先生。在他的循循善誘下，我對化學興趣大增，成績也極好。1932年8月我升入金陵大學時，原先準備讀化學系，但當我去注冊交費時，竟然要付一百多塊錢。我父親當時失業，無力負擔，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費情況，發現中文系只要化學系的一半，我就進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決定的呢，還是有其必然性，對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諸必然性的交叉點上出現的說法，能否說明這個令人迷惘的問題。這樣，我就沒有機會當戴安邦等老師的學生，卻做了黃侃、吳梅諸位老師的學生。我想，如果當初成了戴老師的學生，我也會在配位化學方面作出成績來，不會當戴老師的不爭氣的門徒的。
進入大學以后，現代文，現代的科學和現代的意識，對我來講受益非淺。我跟王繩祖先生學歐洲近代史，從維也納會議講起，一直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后跟陳恭祿先生學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講起。還有一門社會科學概論，是一門通論課，教社會學兩個星期，經濟學兩個星期，法律學兩個星期，人類學兩個星期，等等，都講得很扼要，講完就考試。授課教師名叫虎臣，是個回教徒，后來去了美國，一直沒有回來。他博學多能，也非常會講課。所有這些課程，使我由一個完全接受鴉片戰爭以前的知識的人，通過兩年的訓練變得“現代化”了。我也由過去的讀寫之乎者也，開始寫新詩和白話文。然后再開始接受在今天我們看來是國學大師的訓練。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學府中，大師云集。有的我獲得受業門下，親承音旨的機會；有的雖未嘗從學，卻也曾進登龍門，有所請益。現在想起來，確實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我跟黃季剛（侃）先生學過經學通論、《詩經》、《說文》、《文心雕龍》；從胡小石（光煒）先生學過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甲骨文、《楚辭》；從劉衡如（國鈞）先生學過目錄學、《漢書藝文志》；從劉確杲（繼宣）先生學過古文；從胡翔冬（俊）先生學過詩；從吳瞿安（梅）先生學過詞曲；從汪辟疆先生（國垣）學過唐人小說；從商錫永（承祚）先生學過古文字學。我是金大的學生，但中央大學老師的課我也常跑去聽，因為那個時候是鼓勵去偷聽的。我曾向林公鐸（損）先生請教過諸子學，向汪旭初（東）、王曉湘（易）兩先生請教過詩詞。汪辟疆先生精于目錄學和詩學，雖在金大兼過課，但沒有開設這方面的課程，我也常常帶著問題，前去請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時找到一個同鄉就可以躲在學生宿舍里，錢也不交，就這樣讀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聽出來的。他口齒很好，字也不錯，還會畫畫。后來在南洋大學教書，再后來到香港辦了個雪曼藝文院。像這樣的人，以前舊社會中可以產生。金陵大學就不一樣，有秩序，辦事有條理，不像國立大學那樣隨隨便便、紀律散漫。從整個金陵大學的學風，不只是國學的，而是對待整個的學問的態度，教會學校的那種嚴格對我有大的好處。我1978年回到南京大學，那時教務處一些很老的，從金大一直留下來當職員的，都非常能干。
關于老師們，季剛先生樹義謹嚴精辟，談經解字，往往突過先儒，雖然對待學生過于嚴厲，而我們都認為，先生的課還是非聽不可的，挨罵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語言藝術是驚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將復雜的問題用簡單明了的話表達出來，由淺入深，使人無不通曉。老師們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從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講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瞿安先生講授《長生殿》傳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獨得之秘，由于我們的請求，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學生。這種精神使我終身奉為圭臬，對學生絲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學問很有意思，他最早專門研究戲劇，后來研究散曲。他是一個大師，雖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傳給了盧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傳給了蔡瑩、王玉章，對詞的研究傳給了唐圭璋，南戲研究傳給了錢南揚。然后任先生往唐朝發展，也有的往后發展。如錢南揚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戲以外，笑話、謎語都研究。
我選了這些大師的課，現在回想起來，最吃虧的就是對整個國學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這么好的老師黃季剛先生，他的學生也都是大師了，而我感覺聲韻學比較干枯，很難學，就不選，只選了有興趣的課，像《文心雕龍》之類。
我在金大的得益處也不完全來自于大師，有一位歷史系的講師陳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閱讀面非常之廣，他寫的《中國文化史》、《國史舊聞》都是非常博洽。我喜歡博覽群書，無論懂不懂，無論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這就是從陳先生那兒學來的。當時別人并不重視他，但是我在陳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好處。
我在進金大之前，幾乎沒有接觸什么白話文。這時我開始大量閱讀白話文，很多時間在圖書館里看雜志，看整本的白話書倒不多，但雜志看得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華學報》、《燕京學報》都看。另外，凡是遇到論戰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到現在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論我還是不懂。不懂歸不懂，當時吃下去再說，拿卡片記下來。還有呢，就是練習寫。最初的白話文寫作是學做新詩，現在還留了一本小詩集在那兒。當時練習寫作，跟窮困也有關系。在報紙的副刊上寫小文章，五毛錢一千字，一塊錢就不錯了。如果有三塊錢一千字的文章，四千字發表了，十二塊錢，差不多一個半月的伙食費都解決了。因為那個時候六塊錢就可以吃一個月飯，如果是八塊錢呢，一菜一湯還帶一點點肉。我是個很窮的學生，全靠自己奮斗出來。我那個時候能寫各式各樣的文章，只要報刊需要我就寫，一個月有個五、六塊錢，最好有個十塊錢，就能夠過下去了。我的爸爸大概有兩年的時間沒有工作。那個舊社會，你們不能想象，比如換了一個廳長或局長，底下的人都換掉，不問你有理無理，有資格無資格。所以我就向各種地方投稿。我也寫小說，寫小說的最好成績是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的。就這樣，在一個非常困難的環境中把大學念完了。剛好那個時候金陵大學的史學研究所被批準成立了，我考取了，那等于是碩士研究生。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四百塊錢的獎學金，生活是夠了。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也就沒有辦法讀書，所以我是被金陵大學史學研究所錄取的學生，但是沒有上。那個時候已經同沈祖棻戀愛了，想結婚了。她是研究所畢業，我是大學畢業。我在金陵中學教書，就想一邊教書，一邊在金陵大學的歷史研究所讀課程。當時還有一個機會就是到燕京大學去，到哈佛燕京學社，也有一定的獎學金，那就像王鍾翰這些人一樣，同他們一輩。他們審查了我的作業，說你的英語不行，過來補一年英語，第二年錄取你。當然沒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學的那些教授有顧頡剛、洪業，還有陸侃如他們，當時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想法，好像給黃季剛、吳梅先生當過學生的，再去給顧頡剛他們當學生，就吃了虧一樣。這種心理很奇怪，我也很少同人家講起。中國舊學很注重傳統、班輩。當大師的晚年學生，在輩分上就很占便宜。的確是的，比如任老是我的前輩，但他同我說起來是師兄弟，他寫信給我也是這樣稱呼的。
除了以前為了生活而投稿，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的文章，我一輩子寫得最早的學術論文，是在劉國鈞先生的班上寫的作業。那時他給研究生講《漢書·藝文志》研究，因為是研究生課程，不是閉卷考試，而是做一篇文章，我那個時候對目錄學、校勘學有興趣，我就寫了兩篇，不是一篇，后來收在《閑堂文藪》里面。一篇是《〈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說》。因為陸賈賦、荀卿賦、屈原賦沒有序，別的都還有幾句話，恰恰這個沒有。劉先生讓大家各抒己見，后來我就寫了這篇文章。另外又寫了一篇《〈別錄〉、〈七略〉、〈漢志〉源流異同考》，現在流傳下來的只有《漢書·藝文志》，《別錄》、《七略》據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亂中散佚掉的。后來就只有輯佚，大概總有十幾、二十種。清朝人作輯佚，慢慢地弄清楚了，我就根據清儒的考訂結論作進一步推論。現在弄清楚《漢書·藝文志》是把劉歆的《七略》七卷壓縮為一卷。《別錄》在留下來的宋版書中有所反映，像《荀子》等。所以我寫書時，對于底下的篇目我不用目錄兩個字的，因為目是目，錄是錄，我總是寫作目次，寫篇目也可以，無論如何不能寫目錄。總之，先有一個命題的規范，要解決什么問題，然后就是論證，再就是推出結論。所有引用的材料，要有比較謹嚴的出處。這就是我開始寫學術論文，是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也就是1935年的冬天。此后我就按照這個軌范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文章。我寫的第一篇文學論文是在1936年的春天，寫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論》，那是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是中文系主任劉繼宣先生指導的。劉先生這個人極其謙和，他拿了也沒改，打了個分數，這以后就畢業了。畢業以后在金陵中學教一班初中二年級的語文，編校刊，一個星期出一期，就是《金中周刊》。這個周刊沒有保存完整的。我很想得到，因為那個時候有很多東西發表在上面，也還有沈祖棻的許多散文，我想找來收到她的集子里，找不著，沒有辦法。
我還想補充一個問題，我前后娶了兩個妻子，都是金陵大學的同學。沈祖棻比我班次高，她年紀也比我大。當時在女同學當中，老師也好，同學也好，對她的文采評價還是不錯的，但是她始終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她讀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二年級的時候，我是三年級學生。當時三四年級的學生成績好的，可以聽研究班的課。這樣，我就有機會同她接觸。后來打仗了，我們從南京逃到屯溪，就在那里結了婚，跟我受了一輩子的苦。在學校的時候，陶蕓和我同級但不同系，互相認識。后來沈祖棻不幸過去之后，我想再找一個妻子，我就了解一下，她也很不幸，丈夫因政治問題去了臺灣，同她離了婚。她一個人帶三個孩子，現在一個在美國，兩個在南京。我就開始同她通信，到了南京了解這些情況后，就比較快地結婚了，因為大家過去都是有所了解的。我們兩個人，學校說是模范文明家庭，我們的確處得很好。我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我有一個女兒，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我們很和諧。我現在很衰老了，很多事情都要她做。比如說今天早上，我要回答廣州一個新聞記者的信，我給他寫了一篇文章，那個人認錯了一個字，我就要告訴他你認錯了，應該是什么字。但我自己不能寫，就要她幫我寫。前時香港中文大學拿一篇稿子來叫我審查，我審查以后又要批一段，也是她給我抄了以后送走的。生活上依靠她的就更多，她如果不按時給我吃藥，我就完全不會想起。我說這些的意思是，金陵大學給我的，不僅是學業和事業，也還有婚姻問題在里面。
四、四川和武漢
抗戰開始了，我找不到工作，有人推薦我到四川重慶的西康建設廳，職務是科員。我的工作是給廳長私人寫信，實際上就是秘書工作。我因為才畢業，所以當不上秘書，只是一個科員。當時的廳長是葉秀峰，他是陳立夫的大學同學，又是美國匹茨堡大學的同學。匹茨堡大學的冶金專業是很有名的，陳立夫在那里學習。后來回國以后，就不搞工科了，搞政治，同他的哥哥陳果夫一起，他們兩個是國民黨的元老陳英士的侄兒。后來葉秀峰就跟著陳立夫走，他到西康當建設廳長，也是陳立夫的關系。他不常常在康定，一有時間就到重慶，所以我那時也常到重慶。一年多以后，由于國民黨內部的問題，不知是陳立夫、陳果夫與劉文輝有什么矛盾，所以葉秀峰就不當廳長了。當時在樂山有一所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有蠶桑、制革、農產制造等專業，現在或者叫技專，陳立夫就想讓葉秀峰去當這個技專的校長，葉秀峰不肯做。他后來就說，你原來手下的一班人如果沒有地方去，可以到這所學校去教書。這樣，在1940年的2月，我就到了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去教語文。那幾年中我什么論文都沒有寫。我在那里教全校的語文，一共五個班，每班兩個小時，共十個小時。這個學校雖小，卻有一個很有名的女學生，名叫楊惠敏。上海淪陷時，謝晉元的一團部隊退守四行倉庫，堅決不投降。但是沒有國旗，不能表示還沒有淪陷的意思。這個楊惠敏，一個小女孩子，就在半夜里冒著危險從蘇州河游過去，把國旗帶在身邊，送給他們，又安全地游了回來。第二天一早，就有國旗豎起來了，全國人民都歡欣鼓舞。我在技專的時候，這個女孩子也考到這所學校，后來宋美齡還接見過她。這么一所不起眼的學校，有這么個學生卻很有名。
我在技專工作了有一年半樣子，當時武漢大學也到了樂山。劉永濟先生原先是湖南民德中學的老師，后來才到武大的。他在長沙的時候，與先叔祖程頌萬有來往，拿家庭世交關系來說，他是個晚輩。我家里一直藏著一幅十發老人的畫，上面有劉老師的題字，后來不見了。我估計是“文革”中被抄掉了。劉永濟先生到了樂山以后，我去看他。我當然也是很希望有機會到武大去教書，就帶了幾篇文章去，又把沈祖棻的詞抄了一些給他看。劉老師曉得我的家世，原來是個世交子弟，再看到我同沈祖棻很用功，也很高興。因為他在四川很寂寞。那個時候劉老師住的地方叫做學地頭，是過去學宮的一塊荒地。那個地主姓藍，過去給軍閥當過副官，攢了一些錢，砌了兩所房子，就在那個地方，等于說是隱居吧。他把多馀的房子租給我們。劉先生住在山腰，我住山頂上。我在山頂的鄰居是錢歌川，他的詩集里還有同我往來的詩。
記得有一年夏天，大概是1941年，我知道武漢大學要進人，添一個教大一國文的，我就去見劉先生，劉先生問我愿不愿意到武漢大學教課，我說當然愿意。他又說武漢大學有個怪規矩，夫妻兩個人不能在一所學校教課，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楊端六和袁昌英。楊先生這個人，蔣介石曾請他當過軍事委員會第三廳的廳長，軍銜是上將，他替國民黨的軍隊建立一個非常強的會計制度。他又是英國的經濟學博士。袁先生留學法國，寫過《孔雀東南飛》，在五四前后的早期女作家中是很有名的。他們在武漢大學剛開始辦時就來了。后來有越來越多的夫妻留學生要進武大，就立了這么一項規矩。當時沈祖棻不是一個社會性的女性，她并不是非要教書或工作不可，兩個人只要能夠生活，她就不教書。這樣我就到了武漢大學。原來是要我教三個班大一國文，劉先生就同中文系主任劉博平先生商量，把中文系本科一年級的國文提出來，單獨成立一個班，講得深一點，每周五個小時。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是三個班，九個小時的課，我是教十一個小時。中文系是五小時，教的內容就是《文論十箋》，這是后來的名稱，當時叫《文學發凡》。我最初對是不是要選《文心雕龍》，化了很長的時間來考慮。考慮的結果還是不選，因為很容易破壞它的整體性。這個講義原來有三部分，現在印出的是總論，還有一部分是駢文，一部分是散文。我后來在武漢大學講下來，十篇講一年緊得不得了。那個講義的底子也丟掉了，現在記不住是哪些篇，只記得關于駢文的有李兆洛《駢體文抄序》，散文方面有《經史百家雜抄序》、《古文辭類纂序》，一共有二十來篇，有一個油印本發給學生，不講，讓他們自己看。
武大當時有個《文哲季刊》，那時的印刷、紙張已經很壞了，因為我還在搞目錄學，研究《文史通義》，就寫了一篇《言公通義》，現在還存著，收在《閑堂文藪》里。
后來我又認識了徐哲東（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講公羊學，又講韓柳文。他先在中央大學當講師，到武漢大學的時候已經升教授了。徐先生住在樂山的城外一個叫作王石碑的地方，離樂山嘉樂門外還有十五里路。有一次，日本人聽說蔣介石要去樂山視察，便派飛機把整個城市都炸了，這情報是錯誤的，但城市給炸了。當時人能夠在城外找到房子的，都在城外找了房子。我住在學地頭，離嘉樂門外大概有幾里地，到王石碑還有十五里，很遠。徐先生是練過武功的人，走這點路不大在乎。他在中央大學當講師的時候，有一次中文系開會，請哲東先生舞劍，他答應了，舞劍的時候長袍子全身都作響。
朱東潤先生當時在武漢大學，劉博平先生當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學批評史，博平先生的學術思想比較守舊，認為文學批評可以不必修。徐哲東先生應聘到武大，人還沒有來，要開學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開列了一些課，其中有一門課是傳記文學研究，這是當時教育部選課的課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這個課表說，我以前沒有教過這個課，是不是暫時開別的課代替。他同劉先生商量后，就決定開個韓柳文研究，因為他原先在中央大學教這個課，中央大學的《文藝叢刊》里面還有他的《韓集詮訂》這樣的專門著作發表。朱東潤先生就開玩笑，寫了一篇雜文，投到當時重慶的一個刊物叫作《星期評論》上發表，是國立編譯館館長劉英士編的，劉同我也有點來往，我在那里投過稿。他后來在南京辦《圖書評論》，我也發表過文章。朱先生的雜文說，大學里面也很特殊，傳記文學怎么開出韓柳文研究來了？是不是把講《郭橐駝傳》和《永州八記》變成了傳記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氣，說：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會講，但是我會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還治不好。東潤先生就很狼狽。那時教室旁邊有個教員休息室，兩課之間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東先生在里面，東潤先生就不敢進去。后來哲東先生有個比較熟的朋友，是法律系的教授，好像是叫劉經旺。他是湖南人，是個好先生，就勸徐先生。徐先生也就答應不打了。這些軼事，朱先生自傳中沒有提及，知道的人現在不多了。
在技專的時候，西南聯大開始辦《國文月刊》，居然在樂山能夠買到，我也就買了看看。那個時候恰好國民黨教育部頒布了一個新的課程表，我不大滿意。其實那個時候我人還在技專，沒有到中文系教書，我就寫了一篇叫作《部頒中文系課程表平議》，投給《國文月刊》。余冠英主編這個雜志，他看了很高興。不曉得什么原因，西南聯大的人也不滿意這個課程表，但并沒有發表評論。他一看到我的文章，就把它發表了。還給我寫了封信，希望我給他寫點稿子。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什么刊物發表短篇文學論文，既然有個地方可以發表，我就隔些時候寄點稿子去。大概辦到40期，后來都是郭紹虞先生編，我也因此和郭先生比較熟。在《國文月刊》上，我又闖了禍。我寫了一篇文章講今天大學中文系教學的弊病，這個也無所謂。那時候我常常讀太炎先生的書，太炎先生鬧革命，罵清政府是“建夷”（明人稱滿州為建州衛，貶稱建夷），我也就用了“建夷”，給羅常培看到后大發脾氣，因為他是滿族人。這實在是好古好出來的毛病。這件事在很久以后，冠英先生才告訴我。常培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學者，他早年在北京大學是黃季剛先生的學生，我怎么也沒有意思要得罪他。總之，這以后我就較多地寫文學方面的論文。一直到《國文月刊》停刊，最后的一篇就是《詩詞代語緣起說》，很長的一篇，記得是分兩期登的。
在樂山的時候，我又認識了馬一浮先生。他當時住在烏尤山，其實是一個小島，就在樂山大佛的下面。據說漢朝有個犍為舍人，犍為也是樂山的別名，他曾在那里注《爾雅》，稱作“爾雅臺”。可能是個假古董。馬先生住在那里的時候，劉先生常去看他，我也隨著去，這樣就認識了。復性書院也在那里。馬先生年青的時候，留學美國、日本，很通西學。但是回國以后，專講宋學。他是湯壽潛的女婿，浙江人，好像當過省長。后來他太太死了，他的丈人很看重他，就一直供給他讀書。他生活很舒服，也完全有時間研究學問。抗戰中，不知怎么孔祥熙知道了他，撥了幾萬塊錢，讓他辦書院，他就辦了復性書院。這個人很有意思，他原來同熊十力都講理學，但平時大概也沒有很好討論過。馬一浮辦了書院，就請熊先生去講學，熊先生在臺上一講，意見與馬先生不合。他講過以后，馬先生上去說，熊子真講的話完全錯誤，一句也不能聽。兩人就鬧翻了。后來賀昌群也去講過學，也不一致。再后來他發現，要講真正學問只能獨斷獨行，就不再請人了。那里也招了一些學生，每個月給一些膏火費，日子過得比較清苦，但能過下去。
在武大一年半以后，因為他們那兒的怪規矩，夫妻倆不能在一所學校工作，于是我和沈祖棻就在 1942年8月一起到成都的金陵大學任教。我們都是副教授，不過沈祖棻是研究班畢業的，工資還比我高一些。我在武大時編了《文論要詮》的講義，就是那十篇文章，沒有編完，到金陵大學就繼續編。后來金陵大學自己出錢，就把這教材印了出來，線裝本，書名是《文學發凡》。那時葉圣陶（紹鈞）先生也離開了武大，在成都，他的開明書局的編譯所恢復了，我去看他，說有一本書，能不能出？他翻了翻，看到第一篇文章就是章太炎的《文學總略》，他說古字太多，印起來不方便。我說十篇文章中就一篇有古字，其馀九篇都沒有。后來他就同意了，但是認為《文學發凡》的書名不好，太廣泛了，所以改成了《文論要詮》。勝利以后，就在上海印出來了。最后在黑龍江重印的時候，我又改成《文論十箋》，把范圍更縮小一點，限于十篇。這本書真正作為學術著作來說是有欠缺的，它的特色在于它的結構，每篇后面有按語，所以作為教材很方便。這本書很奇怪，生命力很強，很多人要，日本奈良女子大學的橫山弘教授（曾經在南京大學留學）在日本找這個書找不到，他們也是說當教材非常好。葉先生先在武漢大學的時候，我還在技藝學校。后來他到了成都，我也到了金陵大學，就去看他。他待人接物非常謙和，他在武漢大學，教員要填寫履歷，他老老實實填上“中學畢業”。他任教授，但沒有教專業課，教的是大一國文，還有二年級的寫作。我在武大的時候，認識了一些金陵中學畢業的學生，他們知道我也是金中畢業的，組織了同學會，我和他們有交往。從他們口中知道一些葉先生的情況。葉先生盡管在本系教的課在當時看來是最一般的課，但是學生非常歡迎他。因為他的教學方法很新，改作文很認真。所以像劉永濟先生對葉先生還是蠻好的。葉先生在武漢大學教書時，他的兩個兒子，葉至誠、葉至善，兩個人都在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念書。畢業以后，葉至善一直跟著他爸爸。解放以后在北京，葉先生好像是民進的中央委員，葉至善就幫著做些民主黨派的工作。葉至誠留在南京，在文藝界。他后來結婚了，妻子叫姚澄，是著名的錫劇演員（至誠已于數年前病故）。武漢大學當時的學術思想比較守舊，劉永濟先生就是學衡派，他和吳宓先生很好。所以對于新文學不太看重，對于胡適一派的學問也看不上。陸侃如、馮沅君、高亨都在武大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都離開了。
在金陵大學我教目錄學、教駢文，用的是《六朝文絜》，也教《文心雕龍》。因為那個時候詩歌是高文先生在教，過去的習慣就是，如果一個朋友教的課和你重復，就應該讓開。高先生是南京人，后來一直在河南。他現在九十了，他的詩做得非常好，他除了教詩，也教《說文》。前幾年出了《漢碑集釋》，那是他專門用功的成果。
當時四川大學也在成都，金陵大學開始請劉君惠先生兼課，我覺得劉先生課教得也蠻好，就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劉先生改成專任，他們也同意了。但后來又反悔，不愿意請劉先生。這樣我很難辦，就提出請劉先生當專任，我做兼任。這樣我就到四川大學教書，兼教金陵大學的課。抗戰勝利后，劉先生到南京，還在金陵大學呆了一年。他是四川人，在南京生活不習慣，就回去了。我在四川大學工作了一年，從1943年8月到1944年7月。也是因為四川大學內部有些問題，那時趙少咸先生當系主任，他是殷孟倫的岳父，后來換了系主任，我也就沒有再在那里工作。四川大學當時有些很有學問也很有意思的學者，如趙先生關起門來研究音韻學，黃季剛先生在世時非常難得欽佩人，但是看到趙先生的稿子，很佩服他。黃先生當時在全國已有大名，趙先生則誰也不知道，而黃先生稱贊他。黃先生去世后，中央大學不知請誰來教文字音韻。當時殷孟倫已經是趙先生的女婿了，就推薦他的岳父來當教授，汪東先生是文學院長，支持殷孟倫，殷孟倫自己是助教，推薦他的岳父來當教授，這么不避嫌疑，但當時不講這些。來了以后，教了一兩年書，打仗了，他就回四川了。
我在川大的時候，因為趙少咸先生對我很好，所以那兒的老先生都對我很好。川大的先生中，有幾個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講學時的學生，當時年齡也很大了。還有一位龐石帚（俊）先生，他是自學成材的。他是教蒙館出身，四川那時逢年過節的時候常常要猜燈謎，他猜謎非常有名。所以就有一些學校請他去教課，他也教得很好。后來四川有個大名人叫趙熙（堯生），是清朝末年的御史，當時隱居在四川的榮縣。趙先生曉得龐石帚了，就表示說，如果像龐石帚這樣的人當我的學生，我很愿意。這樣，龐先生就去拜門。他在四川學術界的地位也就大大提高了。當時蒙文通先生也還在川大，他也很有意思。他是四川人，又是廖季平的學生。所以他和學校鬧翻了，學校不聘他，他還照樣去上課。他說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學的事情，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學生照樣去上課，學校拿他沒有辦法。我在四川的時候很年青，我和四川的關系，除了我爸爸的老師是四川人，或者黃季剛先生的父親是四川人，在四川做過官以外，沒有任何關系。但四川的老先生對我非常好。我是非常感念他們的。我感覺到受了他們的恩，要想辦法報答他們。像龐石帚先生的遺著，我就推薦給王元化，現在已經交到杭州大學出版社了，也許今年可以校稿。好幾十萬字，就叫《龐石帚集》。他還有一部《國故論衡疏證》，我托人介紹給中華書局，但一排隊還要兩年才能排出來。四川這個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曉得四川的學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學者還很看不起外面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驕傲的地方。拿研究舊學來說，他們在群經諸子這些樸學方面很有實力，像趙少咸、向宗魯、龐石帚這些人讀書博雅，知道得多。有一段時間任鴻雋請劉大杰先生到四川大學當中文系主任，就丟了丑。因為劉大杰做的那些舊詩，連他們的學生都不如，所以后來沒多久他就走了。那個時候劉大杰是新派人物，那同四川的舊學基礎相比差得很遠。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個人就很奇特。比如早年的廖平，后來又出了個吳虞，就是那個宣稱只手打倒孔家店的。
朱自清先生有一年休假到了成都，他的太太當時在川大圖書館工作，那時成都的生活費比昆明便宜。我最近在看吳宓先生的日記，其中也記載到當時昆明的物價漲得很厲害，吳先生在成都和樂山的日記也記到我。那時我已經在川大任教，在《四川大學文學季刊》上發表了《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發微》的文章，是油印的刊物，朱先生看到了。他到了成都以后，我就去看他。我對于朱先生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這個人是非常嚴肅的。他談到我文言文寫的論文，問我為什么不用白話文寫文章。我說我受的教育，我的家庭和老師都是比較傾向于文言的，所以要自我解放出來也很不容易。他就說，如果你用白話文寫，使得更多的人能夠明白，不是更好嗎？我不敢回答他這個問題。
我們在金陵大學，一直到1944年，后來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當時在學校里的教會負責人貪污政府發給教師的平價米，我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去上告，結果非但沒有把他們告倒，反而遭到解聘的處理。當時沈祖棻有詞《鷓鵠天》四首詠此事，我后來有箋，詳細記錄了這件事：
鷓鵠天四首 [華西壩春感]
百尺高樓數仞墻，蠻弦羯鼓度新腔。暗收香稻防鸚鵡，故斫孤桐惱鳳凰。
春漏洩，意倉皇。記名瑤冊忍相忘。何曾一斗供閑醉，空自殷勤捧玉觴。
箋曰：此詠金陵大學當局乾沒職工食米事也。當時米價昂貴，政府因按公教人員每家直系親屬人口，不論其是否在成都，一律發給平價米一大斗，合三十二斤，以維持生活。平價米價格遠較市場價格為低。校方見利忘義之徒竟篡改法令，擅自按照教職工家口實在成都者發放平價米，馀人則按平價給予法幣。多馀之米則按市場價私自售出，以飽私囊，所得甚豐。1944年春，有人在學校總務處鈔得1943年9月22日學校致糧食部四川民食第一處名單（發文號為蓉字第2618號），始發現此貪污行為，于是全校大嘩。余夫婦乃上告教育部，當局及諸附麗之者則多方掩飾。幾經擾攘，卒以退還半年侵吞之食米了結，而余夫婦遂被解聘。古人云：不可為善，蓋此類是也。此第一首，上闋首二句謂其事出于外人出資興辦之大學。新腔，謂新聞，實丑聞也。第三句喻侵漁食米，第四句喻扼殺正義，皆斥貪瀆之徒。下闋首三句謂名單曝光，群丑惶恐。末二句謂多數教職工姓名雖在配米冊中，然所得甚微，猶舉空杯而飲，實無酒也。
暗撒金錢盛會開，浣紗女伴約同來。繁聲故亂霓裳譜，皓腕爭收玉鏡臺。
空作嫁，自為媒。文成倚馬嘆高才。苕華未肯留名字，夜夢無心到錦鞋。
箋曰：此第二首，寫本案曝光，當局狼狽，組織人力反撲，企圖？平其事。上闋首二句謂上下互相勾結利用，各有所得也。當時召開全校教職工大會，主席為農學院院長某君，力主家丑不可外揚，以不能倒掉金字招牌為說，而反對貪污主持正義者每一發言則被叫囂之聲掩蓋，不能畢其辭，故曰：“繁聲故亂霓裳譜”也。校方又暗中保證發給不繼續追究者以下年度聘書，亦有受其迷惑者，故曰：“皓腕爭收玉鏡臺”也。下闋寫有人在會中提議發宣言否認貪污之事，脅令與會者簽名，其言甫畢，已有人將預先擬就之宣言提出，故譏為文成倚馬。余夫婦拒絕簽名，蓋去志已決矣。《詩經·苕之華》云：“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溫庭筠有《錦鞋賦》，段成式嘲之曰：“知君欲作《閑情賦》，應愿將身托錦鞋。”末二句出此。
十載芳華忍淚過，高壇廣座負春多。憑談海客瀛洲夢，卻訝情人碧玉歌。
夸舞袖，妒嫦娥。幾回辛苦點青螺。不須得意釵鈿約，鳳牒鴛函字易磨。
箋曰：此第三首，蓋悲當時附麗當局，阿諛取容者之終無所得也。上闋謂在學校工作之教師，長期受當局之蒙蔽，或聞將派其赴美留學，則感激曰：厚我厚我。迨案發后，乃驚嘆此亦如薄倖情人之愛情歌曲為不可信也。下闋補足此意，正告諸不辨是非或見利忘義者。厥后抗戰勝利，學校遷回南京，諸投機取巧臨難茍免之徒亦多被逐，斯言驗矣。
塘外輕雷夢未驚，羽書空費墨縱橫。無情野草妨來往，解意垂楊管送迎。
憐晚照，付春酲。尊前先計去時程。自知不是秦樓侶，一任鸞箋負舊盟。
箋曰：此第四首，寫米案之馀波。時有不以余等揭發貪污之舉為然，致書丑詆者，亦有揚言欲飽以老拳者。余夫婦雖泰然處之，而諸生頗以為慮，每于余夫婦往返學校時，輪流護送。此上闋之所喻。下闋則謂已決心離去，蓋羞與彼輩貪污勢利之徒為伍，雖被解聘，亦無所顧惜也。時成都學術界皆不直金陵大學當局之所為，故暑假后，華西協和大學中文系主任聞在宥先生敦聘祖棻至該校任教，而陳孝章兄亦介余于成都中學校長錢智儒先生，雖別上庠，仍登講席，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也。
那時人的觀念中，大學和中學的在社會地位上沒有什么區別，而且以收入而言中學還比較多。那時很有意思，比如說一堂課四十五分鐘，但只講三十五分鐘。上課鈴響了，教師并不去講。我開始不知道，搖鈴了我就去，結果教室里一個人也沒有。后來有人告訴我，要遲一刻鐘去，這樣實際上也就提高了教師的待遇。當時成都的中學里，確實有些學問很好的先生，像龐石帚先生開始也是在中學里的。前時我收到王元化的一位博士生的信，告訴我說自己是賴高翔的學生，賴先生的文章我只看過一篇，就是他給那個“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寫的一篇活著的墓志銘。吳虞是他的老師，知道他的文章寫得好，就要他寫一篇墓志銘。雖然也是摹仿古人，但的確寫得好，很像清代汪容甫、洪北江這些駢文高手。抗戰勝利以后，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叫葉麐，原來是清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當川大的教務長，黃季陸當校長。他想留我和沈祖棻在四川，不要下來了。我覺得離開江南的時間太久了，不想留在四川，呆了八年了。如果留在那里也很難說現在是個什么局面。
1945年抗戰勝利，劉永濟先生知道我離開金陵大學不是我的錯，就要我回武漢大學，我去了就是副教授。學校也遷回武昌。到1947年升了正教授。那時升教授也簡單，就是系里通過推薦了就行了。我就拿了《古典詩歌論叢》里的文章，當時還沒有結集出版，抄寫了一份，交給劉博平先生看了，認為夠水平了，就升了教授。后來是文懷沙看了這個稿子，就拿到上海印了出來。那時的文學史是蘇雪林先生在教，但她總講不完，總是講到唐代就結束了。劉先生認為這樣不行。那時按照劉永濟先生的看法，文學史在唐以前是重要的，于是干脆分成兩年。要我教前半段，蘇先生教后半段。蘇先生每一次教文學史都只教到唐代，現在要她從宋代教起，她就要重新備課，所以她心里很不愿意，有意見，但不是對我的意見。這些問題都是過去歷史上的問題。武漢大學才辦的時候，文學院是聞一多當院長，后來他走了，就是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當院長。但中文系主任是劉博平先生，一來他是湖北人，二來他是黃季剛先生的大弟子，有學術地位。所以陳源盡管當院長，也不能動他。陳源是胡適他們一派的，中文系像劉永濟先生、譚戒甫先生、徐天閔先生、劉異先生（他是王闿運的弟子，講經學的），都是舊學一派。還有朱東潤先生，和陳源是同學，他們一起到英國去留學。陳源大概有錢，就一直讀完，朱先生比較窮，沒有讀完就回來了。后來還是陳源介紹他到武漢大學教書，他和劉博平先生、劉永濟先生搞不好，并不是兩位劉先生對朱東潤先生有意見，主要是他們對陳源有意見。我到武大的時候是個年青人，我對朱先生還蠻尊敬，他對我也蠻好。一直到他晚年在復旦大學，他的博士生答辯還要我去。他在中央大學的時候和胡小石先生關系也不好。大概這些老先生，像胡小石先生、劉永濟先生，他們對于傳統的學術理解得很深，對于有些近乎半路出家的朱東潤先生都不大表示佩服。其實按我看，朱先生也還是蠻不錯的，他特別用功，在復旦他們就說朱先生每天要讀多少書，寫多少文章，一定要完成，幾十年都是如此，光這一點，就令人佩服。蘇雪林到武大是陳源的夫人凌叔華的關系，凌叔華是個有名女作家，也能畫畫，風度也很好。她就在家里當主婦。他們在樂山的時候，我曾去看過他們。后來他們去了英國，一直沒有回來。最初他們去英國是國民黨外交部的一個什么名義，后來就在英國住下來了。因為陳源被魯迅罵得很厲害，所以解放以后他們也不敢回來，又不愿去臺灣，最后死在英國。我在武漢大學，當然不會反對劉永濟先生、劉博平先生，永濟先生是我的世交，老前輩，博平先生是我的同門，但我也從不幫著他們去反對朱東潤先生。所以我說，只要你沒有什么成心，首先覺得他好或不好，就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去接觸人，多數人還是蠻好的。抗戰勝利以后，武漢大學從樂山回到珞伽山。此前胡適在美國當駐美大使，周鯁生就當他的法律顧問，事實上也就是他的幕僚。胡適回國當北大校長，就請周鯁生當武大的校長。王星拱先生就調到中山大學。周先生原來當過武漢大學的教務長，他很熟悉武漢大學的情況。他很清楚，自從國民革命成功以后就辦武漢大學，有些人在學校創辦初期就來了。他有一個想法，就是不能讓這些威望很高，但相對來說在學術思想上比較保守，或者不太愿意革新的人繼續當院長、系主任。所以他就聘請了很多年青人當教授，同時也換了一批系主任。有的系沒有換主任，但是加了新人。當時哲學系就聘請了剛從印度回來的金克木先生，外文系聘請了從愛丁堡回來的周煦良，他是周一良的堂兄，歷史系的唐長孺是武漢大學在樂山的時候培養起來的，我們四個人相對來說，比較傾向于革新，所以關系也很好。我當了系主任以后，首先就要求重新開設新文學的課，原先蘇雪林先生開過這個課，但是后來慢慢地被劉博平先生他們用一種冷淡的方式取消了。原來是必修課，然后就改成選修課，慢慢地就取消了。后來我就請蘇先生來教這門課，她還不愿意。因為她教文學史已經習慣了，不愿開新文學的課，但是我還是請她教了。再比如吳于廑先生當歷史系主任，他就認為歷史系學生不能光讀歷史，至少要讀一門中國文學史和一門中國哲學史。他來同我談，因為要從上古一直教到近代，沒有人肯教，我就只好自己教。教了兩年，效果很好。我后來寫的《程氏漢語文學通史》，就是根據那個時候的講義為基礎修改、充實、提高的。
唐長孺先生不僅是史學很好，文學也很好。他的文章、詩詞都做得很好。要是拿中國的傳統來說，在文學方面，他是金松岑的學生；在歷史方面，他是呂思勉的學生。金克木先生我原先不認識，最初是看到他寫的新詩，覺得很好。抗戰勝利以后，我回到珞伽山，聽說哲學系聘請了金先生，他剛從印度回來，哲學系需要有個人講印度哲學，就把他聘來了，那時他還沒有結婚。我們幾個人常常在一起，談學問，也談其它。隔了兩三年，胡適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當時北大有季羨林，還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烏爾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漢大學如果講中國哲學還有朋友，如果講印度哲學，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北大。當時唐長孺有個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學系讀書，金克木要調到北大去的時候，唐長孺就對他說：我有個妹妹，還沒有結婚，如果你們見了面，覺得很好，也可以談。后來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談就覺得很好，就要胡適給他們證婚，他們就結婚了。這樣，唐長孺和金克木就成了親戚。金克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麗尼（郭安仁）一樣，都是無師自通，外文特別好。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學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楊樹達先生，楊先生看他很年青，還以為是個學生。后來他去了印度，在印度的一所大學里教書，他的職稱是在印度定的。他這個人非常聰明，他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后來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內容近代化一些，不要講太古老的，他就教烏爾都文。烏爾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種語言中流行得最廣泛的一種語言。解放以后，金先生好像不在系里，到了南亞研究所。他寫過一本《梵語文學史》，還翻譯了一些印度的書。他對于中國的佛學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剛好那時舊書非常便宜，他想買一部《大藏經》。因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興趣的部分都買了。買回來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沒地方放，只好又退還給書店。他又懂天文學，所以解釋《古詩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就解釋得很好。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躍，出了好幾本書，都是二十萬字左右的，我很喜歡。周鯁生在解放以后因為徐懋庸的排擠，后來就離開了武漢大學。他以前在國際聯盟工作過，熟悉國際法，就到外交部當顧問。周恩來很看重他，他入黨也是周恩來介紹他入的。
從抗戰勝利到武大，沈祖棻一直作為武大的家屬閑住著，后來他因為生孩子出醫療事故，我就經常到上海陪她看病。有一陣沈祖棻在上海開刀，我住在親戚家里，那時我教元明清文學，想找些書看，我也不認識復旦大學的趙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門，說我是程千帆，他說我曉得你這個人。他這個人真熱情，并且對自己的材料非常公開。我從他那里借了許多古書，很罕見的各種抄本。他說你拿去，什么時候用完什么時候還我。非常大方，人也很和藹，他絲毫沒有想到你會借了不還。所以我很感動。后來我想到魯迅罵他“趙老爺”，實在有些過分。
大概在1947年或者是48年的時候，快解放了，武漢大學的老先生沒有一個愿意當系主任，我就當了武漢大學中文系的主任，一直到解放以后。最后是被撤職的，他們認為我思想改造得不好，把我撤了。那時哲學系、歷史系的學生要學一年制的文學史，誰都不肯教，我是系主任，凡是無人肯教的課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教一年制的文學史，教文藝學，教四年級的寫作課，教寫總結、寫報告什么的。我教文藝學，先聽麗尼的課，那時沒有錄音機，全靠記筆記，我學得很認真。他人很好，什么都肯講。第二年就自己教這門課了。麗尼的本名叫郭安仁，是湖北人。他沒有什么學歷，全靠自學，外文特別好，也一直是在左翼聯盟底下活動的。抗戰中，他到國民黨軍隊副參謀總長白崇禧那里，專門幫他翻譯外國報紙上有關軍事的消息。他在重慶，蔣介石這一派的人，老是想把他弄走，白崇禧偏不肯，一直當到陸軍少將。解放以后，白崇禧也沒有發現他是左傾的。他到武漢大學是陳荒煤介紹的，后來陳荒煤到北京當電影局長，也把他帶走了，幫他辦電影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時，陳荒煤被趕下臺，麗尼就被弄到廣東，不知是暨南大學還是中山大學，紅衛兵把他整死了。非常可惜。
我由于從私塾出來，到了南京，從原來接受的封建傳統的東西變為接受新的社會科學知識，有了這個經驗之后，在解放以后，由原來所學的改為接受新的思想也并不感覺到特別困難。
1953年我參加慰問團去朝鮮，在那里呆了半年。主要是根據一些宣講材料，比如何處建立了鋼鐵廠，哪里的工廠有1.8噸重的螺絲，國內的生產情況如何，后方怎樣支援前線等等，起鼓舞士氣的作用。在朝鮮時，有嚴格的紀律，比如說不許用人民幣，怕擾亂他們的金融秩序。不管什么人，不管在國內的地位有多高，一旦犯了問題，立刻抓回國關起來處理。我們的團長是賀龍，湖北分團的團長是副省長王海山，是個老紅軍。那個時候在朝鮮差不多沒有擔任一般工作的男人了，所有一切后方的工作（包括對我們的保衛工作）基本上都是婦女來做，她們很能吃苦。我們不會講朝鮮話，但一些老先生讀過孔孟之書，可以筆談，我也和他們筆談過，用文言文。那時朝鮮的古版書非常多，是在戰火中殘馀的，也很便宜，但是不敢買。大家都很守紀律。有一回大家去參觀一個高射炮的陣地，我們一個團員就問：“怎么沒有看到炮啊？”人民軍的一個指揮員把哨子一吹，一下子從山洞里大炮都出來了。后來這個人受到批評：“怎么可以問這樣的問題，這是屬于軍事機密的。”當時朝鮮人民軍表示對中國的慰問團沒有任何保密，有問必答。我們也聽他們的報告，內容多數是關于打勝仗，俘虜了多少美國兵之類，我們就記筆記。我同幾個著名的越劇演員王文娟、徐玉蘭，還有幾個級別比較高的領導一起吃飯，吃的東西在當時的條件下要算是比較好的。吃過飯后，陪我們的人鞠個躬就走了。事實上，當時的生活非常枯燥，不知哪些東西該講或不該講，很小心謹慎。
沈祖棻開始一直在武漢大學閑居，后來成立了蘇南師范學院，就是現在蘇州大學的前身，他們就要她去任教。那時胡小石先生過繼外家的兒子楊白樺也在那里工作。我希望能和她調在一起，希望離開武漢大學。但武漢大學不愿意，就把沈祖棻調了過來。我們在一起，只隔了一年就反右了。
五、反右運動與文革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運動。舊社會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孔孟的書讀得多，就比較單純。解放后接觸到的一些事物總的來說是好的，但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那些宣傳，對蘇聯的學習，包括它的哲學、文藝。反右開始以后，說是大鳴大放，言者無罪。我當時的確是想要幫黨整風，大家暢所欲言，就講了很多犯忌諱的話。比如說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廬山去，沈祖棻和程麗則也都去了。當時武漢市的一個宣傳部長也帶孩子去了。那個孩子大概五、六歲吧，就在程麗則面前說：我們家看電影都是內部電影，你們看不到的。諸如此類的話。孩子很小嘛，就跑來問她媽媽。沈祖棻比較謹慎，就說：我不曉得，不要去問這些事情。我卻把這個事情記住了，覺得當時黨的高層內部生活不對外公開。我無所顧忌地談這些問題，可能這是比較觸忌諱的。再有就是向蘇聯學習的問題，我當時也很有看法。一個復員軍人，斷了一條膀子，在大學不知讀了一年還是兩年，作為文藝學專家派來，要大家都去聽他上課。我當時的確年輕氣盛，我說他要來聽我的課，我還要考慮接不接受他，我怎么會去聽他的課？這些地方都非常觸忌諱。而且解放以后，像當時的校長徐懋庸，滿腦子征服者的特權味道，在學校里很有影響。這樣一來，反右一開始我就變成一個重點，被稱為“右派元帥”，最為有名。還有一個比我大兩歲，是一個國際法的專家，現在還活著。他是哈佛大學出來的，后來解放以后遇到國際司法的問題，與外國人打官司，都會找他。他說話比較隱蔽，不像我這樣子，就被稱為“山中宰相”，好像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不過是珞伽山的宰相。一個很一般的女老師，武漢大學外文系說她是一個反動權威。她的丈夫說說：“我太太講，我既不反動又不權威，我在美國留學一兩年算什么權威呢？反動我也實在不反動。”
在武漢大學的徐懋庸，魯迅罵他是“奴隸總管”，這個判斷實在非常準確。他又培養了一男一女兩個人，被武漢大學的同事們稱作“金童玉女”，后來兩個當了副校長。所以徐懋庸離開了以后，他的班子沒有散。一直到現在為止，武漢大學不團結、鬧宗派這種情況，就是徐懋庸搞起來的。這樣一來，很長一個時期別的學校都先動手摘帽子，說悔改好了，徐懋庸那里不動。我就這樣被拖了十八年。張威克（我的女婿）的姐夫是武鋼的一個老工人，工宣隊到武漢大學，他也被派去了。他一去之后就問：我有一個親戚在這個地方，叫程千帆。別人一聽就說：知道知道，最頑固、死不悔改的。什么道理呢？一開始他們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也有人揭發我的問題，有許多不符合事實，但是你不能申辯，因為一核對就會妨礙運動的深入，正確的態度就是都接受下來。我就循著這樣一個思路去改造。人活著總能看到聽到一些東西，越來越覺得他們并不是那么神圣，那我也就不是那么罪大惡極了。所以改造來改造去，不是認罪，反而加強了對自己的認識。比如說批判傳統文化，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得那么厲害。我就覺得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學乃至道家，的確還是代表了人類部分的真理吧。他們越批判，我就越覺得不是那么回事情，屈打成招得不出真理來。這樣一想，我反而安定下來，還能讀讀書，也還能夠想些問題。我就沒有把摘帽子看得十分迫切。當然很希望摘，明天摘了最好，但是不摘也每什么了不起。這樣一來就拖得很久，在這期間也看到了人生的許多事相，堅定了自己的信念。我只要有機會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較細致的工作都是那時做的。比如校王安石的詩，批《杜詩鏡詮》。在這過程中對自我也有所評價：第一，我沒有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第二，我的工作對人民是有用的，現在不用，總有一天用得著。
有一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箋記》、《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還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詩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給他們抄走了。我們那個時候完全處在一種紅衛兵的暴力專制的環境下，他要怎樣就怎樣。一件東西，他若是看中了，就可以隨便拿走。你也不敢說他是搶還是偷。比如畢煥午先生，他有一塊破表，放在資料室的桌子上，一個紅衛兵看到了，喜歡，就拿走了。畢先生去告，學校也覺得這有點太不像話，就把這個學生喊來。學生怎么說呢？“他是右派。”意思就是右派的東西人人可拿。畢先生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年青的時候在北京讀中學，后來朱自清先生看他寫散文、寫詩還不錯，就把他弄到清華去教大一國文。他同左翼聯盟有關系，有些活動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學生罷課，鬧學潮，他也在里面鼓動。后來在清華呆不下去，就被開除了。后來又被日本人抓去，嚴刑拷打，他雖然沒有背叛，也就不敢參加革命活動了。解放以后，他作為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先當湖北文化局的局長，后來又到武漢大學。他實際上不是右派，就這樣一件事，算他是有歷史問題了。我的這些稿子說是拿去審查，結果隨便朝個地方一扔，不曉得過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個鍋里找到了。剛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們就對她說：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沈棻祖這個人很弱，一大堆稿子從學校抱了回來，抱得氣直喘。我們那時住得很遠，她拿回來以后，以為我會非常之激動，因為我非常想得到這些東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沒有這樣，好久好久沒有作聲。以為絕對沒有了的，經過多少年之后，忽然擺在你的面前，一個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處理好。過了幾天之后，我冷靜下來了，就開始抄第二份。這些稿子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從頭抄。所以我有一部《史通箋記》是抄得非常工整的，現在大概是在檔案館。就像我跟學生說的，我從小最大的野心就是當個教授。我當了教授，有機會做一個教授應該做的事情，當中忽然把它們掠奪了，不讓做。這是處理知識分子、虐待知識分子最惡毒的一個方法，我不知道是哪個智囊團給想出來的，非常刻薄。對我來說，這可能是最利害的懲罰。
打成右派以后就不能教書了，到資料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幾年。還有就是勞動。先是在學校里勞動，讓你做那些最困難的事。比如說珞伽山的建筑，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你弄去搬磚；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讓你用鏟子把淤泥鏟走，整個的腳都站在淤泥里。我從來沒有赤過腳，沒辦法，只好穿著襪子到里面去。于是又挨罵、受批判。你怎么可以不打赤腳，諸如此類。后來又到了一個很大的農場，叫東西湖農場勞動。回來以后又到資料室干了一陣。他們把這些人編成隊伍，比如說沒有人種菜了，你們就馬上去種菜；沒有人養豬了，你們就馬上去養豬，搞了這一陣以后，下到八里湖，那叫下放。下放之后，過了一陣又回來。也不知道為什么回來，都弄不清楚。后來就比較長期的待在沙洋，大概有五、六年時間。沙洋是個勞改農場，離武漢有好幾百里，根本不能回家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或者可以，還要抽簽。表面上說是敵我矛盾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表示寬大。而事實上呢，處處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說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一瓢水，一瓢水怎么洗法呢？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洗過澡，最多只能拿個帕子這樣擦一擦。一直到后來差不多只剩下極少數右派。
到1975年，胡耀邦上臺了，右派的問題要解決了，這樣我才所謂摘掉帽子。但是在75年以后，又巧妙地改稱五七干校，反正你還是不能回家。沈祖棻那個詩里說：“歷盡新婚垂老別，未成白首碧山期。”原來是想兩個人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后來好容易回來了，沒有多少時候她又出了事。整個來說，我就感覺到自己最適當的做學問的年齡，全給放牛放掉了。我到南京也不過二十一年，做了多少事。當右派當了十八年，那時是1957年，才四十多一點。那個時候學生說我教書教得好，課上引材料，《漢書》多少卷都記得清清楚楚，每一條材料都非常確鑿。而且那個時候野心也比較大，想一個人寫一部大文學史，結果只寫了半部宋文學史。
我覺得解放以后最初也許有一種善意，想把知識分子改造得馬列化一些。翦伯贊后來自殺了，聽說是有人講：這些知識分子真是沒有辦法。意思就是不可改造。像那樣緊跟還不可改造，那要怎么改造呢？我想，人的思想改造真正說起來，還是要自我反省，完全靠一種外在的力量很困難。我倒是覺得退休以后這幾年，慢慢地對一些事物的理解不說是怎么樣進步，至少要比較圓通一些。這個時候并沒有人要批判我，是我自己慢慢地反省得到的。一步一步積累起來，慢慢達到這樣的境界。我這一輩子受到的挫折，現在回想起來，就是最好的做學問的時間被剝奪了。假如說在武漢大學那個十八年中，也可以培養一些學生，即使不能達到后來我教你們這個程度，總是可以早日出現、早日工作。這個賬算不清，所以說“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我常常有這樣的感覺。但是有一點，我也累次同你們講過，我沒有什么太多的憤怒、不平，我想上去這個損失不是屬于我個人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這個命運也是整個民族要負擔的，劉少奇扛一大塊，我扛一小塊。他扛得太重了，很早就過去了，我現在八十六歲了，比他大，還活著。個人的歷史，民族的歷史，就好像恩格斯講的高山滾石頭，這個擠那個，那個擠這個，擠成這個樣子。如果碰到刀背上，可以不出血，一碰到刀口，你就要出血。我就剛好碰到刀口上，那就咬緊牙關過去吧。我現在只有一點是不大能夠回憶的，就是沈祖棻的突然死亡。她本來是個富家女子，可以生活過得很好，但就是為了愛情，一輩子受苦，最后又是這樣一個結果。我現在盡可能地使她的東西保存下來。最近冰心、柯靈她們編一個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小說集，把她的作品也收進去。她的東西很少，就是六、七篇。后來早早要做她外婆的論文，到圖書館去亂翻了一陣，也沒翻到多少東西。這種現象在文學史上很少見，就是說用一種文體創作，在這個文體上就很有成就，但不久之后又放棄了，用別的文體創作。不知道外國的作家有沒有這種情況。沈祖棻先是寫小說，寫新詩，后來就作詞，時間最久，后來又倒過來作詩。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說她是個作家，不是個學者，學者是馀事，作家是她的本份。
六、晚年生活
我1978年重新回到南京，開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武漢大學的極左思潮很厲害，是徐懋庸培養起來的，雖然他離開了，但是根子還在。我還沒有到南京以前，武漢大學有個想法，就是盡量不讓我出來繼續工作。那時沈祖棻已經出事了，我的情緒很不好。他們的辦法就是遲遲不讓我回武漢，還在沙洋。一旦回來，馬上就宣布我“自愿退休”，一點馀地也不留。他們的話講得很冠冕堂皇，就是“安度晚年”。我當時已六十多歲了，生活也很困難，沈祖棻過去了，已經沒有工資，一個大學生畢業的最低工資是70元，我就按這個標準打七折，每個月49元。他們把我過去三級教授都不算了，就算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我就在那所破房子里住著，有些對我比較好的人就對我說，他們沒有意思要我回武漢大學工作，勸我趕快離開。有的人不太了解學校內幕情況，還勸我留下。兩種人都有。但是我想得很清楚，他們并不想我回武漢大學，因為我政治上的問題解決了，真正活動起來，對他們也很不利。
那時在蘇州開一個語言學方面的會，殷孟倫先生、徐復先生、洪誠先生都參加了，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副主任李格非也參加了，就住在他隔壁。他們三個人就私下談到我的事情，洪誠先生說，我知道南大需要人。于是背后商量定，洪誠先生一回到南大，就向學校匯報了。當時匡亞明先生在南大當校長，他就派葉子銘先生到武漢來找我。葉先生到了武漢，化了幾個小時才找到我的住處，因為我住的地方很偏僻，是過去蘇聯專家的汽車司機的住宅。那些蘇聯專家是修武漢長江大橋的，大橋已經修好了多年，專家也已經撤走很久。那個房子一直沒有人住，我就住在那里。難怪他找不到。當時還有其它幾個學校要我去，一個就是南京師范大學，孫望先生很希望我能夠去，但是他膽子很小，他知道我的事情比較麻煩，就不敢向學校提出。其實南師對孫先生還是非常尊重的，他真的要推薦我，也不是不可能。還有一個學校就是安徽師范大學，有個張滌華先生要我去，他研究語言學，是劉博平先生的老學生，學問也很好。他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是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當時我就覺得，到蕪湖地方很小，去外面活動很不方便。所以他們要我到南京，我就很愿意。葉先生到了武漢，看到我就問：“你到南大去，有什么條件？”我說：“我沒有什么條件，我要工作。”葉先生想了一下，就說：“那好辦，我包了。你到南京去吧。”結果他回來就向匡老匯報，匡老回答得也很干脆，立刻回復教授待遇。工資不好算，匡老就說：“每個月先給程先生一百塊錢，其馀的以后再說。”
我到南大后，武漢大學聽說南京大學對我很好，就很奇怪。一次在北京開會，武大的一個頭頭碰到南大的人，就問我的待遇是怎么樣。南大的人就回答說：“給一百塊錢，等恢復工作以后再說。”那人又問：“這一百錢從哪里來呢？”南大的人就開玩笑說：“南大訂了很多報紙，除了圖書館保留以外，其馀的都賣了。每個月賣廢報紙的錢就有一百多塊。”這當然是子虛烏有的事。那個人回到武大，就說：“程千帆跑到南大去了，很狼狽，每個月賣廢報紙過日子。”整個來說，我在武漢大學是被迫離開的。我在那所學校有三十多年，沈祖棻也是在那里過世，我的父親也是在那里去世。所以，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愿意離開武漢的。還有個感情在那里。
我才到南大的時候，匡老也不認識我，只知道在武大當過系主任，是個教授。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也不清楚。他們也很慎重，我剛開始上課，上的是大一語文。第一堂課的時候，范存忠、匡老，黨委書記，可能是章德，都來聽課。聽了一次課下來，好像也還過得去。我開始送稿子給《南京大學學報》，他們也要拿去給范存忠先生審查一下。
后來張月超先生也想來南大，他是中央大學畢業的，是南大的校友。張先生到了南大以后，同我的情況不怎么一樣。他有點以過去在武大當右派為誡，不太愿意多管事。我還是老脾氣，比較見義勇為，該管的還是管，或者給校長寫信。
不久在昆明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我也去參加了，當時就成立了全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把我選成了理事。那時幾乎沒有學會，是撥亂反正以后的第一個學會，所以很重視。云南的省長、省委書記都請客、照相等等。理事的名單在報紙上也登出來了，武漢大學的人就感到很奇怪，怎么程千帆還有人選他當理事。
我才到南大的時候，就住在十三舍，隨身的就幾個木書箱，書也幾乎沒有什么了。我后來的書，多數是到了南京以后再買的。我離開武漢到南京，真可以說是落荒而走，幾乎一無所有，家破人亡。以后怎么過下去，自己心里也沒有把握。錢也沒有，名也沒有，但是我的業務還在那里，我想，只要真正在業務方面認真做的話，我總還是有出路。但我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要安一個家。那時程麗則他們還沒有來，我到南京以后，就和陶蕓聯系上了。我們原來就認識，是同學，也有感情。她那時也是寡居，我就和她談一談，希望兩個人能夠在一起生活。那時她已經64歲，我65了，比她還大一歲。因為我們是老同學，彼此了解，所以很快就結婚了。這樣我就有了一個家。她那時已經退休了，但還在繼續教課。我們結婚以后，她就不教課了，幫我做些事情。我就等于在南京重新開始生活。有一次，下課回來，天上下起雨來，我看到陶蕓拿了把傘匆匆忙忙地走出來，她是給我送傘的。我當時就覺得，沈祖棻去世以后，這樣的事情就不曾有過。當時我們結婚時年齡都大了，我們想，要是能夠一起生活十年也就夠了，沒想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這在當時的確是想不到的。
匡老不愧是個大人物，是個有氣魄的人，是個能夠用人的人。我沒有對他特別的恭敬，從沒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滿意。意見相同我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來。我也從來沒有去看他，總是他來看我。最初的時候，在課堂附近沒有休息室，課間老師只好在課堂周圍轉，我看了覺得不像話，就寫信給他，他馬上就辦好了。還有一次，是關于培養研究生的，我有許多看法。我在武大也培養過研究生，我不滿意當時的一些做法，就給他寫了很長的一封信。匡老是怎么處理的呢？他把信發到全校每一個教研室，大家念一遍，然后提出意見。所以這些地方使我感覺到，如果我在南大不認真工作，就對不起匡老。一直到他臨死前兩天，我去看他，我還對匡師母講：“如果沒有匡老，不會有我的今天。”有很多東西就被埋沒下去了，我的一些想法，是通過他的權力才能夠實行的。我在南京，安了一個家，找到一個很好的領導，這是我在南京有所成就的關鍵。有一回研究生院院長在做報告，全部講的理科的事情，我聽他講完后就說：“我今天聽了院長的報告，我很奇怪，我以為我們學校是清華大學，不是南京大學。如果是南京大學的話，怎么會沒有文科的事呢？”他很難堪，我也不管。慢慢地，我們自己也作出成績了。我們培養了古代文學第一個文學博士，后來你們也都上來了。總的來說，我到了南大，有一個很大的愿望，但是沒有完全做到，就是要把武漢大學去放牛的二十年時間搶回來。現在雖然也出了十幾本書，但是比我所想象的還是要少些。
我到了南大以后，有幾條我是比較注意的。第一，如果學校有事情，外面也有社會活動，我是盡量地要保證學校里的工作。我不大出去開會，如果要出去的話，可以整個月都在外面。我就常常感嘆一個很好的朋友殷孟倫先生，他的學問比我好，年級也比我高，但是他太好玩，到處去開會，新疆都去過幾次。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他的一本關于《爾雅》的書也沒有寫好。他是黃先生親自傳授的學生，非常可惜。這當然與他的環境也有關系。他的脾氣不太好，山東大學的某書記也很有點官派，殷先生不太理會他，所以這個黨委書記就和他過不去。但是殷先生和楊尚昆是同學，他們可以直接書信往來。殷先生就去告，那個書記大概也受到什么方面的指示，要他對殷先生客氣一些，但結果殷先生還是很吃虧。少出去開會是我在南大的第一點。第二點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擺在第二位，而把培養學生放在第一位。我拿出相當多的時間來和你們談話，改你們的卷子，大概你那里也還保留了一些。改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對你們來說，改一回就進步一回。并不要講很多，但是要把扼要的地方講出來。改卷子很麻煩，改得不對，又涂掉重改。這是一件需要很頑強的耐心的事情。我感覺到自己在南京大學最大的成功，就是培養了你們這些學生，而且多數還留在學校。凡是沒有留在學校的，將學問傳下去就比較困難。孫望先生的學問很好，殷孟倫先生的學問很好，但是他們的學生畢業以后都散掉了。最開始的時候，莫礪鋒他們三個做我的研究生，每個星期都來我家，談一個多小時。包括英文，那時陶蕓也輔導他們。當然我自己也很抓緊時間，我和陶蕓結婚以后，從二號新村搬到漢口路，一直到這里，幾乎沒有玩過。第一次出去是到徐州搞校對，《古詩今選》先是中文系內部印來作教材，是在徐州印的，我們就住在那里一個多月，校這部稿子。兩個人一起校，抓到一個錯字就很高興。后來大概是1980年，還是為了《古詩今選》，那是上海古籍印，要重新修訂。我們就自費到了廬山，有一個廣播室有空房可以出租，還供應伙食。每天我寫，陶蕓抄。只是黃昏時散散步。后來86到87年，我們又到武漢，在湖北大學講學，我上課之外就是修改《兩宋文學史》，還是陶蕓抄，大概有三四個月。我在南京二十年，認認真真工作，帶了幾個學生，而這些學生在工作事業方面都很有前途，還可以發展下去。老話說死不瞑目，我是死也可瞑目了。自我感覺還是比較好的。當然我有的時候脾氣不好，自己覺得有理時，講話不夠客氣，我覺得朱家維先生還是很能容忍的，他當個書記還是蠻好。我如果說還作出了一點成績，和朱書記的幫助分不開。
七、我的著作
我的治學是從校讎學入手的。除了劉衡如先生教過我目錄學，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請教過目錄學方面的問題。自己也曾認真學習過從《漢書·藝文志》到《書目答問》以及鄭樵、章學誠等人的有關著作，并且長期在大學里講授這門課。我的家學和師承決定了我在學術研究中比較注重文史結合的方法，雖然我的著作大多數談的是文學問題，但都是建立在史學的實證精神和嚴密的史料考據基礎上的。同時，我也注意到，不能用歷史學的方法去解決應當用文藝學的方法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長期教文學通史和分期文學史的課程，我也曾編寫過幾種講義。在結構的安排和資料的運用上，顯示了與其它同類著作的不同之處。我還認為，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關系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因而大體上也是同步發展的。我研究、講授文學史，也很注意與創作同步發展的理論。以上幾個方面，也就是我一生著作所涉及的范圍。下面，我談談自己在寫作有關著作時的一些想法：
1、關于《古詩考索》
詩學研究是我的家學，在詩歌的研究方面我的確有許多別人沒有提過的看法。《古詩考索》下輯中的文章多數是在四川給《國文月刊》寫的。上輯中的文章，有一部分是當了右派在資料室工作的時候寫的，當時很空閑，安安靜靜在那兒坐著，我就開始寫一些文章。記得那個時候凡是找不到的資料，我就寫信給殷孟倫，叫他給我查對。后來到南京來的時候，《古詩考索》里的文章大多數沒有發表，凡是友人問我要文章，我總是很快就拿出來。也有的文章是后來寫的，如談《春江花月夜》、《飲中八仙歌》等。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的是，我經過十八年的困厄之后，對一些問題在理論上的認識，好像比以前弄清楚許多。我同你們談過，我說文藝學在理論上解決問題，文獻學在史料上、背景上解決問題，我所追求的是文藝學和文獻學的高度結合。但是在替《國文月刊》寫稿子的那個階段，我怎么也想不到這一點。《古詩考索》中的一部分文章，曾經在1954年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題為《古典詩歌論叢》。沈祖棻在后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當初我們之所以寫這一類的文章并用這樣一些方式來研究古代作家與作品，特別是千帆，在這些論文中，他嘗試著從各種不同的方面提出問題，并且企圖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就以加以解決，是因為在過去的古代文學史研究工作當中，我們感到，有一個比較普遍的和比較重要的缺點。那就是，沒有將考據和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有些人對作家生平的探索、作品字句的解釋是曾經引經據典，以全力來蒐集史料，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的，但卻沒有能夠根據這些已經取得的成績，更進一步，走進作家們精神活動的領域，揭露他們隱藏在作品中的靈魂。另外一些人，曾經反覆地欣賞、玩索哪些多少年來一直發散著光和熱的作品，被它們所吸引，因而能夠直覺地體會到作家們在他們的靈魂深處所存在的一些東西，但因為僅僅是從直覺中獲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對于其中的“妙處”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或者雖然說出了所以然，但又沒有證據，不足以服人。這樣，就不免使考據陷入煩瑣，批評流為空洞，無疑地，對古代文學史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就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當然，這并不是我們所創造的，例如，偉大的古典文學批評專著《文心雕龍》論述文學原理和文學歷史，基本上就是用的這種方法。因而它的著者劉勰，雖然是一個唯心主義的佛教徒，但由于他的許多結論，都是認真地研究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才作出來的，這部書中就在許多地方顯示了、流露了它的自發的唯物論觀點。
從這基本觀念出發，我們就嘗試著利用當時自己所能占有的一些知識來進行對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讀者們不難看出，我們不僅希望從文學、史學方面獲得立論的根據，而且有時還更其廣泛地利用了其他科學來解決一些通過這些科學可以獲得解決的問題。
這里特別講到要“兩條腿”走路，但要用非常明確的語言把這個意思極其簡單地表達出來，是直到現在才能如此。我通過自己這個實踐懂得了馬列主義的一句話：真理都是極其樸素的。至于說文藝學和文獻學的結合怎樣占比例，是要看具體的材料、具體的主題。以前的前輩學者的文藝學論文，如我很佩服的朱自清、陳寅恪、浦江清、朱光潛等先生的文章，都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這一點。
關于這個“兩點論”，就是文藝學與文獻學相結合，這是一個原則。一個東西弄到最后就是這樣簡單，比如說空間，它的極致是其小無內、其大無外，時間是無始無終，純哲學的概念就是這么理解。但是具體到任何一個問題，文獻學同文藝學的比例，它使用的分寸，每個問題都不同，一定要加上這一條，就是說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儒家講仁，最后只有一點，仁就是人際關系，兩個人，這就變得無所不包了。但是《論語》上孔子同門人談仁，每個人不一樣。所以你不用擔心，無所不包不會一無所包，這是個藝術實踐的問題。在藝術創作上，形象永遠是大于思想的，所以當它表現出來，被你具體感受的時候不一樣，解決的途徑也就不同了。我是這樣體會這個問題，否則的話的確會變得空空蕩蕩。學術史上的大師研究一輩子，最后一定能夠用極其簡單的道理概括是一個原則，但是你實踐到每一個具體的問題必須是非常具體的。所以說兩點論永遠顛撲不破。
我寫《古詩考索》、《被開拓的詩世界》以及《閑堂文藪》，整個來說，我寫文章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說，一般的、很容易證明的，這樣的文章我是不寫的。如果文章寫得像一汪清水一樣，一上來一眼就能看到底，這樣的文章沒有必要寫。總之，如果沒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寫。清朝有個古文家說寫文章，最重要的是刪題，剩下的文章就會較好，我寫論文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寫的論文不是很多。我如果覺得一個題目沒有多少意思，就不寫了。同時，我就情愿寫得很短。我有一篇文章寫那個古代的文學理論和古代文學的理論，要是寫成一篇大文章，不知要寫多長，但是我最后就寫了兩千字左右。因為那個時候太忙，沒有時間寫。其實這個題目你將來如果有好學生，好學深思的，還可以寫成一篇博士論文，這是個好題目。我現在已經沒有精力了。其實我的《治學小言》里，每一個題目往往只有千把字、幾百字，都可以寫成大文章。還有一點，無論是寫論文，還是抒情文字，我始終非常注意文字的簡潔。有好多人，能夠把文章寫得很長，是一種本領。我沒有這種本領。魯迅的小說真是了不起，他寫得很短。現在人文章越寫越長，這個與物質文明的發達也有關系。大家用電腦打字，非常方便。這里面，很大的問題是學風。怎樣寫才能在學問方面得到益處，或是在經濟、物質方面得到好處？一心想到多得稿費，自然文章越寫越長。但從另外一方面想，寫得短些，人家看起省力。三個鐘點能夠看完的，為什么要他五個鐘點看完呢？這還是個群眾觀點的問題。說到底，還是個學風問題。我們現在要保持南京大學的良好的學風，如果能夠保持個三代四代傳下去，不是要完全亦步亦趨。孔子說的“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學風的培養，不是讓你抹殺個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發揚個性。既不能夠沒有規范，又不能夠喪失個性。難就難在這里。我早年在散文方面沒有用過功，到了南京以后，我在這方面下過一些工夫，在《閑堂詩文合鈔》里面大概有五六十篇文章。以前幾乎沒有，根本不做，回避了問題，后來我就迎頭趕上，有一些進步，但不能令自己滿意。自己會寫，在回過頭來看古人的文章，就能夠有體會。比如你寫論詩的文章，我總勸你們自己寫點詩，并不是要你們能夠寫得像陸放翁、楊萬里那樣好，但是自己能做，就有體會，理解古人的詩就深刻。這個不帶勉強，自己感覺到非寫不可了，那就寫吧。那個時候我寫了幾首詩批評郭沫若，在安徽的《藝譚》雜志上發表了，就有人去告，主編不理他，告的人也只好算了。如何能夠寬容，不僅是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寬容，在文學藝術上，不同的風格、不同的做法的寬容，也非常重要。否則的話，結果吃虧的是自己。特別是搞文學理論的人，應該允許、欣賞異量之美，能夠體會別人。
2、關于《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
最早我寫的一些文章，多半是學生問我問題，有的能夠回答，有的答不出。答不出的問題，我就擺在那里，慢慢地想。行卷問題，就是從王維的那首詩《送綦毋潛落第還鄉》引發而來的。沈德潛對這首詩有個評論，他還是科舉時代的人，他的時代雖然與唐代不同，但那個社會結構、制度，特別是科舉考試，與唐代沒有太多的區別。所以沈德潛的評語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據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就看到了寅恪先生談唐朝行卷的文章。后來我遇到有關的資料，就纂錄下來。但在后來寫的時候，對這些資料又去掉很多。這些去掉的資料，不約而同，后來傅璇琮先生都注意到了。他就把題目擴大了，寫成《唐代科舉與文學》，有三十多萬字。我最后把這里去掉，那里去掉，只剩下六萬多字。我覺得這是一個鉆得較深的題目。現在我們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有關唐朝人的筆記、小說中講科舉的，丟失得太多，不是很完備。所以，我能找到的就找，實在找不到的，就算了。比如說，像王涯被刺的事情，甘露之變，那一年的進士行卷，很多人是寫小說，就是寫這件事情。但是這個材料一點也找不到。我這本書出來以后，比較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就是因為它在很窄的范圍內開掘得很深。傅先生讀書范圍很廣、很博雅，但是關于行卷這一部分，他的書能夠補充我的也很少。后來臺灣的羅聯添先生也寫過這個問題，不過他是偏重書札，收集得相當詳備。如何通過歷史材料同文學的考試制度結合起來，文史結合的研究，我做得比較具體的就是這本書。后來我就再沒有繼續寫下去，因為關于這樣一個題目，基本上差不多了。稍微有個別的可以加上去，也可以不加的材料，比如說穿錦半臂，就是穿很漂亮的衣服，后來我才發現這個材料，才又加上去的。所謂“真銷得錦半臂也”。就是說，進士行卷制度不僅是本身一個考試的問題，也牽涉到社會的風習，連穿衣服都有影響。這個同《東城老父傳》講那個天下之人皆衣皂，穿黑衣服，因為唐朝的軍隊是穿黑衣服的。進士都是穿錦半臂的衣服，少年愛漂亮也穿。這種材料其實是可加可不加的。黃耀先先生就說，這種材料可以刪掉。因為他喜歡做古文，主張雅潔。
3、關于《被開拓的詩世界》
講杜詩我從武漢大學到南京大學，講過多少遍。每一次我都換講義，實際上就是換內容。我當時的想法，是要通過對講義的改變，使學生通過講義能夠了解到杜詩的各個方面。最后一次是給你們講杜詩，后來就再也沒有開過這門課。我就想，是不是可以通過論文的形式，把我對于杜詩的一些想法總結一下。當時我就找到礪鋒同宏生兩個人，我對他們說：“想寫幾篇文章，這些文章已經有了結論，你們把這個結論作有條理的表達。”后來他們就試了一下。我提出一個結論，你如何達到這個結論，我不說。《被開拓的詩世界》里的論文，我自己寫了一篇，就是談《飲中八仙歌》的那篇。礪鋒、宏生也各自寫了一篇。還有八個題目，我就分給他們兩個人，一人寫四篇。這樣一來，有的題目比較容易，有的題目比較困難。所以有的寫得比較好，有的寫得不能滿意。寫得不好，我就改；寫得好的，我就再使它精密一些。我曾經提到其中有一篇我改得很厲害，就是關于“白戰體”的那篇。宏生起初沒有體會到我的意思，我幾乎完全重新寫過，后來他就理解了。所以我覺得，老師與同學合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指導研究生的方法。而且先告訴他結論，再要他把這個結論完全弄清楚，又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后來宏生作畢業論文《江湖詩派研究》，傅璇琮先生稱贊他，說他進步得很快，這與我同他們合作寫上面的論文或許有很清楚的關系。這本書出來以后，對于人們研究杜詩還是有幫助的，因為其中提出的問題，是過去研究者沒有十分注意的方面。我一方面注意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同時注意到以前人忽略的問題。所以我覺得，與同學合作，有明確的結論，也有解決的方法，可是要同學親自做一遍，這樣對他們的發展比較快。這本書所起的很大的作用是在培養學生方面。
4、關于《校讎廣義》
我的治學可以說是從校讎學入手的。1934年秋，我跟劉衡如老師學習目錄學，寫了一篇題為《〈韓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說》的學期論文，將《七略》和《漢書·藝文志》中屈賦、荀賦、陸賦三家分類的標準，作了合理的說明。此文發表于《金陵大學文學院季刊》第二卷第一期。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那時我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為了鞏固自己的學習，我又連續寫了幾篇論文，其中有《別錄、七略、漢志源流異同考》、《雜家名實辨證》、《杜詩偽書考》等。這些論文后輯為為《目錄學叢考》，193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為我的第一本論文集。我在1938年寫的以首詩中，曾描述過當年學習校讎學的心態：
恒情惡貧賤，得飽更求馀。
吾亦常苦貧，而不樂簪裾。
撐腸借舊業，發篋著我書。
注杜稱千家，幽閟煩爬梳。
孳孳事目錄，瑣瑣及蟲魚。
埋夢盈荒齋，聊可鬼載車。
虛窗對平野，此意同春鋤。
當時學術界對校讎學的名稱、范疇的理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對于校讎學的主要內容版本、目錄、典藏，往往又專精其中的某一方面。我對這一問題，曾作過深入思考，并將思考的結果記錄在1941年寫的《校讎廣義敘錄》中。略云：
今欲盡其道，則當折中舊說，別以四目為分。若乃文字肇端，書契即著，金石可鏤，竹素代興，則版本之學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廣，異本滋多，不正脫訛，何由籀讀？則校勘之學宜次及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條既撮，爰定部類，以見源流，則目錄之學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謹，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妨錮蔽，則典藏之學宜再次者四也。蓋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錄，由目錄而典藏，條理始終，囊括珠貫，斯乃向、歆以來治書之通例，足為吾輩今茲研討之準繩。而名義紛紜，當加釐定，則校讎二字，歷祀最久，無妨即以為治書諸學之共名，而別以專事是正文字者，唯校勘之學。其馀版本、目錄、典藏之稱，各從其職，要皆校讎之支與流裔。庶幾尚友古人，既能追溯而明家數；啟牖來學，并免迷罔失鑒衡，其亦可也。
余以顓蒙，嘗攻此道，熏習既久，利鈍粗知。閱覽古今著述，其治斯學也，或頗具深思，而零亂都無條理或專精一事，而四者鮮有貫綜。其極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橫通；主校勘者，或詳其底本之異同，而遺其義理；主目錄者，或侈談其辨章考鏡，而言多膚廓；主藏弆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駕，而義乏流通。蓋甚矣，通識之難也。今輒以講授馀閑，董其綱目，正定名義，釐析范疇，截取舊文，斷以律令，明其異同得失，詳其派別源流，成書四篇，命為廣義。俾治書之學，獲睹其全，入學之門，得由斯道。
1942年秋，金陵大學已遷至成都，我就母校之聘。那時，衡如先生仍然擔任著文學院長，工作非常忙，因為知道我在繼續學習校讎學，并且計劃寫一部比較全面的書，就將這門功課派我擔任。這對我來說，當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誠惶誠恐的事。于是就一邊講，一邊寫下去。1945年，我改到武漢大學工作，擔任的課程當中，仍然有這一門，積稿也隨之逐漸充實。解放以后，進行教學改革，這門課被取消了。隨后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離開了工作崗位近二十年，對這部沒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當然地無暇顧及了。但是對衡如先生的諄諄教誨與殷切期望，我一直銘記在心，嘗寫《上衡如先生》詩二首：
老厭京塵自閉關，還將腸胃繞鐘山。
長懷寂寞劉夫子，廣座春風夢寐間。
爭關夢覺嘆何曾，敬業傳薪愧不能。
未死白頭門弟子，尚留孱愧感師承。
1978年，我重新出來工作，在南京大學指導研究生。考慮到如果要他們將來能夠獨立地進行科學研究，則校讎學的知識和訓練對他們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就從十年浩劫中被搶奪、被焚燒、被撕毀、被踐踏的殘存書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讎廣義》，結果是校勘、目錄兩部分還保全了若干章節，至于版本、典藏兩部分，則片紙無存。但因為工作需要，也只好倉促上馬，勉力講授。這就是后來由南京大學研究生徐有富、莫礪鋒、張三夕和山東大學研究生朱廣祁、吳慶峰、徐超等同學記錄整理的《校讎學略說》。
有富畢業之后，留校任教。和當年我隨劉、汪兩位先生學習這門科學時深感興趣一樣，他也對校讎學有強烈的愛好，并且有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的決心。因此，我就不僅將這門功課交給了他，而且將寫成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給了他。我能夠與有富合作寫這部書，教學相長，薪盡火傳，實為晚年的一大樂事。
《校讎廣義》一書可以說寫了半個世紀，終于在1996年完成了。根據我國傳統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個部分的校讎學，也許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我們將重點放在這門科學的實際應用方面，而省略其歷史發展的記載。應該指出的是，校讎學并不是我專攻的專業，本書也說不上是一本校讎學的學術專著。前輩的目錄學大師如余嘉錫、姚名達先生，其學術水平非我能望其項背者。同時代的專家如張舜徽、來新夏等先生，其專業知識也遠勝于我和有富。我比較有自信心的是，上述諸名家的校讎學著作或綜論校讎學史，或專論校讎學某一分支的深奧問題，而本書則是比較全面地論述校讎學的實際操作方法的教科書。所以對于初涉文史研究工作的學生而言，本書或許具有較大的實用價值和指導意義。
5、關于《文論十箋》
最初我到武漢大學工作，中文系主任劉博平先生根據文學院長劉永濟先生的提議，想把中文系的學生與一般性的大一國文課區別開來，一周五小時。我就問劉永濟先生用什么樣的講義。他想了一下說：“你可以自己編講義。”當時大一國文用的講義，是黃耀先（焯）先生選的，比較偏重散文。后來我就想講一點帶有文學理論的內容。當時就我所了解的情況，寫了一個講義，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總論，一篇是駢文，一篇是散文。駢文和散文主要是選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辭類纂》的序，《駢體文鈔》的序，等等。總論就選了十篇文章。拿給劉先生看，劉先生就讓我試著邊教邊改進。我就開始對這十篇文章作注解。頭一篇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學總略》，龐石帚先生有個注，注得很詳細。后來才曉得《文史通義》也有葉長青先生的注，當時我沒有看到。一年講下來，根本沒有時間講總論以外的東西，我就向文學院長、系主任匯報了，他們認為比一般的大一國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后來我到金陵大學，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這個講義教中文系一年級的國文。在金陵大學的時候，這個書的初稿寫好了，金大有些錢，他們就印了出來。用線裝的，題為《文學發凡》。我后來也沒有時間把駢文和散文的部分繼續注解。當時葉圣陶先生已經回復了開明書店編譯所，他是所長。我就把這部稿子給他，他就接受了，寄到上海。抗戰勝利以后，開明書店就把它印出來了，把題目改成《文論要詮》。開明一共就印過那一回，但是后來臺灣和香港都有盜版，沒有通知我，也不給任何報酬。后來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印的時候，我就把書名改成《文論十箋》。后來又收入我的選集之中。每次重印，我都盡可能地作些修改補充。日本學者把這本書當成文學概論的教材來用。這部書不是很完整的體系，就我來說，是第一次伴隨著前人的工作，加了一點工。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語，還成個體系。當時我下了個決心，也和劉先生商量過，沒有選《文心雕龍》。現在想來，這是對的，因為《文心雕龍》太完整。這本書許多人喜歡，生命力很強。
6、關于《史通箋記》
我第二次到武漢大學，我開了一門《史通》的課，作為一門專書研究的課。從那時開始，我就開始作注。拿浦起龍的《史通通釋》作底本，他不完整的地方，我就增補；他有錯誤的地方，我就糾正。《史通箋記》前面有八條凡例，開始寫的時候并沒有，后來交給中華書局，他們提出應該有凡例才完整，所以是后來才寫的。我一直很感謝鄧廣銘先生，那個時候胡適當北大校長，他當秘書，他可以指揮底下的工作人員抄書。當時金克木先生也在武大，金先生和鄧先生關系很好。我要是在武漢大學找不到的書，我就請金克木先生寫信給鄧先生，他就幫我從圖書館里把書借出來，請人抄好，抄得很工整。我這部書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丟掉了。學生說拿去審查，實際上就往一個地方一丟，不管了。隔了四五年，他們又在一個地方發現了，交給沈祖棻。除了《史通箋記》以外，還有《行卷》等一大堆稿子，沈祖棻氣喘噓噓地抱回來，以為我會很高興，因為我一直念叨著這些稿子，可是我拿到之后，酸甜苦辣，一齊涌上心頭，不知說什么好。再后來，我就重新整理一下，并且把每部書都抄了一個副本，因為那時沒有復印機。保存這些東西很不容易。《史通箋記》較《通釋》更為完備，特別是收入了近代學者的研究資料。
7、關于《兩宋文學史》
1956年的時候，教育部想組織一個班子，寫一部文學史的教科書，我也參加了這項工作。當時我和馮沅君先生是一個組，她是組長，我們負責的是宋元部分。我那時才四十多歲，就有一個想法，如果自己能夠像劉大杰先生那樣，寫一部中國文學通史，是一項值得嘗試的工作，那時很少有個人寫文學通史的。我最初的想法是受到劉大杰先生的啟發，我寫文學史的時候，很多文學史著作還沒有出來，比如余冠英先生的三卷本，或者游國恩先生的四卷本。我所能夠作為基礎，或者說是學習的對象，就是劉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這部書后來因為評法批儒的關系，被改得一塌糊涂。劉先生這個人是很善良的，他在上海呆久了，當然也善于世故應酬，所以他當系主任、文學院長，都很會當。他是受了當時評法批儒的影響，自己不由自主地陷進去了。這個問題我后來在北京開會，見了面也和他談過，他也很后悔。這個人非常聰明，學問上很有通識，所以文學史寫得很好。后來改成那個樣子，不是他的意思。我最初就是根據劉先生這個書作為基礎，想把它再擴大一點。我就把這個想法同馮先生談了，她是個在女性學者中很有氣派的人，就認為很好。她作為主編之一，也很贊成。我就這樣開始寫了。那時我的工作很緊張，因為當時傾向于把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很重要的課，每周六小時。我大約連材料帶自己的講授，一小時需要二千五百字的講稿。按照這樣來算，一個星期差不多要寫一萬五千字。武漢大學的印刷條件很好，隨時寫出來，隨時就可以排出來。于是我就先寫了宋元部分的文學史稿，到了第二學期，也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了。最初學校對這些所謂犯了“錯誤”的人究竟能不能上課，也拿不準，因為教育部沒有命令，后來一直到很遲，才決定右派不上課，統統要改造。在這之前，我就基本上把宋元兩代寫完了。寫完了以后，也就沒有什么用處了，我就把這些稿子擱在那里了。此外，也有一部分明清文學史的稿子，記得是有關幾部長篇小說的，后來這些稿子也不知去向了。到了南京以后，我有條件整理舊稿。但如果要整理，就必須化很多時間來看材料，特別是二十多年中的一些學術記錄。我考慮了一下，就覺得化太多的時間來整理宋元文學史，會不會妨礙帶研究生的工作，當然也還有別的工作要做。后來偶然一次我同吳新雷先生談起，自己有一部稿子，想把它整理一下，但沒有時間，問他是否愿意做。吳先生是專門研究戲曲的，也作一些小說的研究。他過去研究問題比較細致，但范圍相對較窄，所以要他寫這樣一部大書，他也要好好考慮。我就對他說，在這部書中，自己感覺不足的主要是宋代的話本、南戲，也就是說，是宋元時期處于萌芽狀態的戲曲、小說，而這一方面正是他的長處，如果他來擔任的話，這部書可以寫得很好。我已經有一個基本的稿子，請吳先生來看，不滿意的地方就去掉，滿意的就保留。他就答應下來了。他這個人有個非常好的特點，就是重然諾，答應了的事情就不會在中間打退堂鼓。他寫得很快，我們又在一所學校，經常討論。我也有些意見和他不一樣，他也很爽快，可以就改，不可以就堅持。他也是胡小石、汪辟疆先生的學生，畢業比我遲，我們的私人關系還是很好的。后來我們把這部書交給上海古籍出版社，他們很快就接受，并印了出來。本來還有元朝部分，寫完宋代以后，我就問吳先生是否愿意繼續將遼金元代部分合作完成。但他的工作方面有個轉折，就是匡老請他去主持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他當了一陣也不習慣，就辭掉了。他后來專心于戲曲史的寫作，也有了成果。總的來說，這部書是以我下決心寫一部文學通史開始，其結果是寫了個兩宋的斷代文學史，而且最后還是請吳先生幫忙才寫完的。所以我在后記中很有感慨的說：“就我個人來說，一部1957年春天就寫成了初稿的書，一直要等到1988年，還是在一位朋友的大力協同之下，才能完成，歷程竟達31年之久，這是不幸呢，還是幸運？親愛的讀者們，請在讀完這部書之后，代我回答這個使我不無迷惘的問題吧。正是：‘韶光到眼輕消遣，過后思量總可憐。’”
8、關于《程氏漢語文學通史》
關于文學史，我嘗試過好多種寫法。一種是摹仿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那個在舊的歷史學家中有這么一派，他們把原始材料低兩格寫，個人的觀點如同綱目一樣，頂格寫。很有名的書有鄧之誠的《中國二千年史》、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還有劉永濟先生的《文學通史綱要》（就是《十四朝文學要略》），都是這一派。我也嘗試著寫了六七篇，曾在湖北大學的學報上連續發表過。后來收在書里的時候，我覺得漢魏六朝部分寫得較好，其馀的不行，我就留了三章，收在《閑堂文藪》里。另外我還寫過宋元文學史，那是一個斷代文學史。此外，我還寫過一個很壓縮的文學史，那是我在武漢大學當中文系主任的時候，歷史系的吳于廑先生，同我私人關系非常好，他當時是歷史系主任，想要讓歷史系的學生擴大一些知識面，學一門中國文學史和一門中國哲學史，希望中文系能給他們開這門課。我就和一些先生商量，但他們已經習慣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段中講課，要從上古講到近代，覺得很麻煩。這樣一來，只有我自己講。我就在歷史系開了中國文學通史的課，后來就當了右派。這部稿子還在，但我也一直沒有想到把它完成。一直到前年，有人問我是否還有什么存稿，我就說有一部文學史的稿子，但不完整，現在也沒有這個精力來從頭至尾寫一遍了。我對程章燦一直有個想法，他在本科階段讀的是歷史系，偏重于亞洲史，后來轉到中文系來，文學史的基礎不夠，要好好再學一學。我就問他：“我有一部稿子，你能不能幫我看看。”不是要他審查，而是要他補充。通過改這部文學史稿，使他從中得到提高。后來他就說試一試。因為我們都姓程，就取名為《程氏漢語文學通史》。所以我是寫過一個綱目式的文學史，寫過一個斷代文學史，又寫過一個文學通史。最初寫這部文學通史的時候，好多文學史都還沒有出版，我就根據自己的想法，認為哪些東西是應該要寫的，我就把它們寫進去了。寫得很簡單，所以只要自己手上掌握的材料夠，我就寫一章，所以內容和一般的文學史很不一樣。最初拿給遼海出版社的時候，那個時候正好出了一批文學史，包括章培恒他們的文學史，他們就有個疑問，這部書會不會與別的文學史重復，到時賣不出去。我就說，能否賣出去我不知道，但不會重復，因為我寫的東西別人沒看到，我從來沒有發表過。比如說，八股文我們就列了一章。還有一些游戲文字，只要有材料，我們都寫。另外像漢魏六朝的傳記文學，這是受到朱東潤先生的啟發，我們覺得那些材料根據《隋書·經籍志》的目錄以及清人的輯佚，很容易將它寫成一章。也許有人會覺得，這些游戲文字在文學史上不占有重要性。照我的看法，這個重要性在不同角度會得出不同結論。比如說對聯，它對于民間的風俗，從過年貼紅對聯起，過壽、結婚，到名勝古跡，非常普遍。它事實上就是小駢文。駢文里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就是很好的對聯，它是從駢文中分化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就很重要。但真正要說哪一個人作對聯做得非常出名，比如說清朝末年在揚州有個方地山，被人稱作“聯圣”，的確做得很好，但總不能把“聯圣”和曹雪芹、吳敬梓相提并論。到現在為止，在湖南、廣東這些地方，還非常注重對聯，在民間還是受到普遍歡迎。如果我們認為文學史不僅僅是文士手上的工具，也包括老百姓的話，那么就應該把這些文學樣式的地位提高一下。這就是一個觀念的問題。朱東潤先生總是說劉博平先生的觀念守舊，不把白話文看成是文學。五四時期像這樣的人不稀奇，劉博平就是黃季剛先生在北大的學生，當時把新文學看成是引車賣漿者流的作品。當時胡適敢提出《嘗試集》，“八不主義”，還是很了不起的。我們現在倒過頭來看，比如說一個人教古詩，可以說自己不會作詩，也反對作舊詩。這個在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就不行，如果汪辟疆先生教蘇詩，王伯沆先生教杜詩，他說自己不會作詩，我們是難以想象的。我不過畢業了六十年，就完全改變了。現在社會上還有很多人作舊詩，做得怎樣是另外一回事，舊詩體的刊物比起新詩的刊物《詩刊》這么獨此一家要多得多，總有好幾十家。有人贊賞，也有人反對，這就比較正常。所以，如何理解文學樣式的社會化，在文學史的寫作中要考慮到。我們這部文學史是比較有條理地介紹了一些過去文學史上所不提的內容，我們寫了，大家不歡迎，那將來不重印，也就消失掉了。但總應該試一試。我們原來還有個想法，就是把五四運動以后直到現在也寫幾章。后來我們覺得自己在這一方面沒有用過功，臨時學習恐怕會使這部書本身的質量降低，所以就沒有再寫下去。這部書出來之后，很難說學術界會給個什么樣的評價，但至少是與別人的不太相同。總的來說，我就感覺到，寫文學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些作品，我們要用文字去表達它，而且又不能形象的文字而是要用抽象的文字。怎么能夠抽出一些條條框框來，而這些條條框框與文學的實際又不是想去太遠，很難捉摸。依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往往是自己被哪些作品所感動，然后用你所認為適當的語言表達出來。這個時候就會覺得寫得很不錯，但究竟寫得怎樣，也很難講。要把文學史寫好，就必須對每個作家都研究得很精深，這就需要專家；而寫文學史又需要通才，具有廣博的知識，而且還要很潑辣，不能太拘謹，這是一對矛盾。你對一個問題有一個很好的看法，往往你的實際功底達不到那個高度。幸虧我們的合作沒有什么顧忌。所以我認為和同學、朋友合作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但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沒有顧忌，彼此之間能夠坦誠交換看法。
9、關于《宋詩精選》
這部書在收入我的文集的時候，改成了《讀宋詩隨筆》，就是把這部書中的品評的部分輯出來匯集而成。這部書就我個人的愛好而言，我非常喜歡。它不是一部很好的宋詩選本，并不能夠反映整個宋詩的面貌，但是，凡是我所選的詩，都是我有些個人想法，也僅僅把自己的那點想法寫了出來，就幾百個字。當時出版社有個很奇怪的想法，希望不要寫得太多。我想可能就是因為有些先生寫起東西太長，前輩當中，俞平伯先生就是這樣。他講詞，一高興起來，一首小令可以講上幾千字。而我原來就是不喜歡寫長文章，所以我只寫幾百字。我特別注意所選的詩有什么特點，我有什么體會。如果有特點，而我又沒有能夠發現，我就不寫。一定要既能發現起特點，又能將它表達出來，在這個前提下，我才會寫下來。所以，寫作的時候沒有任何條條框框，只要喜歡這首詩，有所體會，就選了。這是一部晚年之作，自己在寫作時沒有什么拘束，比較自由。其中所表達的道理都比較樸實，能夠代表我晚年的一些看法。寫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比如說我寫到王安石的《明妃曲》，我覺得朱自清先生講得很好，我就抄上去了，自己不加一語。我覺得一個人寫文章，寫到最后，自己不約束自己，很隨便，這是一個到老年才能達到的境界。鍾仲偉說“文多拘忌，傷其真美”。我早年的文章多少有些矜持，有意識想把文章寫得好一些，這樣就不夠自然。寫這部書的時候，因為比較放松，寫得比較快，也不苦。我覺得做學問能夠做到自我放松的自在的境界，是比較高的，這個境界不是一下子能夠達到的。我現在就是覺得當時選少了一點，現在也沒有精力再寫了。我覺得這部書對于一個才學宋詩的人，作為宋詩入門的書是很好的。你有我早年和繆琨先生合作的《宋詩選》，把這兩部書放在一起合看，就可以看出我的進步了。
發布日期：2008-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