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
【內容提要】清初重要的詩歌理論家吳喬著有兩部詩話：《逃禪詩話》與《圍爐詩話》。前者一直以稿本流傳，世人罕知。其稿本今藏于臺灣中央圖書館，雖已影印出版多年，但研究清代詩學者未予重視。筆者仔細比較兩本的文字與內容，斷定《逃禪詩話》為《圍爐詩話》的雛形，保留了吳喬早年的詩學觀念。本文通過分析兩本的異同，探明吳喬撰寫詩話的過程及修訂宗旨，指出作者詩學觀念的具體演變，并對其詩學的淵源與傾向性提出一些看法。
【關 鍵 詞】吳喬；《逃禪詩話》；《圍爐詩話》
【作者簡介】蔣寅，1959年生，男，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 吳喬《圍爐詩話》是清初詩學一部重要的著作，關于它的寫作情況，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作的自序中說：“辛酉冬，萍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飆舉，無復畛畦。其有及于吟詠之道者，小史錄之，時日既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1]辛酉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冬吳喬客京師徐乾學邸。陳維崧《湖海樓詩集》卷八《屢過東海先生家不得見吳丈修齡詩以柬之》詩云：“最愛玉峰禪老子，力追艷體斗西昆（修齡精禪學，又善擬無題詩）。朱門縱視如蓬戶，入幕長愁似隔村。索飯叫號孫太橫，抄書歷碌眼嘗昏。此間赤棒喧豗甚，隱幾偏知處士尊。”該詩次于是冬所作《喜漢槎入關和健庵先生原韻》前，知當時吳喬在徐邸。[2]序已將寫作動機和寫作時間都交待得很清楚，似無問題。但自從1973年臺灣廣文書局編印《古今詩話續編》將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吳喬《逃禪詩話》稿本影印出來，《圍爐詩話》的實際寫作過程就讓人產生疑問了。因為向來只知有《圍爐詩話》，而它在作者生前并未刊行，現在又出現《逃禪詩話》，兩者的關系如何，是研究《圍爐詩話》乃至吳喬詩學首先必須考慮的問題。
??? 《逃禪詩話》也未曾刊行，僅有稿本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這部手稿書寫相當工整，行文則未免粗疏，征引文獻多憑記憶，時有錯誤。其中稱葉方藹謚文敏，考葉氏卒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二十四日得謚文敏[3]。則詩話撰寫之時應在康熙二十一年之后。將它與《圍爐詩話》對讀，可以斷定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增訂而成。也就是說，吳喬先寫作了《逃禪詩話》，后增訂為《圍爐詩話》。然則自序所述的都門問答并不是撰寫《圍爐詩話》的直接起因，它的寫作動因也許要到兩書的異同中去找。
??? 廣文書局影印的《逃禪詩話》稿本，前后無序跋，正文共241則，不分卷，有“變復”、“哀樂”、“詩中有人”、“體格名目”、“五言詩”、“三唐”、“李杜”、“五絕”、“宋詩”諸目。第27則論晚唐某人《劍客》詩，作者與詩第六句均空缺，顯見是一時記憶不起，暫缺待補。由此可以推斷它是作者的原稿。第一則謂“弘治間庸妄全不知詩，侈意于復，止在狀貌間，為奴才，為盜賊，為笑具”，末云“事有關系而話言頗煩，別具卷末”，可卷末并無論明詩之語，卷中也無申論此說的內容，想是作者計劃中有這一節而終未寫成，然則此稿當為作者未竣的初稿。再看書的編次，各目下或僅一則，或數十則，殊無條理。我懷疑吳喬起初撰寫時擬每則標目，結果未實現。
??? 將《逃禪詩話》的內容與傳世之書《圍爐詩話》比勘，內容大多重復，互見的條目計有169則，而且都在《圍爐詩話》前五卷中。對比互見條目，則以《圍爐詩話》文字為長。比如：第70則：“劉長卿云：‘諸城背水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獨戍，余意獨樹為是。有戍卒處堪泊船也。”《圍爐詩話》卷三作“孤城背嶺寒吹角”，此為改正引詩誤記之例。第201則：“《隱居詩話》云：放翁好綴輯南朝人語成詩，故句雖新而不渾厚。”《圍爐詩話》卷五放翁作山谷，此為改正人名誤記之例。第183則：“人有自意，人自言之。宋人每言奪胎換骨，去瞎盛唐字仿句模有幾？”第185則：“宋人翻案詩即是蹈陳言，看不破耳。又多摘前后人相似語以為蹈襲。詩貴見自心，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襲之，偷勢亦是賊。”《圍爐詩話》卷五將兩條合并，此為編定文字之例。第193則：“義山詩被楊億、劉筠弄壞，永叔力反之，語多直出，似是學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詩，蓋取資于樂天耳。”《圍爐詩話》卷五“蓋取”一句作“何也？”此為刪除不確論斷之例。第221則：“山谷欲自成家，以生強為高奇，放翁輕淺無含蓄，皆違于唐。”《圍爐詩話》卷五作“山谷專意出奇，已得成家，終是唐人之殘山剩水。陸放翁無含蓄，皆遠于唐。”此為修改評判語之例。第234則：“宋人詠梅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而唐人思路不出此。”《圍爐詩話》卷五作：“憶得宋人詠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義山《落花詩》‘高閣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猶少，何況后人？”此為修改論斷、補充論據之例。
??? 由此可見，《逃禪詩話》實際上就是《圍爐詩話》的雛形與藍本。試觀其中對宋詩的批評僅限于宋詩本身，尚未如《圍爐詩話》直斥學宋詩之人及學宋詩風氣，可知吳喬當時對宋詩的態度還比較和緩，日后增訂為《圍爐詩話》時便激烈地大肆抨擊，不假詞色了。而《圍爐詩話》既行于世，《逃禪詩話》遂湮沒。
??? 比勘兩部詩話，《逃禪詩話》溢出《圍爐詩話》之外者74則，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保留不少有關作者詩學觀念及師承的內容。吳喬詩學奉賀裳、馮班為宗，人所周知，吳喬本人也不諱言。但他還曾受許學夷的沾溉，就鮮為人知了。《圍爐詩話》屢屢稱引馮班、賀裳之說，只字未提許學夷。但《逃禪詩話》表明，他原本受許學夷詩學的影響很大，而且在前輩詩論家中他最佩服的也是許學夷。他說：
??? 晚唐至今日，七百余年，能以才情自見者，如溫、李、蘇、黃、高、楊輩，代不乏人。而知有體制者，唯萬歷間江陰許伯清先生及亡友常熟熟馮班定遠、金壇賀裳黃公三人。
??? 他與許學夷時代不相及，只是聞而知之，于馮班、賀裳則親灸其學，尤為熟悉。他認為“黃公詳于近體，凡晚唐兩宋詩人之病，其所作《載酒園詩話》一一舉證而發明之”。“定遠古體近體兼詳，嚴滄浪之說詩，在宋人中為首推，而所得猶在影響間，未能腳踏實地。后人以其妙悟二字，似乎深微，共為宗仰。定遠作一書以破之，如湯之潑雪，讀之則得見古人唐人真實處，不為影響之言所誤”。而“伯清先生所見體制之深廣，更出二君之上。自《三百篇》以至晚唐其間源流正變之升降，歷歷舉之，如數十指，為古體為近體，軒之輊之，莫有逃其衡鑒者。不意末季瀾浪之中乃有是人。”由此可見他對許學夷的評價之高。當然，他對三人盡管十分景仰，卻也不盲目迷信，而是能在接受其學說的同時，洞見其不足。他說：
余于三君，伯清先生，嚴師也。定遠、黃公，畏友也。皆如李洞之于閬仙，鑄金為像者也。而私心尚有所恨焉。黃公以重體制，反于偽冒復古之李獻吉，而稱為先朝大雅才。定遠詩有體制，有才情，近代所鮮。而所見體制，不及伯清之深廣，卻以此故得伸其才情。伯清得于體制者，盡善盡美，至矣極矣，其作自作反束于體制，惟恐一字之逾閑，才情不得勃發。
??? 又云：
楊基以其無題為艷情，許伯清論千古詩人無不確當，唯于義山，眼同（洪）覺范。
??? 這本是很好的議論，但不知何故，編《圍爐詩話》時卻悉數刪去了。
??? 相比《圍爐詩話》，《逃禪詩話》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吳喬詩話寫作的動機在于重新確立詩歌的理想。其詩學的基本傾向，是奉許學夷、賀裳、馮班為宗，推崇晚唐詩歌。這在康熙中期的詩壇應該說是很獨特的取向。因為從康熙十五六年代初期王漁洋倡導宋詩起，詩壇盛行的是宋詩風。到康熙三十年代，宋詩風受到廣泛批評，王漁洋本人經過反思，也回到唐詩的路子上來，在新的起點上重新倡導盛唐詩，所謂神韻詩風逐漸形成[4]。在這種情形下，吳喬倡導晚唐不啻是空谷足音。要了解他的思路，線索就保留在《逃禪詩話》中。他在比較了唐、宋、明詩的同異后，認定“唐詩有意而婉曲出之，宋詩有意而直出之，隆嘉詩唯事聲色”，從藝術上說，唐詩作為詩歌藝術之理想是最可取的。其實，從理想上說，他也認為盛唐是最高的境界，但問題是不適宜取法。他覺得盛唐高妙不可學，比如七律，“盛唐七言律，舂容渾成，不求妙也；中唐乃妙，晚唐則巧甚，是盛中晚之界也”。不求妙而妙，所謂“天然高妙”是學不得的，只能從晚唐的巧入手。當然，吳喬對晚唐詩的總體評價是不高的，以為“五言古溫李而外無作者”，七律許渾至羅隱、李山甫以下也不足數，所以他的取法晚唐實出于一種無可奈何的消極的策略意識，是一種極為冷靜的現實的選擇，與王漁洋神韻詩論的積極取向出發點是不同的。
??? 詩史流變論也是《逃禪詩話》中很有價值的部分。吳喬論詩以“正窮流復變”為基本宗旨，以為“變乃人所必趣，流乃勢所必至，復則千古杰士之所為”。他強調詩史的時段劃分應該以人為據，而不應該機械地以時代為限。他曾引錢謙益、閻若璩兩家的說法，詳細舉證以年代論人的缺陷，從而得出“分之以人，不以時”的論斷，即根據詩人的創作特征而不是他的生卒年來定其時代歸屬。這無疑是高出于舊說的。錢鐘書先生《談藝錄》開卷說唐、宋詩之別以詩不以時，正是這一意思。由于吳喬對詩史的發展具有很透徹的見解，所以他對詩史的流變和得失都有出自己見的極宏觀的勾畫，而這類論述都保留在《逃禪詩話》中。如論唐前的詩歌流變云：
詩道姑置三百篇而祖兩漢十九首，建安已稍變，阮公又稍變，顏、謝又稍變，永明乃大變，以梁、陳視漢魏，猶江海之望泰山矣。唐以后之大勢，沈、宋至大歷為正，元和為變，晚唐至明初為衰，弘治、嘉靖為邪。
??? 這種議論不像明人那樣是由退化論的歷史觀導出的，而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其過人之處在于能超乎價值判斷之上，細致地梳理詩史事實，唯其如此，所以他對唐詩發展階段的劃分就比明人更加清楚。比如在論選詩時，他曾說：“唐三百年人非一倫，詩非一種，愚意選之者，須分五時，行五法。五時者，貞觀以下為始時，開元、天寶為次時，大歷以下為三時，元和以下為四時，開成以下為終時也。”這一劃分，我認為較高棅的四唐說更符合唐詩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這五時段相對應，吳喬又提出唐詩有五個類型：王、楊、盧、駱、陳、杜、沈、宋充實光輝為一類，天寶大而化之為一類，并錢、劉與大歷清婉豐神為一類，元和五伯狹盟，唯力是視為一類，晚唐殘山剩水為一類，因五個時段的特征不同，所以選詩者不能采用同樣的標準，而應行“五法”，即一嚴二正三恕四寬五濫。初唐要嚴，其時作者都未脫陳、隋舊習，草昧之世，不將沿襲舊習者析之去之，則陳子昂、杜審言、沈、宋、王、楊、盧、駱八人開創之功不顯。盛唐之詩久有定論，故曰正。大歷以后力量稍弱，而氣脈相通、清新圓轉固在，因其從開、天之別派而來，不恕則失其氣脈，而所見于盛唐者亦不全，故須恕。元和為唐詩之大變，變則情態百端，嚴與正必不可行，故須寬。凡《才調集》所有者多收之，以盡見八十年士人之才情，非濫則有所束矣。又論初唐有四種人、五種詩，謂：
四種人者，虞世南輩守舊習者為一種，陳伯玉復古為一種，王、楊、盧、駱變纖麗為雄壯者為一種，杜、沈、宋定唐體者為一種。人則于四種詩外有變而未純，非古非律之詩，不特余人，即陳、杜、沈、宋亦有之，是五種詩也。
??? 又論盛唐、中唐其人其詩大略相類，唐末則有二種人，一人有二種詩。二種人者，如趙嘏、韋莊之于皮、陸、杜荀鶴也。一人有二種詩者，如薛逢有“絳節幾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驂鸞”、“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國巾車十里香”，又有“細推今古事堪愁，貴賤同歸土一丘”、“光陰自旦還將暮，草木從春又到秋”。李山甫《公子家》云：“騕裊似龍隨日換，輕盈如燕逐年新”，又有“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胡曾有“花對玉鉤簾里發，歌飄塵土路邊聞”。敘失意不寒陋，而又有詠史詩意也。當時《全唐詩》尚未行世，吳喬能有這般高屋建瓴的見識，誠屬不易。最后，他說“昔之選者，尚體制則失中晚，愛才情則離初盛，皆以己意權衡唐人者也”，這是指的許學夷和馮班，盡管他夙心師承許、賀、馮三人，但愛之而能知其所短，也很難得。
??? 吳喬又善于批評，論析頗有精致入微處。比如，他說：“不清新即非詩，而清新亦有病。清之病，錢、劉、開寶人已中之；新之病，大行于元和。”頗有見地。所謂清之病，就是清而不厚，帶來單薄的感覺。大歷十才子中錢起、李端都不免此病[5](P217)。又比如，他說：“初唐詩似盛唐者即佳，出草昧也；中晚詩似盛唐者即不佳，墮殘跡也。”這也很有意思。要之，吳喬詩學用功于唐，耳濡目染于明，故于這兩朝議論都能中肯。至于宋詩，不免信口雌黃，出言多為模糊影響之論。引馮班語云：“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別具心眼方知其好處。”此言應該說深有見地，但吳喬卻不太以為然，道：“宋人之有好處者，不過是不違唐人者耳，未有得唐人深大處者也，況有勝過唐人與自辟世界者乎？”如此見解，適足顯出他對于宋詩全未入門。后來《圍爐詩話》卷五論宋詩之部多抄賀裳《載酒園詩話》，倒是避其所短了。他還說：“讀宋人詩集，有披沙覓金之苦，茍讀黃公之書，則晚唐、兩宋之瑕瑜畢見。宋人詩集可以不讀，大快事也！”這是什么話！再好的詩話，也是附庸于詩歌的，若讀詩話可以代替讀詩，那么還要詩人干什么？這種地方，特別顯出吳喬見識、氣局的促狹來。
??? 然而最讓人不能平氣的是，吳喬論詩一以好惡為去取，非唯排擊李夢陽、李攀龍不遺余力，至謂之優伶奴仆，不入士類；就是他崇尚的晚唐，也僅取溫、李，對杜荀鶴、胡曾輩就頗為不屑，甚至將杜牧也列在“奇丑”之列。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吳氏只不過是一個村學究，卻總是擺出一付極正統的面孔。比如他說：“‘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甲申、乙酉（指明亡的順治元年、二年—引者）后目擊者也。三國至隋末兵火多矣，而七子、阮公無此等句。天寶亂時亦不見此。人生境遇甚多，要以不違風雅者方可命句。如畫山水，只畫可居可游處。”這真是典型的回避現實、粉飾太平的論調！如果它發自王漁洋一輩縉紳大夫之口倒也罷了，身居廟堂，言不由己。吳喬一個窮老村儒出此議論，這就讓人對他詩家的品格有所懷疑，從而推想他的推尊晚唐，獨取溫李一派，是否有著西昆派的唯美主義動機。不僅如此，吳喬還以時代和詩體來論雅俗，說：“以唐明言之，唐詩為雅，明詩為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體為雅，唐體為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為雅，律詩為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為俗。”這同樣也是不能讓人同意的。總體看來，《逃禪詩話》里有不少精彩的見解，也有許多輕率不可取的議論，在改編成《圍爐詩話》時兩者都有刪削。后者被刪去意味著作者見識的成熟，而前者刪去就難以理解了。其中的緣故，需要進一步考察《圍爐詩話》。
??? 現存《圍爐詩話》六卷，條理相對清楚，比起《逃禪詩話》來，各卷的內容明顯經過了系統的整理。它從《逃禪詩話》241則中取了近170則，可以說基本保留了《逃禪詩話》的規模和核心內容。當時作者年七十余，編訂此書，可以說是晚年的定論。由于有了《逃禪詩話》，使我們可窺見吳喬改編《圍爐詩話》的經過及其改編的意圖。閱《圍爐詩話》，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自序所述自己的師承：
一生困厄，息交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皎然《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宋人淺于詩，而好作詩話，邇言是爭，貽誤后世，不逮二君所說遠甚。（中略）定遠于古詩、唐體妙有神解，著書一卷，以斥嚴氏之謬；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兩宋膏肓，讀之則宋詩可不讀。此中載其精要者，而實盡讀者也。
??? 奇怪的是這里只推崇馮班、賀裳兩家之學，許學夷的名字不見了。再看全書的改編，《逃禪詩話》中的許多條目被刪除，而最有意味的首先是刪去了那些論述許學夷、馮班、賀裳之學的條目，馮班、賀裳兩家之說，因增抄《載酒園詩話》、《鈍吟雜錄》二書及自序的說明，得以保留；而許學夷，非但那些贊揚話全被刪去，即其論述五七言流變的大段文字也被刪削，論李義山“無題”時說的“許伯清論千古詩人無不確當，唯于義山，眼同（洪）覺范”一句及“李杜”條所引述論李白兩條也被刊落。于是，許學夷的名字就不再見于《圍爐詩話》中，他與許學夷的師承關系也從而被抹去痕跡。如果不讀《逃禪詩話》，我們就不會知道許學夷對他曾有極大影響。同樣的情況是，《圍爐詩話》還刪去了引述閻若璩的兩段話。《逃禪詩話》引述閻若璩論王昌齡籍貫之說，稱“余友山陽閻若璩百詩博極群書，可敵顧寧人”，可見吳喬對閻若璩也很佩服的。可是為什么與許學夷一樣，都要剔除他們的名字呢？如果說是發覺他們的說法不足為據的話，那么論四唐當別之以人而不以時，說“余友山陽閻若璩百詩經史瀾翻，談三千年事如指掌。其說詩曰：詩固有時代，然有不必分而分之，以致舛誤者，唐之初盛中晚是也”這一說法與下引錢謙益之說互相發明，根本無須刪掉，結果《圍爐詩話》只保留了錢謙益的話，而無閻若璩之語。這表明從《逃禪詩話》到《圍爐詩話》的修訂，其中是摻進學術以外的因素的。
??? 但不管怎么說，《圍爐詩話》對《逃禪詩話》的取舍，還是可以見出作者在詩學上的進境與磨勘。《逃禪詩話》被刪去的條目，有些是轉抄別人的話，如“五言詩”首條抄許學夷論五七言遞變之跡；有些是大而無當的議論，如：
唐詩初讀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詩開卷了然，而明詩有語無意，讀之反不能測。
唐人詩以周室譬之，初唐，太王、王季時也；盛唐，武王、成王時也，受命制禮，超絕前后；大歷、永泰，昭、穆時也。元和，五伯也，開寶之王綱已散。開成以后，則七國之維事詐力，小詞出而杜絕，如封建之變郡縣。
全部《史記》是《答任少卿書》之注，玄肅二朝國史稗官是杜詩之注，全部杜詩是《秋興八首》之注。
??? 也有些是強作解事的，憶不清的，遂將它割愛。
??? 《圍爐詩話》所增益的部分，主要是卷六論明詩之部及其他各卷所采賀裳《載酒園詩話》之說。吳喬自言“一生因厄，息交絕游，唯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所以刺取、表彰二家之說獨多。馮班《鈍吟雜錄》、賀裳《載酒園詩話》二書《逃禪詩話》已采多則，《圍爐詩話》又續采多則，論宋詩采賀氏議論最多。卷五146則中，取《逃禪詩話》47則，新撰12則，而采賀書多至87則，可見其傾倒之至。康熙二十年代正當漁洋倡導宋詩之際，吳氏承賀、馮二家之論，素不喜宋詩。卷五首則設問：“朝貴俱尚宋詩，先生宜少貶高論。”答語即《逃禪詩話》第178則，而冠以“厭常喜新，舉業則可，非詩所宜”數字。由此可見，《圍爐詩話》之增訂實有慨于當時的學宋詩風氣，要公然獨樹一幟以矯之。其間多采賀裳之說，就是希望讀者“讀之則宋詩可不讀”（自序）。然而吳氏終究不通宋詩，他比較唐、宋詩的得失僅持比興為言，而批評宋詩又以唐詩為準繩，未見宋人佳處，徒自形其見解之狹隘而已。
??? 也許是覺得《逃禪詩話》中的論述還不盡興，在編纂《圍爐詩話》時，他將寫作形式改成了更能暢達引發自己見解的對話體。比如，他的主要觀點“詩中有人”，在《逃禪詩話》中是這樣表達的：
詩中有人，故讀其詩，而心術之邪正、制行之純雜、學問之深淺、境遇之得失、朋友之諒柔，皆可見焉。上而《文王》、《大明》、《楚詞》，可以想見文、武、周公、屈子；下而溫、李之集，可以想見飛卿、義山，乃至劉伯溫、楊孟載猶然也。如是乃謂之詩，不悖于采風貢俗。若于身心無涉，而唯學前人，縱得酷似思王、子美，不過優孟衣冠。
問曰：此說古未有也，何從得之？答曰：禪家問答，禪人未開眼，有勝負心；詩人未開眼，不知有自心、自身、自境。墮于聲色邊事者，皆徇末而忘本者也。
??? 《圍爐詩話》卷一將兩條及后魚玄機、黃巢詩一條合并，改作：
問曰：先生每言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此說前賢未有，何自而來？答曰：禪者問答之語，其中必有人，不知禪者不覺耳。余以此知詩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中略）。故讀淵明、康樂、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見其心術行己、境遇學問。劉伯溫、楊孟載之集亦然。唯弘、嘉詩派濃紅重綠，陳言剿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為何等人，謂之詩家異物可，非過也。
原文禪人未開眼云云，與“詩中有人”離題較遠，有些牽強。改后不具體指實，籠統而言，使人思而得之，不落言筌。不過，其說終究有英雄欺人之嫌。
??? 《圍爐詩話》對《逃禪詩話》原有的文字，都有些修改，這些修改不只是文字上的修飾，還常涉及到判斷的斟酌與推敲。如開卷第一則，《逃禪詩話》原為：
詩道不出于變復。變謂不襲古人之狀貌，復謂能得其神理。漢魏變三百篇之四言為五言，而能復其淳正；初盛變古體為唐體，而能復其高渾；變六朝之所靡而為雄麗，而能復其挺秀。晉宋至陳隋之古體，元和至明初之近體，唯元和至兩宋，唯變不復，勢必滔滔日下；弘治間庸妄全不知詩，侈意于復，止在狀貌間，為奴才，為盜賊，為笑具。
??? 《圍爐詩話》除在前面加一段話，論述“詩道古今之大端”外，又將上文改作：
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為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為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為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歷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違于復，故多名篇。此后難言之矣。宋人唯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唯復不變，遂為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為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逢世之俗情，唯發己意故也。詩可知矣。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 改后文字更順暢，邏輯性也更強，將變與復的辯證關系，以及古今詩歌復變的得失剖析得更為細致。
??? 總之，《逃禪詩話》增刪成《圍爐詩話》六卷后，內容更具系統。卷一為詩本體論，泛論詩格、詩法、學詩之途徑，其中有兩個論點影響甚廣：一是詩中有人，針對明人而發。謂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生焉。詩有境有情，自有人在其中。唯弘、嘉詩派陳言剿襲，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為何等人，是謂無人。二是酒飯之喻，強調比興。“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這一比喻從特性與功能兩方面區別詩文的界限，相當深刻，后人“以為自來論詩文之分，無明劃若斯者”（注：見林昌《河間先生試律矩》（道光三十年重刊本），趙執信《談藝錄》、姚椿《樗寮詩話》、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劉熙載《藝概》亦皆稱道之。）。卷二自古詩十九首至唐近體，列論古今詩歌體制，兼論作品，基本上包括《逃禪詩話》“體格名目”之部，而多引馮班之說。卷三論唐詩流變，基本上相當于《逃禪詩話》“三唐”之部，但《逃禪詩話》中辨析很細致的幾條反為刪去。卷四乃是《逃禪詩話》“李杜”之部增以賀、馮兩家之說而成，論李、杜之詩，下及明詩風氣。卷五為《逃禪詩話》“宋詩”之部益以《載酒園詩話》而成。卷六專論明詩，排擊七子輩不遺余力，至謂“詩人不跳過弘、嘉深沒頂閫百丈之糞溝，終是四平腔戲子”，近于罵市，所以后人讀其書，多致不滿。雷國楫《龍山詩話》卷二就說：“其書大抵左袒馮氏，痛詆李、何、李、王以及弘正、嘉隆間諸子。其言詩準繩處頗有可掇，足備壇坫圭臬，其繹論唐詩處并無發明，徒增拘迂。”[6]鈕樹玉則稱吳喬：“上下千載，其于詩學深矣。而持論要未得其平，失溫厚之旨。奈何持一端之說而盡廢其余也哉？”[7]
??? 《圍爐詩話》撰成后未能于作者生前刊印，僅以鈔本流傳，世罕見之。趙執信三過吳門，訪之不得；雷國楫任官于蘇州時，訪之故老也不知下落。后來直到嘉慶十三年(1808)此書始得刊行。現今傳世的版本有借月山房匯鈔本、道光三年(1823)三槐堂刊本、適園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廣文書局1973年版古今詩話續編影印本、清詩話續編本等數種，還有幾種鈔本存世。吳喬詩學的價值及其在清初詩學中的位置，諸家批評史與清代詩學研究的著作都有論述。本文從《逃禪詩話》與《圍爐詩話》的關系入手，探討其詩話的撰寫過程，希望能在揭示其詩學的淵源及傾向性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讀者參考。
【參考文獻】
[1]吳喬．圍爐詩話[M]．張鈞衡刊適園叢書本
[2]詳筆者．王漁洋事跡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刊
[3]王士禛．國朝謚法考[A]．王漁洋遺書[M]．
[4]參筆者．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之興替[J]．文學遺產1999，（3）．[M]．
[5]參看筆者．大歷詩人研究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5．
[6]雷國楫．龍山詩話[M]．乾隆間味經堂刊本．
[7]鈕琇．圍爐詩活跋[A]．匪石先生文集卷下[M].雪堂叢刻本．
原刊《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39-44頁
發布日期：2008-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