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清香
顧炎武，明清之際著名學者，人們尊其為亭林先生。顧炎武一生耿介不混俗，以其崇實致用的學風和踏實嚴謹的治學之道，為后來的學者樹立了榜樣。他勇于針砭當時學術界存在的弊端，痛斥某些學者空談闊論、沽名釣譽的無恥之舉，倡導博學有恥的學術道德，以其實際行動影響了時人與后人，開啟清代崇實致用之學風，也為我們今天反思學術失范、凈化學術環境問題提供了一些有意義的啟示。
一、反空疏清談，倡經世致用
一個時代的學風往往是一個時代的社會大背景的產物。明清之際，整個學術界掀起了反對空談心學的浪潮，這一方面是對明亡作歷史總結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儒家自身理論邏輯發展的必然走向。顧炎武就站在這一歷史的潮頭，高舉起經世致用的旗幟，開風氣之先，致力于掃清晚明空談疏漏習氣，力主經世致用的實學。
顧炎武先生極其痛恨空談之風，并將其與魏晉時代的清談相比，把學術之風的影響提到關乎國家治亂的高度，認為空談是誤國害民的罪魁禍首。他說：
“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尤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然而，時人卻不吸取前人的教訓，以至于較前代更甚：
“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同上）
當時的空談之風如此盛行，人們不僅空談老莊，以至于孔孟都成了空談的對象，這已大大違背了儒學的宗旨。在宋明以前，儒學不僅被看成是一種學說，而且一直被當作治國平天下的理論指導。當時，人們受理學、心學末流的影響，遠離世務，空論心性。顧炎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當時華而不實的儒學，表現了他卓而不凡的理論見識。
那么，真正的儒學是怎樣的呢？顧炎武說：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于此，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三》）
可見，真正的儒學是面向社會現實、注重“行事”的，而當時的儒學主流──心學與朱學都有著禪學的流弊。如此清談，對國家社稷無一益而有百害。顧炎武指出，“近世喜言心學”者，“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日知錄》卷十八《心學》），“心學”二字連用，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的。心學本身一變為“老莊”，再變為禪學，顧炎武認為這大大違背了傳統儒學的宗旨。不僅心學流于禪釋，程朱后學也有此弊。“濂洛言道學，后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今之《語錄》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亭林文集》卷六《下學指南序》）。顧炎武否定當時禪味儒學的正統地位，為的是重新樹立儒學經世致用、利濟天下的為實學風。
顧炎武作為一位學者，抱著經世致用的理想，要對國家、社會以及百姓有所作為。顧炎武的治學目的在于“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錄自序》），“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同上卷四《與人書二十五》）總之，在于救百姓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很明顯，顧炎武仍然懷著儒家“內圣外王”的理想，企圖為社會做些實事。在當時抗滿復明的大環境下，他先是希望自己的學問能于此有所幫助；在復明希望日漸渺茫之后，他又藏之深山，以待后王之用。盡管顧炎武的學說在當時沒有立刻產生直接的社會效果，但這種重實用的風氣之倡導，確乎是社會的良性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今天以顧炎武所研習的不是科學技術，不能及時應用于世，恐怕就是今人的短視了。
顧炎武已經過世三百多年了，但他所尖銳批判的空談現象卻并沒有絕跡。盡管中國自五四以來就提倡科學精神，我們也一直把實事求是作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卻遠遠沒有在科學研究中占據牢固的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的發展日新月異，可是有許多人仍然習慣于講他們在二十多年以前就講慣的那套用語。他們搞所謂的研究或發表言論，不是從變化了的現實出發，也不是為了解決現實中提出的問題。他們從本本出發，從條條出發，不對現實做認真的調查和研究，憑空想象，說套話，說大話，說空話，說沒用的話。不切實際，不求創新，千篇一律，人云亦云，已經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
顧炎武當年批評人們清談孔孟，我們現在可以對照一下，有沒有人清談馬列？馬克思主義本來是關于現實的理論，是行動的指南，而不是供人閑談的本本條條。正如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教條，不從實際出發，我們黨的生機也就停止了。清談害國，清談誤事，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也同樣如此。
不抱著致用的態度為學，學風必然是虛的；不切實際的所謂道理，必然是空的。做真學問還是做假學問，做虛學問還是做實學問，取決于學者的社會責任感。那些只會清談的人，即使調門唱得再高，話語說得再漂亮，也沒有半點真正的用處。
二、批急功近利，做踏實學問
與空疏清談學風相伴的，是學者求功求名的心態。顧炎武說：“凡今之所以為學者，為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于此，而為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亭林余集》《與潘次耕札》）這里尖銳地指出，明代學者文人讀書著書不過是為了科舉和傳名，沒有什么人為追求真理而做扎實的學問。
在明代，人們心目中的學問和知識主要是關于儒家經典的學問和知識。為科舉祿利而學者，對經書不可能有深入的學習研究；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為何語。這種應試之文時稱“時文”。顧炎武說道：“今之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圣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這多么類似于現在人們司空見慣的考前輔導參考書之類的東西！依據時文，“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同上）也就是說，能否取得功名，不在于是否精通經典，是否真有經世之才，只要會背時文即可。明代的所謂文人，把成名視為人生第一急務，著書往往倉促而就，著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
求名求利，使得學者不再下苦功讀圣賢之書，而只做應景之文。空虛浮夸之風遂起。針對于此，顧炎武提出“經學，理學也”的命題：“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亭林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在這里，我們不能僅僅把顧炎武看成是一個崇古之人，他只是借古人之言，倡導踏實嚴謹做學問，反對急功近利的為學目的。
與當時的學風相反，顧炎武做學問的確嚴謹。從他撰寫《日知錄》上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對于《日知錄》的編纂，顧炎武有一“采銅”之喻。他說：“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于后，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余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十》）一年僅得十幾條，且是日夜誦讀而得，可想其嚴謹到何種地步。王宏在《山志》中說：“（亭林）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其稿矣，而亭林尤以為未愜。正使博聞廣記，或尚有人；而精讀不茍，未見其倫也。”此言不虛。
可見，在顧炎武那里，日夜誦讀并非意味著一心只讀圣賢書。顧炎武為學，不僅征之以書，還征之以友，征之以實。居于窮僻之域，他感嘆“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一》），而“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學，終無濟于天下”（同上）。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閉門造車之舉是萬萬行不得，也行不通的。
踏踏實實做學問，認認真真做研究，這本來就是學者的本分所在。但為什么有人不做真正學問，只做應景之文呢？顧炎武的答案是：求名為利，急功近利。這也是我們今天解釋學術失范問題的一個有力的視點。
現在有些人做學問閉門造車，希望速產速成，往往只做應景之文，究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確實是利益使然。急功近利造成了今天學者浮躁的心態和空疏的學風。
對顧炎武那個時代來說，名利源于科舉。科舉制度造就了一批蠅營狗茍、背誦時文的人。今天的名和利，更加多樣，如高級職稱、學位聲名、物質利益、金錢享受等等。許多人重名重利，卻唯獨忽視了學術良心和聲譽。于是我們看到，為了評職稱，做應景之文，不肯踏踏實實坐下來搞真正研究的人大有人在，言之無物、人云亦云的文章和著作層出不窮。為了物質利益，某些人拿學者的名頭換取金錢，幾乎喪失了基本的良知。例如，去年股市暴露出一批有著高級頭銜的“黑嘴股評家”，坑苦了廣大中小股民。為了沽名釣譽，某些人不惜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或者剽竊他人成果，或者不憑真才實學，專拿名家瞎開刀，借以快速成名。
社會的誘惑實在太多了，現在的學者面臨著諸多的物質利益與精神追求的沖突。就拿學者群體集中的高校來講，學者的收入、職稱、住房等分配制度的基礎是把發表論文的多少、出版專著的多少、刊物的等級怎樣、申領課題多少，課題級別如何等進行量化評估。為了收入、職稱、住房，有的學者放棄了精神的追求，放棄了學者的責任和良心，為了滿足學校評估體系的量化標準，不做踏實學問，只求量，不求質。這嚴重破害了學術界的風氣，其消極影響不可忽視。
三、惡剽竊雷同，主熔鑄創新
顧炎武認為，當時文人之弊有三：一曰竊書，二曰臆改，三曰模仿。竊書無非將別人所作之書拿來充作自己的；而模仿多是庸才拙劣之作，只知其形式，卻不能領會實質之所在；臆改之病，多是不知而強以為知，不細加考究，以己之見強作古人之意，結果，不負責任的亂改給后人留下了很多疑惑。
品行低劣的學者，自己水平不高，卻想走捷徑成名，這就要想法子做出偷盜之舉。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如張霸的《百二尚書》、衛宏的《詩序》。對于此，顧炎武并沒采取激烈的反對態度。在《日知錄》卷十八《竊書》中，顧炎武極其痛恨那種“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者，即將他人之著當作自己成果的人。他認為，“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同上）更為可惡的是，這些盜賊要將原書竄改到令人失望的程度，顧炎武痛斥其“名為鈍賊，何辭！”因為這些人，“但有薄行而無俊才，不能通作者之義，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同上）
顧炎武批評了臆改之病。他認為自從唐明皇改《尚書》始，后人就開始仿效。此舉初始，改過之后尤曰：“舊為某，今改為某。”（《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舊文尤存，后人還可加以辨別。到了顧炎武的時代，“而凡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為某”（同上），這樣一來，就給后人留下了很多迷惑之處。而時人作注，亦有此病。先前將注寫于原文之下，其本文不敢移，到朱熹則自定本文，將注文作于其下，此風日漲。“嘉靖以前，書之鋟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鋟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同上）
近代文章還有一病，即為模仿。模仿即便是逼肖古人，也僅僅是像而已，絕對不如原著精彩，更不必說超越了。所以“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日知錄》卷十九《文人模仿之病》）將其比作邯鄲學步，并不為過。尤為可恨的是，學者一窩蜂地模仿同一形式。顧炎武引《容齋隨筆》所記一事：“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后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骃《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幾格。”（同上）枚乘作《七發》，是創新，其“可喜”之處后人可以借鑒，但一味模仿，就只能得其粗，而流于俗。尤其是傅玄集為《七林》之舉，讓人不免有“釣譽”之疑。即便后人同情地將其認作是做整理工作，以備來者借鑒，其舉也無甚可稱道之處。傅玄集《七林》，不分好歹，凡其為“七”，均拉做一家，真似現今攢書之舉。比如說前段時間的《絕對隱私》確有一定的價值，而后《單身隱私》就該算做模仿之舉了，倘若有人來一《隱私大全》，則純粹是為名為利的火爆炒作。此類書境界低下，實在引不起人們認真一讀的興趣。
這些弊病的產生，從客觀來講，因為“著書之難”。古人幾乎說盡了所有的話，今人似乎只能重復。然而，模仿都是顧炎武所極為不屑的，何況重復？先秦子書大抵能成一家之言，《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就不能自成。后人之書集只能作類似于《呂覽》、《淮南》的工作，但“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無，而后為之”。（《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顧炎武認為，“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同上《文須有益于天下》），能做到這一點，則“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同上）總之，學者要在前人所疏漏的地方著力，做有益于天下之文章。如果所做之文于社會無益，于人類知識無益，不做也罷。
顧炎武的可貴之處在于身體力行。一方面，他于前人未著力處入手，一生廣泛涉獵于經學、音韻小學、歷史、金石之學和輿地、詩文諸學，著作甚豐，幾于等身，“所做學問的種類，替后人開出路來”。（梁啟超語，《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后世學者，不再拘泥于子經，另有更大的發展余地了。另一方面，又對前人所論做有獨創的總結，這種著述旨趣集中體現在《日知錄》的撰寫上。正如其在《日知錄》《自記》中所言：“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抱著這種創新態度，一部三十二卷的《日知錄》，盡管引他人論述有十之七八，自己見解不過十之二三，但整體上毫無掠美之嫌，倒處處標示出作者嚴謹創新的態度。《四庫提要》贊曰：“網羅四部，熔鑄群言。”（《四庫提要·子部·雜家類存目六·嵩庵閑話》）沒有相當的功夫,沒有創新嚴謹的作風，怎配得上“熔鑄”二字？顧炎武“采銅之喻”，也是對自己力求創新之心的表白了。
抄襲、剽竊、模仿、重復對學術創新具有致命的打擊。這破壞了學術界的整體氛圍，傷害了嚴謹學者的感情和積極性。細分起來，抄襲等學術失范行為還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抄襲剽竊他人的勞動成果，一種是抄襲重復自己已有的研究結果。抄襲剽竊他人勞動成果是一種惡劣的不道德行為，其表現明顯，是為學術界所普遍唾棄的；而重復自己的東西一般為學術界所寬容。其實這種現象也是不正常的，重復自己也同樣違背了學術創新的本質。
有學者認為，抄襲、剽竊還只是學術失范中的“低層次問題”，一些更具有隱蔽性的學術陋習──翻來覆去的低水平重復，動輒一年出書十余種、發表論文幾十篇的“泡沫學術”卻不易被發覺，但其危害比“剽竊”“抄襲”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確實點出了學術界失范的要害所在。學術要創新，學術必須對人類知識有新的開拓，這是學術的本質所決定的。學者的責任就是要發揚創新的精神，以推動人類思想文明的進步。如果翻來覆去地炒冷飯，對學者的精力是浪費，對國家社會的資源也是巨大的浪費。
四、博學于文，行己有恥
學界為何會有此弊病？顧炎武將其歸于學者的人格上，把學術道德的根本最終歸結到學者的個體道德修養上。正是學者無社會責任感，才導致了學界空疏之風大盛；正是文人無道德羞恥感，只知求名求利而不知修養道德，以至于做出竊賊之舉。如何防治此弊病？顧炎武提出“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并將其作為學者的理想人格。“愚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何為博學于文？“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同上），“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錄》卷七《博學于文》）天文地理、制度禮儀、待人接物、音樂藝術、圣人之書，都可稱為文。梁啟超將“文”釋為“事物之條理”，很有道理。也就是說，做學問要多方追究事物的條理，或征于古人之言，或向朋友請教，或親自做實地考察，盡量多地掌握天地人文的道理。即便是對事物某一方面的研究，如要深入鉆研，也必須建立在廣泛知識的基礎上。
對于恥，顧炎武認為：“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顧炎武極其重恥，他講：“《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日知錄》卷十三《廉恥》）無恥有兩種，一種是由于無知而導致不知恥辱何在，這種無恥多為蒙昧之民所有，只要加以啟發，民可知恥而后勇。這一任務由啟蒙來完成。另一種無恥是知其不德而為或知其為德而不為。為學者熟知孔孟之禮卻行無恥之舉，尤為可恨。至于士大夫之無恥，因與國家密切相關，后果更甚，可以亡國亡天下，所以謂之“國恥”。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科舉選士制度，中國的文人與國家民族的前途關系異乎尋常的密切，所以顧炎武特別強調恥與文的關系。他認為：“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文，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圣人而去之彌遠也。”（《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顧炎武極重學者品格，認為對士而言，博學廣見與嚴謹自律是同等重要的。他自己也以身作則，自稱生平“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庵然媚世之習”。（同上卷四《與人書十一》）而對其弟子，也屢屢勸誡：“自今以往，當思中才而涉末流之戒。”（同上《與次耕書》）無怪乎后來梁啟超感嘆：“（亭林）那種獨往獨來的精神，能令幾百年后后生小子如我輩者，尚且‘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顧炎武把博學有恥作為學者道德的核心，對今天的啟示也很大。一方面具有廣博的知識，這是學者之為學者的前提條件，缺少這一點，根本就算不上是“學者”；而如果一個已經成為“學者”的人，不繼續增進自己的知識，自得于已有的一孔之見，就算不得一個真正博學的、合格的學者。學者的博學絕對不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不斷擴展的過程。因此，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的學者是不道德的。只滿足于低水平重復、擅長制造學術泡沫的學者，不是真正的學者。另一方面，學者有才更需有德。有才而無德的學者，對于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難以估量的。
顧炎武用了一個反面否定的詞“恥”，來強調學者應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注重自律，警醒天下學者之士不要為名利而喪失道德。凈化學術環境，提倡學術道德，其根本在于學者的自律，需要訴諸學者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這就要求學者，尤其是專家教授級的學者，踏實做研究，不斷學習提高，認真做自己的思考，講自己的觀點。反對弄虛作假、反對侵占他人成果、反對低水平重復。
當然，凈化學術環境還是一個制度問題，需要從學術體制的建全上給學術研究規定一個“范”，以避免“失范”現象的產生。受當時時代背景的局限，顧炎武還認識不到也不可能認識到學者不道德的根源在于整個學術制度和與此有關的經濟文化制度。他尚無法把問題上升到歷史和制度層面來分析，這有其時代局限性。
掩卷回顧顧炎武先生的所言所行，反身自察，心亦惶惶。百年前之字字句句，尤似針對今日之事事物物。人心之浮躁，“學者”之無恥，“時文”之盛行，竊書之猖狂，竟與顧炎武所言絲絲入扣，令人汗顏，叫人警醒。細讀顧炎武，有所感而記之，其意正如顧炎武所言：“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亭林文集》卷四《與友人論學書》）
參考書目：
1．《日知錄集釋》，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2．《清儒學案新編》，揚向奎著，齊魯書社，1985年2月。
3．《顧亭林詩文集》，顧炎武著，中華書局，1983年5月。
4．《顧亭林詩集匯注》，顧炎武著，王蘧常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月。
5．《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著，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
原刊《求是學刊》2003年第2期，有刪節，此為完整版本
發布日期：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