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留鎖
????內容提要：霍松林先生的杜詩鑒賞，師心會意，燭幽透骨，堪與原詩相輝映。本文探析的是其中的兩篇，即《春夜喜雨》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這兩篇鑒賞中，先生“凌絕頂”，入“化境”，以詩圣般的胸懷，成宏妙渾厚之作，帶給人們的不僅是方法論的啟迪，更是靈魂深處的震顫以及如何為人、為文的燈塔與路標。
關鍵詞：霍松林；杜甫；詩歌鑒賞
作者簡介：段留鎖，男，1963年生，漢族，陜西商洛人，武警工程學院基礎部語文教研室教授，文學碩士。
霍松林先生是海內外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文藝理論家、詩人、書法家，現任中國杜甫研究會名譽會長、中華詩詞學會名譽會長等。先生對于杜詩，可謂“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韓愈《進學解》）在中央大學上學期間，就有《杜甫在秦州》、《杜甫與李白》、《杜甫與高適》、《杜甫與鄭虔》、《論杜詩的詼詭之趣》、《論杜甫的創體詩》、《杜甫詩論》等論文發表；1940年代末，陳頌洛先生曾有詩云：“西球何必遜東琳，太學諸生孰善吟。二十解為韓杜體，美才今見霍松林。”正是如此“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而又登高壯觀，凌云劈空，先生鑒賞杜詩的文章，才能“閎其中而肆其外”，致淵深而通要眇，大有杜甫沉郁頓挫，蕭散自然之風。本文僅以《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以下簡稱“《典》”）中的《春夜喜雨》（以下簡稱“《雨》”）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以下簡稱“《歌》”）為例，對先生的其人、其文管窺一二。
一
《典》初版于1983年12月，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魯迅《論睜了眼看》）“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斯大林《1936年10月26日與作家代表在高爾基家中的談話》）而“不是糖果販子，不是化妝專家，不是給人消愁解悶的。”（契訶夫《1887年寫給瑪?符?基塞列娃》）——當然，更不可能是為“超女”、“快男”鳴鑼開道或為黑心礦主以及其上的保護傘吶喊助威的：如此等等，至今（2006。12）已整整23年了！在這23年中，《典》截止2004年12月第2版，印次35，印數2，400，000，年均印次約1。7，印數約114。286；到2006年11月第43次印刷時，印數2，540，000，年均印次4，印數70，000：總計年均印次約1。87，印數約110，435。這樣的總年均印次及印數，是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一冊》（隋唐五代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1999年6月第28次印刷，印數：1，135，001-1，156，000”年均印次約1。47的1。27余倍，年均印數60，842的1。81余倍，《新選唐詩三百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7月北京第1版，1994年4月北京第5次印刷，印數：931，501-961，500”年均印次約0。36的2。77余倍，年均印數約68，679的1。6余倍；又是《辭海》（1989年版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1993年12月第9次印刷，印數：476，001-532，000”年均印次3及印數約177，333的0。62余倍，《辭源》（修訂本，1-4合訂本）“（商務印書館）1988年7月第1版，1993年7月第5次印刷，印數：15，250”年均印次0。6的3。11余倍，年均印數9，150的12。06余倍。《典》“出版說明”指出：“本社《唐詩鑒賞辭典》是國內文藝類鑒賞辭典的發軔之作。它的出版，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創舉。它首創的融文學賞析讀物和工具書于一體的編寫體例，已成為中國文學鑒賞辭典的固有模式，……受到廣大讀者的普遍歡迎，也得到國內學術界及出版界同行的廣泛認同。”對照以上數據，可知此言非虛。筆者還想說明的是，正像中華文化起點往往就是終點，甚至頂點（如孔孟、老莊）一樣，《典》的“發軔”、“首創”等等，留給人們的，恐怕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這也是以上不厭其煩，反復“量化”的原因之一。
“荷馬史詩已流傳兩千五百多年而未失一個音節或一個字母；而在此期間卻有無數座宮殿、廟宇、城堡和市鎮，已被腐蝕完畢或毀滅殆盡，難道事實不是如此嗎？”（培根《學術的進展》）“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杜甫《可嘆》詩中的這兩句，很可以用來形容這23年的滄桑巨變。1983年前后的光榮與夢想，激情與沉思，是海市蜃樓？是精神家園？至今已恍如隔世，心向往之也好，嗤之以鼻也罷，似乎都無可無不可，因為這些的確都比較“虛”；但初版于此時的《典》及此后的印次與印數，卻實實在在，其“發軔”而登峰造極，“首創”而凌云劈空，已如上述。然而，說它定會如荷馬史詩或唐詩宋詞般永垂不朽，似乎言之過早；但只要你稍一涉獵，品味其一二原詩及鑒賞，尤其是李杜及俞平伯、蕭滌非、周汝昌、錢仲聯、馬茂元、霍松林等大師的詩與“文”，你的贊嘆和敬畏，恐怕真會身不由己而言卻由衷！移用“利在當代，功在千秋”這樣的套語來評說，倒是恰如其分，絲毫不差的。
牛頓的墓碑上分明刻著：“在茫茫的黑夜里，萬物隱去了行蹤。上天降下牛頓，于是，到處都有了光明。”（蒲柏題）“有兩種東西，我們愈是時常愈加反復地思索，它們就愈是給人的心靈灌注了時時翻新，有加無已的贊嘆和敬畏：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這是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的名言，而且就刻在康德本人的墓碑上。是否也可以這樣說，正是由于天降杜甫，中國的詩人們才有了自己“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如果此說不至于大錯特錯，那么，對于杜詩及霍先生的鑒賞再來“探析”，的確非筆者才、學、識所能及，這也是本文之所以只敢略窺《雨》和《歌》的原因之一。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在《典》中，霍先生鑒賞的杜詩共計9篇，不僅數量最多（其余詩人張九齡、祖詠、王維、王灣、孟郊、韓愈、溫庭筠、杜荀鶴各1篇，白居易7篇，柳宗元2篇，李商隱4篇），而且質量最高，幾乎篇篇都能給人“有加無已的贊嘆和敬畏”。《雨》和《歌》兩篇，未必就是其中的極品，但從為人、為文角度，卻極能真真切切反映出杜甫“詩圣”及霍先生“詩圣”般的心胸氣度以及沉郁頓挫而又蕭散自然的詩“文”風格。
二
《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而一般的解讀，或曰“以細致入微的描寫，刻畫了成都春夜降雨后絢麗多姿的景色，表現了詩人的歡悅心情。”（《新選唐詩三百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頁）或曰“不但寫出了無聲細雨滋潤大地萬物生長，成都全城萬花叢放、一片紅濕欲滴、滿城春色的景象，而且寫出了人們喜悅春雨的共同感受。”（夏傳才著《詩詞入門——格律?作法?鑒賞》，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320頁）這兩者的解讀，盡管側重點不同，即前者著眼于作（者），后者著眼于讀（者），但切入點卻一致，即都是以詩題的“喜（歡悅，喜悅）”為詩眼的。霍先生的鑒賞，開篇即云：“這是描繪春夜雨景，表現喜悅心情的名作”，切入點是相同的，但切入之后的進一步鑒賞卻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開頭就用一個‘好’字贊美‘雨’。在生活里，‘好’常常被用來贊美那些做好事的人。如今用‘好’贊美雨，已經會喚起關于做好事的人的聯想。接下去，就把雨擬人化，說它‘知時節’，懂得滿足客觀需要。不是嗎？春天是萬物萌芽生長的季節，正需要雨，雨就下起來了。你看它多么‘好’！”──這是開篇后的第二段（其中的著重號，為引者所加，下同）。
下面幾段，幾乎句句不離“好”字：
第二聯，進一步表現雨的“好”。雨之所以“好”，就好在適時，好在“潤物”。春天的雨，一般是伴隨著和風細細地滋潤萬物的。然而也有例外。有時候，它會伴隨著冷風，由雨變成雪。有時候，它會伴隨著狂風，下得很兇暴。這樣的雨盡管下在春天，但不是典型的春雨，只會損物而不會“潤物”，自然不會使人“喜”，也不可能得到“好”評。所以，光有首聯的“知時節”，還不足以完全表現雨的“好”。等到第二聯寫出了典型的春雨——伴隨著和風的細雨，那個“好”字才落實了。（第三段）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仍然用的是擬人化手法。“潛入夜”和“細無聲”相配合，不僅表明那雨是伴隨和風而來的細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潤物”，無意討“好”。如果有意討“好”，它就會在白天來，就會造一點聲勢，讓人們看得見，聽得清。惟其有意“潤物”，無意討“好”，它才選擇了一個不妨礙人們工作和勞動的時間悄悄地來，在人們酣睡的夜晚無聲地、細細地下。（第四段） 雨這樣“好”，就希望它下多下夠，下個通宵。倘若只下一會兒，就云散天晴，那“潤物”就很不徹底。詩人抓住這一點，寫了第三聯。在不太陰沉的夜間，小路比田野容易看得見，江面也比岸上容易辨得清。如今呢？放眼四望，“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只有船上的燈火是明的。此外，連江面也看不見，小路也辨不清，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云，地上也像云一樣黑。好呀！看起來，準會下到天亮。（第五段）
尾聯寫的是想象中的情景。如此“好雨”下上一夜，萬物就都得到潤澤，發榮滋長起來了。萬物之一的花，最能代表春色的花，也就帶雨開放，紅艷欲滴。等到明天清早去看看吧！整個錦官城（成都）雜花生樹，一片“紅濕”，一朵朵紅艷艷、沉甸甸，匯成花的海洋。那么，田里的禾苗呢？山上的樹林呢？一切的一切呢？（第六段）
在以“好”字一線貫穿，一氣呵成后（二—六段“好”字總計為19，占總字數839的約2。26%），霍先生的結論是“這首《春夜喜雨》詩，不僅切夜、切春，而且寫出了典型春雨也就是‘好雨’的高尚品格，表現了詩人也是一切‘好人’的高尚人格”。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20多歲的杜甫在《望岳》中所表達的這種人生與藝術高度，杜甫是達到了：“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秦觀《論韓愈》）“此詩被后人譽為‘絕唱’，并刻石為碑立在山麓。無疑，它將與泰山同垂不朽。”（蕭滌非語，見《典》第422頁）就是明證。而從“喜”到“好”，從“喜雨”到“好人”，從“心情”、“感受”到“品格”、“人格”，霍先生的鑒賞不論其義理還是辭章，幾乎可以與原作相媲美，甚至令人有“微先生不能成杜甫（光武）之大，微杜甫（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等慨嘆。
古今仁者，心意相通。作為“詩圣”，杜甫一生，仁民愛物，憂國憂民，其偉大之處，誠如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版，第98-99頁）所指出的：“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盡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卻說‘拔劍撥年衰’。盡管‘萬國盡窮途’，‘處處是窮途’，然而他卻是‘不擬哭窮途’，‘艱危氣益增’。……儒家也談‘節用愛人，’‘民為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不同，他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愿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性。”“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
而霍先生，其自述是：“（我）1921年農歷8月28日出生于天水琥珀鄉霍家川。……在四歲以前，父親即教我背熟《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識字課本；接著循序漸進，從《論語》開始，熟讀群經諸子和歷代詩文名篇，同時寫大小楷，習作對聯、詩、詞、散文。農忙季節，則帶我下地干活，要我知稼穡之艱難，匡時淑世，利國利民。”“考入省立天水中學，第一篇作文被老師送給《隴南日報》發表，使我萌生了當作家的幻想。課外閱讀的重點之一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和外國文學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這一段：‘人生最寶貴的就是生命。這生命，人生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時，不致因為自己虛度年華而痛苦悔恨……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斗爭。’保爾的這段話，一直是我前進的動力，至今還能背誦。”“在上初、高中階段，以抗日救亡為主題，撰寫、發表了許多詩歌散文，頗有影響。1995年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中國作家協會特列名于‘抗戰時期老作家’名單中，頒贈‘以筆為槍，投身抗戰’獎牌。”（《知能并重，博通新變——霍松林治學錄》，《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2月，第19卷，第1期，第1-2頁）別人的評述，有說：“霍先生自從參加工作以來，一直處于教學一線。對教學任務，他從不挑三揀四，總是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先后被評為陜西省優秀教師、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享有崇高的聲譽。”“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對災難和折磨，霍先生表現出了堅持真理、百折不撓的頑強品格。”“在指導研究生樹立高尚人品方面，他著重要求他們弘揚忌惡揚善、愛國愛民，‘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中國文化精神，同時對他們在學風、文風、生活作風方面出現的問題，也從不放過，不但耳提面命，有時還要開會批評。”（陜西師大校長趙世超《在霍松林先生八十壽辰暨從教六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有說：“在他洋洋大觀的作品中，最早發表的是一首舊體詩《盧溝橋戰歌》，時年僅16歲。從1937年至今，霍松林濡筆揮灑，浩然長歌，寫盡了人世滄桑。詩言志，賞讀霍先生大氣包舉的詩詞創作集《唐音閣吟稿》、《唐音閣詩詞集》，既可領略其中流露的‘中國文人之忠愛情操，與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高風亮節’，又可從中探知半世紀廣闊而深邃的‘活的歷史’。”（李衛東等《唐韻悠悠唱大風──小記著名古典文學專家霍松林教授》，《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11月28日第10版）
由此可見，盡管時移世易，仁民愛物，各擅其長，憂國憂民，各盡其能，但杜、霍二人的精神底蘊，人格風范，其實是并無二致的。在贈送自己的第一屆博士生鄧小軍的詩里，霍先生所期望的是“斯文重振邁前修，哲士甯忘黎庶憂？九曲黃河通大海，瀛寰放眼看潮流。”在《八十述懷》中，霍先生所抒發的是“高歌盛世情猶熱，廣育英才志愈堅。假我韶光數十載，更將碩果獻堯天。”如果把這兩首的“甯忘黎庶憂”與杜甫的“窮年憂黎元”，“九曲黃河通大海，瀛寰放眼看潮流”與杜甫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以及“碩果獻堯天”與杜甫的“致君堯舜上”，作一對照，其令人驚嘆之處，恐怕只有借用文天祥的話，才能道其萬一：“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所有這一些，才是霍先生之所以能在《雨》中，師心會意，燭幽透骨，不僅切夜、切春，而且“切”出了典型春雨的，也是詩人杜甫及一切好人（當然包括霍先生自己）的高尚品格及人格的根本。
三
《歌》：“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千百年來，激動人心。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二》云：“起五句完題，筆亦如飄風之來，疾卷了當。‘南村’五句，述初破不可耐之狀，筆力恣橫。單句縮住，黯然。‘俄頃’八句，述破后拉雜事，停‘風’接‘雨’，忽變一境；滿眼‘黑’‘濕’，筆筆寫生。‘自經喪亂’，又帶入平時苦趣，令此夜徹曉，加倍煩難。末五句，翻出奇情，作矯尾厲角之勢。宋儒曰：胞與為懷。吾則曰：狂豪本色。結仍一筆兜轉，又復飄忽如風。”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一冊》（第129頁）云：“詩中描繪秋夜屋漏，風雨交加的情景，反映了草堂生活的一個片斷。末段忽開異境，設想大庇天下寒士的萬間廣廈的出現，把個人困苦丟在一邊。這是杜甫許身稷契，饑溺為懷的思想的升華，字字從肺腑中流出，故真氣勃郁，千古常新。”與如此“真氣勃郁，千古常新”以及“疾卷了當”，“筆力恣橫”的詩與“文”比較，霍先生的鑒賞，不僅“意愜關飛動”，而且“篇終接混茫”（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乾元三年（760）的春天，杜甫求親告友，在成都浣花溪邊蓋起了一座茅屋，總算有了一個棲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大風破屋，大雨又接踵而（黑體與著重點，均為引者所加，下同）至。詩人長夜難眠，感慨萬千，寫下了這篇膾炙人口的詩篇。詩寫的是自己的數間茅屋，表現的卻是憂國憂民的情感。（第一段）
這首詩可分為四節。第一節五句，句句押韻，“號”、“茅”、“郊”、“梢”、“坳”五個開口呼的平聲韻腳傳來陣陣風聲。“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勢迅猛。“風怒號”三字，音響宏大，讀之如聞秋風咆哮。一個“怒”字，把秋風擬人化，從而使下一句不僅富有動作性，而且富有濃烈的感情色彩。詩人好容易蓋了這座茅屋，剛剛定居下來，秋風卻故意同他作對似的，怒吼而來，卷起層層茅草，怎能不使詩人萬分焦急？“茅飛渡江灑江郊”的“飛”字緊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沒有落在屋旁，卻隨風“飛”走，“飛”過江去，然后分散地、雨點似地“灑”在“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很難弄下來；“下者飄轉沉塘坳”——也很難收回來。“卷”、“飛”、“渡”、“灑”、“掛罥”、“飄轉”，一個接一個的動態不僅組成一幅幅鮮明的圖畫，而且緊緊地牽動詩人的視線，撥動詩人的心弦。詩人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沒有抽象地抒情達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觀描寫之中。我們讀這幾句詩，分明看見一個衣衫單薄、破舊的干瘦老人拄著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著怒吼的秋風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層又一層地卷了起來，吹過江去，稀里嘩啦地灑在江郊的各處；而他對大風破屋的焦灼和怨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們心靈上的共鳴。（第二段）
第二節五句。這是前一節的發展，也是對前一節的補充。……（第三段）
“歸來倚杖自嘆息”總收一、二兩節。……（第四段）
第三節八句，寫屋破又遭連夜雨的苦況。“俄頃風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兩句，用飽蘸濃墨的大筆渲染出暗淡愁慘的氛圍，從而烘托出詩人暗淡愁慘的心境，而密集的雨點即將從漠漠的秋空灑向地面，已在預料之中。“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兩句，沒有窮困生活體驗的作者是寫不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寫布被又舊又破，而是為下文寫屋破漏雨蓄勢。成都的八月，天氣并不“冷”，正由于“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所以才感到冷。“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兩句，一縱一收。一縱，從眼前的處境擴展到安史之亂以來的種種痛苦經歷，從風雨飄搖中的茅屋擴展到戰亂頻仍、殘破不堪的國家；一收，又回到“長夜沾濕”的現實。憂國憂民，加上“長夜沾濕”，怎能入睡呢？“何由徹”和前面的“未斷絕”照應，表現了詩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這種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鐵的艱苦處境激發出來的。于是由個人的艱苦處境聯想到其他人的類似處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過渡到全詩的結尾。（第五段）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間用九字句，句句蟬聯而下，而表現闊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詞兒如“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歡顏”、“安如山”等等，又聲音宏亮，從而構成了鏗鏘有力的節奏和奔騰前進的氣勢，恰切地表現了詩人從“床頭屋漏無干處”、“長夜沾濕何由徹”的痛苦生活體驗中迸發出來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熱的希望。這種奔放的激情和火熱的希望，詠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詩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現得淋漓盡致。（第六段）
俄國別林斯基曾說：“任何一個詩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寫他自己而顯得偉大，不論是描寫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寫他本身的幸福。任何偉大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進了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因為他是社會、時代、人類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這首詩里描寫了他本身的痛苦，但當我們讀完最后一節的時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單純地描寫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過描寫他本身的痛苦來表現“天下寒士”的痛苦，來表現社會的苦難、時代的苦難。如果說讀到“歸來倚杖自嘆息”的時候，對他“嘆息”的內容還理解不深的話，那么讀到“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總該看出他并不是僅僅因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嘆、而失眠、而大聲疾呼吧！在狂風猛雨無情襲擊的秋夜，詩人腦海里翻騰的不僅是“吾廬獨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這種熾熱的憂國憂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變革黑暗現實的崇高理想，千百年來一直激動讀者的心靈，并發生過積極的作用。（第七段）
陳正敏曾引王安石的話說：“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遯齋閑覽》）杜詩如此，霍“文”亦然。如果說《雨》的鑒賞之文是以“好”字一線貫穿，一氣呵成的話，那么，《歌》就是以“而”字一唱三嘆，一波三折的。以上所引，“而”字合計23，約占的總字數1，787的1。29%（《雨》主體部分二—六段“好”字總計為19，占總字數839的約2。26%）。這些“而”字，或單獨使用如“我們讀這幾句詩，分明看見一個衣衫單薄、破舊的干瘦老人拄著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著怒吼的秋風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層又一層地卷了起來，吹過江去，稀里嘩啦地灑在江郊的各處；而他對大風破屋的焦灼和怨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們心靈上的共鳴（第二段）”及“‘何由徹’和前面的‘未斷絕’照應，表現了詩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這種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鐵的艱苦處境激發出來的（第五段）”。或配合使用如“‘俄頃風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兩句，用飽蘸濃墨的大筆渲染出暗淡愁慘的氛圍，從而烘托出詩人暗淡愁慘的心境，而密集的雨點即將從漠漠的秋空灑向地面，已在預料之中（第五段）”及“如果說讀到‘歸來倚杖自嘆息’的時候，對他‘嘆息’的內容還理解不深的話，那么讀到‘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總該看出他并不是僅僅因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嘆、而失眠、而大聲疾呼吧！（第七段）”等，或順承，或逆接，或正反對映，或層層推進，而莫不“渾浩流轉”而又“抑遏蔽掩”，大有韓文“淵然之光，蒼然之色”（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再加上第一段“起”的“詩寫的是自己的數間茅屋，表現的卻是憂國憂民的情感”，第五段既“承”又“轉”的“憂國憂民，加上‘長夜沾濕’，怎能入睡呢？”以及第七段“合”的“杜甫這種熾熱的憂國憂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變革黑暗現實的崇高理想，千百年來一直激動讀者的心靈，并發生過積極的作用”等，真可謂集浦起龍燭幽之精與朱東潤作品選透骨之深之大成。
李涂《文章精義》云：“韓文如海，柳文如泉，歐文如瀾，蘇文如潮。”如果說《歌》“文”如韓文、杜詩般“渾浩流轉”，沉郁頓挫，如海，又如潮的話，那么，《雨》文則如歐文、杜詩般“紆馀委備”（蘇詢語，同上），蕭散自然，如泉，又如讕，這同樣從“而”字也可窺見一斑：
①、②春天的雨，一般是伴隨著和風細細地滋潤萬物的。然而也有例外。有時候，它會伴隨著冷風，由雨變成雪。有時候，它會伴隨著狂風，下得很兇暴。這樣的雨盡管下在春天，但不是典型的春雨，只會損物而不會“潤物”，自然不會使人“喜”，也不可能得到“好”評。（第三段）
③“潛入夜”和“細無聲”相配合，不僅表明那雨是伴隨和風而來的細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潤物”，無意討“好”。（第四段）
④這首《春夜喜雨》詩，不僅切夜、切春，而且寫出了典型春雨也就是“好雨”的高尚品格，表現了詩人也是一切“好人”的高尚人格。（第七段）
王驥德《曲律》云：“吳郡王元美謂：南、北二曲，‘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為國臣，而文、武異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其大較。”（《總論南北曲》）“南、北二調，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畫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氣骨勝；工句字，故以色澤勝。”（《雜論》）把這兒“總論”及“雜論”中的“南”、“北”替換為《雨》“文”及《歌》“文”，同樣是恰如其分，絲毫不差的。上引4“而”，或轉折，或遞進，連接的是“整”而“松”的短句，與《歌》“文”23“而”或順承，或逆轉而連接的多是“散”而“緊”的長句，恰成“南、北二調”；用《歌》“文”中的語句來說，就是《雨》“文”“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歌》“文”“接踵而至”，“蟬聯而下”，前者以雋永、含蓄見長，后者以力度、氣勢取勝，這是讀前者而覺“和風細雨”，讀后者而覺“天風海雨”的原因之一，也是前者自然而多面兼得，極盡歐文之致，后者嚴謹而充滿張力，大有韓文之風的原因之一。
“深人無淺語”。如果說“好”字、“而”字主要體現了霍先生杜詩鑒賞“意愜關飛動”而“筆力豪勁”的一面，那么，《雨》文的從“喜”到“好”，從“喜雨”到“好人”，從“心情”、“感受”到“品格”、“人格”和《歌》“文”的末段，則主要體現的是先生杜詩鑒賞“篇終接混茫”而“思力深厚”（趙翼《歐北詩話》）的一面。《雨》“文”前已論及，下面單說《歌》“文”的末段。
本來，《歌》“文”至第六段，3“而”及5長句，本已“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韓愈《調張籍》），足以給人“有加無已的贊嘆和敬畏”，謂之“淋漓盡致”，謂之“凌絕頂”當不為過；但第七段的6“而”及5長句，那種如杜詩般“翻出奇情，作矯尾厲角之勢”，“又復飄忽如風”，而“忽開異境”的“一筆兜轉”，更足以給人“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李白《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之感，謂之登峰造極，謂之出神入化，也毫不為過：首先，別林斯基的話和“杜甫在這首詩里……時代的苦難”與第一段的“詩寫的是自己的數間茅屋，表現的卻是憂國憂民的情感”正好首尾貫通，遙相呼應，大有“一筆兜轉，又復飄忽如風”，且“疾卷了當”之妙。其次，這“飄忽如風”的“兜轉”，不僅為杜詩“末段忽開異境”提供了并非“忽”開的理論論據，也“忽”開了杜甫及霍先生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及“九曲黃河通大海，瀛寰放眼看潮流”等風神與氣度。其“矯尾厲角之勢”，其“豹尾”之力，“撞鐘”之韻，幾乎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了！很可惜，在霍先生《唐詩精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89頁）中，作為“翻出奇情，作矯尾厲角之勢”核心的“這一兜轉”被全部刪除。這或許是為了突現“精”，或許是為了與其他詩篇的賞析相統一，但筆者總以為是莫大的遺憾。也許，在霍先生及筆者輩，別林斯基的這段話，和保爾的“人生最寶貴的”那段話，正像“好雨知時節”、“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一樣，是爛熟于心甚至是作為座右銘的，但后來者呢？而且，恐怕不僅后來者，過去和現在，這兩段話，堪稱“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民國卅年八月，聞一多先生曾在《宮體詩的自贖》中，寫下了如此觸目驚心的詩話：“那是一個以聲律的發明與批評的勃興為人所推重，但論到詩的本身，則為人所詬病的時期。沒有第一流詩人，甚至沒有任何詩人，不是一樁罪過。那只是一個消極的缺憾。但這時期卻犯了一樁積極的罪。它不是一個空白，而是一個污點，就因為他們制造了些有如下面這樣的宮體詩。……人人眼角是淫蕩，……人人心中懷著鬼胎。于是發妻也就成了倡家。……墮落是沒有止境的。從一種變態到另一種變態往往是個極短的距離，……看看以上的情形，我們真要疑心，那是作詩，還是在一種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在其后的《賈島（779-843）》中，聞先生還有如此詩話：“老年中年人忙著挽救人心，改良社會，青年人反不聞不問，只顧躲在幽靜的角落里做詩，這現象現在看來不免新奇，其實正是舊中國傳統社會制度下的正常狀態。”（以上引文皆見《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9-10頁，32頁）用聞先生這些《圣經》般的詩話來觀照我們目下的極少部分詩人及詩論，不是有點若即若離嗎？把聞先生抨擊的時代病，用來參照我們目前的“超女”、“快男”等現象，不是有點發人深省嗎？
四
在《評吳功正〈唐代美學史〉》（《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第145-146、147-148頁）中，霍先生曾指出：“該著成功的處理和解決了美學史具體撰寫中所涉及到的幾對范疇關系：一是出入。……二是死活。……三是彼時現時。……四是個體群體。……由于正確地處理和體現了上述幾對范疇關系，便使全書既有扎實的根底，又有生動的氣韻；既有歷史感，又有當代學術精神。”“以評價與描述、史實與史論、判斷與感悟、思辨與體驗、個案分析與整體把握、實地考察與資料辨析相結合作為基本撰述方法，這是該書為中國美學史撰著所提供的重要的方法論。……特別要提出的是，作者有良好的感悟力和藝術感，能用富于美感的文詞描述審美對象，……達到史著的話語系統與所研究的審美對象之間的有機統一，讀者閱讀時便獲得二度審美享受。在歷史與美學結合的基礎上實現了撰述主體智性與靈性的結合。評述對象時，不是面孔冷峻，而是感同身受，抑揚褒貶時見作者情感的起伏節奏。……真正實現了美學史應該是‘美’的根本要求。”
以上“幾對范疇”及“方法論”，完全適用霍先生的《雨》、《歌》二“文”。比如，“出入……既有歷史感，又有當代學術精神”幾乎貫穿《歌》“文”的始終，尤其是末段；“評價與描述……實地考察與資料辨析相結合”幾乎體現在《雨》“文”的每一句中，尤其是帶“而”的句子。而“特別要提出的是”，霍先生的“話語系統與所研究的審美對象之間的有機統一”，這只要一讀（或看）諸如此類的句群，“獲得二度審美享受”便如影隨形，如響效聲。比如《雨》“文”的“連江面也看不見，小路也辨不清，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云，地上也像云一樣黑。好呀！看起來，準會下到天亮。（第五段）”以及“等到明天清早去看看吧！整個錦官城（成都）雜花生樹，一片“紅濕”，一朵朵紅艷艷、沉甸甸，匯成花的海洋。那么，田里的禾苗呢？山上的樹林呢？一切的一切呢？（第六段）”等。比如《歌》文的“‘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兩句，沒有窮困生活體驗的作者是寫不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寫布被又舊又破，而是為下文寫屋破漏雨蓄勢。成都的八月，天氣并不‘冷’，正由于‘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所以才感到冷。（第五段）”以及“鏗鏘有力的節奏和奔騰前進的氣勢，恰切地表現了詩人從‘床頭屋漏無干處’、‘長夜沾濕何由徹’的痛苦生活體驗中迸發出來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熱的希望。這種奔放的激情和火熱的希望，詠歌之不足，故嗟嘆之……（第六段）”等。——如此“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如此燭幽透骨而又宏妙渾厚，借用聞一多先生的話，可謂“這是中國式的文藝批評，雋永而正確”（《《宮體詩的自贖》，同上，第17頁》）；借用朱自清先生的話，可謂“精彩逼人”，“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中國學術的大損失——悼聞一多先生》，《朱自清選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424頁）。
當然，以上如聞一多先生似的“把學術文章當作美文來寫”而達到了“難以企及的詩的境界”（傅璇琮《<唐詩雜論>導讀》，同上，第18-19頁），遠不是《雨》、《歌》二“文”最令人“贊嘆和敬畏的”。《雨》、《歌》二“文”如“頭上的星空”般最令人“贊嘆和敬畏的”，是其中的“道德法則”，那種如詩圣般的精神底蘊，比如“好雨”般的高尚品格及人格，比如憂國憂民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這是足以超越1983年代而成為不滅的“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的，也是足以成為泱泱詩國的詩人及批評家的永恒的燈塔和路標的。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韓愈《原道》）“在像居里夫人這樣一位崇高人物結束她的一生的時候，我們不要僅僅滿足于回憶她的工作成果對人類已經作出的貢獻。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我幸運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摯的友誼。我對她的人格的偉大愈來愈感到欽佩。她的堅強，她的意志的純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難得地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時候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公仆，她的極端的謙虛，永遠不給自滿留下任何余地。”“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愛因斯坦《悼念瑪麗?居里》）——是否也可以這么說，詩圣杜甫以及具有詩圣般胸懷的霍先生的品德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當代知識分子中間，中國就會面臨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發布日期：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