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
何為學者
這個題目有模仿海德格爾的嫌疑，不過每個做學問的入門之前或在門中已久，都會有此一問，故我也就不避嫌疑了。要問學者何為，首先要問何為學者？在現代社會中，學者是一種人數屈指可數的少數民族，他們做的事既沒人懂也沒人關心。這么說像是故作驚人之語，因為在世界范圍內，被視為或稱為學者的人并不少——多如牛毛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里面都麕集著大批學者。但我并不同意把這些人都算作學者，就像有博士文憑或教授職銜我也并不把他視作知識分子一樣。知識分子并不是有知識的人，學者也不是作研究的人。決定學者本質的不是職業或工作對象，而是一種氣質，一種喜好琢磨問題，喜好探討人情物理，喜好追究事物真相，喜好窮極萬物本原的氣質。在這種氣質驅動下，人最大的生活目標和生活樂趣就是追索真理。以此衡量，還有誰會說學者很多呢？真是少而又少。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我們承認不承認，在大眾看來，學者還是很多。報章電視上出頭露臉的都是博士、教授、專家，這些人難道不能說是學者嗎？這個問題我覺得只有用傳統學術觀念對學術目的的分析才能說明。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此語古來解說不一，我的看法和朱熹一樣，覺得程子的解釋最簡明扼要。他說：“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知于人也。”又說：“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于喪己。”他將學術目的作為區分古今學者的準則，認為古人為學期于成就自我（用現在的時髦語言來說即自我實現），今人為學則期于成名于世。后來章世純《留書》進一步申明其義，將二者的區別闡釋得更清楚而具體：“古之學者為己，事歸乎實，實歸乎愜心；今之學者為人，事歸乎名，名歸乎綴利。”這實際上正是真學者和假學者的區別。真正的學者，學術目的當然也并不純是超功利的，它只是超越世俗的功利，而與人生的終極目的聯系起來。人生最大的幸福，最根本的意義，不就是“愜心”——合乎自己意愿地生活嗎？真正的學者，以追索真理為樂趣，顛沛以之，造次以之，學問作為生活方式就成了人生目的的最高實現。所以從根本上說，學問是和世俗的功利相沖突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決不能成為衡量學者的標準。君不見，許多學者的功成名就之日，也正是他們學術生命枯萎之時。等到主席臺前就座，被掌聲和閃光燈包圍時，他們就和學術沒什么關系了。惟一的關系是他們擔任著學會的主席。
李二曲《四書反身錄》有云：“一切世味淡得下，方于道味親切。茍世味不淡，理欲夾雜，則道味亦是世味。淡而不厭，非知道者其孰能之？”金德嘉《與張藕灣書》亦云：“讀書學道人最與冷淡相宜，古未有讀書學道而不冷淡者。”（《居業齋文稿》卷十二）這實在是很有味道的話，當今真學者少，無非能淡于世味、能冷淡者少罷了。發展的滯后，使我們的商業社會在后工業時代姍姍來遲，物質生活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異使許多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在作生活道路選擇時必須忍受極大的壓力，抵抗巨大的物欲誘惑，不少人最終不能抗拒這種壓力和誘惑而下海，或身在曹營心在吳越。許多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都希望將學術目的和人生目的統一起來，但因時世的關系，真正能做到的極少，所以真學者也就鳳毛麟角了。
追索真理這一點彷佛是試金石，不僅可以區分真學者和假學者，還可以將學者與思想家、讀書人區分開來。首先，從追索真理的方式說，學者對真理的追索是在學問的基礎上實現的，從知識和對知識的反思中發現真理；而思想家卻不一定很有學問，他們是一種耽于沉思的動物，可以在純精神的漫游中思考世界和人類本身的問題，憑著過人的感覺和洞察力，發現關于人生和世界的真理。比如神學之類的精神學科和邏輯、數學之類較為抽象的學科都具有這種性質。至于讀書人，在日常語言中人們通常是將它與學者混為一談的，然而這實在是兩個相去甚遠的概念，除了好學求知一點，兩者內涵、外延的重疊處極少。簡單地說，學者和讀書人的區別，不在求知欲本身，而在求知的目的。學者讀書是為了弄清問題，讀書有明確的目的和一定的系統性，更重要的，學者是使用知識的人。清人袁翼在《古歡齋藏書記》里說：“能藏而不能讀，能讀而不能用，讀而能用矣，施之于詞章小技，不能體之于身心家國，有書等于無書。”這是說的藏書家和讀書人，能藏能讀而不能用。其實這本無可非議，讀書人就是這樣。而且，對讀書人來說，能讀書就算不錯。有一等追新族，嘴里總是談論著最新的書，最新的學問，彷佛一部當代文化思想史就經綸于腹中。這同樣也無可非議，反正他們的目的就在于知道本身，而不在乎要知道什么問題。不過始終讀最新的書，值此知識爆炸、信息過剩的時代，勢必疲于跟蹤熱點。也不遑一一瀏覽，只能讀讀序跋前言，好在需要的場合作談助。我不少關于新學問的知識就是從這些朋友處獲得的，深感這世界真需要有不同的讀書人。
人文學者和人文科學
如果說整個學者群是人類社會的少數民族，那么人文學者則應該說是世界上的珍稀動物，稀有程度決不亞于大熊貓。因為人文學者相對自然學者來說顯得尤為無用。通常，科學家的概念總與發現、發明聯系在一起；而人們提到科學家，也總指研究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的人，人文科學家的稱呼我還沒聽到過，聽起來也很別扭。物理、化學與生活日用密切相關，其價值自不待言，像天體物理之類的，研究的對象雖離我們很遙遠，但靠它可以知道什么時候有別的星球和地球相撞，也好早作太空移民的打算，終是有大用的。惟獨人文科學，研究什么，有什么用呢？在費希特的時代，他驕傲地宣稱學者是人類的教師，說學者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視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并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論學者的使命》）。然而到今天，人文學者、社會科學家于自身階層對社會的影響力已普遍感到絕望，在這種境遇下，我們怎么來論證自己存在的意義呢？
作為一個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者，我經常受到這樣的質問？你的研究有什么用？李白、杜甫、曹雪芹，考證他們的生平，弄清他們一首詩甚至一個字的意思，跟我們有什么關系呢？是啊，我也這么問過自己。在當今這時代，知識的確不能僅憑自身而獲取合法性了，任何知識都需要向消費者證明自己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五千人，社會上每個人都有權發問，憑什么我們要養著你們？甚至學中文的學生都會有這樣的困惑，研究古典文學有什么用？為回答這個問題，我曾頗費躊躇，我不想用古為今用，弘揚民族文化之類的大道理來解釋，那與他們沒關系。他們的疑問正起于沒關系，宣傳部的人是決不會有這種疑惑的。也許是這個問題困擾我太深了，有一夜我竟做了個夢，在夢里我輕松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因是拂曉做的夢，醒后還記得很清楚。我說：“回民不吃豬肉，深山老林里的人不知道莫扎特、貝多芬，他們一樣生活得很幸福。但吃豬肉的人，聽過莫扎特、貝多芬的人，就一定會覺得不一樣。小而古典文學，大而至于人文科學，都是向社會，為人們提供精神財富的。藝術豐富人們的精神，歷史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沒有它們，生活并不缺少什么，但有了它們感覺就不一樣。”不多久，我在一所學校作演講，恰有學生提出類似問題，我就用上面的話作了回答，雖未見得深刻，卻不失為通俗易懂。說穿了，這也就是老子說的“無用之用”罷了。
當然，如果面對專業的質問，或科學本身的反思，我還應該說，自然科學是關于真假是非的科學，而人文科學是關于價值的科學。自然科學發現、發明了許多有用的東西，人文科學則研究那些東西該怎么用。居里夫人發現了核物質放射帶來的巨大能量，這發現本身不具有倫理意義，但后人如何使用核放射的能量卻是個重大問題。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產生一系列倫理問題，讓人重新考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意義與價值。而這在大倡技術立國、由技術官僚操作政治機器的中國，似乎還未被人意識到。今天的中國，科學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已不太懸殊，真正水平懸殊的是技術，而更懸殊的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美國駐華科技參贊白瑞理先生在評價中國科學界和美國科學界的差距時就曾說，中國科學界就學術水平而論并不低，但他們無法把科學成果轉化為產品，這方面美國做得很成功。說到底，科學不能自己轉化為技術，技術的實現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這種條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依賴于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成熟和發達。就中國的現實而言，制約技術轉化的根本問題在于社會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而導致這種現狀的緣由則是公正、公平及知識產權觀念的缺乏。如果社會科學能解決這個問題，就必然會帶來技術進步。
進一步說，一旦到社會的問題用科學技術無法解決，甚至問題本身就是由科技的發展產生時，人文科學就成了我們最后據有的根本。時下的報章雜志上，“精神的家園”一詞出現頻度極高。顯然，精神的失落是現代化招致的社會普遍問題之一。自神學的信仰和其他的什么信仰瓦解后，用什么來填充精神世界的價值真空，成了人文科學的核心問題。直到此刻，人文科學者才忽然發現，茫茫世界，蕓蕓眾生，惟有他們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守護者，是公理和正義的裁量者，是終極價值的承傳者和捍衛者。形不滿五尺而心雄萬夫，身居斗室而欲以廣廈萬間蔽天下寒士；“身在西下洼，放眼亞非拉”……這就是人文學者的心胸和民胞物與的關懷。那種崇高感有時不免顯得虛幻可笑，但人們不能不尊敬那份真誠。當然，這里要將一些故作姿態者排除在外，無論在什么時代都有馬克思所說的將貧民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的人。再去掉這部分人，人文學者越發寥若晨星。
以上的問題都還指向學術的社會價值，其實在大多數場合，學術研究作為一種職業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向個人的叩問。對我們這辛苦不少、掙錢不多的人文科學研究，經常有人問：你們這工作有意思嗎？我毫不猶豫的肯定回答顯然不能消解他們的懷疑。沒辦法，讀書的樂趣天生是難以言傳的。清初有位李潛一，重病十個月，猶聚書床頭讀之，臨終嘆道：“吾死矣，獨念茫茫泉路，能讀書否？悠悠來生，解讀書否？”（王晫《今世說》卷八）這是我看到的最傷心的讀書格言。我時常慶幸自己選擇了一個世界上最好的職業：每當看到做官的朋友機心算盡，謹小慎微，喜怒隨人，言不由衷，我就會慶幸自己選擇了一個自由自在的職業，不必委曲逢迎；每當看到做生意發財的朋友忙碌不堪，臨深履薄，連吃飯喝酒都變成工作，不得稱心時，我就慶幸自己選擇了一個順適性情的職業，獨往獨來，免于應酬；每當看到退休后的父親閑得無聊，只能以花鳥蟲魚打發時光時，我就慶幸自己的職業永遠沒有退休，可以生命不息，讀書不止。當今之世，能獲得一份與自己興趣相符的職業，真是幸莫大焉。別人的工作是謀生手段，我的工作就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讀書，思考，研究，寫作。有賺錢更多的職業，有更清閑的職業，但再沒有這樣合乎愿望的職業！能成為學者的人，必以求知為人生最大樂趣。有人問古文家汪琬，何意沉酣故籍中，汪不緊不慢地說：“身之好書，正如君侯之好博弈。”（《今世說》卷八）這就是學者的天性。吃喝玩樂當然也讓我快樂，但更快樂的時候還是坐下來與書本、電腦相對的時候。如果誰幾天不看書，就覺得心里空蕩蕩的，若有所失，那么他就能理解我工作的快樂。
如果學問成了洪荒中的孤島，我愿乘最后一葉方舟前去。如果學問成了墓地，我愿作寒夜的守靈人。魔鬼來點最后一個人文學者的名字，我開門答應——
我在。
發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