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
一
我的史學研究，有三個領域：一是中國社會史（周到隋唐），二是漢唐佛教寺院經濟，三是漢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國社會史。寺院經濟是屬于社會經濟史的范圍；我研究兵制，也是從社會史的角度出發。1995年12月我去臺灣，在臺灣清華大學應人文社會學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之邀為研究生作了幾次中國文化的演講，講后出版了一本《中國文化六講》小書。研究室負責人張永堂教授為本書寫的《序》，對書和作者作了如下評述：“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適、傅斯年、陶希圣、錢穆等人的影響，因此他頗能把握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觀點，以思考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相關問題。這是何教授治史的特點，也是本書的特點。”1995年去臺灣時，和永堂教授還是新交，但他的評語，可謂知人知心。我治中國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觀點來進行思考的。中國社會史是我的學術之根。
二
史學界的同志們都知道我是認為魏晉之際（現在我喜歡用漢魏之際）中國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我這認識是30年代形成的。
1934-1936年，我發表了多篇關于魏晉南北朝隋唐社會經濟的文章，主要的是：
一、《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中國經濟》月刊，1934年9月第2卷第9期）
二、《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食貨》半月刊創刊號，1934年12月）
三、《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食貨》第3卷第4期，1936年1月）
三篇文章中，兩篇用了“中古”或“中古時代”。當時的理解，中古就是封建社會。文章中多處說明中古就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就是封建社會。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的《引言》中我說：“中國歷史的分期，至今尚無公認的定說。本篇所用中古時代是約指從三國到唐中葉即從三世紀到九世紀一時期而言。”“中古中國的社會是封建社會。”在《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的《引言》中也說：“從三國到中唐是本題所指的中古時期。”
對于中古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從上面這些文章看，當時我認識到的有以下一些：城市經濟衰落，金屬貨幣萎縮，人民身份依附化、等級化，貴賤分明，人口分割制盛行，大族和寺院都有成千上萬的依附民，大族寺院有特權庇護它們屬下的人口免除對國家的租稅徭役。
如在《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中，我講了“豪族的發展”，“自由民到農奴的轉變”和“新的社會——莊塢”。在《新的社會——莊塢》中，我簡要敘述了東漢末年城市經濟的衰落，土地荒蕪，人口減少后出現的自然經濟和莊園組織“莊塢”。在結論部分，我說：“由以上可以看出魏晉時中原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幾個趨勢：（一）大族興起，土地集中大族手里。（二）自由民衰落，喪失土地而降為部曲、佃客、半自由的農奴。（三）交換經濟破壞，自然經濟占優勢。莊園經濟漸具雛形。這種生產組織，后來為入主中原的拓跋氏所摹仿，而使其制度化；把掠奪來的人口和土地，分配給從征的王公、軍事領袖，而建立北朝的莊園制度。”
在《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的引言中我說：“從三國到中唐是本題所指的中古時期。從生產關系方面看，這一時期，確實組成一個階段，與三國前及中唐以后者不同。這階段主要的生產關系是莊園農奴制。土地是集中在大莊園主手中，一般勞苦耕作的農民沒土地所有權，秦漢以來的‘小土地私有制’是完全破壞了（原注：此論以北朝為主）。一般耕作的農民，不但沒有土地所有權，即自己的身份也是不自由的，在人格上他們隸屬于主人，沒有脫離主人的自由。而且束縛在一定的土地上，也沒有離開的自由。”“作為中古莊園領主的，第一是國家。在長期的荒亂中，人民流亡，土地荒蕪無主，國家的政治權力收天下荒田為國有，同時并部勒國家編戶為國家農奴，強迫的使他們耕種國家田園，向國家出租役。……再一個莊園領主是王公、將帥、豪族等，我們統稱之為大族。……他們也……占有大土地。……小自由民向他們的依附，……使他們領有許多農奴戶口。第三個莊園領主是寺院。……在南北朝時，寺院已領有許多的戶口和土地了。”“社會關系在橫剖面是領主與農奴的對立，在縱剖面則形成人口分割，……大族寺院領下的戶口農奴，大族寺院便是他們唯一的主人，他們隸屬于他、向他出租出役，對國家則無關系。”
這是30年代我對漢魏之際到唐中葉社會的認識。這認識中有正確的地方，有教條主義、生搬硬套的地方。
莊園制度是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時代的制度。這個名詞大概是從日本的譯文借用過來的。中國古史記載中有莊，有田，有莊田、田莊、莊宅等詞，沒有莊園。不能說沒有像歐洲式的莊園的存在，但不典型。鄧廣銘教授后來有文章討論、批評莊園問題，說中國中古沒有莊園制度。我后來也放棄了這種提法。
農奴，也是如此。中國史書上沒有這個詞。用依附民，泛指一切身份高于奴隸、低于自由民的半自由的人是可以的，用農奴這個近乎歐洲中世紀專稱的詞來指中國歷史上中世的農民勞動者，似乎也不合適。不能說中古時期的中國沒有像歐洲那樣的農奴的存在，但也不典型。后來我也不大使用了。
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1949年以前），西方史學思想對中國傳統史學思想有兩次大沖擊，一次是1919年五四運動帶來的西方資產階級新史學對中國史學思想的沖擊。一次是1927年北伐戰爭后帶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對中國史學思想的沖擊。具體地說就是1930年前后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前一沖擊，其勢如排山倒海，時間長，影響大；后一沖擊，當時其勢也是如排山倒海，但時間不長，不久馬克思主義受到壓制，馬克思主義沒有走進大學之門就走入暗流了，影響不夠大。
在社會史論戰中，盡管參加者的派系復雜，思想復雜，但沒有不打著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旗號的，沒有這個旗號，便沒有參戰的資格。順便向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史的同志們建議：不要忽略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國社會史論戰這一史學高潮，它是繼五四運動之后，又一次西方史學思想對中國史學的大沖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大沖擊。就史學論史學，是應該這樣看的。
我是在這次沖擊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史學思想的。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而又終生作歷史研究的，是少數人，多數人去革命了。
中國中古時代，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是中國的封建時代，魏晉之際（或漢魏之際）封建說，到今天我還在堅持。我要說，我這思想、這認識，是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產物。30年代以后，我不斷豐富、深化、調整我的認識。50年代，我寫了一篇《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論文從四個方面論述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一、從城市交換經濟到農村自然經濟，二、從編戶齊民、奴隸到部曲、客，三、從土地兼并到人口爭奪，四、從民流到地著。當時我還不敢提這是由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轉變。我只是用史料說話，論述變化的客觀情況，畫龍不點睛，不說變化的性質。既說出了思想認識，又不提分期。這篇文章，不怕被人抓辮子。
稍后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氛下，我才大膽地寫了《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據說尹達同志看了，并送郭老（沫若）看，都沒下文。最后我送《文史哲》（1956年8月號）發表了。在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東漢以來奴隸向封建制的過渡和封建社會的成立》，才又正式提出漢魏之際封建說。1978年長春中國社會史分期研討會，我提出論文《漢魏之際封建說》，并以此為題，在大會發言。這篇文章隨后于1979年第1期《歷史研究》上刊出。這篇文章的內容大體是《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一文的縮寫。
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學界居領導地位的是范老（文瀾）和他的西周封建說。文化大革命后，郭老（沫若）的春秋戰國封建說起而代替了范說。他們兩家之說，都能和毛澤東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掛起鉤來，漢魏之際封建說掛不上鉤。漢魏之際封建說雖然沒有受過政治迫害，但壓制還是有的。空氣也有重量，那個氣氛是很重的。尚鉞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前車之鑒，我是看在眼里，驚在魂里的。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氣氛輕松、活潑、自由多了。近年來我寫了不少文章，暢談漢魏之際封建說。不但很少顧慮，而且敢于“主動出擊”和同志們公開爭論問題了。
三
30年代，我對魏晉南北朝歷史有些認識，認為它是封建社會，我對秦漢社會也多少有些認識，認為是奴隸社會。而奴隸社會的上限到何時，對先秦社會我就知之甚少而沒有底了。
1947-1950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學習、工作了三年多。我學的主要是歐洲古代、中世紀史。我不懂德語、法語，更不懂拉丁、希臘，只會點英語，根本無條件學歐洲古代史、中世紀史。我只能讀點英語中有關古代、中世紀的史書。但對我來說，也就可以了。我是學中國史的，能知道些歐洲史的發展輪廓和主要問題，和中國史作些比較，也就滿意了。讀了幾年歐洲史和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歷史理論著作對我是有益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50年代中，我寫的《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第一次接觸到先秦的社會。文章里有三個小題：一、西周春秋是前期古代社會，二、戰國秦漢時期的奴隸制及其在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三、東漢以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和封建社會的成立。
在《西周春秋是前期古代社會》一節里，我先說：“依我看，西周春秋的社會是前期古代社會。”然后列舉了前期古代社會的特征：“前期古代社會，是從氏族貴族統治到發展的奴隸制國家的過渡時期。在這時期，氏族制解體過程還在繼續進行，氏族制的軀殼和氏族的習慣勢力還強烈的保存著，社會雖已分解為對立的階級，但除去奴隸主和奴隸的對立外，還有氏族貴族和公社成員的對立，也有氏族貴族和依附民或農奴的對立。”“在前期古代社會這個過渡時期，奴隸制還是處于低級發展的階段，主要的形式仍然是家長奴隸制，公社成員還是一個主要的生產階級。對外征服，俘虜總是降作奴隸，但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的關系，卻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有的是以聯盟的形式，由征服族把被征服族吸收到一個社會體中來，組成部落聯盟或國家；有的被征服族的地位很低，他們的地位可以低到近乎奴隸；有的在和農業的服役有關系的條件下，又可以近乎農奴。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形式，被征服族原來的氏族部落組織，通常并不被打散，仍然是各自聚族而居。”
然后，再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征引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話來說明我上面這些話，都是在經典中有根有據的，不是我在瞎說。
然后，再從中國古籍中征引材料，說明西周春秋的社會就是如此。然后，得出結論說：“西周春秋還不是封建社會，也還沒有進入發展的奴隸制時期。西周春秋時期，氏族制解體過程還在進行，血緣關系還很頑強地保存下來，尤其在初期，各族仍是聚族而居的。這時期出現了依附關系和農奴制，同時更出現了奴隸制，但無論奴隸制或農奴制都還沒有成為支配的生產形態，社會生產的主要擔當者還是公社解體中發展出來的自耕農民，雖然這些自耕農民是具有東方特點的。所有這一切，正說明西周春秋時期，是由公社解體到發展的奴隸制國家的過渡時期，或者叫作前期古代社會。”
從文字表達形式和思維邏輯方面說，這節文章寫得很有毛病。文章先寫前期古代社會的模式，說這樣是前期古代社會的標準。再引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證明模式的經典根據，馬恩都是這樣認識的。然后說西周春秋時期的社會就是這樣的，所以西周春秋時期的社會就是前期古代社會。
文章發表后不久，一天和穆木天教授坐車一塊出去開會。在車上他說：拜讀了你的文章。是不是太公式化了，史是結論作注腳。好像和填詞一樣，先有格式，再往里填詞。
木天教授的話，給我極大震動，也給我極大教育。我本不是教條主義者，環境、氣氛使我成了一個教條主義者了。以后我特別注意，寫中國史的問題，主要由中國史料說話。
當然，當時這樣作也是有原因的，怕犯錯誤，怕得罪大家。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孟子·離婁上》）。孟子還不敢得罪巨室，我何敢得罪比巨室還大的大家。先說理論，引用馬恩列斯毛的話，是保護自己。
???? 從內容說，我對西周春秋社會的認識，大體上以后沒有什么大的改變。近40年后，1991年出版了我的《中國古代社會》，思想體系仍是沿著這里所走的路走的。但我用了《由部落到國家》和《早期國家》代替了《前期古代社會》。
???? 在《戰國秦漢時期的奴隸制及其在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一節里，我提出“春秋戰國之際為一分界線，在這前后的社會經濟情況是有變化的”。公元前5世紀（即春秋戰國之交）農業生產力有了顯著的進步，在生產力發達的基礎上，貨幣關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商品流通活躍起來，城市也跟著發展起來。“隨著這個變化，奴隸制發展起來了，奴隸制度由早期奴隸制轉變為發展的奴隸制”。
在這一節里，我對戰國秦漢社會是這樣論述的：“從戰國到秦漢，即公元前五世紀到二世紀末，六百多年的這一時期，是古代社會即發展的奴隸制的發展和衰落的過程。戰國到西漢中葉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繁榮時刻，小農經濟的繁榮是社會繁榮的一面，奴隸制的發展和奴隸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領導，構成社會繁榮的另一面。西漢中葉以后奴隸制的危機逐漸暴露，小農經濟趨于衰落。”我強調“在古代社會中，小農經濟的繁榮正是一個典型形態。”我引用馬克思所說“自耕農的這種自由小塊土地所有制形式，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在古典古代的極盛時期，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來作為理論根據。但我也指出，“小農經濟雖然在古代的極盛時期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但正像在封建社會中小農經濟是受封建經濟的支配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受資本主義經濟支配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受社會主義經濟領導的一樣，在古代社會中的小農經濟是受奴隸經濟支配的。在商品貨幣關系和奴隸經濟發展下，在國家租稅徭役負擔的壓迫下，它的命運是必然走向沒落的。”
我用大量的材料，說明戰國秦漢時期，奴隸制的發展、發達，大量奴隸使用在礦業、商業、手工業和農業。用大量的材料說明小農和小農經濟的衰落。我說：“戰國秦漢幾百年的歷史，可以歸結為這樣一種斗爭過程的發展史，即大土地所有制和自耕農民小土地所有制的斗爭過程和商業發展、土地集中、小農淪為奴隸過程的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把西方和亞洲的歷史發展分作兩種類型。歐洲的歷史是沿著亞細亞的（原始社會）、古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亞洲社會則停留在原始社會解體時代的狀態。恩格斯就說：“古代的公社，在它繼續存在的地方，在數千年中曾經是從印度到俄國的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馬克思也把古代的城市分作兩種類型：“一是古典的古代，在這里是城市的歷史，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民為基礎的城市的歷史；一是亞細亞的歷史，這是一種城市和鄉村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在這里大城市只能看作王公的營壘，看作在真正意義上只是經濟制度的贅瘤。”
在這方面，我就中國的歷史提出不同的看法。在社會歷史發展道路上，我說：“恩格斯所指出的古代東方社會的許多特點，在古代中國社會中都是存在的，而且對中國歷史發展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但中國歷史的發展又不完全如此，……中國古代歷史發展，既不是東方型的，也不是希臘、羅馬型的。一方面它有東方型的特點，另方面又不是停滯于原始狀態，而是像西方一樣，按照歷史規律，由原始社會向奴隸制、封建制發展。”對中國城市的性質，我說：“中國古代的城市是兼有兩種性質而又近乎古典的古代的。……城市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我們細讀一下《史記·貨殖列傳》，我們體會得出戰國秦漢的城市是一方的經濟中心，它們不僅僅是王公的營壘，更不是經濟上的贅瘤。古代中國的城市是接近于古典古代的城市，而不同于馬克思所描述的古代亞細亞的城市的。”
關于戰國秦漢社會，9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大體仍是沿著30年代的思維邏輯寫的。但思想深處有兩大變化。一是廢棄了“奴隸社會”的提法。50年代我使用了“古代社會”，但仍說戰國秦漢是奴隸社會。90年代就廢棄了“奴隸社會”，專用“古代社會”。二是完全擺脫了斯大林這面自我保護旗幟，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當然這有考茨基的影響。
對于《東漢以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和封建社會的成立》，論述的是古代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前面已說過了，這里不再多說。我廢棄了“奴隸社會”，不再用這詞，在《中國古代社會》一書中就變為《古代到中世紀》。
四
在我的記憶里，我在北大讀書時寫的第一篇文章是《北宋之差役與雇役》（大約是刊登在《華北日報》1933年11月22日和12月6日的《史學周刊》上）。我現在回憶，當時我大約對王安石變法有興趣，研究了一陣子宋史，但不久就放棄了。
我研究寺院經濟，也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的。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的引言里我說：“從社會史說，中古時代的佛教寺院不但是宗教的組織而且是政治的組織。中古中國的社會是封建社會，寺院便是這時代社會的一個縮影，便是這時代社會的一面。要全面的考察中古中國社會的構造，要徹底了解中古中國社會的性質，寺院一定要拿來作一個主要的研究對象，而且因為寺院是披著一件宗教外衣，所以在封建關系的表現上也特別顯著。如政權的分割，人口的影占等，在俗界莊園不甚顯著，在寺院便非常顯著。對寺院的研究更能使我們容易認識整個中古社會的性質。”
對兵制的研究，我也是從世兵制度下士兵身份低落和依附化著眼的。我在1935年寫的《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食貨》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1日出版）一文中說：“三國時期，國家領民以其性質和對國家的剝削關系的不同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州郡領民，二是屯田客，三是軍戶。三種領民分屬于國家三種不同的行政系統之下，州郡領民隸屬于州郡縣政府，屯田客屬于典農中郎將，典農校尉、典農都尉，軍戶屬于將軍及州郡。”
30年代，我看到了一部分人的身份降低、依附化，也看到了大族、寺院的人口分割，也開始看到國家郡縣編戶民的分化，分化為州郡縣編戶、屯田客和軍戶。（按：三國時應稱作“士家”，軍戶是后起的名稱。寫《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時，我應該理解這點，因為《三國志》里都是說“士家”。我都用軍戶。）
三種領民身份不同，對國家的負擔也不同。“州郡領民在三國時還是獨立自由的性質，是小土地的所有者，自己耕種著自己的土地。他對國家的剝削關系是田租、戶調、徭役三項。”
“屯田客的性質，不同于州郡領民。州郡領民是獨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種自己的土地，他的勞動是自由的。而屯田客則是國家的佃戶，耕種的是國家的公田。……在剝削關系上屯田客也不同于州郡領民。屯田客沒有兵役。……國家對屯田客之主要的剝削是雜課，通常是以收獲物之什分之五六交給國家。”
說州郡領民是獨立的，勞動是自由的，說的有些絕對化了。州郡領民和屯田客、兵戶是混通的、互相轉化的。他們實際上是國家佃戶。
軍戶，在性質上是戰士，而且是生產勞動者。軍戶也屯田。“屯田的軍戶和屯田的佃客一樣耕種著國家的土地，而向國家納收獲物什分之五六的田租。”
我特別注意的是軍戶的身份地位。“國家三種領民的地位，以州郡領民最高，屯田客次之，軍戶最低。軍戶是有士籍的。”“軍戶對國家的隸屬關系非常密切，沒有脫離的自由。”“到東晉時，軍戶已漸漸成為低于編戶的人戶。……到宋時武帝便有‘軍戶免為平民’的詔書。從生產關系上看，軍戶是最近于農奴形態的勞動者了。“
40年代，我在《魏晉南朝的兵制》（1946年刊登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敘府李莊出版的《六同別錄》，隨后正式刊登在該所出版的《集刊》第16本）一文中，提出“世兵制”問題。在《世兵制》一節里對世兵制的形成、制度和破壞作了詳細的論述。我說：“所謂世兵制，含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兵民分離，一是兵家子孫世代都要學兵。世兵制形成于漢末三國時期，到三國末年這種制度已經確立。兩晉時為極盛期，宋齊以后漸衰。”
世兵制的內容，我是從三方面論述的，一是兵民分離，二是兵戶世代為兵，三是兵戶身份的低落。我用當時我能找到的材料對這三個問題作了說明。
世兵制衰落的原因，我說：“世兵制衰落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就世兵的數量上來講，世兵制的增長不足以補充世兵的削失。在相當長的過程中，當然會產生數量漸少的結果。其次，就世兵制的效力來講，兵戶由于社會地位低落，其戰斗精神和戰斗能力，不能不日益衰退，這種制度當然就要日趨沒落。”
《魏晉南朝的兵制》講三國西晉，講東晉和南朝。70年代末，我寫了一篇《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轉到北朝來。這篇文章，我講了幾個問題：一、北魏前期的部落兵，二、騎兵到步兵，三、中兵、鎮戍兵和州郡兵，四、漢人由不服兵役到服兵役，五、兵戶和番兵，六、拓跋族士兵身份的變化。通過這些方面，我講了拓跋魏從始到終兵制的發展變化。關于兵的身份我指出拓跋族兵和漢人兵，身份都逐步降落，成為國家依附民。“兵戶是終身為兵，世代為兵。……兵戶和民戶是分籍的，兵戶有兵籍，民戶有民籍。……北魏的兵戶，有幾種不同來源。一、因叛逃而被追回的人，主要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多被降為兵戶。……二、被征服的各族人民。……一部分遷徙作隸農或兵戶。”另外，也“以犯死罪的人為兵”。“兵戶的社會地位比郡縣民戶為低，作了兵戶就被認為是‘沉屈民伍’。兵戶要脫離兵籍成為一般民戶，須要皇帝詔書放免。”“拓跋族士兵的身份，前后有很大變化。……拓跋氏進入中原后逐步封建化，階級分化急劇。”“拓跋氏一支南下，一支留在北鎮。……等到南下的拓跋族封建化以后，……一部分成為門閥化的封建貴族。……北鎮的拓跋族人，他們原是作為部落兵留在北鎮的，因此是光榮的。現在北魏封建化了，他們成為封建社會中身份地位低賤的兵戶。……號曰府戶，役同廝養。”
1982年我寫了一篇《十六國時期的兵制》（原刊《燕園論學集》，1984年4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也就在這前后，還寫過一篇《孫吳的兵制》。魏晉南北朝各朝各代的兵制，我大體都寫到了。
這兩篇文章，我都重視兵戶社會身份的依附化。我在《孫吳的兵制》中說：“三國時期吳的兵制中比較突出的是將領世襲領兵制。兵，有點像私有財產，可以代代傳授下去。”“漢末三國時期，兵的社會地位在逐漸下降，但還沒有完全固定在低賤的地位。”“但兵家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究竟是已在逐步下降的道路上。兵、客、僮仆，地位已很接近。”
十六國時期，是個比較亂的時期，兵制也比較亂。就政權說，大大小小的王朝就不止16個。其中在原來漢族占據的地方，有幾個王朝如：漢、前后趙、前后燕、前后秦，還有繼承關系可尋，一些邊疆地區的小國小朝，就更亂了。這時突出的是少數民族兵。永嘉之亂后，北方士家、兵戶破壞厲害，一般郡縣民戶大約又恢復了兵役負擔。但兵民分離的兵戶，仍然存在。這由慕容垂遣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戶），分屬郡縣”，慕容德時“士家悉在城內”，姚興時曾“分大營戶為四，置軍以領之”等記載，可以為證。
寺院經濟和兵制的研究構成我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兩翼。
五
五四運動前后，西方史學思想進入中國。胡適等人進入北大，北大出了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批人才。全國史學界都出了一批受西方史學思想影響的人才。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1930年前后），中國社會史論戰，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辯證唯物論傳入中國。但它既受國民黨政府的壓制，也受其他黨派的排抑。它沒有進入史學界，就沉默下去。
在學術上我一生受影響最大的是陶希圣和傅斯年，兩位都是我的恩師。在史學思想理論方面，陶希圣的影響比較大。但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過幾年，時間雖不算長，卻是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導下作研究工作，受史語所學風和治學方法的熏陶，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國社會史論戰。我的史學界同行、同輩學人中，多半是出身“五四”這一系統的。現在大約只我一人是出身“五四”系統，又是出身社會史論戰系統，而又是以社會史研究為重點的人了。
北伐戰爭后，如雨后春筍一樣，上海出現許多新書店，專門出版新興社會科學一類的書。所謂新興社會科學的書，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書。很多書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給我印象深的是河上肇的關于辯證法的書。對我以后研究中國古代和中世紀史影響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我從這些書里學習的是讀史、學史和寫史的理論和方法——辯證法和唯物論。任何歷史現象和問題，都是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一點和社會全面中的一點。因此，研究任何一個歷史現象和歷史問題，都要從它是歷史長河中的一點，社會全面中的一點來認識它。這一點可以說是我讀史、學史、寫史中的一點心得。讀者讀我寫的論文和書，都會看到這一點。
在治學態度上，我常常說我服膺兩句話：“擇善而固執之”（《中庸》）、“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荀子》）。這是一對矛盾的統一。
白公（壽彝）在世時，我兩人常常相互批評，他說我太頑固，我說他太活，今天一個主意，明天又一個想法。就我的學術論點說，30年代的論點，今天多仍在固執。如歷史分期問題，30年代的“魏晉之際封建說”（后常用“漢魏之際封建說”），90年代還在執著。這是否頑固，未能“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我一方面警惕，不要真是頑固了；一方面仍是頑固，固執己見。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變化。讀書多了，考慮多了，認識自然有提高，也更周密。30年代是幼稚的，闖勁大；90年代比較成熟些，穩些。
理論是從客觀歷史實際產生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就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對客觀歷史實際的認識。已經過去的客觀歷史實際，不會改變；會改變的是人們對客觀歷史實際的認識。認識會由淺到深、由片面到全面，不斷變化。事實改變認識，認識不能改變事實。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給我們方法，給我們智慧，使我們能深入地去認識歷史客觀實際。但馬克思不教我們迷信，他教我們不要頑守章句。理論要根據事實不斷發展，不斷提高。
對中國社會史研究，我強調由原始社會到古代社會中間的過渡階段；強調這時代不僅出現奴隸制，還出現農奴制，還以縮影的形式出現一切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立；強調農奴制、依附關系不是中世紀封建時期所特有的；強調它在人類歷史上的兩次出現；強調城市商業交換經濟在人類歷史上兩次出現。一次在古代社會，一次在封建社會解體后。等等。一句話概括，這些“強調”反映我由教條主義又回到馬克思身邊。
我在《中國專家學者辭典》（人民日報海外版新聞交流中心編纂）的入選者自撰辭條里，對我大半生的史學成就和治學方法，有如下概述：
我的史學研究，有三個領域：一、中國社會史（古代中世紀），二、漢唐佛教寺院經濟，三、漢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國社會史（古代中世紀）研究。
我對中國社會史（西周到隋唐）的認識與當代眾多史學家多有不同，概括說，我認為：
殷周時代，氏族制已在分解，有了氏族貴族和平民，但氏族部落，部落聯盟仍是社會組成單位。這時期是氏族部落向國家的過渡階段。可稱之為部落國家或早期國家。
戰國秦漢時期，城市商業交換經濟發達，農業生產也被卷入交換過程中來。商人兼并農民，農民破產流亡，有的賣為奴隸。這是城市支配農村的時代。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社會的顯著特征是自然經濟和依附關系。城市經濟衰落，金屬貨幣退出市場，布帛代替了銅錢。人的身份依附化、等級化、貴賤分明。豪族強宗、寺院都有成千上萬的依附民，他們不向國家出租稅服徭役。人口分割制，這時期很顯著。
在歷史研究中，我的特點是：（一）能抓大問題。我研究的題目都是有關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和反映時代面貌的大問題。（二）我繼承了中國史學傳統，重材料，重考證，重把問題本身考訂清楚。我受有近代西方史學思想的影響，更受有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訓練。我重視從宏觀、微觀看問題，從發展上看問題，從全面看問題，形成我宏觀、微觀并重，理論、材料并重的學術風格。問題在都沒有學到家，也沒有作到家。
如果要自我評估一下我的史學道路和成就，可以概括說：我欣賞在創始性、突破性和開拓新領域（如對佛教寺院經濟的研究）方面有成就。
我的代表作有：《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化六講》和一些中國社會史、佛教寺院經濟、漢唐兵制的論文。（文字略有修整）
這段自選辭條是2000年9月14日填寫的。可以說是最近的自我學術評述了。
歷史學的貢獻，在于它對歷史實際的認識符合歷史實際和它的發展規律。我自己覺得我對周——唐這段歷史所提出的認識還是符合或貼近這段歷史實際的。
我寫完《中國古代社會》以后，就計劃寫“中國中世社會”（魏晉南北朝隋唐），雜事鞅掌一直未能如愿。但我總是要寫的。
我寫過一篇《爭論歷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歷史發展的自然段》（見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報》第264期《史林》）。我說：
人類歷史長河在發展過程中是有變化的，有變化，就有段落，這就是我說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觀的。各段落的特點、特征是什么，段落的變化在何處，這是歷史學家首要的研究課題。
具體到中國歷史研究，也要先研究這些自然段落。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有哪些自然段落？各段落有哪些特點、特征？哪些特點、特征是前后段所無而為它所特有，是使它和前后段區別開而自成一段落的？
歷史自然段和歷史分期、社會性質的關系是：前者是客觀實際，是基礎，是本；后者是主觀意識，是上層，是末。提出自然段的意義在于：重事實，重材料。研究中國歷史，先重事實研究，少定框框。事實沒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會性質。
根據這些認識，我現在已不愿夸夸其談地談論什么分期問題，而愿意先摸清楚中國歷史發展有哪些自然段。研究清楚了有哪些自然段和各自然段的特點、特征，水到渠成，社會分期自然會出來。基于這種認識，我要寫的這本“中國中世社會”，原本叫作“中國中世封建社會”，現在就稱“中國中世社會”了。
20世紀30年代初學寫文章，到現在已近70年。回頭看看自己的成就，雖然自己有時也曾“驕傲”和“委屈”，但基本上大多時間還是虛心、甚或心虛的。客觀、公平地評估自己的一生，有四字可用：“貧乏”但不“淺薄”。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
2001年4月1日
發布日期：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