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進之
顧炎武是明末蘇州府昆山縣（今江蘇昆山）人，起初名絳，后來改名繼紳，以后仍名絳，字忠清，順治二年（1645）清兵占領(lǐng)南京后，才改名為炎武（一作炎午），字寧人，而學者都尊稱他為亭林先生；曾經(jīng)自署圭年，又因為一度僑居南京鐘山下，所以有時自號蔣山傭。炎武生于明萬歷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過去的習慣計算，享年70歲。
顧炎武是明清之際偉大的思想家、開一代之風的著名學者，同時又是偉大的民族志士。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統(tǒng)治者低頭，平生“足跡半天下”，一面考察山川形勢，同時結(jié)識豪杰，聯(lián)絡同志，希望能有機會恢復明室；他一生勤奮治學，尤其重視有關(guān)國計民生、能“經(jīng)世致用”的知識，治學的態(tài)度謹嚴而慎重，特別強調(diào)實地考察取證，所以能夠“博學于文”，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對清代學術(shù)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被梁啟超稱為“清學開山之祖”。
一、感四國之多虞，恥經(jīng)生之寡術(shù)
顧氏為江東望族，祖居吳郡（今江蘇蘇州），后世幾經(jīng)遷徙，到南宋初年定居昆山。顧炎武曾祖章志，嘉靖癸丑（1553）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這以后家道中落，祖父紹芳萬歷了丑（1577）科進士，官卻只做到從六品的左贊善，到了他的父親同應（字賓瑤），就僅僅是個未曾入佳的國子監(jiān)萌生了。炎武叔祖紹芾（字德甫，號蠡源）之子同古未娶而豐，其聘妻王氏矢志守節(jié)，因此，炎武出世之后，就過繼給已去世的堂叔為嗣，由王氏撫育。
顧炎武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學生之女，知書識字，而且意志堅強、深明大義，作為一個居孀的婦女，她別居一室，“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其喜歡讀“《史記》、《通鑒》及本朝政紀諸書”（《先妣王碩人行狀》）。炎武6歲，王氏就教他讀《大學》，9歲又讀《周易》。萬歷四十七年（1617），顧炎武人塾學習，而家中對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緊。炎武的嗣祖紹芾雖然只是個從來沒有當過官的國子監(jiān)生員，但卻關(guān)心國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邁不群”（顧炎武《三朝紀事闕文序》），“負氣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陳濟生《啟禎詩選·太學顧先生紹芾》），與天啟時期政壇人物常相往來，對當時朝政腐敗的情況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著庭院中的草對炎武說：“爾他日得食此，幸矣！”（《紀事闕文序》）于是要炎武認真學習“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史記》”。這時顧炎武年方10歲。第二年，紹芾又令炎武閱讀《資治通鑒》。當時的人多不讀《通鑒》，而代之以朱熹編纂的《通鑒綱目》，紹芾對這種狀況十分不滿，他說：“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鑒》，必不如《通鑒》也”。（顧炎武《鈔書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歲，炎武已將《資治通鑒》全部讀畢。功課之余，王氏還經(jīng)常給他講述劉基、方孝孺、于謙等明朝歷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以激勵炎武學習前輩先賢。
顧炎武少年時代受到的這些教育，對他以后的學術(shù)成就和立身處世無疑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天啟六年（1626），顧炎武入學，成為縣學生員，取學名曰繼紳，開始致力于習學科舉文字。在縣學中，炎武與同窗歸莊（字玄恭，號恒軒，明亡后更名作明，昆山人，其曾祖即有名散文大家歸有光，1613—1673）結(jié)識。兩個同齡少年常在一起切磋學業(yè)、縱論國事，由于意氣相投，很快就成為莫逆之交。
這個時期，朱明帝國已是大廈將傾。當顧炎武降生之時，神宗皇帝朱詡鈞已經(jīng)有20多年不徹朝堂接見廷臣，以致朝政日益廢弛，這種極不正常的狀況一直持續(xù)到萬歷末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時僅16歲，為人庸懦無能，卻喜愛作木活，史稱其“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明通鑒·天啟。年》）；他寵信宦官魏忠賢，魏目不識丁，竟被任為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代他處理章奏。于是大權(quán)旁落，國事無大小皆出入魏忠賢之門；內(nèi)閣廷臣及四方督撫則多仰其鼻息，甚至拜忠賢為干爺，呼為“九千歲”，形成“閹黨”集團。天啟五、六兩年，魏氏迭興大獄，殘酷迫害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正直官吏，許多志士仁人慘死獄中，而且株連極廣，朝政敗壞到了極點。加之內(nèi)憂外患頻仍：萬歷四十六年（1618），雄踞關(guān)外的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師，正式向朝廷宣戰(zhàn)；天啟元年（1621），清兵攻陷沈陽、遼陽；山東白蓮教首領(lǐng)徐鴻儒起事，占領(lǐng)鄆城、巨野、鄒縣、滕縣，并一度切斷運河漕運；永寧（今四川敘永）宣撫使奢崇明叛亂，下遵義、據(jù)重慶，兵圍成都百余曰：天啟二年（1622），清兵在取得遼河以東70余城之后又攻占廣寧（今遼寧義縣），兵鋒直逼寧遠，山海關(guān)危在旦夕；天啟七年（1627）三月，陜西饑民暴動，揭開了明末農(nóng)民大起義的序幕。這年八月，嘉宗死，其弟由檢即位，改元崇禎。崇禎皇帝一意中興國運、重振祖業(yè)，初即位便著手懲處清算閹黨，逼令魏忠賢自盡，并為蒙難的東林黨人平反昭雪。但其為人剛愎自用，且視東林與閣黨的矛盾為“門戶”、“朋黨”之爭，對這一點深惡痛絕；在用人行政上，則利用雙方相互牽掣，以確保宸衷獨斷，政由己出。然而痼疾已深，積重難返，朝政并無多大起色，內(nèi)憂外患交逼的局勢也日益嚴重。
由于身處危機四伏的時代，所以，盡管顧炎武的祖父紹茉年事已高、十分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孫子取得功名，伺時仍教誨炎武“當求實學，幾天文、地理、兵農(nóng)、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紀事闕文序》，下同），并要炎武用心研讀邸報，以了解國家大事及朝章典故。不過，顧炎武雖然對政治產(chǎn)生了興趣，卻“以為書生無與國家之故”，祖父也曾對他說“汝習經(jīng)生言，此非所急也”，這段時期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征逐為名”的舉業(yè)上。崇禎三年（1630）秋，18歲的顧炎武至南京參加應天鄉(xiāng)試，他與歸莊加入復社大約就在此時。由名士張博（字天如，號西銘，江蘇太倉人，1602—1641）等人發(fā)起組織的復社主張革新朝政，徹底清除閹黨余孽，入社者多達數(shù)千，是繼東林而起的有政治影響力的學術(shù)團體；但成員眾多，難免良莠不齊，而顧、歸二人“砥行立節(jié)，落落不茍于世，人以為狂”（《亭林余集·吳同初行狀》），一時被稱為“歸奇顧怪”。
自入縣學為生員后，顧炎武多次應科舉，都未得一第。崇禎十二年（1639），炎武再度赴試，依舊名落孫山。長達14年的科舉征逐，終究一事無成，而國事可以說已經(jīng)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感四國之多虞，恥經(jīng)生之寡術(shù)”（《天下郡國利病書序》），炎武終于認識到“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盛于咸陽之郊”（《日知錄》16），認識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才出”（《亭林文集·生員論中》）；于是退而讀書，“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jīng)、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guān)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全祖望《鮚囗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下引同），著手撰寫《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務質(zhì)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由此可見，在青年時期，顧炎武即已樹立起務求實用、不為空疏之學的治學精神，這與明中葉以來風靡士林的那種“合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亭林文集·與友人論學書》）的惡劣習氣有著天壤之別。
崇禎十四年（1641）二月，顧紹芾病死，享年79歲，身為承重孫的炎武為祖父服喪三年（三年之喪，實為二十七個月）。崇禎十六年（1643）夏，期滿釋服，炎武“循例入成均”，通過捐納的方式成為國子監(jiān)生，這年炎武31歲。半年之后，明朝就滅亡了，炎武的人生歷程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二、有人宗國淚? 何地灑孤忠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農(nóng)民軍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五月，清睿親王多爾袞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臨即帝位，改元順治，命豫親王多擇率大軍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字完之，河南開封人）、鳳陽總督馬士英（字瑤草，貴州貴陽人）等擁立福王由崧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年號弘光。
京師陷落的消息傳到江南，一時人心惶惶，為避戰(zhàn)亂，顧炎武率家人東躲西藏，到年底，遷往高舊居80余里的語濂經(jīng)暫住。經(jīng)昆山縣令楊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人）舉薦，行朝詔用炎武為兵部司務。
“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亭林詩集》一，《感事》）顧炎武把復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滿腔熱忱，“思有所建白”（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撰成《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即著名的“乙西四論”，為行朝出謀畫策，針對南京政權(quán)軍政廢弛及明末種種弊端，從軍事戰(zhàn)略、兵了來源和財政整頓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議。順治二年（1645）五月，顧炎武取道鎮(zhèn)江赴南京就職，尚未到達，南京即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清軍鐵騎又指向蘇、杭。
其時，江南各地抗清義軍紛起。顧炎武和摯友歸莊、吳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御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諸義軍合謀，擬先收復蘇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亭林詩集》一，《千里》）；惜乎殘破之余，實不敵氣焰正熾的八旗精銳，義軍攻進蘇州城即遇伏而潰，松江、嘉定亦相繼陷落。顧炎武潛回昆山，又與楊永言、歸莊等守城拒敵；不數(shù)日昆山失守，死難者多達4萬，吳其沆戰(zhàn)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斷，兩個弟弟被殺，炎武本人則因城破之前已往語濂徑而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聞變，絕食殉國，臨終囑咐炎武，說：“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碩人行狀》）炎武悲憤欲絕，將母親的遺命謹記心田。
這年閏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經(jīng)大學士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薦，隆武帝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喪，炎武二時難以赴任，只能“夢在行朝執(zhí)戟班”（《詩集》一，《延平使至》），但他仍然積極投身入抗清復明的斗爭。
當時，清松江提督與巡撫土國寶不和。前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于，復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顧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楊延樞（字維斗，江蘇吳縣人）等暗中策動吳勝兆舉義反正，咸正為炎武同宗長輩，陳子龍等都與炎武往來密切，這件事炎武也是參預了的。順治四年（1647）夏，事情敗露，“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詩集》一，《哭陳太仆》），勝兆被解往南京斬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諸人。子龍往投炎武，炎武當時已離家出亡；于是子龍?zhí)尤腩櫹陶犹戾唷⑻戾蛹叶悴兀痪萌思幢淮孜涠喾綘I救，未能奏效。其間，炎武還往尋成正，“扁舟來勸君：行矣不再計”（《詩集》一，《哭顧推官》）、催促他及時出走，而咸正不聽。結(jié)果，陳子龍乘差官不注意時投水自盡，楊延樞及顧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連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動吳勝兆反正的同時，炎武還進行了其他一些活動。順治三年（1646），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職方司主事之任，大約將行之際，路振飛派人與他聯(lián)系，要他聯(lián)絡“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今屬江蘇淮陰），仆仆往來”（鄧之誠《清詩紀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每從淮上歸，必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飛之子澤溥，或走海上，謀通消息”（同上），意圖糾合各地義軍伺機而動。
雖然弘光及閩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權(quán)先后瓦解，炎武親身參與的抗清活動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頹喪。他以填海的精衛(wèi)自比：“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詩集》一，《精衛(wèi)》），滿腔忠憤，不能自已。
當崇禎末年，炎武嗣祖紹芾及兄長顧緗（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吳中大旱，“一時喪荒賦徭猖集”（歸莊《送顧寧人北游序》），炎武無奈，曾將祖產(chǎn)田800畝賤價典給昆山豪族葉方恒（字嵋初）；其時，炎武的堂叔等人為爭奪遺產(chǎn)，又挑起家難，他們還與本來就蓄意侵吞炎武家產(chǎn)的葉氏內(nèi)外勾結(jié)，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語濂徑的住所曾幾次被這伙人洗劫及縱火焚燒。到順治七年（1650），葉方恒又企圖加害顧炎武，炎武為了避禍，只得“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詩集》二，《流轉(zhuǎn)》），離開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吳、會之間奔波往來。
盡管遁跡商賈，炎武依然心存故國，時時關(guān)注著沿海一帶抗清斗爭的進展情況，希望能有建功立業(yè)的機會。他在《流轉(zhuǎn)》詩中寫道：“……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當張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順治十年（1653）九月在長江口大破清兵，進屯崇明（今屬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艦數(shù)百”溯長江而上，直抵鎮(zhèn)江，并登金山遙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華門外）之際，炎武為之歡忭鼓舞，他興奮地寫道：“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水軍十一萬，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為前茅。黃旗亙長江，戰(zhàn)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閭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詩集》二，《金山》）
這一時期，顧炎武還同歸莊、陳忱（字遐心，浙江吳興人）、吳炎（字赤溟，江蘇吳江人）、潘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王錫闡（字寅旭，吳江人）等共結(jié)驚隱詩社，表面上以“故國遺民”“優(yōu)游文酒”（汪曰楨《南潯縝志》），其實是以詩社為掩護，秘密進行抗清活動。炎武在淮安結(jié)識定交的摯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氣節(jié)的志士。
順治十一年（1654）春，顧炎武遷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鐘山，三國時改名蔣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稱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當時名集慶），以此為根據(jù)地，東征西討，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國。炎武“遍游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頗有不勝今昔之感。
順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鄉(xiāng)昆山。原來，顧氏有世仆名陸恩，因見顧家日益沒落，炎武又久出不歸，于是背叛主人，投靠葉方恒，兩人且圖謀以“通海”（即與閩浙沿海的南明集團有聯(lián)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處決陸恩，而葉方恒又與陸之婿勾結(jié)，私下將炎武綁架關(guān)押，并迫脅炎武，令其自裁。一時“同人不平”，士林大嘩。所幸炎武知友路澤博（字蘇生）與松江兵備使者有舊，代為說項，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審理，最后，以“殺有罪奴”的罪名結(jié)案。
當事情危急之際，歸莊計無所出，只好向錢謙益求援。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順治初曾任禮部右侍郎，是當時文壇領(lǐng)袖。錢氏聲言：“如果寧人是我門生，我就方便替他說話了。”歸莊不愿失去錢氏這一奧援，雖然明知炎武不會同意，還是代炎武拜謙益為師。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歸莊代書的門生帖子，而謙益不與；便自寫告白一紙，聲明自己從未列于錢氏門墻，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處張貼。謙益大為尷尬，解嘲道：“寧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于此可見。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獄。盡管歸莊等同邑知名之士極力排解，而葉方恒到此時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蹤。仲夏，炎武返鐘山，行經(jīng)南京太平門外時突遭刺客襲擊，“傷首墜驢”，幸而遇救得免；嗣后，葉方恒還指使歹徒數(shù)十人洗劫炎武之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歸莊《送顧寧人北游序》）。這之前的幾年當中，炎武曾數(shù)次準備南下，赴福建參加沿海地區(qū)風起云涌的抗清復明事業(yè)，但由于各種原因，最終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決計北游，以結(jié)納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國山川形勢，徐圖復明大業(yè)。遠行避禍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順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晉謁孝陵——7年之間，炎武共六謁孝陵，以寄故國之思，然后返昆山，將家產(chǎn)盡行變賣，從此掉首故鄉(xiāng)，一去不歸。是年炎武45歲。此后20多年間，炎武子然一身，游蹤不定，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余卷”（《亭林佚文輯補·書楊彝萬壽棋（為顧寧人征天下書籍啟）后》），結(jié)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陜西華陰，直至逝世。
三、風塵懷撫劍? 天地一征鞍
離昆山后，炎武“絕江囗淮”，于順治十四年（1657）秋抵山東萊州（治今山東技縣）。翌年春至泰安，又至曲阜謁孔廟，并在章丘桑家莊購置日產(chǎn)，“墾田于章丘之長白山下”（《神道表》），年末，經(jīng)菜州、濟南至北京。順治十六年（1659），炎武到了山海關(guān)，憑吊昔日舊戰(zhàn)場；然后又折回關(guān)內(nèi)，至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縣）天壽山謁十三陵。瞻仰列祖列宗陵寢時，炎武悲從中來，“下痛萬赤子，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聞，吁天天無常”（《亭林詩集》三，《恭謁天壽山十三陵》）；但炎武并未灰心，“天運未可億，天心不可量”，對恢復明室仍然滿懷希望。謁陵之后，炎武經(jīng)居庸關(guān)返歸山東。這年五月，張煌言（字玄箸，浙江寧波人）、鄭成功（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率甫明軍大舉入長江，七月，舟師直抵南京觀音門外江面，一時江淮震動。“江上傳夕烽，直徹燕南陲，皆言王師來，行人久奔馳”（《詩集》三，《江上》，下引同），炎武聞知這一喜訊，急忙南下。可惜“宋義但高會，不知兵用奇，頓甲守城下，覆亡固其宜”，當炎武行至揚州，南明軍已經(jīng)失敗，炎武悵悵北返，于年底到達天津。
康熙元年（1662），顧炎武在北京。當他聽說永歷帝在昆明被害的消息后，心知復明已無多大希望，于是“篤志經(jīng)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學術(shù)研究上。這年，被革職的歸安（今浙江吳興）知縣吳之榮告發(fā)莊廷攏私修明史，其中“頗有忌諱語”；炎武好友吳炎、潘檉章受牽連入獄，第二年遇難。同案株連多達700余家，死78人，其中還包括一些地方官員。炎武已于去冬離京赴山西，在汾州（今汾陽）接到吳潘二人的兇信，十分悲痛，于是在旅舍設(shè)奠，遙祭亡友，其祭詩云：“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還寫了《書吳潘二子事》一文，表彰故友的學問節(jié)操，記述“明史案”的始末。顧炎武對明正德以來“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風顯于世”（《文集·與友人論門人書》）的風氣深為不滿，他自己也“不坐講堂，不收門徒”（《余集·與潘次耕札》），而這次卻破例以潘檉章幼弟潘來為門生，以表達對故人的懷念之情。此后，炎武取道蒲州（今山西永濟）入潼關(guān)，遍游關(guān)中；次年至河南輝縣訪孫奇逢（字啟泰，河北容城人，學者稱夏峰先生），年底返山東。
康熙五年（1666），炎武與友人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山西洪洞人）等20余人集資買回，墾荒“于雁門之北，五臺之東”，欲效法馬援（字文淵，陜西興平人，東漢名將，曾為伏波將軍、隴西太守）、田疇（字號泰，河北玉田人，東漢末墾田徐無山中，曾助曹操征烏桓）“從塞上立業(yè)”（《神道表》，下同），準備定居代北，說：“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后因不耐氣候嚴寒，經(jīng)營創(chuàng)始之后，即令“門人輩司之”，自己又只身出游。
康熙七年（1668），萊州黃培詩獄案涉及到顧炎武。炎武時在北京，聽說此事后立即赴山東對質(zhì)；三月二日抵濟南，下濟南府獄。大約兩年前，萊州即墨人姜元衡告發(fā)其舊主黃培收藏刊印“逆詩”，本年正月，姜在審訊中稱：“逆詩”內(nèi)有《忠節(jié)錄》一書，“系昆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發(fā)刻”，實則炎武與姜素不相識；此案還株連“江南北之名士巨室”300余人。炎武念及“事關(guān)公義，不宜避匿；又恐久而滋蔓，貼禍同人”（《蔣山傭殘稿·與人書》），故“不惜微軀，出而剖自此事”。這個案子可能跟炎武墾田章丘一事也有聯(lián)系，上引《與人書》云“釁起于章丘，禍成于即墨”；顧衍生所撰炎武《年譜》亦云“是獄為謝長吉主唆”（謝世泰字長吉，章丘人，炎武與其曾有過經(jīng)濟上的糾紛）。
這次無妄之災持續(xù)半年以上，炎武在獄中十分艱難，“每日以數(shù)文燒餅度活”，幾乎不支。幸得友人李因篤等多方奔走，大力營救，并至濟南看望炎武，到十月這場冤獄方才暫告一段落，炎武始得取保出獄。次年夏，炎武又回章丘，與謝長吉對簿公堂，“雖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佚文輯補·與顏修來手札》），案子才算最終了結(jié)。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屬山東），(木圣)幼弟潘耒（字次耕）前來謁見，正式拜門受業(yè)。(木圣)章被難后，潘來居淮安王略家中讀書，并與王略之女成婚。這年六月，岳父和妻子相繼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歲月的流逝，沒有使炎武忘卻家國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沒有使炎武的耿耿孤忠有所銷蝕。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游京師，住在外甥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昆山人，曾任內(nèi)閣學士、刑部尚書）家中。當時，清廷議修《明史》，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后來曾任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為此設(shè)宴款待炎武。席間，熊邀請炎武參與撰述，炎武斷然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矣！”（《蔣山傭殘稿·記與孝感熊先生語》）賜履與出席作陪的徐乾學相顧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為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征舉海內(nèi)名儒”（《年譜》），一時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苞（宇于吉，昆山人，方恒胞弟）和經(jīng)筵講官韓囗（字元少，江蘇吳縣人）準備向朝廷推薦顧炎武，炎武堅辭，三度致書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始不變”！葉、韓知炎武志不可屈，方才作罷。后人有詩云：“到底不曾書鶴版，江南惟有顧圭年。”次年，葉方藹為明史館總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回信說：“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文集》三，《與葉讠刃庵書》）且自此以后，“遂絕跡不至都門”（《年譜》），以表明自己不與當局合作的決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后近十年中，炎武仍仆仆于燕趙齊豫陜晉之間，“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文集》六，《與潘次耕》）。由于年過六旬，尚無子嗣（38歲時得一子，名貽谷，3歲即夭折），因而江南親友商議，以族侄衍生過繼炎武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師李云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東德州，與炎武“行父子相見之禮”。時年衍生12歲，炎武則六十有五。這年十一月，炎武往游西岳華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無異，陜西華陰人，與炎武訂交于康熙初）家。炎武認為“此中山水絕佳”，于是有卜居華下、以年余年的想法，山史進為之構(gòu)筑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攜衍生遷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炎武由華陰至曲沃，不幸染病，嘔瀉不止，經(jīng)醫(yī)生療治，數(shù)日后病勢稍減；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復發(fā)，竟日夜嘔瀉，初九日凌晨，炎武溘然長逝。衍生當時年僅17，又從未經(jīng)歷過這種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韓宣（字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喪；兩個月后，炎武堂弟顧?quán)恚ㄗ执笤疲┯山馅s赴曲沃，與衍生一道扶樞南返，歸葬于昆山祖塋。
自順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鄉(xiāng)”，20多年來，炎武“身負沉痛，思大揭其親之志于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語），東西南北，慘淡經(jīng)營，“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四”（《文集》六，《與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復明室。晚年定居華陰，亦有極深的用意。他在《與三侄書》中說：“華陰綰轂關(guān)、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guān)門，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與李星來書》中也說此地“三十年來，在在筑堡，一縣之境，多至千余。人自為守，敵難追攻。此他省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墾荒，也是為了同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說：“先生既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選，而所至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畝于華下，供朝夕，而東西（按即“章丘長白山下”和“雁門之北”兩地）開墾所人，別貯之以備有事”，至于炎武自己的日常用度則相當儉省，一年所費“約一百二三十金”（《殘稿》三，《與原一公肅兩甥》），曾“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表》）
由于種種緣故，炎武的圖謀付諸實踐的希望愈來愈小，“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fā)，數(shù)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內(nèi)心深處之悲憤哀痛自不待言，但他從不因此而頹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終始如一。一生當中，他多次哭吊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國遺民之情，多次以死堅拒清廷的征召；他的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學、徐元文、徐秉義）”崛起云霄”、官高爵顯之后，為報母舅接濟之恩，在昆山買回置宅，多次敦請他回鄉(xiāng)安享天年，他卻始終不肯南歸……炎武所表現(xiàn)出的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風亮節(jié)，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chǎn)，必將永標青史。
作為一個學者，炎武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神道表》記載：“凡先生之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fā)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于鞍上嘿誦諸經(jīng)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fā)書面熟復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開，而且通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實地取證以及身處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證、充實了自己平昔所學，深化了對有關(guān)國計民生的學術(shù)問題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跡半天下”的漫游中，炎武雖然未能尋訪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頗、郭解、竇融、耿況一流人物，卻結(jié)識了許多北方的飽學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孫奇逢、李因篤、王弘撰諸人外，著名的還有張爾岐（字稷若，號嵩庵，濟南人，獨精“三禮”，有《儀禮鄭法句讀》十七卷）、馬(馬肅)（字宛斯，山東鄒平人，精熟古史，時人稱為“馬三代”，有《綠史》16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陽曲人，長于周秦諸子學，知識淵博而有民族氣節(jié)，炎武與之尤為意氣相投）、李囗（字中孚，陜西周至人，博通經(jīng)學，為關(guān)中大儒，學者稱二曲先生）等重質(zhì)實精考核的學者；此外，南方學者游歷北方面與炎武訂交的則有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土宅)，浙江秀水人，當時極負盛名的辭章家、學問家，炎武陷黃培詩獄時獲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號翁山，廣東番高人，著名詩人，抗清志士）、閻若璩（字百詩，號游醫(yī)，祖籍太原，后徒淮安，精于考據(jù)，有《古文尚書疏證》8卷）等等。炎武與這些友人切磋琢磨、講學論道，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使自己的學術(shù)更上層樓，終于成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四、清學開山祖? 前朝遺民心
顧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學者，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潘耒《日知錄序》），廣泛涉獵經(jīng)、史、音韻、金石、輿地、詩文諸學，在學術(shù)上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極為豐富，“卷帙之積，幾于等身”（王弘撰語）。其主要著作有《日知錄》32卷，《音學五書》38卷，《左傳杜解補正》3卷，《五經(jīng)同異》3卷，《明季實錄》（無卷數(shù)），《二十一史年表》10卷，《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歷代帝王宅京記》20卷，《肇域志》100卷，《金石文字記》6卷……等50余種。炎武去世之后，遺書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顧衍生亦“不克常見”；而徐氏對這些書稿卻“不知愛惜，或為人取去”（何焯《菰中隨筆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頗多。潘來整理刊行的，僅為遺稿的一部分。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學五書》與《日知錄》是炎武最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后，篤志經(jīng)史，其于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xù)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jīng)術(shù)，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臍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殘稿》一，《與人書》）。
顧炎武以明音韻為治學的根本，認為“讀九經(jīng)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文集》四，《答李子德書》）；又說：“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三易稿而手書者三矣”（《音學五書后序》）。在顧炎武看來，治音韻為通經(jīng)的關(guān)鍵，而通經(jīng)才能明道，明道才談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學五書》上花費了大量精力。他將《詩經(jīng)》作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鄭庫、陳第等人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規(guī)，分古韻為十部，還分析了古代音韻遷變的脈絡，提出了“古人四聲一貫”等斷語，在音韻學領(lǐng)域上取得了承先啟后的巨大功績，以后之江永、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直至近人章炳麟、黃侃等學者在這方面的進一步研究，都與顧炎武的率先倡導和取得的成果分不開。
尤有意義的是，顧炎武的《音學五書》還為后代考證學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夠的材料，分析時代先后，辨明其演變發(fā)展；其次，每下一個結(jié)論，都必須博求佐證以資共信。這種從明其先后之流變?nèi)胧帧⒉┣蠖喾街糇C而立說的治學規(guī)則成為清中葉之乾嘉學派的最重要法門，“清學開山”之譽即與此大有關(guān)系。
耗費了炎武畢生心血的《日知錄》更是他學術(shù)思想及成果的精華。炎武一生學行，可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這八個字來概括。他在《與友人論學書》中說：“愚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圣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學與做人看作渾然不可分割的整體。炎武一生之立身大節(jié)已概如前述，此處不再贅言；在治學這方面，則堅決反對當時那種“束書不觀”而空談心性的惡劣風氣，主張多學而識、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國命的實學。《日知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結(jié)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處即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部分。
炎武詳細考索了歷代社會風氣的演變情況，認為“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jié)；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指出“治亂之關(guān)，必在人心風俗”（《文集》四，《與人書九》），而整齊風俗、撥亂滌污的關(guān)鍵，即在于“土大夫”是否有廉恥；并舉出一魏晉人之清談”亡天下的歷史教訓，說明士大夫不顧國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談心性，從而致使風俗大壞，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進一步指出：“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同時，顧炎武還認為，除了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頓風俗、挽救時弊之外，“清議”即社會輿論的力量也很重要。他說：“古之哲王……存清議于州里，以佐刑罰之窮”，“鄉(xiāng)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干戈至矣。”這些見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富有積極意義的。
顧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著眼于風俗人心；同時，由于炎武重視實用而不尚空談，所以“能于政事諸端切實發(fā)揮其利弊，可謂內(nèi)圣外王體用兼?zhèn)渲畬W”（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顧亭林》），其大端則在郡縣分權(quán)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認為，要富國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賦予其實權(quán)，《日知錄》卷9《守令》條說：“所謂天子者，執(zhí)天下之大權(quán)者也。其執(zhí)大權(quán)奈何？以天下之權(quán)寄之天下之人，而權(quán)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權(quán)，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quán)乃益尊。……而今日之尤無權(quán)者，莫過于守令；守令無權(quán)，而民之疾苦不聞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因此，郡縣守令應該擁有“辟官蒞政理財治軍”的權(quán)力，則“國可富，民可裕，兵農(nóng)各得其業(yè)”，達到天下大治。炎武另撰有《郡縣論》9篇，對這一點加以系統(tǒng)而具體的論述。概括言之，他提出：“方今郡縣之弊已極……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而此種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權(quán)的獨專，“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因此，“民烏得不窮、國烏得不弱”！有鑒于此，炎武亟求變更，大聲疾呼：“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顧炎武還主張均田減租，開礦興利，反映了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要求，具有進步意義。
大體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歷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縣之中”為宗旨的，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則古稱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為書生之見，但“主分權(quán)、重自治”的主張依然閃耀著進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經(jīng)學上，顧炎武旗幟鮮明地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jīng)學也，非數(shù)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文集》三，《與施愚山書》），并猛烈抨擊明末王學末流那種侈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練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日一貫、日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日知錄》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的鄙陋風習，主張務本研經(jīng)，理學須由經(jīng)學中提煉而得；主張以講求經(jīng)學的理學取代不講經(jīng)而附會禪的理學。而經(jīng)學即理學，即“圣人之道”，“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而無益者不談。……其于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虛之論”（《文集》六，《答友人論學書》）——與炎武一貫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頓風俗”、“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依然血脈貫通。
顧炎武提出“信古而闕疑”的治經(jīng)原則，他認為“《五經(jīng)》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載之后，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日知錄》二，《豐熙偽尚書》條）因此，炎武的經(jīng)學研究不依傍、不盲從，信其所當信，疑其所當疑，體現(xiàn)了他求實的治學風格。
炎武之學術(shù)，實淵源于朱熹。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篇》指出：“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于多學而識，寓約禮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沿其學者……五傳而為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jīng)、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
在歷史輿地之學方面，顧炎武同樣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炎武治史，其志仍在經(jīng)世致用，曾說：“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文集》六，《答徐甥公肅書》）在金石考古和歷史地理學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這兩部著作。這兩部長編性質(zhì)的書雖然主要出于鈔錄，但有斷制，極富價值，不僅為清代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開啟了先路，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經(jīng)濟特別是明代經(jīng)濟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讀書。生當明清之際的顧炎武，不僅是舊學術(shù)傳統(tǒng)的破壞者，更是新風氣的開創(chuàng)者。他的嚴謹樸實的學風、經(jīng)世致用的學術(shù)宗旨、換而不舍的學術(shù)實踐、調(diào)查研究歸納取證的治學方法，諸多學術(shù)門徑的開拓，與其“行己有恥”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輝，既取得了宏富的學術(shù)成就，又對整個清代學術(shù)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后人尊奉顧炎武為漢學之“不桃之祖”，雖然未獲炎武之心，但炎武實足以當之，他不愧為清初學術(shù)界之一位繼往開來的大師。
主要參考書
1．《顧亭林年譜》，張穆編，粵雅堂叢書本
2．《亭林先生年譜》，吳映奎編，掃葉山房《亭林先生遺著匯輯》本
3．《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
4．《日知錄集釋》，黃汝成集釋，上海古籍
5．《清儒學案新編》，楊向奎，齊魯書社
《中國歷代大儒》，舒大綱主編，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
發(fā)布日期：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