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義
前輩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論述清代考據學的發展時曾指出：“自明清之際起，考據學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名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其為乾嘉考據學派。”事實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據學派的淵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顧炎武。本文擬對顧炎武的學術傾向、他與乾嘉學派的聯系、區別等問題，試作分析和探討。
一、倡導經世重視實證的學術思想
顧炎武學術思想的鮮明而突出的特色，主要是針對明末以來的空疏學風而重視實證與博學，倡導具有批判求實精神的經世致用之學，提出了“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以及“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等命題。這些思想和命題，既推動了明清之際經世思潮的發展，也促進了經學在清代的復興和乾嘉考據學的形成。
自宋元以來，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至明中葉，王陽明的心學盛行，良知之說風靡海內。降至明末，王陽明的心性良知之學，又日趨頹廢沒落。流風所及，一些封建士子孜孜以求功名利祿，為求捷徑，不讀經書本文，只是捧著“語錄”討生活。充斥學術界的是“置四海窮困于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然而，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會變動，及“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殘酷現實，迫使一些學者和思想家，進行深刻的反省和總結。明末空談心性的學風則被視為禍國誤民的重要原因。在對之進行抨擊的同時，他們積極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如朱之瑜提倡學術要“經邦弘化，康際時艱”；李颙主張“匡時要務”，“學貴實效”；顏元更大聲疾呼：“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這些思想主張，匯集成為明清之際的經世致用思潮。而顧炎武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正是這一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空談心性的學風，他尖銳指出：“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遺其粗。未究其本而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談，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因此，顧炎武提出自己的治學宗旨是“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希望通過學術研究“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所以，他研究探討的問題，多是“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以及“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舉凡兵、農、財賦、典制、輿地等等。
為了改變明末以來棄經書于不讀的空疏學風，顧炎武又提出了“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的命題，這是顧氏學術思想的重要方面，既涉及他的學術思想淵源，也反映了他對理學中不同流派的態度。在《與施愚山書》中他明確指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就是說宋以前尚無“理學”。接著又說，“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理學，禪學也。”[2]換言之，也就是說宋代的理學即經學；而今天——明代以來的理學，則是禪學。他還具體說明古、今理學之不同：古時的理學如同經學一樣，需要長期潛心鉆研，才能通達；而今天的理學，則流入禪學，根本不通讀經書，只求助于語錄及八股帖括。連貫前后文字，可見顧炎武對于宋代理學是持肯定態度的，對于明代流入禪學的理學——王陽明的心學則持否定態度。再聯系顧炎武在其他著作中，對朱熹多予贊揚和肯定，晚年還為朱熹修建祠堂，并在《祠堂文》中稱：“惟絕學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闡于考亭，……啟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3]3對朱熹推崇備至，其對于宋代其他理學家，如程顥、張載、邵雍、張栻、呂祖謙等，也有恭維之詞，這說明顧炎武并不一概反對理學。惟于王陽明多有激烈抨擊之詞，既批評王“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于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矣”[4]。又指責：“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5]。值得注意的是，顧炎武對于空談心性之批判，常常冠以時間界限，諸如“竊嘆夫百余年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6]；“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7]。鋒芒皆指向明中葉以后的王學。這些思想與前述《與施愚山書》中的思想完全一致。然而后人為什么得出顧炎武反對程朱理學的結論呢，問題就在于清中葉的學者全祖望在其《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將顧炎武《與施愚山書》中的那段話改寫成：“（顧炎武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而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抹殺了顧炎武關于理學有古今之別的觀點，籠統地說“經學即理學”，“安得別有所謂理學”，從根本否認了理學的獨立存在。這種不符合顧炎武原意的觀點卻被后來的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史者援以為據，特別是梁啟超還由此進而認為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雖“未嘗直攻程朱”，但“根本不承認理學之能獨立”[8]。由于梁啟超影響甚大，致使學術界長期以來幾乎普遍認為顧炎武是既反程朱，也反陸王的反理學思想家。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顧炎武不僅不反程朱，其學術思想實淵源于程朱。對此，清代學者早有定論，如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朱陸篇》中就曾指出：朱熹之學，“一傳而為勉齋（黃幹）、九峰（蔡沈）……五傳而為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著《漢學師承記》的江藩也指出：“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為宗”。我們認為，根據史實，應肯定顧炎武的學術思想淵源于朱熹，且不反對程朱，他反對的只是理學中的陸王學派，并不反對整個理學。這樣的結論，既符合顧炎武的思想原貌，也不影響他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正因為他批判了王陽明的心性良知之說，橫掃了明中葉以來的空疏學風，倡導經世致用，便有力地推動了明清之際經世致用思潮的發展。同時，他提倡的“通經服古”，“引古籌今”，重視實證，也為清代經學及考據學的復興、發展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圍繞經世致用與重視實證博學的學術思想，顧炎武還提出了另一重要學術命題：“博學于文”、“行已有恥”。
“博學于文”與“行已有恥”本是傳統的儒家觀點，是孔子在不同場合答復門人問題時所提出的兩個主張。但把這兩個主張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個學者治學與做人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則是顧炎武的創造。他不僅提出這一主張，且躬行實踐，顯然是為了扭轉明末的空疏學風，并針對明清易代之際一些士大夫趨炎附勢，寡廉鮮恥，反顏事仇而提出的。
在“博學于文”中，他首先強調要認真讀書，博覽群籍，“多學而識”，“好古多聞”。他認為，《詩》、《書》、《三禮》、《周易》、《春秋》等儒家經典，必須反復誦讀，而且要改變“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于本末俱喪”[9]等荒疏風氣。在提倡讀經的同時，顧炎武也十分重視讀史，主張通讀《二十一史》、《資治通鑒》等史籍。他本人是勤學博讀的典范，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在顧炎武的影響下，有力地扭轉了明末那種“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學風，開啟了乾嘉學者廣讀博證的考據學風。當然，顧炎武的“博學于文”并不止于文字、文章之文，還包含著各種社會知識，目的在于以“修己治人之實學”取代“明心見性之空言”。
與“博學于文”相聯系，顧炎武力倡“行已有恥”，認為“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其時，士大夫巧佞虛偽成風，特別是清入關后，一些士大夫喪失民族氣節，尤為顧炎武所痛恨。他認為，倘若士大夫皆“卑形態以取容悅，遜聲色以媚世俗”，必然是亂天下而禍國家。因此，他呼吁士大夫要堅守氣節，做剛方正直之人。
重視實證與博讀，既是顧炎武的學術思想，也是他的治學方法。而他提出的“古之理學，經學也”、“博學于文，行已有恥”等命題，都包含著實證與博學的思想。他一生既廣讀博覽，又實地考察，把文獻資料與實地考察結合起來，他的不少著作都是這樣寫成的。如《昌平山水記》就是他親至昌平一帶實地考察后寫成的。其友人王宏撰曾說：“亭林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10]這種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都為乾嘉考據學開了先路。
二、乾嘉考據學派的奠基者
稱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開山祖師，是“不祧祖先”和“奠基人”，是因為他為乾嘉考據學派做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為漢代經學在清代復興開辟了先路
乾嘉考據學是以漢代古文經學為其學術淵源，而漢代古文經學在清代的復興則由顧炎武開辟了先路。
我們知道，北宋以后，經學吸收了道、釋二家的思想，發展成為理學，但理學中的程朱一派，雖不廢漢代治經的注疏傳統，但卻以闡釋義理為主；而理學中的陸王一派，則主張執簡馭繁，反對“支離破碎”，但空談心性，流于禪釋，至其末流，更完全廢棄了漢代以來經學的訓詁注疏傳統，使傳統經學日漸衰廢。到明代，如顧炎武所說，自《四書五經大全》頒行以來，“制義初行，一時士人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經學之廢，實自此始”[11]，以致“天下之生員，不能通經知古今，不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為扭轉這種學風，顧炎武強調提高經學的地位，恢復經學原有的面目。
為恢復經學的傳統，顧炎武提出要明辨經學源流，他說“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旨，如論字者，必本于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12]。為此，顧炎武反對宋明以來那種斷章取義、心印證悟的語錄之學，傾向于以漢儒為師，認為“六經之所傳，訓詁為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既賅通，百家亦兼取”[13]，明顯地反映了崇尚漢學、鄙薄空談性道的學術傾向。
此外，顧炎武還強調應該讀注疏，批評明以來的學者“并注疏而不觀”，幾乎沒有“能通十三經注疏者”的虛浮風氣。他在漢學廢絕、宋明理學居統治地位、心性之學泛濫的情況下，提倡“通經服古”，崇尚漢代古文經學，強調訓詁注疏，無疑為漢代古文經學在清代的復興開辟了先路。
正是由于顧炎武及同時代的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棄虛崇實，重視注經傳統，又有毛奇齡、閻若璩、胡渭等“接踵繼起，考訂校勘，愈推愈密”[14]，才開啟了乾嘉時期漢代古文經學重新復興的局面。
（二）開拓了乾嘉考據學的治學范圍
顧炎武學識淵博，涉足領域極廣，于群經諸史、歷代典制、河漕兵農、天文輿地、藝文掌故、音韻訓詁等，皆有深湛研究。梁啟超在論及顧炎武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時說：“亭林清學界之特別位置，一曰開學風……二曰開治學方法……三曰開學術門類”，“清代許多學術門類，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后人衍其緒”[15]。這無疑是確然之論，乾嘉學派在治學范圍上，乃以經學為中心，而旁及小學、音韻、輿地、典制、金石、校勘、輯佚、辨偽等方面。然溯其淵源，這些研究范圍，大都由顧炎武發其端。
1．關于經學的研究，清代學者特別是乾嘉考據學家，對儒家的經典幾乎全都加以整理訓釋，使中國古代經學歷經衰落之后出現復興。而清代重經的風氣，首先由顧炎武開啟，他關于“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的論斷；他對于讀經要讀“注疏”的重視和強調，使人們從明末空疏的風氣轉向踏實治經的學風上來，都起到開一代風氣的作用。其代表著作《日知錄》卷1至卷7的論述，以及許多論學的書信之中，對于儒家群經，諸如《易》、《書》、《詩》、《春秋》、《禮記》、《論語》、《孟子》等都有具體的論述和考訂，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不乏獨到之見。如爭論已久的《尚書》中的今古文的真偽問題，顧炎武在《日知錄》卷2《古文尚書》條中，便具體論及出于梅賾之手的《古文尚書》屬偽作，并明確指出：“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于今日而益驗之矣!”這對于后來關于《尚書》的研究，及偽《古文尚書》的論定，無疑有開啟作用。
2．關于文字音韻的研究
在清代文字音韻之學由經學的附庸而成為專門之學的過程中，顧炎武亦有開其端之功。他的《音學五書》關于古韻的考辨和分部，直接引發了后來學者深入研究的興趣。如江永的《古韻標準》分古韻為13部，段玉裁的《六書音韻表》分為17部、孔廣森進而分18部、王念孫分為21部，直到黃侃分為28部，日益精進，由疏而密，但都是在顧炎武奠定的基礎上的發展變化。此外，顧炎武考訂的古無四聲之分，對乾嘉考據學者江永、戴震、錢大昕等都產生了影響，他們關于四聲之論，大多依據顧炎武的說法而加以發揮。因此，當代語言學家王力曾指出：“后來的音韻學家走上比較健康的路子達到接近科學的水平，顧炎武有重要貢獻。”
顧炎武亦注重文字的研究，他對于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旨，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沿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后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矩。”[16]但他也具體舉出許慎《說文》中的失誤與不足，希望“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說文》者矣!”[17]乾嘉時期，研究《說文》之風甚熾，惠棟著《讀說文記》，江永與戴震往復討論《六書》，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錢大昭著《說文統釋》、陳鳣著《說文解字正義》、桂馥著《說文義證》、王筠著《說文釋例》與《說文句讀》。而后又有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等等。這一切，應該說與顧炎武對《說文》的研究與重視不無關聯。
3．關于金石文字的研究
金石之學在清代也是很發達的學問，至乾嘉時期尤其盛行。顧炎武自青年時代“即好求古人金石之文”，后讀書漸廣，當閱讀宋代歐陽修所撰《集古錄》時，“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18]，因而對金石之學興趣更濃。中年以后，顧炎武在南北訪學與游歷之中，處處留心，廣為搜求，更廣泛地搜集金石之學方面的資料。而后，他將搜集到的碑文和許多新的發現詳加考證，先后編成《金石文字記》、《求古錄》、《石經考》諸書。正如全祖望所說：“（炎武）性喜金石之文，到處即搜討，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后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本文作者按：指宋代金石學名家歐陽修、趙明誠、洪適、王俅等），未有先生之精者”[19]。也正如顧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記序》中希望的那樣：“望后人之向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乾嘉時期的著名金石學家王昶、錢大昕、阮元等，沿著顧炎武的這條路去開展金石研究。
此外，顧炎武在歷史地理、典章制度、校勘辨偽等方面，或有豐富的著作，或有獨到的論述與考辨，均為其后的學者大大開拓了研究范圍。
三、豐富和發展了縝密樸實的考據方法
考據作為一種治學方法，由來已久。但將中國古代的考據學推向高峰，形成獨立的考據學派，使考據內容更為廣泛，考據方法更為嚴密、考據成果更為充實，是在清代。而顧炎武則是將中國古代的考據方法，發展到清代形成獨立的考據學派的奠基者。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論：“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策之于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焦豌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20]。顧炎武的考據方法，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幾點：
1．考辨文字音韻以通經學
從考辨文字音韻入手以通經學的基本方法，是顧炎武進行考據的基本方法。
顧炎武曾謂：“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21]他又說：“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22]這是因為，中國的漢字，自殷商周秦以來，不斷演變，常常是一字多體，或體同義殊，甚或同音假借等。至于音讀，更是變化多端，因時因地而異，時異音變，南北不同。因而只有通曉文字音韻的變化，才能真正讀懂經書，正如顧炎武所指出的：“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為某，今改為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于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意輕改，不復言其舊為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嘆者也。”[23]為此，顧炎武積三十余年精力，五易其稿，撰寫了《音學五書》，并在《音學五書序》和《后序》中指出：“自是而六經之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
顧炎武關于音韻學的研究及其成就，對乾嘉時期的學者亦有重大影響。乾嘉時代考據學者的治經方法，也都是沿著顧炎武的路數，治經從古文字人手，重視聲音訓詁，以求經書的原義。正是在顧炎武的影響下，被稱之為小學的文字音韻，在清代才由經學的附庸而蔚為大觀。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不僅由考辨文字音韻人手而疏證經書，而且在文字音韻方面多有專門研究和留有著述，如《方言疏證》（戴震）、《爾雅正義》（邵晉涵）、《爾雅義疏》（赫懿行）、《廣雅疏證》（王念孫）、《說文解字注》（段玉裁）、《古韻標準》（江永）、《切韻考》（陳澧）等等。但無論是乾嘉考據學派中的吳派抑或是皖派，對于顧炎武在文字音韻方面的成就都非常推崇。如江永就曾說顧炎武是“近世音學數家”中之“特出”者，所以“最服其言”[24]，并吸收顧炎武分古韻為10部的研究成果，定古韻為13部，又如，王鳴盛對顧炎武的古韻研究雖有所辨正，但仍很推崇地說顧炎武“作《音學五書》分古韻為十部，條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之音，舍顧氏其誰與歸”[25]。
2．歸納大量例證
大量歸納例證，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論證問題是顧炎武進行考據的主要方法。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歸納法。顧炎武的主要著作，均體現了這種方法。如他作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即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而后成“輿地之記”和“利病之書”[26]。《肇域志》也是“先取《一統志》，后取各省府州縣志，后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余部，本行不盡，再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27]。《日知錄》更是“白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余年，乃成一編”[28]。大量閱讀各種歷史文獻，隨手加以記錄，作為各種專題材料。當論證某一問題時，將平日積累的材料，再加排比組合和歸納，而后得出結論。如他要說明“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便列舉了《新序》、《史記》、《漢書》、《后漢書》等書中的有關資料二十余條，而后得出結論：“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29]再如，顧炎武為了證明“行”（xing）古讀若“杭”（hong），即列舉了264條證明材料；為了證明“下”（xia）古讀若“戶”（hu），則列舉了219條材料；為證明“家”（jia）古讀若“姑”（gu），也列舉了57條材料。如非平日積累搜集，焉能舉出如此豐富的例證。
乾嘉考據學派論證問題，也主要是采用這種歸納的方法。如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一書，為證明梅賾的《古文尚書》之偽，引證了128條材料。每條之下還以按和附的形式再列數十條相關的例證。總計以近千條的材料，確證《古文尚書》屬偽作，使千年的爭訟，終成定案，另一考據大師王念孫也是“一字之證，博及萬卷”[30]。“凡立一說，必列舉古書，博釆證據，然后論定”[31]。乾嘉學者多運用歸納法，顯然是受了顧炎武的影響。
3．驗諸實證
顧炎武不僅從歷史文獻資料中歸納出大量例證，還特別重視將文獻資料驗諸實證，力求名實相副，他認為“史書中之文中常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為立說”[32]。在顧炎武的著述中驗諸實證的事例很多。如金石文字與史書互證。他認為，金石之文“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故每見金石碑刻，“必手自抄錄”。當他發現史籍紀時，或紀年則不紀月，如《尚書·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滕》“秋大熟，未獲”等，均“言時不言月”或“言月不言時”。如《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肶”。顧炎武遂驗諸鐘鼎古文，亦多如此，獨有《春秋》有年有月有日，便結論為：因為《春秋》乃編年史，“多是義例所存，不容闕一也”[33]。這是以金石文字驗證史書的實例。顧炎武還以所見所聞與文獻記載互相印證，如其所論錢法之變，即以所見為證[34]。他還以所見所聞論風俗之變，如《日知錄》卷12《人聚》條云：“予少時見山野之民，有白首不見官長，安于畎畝，不至城中者。泊于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已而上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于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五十年來，風俗遂至于此。”
從以上所論可見，無論是從漢代經學在清代復興，或是從治學范圍的開拓，乃至到具體的考據方法等方面看，顧炎武都是乾嘉考據學的奠基者。雖然他只是把考據作為“通經致用”的手段，但他所開創的務實的樸實學風以及縝密的考據方法，確實開啟了有清一代的學風，直接影響到乾嘉考據學的形成與發展。因此，顧炎武其后乃至當代學者，無不肯定顧炎武為“清學的開山”與乾嘉考據學的“不祧祖先”。而梁啟超在總括古今學人對顧炎武的評價時，也就有這樣的結論：“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35]
注釋：
[1]范文瀾：《看看胡適的“歷史態度”和“科學的方法”》，《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頁。
[2]顧炎武：《與施愚山書》，《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1，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8頁。
[3]顧炎武：《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5，第121頁。
[4]顧炎武：《朱子晚年定論》，《日知錄》卷18。
[5]顧炎武：《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日知錄》卷7。
[6]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3。第40頁。
[7]顧炎武：《朱子晚年定論》，《日知錄》卷18。
[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頁。
[9]顧炎武：《與友人論易書》，《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3。
[10]王宏撰：《山志》。
[11]顧炎武：《四書五經大全}，《日知錄》卷18。
[12]顧炎武：《與人書四》，《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4，第91頁。
[13]顧炎武：《述古》，《顧亭林詩文集》詩集，卷4，第384頁。
[14]皮錫瑞：《經學復盛時代》，《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99頁。
[15]梁啟超：《清代經學之建設》，《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頁。
[16]顧炎武：《說文》，《日知錄》卷21。
[17]同上。
[18]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序》，《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2，第29頁。
[19]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鮚埼亭集》，內集，卷11。
[2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三，《日知錄》卷19。
[21]顧炎武：《答李子德書》，《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4，第73頁。
[22]顧炎武：《昌鼃》條，《日知錄》卷4。
[23]顧炎武：《答李子德書》，《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4，第73頁。
[24]江永：《古韻標準例言》。
[25]王鳴盛：《音學五書與韻補正論古音》，《蛾術編》卷33。
[26]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序》，《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6，第131頁。
[27]顧炎武：《肇域志序》，《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6，第131頁。
[28]同上。
[29]顧炎武：《東向坐》條，《日知錄》卷28。
[30]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銘》，《研經室續集》卷2。
[31]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685頁。
[32]顧炎武：《漢書注》條，《日知錄》卷27。
[33]顧炎武：《春秋時月并書》條，《日知錄》卷4。
[34]顧炎武：《錢法之變》條，《日知錄》卷4。
[3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頁。
原刊《貴州社會科學》1997年02期
發布日期：2008-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