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
讀今人所撰通論中國文章學術之書，大體前詳后略，不免有虎頭蛇尾之弊。心虛的不過緘默不言，含糊帶過；那一等打腫臉充胖子的，還要擺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明清以后蹈襲陳言，殊少新創，故存而不論。明人姑且另說，至于清代文章則誠足以方駕前賢，學術更陵越百代而達到中國古代的頂峰。那些前詳后略、虎頭蛇尾的論著，除暴露作者于清代典籍略無知識，還能說明什么呢？當然，如果深究下去，今人論學置清代于度外，或敬而遠之，也不全出于價值判斷的偏頗，文獻浩瀚難窮，無從下手，是一個重要原因。清代文獻之多，甚至已多到無法估量的程度。隨便問一位清代文史學者，清代文集大概有多少家？恐怕沒人能給出一個較為肯定的數字。面對茫無涯涘的文獻之海，連對文獻數量都沒有確切的知識，還談得上對研究對象范圍和問題邊際的把握嗎？若說清代文史研究目前還處在盲人摸象的階段，未免過于苛刻，但要說已成竹在胸，大概也是盲目樂觀。
十年前，我在調查清代詩學著作，準備研究清代詩學之初，曾發愿編輯清代集部總目，著錄所有見于載記的清集，無論存佚。如果我的電腦早買一年，這項工作就可以堅持下來。沒有電腦，檢覈之勞非個人所能勝任，不久我就斷了這個念頭。然而內心耿耿，一直未能釋然。惟其如此，當我從陳書錄學長處聽說李靈年、楊忠教授主編，王欲祥、陸林、陳敏杰先生協力編著的《清人別集總目》即將完成時，不禁為之鼓舞欣抃。如今，煌煌三巨冊《總目》已擺在學術界面前，這凝聚著十年辛苦的成果，值得我們享用者焚香三拜。作為一名涉獵清代文獻的學者，筆者在受惠之余更想將這部重要目錄向學界大力推薦。
《總目》作為第一部全面反映現存清代別集數量、版本、收藏及作者傳記資料的大型工具書，價值首先在于為我們勾畫出清代別集的數量規模和收藏分布。張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別錄》敘學人別集六百種，袁行云先生《清人詩集敘錄》敘詩家別集三千種，見識精到，令人傾服，然而論撰數量終究有限，一管窺豹，難見全體�！犊偰俊返谝淮巫屛覀冎�，清代別集傳世的數量已知有四萬種左右，作者近兩萬名。這意味著我們將處理的清代詩歌作品，是將《全唐詩》《全唐文》的每一篇或斷句擴展成一部詩集、一部文集，清代詩文研究的文獻邊際從此可以確知，我們今后要走的路也從而變得清晰起來。我為研究清初詩學，一直在訪求鄒祗謨《遠志齋集》，曾問過國內外許多專家，冥冥中不知是存是亡。今檢《總目》所載，僅《名家詩選》內詩一卷，則全集想已不傳，頓釋懸念�！犊偰俊愤@番盤家底的工作，可以說是給清代文史研究者吃了顆定心丸，今后無論是搜集資料，編纂選集總集，心里都有了個底，同時對研究規模和學術質量的估量也有了一個可信的尺度。
《總目》所依據的資料主要是海內外公藏書目，兼及私人收藏，凡引據的目錄盡量采用建國后所編的新版，保證了所收書籍現存的可靠性。每種別集除注明已知現存的不同版本，還詳列收藏單位，便于就近查找。這于清代文史研究可以說是功德無量。我以前在日本內閣文庫看到李宣《東皋詩史》六十卷，印象中未見著錄，遂在《東瀛讀書記》一文中略加介紹。今見《總目》第744頁著錄，南京圖書館、白求恩醫科大學、中山大學、日本靜嘉堂文庫均有收藏，可見并不罕見，自家孤陋寡聞而已。清代別集庋藏星散，要找一些稀見的版本，每苦于訪求無門。我凡到外單位看書，一一都作記錄，以便日后需索可查。現有《總目》在手，按圖索驥，平添許多方便。
作為反映現存清代別集全貌的《總目》，在搜羅資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引據各種藏目即達145種，參考書目30種，館藏卡片還不在其列。約四萬種的數量固然不能說已盡當世所藏，比如說沒用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普通古籍部分）的藏書，沒用到哈佛大學的藏書，肯定會使書目有一些遺漏，但相信與四萬種相比，能增添的數量已很有限。因為別集的數量主要集中在著述豐富的著名作家，《總目》著錄名家別集，吳梅村收25種，屈大均收29種，王漁洋收74種，朱彝尊收38種，呂留良收36種，尤侗收28種，汪琬收22種，查慎行收32種，方苞收40種，袁枚收80種，厲鶚收19種，孫星衍收25種，吳錫麒收50種，阮元收24種，包世臣收25種，梅曾亮收20種，龔自珍收62種，王闿運收34種，李慈銘收29種，俞樾收39種。這都是扣除重復后的數量，相當齊全。這部分內容扎實了，全書質量就有了保證。事實上，《總目》所反映的文獻數量，提供的文獻線索，是相當令人吃驚的。不光著名文學家的著述收羅齊備，著名學者的著述也大體羅列，祁寯藻別集光稿本就著錄了12種，其他如王筠稿本、鈔本著錄了5種，劉寶楠稿本、抄本著錄了12種，劉喜海稿本、抄本著錄了6種，阮葵生稿本著錄了4種，這就為編校全集提供了版本線索。
清人別集經常隨年遞刻，卷數增刪不定，如王鴻緒《橫云山人集》康熙刊本就有4卷、12卷、16卷、27卷、30卷、31卷、32卷等多種版本，王夢庚《冰壺山館詩鈔》有嘉慶二十年刻2卷本、道光刻4卷本、64卷本、金華王氏刻76卷本、道光十三年刻100卷本五種，吳照《聽雨齋詩集》從乾隆到道光有不分卷、10卷、12卷、14卷、22卷、24卷、26卷各版，還有《子良詩錄》2卷本和49卷本，《總目》一一著錄，全面反映了這些集子的編刻過程。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作家別集版本并不多，但在館藏中反映的形態卻很不相同。比如清初丁煒的《問山詩文集》，只有康熙間希鄴堂和咸豐四年雁江景義堂兩次刊刻，另外還有黃與堅、葉映榴選刻本一種，但如今存世之本卻有詩集十卷詞一卷、文集八卷、文集六卷、文集二卷、文集八卷詩十卷詞一卷、詩文集八卷、詩集三卷文集八卷等多種形態，《總目》悉為著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問山集》流傳的情形。這就像《全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多種鈔本，顯示出該書的流傳和影響一樣，對研究作品的傳播與影響是極有幫助的。吳縣商人亢樹滋的別集有《隨安廬詩集》2卷、9卷、隨安廬文集6卷、隨安廬詩文集9卷、13卷、隨安廬題畫詩2卷、鄧尉探梅詩4卷、贅翁吟草3卷、市隱書屋詩稿2卷、5卷、市隱書屋文稿1卷、2卷、11卷、市隱卮言1卷、2卷等各種形態的傳本26種，由此可以想見，亢氏以擁雄貲，刊刻自己的著作是多么勤，流傳量又是多么大。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目》也是一個顯示作品傳播和影響的晴雨表。
《總目》非僅收錄豐富，考訂也相當精審。據前言可知，編者在整理各館藏書目時，除了剔除一些明人別集或總集誤為別集的書，糾正一些書名和刊刻年代的錯誤外，還做了大量同人異名、同書異名的厘清工作，使大量同名作者、同名別集被清楚地區分開來，一一著錄。這里應該特別提到，《總目》在這方面的考訂之精，是與編者搜集作家傳記資料所下的功夫分不開的。許多同名異書、同名異人與異名同書、異名同人的考定分合，只能靠作家傳記提供的字號里貫生平資料來判斷。如此看來，《總集》在每位作者后附以小傳并列舉傳記資料索引，是很值得稱贊的。這雖是古代目錄學的傳統，但在當代目錄編纂中卻是個突破性的創舉，有不同尋常的學術意義。全書作者十之六七附有小傳，開列傳記資料目錄，不僅包括各種類型的文字資料，還廣羅圖像材料，供讀者作進一步的查考。比如名詩人王漁洋的傳記資料就列舉了31種文獻、11種圖像，如此豐富的收錄，就是對專門搜集過王漁洋資料的筆者來說，也是相當詳備的。正如主編所說，如果將所有這些傳記資料匯集單行，就是一部清代詩文作家辭典和傳記資料索引。這項工作不僅表現出編者嚴謹的學術態度，也體現了他們努力進行學科建設的一片苦心。
作為工具書，《總目》的編纂體例堪稱精善。它以人系書，同一作者的所有別集以詩集、文集、詩文合集、全集的次序排列，使作家畢生創作、結集、出版的大致線索，一目了然。更可貴的是，著錄版本時還盡量保留了原據書目及館藏卡片提供的有關該書序跋、題詠、輯抄、校注、編選、刊印等時間、地點和人名資料，為研究者比勘版本異同，考究編纂刊印原委提供了方便。對同一別集不同版本的編排，大致以所據資料提供的刊行時間為準，適當照顧到版本的傳承譜系，也符合目錄學的要求。書后所附《別集書名索引》、《別集序跋題詠輯抄校注編選刊行者名號索引》與《別集人名書名首字繁簡對照索引》，相當實用。尤其是第三個索引，部分彌補了簡體字排版的遺憾。當今類似索引鮮有考慮到這一點的。
總而言之，通讀《總目》后，它給我的印象是一部高質量的清代專題文獻目錄，一部實用的清代別集和作家傳記資料檢索工具書。有了它，今后清代文獻尋訪和搜集的難度將大大降低，而清代文獻整理的水平則將大大提高。對這樣一部在有限條件下編纂成的大型工具書，吹求它在著錄上的偶然疏失，或不夠完備，顯然是不太公平的。但為免傳訛，我還是想提一下，由于許多圖書館編目分類的不夠嚴密，總集、詩文評類書經常同別集混在一起，易致誤會。《總目》因數量龐大，難以一一檢核，也不免有沿原目之誤處。如第87頁王士祿《濤音集》為王氏所選掖縣人詩，第88頁王士禎《漁洋古詩抄》校本17卷、《王文簡公五七言詩抄》32卷、《七言詩》15卷、《漁洋山人古詩選》32卷，均為王士禛所選歷代古詩，第1233頁陳枚《留青新集》30卷、《留青采珍集》12卷，為陳氏所輯尺牘、應用文集，第1793頁顧宗泰《停云集》12卷、第1940頁郭則沄《十朝詩》24卷、《庚子詩鑒》4卷補1卷、第1966頁凌霄《鐘秀集》3卷，均為本朝詩選，屬于總集；第184頁王增祺《詩緣》4卷、第473頁任（應為伍之訛）涵芬《讀書樂趣初集》8卷、第716頁楊希閔《鄉詩摭談》正集10卷續集10卷、第1167頁張修府《湖（應作湘）上詩緣錄》、第2029頁黃承吉《夢陔堂文說》初稿、第2096頁雪北山樵《花熏閣詩述》10卷、第2166頁葛萬里《句圖》1卷、第1611頁查慎行《查初白十二種詩評》、第2323頁簡朝亮《讀書草堂明詩》4卷、第2363頁廖景文《清綺集》8卷、第2422頁鶴爾登《一草堂說詩》、第2436頁戴文選《吟林綴語》，均為詩文評；第692頁楊鈞《草堂之靈》為筆記；第2127頁日本江戶鐘房刊本梁緯《星巖集》，第2136頁日本松本龍尺水香刊本梁益偉《星巖詩存》乃日本江戶名詩人梁川孟緯所著，凡此種種均可刪除。第302頁葉煒《鶴麓山房詩稿》6卷、《煮藥漫抄》2卷，后者的作者是另一個葉煒，光緒間人；《煮藥漫抄》也不是別集，而是記述日本游歷的詩話，應予剔除。另外，第1190頁《絸齋詩集》作者張謙宜生卒年作（約1680-約1752），顯然有問題�！肚逶娫捓m編》收張氏《絸齋詩談》，自序末署“時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望日山南書隱老人張謙宜七十二歲自撰”。康熙四十九年為公元1710年，以此推之，張氏當生于1739年。又，第120頁《臨汀考言》作者王廷掄，生平不詳，疑為崇禎13年（1640）進士。按廷掄字簡庵，山西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戶部郎中外放汀州知府�？滴跞四昕掏鯘O洋《池北偶談》于署衙，此與崇禎進士恐非一人。
最后，我還有一點看法是，《總目》作者次序以姓氏筆畫排列，固然便于檢索，但卻反映不出歷朝作者人數和別集數量的一般情況。如果按出生年代排列，則能反映清代詩文寫作的數量和發展趨勢，便于研究者考察問題和確定文獻范圍，于文學專題目錄的性質功用或許更相符合。這只是一己私見，姑妄言之。實則對目錄而言，任何編排方式都有利有弊，就看編者是如何考慮的�！犊偰俊返淖谥际且詸z索為主，以姓氏筆畫編排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
發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