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顧炎武治官定律：
——官多則亂
——大官多者其世衰
——“省事”更重于“職官多寡”
治官，就是管理百官。春秋時期齊國的大政治家管仲說：管理官吏，教化民眾，關鍵在于君主。這就是所謂“治官化民，其要在上”（《管子·君臣上》）。這句話首先也說明了管理官吏和教化民眾，是高層執(zhí)政者的基本職責。西漢一位有聲望的政治文化學者劉向也曾經指出帝王成功之道在于“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說苑·君道》）。“治官”是最高執(zhí)政者的責任，也是能否取得政治成就的主要條件。
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顧炎武，本人沒有什么做官的經歷，但是憑著對政治史的熟悉，憑著對歷代官制帶有規(guī)律性的現象的深刻思考，也曾經對于“治官”提出了非常高明的認識。
歷代政治危機形成的原因，大都包括官吏人數過多的問題。冗官，造成民眾過于沉重的負擔，也導致行政運行效率的降低，往往也成為危害社會安定的隱患。有人把這樣的問題用一句話來表述，叫做“官多則民擾”。唐代名臣劉晏曾經指出“官多則民擾”的規(guī)律（《資治通鑒》卷二二六）。元成宗時代，一位大臣鄭介夫上奏，也說過“官多則民擾”這樣的話（〔明〕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七《治道》）明代山東一位地方官楊茂仁在向皇帝提建議的時候，也強調“官多則民擾”（《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四）的事實。清代學者胡文學在《甬上耆舊詩》卷一二中也說到這件事，故事的主人公卻名叫楊茂元，字志仁。清代又有一位陸隴其，在他的《三魚堂文集》外集卷四中，也重復過“官多則民擾”的說法。
明代有一位陸粲，曾作《擔夫謠》，描寫驛傳兵卒服務于往來官員，不堪勞苦的情形：“歸來息足未下坡，郵亭又報官員過。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用官員如許多！”（《陸子余集》卷八）陸粲是嘉靖進士，由翰林改授負責稽察六部弊誤，甚至對于皇帝制敕之違失有駁正之權的工科給事中。后來因上書論時政，下詔獄廷杖，又因疏劾權臣被貶謫，任貴州都勻驛丞，因此對社會下層驛卒的生活有真切的了解。所謂“焉用官員如許多”，透露出民眾對官吏過于冗多的怨憤。
宋代學者黃震對于這種政治史上常見的現象，卻用另一種形式揭示。他說：“官多則吏多，吏多則民擾。”（《黃氏日抄》卷七一）宋太宗時代，監(jiān)察御史王齊上疏，曾經有這樣一段話，也涉及冗官擾民的情形：“官多則事繁，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極清凈者，由官吏多之故也。”（《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二）他說，官多，則行政的事務繁多；吏多，則百姓受壓迫慘重。要想避免政事的煩雜，最好就是裁減官員。要想減輕百姓的負擔，最好就是裁減吏員。現在天下所以不能真正實現安定清平，就是因為官吏過多的緣故。
宋太祖有一句名言，也可以體現比較清醒的政治見解：“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他認識到，冗官對于政治管理有明顯的負面影響。
顧炎武綜合歷史上諸多開明人士的意見，提出了一條重要的治官定律。他說：“官多則亂，將多則敗。”（《日知錄》卷五）
我們可以把這一見解看作顧炎武治官第一定律：官多則亂。
顧炎武在《醫(yī)師》這一條寫道：古代的庸醫(yī)殺人，現在的庸醫(yī)不殺人，但是也不活人，使他在不死不活之間，病情越來越重，最后終于死掉。今天的醫(yī)師不能察知病源，于是只好多用藥，好比打獵，不知道兔子在哪兒，“多發(fā)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后漢書》說，神醫(yī)華佗精于方藥，所用的藥不過數種而已。所以說，“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官僚多了會造成混亂，將軍多了會導致戰(zhàn)敗，天下的事其實都是這個道理。
我們又注意到顧炎武治官第二定律：大官多者其世衰。
在《日知錄》卷八《鄉(xiāng)亭之職》這個題目下，顧炎武寫道，古來政治成功者，都重視基層管理。“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終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途，罔不由此。”他說，天下之治，基點在于基層行政制度的健全，這是很明白的。從古到今，小官多的時代，都是盛世；大官多的時代，都是衰世。走向興盛，還是走向衰亡，這兒就是指示方向的路標啊。他認為，古今所以興衰的部分原因，由政治管理的這一特點可以得到認識和理解。
顧炎武說“小官多者，其世盛”，認為官吏中做實事的人多，實際負責的人多，熟知民間疾苦的人多，是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的。
他說“大官多者，其世衰”，是強調官吏中空受俸祿不做實事的人多，指手劃腳不真正負責的人多，貪圖享樂不顧百姓死活的人多，這樣的政治局面，會導致衰亡。
他還提出了從另一思路進行考慮得到的認識。這就是顧炎武治官第三定律：“省事”更重于“職官多寡”。
《日知錄》卷八有《省官》一條。顧炎武寫道：劉秀實現了光武中興，然而海內人口算一算，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二三十。國防設施嚴重破壞，邊地郡縣空設太守、縣令縣長，他們只能用心招還流民。劉秀笑著說：現在邊地根本沒有多少戶口，設置行政長官進行管理，好比《春秋》“素王”一樣。（漢代學者王充在《論衡·定賢》中寫道：“孔子不王，素王之業(yè)在《春秋》。”）于是省并地方行政單位以及官僚職務崗位的設置，史書有不少記載。劉秀提出的原則是：“兵革即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說戰(zhàn)爭已經結束，應當減輕社會的負擔，公文往來，勞役征發(fā)，都應當減省，最好保留原先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顧炎武于是說，“以此知省官之故，緣于少事。”說由此看來，正因為要“少事”，所以才做到了“省官”。他接著說，現在公文鋪天蓋地，官司泛濫成災，主政的人因事情瑣碎雜亂難以勝任。這種情形走到極點，又不得不增加官吏，于是難以實現效能的提高和政治的安定。
顧炎武又引錄了晉代名臣荀勗的說法。荀勗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他說，精簡官員不如精簡事務，精簡事務不如保持心境的清靜。蕭何和曹參作丞相時，就保持了心境的清靜，使百姓也得到休養(yǎng)生息。而抑制空談，減省公文政令，不深究細小的過失，有喜歡別出心裁節(jié)外生枝以謀求私利的，嚴厲治罪，這就是“省事”。顧炎武說：“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于職官多寡之間矣。”他同意荀勗的見解，贊賞道：這真是抓住了根本的見識啊。管理國家的人理解了這一點，就不必總是糾纏于職官究竟是應當多還是應當少，爭論來爭論去了。
這里所說的“省事”，其實和漢初推行的政治原則“無為而治”相當接近。漢文帝和漢景帝就是堅持這樣的原則，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的。“無為而治”，就是“省事”，就是在政治上少有急切的舉措，避免苛煩擾民，否定過激和冒進，使社會生活在自然的狀況下得以安定。“無為而治”是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的政治理念。我們贊同顧炎武的話，“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于職官多寡之間矣。”就是說，如果能夠真正實踐“無為而治”，作到“省事”，那么，“省官”問題其實也就迎刃而解了。
《學習時報》第274期
發(fā)布日期：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