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寶珠
出生于1911年的何茲全，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在半個多世紀的研究與教學中，他淡泊自守，孜孜以求，在史學園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史學思想。
不倦探索 取得豐碩成果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何茲全著力最多的領域。他長期潛心于古代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于1989年完成了近50萬字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學界稱這部書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典范論著”；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標志著中國史研究最新水平的新書”。何茲全關于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對中國文化的根源、走向、主流、未來等，也有許多深入的思考。其基本觀點和學術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提出“漢魏之際封建說”。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分期是史學界討論多年的重大問題。何茲全在系統而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上，提出了“漢魏之際封建說”。他的這一思想萌芽于20世紀30年代，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見端倪。50年代，發表《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變化》一文，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沉寂多年的史學界重新開始活躍起來。1979年第1期的《歷史研究》發表了他系統闡述這一觀點的文章，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他認為，第一，自戰國以來繁榮的城市經濟到漢魏之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而且此后的幾百年中都沒有恢復過來。這一時期，社會經濟形態從交換經濟演變為自然經濟；第二，社會上占大多數的人的身份也從自由民、奴隸，變為半自由且隸屬于主人的部曲、客等依附民階級；第三，社會的中心問題已不再是土地兼并，而是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土地荒蕪、人口減少和依附關系加強而出現的人口爭奪；第四，半自由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更加緊密，地著問題得以解決。這四個方面是中國古代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的典型現象，也是其“漢魏之際封建說”的主要依據。“漢魏之際封建說”從20世紀30年代萌芽到70年代末得到系統而全面的闡述，何茲全在對中國社會形態更替的深入研究中體現的執著精神、求實態度深為同行所贊許。與“漢魏之際封建說”相聯系，何茲全提出戰國秦漢古代社會說，認為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而戰國秦漢是中國的古代社會時期。
探索中國國家起源問題。何茲全依照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的思想，提出了中國國家的出現應在春秋戰國之際的觀點。他認為，國家從萌芽到產生有個過程，不是氏族制度一分解、有了階級，就是階級社會了，國家就出現了。盤庚以前的商和夏屬于氏族部落聯盟時期。盤庚到東周初是氏族部落到國家的過渡時期，但氏族組織仍是它的社會基礎。在部落聯盟說的基礎上，提出了“早期國家”的概念。他從階級分化、土地制度和國家形式三個方面闡述了春秋戰國前作為“早期國家”的依據，認為這一時期社會仍以氏族部落為單位，還沒有按地區劃分它的國民；氏族內部雖已有階級分化，但矛盾還沒有尖銳到出現不可調和的階級對抗；王的地位已經突出，有了王廷和群僚；氏族部落向真正意義的國家過渡，逐步接近國家，可以稱之為早期國家。
開創寺院經濟研究和兵制史研究。寺院經濟和兵制史是何茲全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兩翼。他認為，中古社會是中國的封建社會，而寺院便是這個時代社會的一個縮影。中古時期的寺院不但是宗教的組織，也是政治的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封建關系。因而，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寺院經濟，具有獨特的價值，有助于全面考察中國社會的構造，了解中古社會的性質。從1934年9月何茲全發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把佛教社會和寺院經濟納入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領域之后，幾代學者在這個領域辛勤耕耘，成績喜人。1985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何茲全主編的《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一書，反映了他開創的這一領域所取得的成果。
對兵制的研究，何茲全同樣傾注了很大熱情。1935年發表《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一文，成為他研究兵制的開端。在文章中，他提出三國時期的州郡領民、屯田客、軍戶這三種領民是分籍分屬的，屬于不同的行政系統之下。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州郡領民為最高，屯田客次之，軍戶最低，進而廓清了三國以后具有社會顯著特征之一的人口分割的基本概況、生產關系情況以及領民的社會作用和地位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何先生的兵制研究又大大推進了一步。《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十六國時期的兵制》、《孫吳的兵制》等論文就孫吳世襲領兵制等問題的性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證明了十六國兵制是對魏晉制度的繼承、北魏前期兵制是部落兵制后來受到漢族兵制及十六國兵制的影響、府兵制與北魏前期部落兵制有淵源關系等。在兵制史研究中，何茲全善于揭示制度的發展變化，總結制度變化的規律，從而使紛繁復雜的古代兵制變得清晰明確。
擇善而從 形成獨特史學思想
何茲全的史學思想既帶有中國史學家群體的特征，又有其鮮明的個性。“擇善而固執，上下而求索”，就是他史學風格的高度概括。
堅持唯物史觀，執著而不教條。1930年，何茲全從家鄉山東菏澤來到北京大學讀書。在那里，他深受自由而嚴謹的學術空氣所熏染。更重要的是，他得以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并逐步將其確立為自己的史學指導思想。他曾誠懇地說過，在他讀過的書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等。這些書使他懂得，研究任何歷史問題，都要從歷史發展的大勢出發。他在總結自己學術生涯的《九十自我學術評述》中概括說，任何歷史現象，從縱的方面說，都是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一點；從橫的方面說，都是當時全面形勢中的一環。不了解歷史發展大勢和當時社會全面形勢，就不能真正認識歷史現象和歷史問題的本質。而唯物史觀是研究歷史的根，離開唯物史觀，學問就是漂浮的，就會本末倒置。何茲全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而不是教條。因此，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有科學的態度，對待唯物史觀要執著而不教條；反映在史學研究上，就是要尊重史實，努力創新。可以說，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史學實踐，是何茲全取得豐碩學術成果的首要條件。
重視理論與史料并重、宏觀與微觀結合。何茲全始終對理論表示出極大的熱情。他說，“要緊的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當然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哲學也可以學，而且越學越能豐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越學越會認識馬克思主義的高明。”無論是他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獨到見解，以及魏晉封建說的提出，還是他的寺院經濟研究、兵制史研究，都涉及到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如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國家的起源、交換經濟、農奴制與封建社會的關系以及專制主義等。他始終堅持以科學的精神考察歷史現象，揭示歷史本質，尋找歷史規律，既不生搬硬套，也不盲目附和。同時，何茲全非常注重史料，主張讓史料說話，從中引申出對歷史的理解和認識。他重視宏觀研究，倡導從世界史的大視野出發考察中國歷史，強調以發展和全面的角度觀察問題，同時指出微觀研究不可偏廢。
關注史學的普及與提高。像許多歷史學家一樣，何茲全也非常關注史學的社會意義。他提出，歷史學有兩個使命：一是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的客觀真實和客觀發展規律，二是把這些認識普及到人民群眾中去。他認為，歷史學的提高是重要的，這是歷史學不斷前進的標志；歷史學的普及也是重要的，它關系到個人文化修養和民族文化素質的水準。“對于普及，我特別有熱情。”這句話反映了何茲全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心跡與熱忱。
發布日期：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