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
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歷史
從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算起，中國社會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這七十多年的社會史研究，大體可以分作三個階段：解放前是一個階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個階段，80年代以后是一個階段。
1926—1928年北伐戰爭時期，我十六七歲，已稍稍懂事。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處處可以感覺到馬克思主義的存在，馬克思主義是這次革命高潮的靈魂。當時，上海出現很多小書店，爭著出版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的書。我是這些書的貪婪的讀者。隨后在思想界出現三次論爭：當代社會性質的討論；當代農村社會性質的爭論；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對前兩個問題的討論，我興趣不大，很少接觸。對社會史論戰，我興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讀過很多。當時神州國光出版社把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文章集結起來，先后出版了幾大厚冊，大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罵別人為非馬克思、反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20—30年代之交出現的這三次論戰，反映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響很大的高潮，是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
解放后，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每個人的政治任務，這是思想改造的大問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是從蘇聯進來的，教條主義也跟著進來。在史學界，范老（文瀾）的西周封建說正獨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口號的感召下，我也大膽的寫了《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1]，提出“東漢以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和封建社會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說，成為中國社會史分期的主流。當然，殘酷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是談不到學術文化的，更沒有什么歷史、社會史分期問題了。
粉碎“四人幫”后，學術再次解放。1978年，在長春召開了中國社會史分期討論會。當時分期說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戰國封建說，但西周封建說又東山再起，魏晉封建說也卷土重來。我在會上也作了“漢魏之際封建說”的發言[2]。
改革開放以來，大氣候在變化，西方科學技術涌向中國來，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理論也涌向中國來。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子，一向生活在閉塞圈子里，忽然門窗大開，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鮮的，貪婪地吸收學習。我理解這情況大約和七十多年前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時我們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樣，看見新東西貪婪地學習。
中國社會史研究復興了，但方向大有改變。辯證唯物史觀少了，不見了，法國年鑒學派的理論、方法興起了。社會史研究的內容，已不是社會結構、社會形態，而是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家庭、宗教等。內容、理論和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社會史研究已是兩代了。
思想理論轉化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隨著改革開放，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也傳入中國。新思想、新理論總是有吸引力的。大家爭相接受新思想理論；二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某些共產黨員的貪污腐敗，傷害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感情，也就傷害了對辯證唯物史觀的感情；三是教條主義傷害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寬容性和發展性，它以它的狹隘、專橫代替了辯證唯物史觀的寬容和發展。此三者，促使中國社會史研究離開了辯證唯物史觀，離開了社會結構、社會形態的研究。
如果我說的這三種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這種轉化主要是學術外的原因而非學術本身。我認為辯證唯物史觀仍是研究中國社會史、認識社會實際的最先進的方法。辯證唯物史觀并沒有落后。這問題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貨》半月刊的應運而生
《食貨》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創刊的，主編陶希圣�！妒池洝返某霈F是應“運”而生的。這個“運”，就是中國社會史論戰陷入理論之爭，參加爭論的人中國書讀的不多，爭論半天也爭不出個結果。讀書、搜集材料成為需要�！妒池洝窇\而生。
我現在回想，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戰士，真正研究中國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論家，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因此，論戰雖然很熱烈，但爭來爭去多半是些理論問題，很少真正涉及中國歷史的實質�？梢钥隙�，很少人讀過二十四史，遇到問題臨時查查《文獻通考》之類的書就寫文章。因此，爭來爭去，也沒有爭出個名堂。“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解釋和解決中國社會史問題，需要讀中國書，掌握中國社會史料。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熱鬧之后，自然會產生這樣的反思。因此，《食貨》半月刊的出現，是在社會史論戰大潮之后，對大潮的反思。可以說，它的出現，是順應當時史學發展形勢演變的大潮流的，是應運而生。陶希圣先生抓住了這個機遇。
陶希圣創辦《食貨》半月刊，重視材料的收集。他在《食貨》創刊號的《編輯的話》里說：“中國社會史的理論爭斗，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不經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歷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進一步的理論爭斗，斷斷是不能出現的�！彼⒉惠p視理論，但他認為理論必須與材料相結合，由材料來實證。“有些史料，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不能認識，不能評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論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證實，不能精致，甚至不能產生。”“做房子必須要圖案畫，但圖案畫并不是房子。方法是史學所必須，但方法不就是歷史。觀念中的方法，必須從歷史現象里再產生出來，才是正確的方法。”[3]對于搜集材料有成績的，又會希望他們加強理論方法的學習。如他在稱贊李劍農先生指導下的研究風氣時說：“龔化龍先生是在武漢大學李劍農先生指導下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李先生指導下的學人，自有一種風氣。他們詳細的搜求材料、慎重的發言，他們沒有多少自己的話。這種治學精神，如果再加以經濟理論的陶冶，歷史哲學的引導，必能為了這門學問大張旗鼓的。”[4]有了材料，就更顯得理論方法的重要，須要理論的陶冶和哲學的引導了。
不持偏見、公平的說，主編《食貨》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學教書時代的陶希圣，他的歷史理論和方法正是辯證唯物史觀。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輩史學家的正是他的辯證唯物史觀。宣傳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廣告就說：“國內的唯物辯證法敘述古代政治思想史發展概況及各派主張之詳細內容者，本書實首屈一指�！�[5]陶希圣曾頗為幽默的用很俏皮的話來反擊對唯物史觀的攻擊。他說：“學術界對于唯物史觀的攻擊，好像鋒頭很猛。我要聲明的是：一食貨學會會員不都是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二這個方法又與什么主義不是一件事情。三這個方法的毛病是在用來容易指破歷史上隱蔽在內幕或黑暗里的真實。因為他指出別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實，便易受別人的攻擊。”[6]從他這三點聲明看：（一）“食貨學會會員不是都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彪m然不都是，主編人應該是吧?這句話本身就包含著主編是的意思。（二）“這個方法又與什么主義不是一件事�！边@是和當時左派所執的他認為是教條主義的劃清界限。（三）“這個方法的毛病是在用來容易指破歷史上隱蔽在內幕或黑暗里的真實�！边@是真實而又有感情的道出他心的深處是執著唯物史觀的。
陶希圣先生晚年，反思他過去的學術思想時，曾說他是“社會史觀”、是“旁門左道”。他說：“民國20年至26年（1931—1937年），我在北京大學講課及演說，又往天津、濟南、太原、南京、武昌講課及演說，全是以社會史觀為研究古來歷史及考察現代問題之論點與方法。在正統歷史學者心目中，我是旁門左道。正統歷史學可以說是考據學，亦即由清代考據與美國實證主義之結晶。我所持社會史觀可以說是社會觀點、歷史觀點與唯物觀點之合體。兩者格格不入。”[7]
所謂“由清代考據與美國實證主義之結晶”的正統歷史學，很清楚的是指的胡適先生為首的當時在中國歷史學界占支配地位的學派。
這里，他說他的觀點是“社會史觀”，是“社會觀點、歷史觀點與唯物觀點之合體”，以示與唯物史觀的區別。他又說：“我雖持唯物觀點，仍與唯物史觀不同。我自稱為社會史觀，而反對公式主義及教條主義。我主編《食貨半月刊》，講究方法論，同時注重資料，必須從資料中再產生之方法，才是正確的方法。《食貨半月刊》出版兩年半，自成一種學風�！�[8]
在別處，他在追述他早期的史觀時也說：“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觀而不墮入唯物史觀的公式主義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會的歷史方法，與桑巴德的《資本主義史》與奧本海馬爾的《國家論》如出一轍。用心用意，把《國家論》譯為中文，交新生命書局出版。”[9]
細繹陶氏的著作，應該說他是個辯證唯物史觀者。他的政治環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認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認是辯證唯物史觀者。
從《食貨》創刊號起就刊有“食貨學會會約”。但據我所知，即使按會約規定這極松散的學會，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應該說，在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史上有個“食貨學派”。
在《食貨》上寫稿的人，不都是完全同意《食貨》的“宗旨”的�？谷諔馉幰话l生，《食貨》停刊，《食貨》的寫稿人也就散了。稱得上食貨學派的人，主要有陶希圣直接指導的在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遠、武仙卿、曾謇和后來與陶希圣有工作關系的連士升、沈巨塵、何茲全。當然，學術思想上屬于食貨學派的還有一些人，后來聯系不多，連士升搞翻譯，沈巨塵作官，都不再作社會史研究。食貨人中，最有成就的是鞠清遠。此人粗獷、厚道、勤奮，而有智慧。可惜！鞠、武、沈都誤入政治歧途，作了汪精衛偽政府的官。
有個全漢昇，是我北京大學史學系同班。最近以90歲高齡在臺灣去世。他在《食貨》上寫過文章。他最有成就、有貢獻的文章是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出版）刊載的《中古自然經濟》。他1935年畢業后即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寫社會經濟史論文很多。除《中古自然經濟》這篇文章有《食貨》風味外，其他文章多屬史語所的《集刊》風格了。
《食貨》是在20世紀20—30年代之際中國社會史論戰理論之爭而又爭不出個名堂來之后應運而生的。它對中國社會史研究起了一定影響。在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歷史上，應該有它一席之地。
三、重材料和重理論
在任何學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論、方法都是應當并重的。材料是基礎，理論是提高。沒有材料，研究個啥?沒有理論，研究會停滯在低水平，很難提高甚或永遠提不高。理論、材料并重，本來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在學術界都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就中國社會史來說，也已爭論了數十年。
理論、方法是什么?就歷史學科來說，理論、方法是人對客觀歷史的理解和認識。人對客觀歷史的理解和認識不斷提高，人觀察客觀歷史的理論方法也就不斷提高，也就不斷提高認識客觀歷史的能力。
胡適先生、傅斯年先生都強調“一分材料一分貨，十分材料十分貨，沒有材料便沒有貨”。他們都忽略了同一分材料可以出低級貨，還可以出高級貨。舉個例子說，《論語》上有一句話“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10]，兩千多年來，對這句話有很多解釋，大多從仕進先后釋先進后進，從樸野釋野人。實在說，對野人、君子都是不得其解。姑且承認它也是一種解釋，一分材料出了一分貨。也是低檔貨。直到近代，傅斯年先生才對這句話作出確切的解釋。野人指殷人，君子指周人。周滅商后，把一些商人氏族部落分給周族貴族殖民，到處地組成不平等部落聯盟。殷人居住在野，被稱為野人。周人城居，比殷人高貴，被稱為君子。禮樂代表文明。先進入文明的是野人，是殷人。后進文明的周人，稱為君子，即貴人。[11]
這段材料已存在兩千年，為什么兩千年來的古人不能從這一分材料里提出一分貨，要等傅斯年先生才能提貨?無他，傅先生手里有了從認識客觀歷史總結出來的理論和方法，有了近代西方的先進史學理論和方法。從這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說：“一分理論一分貨，十分理論十分貨，沒有理論便沒有貨�！钡@樣說，和說“一分材料一分貨，十分材料十分貨，沒有材料便沒有貨”一樣，都失之偏頗。對待材料和理論方法的態度應當是：重材料，也重理論方法。材料是基礎，沒有材料便無貨可出，沒有原料，出個啥貨?理論、方法是提貨單。有了理論方法才能提貨，才能提出質量高的貨。
和材料、理論問題有關的，我曾寫過一篇《客觀的歷史和主觀的歷史學》。在這篇文章里我說過：“就人對客觀歷史的認識能力來說，它是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而進步的。人對歷史客觀實際的認識，是逐漸接近歷史客觀實際的。由不認識到認識，由淺到深，由假到真。歷史實際是客觀的、客觀存在的。歷史學家對歷史客觀的認識，即歷史學，是主觀的。歷史學家要不斷改進自己的照相機即認識能力（我在文章里曾把人認識客觀的能力比作畫像和照相機），使歷史學逐步接近更接近客觀歷史實際，不要滿足于路途中（過程中）所識的假象。”[12]我還寫過一篇《爭論歷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歷史發展的自然段》[13]，我說：
人類歷史長河在發展過程中是有變化的，有變化，就有段落，這就是我說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觀的。各段落的特點、特征是什么，段落的變化在何處，這是歷史學家首要的研究課題。
歷史自然段和歷史分期、社會性質的關系是：前者是客觀實際，是基礎，是本；后者是主觀意識，是上層，是末。提出研究自然段的意義在于：重事實，重材料。研究中國歷史，先重事實研究，少定框框。事實沒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會性質。研究中國歷史，先讓中國史料說話�！耙环植牧铣鲆环重�，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边@個提法是有問題的。但在空論太多時，不妨用來提醒自己。
重視材料，讓史料說話，并不是反對理論，不用理論，至少我個人沒有這個意思。理論就是思想。世上不存在沒有思想的人，也就是說不存在沒有理論的人。思想理論，就是人對自我和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人的思想理論，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F代人和古代人、原始人對自我和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一樣。思想理論來自客觀，是客觀世界在人腦子里的反映�？陀^世界不斷發展進步，人的思想理論就不斷進步。人類社會越進步，人類的思想文化素質（也就是理論）就會越高，對社會歷史的認識和對客觀實際的認識也就會越高越深刻。理論是在反復中提高的，認識是在反復中加深的。提出先研究歷史的自然段，重事實重材料，不是不要理論，要的是更高層次的理論。
兩篇文章重點不是在論述材料和理論輕重的本身，但都在說明材料和理論的深層關系。
我為《人民日報》海外版新聞交流中心編撰的《中國專家學者辭典》自選辭條里，曾對我的學術風格作了如下的評述，我說：“我繼承了中國史學傳統，重材料，重考證，重把問題本身弄清楚。我受有西方史學思想，馬克思史學思想的訓練和影響。我重視從宏觀、微觀看問題，從發展上看問題，從全面看問題，形成我宏觀、微觀并重，理論、材料并重的學術風格�！�
四、辯證唯物史觀
20世紀80年代以后辯證唯物史觀已不迎時，但我仍認為辯證唯物史觀是有前途的。我所認識到的辯證法重要的有兩點。一是全面的觀點。宇宙萬事萬物都是一體的，互相牽連著的。具體到人類社會，各個部分，各種現象都是互相牽連著的。研究人類社會、社會史，要有全面的觀點。不從全面關系來看全面中的各個部分，各個點、面，就不能認識這全面中的一點一面的本質。中國有句古話，說是“坐井觀天”。坐在井里看天，就說天“小”。那不是天“小”，而是你所看到的“小”。只看到一部分天，說天小，這就不是“天”，不是天的真義。辯證法里常常用一句話說明這個道理，叫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研究任何歷史問題、歷史現象，都要有全面的觀點。把人類歷史分成社會、政治、法律、家庭、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這是人為的。為了研究的方便，把它分成諸多方面、諸多點來研究是可以的，但切不要忘了這些方面、這些點，都是互相牽連的，是一個整體。忘了整體的、全面的觀點，不從整體、全面來認識這些點、面，是不會認識“透”這些點和面的。有些新學派，倡導從綜合方面研究歷史，從整體方面研究歷史，這和辯證法的全面觀點是一家人，并沒有超出辯證法。二是運動的觀點。宇宙萬事萬物，都是在運動中的，發展著、變化著。人類社會也是在永遠運動不息中，發展著、變化著。人類社會中的任何一點一面，都是時時息息在運動中、發展中、變化中。我們可以把歷史分成段，如古代史、近代史，斷代史為研究。但心里要時時記住，這分段是人為的，是人為的為了研究的方便；客觀歷史卻如一條長河，是在那里發展著、變化著。任何歷史的一段，都是歷史長河發展變化中的一段。研究任何歷史的一段，都不要忘了這一段的來龍去脈。忘了它的來龍去脈，就不會認識這一段歷史。
這是我所理解到的一點辯證法，它指導著我來研究歷史，觀察歷史。
我所認識到的唯物史觀是：以物為主，但不輕視精神的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辯證的唯物史觀，不是機械唯物史觀，更不是狹隘的經濟史觀。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證唯物史觀，只是認為物是第一義的，是根；精神、意識、思想、心態等，是第二義的。人的意識、心態，在某些條件下，對物，對客觀，完全可以起到支配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時間內，可以扭轉歷史發展的方向。但宇宙萬事萬物，都是有規律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也是有規律的，這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認識了客觀規律，掌握了客觀規律，按規律辦事就成功。好比游泳，不會水的（不懂游泳技術），到水里就會沉底，淹死。會水的（掌握水性、游泳技術），到水里就會浮在水面，俯仰自由。水性，就是水的運動規律。掌握了水性，就是掌握了水的運動規律。順著水性、水的運動規律辦事，就成功，就俯仰自由，就活。不按水性、水的運動規律辦事，就失敗，就會沉底，就死。人有時會覺得自己很能，水在他的支配下，他要浮就浮，要仰臥就仰臥，完全是自由王國。他忘了他是按水性、水的運動規律，才有他的自由王國。他的主動、支配，是來回順應客觀的支配。人對人的客觀歷史更是如此。人對歷史，特別是偉大人物，好像處于支配、主動的地位。這里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他的主動、支配，只不過仍是認識了客觀規律，按著客觀規律辦事，取得成功，出現“英雄造時勢”的局面；另一種情況是，他是逆社會歷史發展辦事的，他的權力很大，威望很高，一時可以取得成功，但這成功畢竟敵不過社會歷史的客觀發展規律，一時期之后，他的“成功”、主動、支配，敵不過歷史規律，而終究仍是失敗，而且還要付出代價，受歷史的鞭撻。
當人的思想、主觀，認識了客觀規律并按客觀規律辦事，就會取得成功。此人的權力越大，地位越高，受他支配的區域范圍越廣大，那么，他的成就就越大，他會享盛名，功高蓋世并傳之很久，成為偉大的歷史人物。如果他是個歷史學家，他越認識社會歷史客觀規律和客觀實際越深刻、越透徹，他就越能享盛名，成為史學大師而傳世。唯物史觀，完全承認人的思想、心態等對客觀、對社會、對歷史所能起的作用，一點也不輕視這種作用。唯物史觀只是說歸根到底，他的思想、心態都是從認識了客觀規律、掌握了客觀規律，就像認識了水性、水的運動規律而取得游泳術可以在水里自由活動一樣，才會發揮主觀能動性。物，是第一義的，精神、思想、心態等，都是第二義的。
這就是我所理解和認識的辯證唯物史觀。辯證唯物史觀只是說：物是第一性的，但決不輕視人的主觀、心態、思想對客觀、對“物”所能起的作用。人對客觀事物的實際和運動規律認識的越深越透，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就會越成功，就越顯得他的人格、思想、心態偉大，越顯得客觀世界是在他的主動和支配之下。但他的成功，他的主動和支配，是由于他順應了客觀規律，否則他就一定失敗，一時成功了，終究要失敗。
以上講辯證唯物史觀這段話，像是小孩子背誦給長者聽，有些幼稚。都是些老生長談了，向誰發講義。是老生長談，是有些幼稚。但如果說這是辯證法，這是真理，這是研究歷史的最先進的方法，但卻很少人說，很少人用了。即使用了，也總改變個說法，說是什么對歷史的具體研究法，交叉學科研究法，邊緣研究法。但究其實，都沒有離開辯證法的涵蓋，沒有跳出老佛爺的手掌。
我相信，辯證唯物史觀仍會有前途的。據我估計，隨著改革開放，對西方科學技術的需要，重工輕文還要維持一段時間，但已不會太長。不久輕文為害的后果就會被掌權者所認識。隨著改革開放科學技術涌入中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仍會繼續涌入中國，這種涌入也會繼續一個時期，還會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歡迎、接受、吸收。但過一個時期，隨著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深入發展，仍然是最先進的歷史科學的理論——辯證唯物史觀，又會被人反思，過后，會復興，為歷史學家再接受。時間會多久，不好說，10年、20年吧！
五、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我走過的道路
寧可教授在《我所認識的何茲全先生的治學道路》一文中指出：“何先生的研究，并沒有到‘魏晉封建說'為止。要弄清中國封建社會始于魏晉，不僅就魏晉談魏晉，還必須看到秦漢社會是如何演化到魏晉的，還須要看到，中國的社會又是如何演變到秦漢魏晉的。這是涉及魏晉以前歷史的全過程。這樣，何先生的研究就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一直上溯到中國文明的源頭，再順流而下，對這一階段社會歷史整體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發展演化作全面系統的探索，從而對之有了一個清晰深入的貫通的看法。何先生在開始論述‘魏晉封建說'的50年代，已經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演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結集，則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14]我研究中國社會史的道路，正是這樣走過來的，但我自己并沒有意識到。寧可教授的指出，實荻我心焉。
我走上研究中國社會史的道路，是受陶希圣的影響。我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時（1931—1935年），陶先生正在北大教書。他開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社會史的課，我都選聽。不過那幾年里，陶先生對中國社會史分期、發展階段問題的看法常變。我讀書是從《三國志》開始的，我寫的文章都是關于魏晉的。我寫的第一篇文章《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1934年《中國經濟》第2卷第9期）和在《食貨》半月刊創刊號（1934年12月出版）寫的《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雖然沒有用封建社會名稱，但“中古時代”、“莊園經濟”都有封建社會的含義。在陶希圣先生對中國社會史的看法常常變動的時期，他只是在魏晉是封建開始的站臺上站了一會，又走他的追尋之路了。我卻在這里扎根不動了（后來他又回到這一站來）。
20世紀20—30年代之際的社會史論戰，是中國社會史各種問題的全線戰爭，到處都是戰場。50—70年代的討論集中在分期問題，特別是封建社會的起始時代。
毛澤東說過，周秦以來三千年來中國都是封建社會。毛的這話，可能是受范老（文瀾）西周封建說的影響。解放后，西周封建說成為中國史學正統。魏晉封建說雖然沒有受過政治壓迫，氣氛也是夠重的。但肚子里有話，總是憋不住的。50年代，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氛下，我就先寫了《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隨后又寫了《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的變化》，隨后又寫了《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70年代末，“四人幫”垮臺后又寫了《漢魏之際封建說》。改革開放后，1991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國古代社會》是我的總結性的代表作。
在《中國古代社會》一書里，我論述了魏晉以前中國社會的演變。書分三部分：由部落到國家；古代社會；古代到中世紀。古代社會是中心，由部落到國家是古代社會的來龍，古代到中世紀是古代社會的去脈。簡單概括地說，全書對中國古代社會及其前后提出了以下一些認識：（一）殷周以前是氏族部落時代。（二）殷（盤庚）周時代，氏族已在分解，有了氏族貴族和平民，也有奴隸、依附民。但氏族部落、部落聯盟仍是社會的組成單位，是氏族部落向國家的過渡階段。可稱之為部落國家或早期國家。（三）戰國秦漢時期，城市交換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也被卷入交換過程中來。交換經濟進一步破壞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組織，氏族成員解放為自由個體小農，小農經濟構成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交換經濟進一步發展，商人兼并農民，農民破產流亡或賣為奴隸。這是城市支配農村的時代。這也是一般稱為“奴隸社會”的時代。但我擯棄了“奴隸社會”這一名稱。（四）漢魏之際（三國西晉）社會由古代向中世紀轉化。我從古代社會的角度，提出三個方面的變化：城鄉經濟的衰落；依附關系的發展；宗教的興起。
前面已經提到，50年代初我寫過一篇《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這篇文章的重點在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我提出四條變化：從城市交換經濟到農村自然經濟；從編戶齊民、奴隸到部曲、客；從土地兼并到人口爭奪；從民流到地著。我國秦漢城市交換經濟發達，魏晉南北朝自然經濟顯著。變化之機在三國西晉。戰國秦漢的勞動者，主要是自由農民和一部分奴隸，魏晉南北朝是依附民——部曲、客。變化之機在三國西晉。戰國秦漢土地兼并、爭奪土地現象嚴重，魏晉南北朝爭奪對象不是土地而是勞動力、人口。變化之機在三國西晉。戰國秦漢流民問題嚴重，魏晉南北朝勞動者依附在土地上，離開土地的自由受限制。變化之機在三國西晉。
《中國古代社會》中由“古代到中世紀”中所講的三個方面的變化，就是從《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中所列這四條線的變化中調整出來的。四條線歸并為兩條，增加了一條宗教的興起�！吨袊惺郎鐣肥恰吨袊糯鐣返逆⒚闷�，兩書合起來是我對中國社會史發展道路的全部論述了。宋以后的社會，我有些意見，寫點論文吧，已不打算寫書。
注釋：
[1]何茲全：《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56年8月。
[2]何茲全：《漢魏之際封建說》，《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
[3]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日）。
[4]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1日）。
[5]見《食貨》半月刊多期。
[6]陶希圣：《編輯的話》，《食貨》半月刊第2卷第4期。
[7]見陶希圣：《夏蟲語冰錄》，臺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出版。我沒有看到過這本書，這里是從陶晉生的《陶希圣論中國社會史》一文中轉引的。
[8]見陶希圣：《夏蟲語冰錄》。
[9]轉引自陶晉生：《陶希圣論中國社會史》，《古今論衡》第2期（1999年6月）。
[10]《論語·先進》篇。
[11]參看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
[12]何茲全：《客觀的歷史與主觀的歷史學》，《北京日報》，理論周刊·文史版（2001年8月20日）。
[13]何茲全：《爭論歷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歷史發展的自然段》，《光明日報》史林版（1999年1月29日）。
[14]寧可：《我所認識的何茲全先生的治學道路》，《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發布日期：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