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中國佛教包含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巴利語系佛教三個系統，這三個系統既有密切聯系又有顯著區別。為了闡述集中起見，本文只對漢傳佛教的研究作一回顧與展望。
就世界范圍來看，研究中國佛教的主要有中國、日本和韓國，以及歐美三個地區，本文著重論述的是中國地區的中國佛教研究。由于種種歷史原因，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的佛教研究又各有不同特點，本文側重的是中國大陸的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一、回顧
中國佛教富有重視學術文化創新的優良傳統，以教內的高僧碩學為代表的傳統佛學的探索闡發，綿延不絕，源遠流長，但是嚴格的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佛教研究實始于二十世紀初。從研究視角、方法和內容來看，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上半葉的歷史學與文獻學的研究階段，下半葉約前三十年的哲學與歷史學的研究階段，下半葉約后二十年的文化學、哲學、歷史學與社會學等的研究階段。[1]
第一階段。隨著西學東漸，二十世紀初，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批新式高等學堂，此時講授中國文化、歷史成為高等學校的重要人文科學課程。有些學有專長的專家，包括經過國外系統學術訓練，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者，把講課授業與著書立說結合起來，運用傳統的文獻考據方法與國外的歷史學方法研究國學。而此時敦煌佛教文獻的發現，原已佚失的法相唯識宗文獻從日本回歸，也激發了有關學者整理和研究佛典的興趣和熱情。在這個階段里，研究中國佛教取得重大成果的有代表性的學者是梁啟超、湯用彤、陳垣、陳寅恪、胡適等名家。其中湯氏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資料翔實，考證精審，立論有據，觀點新穎，均為傳世佳作。胡適的《楞伽宗考》、《荷澤大師神會傳》等，極富創見，成一家之言。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學者都開了風氣之先，實為現代中國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礎。
由于受到學術研究新風氣、新規范的影響，一些擁有一定文化或受過高等文化教育的佛教徒，也把學術研究和荷擔弘法結合起來，探究立論，撰寫著作。如僧伽界的釋太虛、釋印順，居士中的歐陽竟無、呂澄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們雖和學術界專家的純學術研究有所區別，但如日后相繼出版的印順的《中國禪宗史》、呂澄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和《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的學術品位，毫無疑問也是上乘的。
此時，歐陽竟無創建南京支那內學院，也重視佛典的整理與研究，出版了《藏要》三輯七十四種。此套書針對歷代藏經的弊端，選輯大藏要籍，經精校譯注后而刊行。在佛典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中，也曾引發過激烈的論爭。如歐陽竟無等人指斥《大乘起信論》是非佛法，是“外道”之論，以太虛大師為首的武昌佛學院僧則給予批駁，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從而推動了佛教研究的開展。《大乘起信論》義理真偽之爭，是一場重要論爭，其間涉及到對佛學義理的理解以及對中印佛學的聯系與區別的看法，影響深遠。
第二階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社會制度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佛教研究也出現了新特點。據《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2]作者王雷泉教授統計，從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間，中國大陸共發表佛教方面的文章為一○○三篇，平均每年五十九篇。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沒有發表過一篇宗教性文章。一九七七年形勢出現轉機，宗教類的文章漸次增多。在五十、六十年代學術界的中國佛教的研究成果，多出自于少數高等院校哲學系的教師。他們多結合中國哲學史的教學，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佛教思想，開辟了佛教研究的新路向。一九五五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了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撰委員會，聘請國內佛教學者撰述英文版佛教百科全書有關中國佛教的條目，內容為歷史、教理、宗派、人物、經籍、儀軌制度、中外佛教關系等。漢文條目共四百余篇，約二百余萬言，后經整理編輯，由知識出版社印成四冊，于八十年代發行。[3]這是佛教界研究中國佛教的重大成果，極富學術價值。
第三階段。在改革開放思潮的激勵、推動下，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在學術視野和思惟路向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批從文化角度關心國家命運的知識分子，重新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是非曲直，優劣高下，興起了“文化熱”。佛教界領袖人物也針對社會上流行的“佛教是迷信”的說法，振臂高呼“佛教是文化”。同時，對傳統文化中的儒道思想的研究也推動了佛教研究的深入展開。隨著研究佛教生力軍的逐年增加，中國佛教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以至迄今為止，佛教研究的成積極為突出，成為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顯學。據統計，在九十年代，有時一年發表的佛教文章，就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總和。
總的看來，二十世紀下半葉，尤其是后二十年，中國佛教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八個方面展開的：
（一）中國佛教史研究的重大進展。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始終吸引著學者的關注，一直是中國佛教研究的重點。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一、二、三卷[4]，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系統論述了隋唐以前的佛教歷史，資料翔實，分析縝密，多富創見，具有獨到的學術價值。全書計畫八卷本，我們期待著后五卷本的早日問世。呂澄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5]是長期嘔心瀝血而成的佳作，全書著重從哲學角度論述中國佛教思想的演變與發展，精辟深刻，學術價值很高。郭朋有多部佛教史論著，他在本世紀末獨自完成了中國佛教通史的系列著作。
在中國佛教史研究中出現的一個可喜現象是，有了歷史上某個少數民族國家和某一特定地域的佛教史著作問世。寧夏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推出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填補了中國佛教史與民族文化史研究的一個空白。一九九七年廈門大學出版社推出王榮國的《福建佛教史》，福建是我國當代漢傳佛教第一大省，該書系地域性佛教史的系統論述。這兩部著作獨辟蹊徑，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近二十年來，中國佛教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近現代佛教引起了中青年學者的熱情關注，形成新的熱點，專著選出，成果累累。重要的有鄧子美的《傳統佛教與中國現代化》[6]、何建明的《佛法觀念的現代調適》[7]、陳兵與鄧子美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8]，以及徐蓀銘的《世紀佛緣》[9]等。
（二）宗派研究的全面展開。宗派研究也歷來受到中國佛教研究學者的重視，尤其是禪宗研究，更是久盛不衰。近二十年來，一度出現了“禪宗熱”、“禪宗文化熱”，闡述禪宗的重要著作紛紛問世，令人目不暇接。重要的有顧偉康的《禪宗：文化交融與歷史選擇》[10]、杜繼文、魏道儒的《中國禪宗通史》[11]、葛兆光的《中國禪思想史》[12]、吳立民、徐蓀銘主編的《禪宗宗派源流》[13]、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14]、潘桂明的《中國禪宗思想歷程》[15]、洪修平的《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16]、邢東風的《禪悟之道》[17]，還有《印度禪》[18]、《如來禪》[19]、《祖師禪》[20]等，這些著作對禪宗的思想、歷史及類型作了集中深入的探討，頗有見地，成就喜人。此外，還涌現出一批探討禪宗與其它文化形態關系的力作，如《禪與老莊》、《禪學與玄學》、《禪宗與中國文學》、《禪與東方文化》、《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禪與中國園林》等。預計禪學研究的熱潮還將持續下去。
與此同時，天臺、三論、華嚴、凈土諸宗的研究，也納入了學者研究的視野，如潘桂明的《智顗評傳》[21]、楊永泉的《三論宗源流考》[22]、魏道儒的《中國華嚴宗通史》[23]和陳揚炯的《中國凈土宗通史》[24]等，都是這方面重要成果。
（三）佛教典籍整理的重大成果。八十年代以來，在任繼愈教授帶領下的一批學者，經三十年的艱苦努力完成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的編纂，該書共一○六冊已全部出版。這是大藏經中搜集最宏富、校勘最精良的版本。《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已完成「丹珠爾」部分，由中國藏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傳統大藏經以外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在有序地進行。由方廣锠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已分輯出版，現已發行七冊[25]，反應良好。敦煌遺書中佛教文獻的整理具有重要的意義，方廣锠的《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二冊）[26]，是這方面的重要成果。又中華書局于八十年代初陸續推出的《中國佛教典籍選刊》已出版了《壇經》、《高僧傳》、《出三藏記集》、《三論玄義》、《大乘起信論》、《童蒙止觀》、《華嚴金師子章》、《五燈會元》和《古尊宿語錄》等校點、注釋本。中華書局還同時出版了由石峻、樓宇烈和筆者等人合編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四卷，已出十冊。禪宗典籍的整理、研究也一直為學者所重視，在這方面的成果有周紹良的《敦煌寫本壇經原本》[27]、楊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28]、李申、方廣锠的《敦煌壇經合校簡注》[29]等。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了陳士強的《佛典精解》、季羨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之一），由中華書局于一九八五年出版，也是相關典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四）佛教哲學研究的深入展開，高等院校哲學系中國哲學史課程包括了漢唐佛教哲學的內容，在教學需要等因素推動下，佛教哲學研究在不斷深入開展，并陸續出版一批可喜的成果。較早的有田光烈著《玄奘及其哲學思想中之辨證法因素》[30]。六十年代初任繼愈的《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問世，該書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方法，從哲學思想高度研究中國佛教思想的深層內涵，開辟了佛教研究的新理路，影響至為深遠。[31]八十年代以來，同類的著作先后有嚴北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32]、筆者的《佛教哲學》[33]、黃心川的《印度哲學史》[34]、姚衛群的《佛教般若思想發展源流》[35]、巫白慧的《印度哲學》[36]。此外，相關的著作有賴永海的《中國佛性論》[37]，相近的著作有張懷承的《佛教倫理道德精華》[38]，王月清的《中國佛教倫理研究》[39]等探討佛教心性或倫理的專著。還有曾祖萌的《中國佛教與美學》[40]、王海林的《佛教美學》等探討佛教美學的專著。隨著新生代的崛起，佛教哲學以及相關學科的研究也必將不斷拓展、不斷深化。
（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形成熱潮。八十年代以來，一批學者紛紛從文化角度研究佛教，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中華書局與中國佛教協會分別出版了討論“佛教與中國文化”的專集。包括筆者在內，也投身于其中，撰寫了《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此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在此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出版葛兆光的《禪宗與中國文化》（一九八六）、魏承恩的《中國佛教文化論稿》（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底，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洪修平的《中國佛教文化歷程》，一九九七年底，宗教文化出版社還出版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上、下冊）。
（六）藏傳佛教與密教研究漸成熱點。藏傳佛教一直為內地一些佛教研究者所重視，相繼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如王森的《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于一九八七年由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頗有深度的力作。近年來出版的則有呂建福的《中國密教史》[41]、索南才讓的《西藏密教史》[42]、班班多杰的《藏傳佛教思想史綱》[43]、吳立民與韓金科的《法門寺地宮唐密曼陀羅之研究》[44]等。密教與唐密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漢語系佛教界的興起和學術界的關注。
（七）對周邊國家佛教的研究取得新進展。隨著佛教學術研究的積累和對外交流的增加，中國佛教學者也開始重視研究外國佛教，并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楊曾文的《日本佛教史》[45]及其主編的《日本近現代佛教史》[46]、何勁松的《韓國佛教史》（二冊）[47]和陳景富的《中韓佛教關系一千年》[48]等。
（八）此外，在佛教制度和寺院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謝重光等著的《中國僧官制度史》[49]、張弓的《漢唐佛寺文化史》[50]和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51]以及丁鋼的《中國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較研究》[52]等，視角獨特，數據豐富，迭有新意，對了解佛教，全面深入研究佛教，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佛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現象是，佛教學術研討會增多，學術交流頻繁。自一九八○年九月首次在西安市舉行“全國佛教學術研討會”以來，到目前為止，在全國范圍內，已成功舉辦了全國性的各種佛教學術研討會六十次左右。會議的主題多集中在宗派、人物、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等方面，研討會既及時地交流了科研成果，又促進了佛教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此外，有的研討會還與臺灣地區、日本、韓國聯合召開，有力地推動了海峽兩岸以及中、日、韓三國的佛教學術交流。
百年中國佛教研究史表明，以下四個研究重點和路向幾乎貫穿于全過程：
一是重視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與撰寫。從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到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三卷），以及眾多學者撰寫的佛教史、佛教思想史、斷代史、宗派史等，無不反映出佛教研究中的中國史學傳統和外國史學方法的巨大影響。
二是重視佛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從早期南京支那內學院整理、出版《藏要》，直至八十年代以來，佛教典籍的整理越來越被重視，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三是法相唯識學的研究。自楊仁山從日本引回法相唯識學的典籍以來，一時在僧界和學界激起了法相唯識學研究的熱潮。南京支那內學院、北平三時學會和武昌佛學院成為佛教界研究法相唯識學的三大重鎮，歐陽竟無、呂澄、韓清凈等都是教內唯識研究的專家。在學界，如熊十力對法相唯識學作了獨創性的研究。近二十年來，西方現象學研究方法傳入我國，又進一步推動了法相唯識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四是禪宗的研究。二十世紀推動禪宗研究的學者，當首推胡適。正是胡適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并在禪宗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觀點：“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壞者，新禪學的創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大的功勛，永久的影響。”[53]這一驚世駭俗之論，引起了僧界和學界的強烈反響和熱烈爭論。學界的一些泰斗和佛門的龍象，都卷入了論爭之中。禪宗的創始人問題，直至今日尚無定論，除胡適的神會說外，還有菩提達摩、道信、弘忍、惠能乃至馬祖道一等說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禪宗之所以成為中國佛教研究長盛不衰的熱點，還與它的修持方法、教學方法直接相關，尤其是禪宗的“頓悟”直覺方式和大量“語錄”，更是和世俗社會的文學、藝術、倫理、哲學等文化形態兼容相通，以至一直受到學術界、文化界的青睞。禪宗是中國佛教研究的恒久課題。
二、啟示
從百年中國佛教研究的簡略回顧中，探求影響和制約中國佛教研究的各種重要因素，分析中國佛教研究學者自身和客觀條件的優長和缺陷，也許會從中得到有助于推動今后中國佛教研究的有益啟示。
（一）影響和制約中國佛教研究的諸因素
1．從百年中國佛教研究的全過程來看，中國佛教研究幾乎一直是依附于傳統文、史、哲這三個學科發展的。這帶有一定的必然性。作為宗教學的一個分支中國佛教，要開展現代人文科學意義上的研究，一般來說只能依附在與它關系密切的人文科學中；同時，又主要是高等學校文、史、哲學科的學者才有興趣、有可能和有條件從外部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中國佛教。這種研究的好處是，有助于從多種角度揭示中國佛教的內涵，也有助于相關學科的比較研究，但這種研究有時也可能帶來一些弊端，就是難以深入把握中國佛教的特質，難以真正理解中國佛教的全貌，甚至模糊了佛之為宗教的本性。這也表明在高等院校設立宗教學系，宗教學系從哲學系中獨立出來，是有必要的。
2．研究者的素質對中國佛教研究成果的質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從百年中國佛教研究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兩類人的貢獻最大，一是學貫中西，掌握多種語言工具，熟悉西方相關研究方法的學者，如湯用彤、胡適、呂澄等人；二是精通古漢語，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深厚造詣的學者，如熊十力等人，他們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傳世著作，都提出了后來學者難以逾越或難以繞過的新觀念。這為我們培養、造就中國佛教研究的高層次人才指明了方向，表明逐漸造就一批掌握多種語言、視野開闊、了解外國相關研究成果和方法的青年學者，這進一步提高中國佛教研究水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3．思想觀念對于研究中國佛教的立場，態度有著直接的影響。如文化大革命后，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在宗教研究幾乎停頓的狀態下，實具有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的巨大作用，它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佛教研究的開展和開拓。又如“佛教是迷信”與“佛教是文化”兩個不同的命題，前者必然導致窒息佛教究，甚至把研究引向單純的批判；而后者則有助于開辟從文化角度研究佛教的新天地。至于對佛教持崇信或反對的兩極立場，以及是否必須親身實踐體悟佛教義理才能研究佛教的不同看法，都將影響中國佛教研究的開展，而且對研究成果是否最終為社會與學者所認可也有一定的關系。
4．經濟對中國佛教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這有兩種情況：一是經費的投入。佛教學者必須長期坐冷板凳，堅持不懈，潛心研究，才會有所得。本世紀上半葉，中國佛教研究只集中于南北方少數幾個佛教團體和高等學校就與經費狀況有關。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步發展，國家在有些高等院校成立宗教系、設佛教研究重點基地，在社會科學院系統陸續設立研究佛教的機構，并給佛教研究提供一定的財政支持，這就使中國佛教研究得到了重要保障。二是市場經濟的調節作用。當前，出版界有些人會吸引有些相關學者撰寫適應普通讀者需要的通俗讀物，這種通俗讀物的寫作與出版也是需要的，但有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沖擊正常的學術研究，因此有關單位選用經濟杠桿，以保證佛教學術研究精品的寫作與出版是很有必要的。
（二）優長與缺陷
通過百年回顧得到的啟示并結合現狀的分析，我們認為，大陸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自身和客觀條件大致有四個優長和四個缺陷，四個優長是：
1．從佛教文物的保存和發現來看，中國擁有漢文、藏文和巴利文三系的佛教典籍，是保存佛教文獻最完整、最豐富的國家。中國又擁有大量的佛教文物，且時有考古的新發現，這是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佛教得天獨厚的特殊有利條件。
2．從研究中國佛教學者的素質來看，由于母語文化與所處國度的關系，中國學者占有閱讀、理解中國佛教典籍的方便條件，因此專業知識的積累較為扎實，擁有過硬的基本功。中國學者大多具有較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這對于了解在古代中國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國佛教宗派如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和凈土宗諸宗，深刻地把握中國佛教宗派的思想淵源和精神實質極為有利。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也多富有理性精神，能夠冷靜地對待佛教，客觀地研究佛教；也長于分析和綜合，善于宏觀地、整體地研究佛教。
3．從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的整體隊伍來看，經過不斷培養，已經涌現出一批三十至五十歲左右的中青年博士，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結構比較合理的專業隊伍。這些人分布在宗教、歷史、哲學、文學、藝術、文物等各領域，有利于取長補短，發揮各自的優勢。可以說，在今天的佛教研究行列里，中國學者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4．從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來看，經過不斷的努力，在中國佛教研究方面，我們也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其中經典性的著作和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著作豐富了佛教學術的歷史積累，為爾后的佛教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四個缺陷是：
1．觀念有時失衡，視野比較狹窄。一個群體長期從事某一領域的研究會自然地形成一定的學風、風格、傳統和優勢，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潛伏著某些缺陷和不足，清醒而及時調整觀念，是保持研究不斷前進的前提。我們以為在中國佛教研究的觀念上，存在著重外在輕內在、重歷史輕現實、重經典輕實踐的缺陷。也就是說，研究佛教史，重視佛教外在的社會背景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忽視佛教內在的演變原因的研究，就成了缺點。探討佛教外在的社會思想背景，重視儒家、道家的影響是必要的；但忽視本土的宗教（包括漢代以前的中國宗教、漢代以來的道教、民間宗教）的影響，則是片面的。研究中國佛教的歷史是很重要的；但忽視研究正在現實生活中起作用的佛教內容，是不妥的。研究中國佛教經典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忽視廣大佛教信徒的修持實踐，這種研究是不完整的。調整這些觀念，并付諸實踐，必將使中國佛教研究出現另一番面貌，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此外，重整體的直線性研究與論述，輕地域性的調查與研究，即對不同地區佛教的不同特點，以及都市與鄉村佛教的差異，缺乏深入研究，也是研究觀念失衡的一種表現。觀念失衡，就會導致學術視野和研究領域狹窄。佛教是有自身特色的、內涵豐富的社會實體，是極為復雜的文化現象，而以往對佛教的戒律、儀軌、修持方法、生活制度、組織結構等往往多在研究視線以外而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2．研究方法比較單一，表述顯得呆板。在中國佛教研究中，以批判性研究為主的多，科學性的客觀“描述”方法、哲學性的規范“理解”方法、文化性的相互“對話”方法，都運用得很不充分。即使是運用較多的客觀“描述”方法，也多是在歷史的重復敘述上投入過多的精力，在理解和對話的研究方法方面，更是缺乏從現代哲學和比較文化角度的深入詮釋和相互溝通，以致使我們的研究在總體上缺乏時代氣息。此外，我們還較多地重視宏觀研究，忽視微觀研究，如對典籍的注釋，對佛教人物、事件、制度、儀式、寺院等的具體研究都顯得不夠充分；也忽視田野調查，很少把文獻資料與田野調查結合起來。這都是我們今后要認真改進的。在表述上，中國佛教研究論著多為“教科書式”的，研究范圍多為人物、宗派、論著，結構不外乎篇章節，再加上一些“進化論式”的描述。這種寫法自然有其可取之處，而且也是必要的，目前真正好的教科書式的著作也不多，但是過于泛化，如把研究都寫作教式的，就顯得呆板機械，束縛了我們的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致使們的研究多為通史類、概論性的，既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和深入的專題研究，又沒有充分吸收相關學科研究的成果。
3．缺乏靈活的體制和先進手段。中國佛教研究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與陳舊的科研體制也有很大關系。我國的佛教研究，一方面存在著許多空白領域和薄弱環節需要填補和加強，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著重復勞動、效率低下的現象，這與現行的科研體制有很大關系。在現有的科研體制下，學者的研究工作多是分散的、手工作坊式的，隨意性很強，學者之間、各高校和科研機構之間缺乏必要的協調合作，沒有充分發揮現有人力、物力資源的效率，尚未形成嚴格統一的學術研究規范。現代化佛教研究的發展，不僅要有合理的科研體制作保障，而且還要充分運用國際互聯網等現代化的技術手段。目前我國的佛教研究領域，還沒有建立起人可共享、方便快捷、較為完整的專業資料信息庫、專業資料檢索系統和相關的信息交流渠道。雖然國際互聯網等現代化的技術手段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極大的可能，但是我們看到，限于各種條件，仍有一些學者尚未深入到這一領域（包括筆者在內），還沒能充分利用現代化技術來改善自己的研究手段。
4．經費不足，缺乏切實保障。中國佛教研究的經費雖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是投入力度仍然不夠，影響著資料購置、課題立項、田野調查、學術著作的及時出版、研究隊伍的穩定和人才的培養，看來經費拮據也是個極待解決的問題。
三、展望
在前面論述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外的相關情況，下面擬對中國佛教研究的前景作一展望，不一定準確，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討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展望中國佛教研究，就是要對中國佛教研究的未來走向、趨勢、特點，以及新變化、新發展作出判斷和預期。可以說，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佛教研究，也必將在研究的觀念、領域、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轉型軌道上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一）隨著觀念的不斷轉變，研究理路將逐步趨于完善。在中國佛教研究方面，中國學術界已經走上了既不同于信仰主義，也不同于教條主義的客觀理性研究之路，對于忽視中國佛教內涵特性、現實作用與實踐活動的片面性的研究現象已經有所醒悟，隨著中國佛教研究的進展，也許將逐漸形成一個佛教學體系，和形成一個佛教學的理論框架，由此又必將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中國佛教研究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二）不斷補充、運用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推動中國佛研究向深度與廣度發展。相關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對中國佛教研究的發展有著直接的意義。上一世紀中國佛教研究的過程，就是從文獻學方面做文本的研究，進而到義理的研究；從歷史學的研究到哲學的研究，再到文化學的研究，這一個研究方法不斷更新不斷突破的過程。今后中國佛教將有可能進一步展開多元研究，除文獻學、歷史學、哲學之外，還要從倫理學、心理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建筑學、美學、天文歷算、地理、醫學、民俗學諸多方面展開研究，不斷拓展中國佛教研究的領域。為此，今后將會注重多學科的專門研究和綜合研究，與此相應，同行之間的合作，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合作、大陸與港、澳、臺學者的合作、中外學者間的合作將進一步得到提倡，并必將成為一種重要的研究形式。
（三）現實性課題的研究將重點展開。如上所述，佛教研究幾乎涉及到人文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也涉及到自然科學的天文、地理、醫學、環境科學等領域。佛教博大精深，它所包含的豐富資源，必將推動自身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大。在研究課題方面，與現實相結合的課題將會得到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共同重視和關注，諸如佛教的現狀如何，佛教在現實生活中的活動方式、作用及影響如何等一些問題，必將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就佛教界來說，結合當代社會現實問題來重新詮釋和闡發佛教的教義，是極為重要而迫切的課題。當前，佛教界內部的有識之士同學術界合作研究的一些課題，如發掘倫理道德資源，為建設社會精神文明服務；探討佛教“農禪并重”的優良傳統在現代條件下的新方式、新途徑；研究佛教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獨特功能和作用等，這些課題都是符合現實要求，具有時代意義的。此外，藏傳佛教將會繼續是研究的重點，巴利語系佛教的研究也有可能逐步展開。
（四）隨著佛教信息網和類似網站的建立，中國佛教研究將逐步進入網絡時代。但在網絡時代，同樣也要求研究者重視佛教重體悟重實踐的特點，走進原典，深明其意，體察修持，深入理解，以不斷提高研究的效率與質量。
原載《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10月
發布日期：2008-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