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
“失語”與轉換
“失語癥”如今正像電腦病毒一樣，傳染于研究古代文論或比較文學的學者口中，頻繁地出現在他們筆下，堪稱首屈一“執”。但失語究竟意味著什么，各人的理解很不一樣。醫學上所說的“失語癥”，是指位于左大腦第三額回的語言發動神經中樞受損而導致的語言機能的喪失。而時下所謂“失語癥”，則意味著話語能力的喪失。曹順慶說：“中國現當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化表達、勾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具體到文學理論，孫津說：“當我們要用理論來講話時，想一想罷，舉凡能夠有真實含義的或者能夠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疇，到底有幾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過來）。如果用人家的語言來言語，什么東西可以算得上中國自己的呢？”類似的深刻反思之語難以縷舉。我一方面試圖體會他們的切膚之痛，同時卻又覺得有點滑稽。時下的確有許多滑稽的說法風行于世，而人們渾然不覺。最滑稽的莫過于那本很可笑的《中國也可以說不》。請問：中國什么時候說過“是”了？中國不一直就在說“不”嘛！我們又什么時候借來西方一整套話語了？我們有燕卜遜式的本文解讀么？有加斯東·巴什拉式的語言分析么？有斯蒂芬·歐文那樣的詩史研究么？有弗朗索瓦·朱利安那樣的修辭研究么？那些林林總總的鑒賞詞典，翻來覆去，不就是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煉句煉字么？再看看文學理論和評論，不就是反諷啦、解構啦、話語啦、敘事啦幾個詞兒出沒其間嗎？我們什么時候學到西方式的批評了？連看家本領馬克思主義還是教條化了的。總以為學了點英文，看過幾本翻譯的文學概論，就成了美式裝備的白虎團。可笑的幻覺。更何況，問題的根本不在于用什么語言說，而在于說什么。劉若愚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寫《中國文學理論》，誰又說它不是中國的，而是西方的呢？
如果說當今通行的文學理論框架是西方的，因而沒有自己的認識基點，那么“失語”也不始于今日，起碼從本世紀初就開始了。中國最早的文學概論之一、劉永濟先生的《文學論》，就是用西方文論的框架填入中國古代文論的材料構成的。這種構成是為了適應文學發展的現狀。我一向認為，中國自古并沒有現代意義的“文學”觀念，當然也就沒有所謂“文學理論”（其實Literature一詞固定為“文學”的內涵也晚到十九世紀后半葉）。如果按傳統文學觀念構造文學概論，那么就只能是程千帆先生《文論十箋》式的結果（這似乎是文學理論本土化運動的先聲，還沒為學界注意）。但這樣的理論體系顯然不合乎當今的文學實況。按我的理解，文學理論是一門經驗性的學科，帶有很強的工具性質。它給我們提供的只是對既有文學現象的抽像說明，為文學詮釋和文學批評提供一套工具理論。文學不斷發展，理論隨之更新。所以，我理解的文學理論是相當技術的學問，它具有某種一般性。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中孕育出的文學理論，固然在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上具有不同的特色，但這種特色植根于不同的文學經驗，比較詩學和比較文學所有的對話都只是文學經驗的對話和交流。明乎此，我們就不難察覺，“失語”尤其說中國文論失語，是個多么成問題的問題了。
“失語癥”患者每每痛感“中國當代在文藝理論方面噤若寒蟬，在流派林立的世界文藝理論舞臺上，完全沒有我們自己的聲音”，從而在交流和對話中也沒有我們自己的話語。但他們從未具體說明是什么樣的交流場合和怎樣的對話方式（這也是“失語癥”最讓人著急的地方），我很難感知其失語的具體癥狀。不過，我想只要我們中國文學有自己的文學經驗，就必然有自己的文論話語。因為任何民族的文學理論都是在表述自己的文學經驗。——在黑格爾的時代，他可以用一句無知的大話把中國藝術抹殺。到今天，一個學者如果希望他的學說覆蓋較廣泛的文學經驗，而宣稱他的文學理論具有一般意義，就必須包括東方，否則就只能謙虛地加以說明，他不懂中文、日文或印度文，無法包容這部分內容。事實上，中國文論并非如“失語癥”患者所說的那么絕望，我們還不至于忘記戲劇表演中的“梅蘭芳體系”吧？有這樣的藝術經驗，當然就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如果反顧文學理論，完全沒有自己的聲音，那么是不是該首先叩問，我們有沒有自己的文學經驗呢？
依我看，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所謂“失語”，實質上并不是我們沒有自己的言說方式，而是根本沒有言說的對象。我贊同吳興明和孟繁華的看法，“失語”決不是知識論或信息交流意義上的無話可說，而是語言操作者的話語指涉對生存真相和命運重心的偏離；我們不是喪失了學術表達的話語能力，而是喪失了對自己生存方式和價值的自我解釋能力，說白了就是對生存本身的無可言說。借用朱自清一句老話：“許多人苦于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于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論無話可說》）一種文學理論的產生不外是對一種文學觀念的闡釋，對一種文學實踐的反思。當文學在現實中因不擁有話語權力，不能直面一種生存狀態和它最深刻的本質時，它就不能構成一種真實的同時也是獨特的文學形態，加上感覺方式和書寫風格的盲目模仿（如尋根意識和魔幻現實主義），真正的文學經驗始終若有若無，相應的文學理論當然也就無從談起。回顧本世紀的文學創作，應會對此釋然，更不要懊喪何以經過百年辛勤耕耘，我們的文學理論還無所建樹。所謂百年耕耘，真正在地頭上不滿三十年，還有十年是搶種搶收。人家真正耕耘不輟地忙了一百年，那么多名牌大學、那么多杰出學者的摸索、競爭、淘汰，才建構起那么有數的幾家理論和一套范疇、術語。我們剛讀了沒幾天書，操練了沒幾下，就立馬想攢弄出一套可以和西方并駕齊驅的理論體系，是不是有點異想天開？怕非得比洋人聰明百倍才行吧？由此我們再一次看到中國文學理論學者在學術態度上的淺薄、狂躁和輕浮。
如果讓我直說的話，中國文論的“失語”是個地地道道的偽命題。失語的不是中國文論，而只是一部分中國文論學者，更多的也許是比較詩學學者。本來，不管多少，我們好歹還是有自己的文學的，近二十年的創作也有可觀的成績，有文可稽的三千年文學史更是開掘不盡的寶藏。下功夫研究，完全可以發掘出屬于中國文學自己的經驗內容，加以理論總結。然而研究文學理論的人們似乎并不關心當代文學批評和古典文學研究的成果，文學理論里使用的文學材料經常是馬克思用過的，比較詩學所用的中方資料也不外批評史加《中國歷代文論選》。這怎么能產生當代意義的文學理論學說（姑不言體系）呢？這一點我的老師程千帆先生在1985年和我們論學時就預示了憂慮。西方文學理論是基于西方文學經驗產生的，不精通西方文學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超越西方文學理論。而精通西方文學不僅需要具備良好的西方語言和文化修養，也需要良好的母語文化的修養，因為我們的前理解結構總是母語賦予的。這一點西方漢學家比我們清楚得多，法國漢學家桀溺就說過：“一個人想要認真研究中國文學，首先必須對自己的文化具有十分良好的修養。”沒有母語文化的基礎，不能真正深入人類的文學經驗，就永遠不會獲得對文學的真正理解，也就永遠不會有自己的文學觀和文學理論，只能成為別人的應聲蟲，拾人牙慧。這么說來，回到民族文學經驗就不只是以守為攻的策略，也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其實，只要認真清理一下我們自己的理論資源，就會發現，民族文學和文學理論都有豐富的內容等待我們去發掘。比如古代文論的“詩無達詁”、“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便與新批評派理論有相通之處，一經張隆溪闡釋，煥然一新。這樣的例子是難以悉舉的。清初毛奇齡《西河詩話》論元、白詩說：“蓋其時丁開、寶全盛之后，貞元諸君皆怯于舊法，思降為通侻之習，而樂天創之，微之、夢得并起而效之。”這里的“怯于舊法”應該就是布魯姆所謂“影響的焦慮”吧？古代文論中“生”“熟”的概念也指向這一問題。只要進行深入的理論闡釋，無論古代、當代文學，都有許多文學經驗和理論命題可以和西方文論對話，溝通，互補。而我們的學者竟然普遍感覺“失語”，而且楚歌四起，吠影吠聲，實在教人難以理解！最近，曹順慶、李思屈又提出回歸母語，作為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策略，用心不可謂不善，但“母語”一詞終給人大而無當，不著邊際的感覺，我看更深切著明的提法也許是“立足于中國文學經驗”（微別于張少康先生提出的“立足于中國古代文論”）。在這一點上，王鐘陵有段話說得比較到位：“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和獨特的文學藝術傳統的偉大民族，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理論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的建構，應來自對于民族文學史的現象的概括。概論一類的理論設置，必須從歷史的和現實的文學創作實際中抽象出來。沒有文學史的重構，沒有對于數千年文學發展情狀、特點和規律的真切而深入的探究，文學理論的民族化自必是冰上筑屋了。”
不過僅此仍不足以保證我們可以平等地和西方理論對話。這里有個常識性的老問題，還需要澄清一下。我們常說的西方文論，實際上是指現代西方文論，它早已不是單純的西方思想，而是多地域多種族文學經驗的融匯，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思想的菁華（海德格爾對老子思想的吸收，是我們熟知的），所以我更愿意用歷史的而不是地域的方式來談論它。對一種理論學說，我們可以說它是六十年代的或是八十年代的，以便在歷史語境中給予定位；而毋須強調它是法國的或加拿大的，以此來比較民族貢獻。在信息時代，地域的定語已沒什么特別的意義。請問：賽義德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他活動在西方，但代表著東方的立場，而西方學者又都在運用他的理論。知識積累的差異，無形中給中國學者帶來不同程度的自卑和焦慮，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不必擺出一副決戰的架勢。中國文學理論再怎么說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能否為世界提供一些理論命題，取決于文學經驗的資源和理論家的開掘能力。誰都知道，中國學者知識的貧乏是世界上有名的。如果我們有韋勒克那么博學的學者，大概就不會“失語”了，有劉若愚大概也一樣。當然，這個詞在錢鐘書看來也一定是很可笑的。
還是把話題轉回到思維工具和闡釋工具，也就是“失語癥”者同時倡言的“轉換”上來。其實，所謂“轉換”，同樣也是個徹頭徹尾的含糊概念，不知道是指揚棄，指闡釋，還是指改造？陳伯海先生將轉換理解為通過比較研究和分解詮釋，使潛藏在傳統里的隱性因子轉化為顯性因子，這我很同意。但他發揮開來，說轉換也是發展、改造、翻新，發展并不只限于在既定的框架里擴充和延伸，改造和翻新也不同于另起爐灶，關鍵是“如何在‘似與不似之間’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就讓人覺得像是給古羅馬斗技場蓋上屋頂，配上沙發，加裝全套音響設備，讓雅尼樂隊演奏現代音樂。他怕古代文論成為僵死的古董，因而希望加以發展、豐富，同時其“固有的材質、性能自還有留存的余地”，最終轉換成一個推陳出新的民族文論體系。我覺得，古代文論就是古董，但古董決不是僵死的，古董天生就有古董的價值。眾所周知，伴隨近代語文轉型而來的中國新文學是完全脫離古代文論立足的創作經驗的，其藝術表現的豐富和細膩更是古代文論所難以包容和解釋，指望以古典文論為基礎建立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看來不太實際。然而古典文學畢竟是華夏文學經驗的基礎，傳統審美趣味歷史地積淀于現代人的意識深處，表現在今天的文學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現代文學理論就不能離開古代文論的參與；更何況，總體文學理論的建立也有賴于各民族文論資源的開發和吸取，而古代文論正是民族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古代文論作為古董的價值。但這只是在抽像意義上說的，其具體內容還需要發掘。為使古代文論能順利地進入當代理論視野，需要在古代文論和現代文論之間建立起交流和對話的關系，以便古典文論的資源能最大程度地向世界敞開。所謂轉換，正是實現這一期望的重要環節。
隨之而來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闡釋。接受的前提是理解，而理解離不開闡釋。所謂轉換，依我看實質就是闡釋。古典文論只有經過闡釋，才能與當代文論的話語方式溝通，才能為今人理解和接受。這是不難理解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闡釋，以什么為參照系。眼下許多學者對用西方文論術語來闡釋古典文論表示不滿，這在我看來完全是出于民族情緒，而不是理性。近代張之洞有樁軼事與此類似：相傳張之洞最討厭人用日本名詞，幕僚草擬文稿有“健康”一詞，張批曰：“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殊覺可恨。”其人反唇相譏，復批曰：“名詞亦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可恨。”這個笑話可用來說明西方文論對古典文論闡釋的工具意義。正如估量一堆古代金幣的價值，首先要用當代量具稱定其重量，然后才能以市場價格加工藝指數來計算一樣，古典文論的詮釋和價值估量也只能借用當代的范疇和術語，不外是現行的一套文學理論術語和心理學術語。這些范疇和術語雖出于西人創造，但它們一旦為世人接收，就在世界范圍內流通，成為人類共通的語碼。幾年前我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中國古代文論要走向世界，與西方文論對話，首先需經現代文論詮釋，就像人民幣要兌換成硬通貨才能作國際貿易一樣。當時有人問什么是硬通貨，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美元。這當然是個比喻的說法。一個話語系統要和別人對話、溝通，就必須借助于共通的語碼。盡管你可以對這種語碼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進行質疑，甚至顛覆，但決不能拒絕不用（想想出國為什么非得說英語罷）。況且，若從歷史而不是地域的角度來看待現代西方文論的話，那么它與中國古典文論就不只是兩個對峙的系統，而更是人體和猴體的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有懂得人體的解剖才能懂得猴體的解剖。試想，如果沒有現代藝術心理學的知識和概念，我們怎么說明“神思”，難道就說是“神與物游”？意境呢，就說“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那么“藝術境界”又是什么？以老解老，以莊解莊，只能闡明老莊如何言說，要究明老莊之所言說，則必須以現代哲學為參照。正如前文所說，現代西方文論不光是西方的文論，主要是現代的文論。古典文論的研究水平所以提不高，就與學者的素質低下有關。像本文開頭所引的說法，在我看來純屬后殖民主義理論煽起的民族情緒，決非學者應有的理性態度。
現在我們可以給“失語癥”開張處方了：
病狀：失語癥，一種傳播速度極快的傳染病。通常由心理障礙引起，屬功能性意識、思維能力衰退，由此誘發話語能力失常的幻覺，久之導致器質性病變，完全喪失話語交往能力。此癥多發作于國際文化交流的場合，經常伴有嚴重的文化自卑感與精神焦慮。比較文學與比較詩學界為其高發病率區。
病因：先天知識不足，后天學術訓練不夠，體質虛弱，抵抗力差，易被流行思潮感染。又，脫離文學研究活動，缺乏藝術感受力與文學批評經驗，于文學本身殊無知解，故隨波逐流，略無定見。
處方：平心靜氣丸一付，虛懷若谷丹一付，扶正袪邪散一劑，強心壯骨膏一帖。配以古今并舉，中西雙修之操，多看作品，多作研究，留意創作，留意批評。
禁忌：勿濫寫書。勿輕率比較。勿肆意作宏觀大論。
近來，文學研究者們整合（合字亦可省略）出不少的學，諸如文學社會學、文學經濟學、文學人類學等等，不一而足。本文是文學醫學的一個初步嘗試，要診斷的不是文學本身，而是文學研究的一種病態：為什么一個十分無聊的虛假命題會被炒得沸沸揚揚，就像郵市上誰也不要的“臭票”竟被炒得價格騰上？
宏觀與微觀
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區分也是古典文學研究者一“執”。關于兩者的關系及可行性問題，若干年來始終是學術會議上喋喋不休的話題，正所謂“把破帽年年拈出”（辛棄疾）。不過事出有因，眾所關注的問題一定凝集了人們的某種焦慮。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文學遺產》1985年第3期發起“古典文學宏觀研究征文”的啟事：
當前，整個文學研究工作正處在一重要的發展階段，就古典文學研究來說，也正醞釀著具有重要意義的突破。我們認為，這個突破可以從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進行，但其重點應放在宏觀研究上，這不但因為過去長時間內我們對這方面重視不夠，下的功夫不夠，今天需要彌補，還因為 在宏觀問題上取得突破，必將在較大的范圍內促進我們的研究工作向前發 展一步，其意義具有某種全局性。……當然，我們在此提倡宏觀研究，決 不是要將它同微觀研究對立起來，割裂開來，或厚此薄彼，我們所說的是 在扎實的微觀基礎上的宏觀研究。
不滿于局部的、具體的研究，而希望在宏觀問題上取得突破，這可以說是進入八十年代的學術界在經受“新方法”的刺激后萌發的試圖從總體上對中國文學進行重新認識的要求，是和“重寫文學史”的口號正相表里的。“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文學家的歷史引向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于是隱藏于具體人事背后的那個宏觀世界的圖景，便突現在我們眼前，召喚著我們去加以認真思考和表現。”時過境遷，回顧這次“宏觀研究”的浪潮，我們不能不承認，它的確給學術界帶來一陣興奮，一股思考的熱情，也產生了一批題目很宏觀的論文，包括我的《關于中國古代文章學理論體系》（此文是我博士課程的作業，并非應征文而作）。然而結果似乎并不太樂觀，不少刊物發表的宏觀論文都不給人以新鮮感。情況好像是，本來必須用三篇文章討論的內容，如今放在一篇文章里說了。因為篇幅不能加長，勢必殳盡枝葉，突出主干，于是只剩下一個主題，再敷衍些常識內容。而所謂主題，受決定論史觀的束縛，也不是全新的認知，只不過是唯物辯證法若干原理的演繹和驗證，甚而只是常識的提煉和壓縮。難怪許多老輩學者要反感，因為他們看不出新在什么地方，而我輩則覺得作者像是將電大的講義拿來發表了。彷佛學術界都已忘記，學術是要積累的。沒有水到渠成的積累過程，而刻意追求“在宏觀問題上取得突破”，就如同沒有飛翔的能力而欲通觀大地，結果只得將對象變成地球儀或“錦繡山河”之類的微縮景觀。它們告訴你的都是你知道的東西，還濾掉了豐富的細節。
最大的問題還不在這些論文本身，宏觀研究的提出使宏觀成為與微觀并峙的研究方式存在，并形成一種以宏觀為創新，以宏觀為高深的時尚，以至“宏觀”概念本身被賦予某種價值色彩，成為學者孜孜追求的東西。直到最近，我還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臺灣古典小說專家王國良教授在與大陸一位治古典小說史的教授進行學術交流時，發覺這位教授對古典小說的一些基本文獻不甚了了，他非常驚訝。更讓他驚訝的是，這位教授解釋說自己一向是作宏觀研究的——我想就是寫小說史或是什么專題通論罷。王教授難以理解：不熟悉基本文獻，不研究具體作品，怎么能作出宏觀的結論呢？我說，這就是海外學者的不通國情之處了。在大陸學者中，從不研究具體作家作品，而冷不丁推出××史、××論之類煌煌巨著的，大有人在。這都是些智力最高、見識最高的人，他們根本不需要研究作家作品。你們去研究吧，他只要看看你們的成果，就可在此基礎上宏觀；甚至不看你們的成果，也照樣可以宏觀。反正出版社和刊物最青睞題目大大的書，學者不看，總有識字的人看的。于是走進書店，就會看到許多題目大得我一輩子也不敢想的著作。翻翻內容，不外乎是前詳后略：文獻有限的先秦兩漢寫得最多，六朝唐宋勉強湊合，元明清以后就蜻蜓點水也似一筆帶過，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沿襲多創新少，無甚價值，故存而不論。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有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如今的宏觀著作是人所易言，我詳言之；人所難言，我不言之。就這么宏觀！真不知宏在何處，觀在何方？
當然，正如“征文啟事”所強調的，提倡宏觀研究，決不是要將它同微觀研究對立起來，割裂開來，或有所軒輊。但“在扎實的微觀基礎上的宏觀研究”畢竟將宏觀與微觀區分為兩種類型或者說兩個層次的研究。更兼在宏觀研究很熱鬧的時候，又常有老成的前輩諄諄提醒我們：宏觀和微觀的關系是辯證的（又是辯證，許多問題都被這個詞搞得混沌不清），宏觀須以微觀為基礎，微觀應以宏觀為指導；宏觀離開微觀，即成無本之木；微觀離開宏觀，難免坐井觀天。這一來，宏觀和微觀似乎倒真成了研究方法的一對孿生兄弟了。但我們還是忍不住要問：宏觀和微觀果真能構成相反相成的兩種研究方式嗎？我看不能。宏觀和微觀只能是標志研究成果涉及的問題面的概念，而不能成為指稱研究方法的概念，更不存在基礎和指導的關系。換句話說，只有宏觀或微觀的成果，而不存在宏觀和微觀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承認看問題有著眼點的差異的話，那么認識的一般過程就決不是由微觀上升到宏觀，而恰恰是由宏觀深入到微觀。這一點王小盾曾有精辟闡述：
對事物的第一印象總是關于它的輪廓的印象，而不是關于它的細節的印象。學術思路并不像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是由具體走向抽象，相反，是從抽象走向具體。學術是以求取客觀真理為目的的，它必定要使用某些工具或手段來保護認識中的客觀成分。既然宏觀問題的解答依賴于微觀問題的解答，那么，學術發展必然會表現出專門化的趨向。
他以王國維的學術經歷為例，論述了學者的個人興趣隨著學術的深化，由抽象問題轉移到具體問題的變化。這里的變化體現為學科的轉移，作為學術取向，與我們討論的具體研究方法并不是一回事。在實際的研究中，經常是無法說明具體的研究過程屬于宏觀或微觀的。如果按陳伯海先生的意見，“將超越個體作家研究作品課題范圍的綜合性研究歸入宏觀范疇”，那么我想以自己的經驗舉個例子，說明微觀和宏觀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是怎么錯綜交織，密不可分的。我曾寫過一篇論文《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文學遺產》1996年第2期），這是計劃中的王漁洋研究的一部分。起初我只是把它作為作家研究的一個題目來做的，希望對王漁洋填詞的特色和詞論的內容作些分析。誰知排比了王漁洋詞學活動的年表后，我驚異地發現，除了江左三大家吳梅村、龔鼎孳和曹溶外，王漁洋是清朝最早的熱衷于填詞的詞人之一，《阮亭詩余》的作品主要作于順治九年；后來他在揚州期間的填詞，直接激發了一批詞人的創作興趣，開清代填詞風氣之先聲；與鄒祗謨合選《倚聲集》，則更影響了江南地區的填詞。他的詞論則涉及了清代詞學討論的所有基本問題。他對南宋詞的評價也直接啟發了陽羨詞派和浙西詞派的詞學觀。一個有意味的事實是，康熙四年陳維崧、朱彝尊開始步入詞壇之際，恰是王漁洋抽身之時。于是他客觀上就成了連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吳偉業、龔鼎孳、曹溶）與陳（維崧）朱（彝尊）雙雄的橋梁。這一來，我們就必須從清初詞壇的大背景來看王漁洋詞學的意義了。再研究他的詞論在撥正云間詞派的狹隘觀念，重新確認詞學傳統上的意義，我確信王漁洋的確是清初詞壇最重要的詞人和詞學批評家，其詞學的內涵和意義迄今尚未被我們意識到。最后，當我的論文完成時，論題已從王漁洋擴展到整個清初詞壇，變成清詞在理論和創作上如何發軔的探討，可以說是個很宏觀的成果了。可是我的研究并不存在宏觀和微觀兩種研究方法的變換，只是從具體材料入手，一步步發現問題，揭示問題，最后形成整體的看法。可以說，宏觀的結論就是微觀研究的結果，如果不是深入到具體的歷史中去，而僅僅宏觀——我真想不通怎么觀法——能產生上述問題嗎？所以我決不同意說宏觀和微觀是兩種研究方法或研究類型。它們只能是說明成果涵概面的概念，其實現程度完全取決于研究和認識的深度。
也許有人會說，我工作的出發點就是要理清較長時段的文學史發展問題，揭示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而處理規模如此大的問題，容不得我把精力消耗在具體作家、作品的鉆研上，只能借助于他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更深一層的思考。這不就是宏觀研究么？我承認，的確可以有這樣的工作方式，但這只是思考，而不是研究。思考和研究畢竟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一個哲學家被關入監獄，也許不會停止思考，但決不能作研究了。況且，一個學者如果不研究具體問題，只借助于別人的具體成果進行超越的思考，那終究是危險的。他將沒有判斷力去判斷所依據結論的可信程度，很難保證他的思考不因材料的失真而走入誤區。在我的閱讀范圍內，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可算是最宏觀的著作。它以文明為基本單位，應該說夠宏觀了吧？它也借助了其他歷史學家的許多成果。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看到湯因比在希臘文明研究上的造詣。那是他的安身立命之處。會下圍棋的人都知道，大模樣是虛的，能否轉化為實地，還要看能不能扎下根基。先做活一塊棋，則可以任意發展。做學問也是一樣，只有先研究許多具體的問題，積累許多成果，才能觸類旁通，逐漸發現歷史的內在邏輯和事件的因果關聯，由點滴的成果累聚起龐大的知識體系。
由此想到中國學者對日本學術的一種普遍看法，認為它瑣碎、缺乏系統。的確，如果單看日本學者的論文，每篇題目都很小，螞蟻啃骨頭似地一點一點研究一個個問題。但若看他們的博士論文（論文博士），則都是厚厚一巨冊，有關這一問題的每個方面都被細致地討論到了。與日本學者一起切磋，我深切感到，他們對學問抱有很神圣的態度，而且很有耐心，滿足于一點點的積累和進步，不像中國學者一味地寫書，看似出版物很多，卻積累不下多少有價值的成果。應該說，問題的細致和專門是學術發展到一定深度的標志。當研究成果有一定積累，比如像中唐詩研究，只要你注意別人的研究，就會發現，所有重要問題都已被考慮過，很難馬上提出全新的觀點。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深入細致的基礎上，力求將問題闡述得更充實、更周密、更完整。如果中國學者也能像日本學者一樣做研究，我相信每年的論文索引起碼要減少一半篇幅。我曾聽日本學者說：中國每年出版的論著很多，但讀后有收獲的卻很少。這是不是與大量的宏觀之作有關呢？
王小盾說得對，研究的深化只能是走向具體，走向過程，只有微觀發現的積累才能帶來宏觀認識的變化。宏觀決不能憑本身更新知識。這就是我不同意說宏觀和微觀是兩種研究方法的理由。依我看，所謂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作為方法論的概念是應該揚棄的。否則心存此執，尤其是在二者之間有所軒輊，以宏觀為通達，以微觀為拘瑣，勢必將學術研究引入歧途。
理論與歷史
“理論”是古代文學研究者，也許更應該說是古典文學編輯的又一“執”。在學會，在筆談，在訪談和對話中，“理論”經常是古典文學研究者孜孜追求的目標；而在學術刊物的編輯，則不僅運用在語言中，更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甚至成為他們衡量論著學術價值的惟一標準。請回想一下，在日常語境中，我們最常聽到的兩個評價尺度不就是“扎實”和“有理論”嗎？然而從根本上說，兩者其實都是毫無意義的：“扎實”并不一定與創見相連，“理論”更不意味著深度。前一點比較容易理解，后一點則還須破其執，因為有沒有理論，已成為潛在的價值前提，根深柢固地左右著許多學者和編輯的判斷，影響到對學術的理性態度和一般理解。
不知別人有沒有遇到過，反正我是有過多次，論文被以“沒有理論“的理由退稿。一家以理論見長的刊物，編輯每相見必約稿。我因心存敬畏，總將自己覺得拿得出手的、有見解的論文寄去，但每次都被璧還，希望以后寄”理論性強些“的論文去。一再而三，真讓我既惶恐又困惑，終不知眉黛深淺如何畫得入時。我向來對自己的論文很少滿意，《權德輿與貞元后期詩風》是自覺薄有創獲的幾篇論文之一，完稿后寄給一家大刊物，初審已獲通過，結果二審以理論性不強予以否決，認為文中談的都是歷史事實，沒有從美學的角度作深入闡述。據說二審并非古典文學專業編輯，我也不好說什么。如果他對唐詩史稍微有點知識，就能理解我提出的問題恰恰是無法從美學角度去談論的。若從美學角度去探討，甚至連這個問題也不會產生。何以呢？本文的問題是在作權德輿年譜的過程中產生的，我發現在貞元八年前后，梁肅、包佶等文壇巨子的下世和以權德輿為首的新進文人的入朝，形成了詩人集團交替、文壇盟主易人和臺閣詩風興起等具有詩史意義的事實，于是便以細致的史料發掘對唐代貞元后期詩史做了一番鉤沉發覆的工作，就臺閣唱和和“游戲體”兩方面探討了權德輿等臺閣詩人群的創作及對貞元詩壇的意義，使一段沉湮已久的詩史重現浮現出來。這一研究可以說是以福柯所謂“知識考古學”的方式重構了中唐詩史的序列，從而為唐代詩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點。由于問題本身是從詩人活動的系年考證中產生的，注定了研究方法的描述性和歷史視角。美學角度的闡述且不說篇幅難以容納（全文已一萬六千字），文獻也無徵，強作解事勢必流于蹈空推測，還不如闕疑以俟多聞。這并不是什么深奧的道理，但若非個中人卻也不易解會。學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有理論深度，不甘停留于現象的表面，乃是向上一路的追求，并不意味著事實的發現和澄清沒有重要意義，只有加以理論闡述才是有深度的研究，更不意味著每一項個案研究都能達到理論闡述的高度。許多編輯不理解這點，而且越是自己不作專門研究的越不理解。因為他們實質上不理解“理論”的真實含義，由是也不能明白理論對研究的實踐意義及其自身的呈現方式。
在科學研究中，“理論”的內容包含方法論意義上的一般理論和作為專業知識的學科理論兩個層次。前者決定了我們看問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主宰著我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后者則決定了我們對問題的看法和結論，并為我們提供一套技術規范和分析工具。在實際的研究中，前者通常已化作哲學觀念，如現象學的方法或解構主義的方法，成為一種背景性的存在，深入到看問題的方式中去，無需特意強調；而后者則分為基本原理和特殊結論兩個層次，以文學研究來說，基本原理如新批評派的本文中心原則之類通常已成為常識性的內容，似乎毋需再占用論文的寶貴篇幅；只有特殊結論，如維姆薩特的“意圖謬見”、布魯姆的“影響的焦慮”、德里達的“異延”之類直接成為立論的依據或思路的啟示的，才應該征引和加以說明。然而遺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論者反而常常匿其思路所本，秘而不宣了。大陸學者對理論著作的征引，似乎不是為了解決問題，更不是出于對前人勞動的尊重，而只是裝點門面。所以開宗明義就宣布自己是用什么理論、什么方法來研究，近來更染上文化熱病，什么都是文化，無論討論什么問題，一本書總是先從文化談起，然后是美學，然后是文學史常識，等到進入本題已是一半篇幅以后。有些寫得厚厚的書，刨去常識，內容所剩無幾。凡瀏覽這類書，我一般都是從一半開始翻閱的。羅丹曾說，雕塑就是去掉多余的部分。學術論著也一樣，成果就是去掉常識的部分。一個成熟的學者應該清楚自己的問題是什么，哪些內容是闡明自己的問題所必須的，哪些不是。而一個好的編輯也應該能看出，哪些內容是大路貨，哪些內容是作者的真知灼見。去掉浮詞，對作者讀者雙方都有好處，在讀者省得浪費精力，在作者則可以使自己的業績凸現出來。有這兩點好處，何樂而不為呢？
按理說，這種上掛下聯，縱橫捭闔的煌煌大著，明眼人都知道，無非是堆砌常識以充卷帙，以大部頭唬人。可出版社偏偏看好，以為視野開闊，有理論高度。類似的論文更是倍受刊物編輯的青睞，喜其高屋建瓴，中西貫通，而不知其實大而無當，內容空洞。這種理論裝飾的流行，久而久之，不光造成浮華的學風，同時還磨鈍學術的穿透力和洞察力，而最后怕的后果乃是從根本上導致問題意識的喪失。近年的報刊，被世紀末的情緒所籠罩，紛紛發表文化史、學術史回顧和反思的文章。《讀書》、《哲學評論》、《中華讀書報》以及《學術思想評論》等刊物則刊載了以“思潮與學術”、“學術范式的轉換”、“十年學術回顧”為主題的反思文章，其中有個不斷被提起的話題就是：如今國內某些文史哲論著有個通病，那就是"沒有問題"，原因在于許多學者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這似乎有點荒誕，正如李河說的，“學術問題對于學術和學者來說是一個具有在先規定性的概念：‘沒有問題’的學術簡直就是一個矛盾的概念，正如‘沒有問題意識’的學者便不再是學者一樣”。問題意識的喪失當然與諸多復雜的因素有關，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我覺得就是對理論的盲目追逐。不關心問題，而一味追逐理論，理論終究變得空洞無意義。如果我們同意李河的說法，那么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學術研究成立的標志。事實上，任何有價值的問題的提出，都是基于一種理論眼光，包含著問題認識的深化，如果不能理解這點，而盲目追求所謂理論，那么不光理論應有的品格將被犧牲，學術本身的生命力也將枯萎。
除了方法意義上的理論迷執外，學術界對理論的迷執還表現在文學史、批評史研究的學術取向上。文學史、批評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務，我理解就是盡可能細致地認識歷史發展過程，建立起歷史事件的連續性，為此，歷史材料的清理是首要的工作，不光歷史事件要做過程的還原，就是理論問題也有必要還原為歷史過程來討論，只有還原到一定的歷史語境中，我們才可以作進一步的理論闡釋。但在理論取向的價值觀左右下，常會對學術發展的態勢和戰略設想作出不切實際的判斷。比如陳伯海、黃霖、曹旭三位先生關于古代文論研究的對談便給我這種感覺。三位都是治古代文論卓有建樹的學者，他們對學科建設的關注令我尊敬，但他們對古代文論研究趨勢的看法，我很難同意。他們認為，“近年來，出版了人民大學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和羅宗強主編的《中國文學思想通史》（八卷本）。隨著這些著作的問世，無論是對批評史資料的挖掘整理、對某些文論家個案的研究，還是對‘史’的基本描述、對總體規律的解釋上，上述著作已做了集大成式的研究”因而主張“下一世紀的研究應該轉向，不再把重點放在‘史’的研究上而應該深入到古代文論的內部，從縱向的研究轉向橫向的研究上”，亦即“從以往側重對‘史’的研究，逐漸轉向以后對‘論’的研究的加強”。我們應該承認，近年古代文論研究在批評史方面的確有較大進展，尤其是宋代以前的研究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但是不是就能說“集大成”了呢？我還有點躊躇。通觀全局，宋代以后的批評史研究還是很薄弱的，涉及的材料和問題都十分有限。即以詩話而言，明清兩代文獻的范圍和數量我們迄今還沒有比較可信的知識。據我和張寅彭的初步調查，清詩話現存著作已在八百種以上，未被閱讀的起碼有五分之三。一向最受關注的詩學猶且如此，其他文類可以想見。這樣的現狀怎么能讓人樂觀地轉向理論闡釋呢？
由于對文獻的無知，八十年代刊行的一些論著曾出現不少狂妄無知的大言，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被一些信口雌黃的人輕易地一筆抹煞。而另一方面，近十幾年間若干新撰通史或專史的陸續刊行，又讓學界產生一個錯覺，以為批評史研究已臻飽和，理論闡釋則相對落后。我的感覺正好相反，我覺得古代文論的歷史研究尚處于很淺的層次，很低的水平，正是這個緣故，才使得古代文論的理論闡釋難以深入下去。我們知道，古代文論的主要概念始終都在不同時代的理論語境中呈現出歷史的內涵，就像長江和黃河，在每一段河道上水質和水色都是不一樣的。即以起承轉合這一詩學的基本命題而言，它在各個時代被賦予的含義和人們對它的態度就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釋為近體詩的固定結構，對應于律詩的四聯或絕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釋為詩歌本文構成的邏輯序列，并被吸納到八股文的章法結構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評，為詩論家所鄙薄與揚棄，最終泛化為作品的一般結構理論。不同時代的解釋賦予它不同的理論內涵，體現出不同的價值觀。我們只有理清這一演變過程，完整地描述出這一命題發生、演變、定型的理論流向，把握它在歷史語境中的特定含義和人們對它評價的變化，才能闡明它的基本內涵和古人的價值觀念。如果隨意抓幾條材料輕率論定，那就成了盲人摸象，抓住元代詩論的會說起承轉合是律詩章法論，抓住明代詩論的則說是試帖詩和八股文的章法論，而抓住清代詩論的又會說是文章的一般結構論。有人會說起承轉合是古代文論的重要命題，也有人會說它在古人眼里毫無價值。如此這般，非但不能把握命題的基本內涵，甚而會誤以為古人的說法矛盾百出，對古人的價值取向作出錯誤的判斷。
我一直認為，古代文論研究雖說是一門關于文學理論的學科，理論闡釋也確實是它的重要任務，但歸根結底，它首先是以歷史研究的型態存在的。任何理論問題都必須先還原為歷史過程，在過程的呈示中使理論的全部內涵及其背后的語境浮現出來。這無疑是非常艱難的工作，但前輩學者就是這么做的。翻開《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就知道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正是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文筆與詩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文與道的問題》、《神韻與格調》、《性靈說》等一系列論文上形成的。新刊的幾種批評史雖然在材料搜集和理論闡釋上都不乏“后出轉精”之處，但離全面展示古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豐富內容終究還差得很遠，尤其是宋元以后，幾乎可以說還剛剛起步。我們決不能像一些“短平快”那樣，用“無所突破”或“鮮有創新”之類的粗暴結論來文飾閱讀的貧乏。真正的歷史研究，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以更豐富的事實充實通史，而不是憑藉通史的知識作超越的理論思考。如果我們承認古代文論研究首先是一門歷史的學科，那么就必須遵從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理論闡釋應當重視，但歷史研究更應大力展拓。
說到底，無論是理論視角還是歷史視角，都有各自的認識作用，不可互相替代，當然也難以軒輊。從對歷史的認知過程來說，歷史還原是理論闡釋的前提，理論闡釋是歷史認識的深化。在實際的學術運作中，兩者經常是互動互補，相輔相成的。學者個人因知識背景、學術興趣的不同而有所側重，無可非議。但作為學科發展的戰略分析，哪方面更為急迫、更切實可行，便須綜合權衡。我在現時更強調古代文論的歷史研究，完全是基于學科發展現狀所作的策略性選擇。是否適當，尚有待學界同人斟酌。
發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