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剛
【內容提要】張舜徽先生，當代著名文獻學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議》，“書以評議為主，輔以考據，于劉氏底蘊多所發抒”。本文暫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學研究，由窺先生于子玄服贊之意。
【關鍵詞】《史通》；張舜徽；《史通平議》
【作者簡介】許剛，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史通》學，研究《史通》與子玄之學也。“劉氏《史通》之成，迄于今千二百余年矣。昔人以其詆訶前賢，語傷刻核，而《疑古》、《惑經》諸篇，尤為世所詬病。故其書始成，傳習者少，而訛脫亦甚。”[1]“其書自浦二田通釋出乃大體可讀。”[2]后，陳漢章、呂思勉、楊明照、程千帆、張舜徽、張振珮諸先生，各有所作，皆得名家，《史通》學由是乃成。張舜徽先生，當代著名文獻學家，于《史通》“治之三反”[3]，撰《史通平議》，“書以評議為主，輔以考據，于劉氏底蘊多所發抒”[4]。茲就是書，略述先生之研究。世有達者，幸督教之。
先生于《史通》極推重，謂其“造端宏偉，識議多精，雖不免小疵，固未足掩其大醇。故自唐以下，評彈之言迭起，終無有能奪其席者。”[5]職是故，先生非但啟導及門讀史，先之以此書[6]，即己身亦“耽悅是書，治之三反”[7]。《史通平議》“于劉氏底蘊多所發抒”，洵非無故也。
先生服贊之意，多借闡揚發抒，即劉氏起例發凡“于后世史學有啟之功者”，“表而出之”[8]。試舉其大較者論之：
（一）如子玄檢論舊籍，其書遂為后人重之者。
《史通平議》卷一《六家》第一：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舜徽案：《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尚書》家著錄《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顏師古注、引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余也。”又《蕭何傳》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顏《注》云：“《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據此，可知西京校書之時，固視《周書》與《尚書》并重。顧自漢以降，學者已苦《尚書》難讀，更無人理此艱澀之編。《隋志》列之史部雜事類，學者益輕忽其書。知幾獨推尊及之，實有發潛闡幽之功。自宋以來，誦習者眾，皆劉氏表章之力也。
剛謹按：《周書》不顯，亦“當與孔子刪定《尚書》時摒棄本書有關，在西漢學重師承的時代，這《周書》也就藏‘入中秘，其后稍隱，學者不道’了（《文獻通考·經籍考》）。以至于到南朝肖（筆者案：“肖”當為“蕭”）梁時，‘文字零落，人莫能識。’（《南史·劉顯傳》）”[9]。“相傳它是孔子刪《書》之余，因而舊時學者對它多不重視，將其視同別史雜說，研究整理它的人非常少。”[10]《舊唐書·經籍志》但有“《周書》八卷，孔晁注。”目為“雜史，以紀異體雜紀”。《新唐書·藝文志》同。從知唐以前，治《周書》者固罕有其人。后之學者潛研是書，子玄實發其先聲也。
（二）如子玄評議舊史，探得諦義者。
《史通平議》卷一《列傳》第六：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
舜徽案：知幾此四語，至為通核。殆可為全史發凡！大抵諸史列傳，有專傳，有合傳，又有類傳。專傳、合傳之法，相沿無改。而類傳之例，因時損益。如馬、班、范三史，同有《循吏》、《儒林》、《酷吏》諸傳。范《書》又益以《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目。推之以下諸史，互有增減。如《梁書》之《止足傳》，《新唐書》之《藩鎮傳》，《五代史記》之《伶官傳》，《宋史》之《道學傳》，《明史》之《土司傳》，皆創立新題，為前此所未有。知幾所云：“述者多方，有時而異”二語，足以盡之。
剛謹按：大抵類傳之例，因時損益，猶目錄學之部類分合，與時增減：皆學術與其時代之交相互動也。推之正史類傳，又如《晉書》之《孝友》傳，“唐代特別重視宣揚封建的孝道，所以它在修《晉書》時，特設‘孝友’這個類傳。”[11]又如《宋書》，“類傳中有《恩幸傳》一目，記載那些出身寒門因得到皇帝信任而登高位的人。魏晉以來，講究門第，高門大族，世居顯要。劉宋統治者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于是乃信任啟用出身寒微的人，讓他們掌握機要大權，《恩幸傳》的設立，反映了這樣一個歷史特點。”[12]又如《明史》之《閹黨傳》，“《明史》已有《宦官傳》，為什么又立《閹黨傳》呢？這是由于明代宦官，多竊有權勢，官僚士大夫想要有所作為，必須與宦官相勾結，方能逞其私志。如宦官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在宦官以外，黨羽甚重，為害甚烈。《閹黨傳》就是專敘宦官的黨羽為反映明代這一歷史特點而設立的。”[13]又如《清史稿》，“新增的《交通志》，記鐵路、輪船、電報、郵政四項內容，反映了近代交通的情況。《邦交志》是記近代與世界各國的外交關系的，為前史所未有。”[14]
夫豈史傳所獨然，請再試論以正史之志：《史記》八書，《漢書》則十志，合《律書》與《歷書》為《律歷志》，《禮書》與《樂書》為《禮樂志》，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而《藝文》一目，尤足徵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于是典籍猛增，文獻積盛。又如《魏書》之《釋老志》，“是魏收根據當時具體的歷史特點而新增的一個志目，不僅前史所無，以后的史志中也沒有這個名目。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傳播，在北魏進一步得到發展，兩教之間，斗爭也很尖銳。《釋老志》就是反映這一歷史情況的。”[15]諸此種種，均可證子玄“述者多方，有時而異”二語，宜乎先生謂“知幾此四語，至為通核。殆可為全史發凡！”
（三）如子玄懷疑舊典，為后世考信派導夫先路者。
《史通平議》卷六《疑古》第三：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
舜徽案：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傳，不能無增飾之言。五方殊語，不能無訛變之辭。是以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貢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飄杵”，《云漢》之“靡有孑遺”，孟子亦糾其謬。其后《呂覽》有《察傳》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說。至王充《論衡》出，多抨虛妄，論述益廣。若《語增》、《儒增》、《藝增》、《書虛》諸篇，言之甚備。然則疑古之風，孔門實發其端，漢儒已暢其說，其所由來舊（筆者案：“舊”當為“久”。）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楊倞《注》云：“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于信也。”然則學貴善疑，古有名訓。知幾所論，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證或不可據。固由考證之業，未臻精密，猶多未厭人意。然其識力之銳，發例之周，實為后世史家，辟一新徑。降至有清，遂開崔述考信一派。讀書求實之風，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證之業，乃成專門。論者不察其失，遽詆知幾此篇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經之見，牢不可破，相與短之，豈通識哉？
《史通平議》卷六《惑經》第四：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舜徽案：以知幾此言觀之，知《史通》中《疑古》、《惑經》之所由作，乃遙承王充《論衡》之緒，而續有發明。其后清儒崔述作《考信錄》，復自言推廣《史通》之意而作。詳崔氏《考信錄釋例》。可知《疑古》、《惑經》二篇，實上紹王充，而下開崔述，一脈相沿，不可掩也。徒以自唐逮清，以科舉取士，代圣賢立言。論人者憚聞周公、孔子之非，說經者懼言《尚書》、《春秋》之失。于此二篇，共相詬病。則亦拘墟之見，未可與語乎通方耳。
皮錫瑞《史通惑經篇書后》：“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經術，欲以據事直書之例，妄繩受命制作之書，何異北轍南轅，方枘圓鑿。”[16]
但壽法《通解惑篇》：“唐劉子玄覃精名理，三為史官，拘牽時議，志不獲展，退撰史通，探究本源，銓綜得失。后有作者，望洋而已。獨其惑經一篇，狃于一尊之見，不曉列國之情。夏蟲語冰，賢者不免。”[17]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竊嘗論之，劉氏事理縝密，識力瑞敏。其勇于懷疑，勤于綜核，王充以來一人而已。其書中《疑古》、《惑經》諸篇，雖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謂最嚴正的批評態度也。”[18]
金毓黻先生《中國史學史》：“取劉氏議論之精要者論之，劉氏視春秋左傳為古史，春秋之書，為親者諱，為尊者諱，故魯隱公被弒，而書曰薨，周襄王實為晉文所召，而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此雖為魯史舊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傳信之義則遠矣。左傳則不然，春秋重名，左傳徵實，春秋略舉大綱，左傳詳于紀事，研史之士，貴詳而徵實，是以劉氏有惑經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問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龍所謂學究之所駭明者不與較者是也”。[19]
魏應麒先生《中國史學史》：“古人作述，‘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史通·疑古》）雖使是非紛淆，真偽無別。關于此例，更仆難數，《史通》中《疑古》《惑經》二篇，即詳言其事。《疑古》舉十條以示其懷疑，《惑經》列十二例以表所未喻。（《史通·疑古》、《史通·惑經》）問不蹈虛，讞皆切實。于是知幾從而斷之曰：‘為史之道，其例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于后來之筆。’詳言之，即采輯時范圍不可不廣，否則無以見其會通，難以言其博洽；而撰修時詮擇不可不嚴，否則將不辨其是非，何以明其真偽。故知幾以為二者雖‘前后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史通·史官建置》）此采輯史料既宜廣而又當詮擇之說也”。[20]
呂思勉先生《史學四種·史通評》：“此篇（筆者案：《疑古》篇）于經學雖疏，然其論史眼光，自極精銳”。“此篇（筆者案：《惑經》篇）宗旨與前篇同，而不如前篇之可取。蓋前篇論經所載事之不足信，雖乖經義，有裨史識。此篇專攻《春秋》體例之不合，而又不達《春秋》之例，則悉成妄語矣。”
又其《廣疑古》篇：“劉子玄疑古之說，后儒多訾之，此未有史識者也。[21]
錢穆先生《中國史學名著》：“劉知幾對于古代的中國史懷疑，他說：‘倘若魏晉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于中葉，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這樣一講，就對全部歷史泛起了一種虛無的看法。那是一種極刻薄、極輕浮的虛無主義。人物無賢奸，歷史無定準，特別是到了近代，我們講歷史的人，又特別喜歡疑古，‘疑古’成為近人治史一大運動。劉知幾《史通》這部書，遂成為近代人之同調，近代人之先覺。中國古人早巳如此講了，豈不為近人一安慰、一鼓勵。劉知幾《惑經篇》說：‘春秋之義所未喻者七’，又說《春秋》有‘五虛美’，《春秋》并不這樣好，只是后人虛美了它。又說：‘王充問孔，論語備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他很高興王充《論衡》里的《問孔篇》對《論語》加以許多批評，而恨他沒有批評到《春秋》，他是來補充王充而批評孔子《春秋》的。”[22]
李宗侗先生《中國史學史》：“唐以后修史者，外采取劉氏議論，然評者常反對疑古、惑經兩篇，因兩篇中對于古史不只有疑惑，且對孔子之春秋有甚多批評，而認為左氏在三傳中皆合周典。在清代以前，人固可以評史，而不可以論經，劉氏之受反對固其當然。然現在觀之，六經皆史，則以批評史書為目標之史通，自然可論及春秋以及其他古史。”[23]
程千帆先生《史通箋記》：“王充作論衡，于書虛、語增、儒增、藝增諸篇，亦已有所穿穴揭發。子玄生世，適在汲冢群書出土之后，思想又深受仲任之啟示，則其書為此論也固宜；而為之開脫者，乃轉屬俗儒之見，未足以語夫子玄之史識也。”[24]
張振珮先生《史通箋注》：“呂《評》說他‘邃于史而疏于經’，信然。事實上他也是在論史，不是窮經。此篇列舉十疑，大多為后儒層壘塑造的神話了的傳說。《尚書》中《虞書》、《夏書》，乃戰國儒者所假造，已有論定。《尚書》中除商末數篇外，亦多可疑。十疑中除第一疑，皆為禪讓嬗代之事，我們今天只能拿它印證遠古部落聯盟兩頭軍務酋長制的民主選舉及其領導權的爭奪，誰也不會相信那種雍容揖讓是歷史的真實。但劉知幾能在一千三百年前，就表示懷疑，并論證其偽，予以批判，是難能可貴的。當然，知幾這種進步觀點，也不是毫無憑藉的。《韓非子·說疑》篇早就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之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論衡·藝增》也說：‘儒書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又‘《武成》言血流漂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韓非、王充等這些見解，對知幾都有一定的啟迪作用。”“《惑經》篇針對《春秋》一書提出十二未諭、五虛美。知幾既把《春秋》看作古史，又相信是孔子所修。從史學角度看，這部書確有許多不實不盡之處。作為一個忠于史事的史學工作者，自不能緘口無言。批評這部書，也必然觸及作者修史方法，治史態度等問題，難免要揭孔子的瘡疤。而孔子既早被奉為‘天縱之圣’，唐初又尊稱為宣父，儒家教義已視同圣經。所有這些，知幾自己也是篤信不移的。但又不能任這部不好的史書貽誤世人，所以開篇先說孔圣生前就承認自己有過錯誤，從不文過飾非。篇末又云這些虛美之辭的本源，是由于儒者‘欲神其事，談過其實’。作為自己獻其寸長，以攻孔圣尺短的立言根據。紀《評》在篇首即批謂‘亦善立言’，貌似獎譽，實際是諷刺其巧自解免。觀紀氏盡削其五虛美全文可知。其實知幾既不反儒，更不薄孔，這是我們現在研究劉知幾史學思想必須掌握的鑰匙。只是由于他以嚴肅認真的態度治史，在對待《尚書》、《春秋》時，就不能回避冒犯圣經。他提出懷疑、迷惑，是就史而論，客觀上雖也含有破滅儒經圣光的作用；但在今天如據此就說它具有批儒的進步思想，不僅會陷入‘虛美’的泥坑，讀《史通》也會捍格難解。
“知幾自己也說此篇‘惟史文’，至于經義既廣，就難以具論。后來經師，特別是經今文學家，群起詰難，斥知幾不明義例。抹煞其文中大多是依《春秋》義例，而揭其違例、破例之短。同時，亦有逕議其義例之失者，也有些指陳史事失實，是由于遵守某一義例。從全篇看，不能說他不明義例。再就義例本身說，董仲舒早就說‘春秋無達例’。雖云古疏今密，不可能要求古人著書，就能做到義例詳密。但讀《春秋》不能過泥于例，前人亦已有公論。知幾明義例而不泥于經師義例，其所守者乃史法、史例、史義，故在此篇提出或重提一些極可珍視的史學見解。”[25]
侯外廬先生《論劉知幾的學術思想》：“劉知幾特別推崇王充，他們兩人在某些方面有著共同的精神。王充的時代，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學已定于一尊，孔子被推崇為不可侵犯的權威，王充敢于在《論衡》中寫出《問孔》的專篇，否認這一偶像的神圣性；同樣，劉知幾的時代，唐政府已頒定孔穎達《五經正義》為必讀教本，劉知幾也敢在《史通》中寫出《惑經》的專篇，指責那些神圣的經典‘理有難曉’，矛盾錯誤。他并且著重聲明說：‘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這就是說，《惑經》的主旨，是繼承了王充的傳統而作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王充與劉知幾在大膽批判封建的文化專制主義權威方面，是前后輝映的。”[26]
翦伯贊先生《論劉知幾的史學》：“劉知幾的思想，頗受王充學說的影響，他不迷信圣經賢傳，不迷信災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經賢傳，所以他就富有懷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災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這種懷疑的精神與唯物的思想上，展開他的歷史觀”。[27]
楊翼驤先生《劉知幾與〈史通〉》：“劉氏能夠擺脫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對歷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進行勇敢的批判，表現了他的歷史進化的觀點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是中國古代唯物論思想在史學領域內的重大發展。正如他自己所說：‘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惑經》）他不僅吸取了王充的進步思想，在史學上建立了新觀點，還希望將來的史家注意研究，繼續推進史學的發展。”[28]
白壽彝先生《學步集》：“劉知幾對于《尚書》、《春秋》的評論，是大招后人非議的目標。唐末柳璨著《史通析微》十卷，即因‘《史通》妄誣圣哲，評湯之德為偽跡，論舛（筆者案：“舛”當為“桀”。）之惡為厚誣，謗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節，其甚至于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十篇’。明陸深撰《史通會要》，清紀昀撰《史通削繁》，浦起龍撰《史通通釋》，或對《疑古》、《惑經》兩篇加以刪削，或對這兩篇加以曲解。劉知幾所遇的這些正宗學者的非議，不只不減低他的議論的價值，并且正相反，可以更顯出他的‘史識’是跟他的無所顧慮的治學態度分不開的。”[29]
孫欽善先生《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劉知幾在古文獻辨偽方面，直接受了王充的影響。他的《惑經》即上承王充《問孔》而作，其《暗惑》一篇又全仿《問孔》設論問難之文體。不僅如此，他強調對古文獻作宏觀考察而不拘泥于章句訓詁的思想，也是受了王充的啟示。王充曾說：‘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論衡》），‘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篇》）。劉知幾也說：‘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朋黨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茍以專精為主，止于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于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通，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申左》）雖一就《論語》而發，一就《春秋》三傳而發，但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劉知幾的古文獻辨偽思想，對后世也產生了積極影響，致使辨偽學經長期寂寞之后，自此又重新興起。中唐時期辨偽的進一步發展，正是與劉知幾的思想和實踐一脈相承的。”[30]
倉修良、魏得良先生《中國古代史學史》：“劉知幾能夠擺脫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對歷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觀念進行一次總的批判，具體表現了他的歷史進化論觀點。他在這方面的貢獻，大大地發揚了過去史學領域里的優良傳統。可是這種批判精神在封建社會里卻被看成是‘非圣無法’的舉動，因而其人其書一直遭到封建正統派的批評指責，直到清代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說：‘《疑古》、《惑經》諸篇，世所共詬，不待言矣’。”[31]
陳光崇先生《中國史學史論叢》：“劉知幾富有懷疑和批判的精神，他的《史通》是一部具有戰斗性的著作。他不但對于歷代‘正史’作了嚴峻的批判，而且寫出了《疑古》，《惑經》的專篇，指責那些神圣的經典，矛盾錯誤，‘理有難曉’。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在《史通》一書中，放射出燦爛的光芒。”[32]
陶懋炳先生《中國古代史學史略》：“《史通》的《疑古》、《惑經》兩篇，非議古圣王和先圣先師孔子，遂被正宗學者和流俗之士目為邪說異端。其實值得珍視的，恰恰是其中進步的史學思想。在這兩篇里，劉知幾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奸詐，道出比較符合史實的真實情況，以嚴謹的學風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貴的資料，這在八世紀，確實是極不容易的。”[33]
鄒賢俊先生主編《中國古代史學史綱》：“劉知幾繼承了我國古代自荀卿、揚雄、桓譚和王充等人以來的唯物主義傳統，在‘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舊唐書·儒學傳》）的唐代，寫出《疑古》、《惑經》諸篇，破除偶像，對儒學持批判態度。雖然他的批判鋒芒未能指向以儒家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但在以史證經方面，對于兩漢以來經學滲透到史學的現象作出了較為系統的清理。”[34]
楊緒敏先生《劉知幾與歷史考據學》：“《史通》在有關儒家經傳、史書及所記史事的考據上，確實有不少發明創見。劉知幾的疑古思想和他做出的考據成績、總結出的考據方法等深刻地影響著后來歷史考據學的發展。”[35]
張小樂先生《劉知幾辨偽探微》：“劉知幾本著求實的科學態度，敢于疑經惑古，辨偽方法多樣，在當時的學界獨步一時，揭開了唐代辨偽的序幕，而且直接推動了辨偽學在宋代更加廣泛、深入的發展。”[36]
倪金榮先生《劉知幾及其〈史通〉述論》：“《疑古》篇，批評《尚書》、《論語》，指出《虞書》贊美堯‘克明俊德’，是編造出來的‘奇說’；‘堯舜禪讓’的美德，是臆造出來的‘虛語’。認為‘遠古之書，其妄甚矣’，不便輕信。這種對傳統思想大膽批判的精神，只有東漢王充能與之相媲美。”[37]
剛謹按：上列二十二家，學者于子玄《疑古》、《惑經》之態度，幾已無逃于斯。粗為歸類，殆有三派。一如先生與梁啟超、金毓黻、魏應麒、李宗侗、程千帆、張振珮、孫欽善、楊緒敏、張小樂諸先生，自學術理路內部討論，謂子玄獨具識略，以史家嚴正之態度，視經為史，“上紹王充，而下開崔述”，“為后世史家，辟一新徑”；二如皮錫瑞、但壽法、呂思勉、錢穆諸先生，贊其史才，然以經義繩之，又斥其乖謬，病子玄輕妄；三如侯外廬、翦伯贊、楊翼驤、白壽彝、倉修良、魏得良、陳光崇、陶懋炳、鄒賢俊、倪金榮諸先生，承馬克思主義史學唯物論，力稱子玄反儒家傳統思想，具批判戰斗之進步精神。三家相較，先生諸人蓋為得之。而先生疏論古今，以子玄為考信派承上啟下之人物，尤彰子玄于吾國學術史上之地位，首抉其義，堪稱諦論。誠如吾師周國林先生所云，先生之疏證，“體現了發展的觀點，即對所疏證的內容，或推究其思想源頭，或敘述其影響所及，這樣，便可從歷代史家對同一問題的探索中，尋覓出我國史論演進的軌跡”[38]。
要之，先生之《史通平議》，多自史學義例著眼，發掘子玄之精義妙言，足為知己。他篇若斯者甚夥，限于篇幅，茲不詳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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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發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