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
學術環境
這樣一個重大問題，雖一直如魚骨鯁喉，終不敢輕談。促使我寫這篇文章的動因是《歷史研究》1998年第1期葛劍雄、曹樹基的文章《是學術創新，還是低水平的資料編纂》。該文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學所研究員楊子慧主編、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一書作為學術研究著作的資格提出質問，從四個方面論證了這部洋洋370萬言的大書"占全書篇幅72%的古代各篇，只是一個低水平的、錯誤百出的資料匯編，從中難以發現編纂者們的學術創新"。首先，該書沒有對已有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與評價，明確自己所作工作的價值與意義；其次，該書在資料搜集上，既不能遵循“第一手資料”的原則，又缺乏對資料進行鑒別和篩選；再次，該書的主體資料皆屬輯錄，談不上研究，而全書的總論和各篇的概述，除著者所犯的低級錯誤外，基本上都是不注出處的他人研究成果的歸納，無研究性可言；最后，該書在語言文字方面的錯誤也不勝枚舉。如此粗糙的著作，竟然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基金資助的“八五”規劃重點項目！這不能不教人對現行的社會科學研究體制及其運作機制的有效性產生懷疑。這件事引發了關于學術著作原創性的話題。據報道，有關專家針對近年學術研究著作原創性越來越差的狀況，分析了問題產生的幾方面原因：（1）現行學術研究和評審體制的不科學，（2）出版社的誤導，（3）學者本身的浮躁情緒，（4）學術批評制度的不健全。這些結論都不錯——問題本來就是一目了然的，但一個更為前提性的問題——學術環境，卻被忽略了。
毋庸諱言，自建國以來，我們的學術就一直處在極不正常的的惡劣環境中。撇開政治對學術的拘禁和干預不談，現行社會分配制度對學術事業造成的傷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一向覺得，對中國這么個窮國來說，人文科學真正是件很奢侈的飾物。在當今的社會，“只有國家才有能力維持一種沒有市場的文化”，一個還在為溫飽問題奔走的社會，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學術的。可當局既然覺得這批人這些個學問尚需存在，那么就該讓這批人有基本生活保障，能安心做學問。曾聽臺灣大學中文系楊承祖教授介紹，五十年代末胡適到臺灣出任中研院院長，要求政府給大學教授的薪水，在他們不兼課的情況下也能過上優裕的生活，以保證安心研究學問。再想想魯迅的時代，教授月收入兩三百大洋，而雇個保姆只要兩塊大洋。建國后，臭老九雖然屬于改造對象，政治地位不高，但工資卻高出社會普遍水平三分之一。如今知識分子好歹被劃入工人階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工資卻要低于社會普遍標準三分之一。造原子彈不如賣茶雞蛋，已成為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有特色之處。至于我們這些造精神原子彈的，就更不用提了。微薄的薪金連維持生計都困難，還談什么做學問，出精品呢？
其實，中國的學術人口是極為有限的，改善一下這部分人的生活大概并不太困難。前幾年報道說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國防預算的兩倍，現在不知是多少倍，總數則是1000個億（這是吉尼斯還沒收的一項紀錄）。如果以一人一萬計，就可以資助1000萬個學者。我們的文科學者大約遠不夠這個龐大數字吧？雖然也許大多數學者不會認同“誰發家，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的口號，雖然他們可以忍受清貧獻身于學術事業，但社會絕不能以此為對學者的正當要求，不能默認它公平合理。唐代詩人盧綸《送宛丘任少府》詩云：“少年何所重，才子又清貧。”這還有點坦率，后來文人自作解嘲，都換了好聽的說法。清代王澤弘曾說：“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今世說》卷八）崔邁《與李振文書》則曰：“自古文人學士賦性恬澹者，大都慕簡凈，外榮利，故閑居自得，謂之清福。于今之世，則學人已無清福，而僅有清貧。”楊補塘曾說：“只有咱們中國的文明，才有‘清貧’之稱。外國人不懂什么‘清貧’，窮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壞人。”（楊絳《回憶我的父親》）誠有味乎其言。清貧之清，意味著不貪不枉，不忮不求，能為某種理想忍受貧寒。其節操固為可嘉，然而在別的國家甘為理想獻身的人并不致淪于貧寒。我國學者獨得清貧的美稱，當政者不該感到慚愧嗎？
學術體制
從根本上說，學術的大環境一日不改，學術中的粗制濫造和商業性寫作行為就一日不能根除。但在目前還難以改變大環境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從學術運作的內在機制上，要求學術系統葆有健康的自律能力。
學術的自律首先建立在正確的學術觀念上。什么是學術？學術研究的本質、目的和意義是什么？這些基本問題，我看并不是每個學者都能回答和信守的。葛劍雄、曹樹基的文章將學術著作的原創性問題提了出來，一時原創性成了時髦的概念。然而在實際的研究中，原創性在多大程度上適用呢？一部全是原創性命題的著作可能純粹是胡說，而一部沒有原創性命題的著作也可能是深刻而富有價值的成果。應該說，原創性固然是衡量學術的一個尺度，但決不是根本的標尺。學術研究的本質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積累知識。只有知識增長和知識積累才是裁量學術的根本標準。以此衡量，現行學術體制的運作中所體現的學術觀念就顯得非常可笑。
我們知道，學術活動的正常發展在很大程度是由評估、出版兩個環節支持的，評估體系對學術的發展常起著制約和導向作用。前述《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的失誤，首先與評審機制的不健全有關。據說承擔項目評審的專家對它的評價還很高，這要么是專家們根本就沒認真審讀，要么是專家本身就缺乏評審的能力。的確，六十年代以來的知識急劇增長，伴隨學術深化帶來學術領域劃分的細致，學者很難再有精力邃密群科。如果博涉，勢必就不能臻于精深（比如饒宗頤的學問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即使在一個學科內，往往也不能熟悉各個研究領域，對什么問題都擁有發言權。研究李白的人很可能不能判定杜甫研究的成果。更何況多年來政治機器對學術的摧殘，使我們的學術積累和知識增長倍受阻礙。即使杰出的學者，也頂多是部門藝術甚而只是某個時段的專家。一個專家小組或學術委員會坐下來，很可能沒有兩個人是同一研究領域或同一問題的專家。這樣，面臨具體成果的評定時，我們怎么能指望他們作出嚴格公正的評估判斷呢？所以我說，今天的中國學術界正處于一個沒有權威的時代。就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來說，鄭振鐸、何其芳、吳世昌、錢鐘書那個時代的學者，可謂博通今古，學貫中西，他們的論斷一言九鼎。聽前輩學者說，當年文學所一級研究員僅何其芳、俞平伯、錢鐘書三位。何其芳是所長，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師。錢鐘書當時僅四十出頭，評職稱時著作只有《談藝錄》，何其芳認為他夠一級研究員，就定一級研究員。另有一位搞當代文學批評的學者以兩部專著申請副研究員，學術委員吳世昌說他的著作不能算是學問，結果他就沒評上。這就是權威的力量，它能使人信服。說到底，一切評估標準都是軟性的，具體成果的價值估定最終取決于評估的主體。沒有高水平的法官，再完善的法律也難以產生效力。在沒有權威的時代，學術標準就形同虛設。《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能得到良好的評價，并堂而皇之地出版，不就說明了這一點么？
當權威性的判斷力缺失，軟性的學術標準不能保證評估的有效性時，人們只能求助于外在的硬性標準。于是學術評估的量化要求被提出來。我也曾是量化口號的響應者，并深以日本學術評估的量化方式為可取。但實踐的結果，量化標準并沒有帶來學術評估的嚴肅性和有效性。
一個前提無疑被忽略了：量化標準適用的對象范圍是什么？質言之，就是什么是學術研究成果，什么不是？由于未明確這一點，述職和晉升職稱的成果申報成了字數的競賽。一年發表幾十萬字，評高級職稱的成果量達一二百萬字，在我供職的文學研究所是家常便飯。編的、選的、注的、標點的、白話翻譯的、鑒賞的，一概是研究成果。我曾看到一位先生填的成果卡片，連給鑒賞詞典寫的條目也一條填一張，決不含糊。看來，學術與非學術之分，即使在學者中也是有分歧看法的，什么是研究，什么不是研究，并非人人都清楚。不過學術著作將量放在第一位，顯然是極盲目而幼稚的。學者個人執此迷誤，不過碌碌終生，制造一堆文字垃圾，若一個國家一個高級學術機構的學術評估機制建立在這樣一種迷誤上，就會造成一種荒謬的導向，鼓勵低層次或速成性的寫作，造成“成果”的泛濫，在虛假的學術繁榮表象下堆積起無數的泡沫文字，湮沒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而對數量的盲目追求，同時也會影響到學者自身的知識積累和學術深化。當然，把鑒賞辭典當研究成果的人畢竟還是很少的，更多的人注重的是專著。而所謂"專著"，也并非指真正有學術水平的專題研究著作，準確地說不過是印刷成書籍形式的文本。囿于重量輕質的偏見，人們習慣于對部頭大的成果投以尊敬的目光。在日常語境中，出版多少書成為學術評價的主要依據。以至于晉升高級職稱也拿選注、概論、報紙文章的結集等通俗性出版物來充“專著”，以體現成果的量。而字數相當的論文在現行學術評估中則顯然不如一部專著的分量重。這真是很難讓人理解。學術評估是對成就的評價，職稱評定是對水平的確認，兩者都應該以嚴格的學術標準來衡量。能舉起100公斤10次的人未必能舉起200公斤1次。學術的道理也一樣，要保證學術評估能反映真實的學術水平，我認為只有以論文為評估對象才能實現。
眾所周知，論文是研究成果最集中最快捷的發表形式，高水平的學術著作無不建立在相當數量的論文基礎上。從原則上說，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多少必須是具有新材料、新觀點、新結論亦即具有知識增長意義的。而“專著”則未必，出版社出于各種目的、針對各種讀者可以出不同水準的專著，一些名字很好聽的叢書收的很可能全是毫無新意的普及讀物。而作者都可以面無愧色地拿它作為專著來評職稱，甚至勝過持有同等字數論文的人。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學術的悲哀。這種偏見只會鼓勵人去寫炒冷飯的、低層次的書，而決不鼓勵高水平的專門研究，更不要說出精品了。事實上，現在學術界就有那么一批人，一部接著一部出書，也當上了教授，卻就是寫不出一篇像樣的論文來。就我所知，文學所的先生出版專著還是少的，出去開會，碰到誰都是出版過多部專著的。而那些“專著”，一報書名就知道是通俗性讀物，決不是什么研究成果。甚至于出現這樣的怪事：許多人寫過不少書，卻沒發表過幾篇論文。現在晉升職稱，要求有幾篇發表在國家級刊物上的論文，他們專著早就夠了，論文卻達不到標準。最近常有急于要我向國家級刊物推薦論文的朋友，我只有苦笑，心里說：當初你寫書時為何不把它當論文來寫呢？
我自己的專著，每個章節都是當論文來寫的，所以大都能發表在學術刊物上。而且我一直認為，將專著作為學術評估的主體從根本上說是學術觀念的迷誤，學術評估應以論文為主要對象。本來，一部學術專著的形成，必須經過搜集資料、整理資料、形成局部問題的創見、將局部的創見總合成系統的學說這樣幾個步驟。一部專著的分量，就體現在局部問題包含創見的多少。凡迭出新意、富于獨創性的專著，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有價值的論文上。專著的含金量越高，能夠發表的論文就越多。國外的專題研究著作通常都附列作者先行發表本專題論文的索引，以示其書并非稗販漁獵。專著的菁華既已先行發表于論文，它出版時即為已陳之芻狗，用作評估對象，無論從獨創性還是時效說都不如論文清楚；而那些不能以單篇論文發表其中觀點或內容的專著，其獨創性自不待言，存而不論也并不算辱沒了它們。這就是我為什么要呼吁《以論文作為學術評估的主要對象》（《社會科學管理》1994年第2期）的理由。現在許多專著僅是在一篇論文的新見解上敷衍而成，一根骨頭熬了一大鍋湯，內容稀薄可知。甚而至于一篇論文的底子都沒有，全是東拚西湊借助于別人的研究結果，竟也堂而皇之地問世了。還有先出版了什么史什么論之類的書，再把其中章節一篇篇發表的奇怪現象也許是作者怕先發表了論文，出版社會視之為論文集不愿意出版吧？這種擔心倒也不是多余。國外學術界最看重的是論文，其次是論文集，最后才是專著。我們正好相反，論文集最難被出版社接受，大概是認為論文集內容零散，不成系統，而且又已經發表過，出版價值不大。實則論文集包含的信息量是最大的，原則上說每篇論文都有獨創性。而專著雖然系統全面，但真正新穎之處只在一兩篇論文，其他都是重復現有知識。一本平庸的專著價值決不及一篇優秀的論文，這是毫無疑問的。既然如此，出版社為什么還樂于出版專著，而排斥論文集呢？我看除了與學術觀念的幼稚外，還與商業動機有關。如今出版社熱衷于出版傳統文化研究的叢書，主要是面向普通讀者，圖其易售，根本不管有沒有學術價值。就我所知，這類書三五個月時間寫十幾二十萬字的大有人在。只為好寫易出，所以一進書店，書架上滿眼看去都是這類書。稍事翻覽，只是書名不同，內容大體差不多。這種短平快叢書的泛濫，出版社是要負一定責任的。
這么說決不冤枉出版社。在現階段，中國大陸學術的導向和演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版環節操縱的。出版社的前期投入和出版承諾，在學術出版物出版難的當今形成一個強大的買方市場。叢書和大型項目自不待言，就是學者自己的選題，也要先得到出版社的認可，然后才敢動手，簡直成了定貨加工式的知識生產。出版社根據他們對市場的判斷來決定選題，學者多年鉆研所得的杰出成果很可能無人問津，而那些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的東西反而倍受青睞。這是讓許多人無可奈何、為之浩嘆不已的事！如果說出版社好大喜功，一味出版那些迎合市場需求的書，是迫于市場經濟中生存的壓力，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學術雜志不顧學術規范，不注重學術積累，而偏愛刊登那些嘩眾取寵的論文，就顯然是編輯的眼光和水平問題了。除了政治的干預外，學術出版物編輯的職業化是中國學術的另一大不幸。毋庸諱言，目前學術刊物的編輯，大部分不是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的學者，從學校分配到刊物工作，素無研究經驗和知識積累，何從知悉問題的深度，判斷來稿的質量呢？經常看到一些故作驚人之筆的翻案文章，無論是引據文獻還是推論判斷都很成問題，編輯不察，喜其推陳出新，率爾發表出來，立即招致商榷批評。而商榷者本身又弄出新的錯誤，于是革命的對象反過來又成為革命的動力，商榷和反商榷就像一場沒有規則的拳擊賽，讓旁人無從評判，徒增事端。如果編輯素質高，這種惡果原是可以避免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編輯的素質決不是靠編輯本身就能提高的，它需要編輯本人的知識積累。在國外，學術刊物的編輯一般都是由學者兼任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它的學術判斷力和編輯水平。編輯一旦職業化，即使是學有專攻，曾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日常處理大量的來稿，騰不出時間來做研究，天長日久也會與學術發展隔膜，逐漸疏離學術流程，浮出水面。這時他們就把握不到學術的脈搏了，只能為一些表面的喧嘩所吸引，獵取一些題目新鮮或標榜新理論、新方法而實則空洞無物的論文；或者就像下文所舉權德輿考證的例子那樣，為作者的前言所欺，明明是老掉牙的問題，還當是原創性研究隆重推出。我感到，我們的學術刊物很少有知識積累的意識，只想吸引讀者，寧愿登一些題目大而無當、內容一般的文章，也不愿意刊登題目小而有深度、專門性強的論文。這一點下文還要專門講到，在此我要說的是，中國大陸學術刊物編輯對學術的無知，有時到了極為可笑的地步。有一次我給某大學學報投稿，錄用通知說為使刊物正規化，封三將刊登作者照片，需從稿費中扣八十元制版費。結果照片倒是登了，而我論文的十幾條注釋卻被盡數刪去，道是節省版面。誰都知道，外行看題，內行看注。沒有注，還成其為論文嗎？如此“正規化”，真叫癡人說夢！
我們的學術出版物還有個幼稚之處就是稿酬制度。發表論文有稿酬，對現今處于低收入水準的學者當然不失為一種補償，但這同時也會鼓勵寫作。在國外，學術研究的補貼主要來自研究助成金，而研究成果發表是沒有稿酬的，相反常還要交若干印刷成本費用。發表論文既然無利可圖，惟有圖名。而名是必須靠水平掙得的，這就促使學者為研究本身而寫作，為學術的榮譽而寫作。我們的學刊盡管標準不一，卻都是有稿酬的。學者薪金微薄，稿酬成為主要的補充收入。發表文章于學者，即使無名還有利可圖，自然樂此不疲，管他有沒有價值。而有些成名的人物，憑著自己的知名度，更是有文必發，哪怕本是應景的文字，毫無學術價值可言，也要發在級別高同時也就是稿酬高的刊物上。實在讓人覺得太不珍惜自己的羽毛。我想，如果我們的學術刊物也取消稿酬，一定會減少許多不三不四的文章。有名的人就不會肯白寫那些文章，寧愿用這時間來讀書；而沒名的人，用竽濫文章也博不得名聲，只好去下功夫。總之，當稿酬取消后，發表文章的動機和效應就變得單純起來。學者們只有一個目標可以追求，那就是獨創性和學術價值。至于收入的問題，應該通過其它的方式和途徑來解決，最簡單可行的就是實行研究助成金制度，讓學者在著手進行研究時獲得資助，免除他們經濟上的困擾。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真正嚴峻的問題是學術規范的缺失和學者職業道德的淪喪，學術的生命正遭受這兩方面的威脅。
學術規范
有許多我們習而不察之處正是妨礙學術進步的致命所在，學術規范的缺失就是其中之一。自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走上近代化道路以來，最初基本是與世界保持著同步水平的。經過建國后三十年的洗刷，學術種子瀕于滅絕，學術規范也被遺忘。可怕的是，在"新方法"的喧囂中，大家對此渾然不覺。毫無意義的因襲和重復，經日本學者清水凱夫指出，才使許多人震驚并為之悲哀。依我看，《詩品》還算不了什么，舉凡古典文學中的“顯學”——《文心雕龍》、唐詩、杜詩、《紅樓夢》研究，其重復和因襲遠非《詩品》研究可望其項背！最近，我為撰寫《對王維“詩中有畫”的質疑》，瀏覽了一下有關王維“詩中有畫”的論文，竟有六十篇之多！而后出的論文鮮有超出最早發表的文達三《試論王維詩歌的繪畫形式美》（《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5期）、金學智《王維詩中的繪畫美》（《文學遺產》1984年第4期）、袁行霈《王維詩歌的禪意與畫意》（《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三文的內容。事實就是這樣，大家都在寫，都在發表，每年發表的成百上千的的專著、論文，一輯一輯印出來的“學刊”，究竟包含多少新的成果，為學術界提供了多少學術信息，是很令人懷疑的。
按理說，學術論著必須有獨到見解，獨到發明，必須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提供新的信息，乃是學術研究的常識。為此學者必須掌握學術動態，了解他人的研究成果，在別人研究的終點開始自己的探索。可是我們的學術現狀如何呢？學者中許多人根本不關心前人或同時人的研究成果，一味閉門造車，“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有人甚至以不看別人的成果作為獨創性的保證來張揚。早已在學界成為常識的東西，沾沾矜為獨得之秘。——在信息爆炸，知識量激增的今天，一個人只要稍微忽視一下新聞，就很可能成為破產股票的持有者；作為一名學者，難道能漠視同行的工作，閉鎖在自己狹窄的思維空間里，希求獨創性？退一步說，不知道別人的研究，又何從判定自己的獨創性呢？眾所公認，顧炎武《日知錄》是一部富于真知灼見，精彩疊出的學術筆記。卻不知，顧炎武在定稿時曾再三刪去他人已言的條目。錢鐘書《談藝錄》也是在廣征博引古今中外學者的種種意見后，才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如果沒有對古今文獻的熟悉，作者能集如此豐富的精辟見解于一冊嗎？恐不免魚龍混雜，良莠叢出，如時下許多專著和論文集，內容稀薄得好似布施的稀粥。
與上述漠視他人成果的作風相應的是，中國大陸學者的論文很少列出參考文獻和說明本課題研究現狀。這樣的論著在國外是不能被視為學術論文的，因為別人無從判斷你的工作是否有意義。大陸學者或是不看別人的論著，或是吸取別人成果而不加說明，通篇到底，彷佛論必己出，言皆己發，造成了一大批因襲重復或欺世盜名的偽學術著作。比如那位曾名噪一時的“學者”，研究神話、傳說，全使用前人論著搜集的材料、采用前人研究成果不加說明，來無影，去無蹤，竟也著作煌煌問世，在“文化熱”的初潮中變成神話專家。這種不規范的學術環境中孽生的不規范學術活動，只能招致別人的恥笑。在這方面，問題最大的我認為是考證文章。有些作家早已有生平考證、評傳、年譜之類的論著發表，研究者不查一下文獻索引，便大做文章，辨正古代史籍的記載、傳述之誤，澄清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考訂一些簡單的事實。甚至有這樣的事，比如有人已考出某作家生年在公元772至774年之間，而后來又有人會寫出諸如考證此人必生于公元770年以后，或必生于公元780年前之類的文章。我關于唐代詩人權德輿的考證，先有《權德輿前期作品系年》發表在《學術論叢》1992年第1期，后有《權德輿年譜略稿》刊于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古典文獻研究》（1991年～1992年），后增訂至八萬字，收入《大歷詩人研究》，199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而最近陸續發表幾種權德輿考證文章，均不提到我的研究，一篇1997年6月投稿的《權德輿生平與交游考略》（《唐都學刊》1997年第4期）竟然說權氏“生平資料散見于史籍，惜未曾有人整理”。如果說我的論著流傳不廣，那么《唐才子傳校箋》總該知道的吧，考證唐代詩人的生平怎么能不參考此書呢？如此漠視學術成果的積累，全然不調查專題文獻，這還能叫是學術研究嗎？而刊物編輯不知就里，貿然發表出來，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又予以轉載，于是"社會反響"立刻就形成了。這不吃人笑話嘛！
在學術論著前說明本課題研究狀況，征引別人的成果，在學術研究是個規范的問題，而在學者則是個學術素質的問題。學術研究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現在不太提到，那就是學術傳統。熟悉學術傳統是正規的學術訓練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了解本研究領域的學術史，閱讀專家的著作和經典文獻，不僅可以知道什么問題被提出，被解決，什么問題研究到什么程度，還可以掌握問題被提出的方式和解決的方式。只有當學者進入到這樣一個學術傳統中后，他才能判定什么是問題，什么不是，自己提出問題的方式和解決的辦法是否有意義。我不能說大陸學者都缺乏學術訓練，但總體來說對學術傳統的關注卻是太不夠了。上焉者找好題目做文章，純憑靈感提出問題，嘩眾取寵；次焉者抓住雞毛當令箭，僅就個人聞見攢綴異詞別說，炫人耳目，不知前人、時賢更有堅實、詳贍的考論在。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者，在在皆是。此于學者個人，不過形其小器，貽笑大方而已，于學術界則不免混淆視聽，徒致噪聒。近來，提倡學術規范的人多起來，逐漸形成一種輿論壓力，于是新刊學術著作注釋多起來，參考文獻也開出來。可是問題并沒有實質的改變：注釋是多了，但多出自轉引二手資料；參考文獻是開出來了，卻并沒看過，作者談論的問題參考文獻早已解決。更有一等著作，竟然羅列一些偽造的索引。中國的學術界，真是無奇不有！
關心他人的研究成果，采納他人的見解加以說明，體現了學者相互間對勞動成果的尊重。這是一個正直學者應有的品德。我特別欣賞斯蒂芬·歐文教授在《追憶》一書中提出的那種因懷念（追憶）而形成的歷史：羊祜登峴山而懷念昔人，他自己因這懷念而被孟浩然懷念；如今我們再登峴山，孟浩然又因他對羊祜的懷念而為我們懷念。"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當我們經過牛渚時，必然會因此而追懷當年李太白朗詠緬懷謝尚的情景。學術史正是由一批值得紀念的學者和論著構成的。一個學者當然不能僅憑紀念別的學者來贏得別人的紀念，但不懂得紀念別人的學者則是永遠不會為人所紀念的。另外，說明研究狀況，征引前人（或他人）研究成果，同時也是一個學者自信的表現。因為他知道他的論著自有超越別人處，說明什么是他人的成果，什么是自家的心得，只會突出自己的獨到貢獻。目前許多學術論著，如果把別人已說過的剔除，自己就剩不下什么了。一本書的信息量還抵不上一篇有見地的論文。不客氣地說，時下見諸報刊、出版專著的許多“成果”，與其說它們是研究，還不如說是寫作，至多只能說是大學講義，它們沒有研究任何問題。
總的說來，目前中國大陸的古典文學研究明顯存在不規范的問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固然與資料的客觀條件有關，但主觀方面也與學者的素質有關。而因缺乏對他人研究成果的關注和尊重而導致的大量不必要的低層次重復、因襲，則是主要問題。在出版物激增，文獻總量日益膨脹的今天，這些因襲、重復之作就像假冒偽劣商品一樣，不僅無助于市場繁榮，反而會湮沒真正的精品。常聽同行朋友抱怨，如今刊物太多，文章太濫，最好的辦法就是干脆不看。可如果不看，豈不造成惡性循環？焉知自己精心結撰的力作不又為重復因襲之風添一例？在學術環境、學術體制還不能很快改善的現階段，我們只能要求學術群體內部以敬業的態度自律。按我的理解，從事學術研究在目前的社會，首先意味著選擇一種職業。學者既然選擇了這一職業，就應該講究職業道德，信守行業的規矩。不規矩的操作是不會被同行承認，被行業認可的。我們的學術研究要走向世界，也存在著與物質產品一樣的問題。在后面的文章中我還要專門談這個問題。
學術道德
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界的有識之士普遍感到一種危機，那就是學術隊伍的萎縮和學術事業的蕭條。研究機構青年研究人員大量流失，高等學校留不住優秀人材，研究生的素質明顯降低……學術界面臨著后繼乏人的局面。然而這種危機從學術運作的表面是看不出來的，學術出版物在以等比級數增長，以致外國學者抱怨中國的學術著作出版得太多，看來看去都是陳陳相因，殊無新意。我感到，現在的學術事業就像前幾年的泡沫經濟一樣，在渲染一種虛假的繁榮。這是真正可怕的萎頓，葉子雖還顯得很茂盛，而根柢卻已開始枯縮。學術的精神萎頓了。追究起來，學術環境的惡劣和學術體制的不健全固然是學術萎頓的根本原因。但這本是可以被克服和超越的，根本問題是學者職業道德的普遍淪喪。像一切生產活動一樣，當外在的環境不能進行約束時，產品質量的保證惟有依賴于生產者的職業道德。然而，時下學者的職業道德也與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商業道德一樣普遍淪喪。說得概括一點，就是評職稱時把爛七八糟的賺錢文字充作學術成果，而做科研項目時則又付之以商業性寫作的態度。
一旦到道德淪喪的地步，內在的自律性要求還從何談起，如何期望？那怎么辦？只好發揮輿論的制導作用：優秀成果當然要加以推薦、宣傳，而對那些欺世盜名，濫竽充數之作尤其要嚴加抨擊。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輿論缺乏正常的傳播渠道。在日本工作時，和定居日本的友人聊起國內現狀，我說中國最缺的是罵，大家都深有同感。法律不完備，執法者非其人，再沒有社會輿論監督，再不罵怎么得了？魯迅說："恐嚇和謾罵決不是戰斗。"然而當恐嚇沒有作用，戰斗又不可能時，除了謾罵還能做什么呢？當然，此所謂罵只是一針見血、不假辭色的尖銳批評而已。如今太缺乏魯迅式的批評了！在這個騙子游走、貪官污吏迭出的時世，文化界偽大師、假專家、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角色比比皆是，不揭穿其面目，使之曝光于世，學術就永無清白之日。學術界也亟需打假，打假亟需毫不留情的書評！時下報刊上最濫的文章就是書評。大都是熟人的捧臭腳，外行的矮人觀場，一本本學術垃圾被鼓吹頌揚，一個個欺世盜名的角色被封為大師，實在令人扼腕！某提倡“元典精神”的思想史學者，現在也被封為大師了。請翻翻該同志標點的《辜鴻銘集》（岳麓書社，1985年），薄薄五十幾頁的小書點破句五十多處，當斷不斷又有幾十處。若沒有廉價的哄抬吹捧，怎么會冒出這樣的"大師"？章太炎、黃侃、王國維、陳寅恪九泉下有知，一定會羞于“大師”稱號的，錢鐘書則會慶幸我將他排除在大師之外。
嘩眾取寵，投機取巧，充其量只不過是騙子，而現在更不乏的是公然向古今人書中行竊的盜賊。前幾年發生的李知文《論賈島在唐詩發展史的地位》（《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剽竊胡中行論文案，蔡鎮楚《詩話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抄襲張伯偉論文案，陳奕純《中國藝術的詩心》（燕山出版社）一書編竄北大八九、九○兩屆美學碩士論文冠以己名出版案，曾讓學術界震驚學術的墮落，張伯偉為此作《學界“偷心”鉗錘說》一文加以評劾。而今比這更明火執仗的剽竊和抄襲也不以為奇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手段高不高。前兩年我為《文學遺產》看稿時，曾讀到一篇論謝靈運山水詩的論文，其結論比較謝靈運、王維詩兩家詩風的一段，看著甚為眼熟，翻翻我的《大歷詩風》，果然是原封不動地抄了第四章九百多字。當時告訴主編，大約是退稿了，但后來它有沒有在別的刊物發表不得而知。張伯偉文中曾舉漢代仲長統《昌言》語，“天下學士有三奸焉”，其二便是“竊他人之記以為己說”，看來“文抄公”也是來歷久遠，只不過到今天愈發肆無忌憚了。記得還是在九十年代初，在中華書局偶遇葛兆光學長，談到學術規范，他說：“你得給人一口飯吃。”這未嘗不是仁人之言，但是不砸騙子、竊賊的飯碗，大家的飯都吃不安心。
學術出版物的出版發行渠道亟待整頓，除了提高評估、審稿過程的科學性外，書評應該成為刊物嚴肅對待的版面。作為保證學術良性發展的重要制衡機制，學術書評無論在哪個國家都受到高度重視。為保證學術批評的嚴肅性，通常是由學術刊物的編者（當然是專家）決定候評對象，然后約請專業對口的學者撰寫。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發表拙著《大歷詩風》的書評，據說是由博士班傳閱后決定的，約請國學院大學專攻中唐詩的赤井益久副教授撰寫。文中對我提出的一些命題的發揮和估價，是我自己未曾料及的，而逐章逐節的具體商榷與批評更讓我受益匪淺。這樣的書評，無論對作者對讀者都會很有益處。國內的書評常是空洞的褒揚多，實際的剖析少，更少見逐章逐節討論問題的方式。這需要對評論對象吃得很透，而且具備相當的專業造詣。這種書評自然是不好寫的，也不容易約請作者，但非得這么做，而且在觀念上要承認學術書評具有和論文同樣高的學術價值。否則學術批評就會失去它的效用，學術的良性發展也無從期望。
與書評情況相類似的是年鑒。年鑒本來承擔著篩選、評估每年學術成果的重任，它可以說是學術批評的投資和積累，為日后的學術史回顧提供一種依據，正像當代文學批評為后代的文學史研究投資一樣。這一工作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年鑒的撰稿人當然也應該是專家，具有良好的學術判斷力和批評眼光，國外權威性的年鑒莫不如此。然而國內的情況不容樂觀。由于為年鑒撰稿須讀大量文獻，而寫成的綜述又不算科研成果，稿費更是低得可憐，所以大家一般都不愿意為年鑒撰稿。結果年鑒撰稿者的素質就成了問題，寫出的綜述述多評少，而述也缺乏學術眼光，常將一些毫無新意的論文大將介紹，予以好評。更有甚者，好不容易抓到個機會，就拼命挾帶私貨，把自己的東西大加宣揚。我曾看到一篇兩人合寫的綜述，在提到其中一位的論文時，稱其征引豐富，論辯謹嚴，筆含激情，而實則該文從題目到論述都屬老生常談，毫無新意。這么搞，年鑒怎么能有權威性呢？頂多只能評職稱時拿去蒙蒙非本專業的評委罷了。依我看，年鑒要么不搞，要搞就一定要嚴肅，撰稿人必須嚴格遴選，而且最好能為撰稿人提供較全面的文獻。不能讓撰稿人自己去查閱、復印文獻，一是要耗費許多時間，二是可能搜集不全。有這兩重麻煩，撰稿人可能就會避實就虛，駕輕就熟，只看些大刊物上登的論文敷衍塞責。專家應該做專家的事。如果能給撰稿人提供文獻的方便，我想年鑒是不難約請到優秀作者的。至于稿酬，倒還是次要的問題。
學術進步和知識增長應該是每個從事學術研究和科研管理者的基本理念，但如何保證這一信念得到貫徹和實現還需要付之切實的努力，包括從學術環境、學術體制到學術管理方式的改善和學術規范、學術道德的建樹。“古本根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針對現代社會科學面臨的問題，在其總結性著作《開放社會科學》的結語中提出：“我們希望從事實際研究工作的社會科學家對現有的各種機構進行一番嚴格的審視，并且努力地使他們對一種有效的勞動分工的經過修正的學術感知與他們必然要建立的組織框架相一致。如果從事實際研究工作的社會科學家自己不來做這件事情，那么毫無疑問，知識機構里的行政管理人員就會替他們做。任何人都不具備、也不可能具備對大規模的重組進行判決的資格，即使有人具備這種資格，也未必是一件好事。然而，即使我們放棄大規模的、急遽的、戲劇性的重組方案，而采取一種別的策略，那也不能糊里糊涂地蒙混過去，指望情況會自然地好轉，問題會自然地得到解決。這是因為，混亂、重合和資源匱乏在同時加劇，它們合在一起，無疑會對知識的進一步發展構成很大的障礙”。這雖是針對學科的重組而言，但也適用于學術體制及學術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建設。尤其是在尚處于社會科學發展初級階段、缺乏深厚的制度化基礎的中國大陸，學術環境、學術體制的改善和學術規范的重建，對每個置身于學術圈內的人來說都是任重而道遠的事，必須予以重視、付諸實行。
發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