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爾鉅
財富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之分。對精神財富，孔子的論述豐富且發人深思。本文只談孔子的物質財富觀。
過去研究孔子的思想論著，對孔子思想做過多方面的分析論述，但對孔子的財富觀似未有足夠的重視。其實，研究作為孔子經濟思想重要組成部分財富觀，不但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孔子，更好地弘揚傳統文化，對現實反腐倡廉，規范市場經濟，發展企業文化，促進一批有教養善于經營管理的儒商形成等方面都有著積極意義。
對于物質財富，不同時代其具體內容和含義有不同。孔子生活的時代關于物質財富觀念當然與現代不會完全相同，但有一點基本的不會變，即可滿足人們生活欲望和值得點有珍貴之物，用現代經濟學話說，即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物化勞動才能成為財富。
財富占有與私有觀念是同時產生的，而私有觀念的產生又要以勞動生產力的進步提高能生產足夠的生活資料并有剩余為前提，只有有剩余的物化勞動才有有可能占有的財富。孔子生活的時代，達到生產剩余產品的水平早以為歷史事實。作為思想家的孔子，當然不會沒有關于財富的看法。
不過，從《論語》記孔子言論來看，孔子得到“富”不下十七次之多，且從多角度加以論及，除指言富為財產多而貴重外，還有指事物之豐美和作為動詞用使之富裕之意者。但讀富時未及財。按古之“富”與“財”在含義上有所不同。富指貨物豐厚充盈，財則言幣帛，其量之多寡不如富那樣明顯，幣帛少也是財。孔子雖然未把財與富并提，但所言之“富”實包含著財與富二者。
孔子雖未把富與財并舉，卻常常把富與貴，富與禮，富與教，富與驕連講。如《論語學而》（以下略《論語》書名）中記他與弟子子貢對話：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后，認為這還不足夠，更上一檔次應該是“富而好禮”。又在《里仁》篇中對弟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按“貴”與“賤”相對，指社會地位尊上者。在孔子心目中，富與之居于同等等級。而禮，在孔子思想體系中有著重要地位，常與其理論核心仁連講，是孔子的政治和倫理思想最高范疇。在《論語》中提及計七十四處之多，包括禮意，禮儀，禮制，禮法。孔子把“禮”與“仁”結合起來，在《顏回》篇中講“克已復禮為仁”視仁與禮為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數傳致孟子（一般認為孔子之孫子思之門人），把“禮”解釋為“恭敬之心”和辭讓之心”（見《孟子》中《告子上》和《公孫丑上》），這就把《學而》篇中的“溫、良、恭、儉、讓”和《陽貨》篇中的“恭、寬、信、敏、惠”思想精髓概括進來了“禮”成為儒家倫理規范而后與仁義智信同列為“五常”之一。“富而好禮”，就是雖然富起來了，社會地位與貴者一樣了，卻能做到不財大氣盛氣凌人，傲慢無理，頤指氣使，甚至窮奢極欲，作威作福等丑惡言行，一概沒有，相反，卻能做到謙遜敬讓。孔子在提到富與禮時，特別是值得重視的是講“好”，而不是如講與“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無”，相對的“有”，講富而好禮，不但要做到無驕、有禮，還應做到“好”的程度。一個“好”，境界差別大矣，品味高多了。在《憲向》篇中說“富而無驕易”，要做到這一步，也須有一定的言行修養，而要做到富而好禮則更難，須要有更高層次的品德修養。這“好”值得深入體味。
有一種觀點認為，孔子樂貧，財富觀念淡薄，甚至鄙視，財富，這一觀點大概是想表明孔子人生情趣清高。這實是對孔子的一種誤解。這一觀點可能來源于片面理解《學而》篇中有“貧而樂”，《憲問》篇中有“貧而無怨”和《述面》篇中有“富貴于我如浮云”等文。其實孔子說這些話都是在有一定前提條件下講的。說“貧而樂”不是說處在一貧如洗中還作樂，貧到吃不飽，衣不遮體，在凍餒相逼下，樂從何來？東漢鄭玄注“貧而樂”說“樂謂志于道，不以貧為憂苦。”南朝梁經學家皇侃在《論語義疏》中認為“樂”字下佚或略“道”字。鄭、皇觀上是一致的。孔子的意思是，即使處在貧苦中還能樂道。“貧而無怨”是指其弟子顏回家境貧寒，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回卻不改其樂。贊揚顏回做到樂道安貧，即《衛靈公》篇中的“群子憂道不憂貧”。孔子說“富貴于我如浮云”，也是從倫理道德原則出發，極度鄙夷用不正當手段，鼠竊狗偷取得的高位和財富。
其實，孔子不但明確說過”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還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對富與貴，就如他認為食與色是出自人的本性一樣，也是人們普遍之所”欲”。
孔子并不否定人對物質利益和精神欲望的追求，只是反對多欲縱欲，在《公也長》篇中說他弟子申辰多欲，做不到剛毅不屈。而主“欲而不貧”（《論語》）。對富與貴的追求，做到不貪。何謂“貪”？皇侃注“欲財色者為貪”。孔子承認追求財富的正當性，只是反正不擇手段的攫取和貪婪。
孔子不但承認追求富與貴是人午的普遍欲望，他還不把自己超脫一般人們之上，也承認自己有發財致富的愿望。《述而》篇：“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朱熹解釋這段話說：“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如果人的財富可以通過人的努力謀求到，即使當一名手上拿著鞭子以維持秩序的市場守門卒，我也愿意干。大概在當時不象現在在農貿市場上的管理員，收稅員那樣威風神氣了，那時的執鞭者還視為賤者鄙事。孔子也少賤，多能鄙事。家貧，社會地位低下，為了糊口謀生，什么精活苦工都干過。《孟子》中說，孔子曾當“委吏”、“乘田”，先后干過管理糧庫、管理牛羊畜牧場這類差事。至于去當“執鞭之士”，老夫子更不計較職業是否高尚了。設使當上“執鞭之士”，孔子也不會用一些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諸如利用手中的權力，敲詐勒索、亂攤濫派致富，也是最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
其一是弟子子貢的的貨殖。舊時商人在店堂內懸掛著“陶朱事業，端木生涯”八個大字，大概是想標榜自己屬于儒商一類者。陶朱指春秋末范，由于從撐握供求關系的除和不足而掌握物價和貴賤經商致富。子貢即孔子弟子端木賜（前520-前456）大概算歷史上最早一位儒商。這位子貢在孔門中事跡頗多，不但利口巧辭，善于外交，而且才思敏捷，據東漢思想家王充在所撰《論衡·講瑞篇》中說他“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到后來，把孔子比作日月，“不可及”，“無得而逾”。孔子也多次稱贊他能“告諸往而知來者”，能對未來作出推測判斷。由于善于掌握和分析市場信息，所以在《先進》篇中孔子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按古“貨殖”，即指貨物生殖蕃息。司馬遷在所撰《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看來司馬遷在視商為末業的社會中，并無輕商賤商的偏見。子貢貨殖，由于他不受客觀必然的速縛，在掌握大量信息條件的基礎上作深入分析，因而推測市場行情起落每每準確無誤。子貢因經商發財，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說他“家累千金”。以司馬千的貨殖標準衡量，子貢致富道路沒有什么越軌行為，他不依靠權力，也不搞假冒偽劣和坑錳拐騙財富來源正當。《論語》中的“富而不驕”、“富而好禮”，即指子貢其人。司馬遷《史記·中尼弟子列傳》中還說他“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史記·貨殖列傳》中講他“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還有那位陶朱公范，據《史記·貨殖列傳》載，他發財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司馬遷稱贊他“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其二弟子冉求助聚斂。先說冉求此人。冉求，字子有，亦稱冉有、冉子。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長于政事，多才藝，在孔門中屬于最有政治才干者，孔子在回答季康子在問冉求可否使用治理政事問題時說：“求也藝”，讓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難呢，充分肯定了他的才干。在《憲問》篇中稱贊“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在冉求多才藝的基礎上，再以禮樂培養他，亦可以成為一個全面發展之人了。盡管孔子稱道他的政治才干，但冉求在政治觀點上與孔子并不完全一致，他任季氏宰臣后，不能阻止季氏違禮，伐等事件上曾遭到孔子的嚴歷批評。據《國語·魯語下》，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執掌魯國政權的正卿季康子欲“以田賦”，實行田賦制度。孔子認為這是“聚斂”，即集各種手段，包括經濟的，非經濟的以及名目繁多的進行搜括。《先進》篇：“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實行田賦制，在當時，可能有利于封建主經濟的產生和成長，并非一逆歷史潮流之舉。可是老夫子接受不了，砰擊為一種搜括行為，指摘冉求不但不加以阻止，且替季氏為門徒，鼓動門下年青人張鼓撻伐。孔子這種態度是否保守姑置不論，又要通過聚斂而增加財富。聚斂，即是不下當的搜括行為，這種富，其來源無義道可言，也不會有正當處置。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稱之為富而不仁。
孔子主張的富是一個“義”字。《論語》多處明確這一點諸如“見得思義”（《季氏》）、“見利思義”（《憲向》），“義然后取”（《憲向》）。什么是“義”？義者，事之宜也。孔子認為道德行為之當然，是立身之本。《陽貨》篇“君子義以為上”。《微子》篇中，“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然義不只停留在口頭上，須體現于“禮”中。衛靈公篇中，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在富或利的問題上，無論是其來源（得或取）還是對其支配（處）孔子強調“義”，后來荀子在《荀子·正論》中就明確概括為“以義制利”，即用道德來權衡，約束取利致富。孔子這一觀點至今有現實意義，沒有“義”的規范，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法制得不到執行，腐敗公行。一介草民民賴昌星靠溝結官吏海關走私億成富翁。走私，偷稅，貪污都是暗中茍合的，見不得天日，比起季氏明令的聚斂更黑，搜括手段更骯臟、卑鄙，危害更大。如此一大群人蛀蟲和烏鴉，其貪心勝過豺狼。所到之處化公為私，花天酒地，窮奢極欲，極至墮落。他們蔑視黨紀、賤踏國法。成克杰，胡長清之輩在前倒下，成克杰等后繼不絕。作為一種并非個別的舉目可見的社會癌瘤，難道他們沒有更深層的現實根源可查嗎？與之相反的是，一大批被譽為當代儒商的君子，見義勇為，他們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報載，諸如李嘉誠，等先生和也黛碧女士，為公益事業慷慨解曩，他們行為理所當然的受到人們的稱贊，可謂富而仁者，堪稱當代儒商，體現了孔子倡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蕘曰》）。與那撮賴昌星之流天淵之別，就在一個義字之有無。
孔子后學所撰的《大學》中有兩句發揮孔子財富觀的話“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朱熹注：“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他們截然相反后果結局證明這是久經歷史檢驗的一鐵律。
在《論語.子路》中又談及富與教的關系。孔子周游列國到達衛國，弟子冉有為之駕御車馬。師生們看到衛國人口稠密。冉有問孔子，一個國家人口興旺后該怎么辦？孔子回答說：“富之。”又問：“即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教之。”可見孔子主張先富后教，在富裕的基礎上對人民進行教育。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有系統的教育理論和實踐。諸如提出有教無類和誨人不倦的精神，因材施教、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啟發教學方法，以及尊師愛生平等師生關系，等等，在此難詳論。這里只講他對使富裕起來后的眾多人口進行的“教”。此“教”顯然是對廣大庶民普及教育。在《述而》篇中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既有道德品質又包括才干成長，即對國家社會和他人重忠誠和信實，如此，才能成為“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們的素質，成為全面發展的人，這都是在富的基礎上的舉措。我國正在向全面發展小康社會前進，當代為富且仁者在教育事業方面也同樣大有所為。
2003年元月14日 北京
發布日期：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