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
??? 亭林所思所論，以天下蒼生為念，給后人以親切的感覺，不能不肅然而起敬。我以為亭林的學術里頭已經包含有“歷史社會學”或“經濟社會學”的神韻，其議論重心在民間，在平民百姓，較之今日某些闊氣的經濟學精英，更多普世關懷、菩薩心腸。
????鄉先賢亭林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博大精深”四字，當之無愧。蘭州的趙儷生先生從不輕許于人，但對亭林的學問，尤其是古音韻學（《音學五書》），贊譽有加。我個人特別崇拜的，是亭林先生的思想境界。先生把思想闡釋與實證研究的工夫做得非常精巧，虛虛實實之間均顯精神。乾嘉的考據學近由先生一脈遞接而來，但不少只是偷得技藝而缺少精神。亭林的史學考據，包括實地調查，就像在給外甥徐元文的信里所說，是秉著“體國經野之心”，“濟世安民之識”，將歷史反思的靈氣賦予考據，與蟲魚之學器局狹窄相較，猶江河之于澗溪。今天都在講學問家要有思想，思想家要有學問，亭林兩方面都做到了。他的學術有一種超凡脫俗的風骨，大學問映照出的是大關懷，高見卓識流徜于實證文字之間，熠熠有人文光彩。
??? 亭林的文字，尤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及亡國與亡天下有別之論，最震爍人心，三百余年傳誦至今。這里，透出的是先生寓有深意的一種思想創造，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站在政權立場發言的傳統“國家觀”，所以我把它稱之為“天下觀”。
????膾炙人口的亭林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原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寓意更為深刻。一個政權擁有領土，稱為“有土”；能讓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榮辱禮義，是謂“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稱之為“保天下”。先生經歷的晚明，士風澆漓，汲汲于功名，不以民生為念，遂致“仁義充塞，以致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明之所以亡，與其說是為清人所占奪，不如說大明君臣自身喪失“保天下”責職，以致中國“土崩瓦解”，千里饑饉，血肉橫飛。故“甲申之變”，在先生看來，不只是政權易手的“亡國”，實乃禍國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難的是無辜百姓（《日知錄·正始》）。
??? 因此，亭林“天下觀”的核心是“以民為本”，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以人為本”。先生《文集》卷三，有一封《與友人論學書》，說得再清楚不過。他說：“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在先生看來，使“匹夫匹婦被其澤”，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士而不先言恥”，不為生民著想，就是“無本之人”，離“圣人之道”會越來越遠。
??? 先生的歷史地理巨著《肇域志》，書名取之于《詩·商頌·玄鳥》：“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中國”一詞，追溯其發生學，論實物證據，迄今以周成王時器《何尊》為最早，銘文內曰：“余將宅茲中國。”見之于文獻，則為《詩·大雅·民勞》：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而上述《玄鳥》的一段話，從詞義上說，正是同時期對“中國”一詞古老意義闡述的組合。關鍵詞應為“維民所止”，意謂能安頓好民眾的物質與精神需求，由核心“邦畿”（中央都城所在）出發，放之四海皆被其惠，就有資格驕傲地稱自己是代表“中國”。由此亦見“以民為本”為中國治國之本，實源遠而流長矣！
???亭林著作十分富厚，兩地理書、文集七論（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軍制論、錢法論、田功論、形勢論）和讀史札記《日知錄》，都是為研究“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而作。亭林非常看重《日知錄》，自許此書“絕筆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先生與黃宗羲無緣謀面，然心靈呼應，相互視為“同志”。黃宗羲托人相贈《明夷待訪錄》，文內有“待王者起”之語。故先生致書曰：“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師之。”兩先生堅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寄希望于后世“王者起”，以民為本，“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與黃太沖書》）
??? 古代學人論史，大多被人物、事件的評論占盡風光，斟酌民生者實寥寥可數。亭林論著迥異于此，對各地土宜物產、工商貨幣、交通運輸、經濟收支、賦役負擔等資料均用心搜檢，一生無有暇息，而于原委與得失處，溯古論今，詳加甄別和針砭，掉書袋者望塵莫及。再從經濟史論考察，管子、商鞅不論，楊晏、王安石、張居正的論說向被學者推崇，卻有較濃的“財政”味，難脫“國家主義”的立場。為民生痛苦呼號者，晁錯、董仲舒開風氣之先，而以明中葉丘為轉折樞紐，至亭林才生氣磅礴，觸目驚心。轉入近代，始開大局面，由包世臣《安吳四種》、鄭觀應《盛世危言》，直至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一脈相傳。
??? 中國之大，古稱君臨天下，皇恩浩蕩，實則布衣百姓的日常生計不離鄉鎮聚落，國家行政管理的最后一站在州縣，那里才是社會的根底、民生的基礎。亭林對各地府縣“方志”資料的搜集整理蔚為規模，堪稱翹楚，究其實質，表明先生“史眼”已經從京城大都轉向府縣鄉聚，從君臣權宦下移至平民百姓。
??? 《郡縣論》是亭林政論最有代表性的力作，辛亥前后一度被“地方自治論”者奉為圭臬。細繹原文，亭林的政制改革沒有一切推倒重來的意思。然而先生的考察別具匠心，把議論的重心放在了府縣一級政府的討論上。由封建而變為郡縣，然而再寓封建于郡縣之中，通盤論析滴水不漏。全文一以貫之的則為中國特有的變易史觀，承認合理性總是“歷時性”的，生生不息的“恒變”才是治國之大經。因此，他既不是反對封建變郡縣的“舊保守主義者”，也非固守郡縣制不可變易的“新保守主義者”，折射出亭林求實精神的客觀和冷峻。
??? 《郡縣論》的中心，是討論地方政府的責職權能，以及如何提高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亭林堅定地認為：地方政府的職能必須為民謀利，“何謂稱職？曰：土地辟，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自孟軻提倡“民為貴”與“仁政”以來，此類宗旨在皇帝詔書與臣僚奏疏中屢見不鮮，如同科文條制，耳熟能詳，卻也容易順風吹過，習弊依然。亭林論“郡縣”的獨特處，在于對郡縣制度的各種弊病決不輕易饒過，眼力犀利；而其用力處，則在為構建除弊去害的改革方案，費神費思。
??? 我們不能期望亭林能為民國以來的政制改革提供切實可行的預案，那是對他的過分苛求。先生身逢的時代，還不到世界開放、沐浴民主思潮的時候，自不得不往舊家“衣缽”里尋覓假借的資源，雖有推陳出新的苦心，不免捉襟而見肘。
????然而，這種時代的局限，有時卻更能映襯出賢者“先知先覺”的智慧。在《郡縣論》里不難看到許多有別于傳統教條的思想火花。例如，先生認為追求私利的原則是人類行為的出發點，“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如果縣令能夠為民眾的利益著想，把有利于民生的各項服務事業做好，民眾也必然全力支持你的事業，把你看作是全縣“公”的化身或代表，縣令職務給你帶來的“私”（俸祿）也就得到了保證。同理推論，成全各府縣之“私”，而天子之“公” 不期而然，“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先生進而論證，什么樣的縣令最能成就民眾之“私”呢？當然首推本鄉本土人士，全縣經濟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縣令家族、親友、睦鄰、鄉親的利益，就可以避免來自外地“流官”的“短期行為”，或只對上級負責、不為地方利益著想的“官僚主義”。最后，他和盤托出自己的改革方案：需要糾正中央過度集權、過多干預的習弊，“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于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后之君茍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 民國以來，學者見識漸廣，不乏新鮮政治資源輸入，然有些人目光專注向上，空論虛理，忌觸時弊，忘了“天下之患，莫大于貧”，冷落農村，把百姓痛癢置之腦后，與三百年前亭林相比，真不知進步抑或退步？慶幸的是，就在先生的桑梓之邦，他的后代子孫，心有靈犀一點通，改革開放后，主要靠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踏出了一條繁榮家鄉的改革之路，面貌為之一新，被世人譽稱為“昆山模式”。我想先生若地下有知，必含笑于九泉！
來源：《文匯報》
發布日期：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