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長寶
顧炎武是清代學術的開山之祖。他所倡導的學術話語和學術理念以及他所開創的學術范式和學術方法曾對清代乾嘉學派產生過廣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學者的普遍共鳴，這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觀點。然顧氏學術對乾嘉學派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歷來學者們對此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由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關涉到對乾嘉學術乃至對整個清代思想史的評價問題，這里有必要對此進行重新探討。
本文擬從學術規模、治學門徑、為學宗旨三個方面分析一下顧炎武與乾嘉學派的關系，以期能對乾嘉學術形成一種新的理解。
（一）學術規模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學術基本上一直以經學一統天下。自漢唐以迄宋明，雖亦有文字音韻、訓詁考證、金石考古、算學歷法等學術門類的萌生和興起，但這些學問基本上都屬于經學的附庸，它們隨經學的興盛而產生，并服務于經學的注經解經活動。所以，在清學興起以前，傳統學術只有林立的門派之別，沒有明確的門類之分。顧炎武作為清學之祖，一生廣覽群書，多聞博學，于經義、史學、文字、音韻、金石、考古、天文、歷算、輿地、軍旅等各個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潘耒在《日知錄序》中稱其“九經諸史，略能背誦，……經世要務，一一講求”，“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顧氏對經史百家進行的這種分門別類的研究，為清代學者開辟了治學的方向。顧氏之后，乾嘉諸儒接踵繼起，對各門學問進行了專門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學術門類發生了明顯的分化。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為，乾嘉諸儒所做的工作，舉其要者，約有十三個方面：一、經書的箋釋；二、史料之搜補鑒別；三、辨偽書；四、輯佚書；五、校勘；六、文字訓詁；七、音韻；八、算學；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編纂；十二、類書之編纂；十三、叢書之校刻。[1]上列諸項盡管分類并不十分嚴密，且亦不能包舉無遺，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學術的規模和氣象。乾嘉諸儒的這些學問，論其端緒，除輯佚、類書等少數方面外，基本上都發自顧氏。有的學者認為，乾嘉學術的專精與顧氏學術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遠，其實，倘若換一個角度來看，乾嘉諸儒的專精之學正是顧氏的廣博之業進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結果。故梁啟超說：“亭林的著述，若論專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論方面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諸老，恐無人能出其右。要而論之，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后人衍其緒。”[2]
顧氏之學不僅以博涉百家而開啟了清學的學術門類，而且其學識賅貫，通達治體，能把學問的各方面加以融會貫通，具有宏大的學術氣象。他曾說：“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又說：“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圣人之指矣。”[3]故潘耒稱“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4]顧氏之學的這種博通氣象，對乾嘉學術亦有很大影響。在許多學者的眼中，乾嘉諸儒似乎專以學業專精聞名，而與顧氏之學的博贍精神很不相符。這種觀點其實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學者中固有專經之士，然亦不乏博學之儒。據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記載，吳派學術的先導者惠士奇“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頌。”[5]他曾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6]吳派中堅惠棟“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7]吳派大師錢大昕“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8]“至于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于《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于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9]“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10]阮元亦謂：“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11]吳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于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12]吳派學術號稱“純漢學”，最以專精為世人稱道，而其幾位代表人物之博學尚且如此，可見他們并未偏離顧氏所倡導的博通學風。至于皖派學術，本來就以考據詳博見長，而尤重義理之闡發。江藩評其開創者江永說：“考其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為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后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13]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經學、史學、小學、音韻、訓詁，博通天文、歷算、地理、水利之學，其多聞博學之名飲譽學界。[14]揚州派學者治學惟是為求，不守門戶，其學術范圍更為廣博。江藩稱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綜群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為通人焉。”[15]其另一領袖焦循專研經書，博覽典籍，于經史、歷算、聲韻、訓詁之學無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學，主張治學要“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16]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稱“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于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于經。于經無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專勒成書。”[17]上述可見，乾嘉學者不僅從專精方向上深化了顧氏所開創的各門學術，而且在學術氣象上亦進一步弘揚了顧氏所倡導的廣博學風。
（二）治學門徑
顧炎武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以明音韻為治學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韻文字而通經子百家的口號，其言曰：“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18]在他看來，治音韻為通經的關鍵，知音才能通經，通經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闡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發明古音，考正古韻，開辟了清代學者以音明經，通經明道，明道救世的學術路線。其后，乾嘉學者皆推崇顧氏的音韻學成就，并把由音韻以通訓詁、就古音以求古義作為他們治學的基礎。如吳派學者惠士奇說：“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19]錢大昕說：“六經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20]王鳴盛說：“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言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21]皖派學者尤其注重以文字、音韻為基點，從訓詁、名物入手闡明經文“大義”。如戴震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22]段玉裁說：“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23]揚州派學者王念孫亦認為：“故訓之指，本于聲音。”[24]又說：“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25]阮元則說：“圣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26]又說：“圣人之道，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茍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27]在這種觀念導引下，乾嘉學者皆用心于音韻文字、訓詁考據的研究，使清代的小學、經學高潮迭起，別開出新的局面。而論其發軔之功，實始乎顧氏。
顧氏在研究音韻訓詁和經史考證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學方法。他善于以札記的形式，通過排比資料，相互參照，而發現問題，提出疑問，繼而廣征博引，援古證今，以批駁舛謬，辨正疑誤。潘耒稱其“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于至當；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后止。”[28]《四庫全書總目》亦謂其“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29]顧氏發明的這些治學方法，包括重纂輯、明流變、善歸納、求證佐、躬實察等等，后來皆成為乾嘉學者治學的法門。如錢大昕仿顧氏《日知錄》之體例，作《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于小學、經學、史學、典制、職官、氏族、金石、輿地、天文、歷算、辭章之學，皆造其微。阮元稱其書“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30]錢氏又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運用顧氏之歷史考據方法，辨正古史，考證史事，祛疑指瑕，拾遺規過，考史之功，最享時譽。王鳴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對十七部正史改訛補脫，去衍勘誤，考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詮解蒙滯，審核舛駁，最為精審。王氏晚年又將考證所得，編為《蛾術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學風亦直承顧氏。趙翼撰《廿二史札記》三十六卷，評判史書體例，正讀文字訛誤，補缺訂偽史事，比類綜合史料，其持論皆能斟酌時勢，考據尤為精賅通貫。他曾自云“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其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31]此雖趙氏謙遜之言，然其治學實以顧氏為宗。他又撰《陔余叢考》四十三卷，于經義、史學、掌故、藝文、紀年、官制、科舉、風俗、喪禮、器物、術數、神佛、稱謂之屬，皆詳加探究，頗能綜貫異說，考竟源流。王念孫撰《讀書雜志》八十二卷，對《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等典籍中古義之晦，鈔寫之誤，均一一正明。其子王引之撰《經義述聞》三十二卷，對古文古義詳加考訂。又搜集先秦至西漢古籍中之語助詞，考證辨誤，分字編次，成《經傳釋詞》十卷，與《經義述聞》相表里。王氏父子之考據訓詁，皆服膺顧氏《日知錄》之學旨。其他如臧琳之《經義雜記》，盧文弨之《群書拾補》、《鐘山札記》、《龍城札記》，何焯之《義門讀書記》，汪中之《知新記》，臧庸之《拜經日記》等，亦莫不奉顧氏之學為楷模。
（三）為學宗旨
顧炎武治學，以“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32]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評空談心性、剿說玄理的虛蕪之論，堅決反對雕琢辭章、綴輯故實的無用之學，極力倡導“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學術理念。在他看來，學問之道，貴在明道淑人，撫世宰物。因此，他主張以“修己治人之實學”，代“明心見性之空言”，強調學問不僅要修諸身心，更要達于政事。故顧氏的學問，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實用之學。
顧氏的經世致用之旨，對乾嘉學者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歷來學者們紛爭最多的一個問題。其中比較通行的觀點是，認為乾嘉學者背離了顧氏經世致用的精神。這種“背離”說的基本論點是，認為乾嘉學者皆沉溺考據，埋首故紙，博古而不通今，論史而不議政，因而泯滅了清初學者的體國憂患和濟世情懷。這種觀點就乾嘉時期思想界萬馬齊喑的現實來看，確實不無道理，但如若細究當時學界的文化境遇和學者的文化心態，就會發現問題其實并非如此簡單。
首先，乾嘉學者沉溺考據，埋首故紙，從消極方面說，固然有其遠逃現實，潔身避禍的一面，但從積極方面說，這種刻意的逃離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據學者對正統理學的漠視和冷落，顯示了他們對現實的無言的抗爭和頑強的抵觸。清朝自傾覆朱明、問鼎中原以來，為了征服漢民，穩定人心，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在思想文化領域里推行高壓政策，不許知識分子議論朝政；另一方面則竭力表彰理學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學，企圖以理學立國，來籠絡利誘漢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統治者的這種苦心，并未得到思想學界的響應。終清一朝，理學雖然一直高踞廟堂，但卻受到了大多數有骨氣的學者的唾棄。與理學的日趨沉淪相比，委身山林的漢學或樸學卻在乾嘉時期異軍突起，一躍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以至清廷為了拉攏學界精英，亦不得不轉而褒獎漢學。[33]當初顧氏在民族淪亡之際，曾猛烈抨擊日趨衰微的理學，他除了出于學理上的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了救亡圖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時期，理學以高踞廟堂之尊，仍然受到學界精英的堅決拒斥，除了學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說其中完全別無乾嘉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學者訓詁舊籍，不論今事，博稽故實，不議時政，并不表明他們必然摒棄了定邦安民的經世理想。由今日學者的眼光來看，鉆研故紙的學問確實離現實最遠，與用世無緣。但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觀點來理解乾嘉學術，就無法解釋清代學者為什么一面激烈批評宋明理學的空疏無用，一面大力提倡在許多人看來最不濟用的訓詁考據之學。事實上，乾嘉學者對訓詁考據的意義有著與今日學者完全不同的認識。自顧氏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來，稽古通經明道救世就成為清代學者所共守的學術路線。顧氏曾說：“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34]又說：“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獲乎！”[35]在他看來，經史典籍乃禮樂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經術可以經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韻訓詁、辨古考史，就不僅僅是為了詮釋古代文獻，描述古史陳跡，更重要的是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歷代治世得失，即他所云“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36]之謂也。顧氏這種訓經明道，考史鑒今的學術理念，亦為乾嘉學者所崇奉。如戴震說：“由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圣賢之心志。”[37]盧文弨說：“名者王者之所重也。圣人曰‘必也正乎名’。……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于此書者。匪獨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諸家之失，可以解后學之疑。斯真能推廣圣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于經訓者功尤大也。”[38]阮元說：“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后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后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蓋先生于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于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為之法又可知。”[39]此皆乾嘉學術稽古明今觀中之比較典型者。所以，乾嘉諸儒之考據訓詁學風，與其經國濟世理想其實并不沖突。
所謂乾嘉學者博古不通今，論史不議政，確切地說，應該是他們不滿現實，不參時政。由于擺脫了政治的牢籠，乾嘉學者能保持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這毋寧說是中國二千年學術史上學術與政治難能可貴的一次分流。所以，學界精英們雖拒絕把他們的學術“致”于現實政治之“用”，然他們亦自有他們不可降辱亦不曾磨滅的用世理想。事實上，乾嘉學者除以訓詁考據“曲線”救世之外，直接講明經世之旨者亦不在少數。如惠士奇曾說：“今之校官，古之博士也。博士明于今古，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40]惠棟謂圣人立明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故撰《明堂大道錄》八卷以明其用。[41]錢大昕曰：“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藝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予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42]故江藩稱其《廿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43]趙翼撰《廿二史札記》，“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于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44]戴震“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故常稱《漢書》云：‘王成、黃霸、朱道、龔遂、臺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45]“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里，復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如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訾苛，下無怨讀言，不食孳殖，可以致刑措。”[46]汪中自謂：“中嘗有志于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47]又說：“昔子產治鄭，西門豹治鄴，汲黯治淮陽，黃霸治潁川，虞詡治朝歌，張金義治洛陽，并以良績光于史冊。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則中所企注者耳。中少日問學實私淑顧寧人處士，故嘗推之六經之旨，以合乎世用。”[48]凡此皆可見乾嘉諸儒之經世情懷。
乾嘉學者的經世意識與顧氏的經世胸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然細究其本末源流，不難發現他們共同的學術理念和相似的學術心態，其間的聯系可謂薪盡火傳，從未斷隔。
上述可見，顧炎武對乾嘉學派的影響既深且廣，稱其為乾嘉宗師是當之無愧的。那種認為乾嘉學者只能算得上“半個亭林”的觀點[49]實值得重新考慮。
注釋：
[1]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8－29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
[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77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
[3]《日知錄》卷七，〈予一以貫之〉。
[4]潘耒《日知錄序》。
[5]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6]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7]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8]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9]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10]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11]阮元《十駕齋養心錄序》。
[12]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13]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14]據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戴東原先生年譜》。
[15]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16]焦循《辨學》。
[17]阮元《揅經室集》，〈二集〉卷四，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76頁。
[18]《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
[19]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20]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21]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
[22]《戴東原先生集》，〈古經解鉤沉序〉。
[23]段玉裁《王懷祖廣雅注序》。
[24]王念孫《廣雅疏證序》。
[25]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
[26]阮元《揅經室集》，〈二集卷七·西湖詁經精舍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47頁。
[27]阮元《揅經室集》，〈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7頁。
[28]潘耒《日知錄序》。
[29]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冊，第1029頁，中華書局，1965年第1版。
[30]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
[31]趙翼《廿二史札記小引》。
[32]《日知錄》，〈初刻自序〉。
[33]這里有一個事實需要著重指出，即所謂乾嘉漢學或樸學并非象一般所認為的那樣，是由于清朝統治者的提倡而興起的，相反，清廷在開國初期的數十年間，所極力表彰的恰恰是漢學的對立面，即宋明理學。漢學自亭林倡導“經學即理學”以來即已興起，起初并未受到統治者的青睞。只是到了乾嘉時期，漢學薈萃了學界精英，一躍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清廷才轉而對其進行褒獎和鼓勵。
[34]《日知錄》卷二十九，〈方音〉。
[35]《日知錄》卷二，〈其稽我古人之德〉。
[36]《亭林文集》卷六，〈與楊雪臣〉。
[37]《戴東原先生集》，〈古經解鉤沉序〉。
[38]盧文弨《說文解字讀序》。
[39]阮元《揅經室集》，〈一集卷十一·段玉裁漢讀考周禮六卷序〉，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41－242頁。
[40]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41]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42]《潛研堂文集》第二十五卷，〈世緯序〉。
[43]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44]趙翼《廿二史札記小引》。
[45]洪榜《戴先生行狀》，見《戴震文集》附錄。
[46]章太炎《太炎文錄》第一卷，〈釋戴〉。
[47]汪中《述學別錄》，〈與朱武曹書〉。
[48]汪中《述學別錄》，〈與巡撫畢侍郎書〉。
[49]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74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
2003年12月17日
原載《江漢論壇》2000年第3期
發布日期：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