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
題記：礪鋒自一九七九年負笈南京大學，立雪程門已逾廿載。親承音旨，稍窺門墻。今蒙《學術界》編輯之約，簡述千帆師生平，亦論及其學術，故遵時下慣例，名曰“評傳”。
一
一九三二年夏，剛滿二十歲的程千帆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學。由于他在中學時遇到了一位優秀的化學老師，寧波王實銘先生，所以對化學極有興趣，成績也很好，就到化學系去報名。沒想到當時金大各個系的學費標準是不同的，化學系的收費很貴，要一百多元錢。而程先生的父親正失業，家中貧困，無力負擔這么高的學費。他遍查各系的收費情況，發現中文系只要一半的錢，就改報了中文系。雖然程先生進入金大后仍然選修過著名化學家戴安邦教授的課，而且直到晚年在南京大學的校園里路遇戴先生時仍敬執弟子禮，但他一生所從事的專業卻成了文史而非化學。程先生沒能成為一位化學家，這也許是出于偶然。但他成為著名的文史學者，卻是出于必然。因為他自幼就在文史方面接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早就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程先生原籍湖南寧鄉，但在上代已遷居長沙。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程先生生于長沙清福巷本宅。當時的程家相當清貧，但卻是一個富有文學傳統的詩書之家。他的曾祖父霖壽先生，字雨蒼，有《湖天曉角詞》。伯祖父名頌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遺集》。叔祖父名頌萬，字子大，有《十發居士全集》。父親名康，字穆庵，有《顧廬詩鈔》。一家數代皆有詩人，生性穎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詠。他的習作曾蒙叔祖獎譽，批語曰：“詩筆清麗，自由天授。”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十多歲時曾在其伯父君碩先生所辦的私塾“有恒齋”里讀過數年古書。君碩先生的教育方法與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不用《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等“俗學”作教材，而是要求學生直接讀經典著作如《論語》、《孟子》、《詩經》、《左傳》、《禮記》、《文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資治通鑒》。他在講授時則文辭義理并重，而且要求學生用文言文寫文章以及日記與學習心得，并練習書法。總之，君碩先生的設想是要把傳統士大夫應當具備的的文化知識都教給學生。在科舉制度早已廢除、新式學校已經出現的當時，這種教學方法也許是不合時宜的。然而對于日后將成為專治古代文史的專家來說，這種艱苦、繁重而且乏味的學習卻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必須的。正是這種嚴格的訓練使程先生具備了閱讀古書和寫作文言文及詩詞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代典籍,從而對古代文化具有感性的深刻體會，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在古代詩學的研究中如魚得水的重要原因。時隔五、六十年之后，當程先生在南京大學指導研究生攻讀古代文學時，他不象有的老師那樣只以指導學生寫學位論文為要事，而是在選定論文題目之前先布置一批必讀書目，例如一九八二年入學的博士生的必讀書目是：《論語》、《孟子》、《詩經》、《楚辭》、《左傳》、《史記》、《文選》、《文心雕龍》等八部書。程先生常說：“對學生要加以友善的壓力。”這張書單就是壓力的具體表現，而設置書單的良苦用心正是要傳授他自身成功的經驗。研究生們為了這張書單當然是“吃盡苦頭”，但正是這張書單使他們經受了嚴格的訓練，所以在日后的教學、科研中后勁較足。現在，“程門弟子”已成為學術界刮目相看的一支新生力量，這與程先生開設的書單密切相關。
如果說程先生在“有恒齋”中的學習僅僅是打好基礎的話，那么他進入金陵大學后就真正躍入學術的海洋了。三十年代南京的大學中，大師云集。由于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課，所以程先生得以向兩校眾多的名師請益。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饑似渴地吸取營養，學問大進。他在晚年還深情地回憶說：“在大學四年中，我從黃季剛（侃）先生學過經學通論、《詩經》、《說文》、《文心雕龍》；從胡小石（光煒）先生學過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甲骨文、《楚辭》；從劉衡如（國鈞）先生學過目錄學、《漢書藝文志》；從劉確杲（繼宣）先生學過古文；從胡翔冬（俊）先生學過詩；從吳矍安（梅）先生學過詞曲；從汪辟疆（國垣）先生學過唐人小說；從商錫永（承祚）先生學過古文字學。諸位老師各有專長，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雖任教而不曾講授某項課程的先生們請教。如曾向林公鐸（損）先生請教過諸子學，向汪旭初（東）、王曉湘（易）兩先生請教過詩詞。……”[1]于是，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轉益多師、博采眾長，在經學、史學、目錄學、文學批評史諸方面積累了深厚的學養，而且學到了大師們的許多治學方法。當然，他用力最勤、獲益最豐的則是詩學。
程先生不是只知埋首于故紙堆中的舊式學究，他是緊跟時代腳步的新型學者。他的氣質中兼有學者的嚴謹、深刻和詩人的靈性、敏感。雖然他從小就學會了寫作古體詩詞，但在金大求學時卻更醉心于新詩創作。他與同學孫望、友人常任俠等人組織了一個詩社——土星筆會，還辦了一個新詩半月刊《詩帆》。《詩帆》雖然只辦了十七期就因故停刊了，但程先生已在上面發表了四十五首新詩，顯示出他對新詩的熱情。可惜后來他象聞一多一樣，“立馬回韁作舊詩”了，但這些后來被陸耀東教授編入《沈祖棻程千帆新詩集》的少作已在新詩史上留下了可貴的記錄。
才氣橫溢的程先生贏得了正在金陵大學國學研究所讀研究生的著名才女沈祖棻的青睞，由于志同道合，他們很快就相愛了。程、沉的結合在學界傳為佳話，堪稱天作之合的這對夫婦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但在詩詞寫作中有琴瑟唱和之樂，而且在學術上互收切磋之益。可惜后來他們與祖國一樣經受了漫長的苦難命運，終于使沈祖棻寫出了“文章知己雖堪許，患難夫妻自可悲”[2]的沉痛詩句，這是當時始料不及的。
一九三六年，程先生自金大畢業，回母校金陵中學任教一年。次年，抗日戰爭爆發，他避難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學任教。此后輾轉于長沙、武漢、重慶、康定等地。直到一九四О年才重歸教育界，在四川樂山技藝專科學校任國文教員。一年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在樂山的武漢大學、在成都的金陵大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學。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后，才回到武漢大學任副教授，從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三十二個年頭。一九四七年他升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系主任。解放后，程先生以滿腔的熱情迎接新中國的到來，他積極地學習新的文藝理論，并積極地按照新的教育方針來安排中文系的工作。此時的程先生在學術上已經成熟，而且形成了獨特的治學方法。一九五四年，他與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論文結成集子交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取名為《古典詩歌論叢》。這是程先生平生詩學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導的治學方法的最早范例。沈祖棻在此書后記中指出：“當初我們之所以寫這一類的文章，并用這樣一些方式來研究古代作家與作品，特別是千帆，在這些論文中，他嘗試著從各種不同的方面提出問題，并且企圖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加以解決，是因為在過去的古代文學史研究工作當中，我們感到，有一個比較普遍的和比較重要的缺點，那就是，沒有將考證和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就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3]應該說，這種方法后來在程先生的著作和言論中曾得到過許多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卻是完全一致的，這是貫穿他一生學術工作的精髓，是他對古代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此時的程先生尚不到四十歲，正處于精力彌滿的盛年，如果他能在常態下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那將在學術上獲取何等豐碩的成就！可是，正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說，“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轉眼到了一九五七年，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開始了。古語云：“君子可欺以其方。”程先生曾經歷了漫長的舊社會，他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黑暗社會深惡痛絕，對新中國則充滿了希望。他又是一位秉性正直、剛腸疾惡的人，所以當他聽到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后，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意見都說出來了。誰想到這竟是意在“引蛇出洞”的所謂“陽謀”呢？于是，程先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被視為人民之敵的“右派”，而且是武漢地區的“大右派”。他象千千萬萬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一樣，從此被剝奪了一切權利和尊嚴。一位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良師從此不能再登上講壇了，一位才華橫溢且正當盛年的學者從此不能再平靜地安坐在書齋里了。他的學術生涯中突然出現了長達十八年的斷層，而他發硎初試、已初見成效的學術方法也突然被埋入了歷史的塵封之中。
二
在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中，才學杰出的人物何止百千！然而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磨難以后，仍能重新恢復學術研究、且取得非凡成果的人則相當少見。人們對此是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的：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摧殘，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條件全被剝奪，連活下去都成為需要非凡勇氣的掙扎，又怎能設想堅持理想、并繼續進行學術方面的思考？在那風雨如磐的漫漫長夜中，有多少人不堪重壓而對人生失去信心，有多少人雖能隱忍茍活而不再堅持對真理的追求？我們絕對沒有理由去責備那些不幸的人們，他們在非人世所堪的情境中能度過二十年艱難歲月已足以贏得我們的尊敬。然而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不乏堅毅之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們能夠直面人生，寵辱不驚。程先生就是這樣的堅毅之士。
程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受到了殘酷的迫害。首先，他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這位曾經聲明“最大的野心就是當教授”，而且已經成為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著名教授的人，卻再也不能走進課堂了。這位決心為弘揚傳統文化，且視學術為生命的學者，卻只能到資料室去整理卡片了。他的生活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全家被逐出武大的特二區，遷至九區碼頭，住進以前蘇聯專家的汽車司機所住的、廢棄已久的湖邊小屋。關于這所小屋，沈祖棻曾在《憶昔》詩中作過描寫：“青蠅飛蔽碗，雄虺臥當門。草長遮殘砌，泥深漫短垣。”每逢風雨大作，山洪瀑發，不但屋頂滲漏，而且洪水會毫無遮攔地沖進大門。我沒有看到過這所小屋，但只要閉目一想，就不由得聯想起蘇東坡的詩句：“小屋如漁舟，濛濛水云里。”更難以忍受的是，程先生與他的家人必須忍受人們的白眼和侮辱。過去的學生只有極少數人還私下稱他為“先生”，多數學生則直呼其名。無知的兒童成群結隊地前來喧嘩叫罵，甚至亂拋石塊，砸碎門窗。至于舊日的同事，更不用說有許多人要與他們劃清界限乃至堅決斗爭，以此來表明自己的“左派”身份。即使連這樣的環境，也不許程先生再安身下去。他被發配到遠離武漢的沙洋農場，種地、養牛、養雞……。他甚至學會了給牛接生，曾成功地接過五次。幾十年后，當我陪他在南京的玄武湖畔散步時，他看到一塊碧綠的草地，還自言自語地說：“這些草夠五頭牛吃一天了。”艱苦的生活給他留下了多么難忘的烙印！然而，即使在這么艱難的環境里，程先生也沒有喪失對人生的信念，沒有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他決心要與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抗爭下去，決心要活下去看看其結局到底如何。更重要的是，他對祖國的傳統文化有刻骨銘心的熱愛，他堅信自己的學識和能力都是祖國所需要的，總有一天他還可以為祖國服務。當時的沙洋農場有一個圖書室，里面沒有多少書，但倒有一套中華標點本的晉隋八史。程先生如獲至寶，他白天勞動、挨斗，晚上就細細地閱讀這套書。這是無聲的抗爭，是程先生用實際行動對那場荒謬的政治運動所作的批判。當年蘇東坡多次被貶到荒遠之地，然而他始終保持樂觀的人生態度，并在逆境中實現了新的輝煌。他晚年作詩自題畫像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此語的政治含義也許是自嘲，但就東坡的文學事業而言，黃州、惠州、儋州確實是他創作過程中的關鍵階段。東坡在貶謫生涯中傲視苦難，堅持讀書作文，就是對黑暗勢力的有力抗爭。程先生在沙洋的行為是否有意學習東坡，我不敢斷言。但我相信他在精神上是與東坡心心相印的：在那個是非顛倒的荒謬時代，行吟澤畔的屈子、憂國憂民的老杜固然也能給人以激勵，但東坡式的嬉笑怒罵則是更有效的抗爭手段。程先生有詩云：“一事略同蘇玉局，晚途流落負明恩。”[4] 可見他與東坡是心心相印的。他雖然沒有能在流放生活中實現創作的輝煌，但畢竟沒有完全虛度光陰，畢竟沒有中斷對學術的思考，從而為自己在日后重創學術輝煌作了切實的準備。這充分證明了由中華傳統文化所鑄就的堅毅人格不是任何黑暗勢力能夠摧毀的！
中國自古就有“發憤著書”的傳統。司馬遷曾在《報任安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太史公當年在遭受極其嚴重的打擊后，就是以這種精神支撐自己寫完了史家之絕唱——《史記》。然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竟連這種傳統所賴以存在的土壤也不復存在了。在反右、文革時期，那些失去人生自由、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的知識分子，時時刻刻處于“不許亂說亂動”的艱難處境中，哪里還能著書立說！可是暴力能夠禁止人們的言論，卻無法牢籠人們的思想，優秀的知識分子仍然以各種隱蔽的方式進行著“發憤著書”的活動。程先生當時雖然不能操筆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進行思考，這實際上就是“打腹稿”式的“發憤著書”。于是，一旦陰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結果就源源不斷地噴涌而出了。更為重要的是，“發憤著書”是以整個生命鑄成一部人生的巨著，這樣的著作中所蘊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態下的論著所難以擁有的，它們所達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態下的論著所難以企及的。王國維曾在《人間詞話》中引尼采之言：“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我覺得對于重要的學術著作，也可作如是觀。程先生在文革結束后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發憤著書”的結晶。我在讀這些書時，除了得到學術上的啟迪外，也常常從中受到生命激情的感染。
一九七八年夏天，山東大學的殷孟倫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的徐復教授和南京大學的洪誠教授在蘇州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他們不約而同地談到其同門好友程千帆先生的厄運。此時的程先生，正處于人生最痛苦的階段。他苦苦地熬了十八年，才在一九七五年被開恩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然而幾乎在同時，武漢大學就命令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于是他變成了每月僅有四十九元收入的街道居民。禍不單行，與他一同嘗遍人生艱辛的伴侶沈祖棻不幸于一九七七年遭遇車禍逝世。這位當年以詞名傾動文壇的一代才女，這位在武漢大學辛勤工作了二十余年的優秀教師，卻遭受了“寂寞身后事”的不公正待遇，連一個簡單的追悼會都沒有舉行。程先生遭受了這個雪上加霜的打擊，心中的悲痛難以言表。他獨自蟄居在東湖邊上的小屋里，為沈祖棻整理遺稿，以此來寄托哀思。面對著驚才絕艷的《涉江詞稿》，很少作詞的程先生不禁寫了兩首《鷓鴣天》：
衾鳳釵鸞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煙。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難夫妻四十年。
哀窈窕，憶纏綿。幾番幽夢續歡緣。相思已是無腸斷，夜夜青山響杜鵑。
燕子辭巢又一年，東湖依舊柳烘煙。春風重到衡門下，人自單棲月自圓。
紅緩帶，綠題箋。深恩薄怨總相憐。難償憔悴梅邊淚，永抱遺編泣斷弦。
對于程先生的不幸遭遇，殷孟倫等先生非常同情，他們認為必須為程先生重新找一個工作，于是商定聯名向恢復工作不久的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推薦。洪誠先生回南京后就向匡校長匯報了這一情況，匡老立即決定聘請程先生到南京大學來任教授，并派當時任中文系副主任的葉子銘教授馬上到武漢去接洽。葉教授到武大后，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在東湖邊的那所小屋里找到了滿頭白發的程先生。于是，武漢的街道居民名單中少了一個名字，而南京大學的莘莘學子則有幸擁有了一位學識非凡且循循善誘的好老師。時隔多年之后，在南大為程先生慶祝八秩壽辰時，程先生當眾對匡校長表示感謝，引東晉習鑿齒對桓溫所說的話：“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當時的聽者無不動容。在匡老病危之際，程先生前去探望，對匡師母說：“是匡老給了我二十年的學術生命，我終生感謝他老人家。”的確，如果不遇匡校長，程先生也許還要當多年的街道居民，那將是學術界多大的損失，那將是南大學子的多大損失！
三
一九七八年八月，程先生來到南京大學，就任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學的校園，就是當年的金陵大學所在地。三十多年前，程先生就是在這里受教于黃季剛等大師，從此走上了專治古代文史的學術道路。也正是在這里，他遇到了沈祖棻這位同甘共苦數十年的人生伴侶。這里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他的回憶，撫今追昔，感慨萬千。然而此時程先生的當務之急不是回首往事，而是展望末來。他已經六十八歲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使他早已滿頭白發。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程先生決心要把被耽誤的光陰奪回來，他帶著滿腔的熱情開始了工作。程先生為自己制定了兩個宏大的計劃，一是對自己幾十年的學術思考進行總結，寫成著作貢獻給學術界。二是抓緊時間培養學生，努力彌補十年動亂造成的人材斷層。對于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來說，這兩個任務談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經過十多年的奮斗，終于在兩個方面都取得了卓異的成績，使他的人生中出現了奇跡般的晚年輝煌。
一般來說，一個學者在被耽誤二十年后，最著急的事當然是整理自己的學術成果，完成名山事業。然而程先生卻把培養學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莊子》的話說：“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在他看來，彌補文革所造成的損失，讓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后繼有人，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懷著虔誠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講壇。他不顧年老體弱，親自為本科生上大課。面對著幾百雙充滿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復了青春，他的課講得生動活潑，明白曉暢，又邏輯謹嚴，一絲不茍。他傳授給同學的不僅有淵博的知識，更有切實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課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擻，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他的身體特別健康，其實程先生曾經受過二十年的折磨，體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進行拼搏。當課間休息時，程先生心須抓緊時間坐下來喘一口氣，恢復一下精力。可是等到上課鈴一響，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懸河了。如果說課堂是教師的戰場，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當益壯、仍然在馳騁疆場的老將。他是多么希望能夠一直在講壇上奮戰下去啊！可是年齡不饒人，幾個學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況不允許他再上大課了，他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大教室，轉而以培養研究生為主要的教學任務。
一九七九年，程先生開始招收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由于研究生教育已經中斷了十多年，社會上積壓的有志于深造的考生很多，當年報考程先生的考生就有四十多個，考生的情況則千差萬別，有文革以前就已本科畢業的老大學生，也有尚未邁進大學門檻的知識青年。經過嚴格的考試，程先生錄取了三名學生，他們的年齡、學力都差參不齊，一樣的只是對于知識的渴望。我有幸也廁身于這三人之列，從此立雪程門二十載，得以親承音旨，用程先生的話說，這是人生的緣份！也許我的投考經歷有助于讀者認識程先生的為人：我于一九六六年畢業于蘇州高級中學，兩年后下鄉插隊，從江南到淮北，從當農民到做農民工，虛度了十年光陰。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后，我才走進了安徽大學的大門，在外語系英語專業就讀。得知程先生招收“唐宋詩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消息時，我尚是本科二年級的學生。從未進過中文系、僅僅在農閑時節讀過幾首唐詩宋詞的我，能考上程先生的研究生嗎？我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考場的。五場考試下來，自覺考得還可以，于是就心存幻想起來。可是后來有人告訴我，考前沒有與導師聯系過，更沒有到導師家去拜謁，錄取的希望是很小的。當時還有要好的同學埋怨我說：“你在社會上也混了十多年了，怎么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我聽后如夢初醒，只好放棄幻想。沒想到暑假過后，我竟收到了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又過了十多天，我就與兩個同學一起見到了滿頭白發的程先生。坐定以后，先生說：“這次共有四十多人來報考我的研究生，有人寫來了十多封信，寄來各種文章、學習筆記，也有人幾次帶了禮物跑來見我。可是你們三人連信也沒有寫來過——”我滿以為這下要被責怪了，沒想到先生反而微笑起來，說：“這很好！”說也奇怪，雖然后來程先生教誨我的話不知有多少，但我一直記得他最初所說的這句并無深意的話。在程先生門下，需要的是誠實、刻苦，任何投機取巧都無隙得入。在程先生親手建立的南大古代文學這個學科點，學風的篤實與人格的誠實同樣為大家所看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個學科帶頭人的品格是何等重要啊！
八十年代初，百廢俱興，學位制度也應運而生。程先生被推選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首批博士生導師，他帶出一批碩士生后，又于一九八二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當時程先生對如何掌握博士生的水準心里沒底，他找來一些港臺地區的博士論文仔細閱讀，決心要培養出水平更高的博士來。經過十多個寒暑，程先生培養了碩士九人，博士十人，數量也許不算多，但質量卻是上乘的。《文學遺產》的主編徐公持先生在總結古代文學學科的總體情況時指出：新時期成就最大的兩位學者是錢鐘書和程千帆，并特別指出程先生培養學生的成就：“門下人才輩出，形成堅強的學術梯隊，在本學科中廣受稱道贊許。”[5]時至今日，“程門弟子”已成為學術界公認的一個專有名詞。那么，程先生是如何在研究生培養中取得這些成就的呢？
一個好老師的先決條件是他必須熱愛學生。程先生對弟子既關心愛護，又嚴格要求，他說：“要愛護下一代。耐心地、不斷地對他們施加友善的壓力，同時對他們給以具體的幫助，乃是使青年人迅速提高的有效方法。特別要注意科學研究中基本操作的訓練。例如：應當把研究生論文當中出現了錯別字、不規范的簡化字，語法不通的句子以及引用別人的論點而不加說明的情況等，看作是自己的失職。因為這些情況的出現，正反映了自己平日對他們要求不高，訓練不夠，也就是對他們愛護不夠。”[6]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是程先生培養研究生取得成績的最主要原因。對此，弟子們都保留著溫馨的回憶。張伯偉說：“我與千帆師之間的感情極為融洽，師弟相處，猶若父子，幾乎無話不談。我們談學問，談人生，談歷史，談現實，有時還談家庭，談愛情。先生有快樂的事情，總愿與學生分享；學生有失意的心緒，也愿向先生傾訴。我總覺得，這樣的師生關系，大概也就是古代鵝湖、鹿洞之遺風吧。”程章燦說：“我做博士論文那一年，先生生病住院，就是在南京那樣嚴寒的冬季里，在病榻上，先生抱病改完了我和另外三名同學的四篇論文。這需要克服多少困難，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強的責任心！每當捧讀先生批改的論文，我的心便久久不能平靜。”他們的感受可以代表“程門弟子”們的共同心聲。
當然，僅僅有良好的愿望還不一定能成為良師。程先生培養研究生有一套完整、周密的計劃，而且形成了他獨特的教學風格。讓我們從頭說起。
首先，程先生注意督促學生打好基礎，這個基礎不僅僅指本學科的基本知識，而且包括外語、藝術鑒賞等相關方面的學養。我本人是從外語系考來的，雖然并沒有在外語系畢業，但入學考試時英語得了96分，到南大后的英語過關考試又順利通過，自己以為作為中文系的學生已差不多了，從此該把精力集中在專業學習上，以彌補非中文系出身的不足。但是程先生卻不這樣看，他仍然督促我繼續學習外語，尤其要提高閱讀專業外語文獻的能力。他還讓陶蕓師母親自為我挑選外語文獻，并指導我練習翻譯。直到數年之后，我把自己的一篇論文譯成英文，并在《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上發表了，先生才表示滿意。程先生還親自選聘曾在駐外使館工作多年的尹祿光先生擔任我們的英語老師，訓練大家的聽說能力。久而久之，同學們都養成了重視外語的習慣，并在與外國同行進行學術交流時如魚得水。南大的古代文學專業已有四人先后被哈佛燕京學社選為訪問學者，這在全國的古代文學學科中是絕無僅有的。
程先生當然更重視學生的漢語水平，他要求每一個剛入學的研究生用英語、文言文以及白話文寫三份自傳，這樣一方面可以了解學生的個人情況，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學生的語言能力，從而對癥下藥地加強對他們的語言訓練。
程先生還認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必須學一點創作，必須具備敏銳的藝術感覺，他抓得最緊的便是訓練我們寫詩。記得我考研究生時，專業試卷上有一道題是：“你會寫舊體詩詞嗎？如果會的話，請寫一首（或抄舊作）給我們看看。”我當時急出了一頭冷汗。我雖然在鄉下百般無聊時曾摸過幾天平平仄仄，但很少動筆寫詩，偶然胡謅幾首也早就忘得無影無蹤，哪里記得起什么“舊作”？要想當場寫一首，又苦于這場考試一共只有三個小時，而其余幾道題已耗費了一大半時間，只剩下半個小時留給寫詩了。但為了不讓這道題交白卷，便臨時謅了一首：“欲向江南負笈還，非因蒼翠夢鐘山。區區愿立程門雪，不得華章自汗顏。”這樣的“詩”，當然難入程先生的法眼。程先生曾回憶他年青時跟胡翔冬先生學詩的情況：“有一次，我把幾首惡詩送給他老人家看，他說：‘我的一雙眼睛像水銀一樣發亮，你要拿沙子來擦嗎？’”現在他看到我真正的惡詩，也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竟有考生拿惡詩來擦自己的眼睛了！于是在入學以后，先生便督促我們學習寫詩。我以前誤認為既然要寫舊體詩，便應以格律詩為主，否則不如干脆寫新詩算了。但程先生指導我們學詩，卻是要從五古做起。從此以后，我便常常拿些習作去“擦先生的眼睛”。先生也不厭其煩地為我改詩，并常常加上批語。這些批語大多是指出不妥之處，有時竟如棒喝。例如有一聯是“秋霜漸欲侵潘鬢，春氣尤畏入沈腰。”程先生批云：“此聯辭意俱俗，后當為戒。”漸漸地我也偶爾得到幾句鼓勵的話，例如有一首《南京車站送母東歸》：“又作異鄉別，石城寒雨霏。貧家多聚散，微愿每乖違。夢繞故園路，淚沾新補衣。此身猶寸草，何以報春暉？”程先生批云：“此首佳，似大歷。至情至文，此等是也。”我想這多半是為了不讓我泄氣，先生才勉強這樣說的吧。但不管怎樣，這畢竟讓我們在練筆的路上走下去了。多年之后，當我在分析古典詩歌的藝術特征稍有會心時，便格外感謝程先生當年的一片苦心。其實他當然很清楚最多也只能把我們訓練成當代的“香菱”罷了，但為了讓我們進行古代文學研究時能體會古人的創作之甘苦，便不得不勉為其難地教我們寫詩。他說：“從事文學批評工作，完全沒有創作經驗是不行的。研究詩最好能夠寫點詩，即使會畫點畫也好。”[7]他還曾自道其治學經驗說：“如果我的那些詩論還有一二可取之處，是和我會做幾句詩分不開的。”[8]古語說，鴛鴦繡出從教看，不把金針度與人。而程先生卻是毫無保留地把他的獨得之秘傳授給學生了，他甚至還親自教學生如何磨好、用好這根“金針”，這正是一個諄諄良師的偉大胸懷。
程先生更為嘔心瀝血的是如何引導我們走上治學的正確道路。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有關文獻汗牛充棟，如何使這些沒有自幼誦讀四書五經、對于李杜蘇辛也僅知一些皮毛的學子掌握基本的研究本領，而不是僅僅寫成一篇學位論文、獲得一個學位呢？程先生為此而苦苦地思考，摸索。他為此而精心設計了課程規劃：有兩門課是他要親自為我們講的，一門是校讎學，另一門是杜詩。當時校讎學還沒有適用的教材，程先生便以年青時所寫、但在十年浩動中被焚燒撕毀而殘存的講稿為基礎，一面整理，一面補寫，同時開始講授。他的碩士生徐有富、張三夕和我三人邊聽課邊記錄。后來程先生又在山東大學重講了一次，山大的研究生朱廣祁、吳慶峰、徐超也作了記錄。這兩個記錄稿后來成了煌煌四大冊的《校讎廣義》的藍本。校讎學向來被視作學問之入門，但是歷來專治校讎學的學者大多注重于研究其史的源流，而程先生卻更重視這門學問的實際用法。所以程先生在講這門課時，主要著眼于讓同學們了解應如何去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并由此而進入學術之殿堂。他說：“王鳴盛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學者必須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這句話今天看起來還是正確的。研究古典文學的人，連《師石山房叢書》、《四庫提要》都不讀，是不知道怎么‘開步走’的。”[9]由于這門課在大學的講壇上已經絕跡多年，所以前來旁聽的人很多，教室里經常擠得水泄不通，晚到一步的人就找不到座位。而程先生也就以誨人不倦的精神，把這門本來是專為我們三個人所開的課改成了大堂課，為更多的人指引學術的門徑。從如何利用古代的目錄學著作，到如何選擇好的版本，以及如何校正文字、去偽存真，乃至如何自己動手編寫目錄，他都深入淺出地予以講解，把這門本是比較枯燥的學科講得生動有趣。這對我們這些在學術的迷宮外面不得其門而入的初學者來說，是多么的有益的指點啊！當年聽課的三個同學中，有一個就是徐有富學兄。程先生的課使他對這門學問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并由此而走上了專攻古典文獻學的道路，現已成為南大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帶頭人。
程先生另一門親自為我們開講的課程是杜詩。當時我們的專業方向是“唐宋詩歌”，而先生認為要想對唐宋詩歌進行研究，就非對杜詩達到精熟的程度不可。因為杜詩既是唐詩中的巔峰之一，又是中晚唐乃至宋詩風氣的最重要的源頭，所以對于我們的專業來說，杜詩確是關鍵之所在，無怪乎先生要不辭辛勞地親自講解了。程先生對杜詩不是一般的愛好，他對杜甫的為人懷有虔誠的敬意，當他有機會路過鞏縣瞻仰杜甫墓時，曾作詩云：“憤怒出詩人，忠義見詩膽。以詩為春秋，褒貶無不敢。詩圣作詩史，江河萬古流。茲丘封馬鬣，永與天同休。”[10]正因如此，程先生在講杜詩時充滿了激情，他仿佛是跟隨著詩人，忽而登上慈恩寺塔，眺望著滿目塵昏的渭水秦山。忽而又走上崎嶇的蜀道，在天寒地凍的荒山野嶺里仍不忘欣賞那雄奇的風光。程先生講杜詩絕不是選一些作品來串講，他是用自己讀杜數十年所得到的心得來啟發學生，誘導學生自己進行思考。這門杜詩課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采取專題作為章節結構的單元，每一講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合起來又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二是不復述常識性的結論，而是進行新的思考，提出新的觀點來進行討論。所以聽這門課所學到的不僅僅是有關杜詩的知識，而且還有如何進行古典詩歌的研究的方法。這門課的教學成果的展示就是《被開拓的詩世界》這部師生合作的杜詩論文集，這本書雖然出版于一九九〇年，但它的構思卻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也即程先生為我們講杜詩的時候，書中的許多觀點正是形成于課堂的講授以及課后在先生書齋的討論之中。書中程先生與學生聯合署名的八篇文章不用說是師生共同討論的結果，就是學生獨立署名的兩篇，其實也是在程先生的啟發下進行思考而完成的作業。例如我寫的《老去詩篇渾漫與——論杜甫晚期今體詩的特點及其對宋人的影響》一文，就是聽程先生講杜甫晚期詩、尤其是夔州詩的特點后，才領悟到此文主旨的。程先生指出，杜甫不但敢于超越別人，而且敢于超越自己，他在詩歌藝術上的探索是永無止境的。我由此而想到，杜甫本人正是最后完成今體詩格律及其藝術規范的建設的詩人，何以他又要在晚年作部分地打破這種格律和規范的嘗試呢？這種嘗試的歷史意義又是什么呢？于是就產生了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我和同窗張宏生曾在此書的《后記》中說：“在千帆師親自給我們講授的課程中，杜詩是一門重點課。除了課堂上的講授之外，平時也常與我們討論杜詩。在講課和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固然常有經過點撥頓開茅塞之感，千帆師也偶有‘起予者商也’之嘆。漸漸地，海闊天空的漫談變成了集中的話題，若有所會的感受變成了明晰的語言。收在這個集子中的十一篇文章，都是在這個教學過程中產生的。我們現在把它們呈獻給廣大讀者，既作為我們師生共同研讀杜詩的一份心得，也作為千帆師指導我們學習的一份教學成績匯報。”應該補充的是，程先生在指導我們研讀杜詩時，確實做到了“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他常常給我們指示思考的起點，然后讓我們自己去思索，不到我們感到苦思冥索難以為繼時，他是不會輕易地把結論告訴我們的。對于這本書的學術水準，海內外學術界均有好評，此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周勛初先生的評論：“杜甫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自宋代至今，研究杜詩的著作汗牛充棟，后人要想在這領域中有新的創獲，誠非易事。千帆先生能在杜詩研究中帶領學生進行新的開拓，不但說明了他在詩歌研究方面的功力深厚，而且說明了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教師，在教學工作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11]對于那一段聽程先生講課的日子，我們無不保留著最美好的回憶。可惜程先生無端被耽誤了那么多年的大好光陰，在他盛年時反而被迫離開了講壇，要不的話，該有多少學子會在程先生的引導下成為學術界的有用之材啊！
程先生的教學工作絕不只是在教室里進行，他的書齋同樣也是課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當作備課、批改作業的辦公室。他為我們所設計的課程也絕不只是上述兩門，而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訓練。對于研究生來說，與學位關系最大的當然是學位論文，以致于有些導師從一開始就布置學生動筆撰寫。但程先生向來反對這樣做，他認為光寫一篇學位論文是遠遠不夠的，他堅持主張研究生在寫作學位論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時間來認真閱讀經典著作。一句話，程先生認為培養研究生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獲得學位，而是成為真正的人材。所以，他的整個培養計劃都是從后一點出發來考慮的，而這個計劃后來也就成為南大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培養的基本模式。這個模式的基本精神就是，古代文學是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學術是一個整體，所以研究古代文學絕對不能與史學、哲學分離開來。還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為代表的先秦學術思想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的人生觀、文藝觀都離不開孔孟老莊的影響，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須對他們所接受的思想源頭有所理解。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個時段的文學，也不管他們的論文會選擇什么題目，都必須對古代典籍進行一定數量的研讀。于是，《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左傳》、《史記》、《新、舊唐書》幾乎成了每一個博士生的必讀書，更不用說《詩經》、《楚辭》、《文選》、《文心雕龍》等文學性典籍了。
經過嚴格的典籍研讀之后，研究生才進入論文寫作階段。在指導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上，程先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首先，他要求學生認真選題，而且鼓勵他們選取難度較大、學術價值較高的題目。在程先生看來，寫論文是一次最好的鍛煉，千萬不可避重就輕、只求通過答辯。所以他的研究生大多選取了有一定難度的題目，例如《大歷詩風》、《江西詩派研究》、《江湖詩派研究》三篇論文，都是程先生親自主持的國家社科七五規劃項目“唐宋詩歌流派研究”的組成部分，它們對詩歌史上的幾個重要課題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出版后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著名學者傅璇琮指出：“這三部著作將在我國的古典詩歌研究學術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義及經驗必將日益為學界所認識和汲取。”[12]毫無疑問，三部書的成功是與程先生指導下的正確的選題思路是有密切關系的。
其次，程先生對于學位論文的撰寫有嚴格的規范要求。從小處說，他要求學生一定要保證材料的可靠性，要求他們絕對不能剽襲成說，等等。從大處說，他要求學生要具有問題意識，要能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并勇于創新。對于他所指導的九篇碩士論文和十篇博士論文，程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許多同學都珍藏著當年經過程先生批改的論文草稿，上面布滿了紅筆寫的批語，連一個錯別字、一個用得不妥的標點，他都細心地用紅筆勾出來了。時至今日，這些學位論文大多已經公開出版，其中有幾種如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曹虹《陽湖文派研究》、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都很受學界的好評。這些書中的觀點也許尚有可商之處，但它們在操作上卻都是符合規范的，在學術上都是體現出開拓精神和嚴謹學風的，正如傅璇琮先生在為程章燦論文所作序言中所說，“他的這部書給予我們的，與其說是某些具體的結論，還不如說是這位年輕的涉獵者，在步入辭賦這一瑰麗而遼闊的天地中所表現出的一種開拓胸懷，一種力求重新認識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13]顯然，程門弟子的這種學術品格，正是程先生傾其心血所陶鑄而成的，這是程先生一生教學工作的結晶。
程先生是一位十分謙虛謹慎的人，他對于自己的成果總是感到不滿意，而對別人的長處則充分地尊重，這種作風也鮮明地體現在他的教學之中。當年他剛從金陵大學畢業應聘到中學去任教時，劉國鈞先生對他的臨別贈言是：“你肯定會有講錯的地方，什么時候發現了，什么時候告訴學生，說‘我講錯了！’”程先生將此言終生銘記在心，直到我們聽程先生講課時，還遇到過幾個例子。有一次，程先生在課上偶然提到兩句詩：“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并說這是明人所作。而我正好對這兩句有些印象，就告訴他這可能是王維的句子。經核對以后，他第二次上課時就承認自己講錯了，并鼓勵大家今后都要力求準確。另一次，張宏生對杜甫《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五中“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兩句產生了疑問：此首通篇都是描寫夏景，為什么到這二句突然出現了春景？張宏生以此向程先生請教，先生略一沈吟，即坦率地表示，自己一時也難以解答。他不但在課堂上公開說明此事，而且把它寫入《杜詩鏡銓批抄》中：“此游在夏，皆夏景也。獨此二句闌入春景，其故何在？弟子質疑，竟莫能答，甚愧。”在我們心目中，程先生的學問極其廣博，對我們的任何問題幾乎都能給予圓滿的回答。但是他偶然有誤，即坦然承認，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程先生可說是真正實行了這條古訓的。時至今日，我們自己也都成了教師，大家都繼承了先生的作風，所以在南大古代文學課程的講壇上，老師對自已的錯誤能坦然承認已蔚然成風。
同樣的作風也體現在程先生的學術研究中。程先生是名滿天下的學者，他的著述是以踏實謹嚴著稱的。但是當他偶然出現錯誤時，卻決不護短，反而聞過則喜。例如程先生寫過一篇《從唐溫如〈題龍陽縣青草湖〉看詩人的獨創性》，對在《全唐詩》中被列入“無考”類詩人的唐溫如的一首作品作了深刻的論析。文章發表后，中山大學的陳永正教授作文指出：唐溫如實為元末明初人，“《全唐詩》收錄此詩，實誤。”[14]對于誼屬后輩的陳教授的指正，程先生虛心接受，并在論文結集時專門寫了《補記》，先引陳文的主要觀點，后說：“因為不想掩飾自己讀書不多，見聞弇陋而造成的失誤，沒有對已發表過的文章再加修訂，讀者諒之。”這是何等坦率的胸懷啊！正因如此，當程先生對學生提出要謙虛謹慎的時候，就特別具有說服力。程先生曾對南大一九八四級博士生說：“滿招損，謙受益。你謙虛到什么主見也沒有，自己什么意見也不敢拿出來，那就成學術界的鄉愿。什么東西拿出來都四平八穩，是沒法子使科學發展的。所以既要謙虛，又要自信，當一個道理沒有能說服你的時候，你可以堅持下去，但當你真正發現了錯誤以后，就應該有勇氣承認它。你們現在或許還很謙虛，以后可能慢慢地變得不太謙虛了，變得狂妄了，因為驕傲與成績往往是同步增長的，你有了點成績，比如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一兩篇文章，便感覺自己不錯了，有本錢了，謙虛的因難不在于當你是一張白紙的時候，而是你小有成就的時候。”對于這段話，我們都是當作座右銘的。現將它引用如上，愿與年青的朋友們共享。
四
在程先生重新踏上大學講壇的同時，他也抓緊時機重新開始學術研究。此時的程先生，數十年積累的圖書資料已損失大半，記錄著平生思想火花的筆記、講稿也所余無幾。雖然他努力地購置圖書，但這件事哪里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每當有人到他家里，看到架上的圖書大多是新的出版物時，程先生總是自我解嘲說：“我簡直不像一個搞古典文學的教授。”的確，一位年過花甲的老先生，一位在大學教了幾十年古典文學的教授，書架上竟然沒有幾本線裝書！早在文革時期，程先生多年省吃儉用而購置的大量圖書都被搶走，或焚燒撕毀，或胡亂堆放，或流入私入之手。到了武斗開始，竟有造反派的“戰士”把余下的書用來建造工事，那些珍貴的典籍便真正的毀于“秦火”。程先生的一些底稿和講義也被別有用心的人搶走，至今不知下落。可是，正象當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沒有能斷絕六經的流傳一樣，以文化為目標的這場“大革命”也沒能徹底毀滅傳統文化。就象當年的伏生憑記憶傳授典籍一樣，程先生也憑記憶把自己多年積累在心中的學術思考重新整理、加工，并以此為起點開始新的研究。這種研究是非常艱苦的，需要付出非常的努力才能有所收獲，因為此時的程先生不但忙于教學，而且承擔了繁重的社會工作，他先后擔任江蘇省政協委員、江蘇省文史館館長、南京市文聯主席、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中華大典編纂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山水旅游文學研究會會長等職務。他又是個辦事認真、不肯敷衍了事的人，所以格外的忙碌。在這種情境中，他竟然在短短的十來年間推出了二十多部著作，而且以高度的學術造詣使學術界為之震驚，這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啊！誠然，程先生才思敏捷，做事效率很高，但更重要的他有發憤著書的精神，有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十多年來，在師母陶蕓無微不致地照料其生活的前提下，程先生真正做到了焚膏繼晷、聞雞起舞，他幾乎是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到學術上去了。即使是在外出參加學術會議時，他也總是帶上幾本書籍和一些稿紙，利用休息時間來讀書、撰稿。程先生的學生大多也很勤奮，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看到白發蒼蒼的老師尚且如此努力，他們又怎敢有絲毫松懈呢？
在程先生晚年的撰述活動中，有一個情況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就是整理別人的著作。沈祖棻是一位才高命薄的女詞人、女學者，是與程先生同甘苦、共患難幾十個春秋的伴侶。當她于一九七七年不幸遭遇車禍去世后，程先生就開始整理其遺稿，但是當時根本沒有可能考慮出版。如今長夜已逝，萬象更新，是讓沈祖棻的遺稿出版問世的時候了。程先生把這件事看得比自己的著述還要重要、緊迫。一九七八年，也就是程先生來到南大的當年，就自費油印了《涉江詞》、《涉江詩》，分送親朋友好。其后，上述二書和《沈祖棻創作選集》、《宋詞賞析》，《唐人七絕詩淺釋》等書陸續出版問世，每一種書都經過程先生的精心整理。其中最受人稱道的則是由程先生親自箋注的《沈祖棻詩詞集》了。
古體詩詞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言簡意賅，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往往需要對其本事或寫作背景作箋注。沈祖棻雖是今人，但是她的詩詞作品也與當時的時事密切相關，如無注釋，現在的讀者是不容易知其深意的。如今由程先生親自為之作注，當然是最佳人選了。對此，舒蕪先生有很好的評說：“宋人趙明誠著《金石錄》，其妻李清照作《金石錄后序》，文是千古血淚佳文，事是千古文壇佳話。有時我忽發奇想：假如現在忽然發現一本李清照的《漱玉詞》，是趙明誠作的箋注，那該是如何的絕世奇書啊！當然這是不會有的，不可能的。我們今天卻有了一部程千帆箋注的《沈祖棻詩詞集》，也是用血淚寫出的，千古未曾有的文壇佳話，今天有了。《詩詞集》卷首諸家題詠中沈尹默題詩有‘昔時趙李今程沈’之句，可見前輩名賢早如此比擬。《詩詞集》中有《和玉溪生無題，同千帆作》四律，程箋詳述當日他們夫婦亂離中而有雅興同作此題的情況，而后說：‘既成，余自以所作不及若人，遂棄其稿。蓋學富雖遠遜趙德父，而才拙則略同之也。’‘才拙’云云雖是謙詞，卻也是引趙李自比了。”[15]程先生的箋注對于人們閱讀沈祖棻作品所起的作用，舒蕪先生的書評中已說得很清楚，此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程先生的箋注自身也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它保存了許多前輩學者的有關評論，是文學批評史上的寶貴材料。它還記錄了程、沈二人在那些艱難歲月中的遭遇，后人如要研究他們，這些箋注是第一手的好材料。例如關于《憶昔》七首，程箋說：“此七首皆紀實之作，朋輩讀之，莫不傷懷。蓋文化大革命既起，余家被迫自武漢大學特二區遷至小碼頭九區，其地乃舊蘇聯專家汽車司機所住之臨時建筑，廢棄已久。遷移限期既促，又不許約人相助，且新居褊狹，亦難盡容舊有什物，輒思贈人，而無敢受者，無已，乃棄之門外，一夕皆盡。其可悲可笑如此。故第三首有‘載物車難借，猶欣釜甑存’之嘆也。”后人如果要研究文革，要了解文革中文人學者的真實境遇以及一般人心靈受到扭曲的情況，當可讀此。沈祖棻的詩詞，尤其是她的《涉江詞》，自是不會磨滅的真文字。而程先生為編訂、箋注沈作而付出大量勞動，既是對沈祖棻最好的記念，也是對學術的絕大貢獻。
如果說程先生為整理沈祖棻的遺著不辭辛勞尚與燕婉之私有關，那么他努力整理老師們的遺著則完全是出于公心了。經程先生之手而得以整理出版的此類著作有黃季剛先生的《量守廬學記》、《黃季剛日記》和汪辟疆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來詩壇人物評點小傳匯錄》等。眾所周知，黃季剛、汪辟疆先生都是前代的大學者，他們的點滴言論都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更不用說那些未及整理的文稿了。程先生對自己的老師一向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在一九九〇年還緬懷老師們說：“五十多年過去了，除了當時最年輕的教授商錫永先生還健在外，其余都已返道山，但他們的學識、他們的聲音笑貌，卻一直不可磨滅地留在我這個年近八十的白發門生腦中。”[16]顯然，對于學者來說，最好的紀念就是保存其著作，程先生正是以這種方式來表示對老師們的懷念的。
程先生的治學范圍相當廣博，舉凡校讎學、史學、古代文學、文學批評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且取得了世所矚目的成就。那么，他治學的特點是什么呢？他最主要的貢獻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程先生認為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他所作的研究都帶有實證的性質，從來不發鑿空高論。也就是說，程先生的學術研究都是一步一個腳印的跋涉，而不是不痛不癢的清談。早在解放前，程先生的研究就已帶有此種性質。例如寫于一九四四年的《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篇發微》，對韓詩中向稱難解的“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唯見李”二句從光學的角度進行了探索，從而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又如寫于一九四九年的《郭景純曹堯賓〈游仙詩〉辨異》，對郭璞和曹唐的《游仙詩》名同實異的實質及其間的源流演變關系作了深入的探討，從而令人信服地說清楚了這個詩歌史上的疑難問題。對于這些文章，朱自清先生曾給予極高的評價，謄之為“心細如發”，并鼓勵程先生多寫此類文章。正因為懷著解決難題的明確目的，程先生的研究成果就不是憑著一時靈感的妙手偶得，而是深思熟慮、厚積薄發的堅實結論。例如，唐代的科舉特重進士一科，而進士科又是以詩賦試以重要考試內容的。這樣，科舉與唐代文學有什么內在的關系，就成為歷來學者所關注的問題。當代的學者陳寅恪、馮沅君等人也對這個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結論。程先生對這個問題很早就感到濃厚的興趣，一九三六年的《哈佛亞細亞學報》上發表了陳寅恪的《韓愈與唐代小說》的英譯本，程先生即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篇有重要學術意義的文章，于是親自把陳文譯成中文，刊載于《國文月刊》第五十七期。十年以后，程先生撰寫了《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跋》，對唐代的科舉制度作了詳細的說明，諸如進士的地位、考試的難易、考期的變化等等，都進行了周密的考證。這樣，由王維的一首詩而涉及了唐代科舉與文學之關系，是深得陳寅恪氏“小題大做”之學術精神的優秀論文。但是，程先生并不以此為滿足。因為從科舉考試所遺存的“省試詩”一類材料來看，這種制度所產生的作品水平都不甚高，那么它對文學的影響到底如何，仍是一個疑問。陳寅恪敏銳地注意到附麗于科舉的“行卷”風習與唐人小說的關系，但未及深入。于是，程先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鍥而不舍的深入研究。時隔三十余年后，他終于寫成了專著《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對這個問題交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這本書的篇幅雖然不大，但其學術意義卻非同一般。全書對唐代的行卷之風作了相當全面的研究，對這種特殊風習的由來和具體內容進行了考索，從而弄清了這種風習與當時的文學創作的具體關系。程先生的結論是“唐人雖因以詩取士而工詩，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不是由于省試。”“唐代進士科舉對于文學肯定是發生過影響的。就省試詩、賦這方面說，它帶來的影響是壞的，是起著促退作用的；就行卷之作這方面說，它也帶來過一部分壞影響，但主流是好的，是起著促進作用的。”于是，從宋人就開始聚訟紛紜的唐代科舉與唐詩之關系的公案，就第一次得到了確鑿有據的說明，可以說這個問題已得到了初步的解決。同樣在這本書里，唐代古文、唐代傳奇小說與行卷之風的關系也得到了清晰的論述。本書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和贊揚。日本奈良女子大學的村上哲見教授在《東洋史研究》第四十一卷第二號上發表評論，對此書給予很高的評價。另外兩位日本學者松岡榮志、町田隆吉則將此書譯成日文，于一九八六年由凱風社出版。對一個問題思考、研究長達三十年，孜孜不倦，沉研深思，終于求得比較圓滿的解決，并且只寫成一本言簡意賅的小冊子。這種學風與時下那些倚馬千言、游談無根、一年之間可以寫出幾本厚如磚塊的“巨著”的風氣相比，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正因為程先生的學術研究的目標是解決問題，所以他的成果的主要形式是單篇論文，有的甚至是篇幅相當短小的論文。他正是以一篇篇的論文，不斷地提出問題，又不斷地解決問題，從而把學術推向前進。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程先生的每一篇論文都給學術界帶來一種驚喜，一股清風，許多論文甚至具有發凡起例的范式意義。下面是兩個著名的例子：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在現代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唐詩名篇，清末王闿運在《王志》卷三中贊曰：“孤篇橫絕，竟為大家。”聞一多先生的《宮體詩的自贖》那篇名文中則譽之為“詩中的詩”，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也對其主旨作了深辟的分析。從八十年代以來，關于此詩的賞析文章為數甚多，但基本上沒能提出什么新的意見來。程先生在一九八二年寫了《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與被誤解》，對此詩作了別開生面的研究。程先生沒有將目光停留在這首詩自身，而是著重論析了此詩在后代文學史上地位之升降以及由此而反映出來的文學風氣之嬗變。此文首先從文獻學入手，考察了《春江花月夜》在歷代總集或選本中入選與否的情況，發現在明代以前，除了宋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之外，現存的唐宋元文獻中都不見此詩蹤影，而《樂府詩集》又是對樂府詩不論優劣一概收錄的，所以仍可斷定明代以前沒有人注意過此詩。而自從明初高棅《唐詩品匯》選入此詩，特別是在李攀龍《古今詩刪》入選此詩以后，它就成為重要的唐詩選本的必選之作了。歷代詩話中的情形也與之相類。程先生由此而發現，《春江花月夜》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隨初唐四杰而升沉的，四杰的地位在陳子昂之后逐步下降，《春江花月夜》也就湮沒無聞。直到明代，在“詩必盛唐”的復古風氣之背景下，“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對初唐四杰，尤其是四杰的七言歌行提出了極高的評價，作為四杰一派歌行之杰作的《春江花月夜》也就理所當然地被“后七子”中的李攀龍選入《古今詩刪》了。由于前、后七子在明代的巨大影響，也由于《春江花月夜》本身確是一篇杰作，而杰作一旦被發現后便不易再被埋沒，所以它便成為公認的名篇了。正是在這種歷史觀照中，程先生又發現了王闿運、聞一多以來流行甚廣的一種誤解，即把《春江花月夜》看作一篇宮體詩。他指出，宮體詩風在隋代已得到部分的糾正，而四杰一派的歌行，即使是涉及男女愛情的，也已與宮體劃清界限，所以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已經不是宮體詩。這篇文章的研究對象雖然僅是一篇作品，但它的意義卻遠遠溢出于此，因為它的重點并非對作品自身的闡釋、評價，而是對其作為一篇杰作卻久隱方顯的經歷的考察，以及對這一現象的原因及其歷史意義的揭示。可以說，初唐四杰一派在文學史上升沉顯晦的地位變化以及作為其原因的歷代詩歌風氣與審美趣尚之嬗變，還從來沒有得到如此地清晰的論述。更不用說，對于《春江花月夜》到明代才成為名篇的原因，也是第一次得到合理的解釋。
杜甫的《飲中八仙歌》，人們對其感情內蘊向無異解。明人王嗣奭在《杜臆》卷二中評曰：“描寫八公都帶仙氣。”當代學者也大多認為此詩“表現了那種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的浪漫精神。[17]基于這種理解，人們將此詩系于天寶五載（746），理由是杜甫“往后生活日困，不會有心情寫這種歌。”[18]應該說，這種理解與此詩的表面狀態相當吻合，所以幾乎已成定論。一九八四年，程先生寫了《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對此詩提出了全新的闡釋。程先生從此詩的字里行間捕捉到不同于盛唐浪漫主義氛圍的生疏氣息，發現所謂的“飲中八仙”事實上是曾經欲有所作為，而終于被迫無所作為，從而屈從于世情俗務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鄉，以發泄其苦悶的。所以，《飲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雙醒眼看八個醉人的情況下寫的，表現了他以錯愕和悵惋的心情面對著這一群不失為優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狀態，因而是他后期許多極為燦爛的創作的一個不顯眼的起點。”從表面上看，程先生此文所討論的僅是一篇杜詩，僅是對此詩的情感傾向的一種新的解讀。然而事實上此文卻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它通過對一篇杜詩的闡釋，指明了杜甫從盛唐浪漫主義氛圍中游離出來的最初征兆。顯然，所謂“八個醉的”，正是指以李白為代表的盛唐詩人群體尚沉浸于浪漫主義的氛圍之中，而所謂“一個醒的”，則是指杜甫最早清醒地觀察到盛世將逝的客觀現實。這樣，杜甫從何時開始走上關注國家命運的創作道路，唐詩從何時開始由盛唐轉向中唐，都得到了全新的說明。
可以說，《春江花月夜》和《飲中八仙歌》這兩首詩經過歷代學者的闡釋，它們的主旨早已有了定論。對于一般的研究者來說，這里面已經沒有什么問題需要解決了。正是在這種人們習焉不察的地方，程先生卻以敏銳的目光發現了問題，并且很好地解決了問題。朱熹說：“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胡適則倡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發現問題是學術研究向前發展的第一步，是學術思維的原初動因。程先生正是在這方面表現出過人之處，他的大多數論文都是在這種心態下寫出來的。顯然，對于古代文學這種成果積累特別豐厚的學科來說，這種方法具有特別重大的啟示意義。
那么，程先生進行學術研究的最初目的雖是解決某個具體的問題，但是其結論卻總是包含著重要的宏觀意義，如何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呢？程先生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啟迪。他認為從事古代文史的研究，一定要有通識。他主張研究文學史一定要著眼于通史，而不宜自我封閉于某一個階段。他還主張研究者應注意各種文體及其關系，而不宜局限于某一種樣式。他還主張古代文學批評和古代文學這兩類研究之間不應存在鴻溝，不應視之為兩個各不相關的學科。推而廣之，他還主張文史哲相通，文學與藝術相通，古代與現代相通，東方與西方相通……正是在這種學術思想的背景中，程先生指出：“談一個問題，首先必須把它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19]他又說：“如果說我有一些看法與別的先生有些不同，那是我反復看某個或某些作品又互相溝通比較分不開的。”[20]于是，程先生研究的對象雖然往往是具體的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但他不是孤立地、靜止地去考察這些對象，而是把它們置于廣闊的背景中，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維度進行比較、定位，然后得出結論來。學界已注意到程先生善于進行比較研究，他的論文如《相同的題材與不相同的主題、形象、風格》，是對陶潛、王維、韓愈、王安石四家的桃源詩的比較；《關于李白和徐凝的廬山瀑布詩》，是關于李白和徐凝的同題之作的比較；《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篇發微》，是關于韓愈、李商隱、鄭谷、王安石詠李花詩句的比較……在他指導學生共同寫成的《被開拓的詩世界》一書中，比較了杜甫與屈原、賈誼的憂患感和責任感（《憂患感和責任感》），比較了杜甫、李商隱、韓偓三人的七言律詩中的政治內涵（《七言律詩中的政治內涵》），比較了杜甫、高適、岑參、儲光羲的登慈恩寺塔詩（《他們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比較如果僅僅停留在顯性表象的層次上，那么還不是很難的事。但如果比較的對象屬于隱性的范疇，那就非有格外敏銳的感知能力不可。《火與雪：從體物到禁體物》一文堪稱這方面的范例。北宋的歐陽修、蘇軾等人曾創造了一種很特殊的描寫物體的方法——“禁體”，又稱“白戰體”，即在描寫某一物體時禁止使用通常被用來描寫其外形的字詞，例如寫雪時不許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銀”等字。由于這種方法具有很大的難度，故而在詩壇上僅曇花一現便后繼無人，學界多認為這是一種偶然現象。然而程先生卻敏銳地聯想到此法在唐詩中的先導杜甫和韓愈，并對杜韓與歐蘇之間的異同、沿革作了深入的討論，從而揭示了此種詩歌史現象所蘊含的藝術規律。杜、韓作詩詠物，向以刻意描摹著稱，杜、韓詩中與禁體有關的蛛絲馬跡僅在前人舊注中偶爾言及，此外從無人注意過。所以此文堪稱選題新警、議論深微之作，它的成功正得力于能用宏通的史識對某些細微的現象進行考察，故而對文學史中不相連續的隱微脈絡洞若觀火。
由此可見，程先生的論文雖然都以解決具體問題為最初目的，但它們的價值卻遠遠地溢出于此。被收入《古詩考索》、《被開拓的詩世界》等書中的論文，幾乎每篇都具有方法論的啟迪意義，它們帶給學界一片驚喜是理所當然的。
五
程先生的學術研究領域相當寬廣，除了古代文學、古代文學批評之外，他還在文學史、史學、校讎學等領域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的《兩宋文學史》（與吳新雷教授合作）、《程氏漢語文學通史》（與程章燦博士合作）、《史通箋記》、《校讎廣義》（與徐有富教授合作）等著作均是體大思精的杰構，對此，學界已有不少評論，茲不詳述。這里只想補充一點，程先生雖然一直在從事高水準的學術研究，但他卻并沒有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中，他對于古典文獻的整理工作以及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都很熱心，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首先，程先生積極參加古籍整理工作。在極左思潮橫行數十年之后，整理古籍已成為學界的當務之急。程先生對此項工作的重大意義有深刻的理解，他曾參加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工作，為籌劃全國的古籍整理工作獻計獻策，并親自承擔了《全清詞》的主編，其中的“順治、康熙”卷已出版了一、二兩卷，其余八卷也已付排。他還主編了《明清文學理論叢書》，已出版了《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等八種。他還與夫人陶蕓合作，編寫了《駢字類編音序索引》，為人們更方便地利用這部專收雙音詞及詞組的大型類書付出了相當艱辛的勞動。直到八十高齡時，他還以老當益壯的精神參加了《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并擔任其中的《文學典》的主編，經過精心策劃，現在《宋遼金元文學分典》已經出版，其余各個分典也正在緊張的編纂之中。古籍整理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勞動、且相當繁瑣的工作，它又是一件需要高度的學養和責任心的工作，從事這種費力多而收功微的工作，實在是需要獻身精神的。程先生正是以對傳統文化的高度熱愛為動力，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
其次，程先生積極從事古代文學的普及工作。古代文學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是世界文學遺產中的瑰寶。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理解、欣賞古代文學，程先生很重視普及工作。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與沈祖棻合作編寫一個古典詩歌的選本，但因故未能完成。到了文革以后，程先生又在原稿的基礎上加工修改，終于編成了《古詩今選》一書。此書雖然是一個普及讀物，但它卻以很高的學術水準和鮮明的學術個性而區別于一般詩選。在長期以來片面強調古典詩歌的思想性而輕視藝術性的背景下，此書的編選使人耳目一新。例如對晚唐詩人韓偓的詩入選五首，超過杜荀鶴等人。又如宋人黃庭堅詩選了十五首，與陸游相同。這都體現了全新的價值標準和文學思想。選編于一九九二年的《宋詩精選》同樣體現了新的眼光，而且以充滿真知灼見的品評而引人入勝。程先生的此類工作甚至旁及日本漢詩，在他與孫望等先生合作編選的《日本漢詩選評》中，程先生對日本的漢詩作了精到的評說，其中把日本漢詩與中國古詩所作的比較極有啟發性，不但有助于我國的讀者了解日本漢詩，也大為彼邦人士所重。程先生還主編了專供外國學生所用的《中國古代文學英華》，使古典文學的光輝照及海外。
程先生還以其它方式從事古代文學的普及工作，他多次應邀為作家、中學教師等作講座，所講內容既有古典詩歌，也有古代小說，他深入淺出的講解使聽眾獲益非淺。程先生經常收到陌生人的來信，請教各種問題，他總是有求必應，有問必答。即使在他年邁體衰不能親自復書的現在，還常常命弟子代他回答此類信件。他真誠地將普及古代文學、弘揚傳統文化看作自己的責任，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將至。
程先生不是一位只知埋首于故紙堆中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他對當代的文學創作極為留意，對家事國事天下事都很關心。他既有淑世情懷，也有疾惡剛腸，這種能好人能惡人的態度使他既有許多朋友，也不免得罪一些人，他當年被打成右派，就有這個原因在內。但程先生并不因此而改變初衷，他依然是敢怒敢言，絕未因當年遭受打擊的前車之鑒而變成囁嚅翁。他常常在一些重要會議上直抒己見，并不在意那些身踞高位者有何指示。他常因校園內外的一些不正之風拍案而起，用各種方式表明自己的態度。有一次，一位地位極高的領導人寫信指示程先生，說《全清詞》不要請人作序。可是，一部大型的古代詩歌總集，怎么能沒有序言說明其編纂緣由，揭橥其學術意義呢？程先生看了那封以指示口氣寫的信，非常生氣，他說：“我是一個布衣，在學術上只服從真理，沒有必要聽從長官的意志！”于是他依然邀請錢仲聯、饒宗頤兩位先生為《全清詞》撰寫了序言，并把兩篇序言交給南京大學學報公開發表。在曲學阿世、侮食自矜的風氣甚囂塵上的今天，程先生的作為可稱學界風骨之楷模。然而，程先生在平時卻是一位恂恂如也的藹然長者，他對后輩都能以平等態度相處，對他們中的后起之秀更是敬禮有加。一九八六年春，我隨程先生到洛陽參加唐代文學討論會。當時復旦大學的陳尚君先生只有三十多歲，而程先生則是年過七旬的前輩，而且還是唐代文學學會的會長，但程先生對我說：“陳尚君的論文很有見解，學術上前程遠大，我應該主動去看看這個年青人。”于是他就帶著我一起到陳尚君的住房去訪問，后來陳尚君與我們這批程門弟子都成了好友，在學術上頗得切磋之益。程先生平時也常與我們談論兄弟院校的年青學人，提醒我們注意學習別人的長處。
程先生是感情豐富的人，他對當年的老師充滿感激之情，時時回憶他們的音容笑貌，并把自己的成績都歸功于老師的教導。他對前夫人沈祖棻伉儷情深，為整理其遺著而不遺余力。他與現在的夫人陶蕓師母相敬如賓，我們常常看到他們在校園里互相攙扶著慢慢地行走。他對朋友情深誼長，如今他年邁不能遠出，于是格外思念遠方的朋友，每逢我們出差到外地，程先生總要讓我們代他去看望某位朋友。我就曾代他到河南大學去看過高文先生，又到江西師大去看過胡守仁先生。當孫望先生逝世的噩耗傳來時，程先生哭之慟，聽者無不動容。他對后輩既滿心愛護，又嚴格要求，也許后者是更深切的愛護。例如他的外孫女張春曉，也即沈祖棻《早早詩》中所寫的“早早”，去年已在南大碩士生畢業，程先生沒有讓她繼續在南大讀博士生，而是勸她考到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門下去深造，這多半是為了讓她接受更為嚴格的訓練。程先生對我們這些弟子的孩子，也一概視同自己的后代，時常給他們送一些小禮物，最近還給每個孩子送了一本他編注的《唐宋詩名篇》，而且在扉頁上工工整整地親筆題了“奉贈ⅩⅩ小友”，再鈐上印章。
程先生熱愛生活，他以一顆赤子之心去擁抱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把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和思考寫入了他的詩歌，從少年時代的新詩，到中年以后的舊體詩詞，都忠實地記錄著他的悲歡離合，也忠實地反映著他所遭遇的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由于遭遇秦火，他的詩作只保存下來一冊薄薄的《閑堂詩存》，以及被收入《沈祖棻程千帆新詩集》中的幾十首新詩。閱讀他的新、舊詩作，分明可以感受到一個在藝術上不斷地探索的詩人所經歷的“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的過程，也分明可以感受到一個在生活中不斷地思考的智者所經歷的心路歷程。生活曾經不公正地對待過他，但他卻始終熱愛生活。無論是處在什么樣的境遇中，他都未曾放棄過奮斗，未曾懷疑過真理和正義終將戰勝謬誤和邪惡。如今程先生已經是一位蒼顏白發的龍鐘老人了，他用心血鑄成的十六卷本的著作即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嘔心瀝血培養的弟子們也已在學界嶄露頭角，但他依然在從事主編《中華大典·文學典》的工作，他依然在不停地思考、探索。程先生曾說，別人都愛花，他卻特別喜愛樹，尤其是那種參天大樹。我覺得他本人就像是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這棵大樹深深地扎根于中華傳統文化和現實生活的土壤中，所以它雖然經受過無數次的風刀霜劍，卻依然以“柯如青銅根如石”的夭矯身姿圪然挺立。我謹以一瓣心香祝愿程先生健康長壽，祝愿程先生像松柏一樣永葆參天黛色。
[補記] 此文原是應《學術界》雜志編輯之約而寫，完稿于去年4月初，當時程先生身體尚健，文稿曾呈先生過目，后刊于《學術界》2000年第4期。不料6月3日程先生一病不起，溘然長逝！程先生一生中最后2個月的行事，此文中未及反映。關于5月中旬他親自參加《中華大典·文學典》樣稿討論會，在人生的最后階段仍然在從事對傳統典籍的整理工作的經過，曾棗莊、葛曉音等先生的悼念文章（見《程千帆先生紀念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版）中已有涉及，不再贅述。我想補充的只有程先生易簀之際的一件小事。去年5月17日，程先生突發腦梗塞，被送進南京腦科醫院搶救，從此一直處于昏迷不醒的狀態。6月1日，即程先生進院以后的第16天，也就是他去世的前2天，程麗則師姐從醫院打電話催我快去，說先生正在不斷地呼喚我的名字。我匆匆趕到先生的病榻邊，他卻已不省人事。過了一會，他喃喃地說了幾句難以聽清的話，突然，他緊緊地抓住我的手，相當清晰地說：“我對不起老師，我對不起黃先生！”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我知道先生牽掛著黃季剛先生日記的出版，這部日記雖然早已由程先生整理完畢，且已在出版社排版，但尚未印出，這是先生在彌留之際最放不下的事情。要知道，當時由我負責編輯的15卷本的《程千帆全集》即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最后的一批校樣早已寄回出版社，先生在人生的最后瞬間不問他本人全集的事，卻念念不忘黃季剛先生的書，這絕不是出于偶然。孟子說：“大孝終身慕父母。”先生對老師們的敬慕之情，就類似于這種感情。彌留之際的最終遺言，最能體現一個人的真性情。曾子要求易簀而終，曹操叮嚀分香賣履，即是正反兩方面的顯例。程先生一生中的嘉言懿行可謂夥矣，上述小事也許不是很重要的，但我覺得如今世風日趨澆薄，我有責任把這件小事記錄下來，以明去古雖遠，而典型尚存。
注釋：
[1]見《閑堂自述》，載《文獻》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2]《千帆沙洋來書，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難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嘆，感賦》，《沈祖棻詩詞集》，第294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古典詩歌論叢后記》，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版。
[4]《江南故人聞余將休致，咸勸東游。輒賦小詩，以為息壤》之七，見《閑堂詩存》。
[5]《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近代化進程論略》，《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二期。
[6]《詹詹錄》，《文史哲》1981年第三期。
[7]《詹詹錄》，《文史哲》1981年第三期。
[8]《閑堂自述》，《文獻》1991年第二期。
[9]《治學小言》，第41頁，齊魯書社1986年版。
[10]《過鞏縣展少陵先生墓》，《閑堂詩鈔》。
[11]《程千帆先生的詩學歷程》，載周勛初《當代學術研究思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頁。
[12]《江湖詩派研究序》，載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
[13]《魏晉南北朝賦史序》，《魏晉南北朝賦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4]《〈全唐詩〉誤收的一首七絕——唐溫如的〈題龍陽縣青草湖〉》，載《中山大學學報》1987年第一期。
[15]《前無古人的箋注》，《讀書》1996年第五期。
[16]《閑堂自述》，《文獻》1991年第二期。
[17]陳貽焮《杜甫評傳》第五章，第1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8]蕭滌非《杜甫研究》卷下，第10頁，齊魯書社1980年版。
[19]程先生1982年4月23日與碩士生的談話，見《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第7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程先生1994年7月19日與博士生的談話，見《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第100頁。
2001年5月24日莫礪鋒補記
《學術界》2003年12月27日
發布日期：2008-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