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
在中國的讀書市場，許多作者的走紅，許多書籍的暢銷，是讓人很難理解的。王國維、陳寅恪的著作也能成為暢銷書，不能不說是很奇怪的現象。《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風行讀書界時，我并沒有讀到，反而是兩年后在遙遠的學術之都--京都，授課讀書之暇，在閑適的心境中閱讀了它。據我的體會，在不同場合、不同心境中讀同一本書，感受是很不一樣的。當“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變成日常的時光，普通得已不再為人感覺時，反而更能冷靜地體味書中敘述的一個學者的不幸命運，沉浸入那個令人羞愧的年代。我曾慶幸，我的年齡讓我留下那個時代的清晰記憶，而未付出因理解它而不堪忍受的痛苦。現在，我更感謝陸鍵東，他的辛勤調查和飽含激情的敘述，讓我們得以重新回到那個年月，與大師一起經歷一個文化最黑暗的時代。
陳寅恪的經歷、思想、著作已成為本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最經典的象征，每個閱讀他，同情他，景仰他的人，無意中都在寄托自己的學術理想，同時體認一種無可奈何的學術命運。陸鍵東這部傳記的可貴，不僅在于詳細記錄了大師學術生命的最后一段歷程，讓我們了解奇書《柳如是別傳》是如何寫成的；更復現了即將消失于忘川的那個非理性時代，使中國知識分子一段不平凡的生活史和精神史在一位文化老人的后半生經歷中呈現出來。我特別欣賞書中對形形色色相關人物的敘述，冼玉清、梁宗岱、汪篯、梁方仲、杜國庠、劉節……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告訴我們的是那么陌生的故事，云雨翻覆的歷史，意味復雜的內容，給人以迫近觀看的現場感和身歷感。
陸鍵東的敘述飽含情感，洋溢著才氣，看得出他對人生，對歷史，對個人與歷史的關聯都有很深的洞察。他很可能是個古龍的讀者，那伴著警句出現的跳躍與滿是感慨的議論，很有古龍的味道，也使全書生色不少，決沒有一般傳記尤其是這種學者傳記的平淡枯燥，倒平添一層迭宕起伏的戲劇色彩。陳寅恪的后半生，的確是富于戲劇性的--一直享受著超常的物質優待，同時又受到最嚴厲的精神壓抑。陸鍵東將這種奇異的反差，寫得既冷靜客觀而又有深度，的見史筆之長。
不過，我一氣讀完這部傳記，也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作者似乎太愛堆砌語詞了，尤其過于偏愛“生命”、“歷史”、“命運”、“文化”、“靈魂”之類的字眼，簡直層出不窮。中國人寫文章講究的是變化，注重避免重復，再好的詞兒老是用也膩味，更何況上面這些詞還常容易給人大而無當的感覺呢。諸如說“若從生命的意義而言，《論再生緣》是陳寅恪晚年生命本質最重要的體現”，“此種情形也許是在歷史學家的理性意料之外，而在生命體驗的情理之中”，說蔣天樞的探視老師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溫暖”，說陳寅恪觀戲詩中的喜悅“這種快意凝聚了多大的生命沖動？”又說陳寅恪生病住院的愉快是“只有來自生命的感受，才喚起生氣的漣漪”，陳寅恪為王國維撰碑文是“王、陳兩人‘生死相交’這一文化現象”，說周揚的訪問是“命運使他一開始就是個不受歡迎的人”，類似的語句不勝摭拾。錢鐘書曾說：“濫用大名詞，好像不惜小錢，都表示出作風的豪爽。”（《釋文盲》）這種豪爽在時下很流行，正像平日滿目所見的暴發戶的奢侈。我曾與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平田昌司先生說起這種印象，他說陸鍵東的語言很像電視片的解說詞，兩人會心大笑。
另外，正像作者愛用那些顯得有些夸大的字眼，我有個感覺，作者是否將陳寅恪的心靈痛苦及生命體驗的沉痛也夸大了--我指的不是強度和深度，而是那種日常性。在陸鍵東的筆下，陳寅恪簡直就是個整天生活在苦痛中，整天在咀嚼家國之恨的人。這不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倒像是"夢里不知身是客"的李后主了。盡管因家世的關系，陳寅恪對清朝確有某種情感上的眷戀。但歷史畢竟經歷了三十八個年頭的民國，時間難免沖淡記憶。事實上，作者也寫到：“據當年曾與陳寅恪有過密切接觸的一些朋友回憶，文化大師其實‘樂觀開朗，很重感情，富有幽默感，并時有妙語如珠’”。既然如此，為什么傳記要把他寫得那么沉重呢？我看恐怕就與這“文化大師”的桂冠有關：不身負超人的痛苦，所謂我不背十字架，誰背十字架，怎么能稱得上文化大師呢？通觀全書，我感到，流行了多年的“××也是人嘛”似乎沒對作者產生影響，他還是自覺不自覺地要寫出個文化之神陳寅恪來。正像作者自己說的，晚年陳寅恪“不是一個個體生命一個階段的概念，而是文化的一個概念”。文化，高玄、窈眇、沉重的文化！凡事一聯系到文化，就復雜了。
還有一點可能會影響到作者的判斷，那就是他主要依據詩作來把握陳寅恪的心境。我不否認，陳寅恪的詩確實最深刻地傳達了他心靈底處的感觸，或者說痛苦。但我們應該想到，詩經常是集中地凝聚了生命意識的。可能一年中三百天都很愉快，只有六十五天不愉快，但詩必定都產生在這些天，而且寫作時還常調動作者全部的生活體驗。這是詩集最常見的情形。歷史學家陳寅恪也不會沒有寫詩以外的許多愉快日子。當然，那些平凡的讀書、寫作的日子是很少留下記錄的，而僅存的不多記錄，陸鍵東也的確盡量介紹了，可這些似乎不能讓他滿足。關鍵就在于他對許多事不能以平常心來看待。如果說這在敘述陳寅恪時只是讓人有點遺憾，那么在敘述陳寅恪的交往時，就有點讓人不舒服了。
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幾次很有意思的會見，對象包括陳毅、杜國庠、周揚、胡喬木、郭沫若、康生。我注意到，作者在前兩次會見的敘述中都用了這樣的句式：“陳毅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去探訪陳寅恪時沒有談及政治，而是專‘論文說史’”；“杜國庠的高明在于，他第一次與陳寅恪見面，甚少以關懷的口吻說話”。在日常語言中，“高明”一詞通常用來形容策略，陳、杜兩人的談話姿態似乎都被作者視為有意采取的策略。不可否認，在那個時代，上述人物想見陳寅恪，當然會有特別的動機。但也不應該忘記，他們畢竟是詩人、學者，除了康生，都不能說很俗氣；除了周揚，也都不能說輕浮。即使是康生，因有收藏癖，也有幾分可愛的癡性。這從他與容庚的會晤即可窺見。這樣的人與陳寅恪見面，論學談藝是很自然的事，為什么一定要談政治才是本分呢？試想阿加西約會希爾茲時，一定是樂于談談奧斯卡，而不是網球的。諸公既非俗不可耐，又屬于有興趣想見陳寅恪，怎么會不談學問而談政治呢？
還有，書中寫胡喬木的會見是：“這位毛澤東的秘書是以學生見老師的心態走到陳寅恪的跟前。這種心態，不知是否與胡喬木已離開權力中心的‘俗務’，在山水怡情養性的處境有關。……這種心態令胡喬木從一開始就取恭敬之勢與陳寅恪談話。……胡喬木的‘恭敬’作對了。”這里將胡喬木的恭敬寫成故作姿態，也應該說是不太了解胡氏的為人，同時也不太理解中國文人的師道。即使毛澤東，對老師也是極恭敬的。這種地方，作者看問題似乎太世故了一點，這是缺乏平常心的緣故。
中國傳統倫理學在人際交往上最基本的原則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這不僅適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接近歷史，理解歷史人物的基本準則。考量偉人同樣需要平常心。這就是我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發的一點感想，不知作者以為如何。但無論能否認同，他都足以欣慰：一本書能讓人付之如此精細的閱讀，本身已說明它決非尋常文字。
發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