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演講人：葛兆光
演講地：東南大學
今天我要講的是，一個歷史學家怎樣理解孔子的理想和他的那個時代。
最近這些年有人提出來，在中國開始逐漸富強的時候，應該在世界上重新恢復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聲音”，所以，好像是中國文化代表的儒家和孔子越來越走紅，甚至有人還提出要“尊孔讀經(jīng)”。從一個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這現(xiàn)象好像有一點點詭異，也不怎么合適。
最近還有人頒布了孔子的標準像，這很有趣。其實，古代沒有照相機，也沒有留下孔子活著的時候的畫像，孔子哪兒來的標準像呀，這里有一些古代各種各樣的孔子畫像，有傳說唐代吳道子畫的，有宋代畫家畫的，有比較豐滿的，也有很威嚴的，到底哪一個是真孔子呢？有一句話說，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孔子也是一個不斷被解釋、不斷被重新描繪的人，唐代的人、宋代的人、明代的人選擇的孔子，一直到五四時代鞭撻的那個孔子，其實未必是一個孔子。所以，作為一個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就要從盡可能接近歷史的角度，來看看孔子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這里，我首先用了一個尼采式的標題，叫做——
瞧，那個人是孔子！
一個社會如果不是有劇烈的動蕩的話，紳士風度和貴族傳統(tǒng)是有意義的。實際上說到底，它就是一種教養(yǎng)，文明是跟教養(yǎng)相關的。可是今天，我們還有多少紳士的教養(yǎng)和風度呢？
今天我們要了解孔子，主要靠《論語》，除了《論語》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禮記》和《史記》的《孔子世家》以及《仲尼弟子列傳》。
那么，孔子是什么樣的人呢？首先我們要說，孔子是一個具有很高的貴族修養(yǎng)的人。《論語》第十篇叫做《鄉(xiāng)黨》，它里面說到孔子的種種舉止行為，可以看出，作為一個人，他對人的態(tài)度是很謙恭的，做人的行為是很嚴肅的，日常是很講究教養(yǎng)的，給人的印象是，這個人很有紳士風度，而且他也非常強調(diào)這種紳士風度，這種紳士風度，在那個時代，就是一種貴族傳統(tǒng)的教養(yǎng)。我想，如果我們剝離那個時代背景來看，其實就是講究教養(yǎng)、講究分寸，而教養(yǎng)和分寸——我請大家務必注意——就是文明。
文明和文化是有區(qū)別的，按照一個德國學者伊里亞斯的說法，文化是與生俱來的一些民族習慣，是風俗習慣，而文明是一個可以進化的，是一些跟教養(yǎng)相關的規(guī)則。文化使各個民族不一樣，而文明使各個民族變得越來越一樣。全球化這個現(xiàn)象，一方面我們會說，它的背后有資本掠奪，有西方霸權，有全球資本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說，它也使得大家都不得不進入一種規(guī)則一個秩序來生活。所以，文明和文化之間是有分歧的，一個民族它既要保持自己文化的傳統(tǒng)、文化的特色，但是同時它又要進入一個大家普遍遵循的秩序和規(guī)則。在這一點上，孔子就是代表了那個時代希望重建一個秩序社會的理想，或者說，他是希望大家遵守一種普遍文明規(guī)則來生活的人。他一輩子提倡的所謂的“禮”，其實就是“文明”。所以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不學“禮”就沒有辦法做人，因為做人不可能隨心所欲，像動物一樣，做人就是要在一個群體社會里面，遵守一種文明的規(guī)則來生活。
他本人也是這種教養(yǎng)和秩序的實踐者，我們來看孔子本人的生活方式。據(jù)說，他私下里穿的衣服，不用紅色和紫色；夏天如果見外人，盡管很熱穿著“葛服”，也一定要在外面加上一件外衣；如果別家有人去世，去吊喪的時候決不可以穿羔裘，也不能戴黑色的玄冠。每到節(jié)日，一定穿正式朝服；凡是齋戒祭祀，一定要穿著布浴衣去洗澡。我們知道，儒家很講究穿衣，大家看《新定三禮圖》就可以知道，不同時候、不同場合、不同身份、不同客人、不同氣氛，衣服都應當不同。對于儒家來說，衣服不僅僅是一個外在裝飾，而且對人的內(nèi)心是有制約作用的，穿什么樣的衣服，是一個身份標志，也是一個文化標志，儒家覺得，衣服是象征，靠一套象征，可以建立一套秩序。早期儒家覺得，不同的衣服就是不同身份、不同處境、不同心境的象征，所以，在莊重的場合，他們要戴章甫，縉笏，扎紳，我們講“紳士”，講“縉紳”，都是與這有關的。據(jù)說，漢高祖劉邦對戴“儒冠”的人很不尊重，把儒者的帽子取下來當尿壺，說明他沒有教養(yǎng)，不尊重身份秩序，是很有流氓氣的。接下來我們再看，孔子是怎么講究“食”的。大家可能都知道“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其實，這個“不厭”也有“不求”、“不貪”的意思，他并不是盡可能地追求“精”、“細”，但是，孔子對吃確實是很講究的，作為貴族傳統(tǒng)的繼承者，他有很多講究。比如他說，肉雖然可以吃得多，但是不能夠吃得太撐，酒可以喝很多，但是不能夠醉到胡說八道的程度，肉切得不“正”、不合刀法、沒有合適的醬不吃，市場買來的酒和肉不吃，吃飯的時候不要說話，無論是好的飯菜，還是不好的飯菜，面對它都要恭恭敬敬地吃。最后，我們來看他如何出行，貴族出行當然要坐車，孔子也算是貴族，不過按照孔子的說法，君子坐車是有講究的，如果女性也坐在車上，這個君子上了車以后，一定要端正地站著，而且要扶著那個防止人掉下車的繩子。君子也不能四面亂看，按照朱熹的解釋，在車上，如果婦人坐在后面，君子就只能往前看，而且眼睛的視界不能超出車前兩邊。你看，孔子的紳士形象和他的秩序理想，表現(xiàn)了自西周以來經(jīng)過多少代逐漸形成的這么一個貴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而且這個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造成了生活世界的一種莊重感和分寸感。
一個社會如果不是有劇烈的動蕩的話，紳士風度和貴族傳統(tǒng)是有意義的。實際上說到底，它就是一種教養(yǎng)，文明是跟教養(yǎng)相關的。可是今天，我們還有多少紳士的教養(yǎng)和風度呢？自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1894年甲午戰(zhàn)爭，1919年五四運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國人的心理是在加速度地趨向緊張，這種趨向緊張的結果，是不可能容忍那種從容不迫的紳士風度的。可是，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紳士風度和教養(yǎng)，又是必需的，否則這個社會總是會處在一種緊張、焦灼和動蕩不安的狀態(tài)中，造就一種急功近利和鼠目寸光，可是，一百年來中國人心里一直緊張，巨大的心理落差產(chǎn)生很多心理問題。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如果離開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孔子所提倡的教養(yǎng)主義，盡管可能是那個時代很保守的貴族傳統(tǒng)，但還是有一些積極意義的。
除此之外，我要說，孔子還是一個博學和有文化的人。作為一個貴族，我們首先應該看到他這個人很博學多聞。我講一個故事。有一次，有一只大鳥掉落在陳國，身上有一支箭穿過，箭有一尺多長，前面的箭頭是石頭做的。陳國國君就問孔子，這只鷹是從哪里來的呀？孔子就跟他說，這是從肅慎這個地方來的，肅慎這個地方在扶余國之北，要走六十多天才能到。這只大鳥是被肅慎人射著了，但是它堅持長途飛行，到了這兒精疲力盡才掉了下來。可見孔子很博學，盡管以我們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他的知識未必那么科學，但我們不能不說他在當時算是最有知識的人，所以，他才能在那個時代當老師。
他有藝術修養(yǎng)，也有經(jīng)典知識。作為一個貴族，他曾經(jīng)向當時最好的音樂家?guī)熛遄訉W習過音樂，精通六種當時最重要的技藝，就是射、御、書、數(shù)、禮、樂，而且精通《書》、《易》、《詩》、《禮》、《春秋》等古代經(jīng)典，其中特別是“禮”，因為這是整頓和恢復社會秩序的最重要的東西呀。孔子曾經(jīng)說，夏代的禮我都知道，不必到夏的后代杞國去學習，殷商的禮我也知道，不必到殷商的后裔宋國去學習。他對這個禮非常重視，他認為禮是一種秩序，更是做人和治理社會所必要的一種象征和知識。所以，當時他到衛(wèi)國去，衛(wèi)靈公問他打仗的事怎么樣，孔子就說，打仗的事你不要問我，我沒有學過，要是講祭祀禮儀的事你可以問我，這些我學過。齊景公問他，他也說，你要恢復古代的禮，你就能把這個國家治理好。甚至于他說，如果有用我的人，我個把月就能讓這個國家有所變化，如果給我三年時間，我就能讓這個國家徹底地變化，變成一個有秩序的國家。
所以，孔子有一次跟他的學生開討論會，他就問子路、問子貢、問顏回，看他們是不是能夠理解自己的志向。子路和子貢不太能夠懂孔子的想法，最好的學生是顏回。顏回說，您的志向非常大，所以，天下容不下您，因為您是要恢復整個天下禮儀的秩序。孔子當時非常感慨，他說，真對呀顏回，你說得太對了，如果你是一個富有的人，我真是想給你去當管家。他的意思就是說，顏回才是真正理解自己的人。
可是，很遺憾，孔子的那個時代恰恰是貴族衰落、禮崩樂壞的時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介紹孔子及其時代。
禮崩樂壞：孔子及其時代
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然而，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決不是一個理想主義方案能夠實行的時代。
按照儒家的想象，古代社會之所以能夠井然有序，主要是依賴一整套儀式，按照一些規(guī)定和一些禮儀來做事，因而建立了一個等級分明、井然有序的社會。所以，秩序就是等級，沒有等級就沒有秩序，盡管“平等”是一個偉大的理念，但是，絕對平等最終是要破壞秩序的。一個沒有等級、沒有區(qū)分、沒有位階的社會，秩序肯定是亂的，盡管這個等級秩序的理念不怎么好。
孔子非常講究這個禮儀和這個等級，可是，那一套禮儀和等級在他那個時代已經(jīng)亂了套。孔子生在公元前六世紀到前五世紀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他的那套理想基本上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因為當時整個東周王朝已經(jīng)秩序大亂，東周天子只是龜縮在現(xiàn)在洛陽那一小塊地方，而且還要靠原來的諸侯來奉養(yǎng)才能維持。就連孔子所生活的魯國，雖然原來也是禮樂正宗之邦，但是也亂得可以，季平子、孟氏、叔孟和魯昭公也在斗呀，這些貴族居然敢跟魯君打起來，甚至還把魯君趕到齊國去了，可想而知，這件事情對當時三十五歲的孔子來說是多么大的刺激。大家可能都記得一句話，就是孔子說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事兒就來自于孔子所在的魯國。因為魯國國君的地位越來越弱，而家臣居然強勢了起來。季氏這個家族，居然在家里用八八六十四個人跳舞，也就是“八佾”，他的家廟里奏音樂，居然奏的是《雍》，《雍》是“天子穆穆”，這是只有天子才能用的舞蹈和音樂，他居然在他的家里用。所以，按照孔子的說法，那個時代已經(jīng)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
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可是，他的方法卻只有下面這樣三種：第一種就是恢復禮制。依靠等級森嚴的儀式，來暗示大家這個社會要有等級分界，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第二種方法就是正名。他覺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認為，在一個等級身份的社會里面，名分一定要與實際相吻合。把名分規(guī)定得清清楚楚，他想象，也能夠調(diào)整社會的等級和身份。可是，光靠這個也不行，因為這只是個外在的約束。所以，第三個方法叫“求仁”，就是追求仁愛之心，“仁者愛人”，在《國語》里面有一段話說，你要別人愛你，你就要先愛別人，你要讓別人聽你的，你也要先聽別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歸納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是孔子“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
那么，靠什么來保證每個人都有仁愛之心呢？孔子一直追溯到人的自然感情。你不是一個人嗎，你肯定有父母，既然有父母，你天生的就有孝敬之心，這是來自自然的和血緣的感情，他認為這就是基礎。所以，孔子說，仁愛之心的來源就是孝心。他認為，這個根本和來源奠基了一切的價值，一個人如果孝順，他就不會犯上作亂。在古代中國，國就是家的放大，按照孔子的理解，如果一個人有孝順之心的話，他就應該有遵守這個國家秩序的心，所以，他覺得，每個人都“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這樣就可以重建一個國家的秩序。這是孔子一輩子的理想，也是他維護傳統(tǒng)貴族社會秩序的途徑。
然而，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決不是這樣一個理想主義方案能夠實行的時代。孔子一直沒有機會實現(xiàn)他的重建秩序的理想，他先后到過衛(wèi)國、齊國、陳國、曹國、宋國、鄭國，始終很難找到機會，雖然他也短期當過大司寇這樣的官，但他始終不得志，所以，最后在63歲的時候，也就是魯哀公六年，他在外面流亡了14年后，最后還是回到了他的故鄉(xiāng)魯國，就是現(xiàn)在山東曲阜一帶。魯哀公十四年，他聽說魯國狩獵打到了麒麟，他就很悲哀，同一年，他最好的學生顏淵也死了，他很悲哀地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再過了兩年，魯哀公十六年，就是公元前479年，他就在悲哀中去世了。
他去世后，學生們在他的墳墓周邊，逐漸聚集百余家，后來那個地方就形成一個居住區(qū)叫孔里。魯國很尊敬孔子，一直也在祭祀孔子，而儒家學者則常常在孔子墓的周圍習禮講學，在那里建了很多房子，供奉孔子遺留下來的衣、冠、琴、書，還有車，這個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漢代。大概，只有秦王朝對此不太恭敬吧，郡縣制徹底結束了貴族封建分享權利的時代。所以，孔子的后代甚至抱著禮器加入了陳勝吳廣的起義軍行列。但是，到漢代又非常隆重地祭祀孔子，雖然漢高祖劉邦很不尊重儒家，但是，他到了這里，也曾經(jīng)用非常隆重的儀式來祭祀孔子。因此，孔子在漢代一直非常有影響。
當人文理想主義成為傳統(tǒng)
孔子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個理想主義者，那個時代不允許他的理想實現(xiàn)，但是，他給后世留下了很多資源，我們千萬不要簡單地把這個孔子當作弘揚或者批判的對象。
我們現(xiàn)在回過頭來追溯孔子的歷史，應該看到，實際上孔子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貴族傳統(tǒng)，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維護傳統(tǒng)、恢復秩序的理想。通常，一個時代結束了，那些過去擁有文化經(jīng)驗、熟悉過去文化規(guī)范、享受過去的文化和歷史的優(yōu)越感的貴族，對于禮崩樂壞這樣的狀況，是非常恐懼的。所以，他們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愛懷舊。我用“最后的貴族”為題，是因為我覺得真正的貴族在孔子以后就沒有了，自從封建制轉向郡縣制，哪里還能有太多的貴族？尤其是在晚清以后，整個社會在不斷的變動中，這個時代里，邊緣一次次地進入中心，需要長期積累和形成的貴族階層，一次又一次地在崩潰，社會像走馬燈一樣變化。所以，這個舊的文化貴族一旦失去了過去的生活經(jīng)驗，一旦失去了過去的文化特權，一旦失去了過去的優(yōu)越感，他們常常是要懷念和回憶過去的時代，這就與孔子特別愛回憶西周那個想象的黃金時代一樣。
不過，孔子儒家的這一套理想和信仰，也慢慢積淀成了中國文化人的一些特色。這個特色就是常常在歷史中追尋理想，通過復古來更新，以傳統(tǒng)來批判現(xiàn)實，而且常常習慣于用文化精神來諷刺世俗社會。他們跟西方的知識分子有很多不同，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少還殘留有士大夫的習慣，而士大夫的習慣很多就是儒家的習慣。所以，當貴族理想主義成為人文傳統(tǒng)的時候，最后中國形成的，是孔子以來很重要的傳統(tǒng)，第一是“法先王”，所謂“法后王”常常是著眼于未來，而“法先王”常常是要回溯歷史。所以，中國的人文知識中間，歷史是最基礎的。第二是“尊經(jīng)典”，“尊經(jīng)典”的意思是說需要有本本上的權威，什么事情都要經(jīng)典里有才行，我們習慣于引經(jīng)據(jù)典，哪怕沒有經(jīng)典，有詩為證也可以，總得講究有個來源。第三就是“援歷史”，我們比較愛講歷史，愛從歷史中援引對現(xiàn)實有用的資源，來證明自己的想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統(tǒng)。不過，我們要強調(diào)一點，說這些并不是讓孔子去負這個歷史的責任，孔子并沒有教我們說應當是這樣的，但是在孔子那個時代，他給我們提供的資源里面，包含著這些內(nèi)容。
很悲哀的是，孔子在政治領域一直受到挫敗，所以，他最后只做了一個偉大的教師。但是，正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教師，也開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另外的一面，就是當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夠實現(xiàn)的時候，他常常要用文化理念來對抗政治權威，這就是后來我們所說的以“道統(tǒng)”對抗“政統(tǒng)”。這個現(xiàn)象，我們在后代能夠看到，像韓愈、柳宗元，像宋代的程、朱，像明代的王陽明、清代的戴震，其實都是有批判精神的。只不過，中國的政治權力實在太大，慢慢就把他們都吸收到政治體系，融入正統(tǒng)政治意識形態(tài)里去了。
原載《解放日報》2007年05月13日
發(fā)布日期：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