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爭——彌漫著儒雅風度的古代射箭運動
中國古代體育主體郵票圖案，六藝之一——射
“射”乃中國古代六藝之一，古書有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一種體育活動，更是一種修身養(yǎng)性培養(yǎng)君子風度的方法。
從歷史資料的記載來看，中國古代的“射藝”應包含兩個主要運動：射箭和彈弓。其中射箭由于在軍事和狩獵活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歷史上更受人們的重視。
射箭在我國有著久遠的歷史，可謂是中國古代體育項目的鼻祖，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它在距今兩萬八千多年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遺址，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一件距今兩萬八千年前的石箭頭，這表明當時人類已經(jīng)在開始使用弓箭了，這是用石頭磨制的箭頭，綁在木桿上作為當時射箭的用具。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把弓箭的發(fā)明使用，作為由中級蒙昧社會向高級蒙昧社會開始過渡的一個重要標志。他說：”由于有了弓箭，獵物便成了日常食物，而打獵也成了普通的勞動部門之一了。”弓箭的使用對于上古仕會的進步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由于弓箭具有強大的殺傷能力，增加了人類征服自然的威力。
據(jù)《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卷記載，夏朝已經(jīng)有了教授射箭的專職教員，同時還有了習射機構－“序”。夏之大學稱“序”。《孟子》云：“序者，射也”。商朝沿襲了夏朝的習射制度并有所發(fā)展，亦有專人從事習射的管理工作。《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癢，元日，習射上功”。說明當時學校習射是教育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
據(jù)《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卷記載，夏朝已經(jīng)有了教授射箭的專職教員，同時還有了習射機構－“序”。夏之大學稱“序”。《孟子》云：“序者，射也”。商朝沿襲了夏朝的習射制度并有所發(fā)展，亦有專人從事習射的
《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癢，元日，習射上功”。說明當時學校習射是教育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在弓箭制作方面，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和經(jīng)驗。對于弓箭的選材、制作程序和規(guī)格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并有專門的弓匠來制作。弓箭的種類與西周時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制造更加精細。箭鏃同屬中軸制及三棱制的范疇，而形式卻是多種多樣的，真所謂萬變不離其宗。
奧運雕塑中射箭的秦國士兵
春秋時期還發(fā)明了弩，它又比弓先進了一步。一個是比弓射的遠，二是命中率比弓高。到了戰(zhàn)國時期弩已增加到四種。在《吳越春秋》中，詳解了關于弩射之法，當時對弩射研究的深入程度反映了它的重要地位。
到了漢代，隨著鐵制器械的發(fā)展，青銅箭鏃逐漸地向鐵箭鏃發(fā)展。射箭運動除了在實踐上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在理論上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總結，僅《漢書·藝文志》記載的射法，就包括《李將軍射法》、《魏氏射法》等等有八種六十九篇之多。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射箭出現(xiàn)了專業(yè)的比賽，在《魏宗室常山王遵傳》里邊，曾經(jīng)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時的北魏孝武帝在洛陽的華林園舉行了一次射箭比賽，他把一個能容兩升的酒杯，懸于百步之外，讓19個運動員進行競射，最后誰把這個酒杯射著了，誰就把這個酒杯據(jù)為己有，這在當時叫“獎杯賽”，在中國體育史上，這可是最早的一次獎杯賽了。
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一直到隋唐，射箭活動得到了巨大發(fā)展。唐代武則天設立了武舉制，在武舉制里規(guī)定了九項選拔和考核人才的標準，其中五項是射箭，包括長跺、馬射、步射、平射還有筒射等等。從唐代到宋代，整個射箭在民間更為普及，根據(jù)有關文獻記載，在當時的河北一帶，民間組織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個，參加的人員有三萬多，這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專業(yè)運動員組織了。
清朝時期，由于滿族人入主中原，把少數(shù)民族的射箭活動也帶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廣泛的開展。康熙61年（1722年），曾經(jīng)將“木蘭秋狝”定為恒制，把承德作為涉獵的一個重要活動場所，提高了整個射箭的開展。當時，由于射箭活動比較普及，加上清代中后期西方的火器在中國進一步普及，射箭逐漸地從軍事領域退出去了，演變?yōu)橐环N純粹的射箭比賽。
蹴鞠——一段中國足球的興衰史
齊人蹴鞠圖
（一）黃帝作蹴鞠的傳說
足球，在我國古代的史籍上叫蹴鞠或蹋鞠。唐代的顏師古在《漢書注》中說：鞠是用皮做成，中間塞以毛發(fā)，成為圓球，用腳蹴蹋以為戲樂。
最早記載了足球活動的書是《戰(zhàn)國策》。此書記載：蘇秦當了趙相，為了聯(lián)絡齊國共同抗秦，他對齊宣王說：齊國是一個大國，有二千里土地，數(shù)十萬軍隊，僅臨淄一個城市就有七萬戶，人民富庶殷實，都喜歡以吹竽、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蹋鞠為樂。這樣的富強國家，怎能俯首聽命于秦呢？由此可以看出，齊宣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時，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在我國的臨淄城（今山東淄博市）就已經(jīng)較為廣泛地開展了足球活動。
黃帝，相傳蹴鞠運動的發(fā)明者，其目的在于訓練部落中的勇士
《戰(zhàn)國策》上記載的是足球活動開展的情況，而它的起源當然還要早些。西漢學者劉向在《別錄》中寫道：“蹴鞠，傳言黃帝所作，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黃帝是傳說中的部落首領，距今約五千年，當時還沒有文字記載，所有的社會文化，都是口口相傳遺留下來的“。五千年前有沒有創(chuàng)造足球游戲的可能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陜西和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fā)掘出很多磨制很光滑的石球。這些地區(qū)正是當年黃帝部落游牧的地區(qū)。實物和傳說正相吻合。在原始社會，人類有創(chuàng)造游戲的能力。美洲土著易洛魁人處在原始社會的部族時代，就有球戲；我國唐堯時代也有一種“擊壤”游戲。黃帝時代當然也有可能創(chuàng)造簡單的踢石球活動。
無論是傳說，還是有文字記載，都說明我國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國家。國際足球聯(lián)合會技術委員會主席布拉特，在亞洲足聯(lián)舉辦的教練員訓練班上所作的國際足球發(fā)展史報告中說：“足球發(fā)源于中國”。這個說法是有根據(jù)的。
（二）漢代的蹴鞠與《蹴鞠二十五篇》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為了鍛煉腿部力量：是一種屬于軍事上訓練的活動。通過實踐，逐步改進游戲方法，使人們感到踢球也是一種很好的娛樂。齊國臨淄城的人們，就是把踢球和吹竽、彈琴、斗雞、走犬、六博等都當作娛樂活動的。以踢球為娛樂，在戰(zhàn)國時期，不僅只是齊國，見于吏籍記載的還有楚國。《西京雜記》上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漢高祖劉邦的父親劉大公，原出身于楚國沛縣豐邑的庶民。劉邦當了皇帝之后，把劉大公和劉溫接到了長安城的未央宮中養(yǎng)老。二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住的是豪華的大廈，看的是歌舞伎樂，但他對此并不滿意，終天悶悶不樂。于是，劉邦派親信到劉大公處打聽，原來劉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層，接近敗夫走卒、屠狗殺牛之輩，一天工作之后的娛樂活動就是斗雞、蹴鞠：而現(xiàn)在住在未央宮里，沒有過去的老朋友，沒有斗雞、蹴鞠，總感到不是味。于是，劉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長安城東百里之處，仿照原來沛縣豐邑的規(guī)模，造起一座新城，把原來豐邑的居民全部遷住在新城，劉太公和劉溫也遷住到那里。從此，太公又“斗雞、蹴鞠為歡”，這才心滿意足。這座新城，后來就被命名為新豐城，即今陜西省臨撞縣的新豐鎮(zhèn)。
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戰(zhàn)國時期，足球是城市下層人民喜愛的娛樂活動。到了西漢初年，足球也得到貴族階級的喜愛。桓寬寫的《鹽鐵論》中說，西漢社會承平日久，“貴人之家，蹋鞠斗雞”為樂，一般的人們也是在”康莊馳逐，窮巷蹋鞠”。
《漢書》上記載，漢武帝在宮中經(jīng)常舉行斗雞、蹴鞠比賽的”雞鞠之會“。漢武帝的寵巨董賢的家中還專門養(yǎng)了會踢球的“鞠客”，在河南南陽和陜西綏德的漢畫像石中，都有蹴鞠的圖象。可見，在西漢時期，足球活動的社會面更為擴大了。
在漢代，人們認識到足球活動可以增強體力，培養(yǎng)勇敢耐勞精神，是軍事訓練的一種很好的手段。劉歆在《七略》一書中說：“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蹋鞠。”據(jù)何晏《景福殿賦》中說：“（蹴鞠）將以行令，豈唯娛情。”這些記載都說明，在西漢后期和東漢時期，足球由社會的娛樂活動變成為軍事訓練活動。
漢代曾有人寫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體育專業(yè)書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體育專業(yè)書籍，班固在寫《漢書·藝文志》時，把《蹴鞠二十五篇》列為兵書。漢代的兵書共有四類，一類是講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兵權謀家，一類是講軍事指揮的兵形勢家，一類是講含有迷信色彩的兵陰陽家，一類是講軍事訓練的兵技巧家。《蹴鞠二十五篇》就是屬于軍事訓練的兵技巧類。
漢代的足球由娛樂活動變成為軍事訓練的手段，這不光是性質(zhì)的改變，在方法上也有極大的變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傳了。唐朝人還看到過此書。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說。“《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說篇》”，域說就是講球門建筑規(guī)格的，僅此一篇，就可見全書內(nèi)容的詳盡。如果《蹴鞠二十五篇》能從地下被發(fā)掘出來，對漢代足球運動的研究必將提供豐富的資料。現(xiàn)在，我們只能從漢人的詩文中，尋求漢代足球方法的一鱗半爪，從東漢人李尤的《鞠城銘》中頗能窺見漢代足球運動的面貌。鞠城就是球場，漢代的足球場建筑都是很正規(guī)的：球場四周圍有矮墻，球門象座小房子，正面育看臺，有階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銘》就是刻在鞠城墻上的銘文；全文不長，一共十二句。翻譯成現(xiàn)代的口語就是：圓的足球方的場墻，這是仿象陰陽的道理天圓地方。兩邊各有六個球門，一隊有十二個人上場。比賽時裁判長和副裁判，要堅決執(zhí)行球賽的法章。不懷偏袒的私心。不因親疏而異樣，完全是公平合理，誰也無埋怨的話可講。球賽尚然如此，執(zhí)掌政權更該這樣。從這幾句銘文中，可以使我們知道，漢代的足球已是分隊比賽，每邊有六個球門，上場隊員是十二個，比賽時有正副裁判執(zhí)法，有明確的球規(guī)可循。這樣的踢球方法，可以說已具備了現(xiàn)代足球運動的比賽規(guī)模了。
作為一種軍事訓練手段，足球當然要受到漢代軍事家的重視。漢武帝的大將霍去病遠征塞外，在缺糧的情況下，還要進行踢球比賽。在實行征兵制度的漢代，人人都有服兵沒的義務；作為軍事訓練手段的足球，也受到一般人民的重視。《會稽典錄》上說：”三國鼎峙，年興金革，上以弓馬為務，家以蹴鞠為學。”由此可知，漢未開展足球活動已達到了相當廣泛的程度。
（三）唐代足球改革和女子足球
古代的女子蹴鞠
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足球制作技術也有所改進。唐代的制球工藝，有兩大改進：一是把兩片皮合成的球殼改為用八片尖皮縫成圓形的球殼。球的形狀更圓了。二是把球殼內(nèi)塞毛發(fā)改為放一個動物尿泡，”噓氣閉而吹之”，成為氣球。吹氣的球，在世界上我國也是第一個發(fā)明。據(jù)世界體育史記載，英國發(fā)明吹氣的球是在十一世紀，較我國唐代晚了三、四百年。
球體的改進，帶來了踢球方法和踢球技術的改變。漢代因為球是實心的，不能踢高，所以球門是就地建筑，所謂”穿地為鞠室”就是這個意思。唐代的球體輕了，可以踢高，球門就設在兩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稱為”絡網(wǎng)為門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漢代是直接對抗分隊比賽，“僻脫承便，蓋象兵戍”。雙方隊員身體接觸就象打仗一樣。唐代分隊比賽，已不是直接對抗，而是中間隔著球門，雙方各在一側(cè)，以射門“數(shù)多者勝”。高球門的射門，從足球技術來說，是一種發(fā)展：而間接對抗，從體力訓練來說，卻是足球運動的一個退步。
由于球體輕了，又不用激烈的奔跑爭奪，唐代開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門的，以踢高、踢出花樣為能事，稱為白打。唐代詩人王建有一首《宮詞》，是說在寒食節(jié)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為樂，寒食節(jié)就是清明節(jié)，在這一天，我國古代的人們有禁煙火吃冷食的習俗，都要郊游或參加一些體育活動，以消除寒食的積滯。皇帝宮中有這樣的習俗活動，民間也有。唐代詩人王維《寒食城東即事》詩中說，“蹴鞠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里”。可見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詩中也說，“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秋千習俗同”。也說明了踢球活動的習俗。這種習俗一直延續(xù)到南宋時期。南宋詩人陸游在《春晚感亭》詩中描寫過這個情景：“寒食梁州十萬家，秋千蹴鞠尚豪華。”又《感舊末章蓋思有以自廣》詩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詩句。
唐代不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術還很高超。唐人康駢寫的《劇談錄》中記載了一個女子踢球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走過長安城勝業(yè)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一三鬟女子，年可十六八，衣裝襤樓，穿木屐于道側(cè)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shù)丈，于是觀看漸眾”。這個三鬟女子能夠接住軍中少年踢漏的球，而且穿著木展，一腳把球踢了數(shù)丈高，是具有一定技術水平的。于此可見當時足球活動的普及。
（四）宋代的圓社與《蹴鞠圖譜》
施耐庵的《水滸全傳》中，寫了一個由踢球發(fā)跡當了太尉的高俅。小說雖然在人物事跡和性格上作了夸張，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實。北宋時確有個圓社高俅，也確是因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當了殿前都指揮使的大官，這事記在王明清的《揮麈后錄》中。
高俅因踢球而發(fā)跡，告訴了我們這樣兩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貴族是喜愛踢球的，有些人本身愛踢球，有些人愛看踢球。上海博物館藏一幅元錢選繪的《宋太祖蹴鞠圖》，描繪的就是當時情景，宋代禮儀中規(guī)定，朝廷有大的喜慶宴會，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懷酒之后，足球藝人便上場表演踢球。二是宋代社會上有了專門靠踢球技藝維持生活的足球藝人。據(jù)記載，北宋汴梁城和南宋臨安城，在皇宮宴會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蘇述、孟宣、張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藝人，有黃如意、范老兒、小孫、張明、蔡潤等。此外，宋代社會還有一部分人以踢球幫閑混飯吃的。劉邢在《中山詩話》中寫了一個類似高俅式的人物柳三復。柳三復是個秀才，踢得一腳好氣球。他的官運不亨通，幾年選不上官。他知道宰相丁謂喜歡踢球，便想走這條門路獲得一宮半職，但又拿不出錢財賄賂丁謂的門房求得接見。于是，他天天守候在丁謂家球場的墻外。一天，丁謂踢的球飛出了墻外，柳三復拾了球，喜滋滋地抱了送還丁謂，管門的人只好讓他進去。他見了丁謂之后，把手中的球拋在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肩、背、頭頂球，球一直未墜落在地。丁謂看了這種表演，不由得哈哈大笑。柳三復也就在哈哈大笑中獲得了一個小小的官職。
高俅和柳三復都是踢球藝人中的幸運兒，靠皇帝和官僚的賞識，得了官職。而廣大的踢球藝人卻是在社會壓榨和饑寒中掙扎。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階級，對踢球藝人是看不起的，稱他們?yōu)椤辟v人”、“寒賤之子”。雖然在喜慶宴會上、踢球藝人的表演給官僚貴族們帶來欣賞技藝的歡樂，但官僚貴族并不以此為滿足，還要對踢球藝人制訂苛刻的罰則。罰則規(guī)定：凡是輸球隊的隊長，要在臉上抹上白粉，并挨麻鞭子抽打。兩隊比賽，總是一輸一贏，輸者在表演了球技之后，還要受一番羞辱，這真是非人的生活。
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發(fā)揚互助，宋代的踢球藝人組織了自己的團體，叫做“齊云社”，又稱“圓社”。這是我國最早的單項運動協(xié)會。圓社的人數(shù)可能不少，許多歷史文獻上都有“天下稱圓社”的記載。由此看來，圓社是全國性的踢球組織。
宋代由于對足球運動的重視，足球運動相當普及，有關一些著述，如《蹴鞠圖譜》、《蹴鞠譜》和《事林廣記·戊集》就是宋人撰寫的。《蹴鞠圖譜》的作者是汪云程，《事林廣記》的作者是陳元靚。這三部書中都用許多專業(yè)術語，隨著時代的變遷，特別是我們古代足球在清朝中葉斷絕之后，這些專業(yè)木語已有許多難以辨識。但是從中我們?nèi)匀豢梢粤私獾剑谒未闱蚴亲钍芷毡闅g迎的娛樂活動。“風流無過圓社”，”青春公子喜，自發(fā)土夫憐，萬種風流亭，圓社總為先。”《蹴鞠譜》中的這些記載就是證明。踢球之所以成為老少歡迎的娛樂，是因為這種娛樂既使人”精神爽”、“消長日”、“度永年”；又可起到強健身體、預防疾病的作用，即”健體安身可美”，”肥風瘦癆都罷”。“得此消閑永日，運動肢節(jié)，善使血脈調(diào)和，有輕身健體之功。”此外，還可以“善誘王孫禮義加”，即培養(yǎng)人的道德情操。在七百年前，人們對于足球運動的娛樂、健身和培養(yǎng)思想情操的作用，已有如此充分的認識，這對于足球運動的開展當然會起極大的腿進作用。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樣，有用球門的間接比賽和不用球門的自打，但書上講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謂”腳頭十萬踢，解數(shù)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樣動作和由幾個花樣組成的成套動作，共有幾百個之多。《水滸全傳》上寫高俅陪宋徽宗踢球，“使了個鴛鴦拐”。駕鴦拐就是個花樣動作，是用左右外腳踝踢球。描寫高俅給宋徽宗表演踢球時，“那氣球似膘膠一樣粘在身上”。這就是指用頭、肩、背、胸、膝、腿、腳等不同的一套一套的踢技，使“球終日不墜”。由此看來，宋代的足球，由射門比準已向靈巧和控制球技術方面發(fā)展。
宋代的足球——十二片鞠
宋代制球工藝比唐代又有提高，球殼從八片尖皮發(fā)展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黃革，實料輕裁”。工藝是“密砌縫成，不露線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兩”。足球規(guī)格要“碎湊十分圓”。這樣做成的球當然質(zhì)量是很高了。當時手工業(yè)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個不同的品種，每個品種各有自己的優(yōu)缺點。制球工藝的改進，促進了踢球技術的發(fā)展；而制球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又反映了社會需要量的增加。
關于我國古代的足球，除了有許多史籍的文字記載外，在一些文物圖象上也有反映。如登封縣少室石闕上有踢球圖，金代陶枕上有”女子踢球圖”，元刻《亭林廣記》上有蹴鞠圖（圖二），元代“足球紋銅鏡”（圖版4），元錢選畫《宋太祖蹴鞠圖》等。這些文物圖象，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國古代足球活動開展的面貌。特別是”足球紋銅鏡”圖象，在研究元代足球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足球紋銅鏡”現(xiàn)藏湖南省博物館。這是一件以體育活動為花紋的罕見珍品。銅鏡背面浮雕的圖象，是一對青年男女對面踢球，女子高譬笄發(fā)，作賜球狀。男子戴幞頭，著長服，半蹲膝，身稍前傾，作認真接球姿勢，小球介千起落之間，球身隱約可見爪棱狀痕跡，其形態(tài)十分逼真。
（五）明清足球的衰敗與滅絕
我國元以前史籍上沒有男女對踢足球的記載。到了元代，關漢卿等人的散曲中才記述了男女對踢足球的情景。但這種男女對踢，已不是雙方尋求自身的娛樂，而是以婦女踢球作為一種伎藝供他人欣賞。薩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說：“畢罷了歌舞花前宴，習學成齊云天下圓”。可見踢球和歌舞一樣，都是宴會上的伎藝。“占場兒陪伴了英豪”的婦女，大都是”謝館秦樓”、“鳴珂巷里”的“絕色嬋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憐香愿，六片兒香皮做姻眷。”可見踢球成了妓女娛客的手段。從“足球紋銅鏡”和元散曲中所反映的事實可知，元代踢球娛樂的社會性是大大縮小了，它不再是節(jié)日的活動內(nèi)容，也不再是宴會上的節(jié)目，而是和放蕩行為相聯(lián)系的娛樂。《明史》上記載，擁兵三吳、稱兵割據(jù)的吳王張士誠的弟弟張士信，“每出師，不問軍事，輒攜樗蒲（一種賭具）、蹴鞠，擁婦女酣宴。”可見踢球已和淫樂連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稱帝之后，傳下圣旨，嚴厲禁止軍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軍人踢球，但并不能改變足球的娛樂性質(zhì)。被稱為明代社會百科大全的小說《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寫西門慶在麗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門慶正喝在熱鬧處，見三個圓社向前來打個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喚小張閑，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們且外邊侍候，待俺們吃過酒踢三跑。'西門慶吃了一回酒，出來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捎頭，一個對障，拗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行頭，比舊時越發(fā)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湊手腳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院中似李桂姐這行頭，就數(shù)一數(shù)二，強如兩條巷董官女兒數(shù)十倍。'”上述描寫，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娛樂性質(zhì)。
宋代的足球藝人，可以在皇宮的宴會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里賣藝，，而明代的圓社卻只能在妓院中娛客了。
明代足球的社會性，雖然逐步縮小了，但是，見于文物和史籍記載的資料，還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畫的《仕女圖》有蹴鞠場面，《明宣宗行樂圖卷》中有觀鞠場景，明王圻《三才圖會》也有蹴鞠圖。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關足球活動的記載，就寥寥無幾了，象《紅樓夢》這樣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大全，書中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句，即“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齡所寫的《聊齋志異·汪士秀》中，有較長的關于踢球活動的描寫。該書中說：汪士秀是廬州人（今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幾年前，父親在錢塘江中溺死了。汪士秀南游洞庭湖，夜伯湖畔，思念父親之死，不能入睡。忽見湖水中出來五人，鋪一張大席在水面，飲酒作樂。酒后拿出一個晶體透明的球來踢。汪士秀見那會踢球的老者象他父親，便坐起在舟中觀看。這時，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傍。汪士秀一時技癢，便起腳踢了回去，那老者見狀驚呼道：“這是我們家傳的流星拐踢法。”誰知汪士秀一腳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時間湖上人球俱杳。原來那四人是魚精。他父親溺水被魚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魚膘做成。蒲松齡在寫球被踢破下落時，用了這樣一句來形容：“中有漏光，下射長虹，猶如經(jīng)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如果把這一句話移來形容我國古代足球發(fā)展的過程，是再恰當不過了。我國古代的足球活動，經(jīng)歷了幾千年，在漢、唐、宋時代，曾經(jīng)象彗星一樣，發(fā)出閃亮的光輝；后來，投入清代社會的水中，只留下一點泡沫，終于滅絕了。
電影《京都球俠》的故事發(fā)生在積貧積弱的晚清，一群滿懷愛國激情的市井好漢和西洋球隊展開一場精彩絕倫的“足球”大戰(zhàn)。不過，那只是故事，真正的足球運動，在明清兩代基本上早已絕跡了。
分析一下我國古代足球的興衰，尋找其滅絕的原因，大概育這樣幾條：從客觀的社會條件來說，宋代理學興起，社會上重文輕武，也輕視身體活動的娛樂。清王室以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實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練武和練身活動。戲曲小說的興起，社會娛樂范圍的擴大，相對地減少了踢球娛樂的興趣。從足球運動本身的發(fā)展來說，由直接的對抗比賽改變成間接的對抗比賽，失去了練武、練身、練意志的特點，減低了足球運動的社會功能；由自身的娛樂活動轉(zhuǎn)變成供他人的娛樂活動，由社會的節(jié)日娛樂轉(zhuǎn)化為狎巷的宴飲娛樂，使足球運動的社會性愈走愈窄。這樣，在社會客觀原因的限制下，便不能不趨向滅絕。
我國古代足球在清朝中葉便滅絕了。但是，幾千年足球運動的影響，在人民中間并未完全斷絕。清代冰上足球的開展，是古代足球發(fā)展的一個旁系。我國北方民間還有踢石球活動。這些都可以說是我國古代足球運動的遺跡。
脫胎于射禮的高雅游戲——投壺
投壺是古代士大夫宴飲時做的一種投擲游戲。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宴請賓客時的禮儀之一就是請客人射箭。那時，成年男子不會射箭被視為恥辱，主人請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辭的。后來，有的客人確實不會射箭，就用箭投酒壺代替。久之，投壺就代替了射箭。《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該項活動到戰(zhàn)國時得到相當發(fā)展，這與此時儒俠對立、文武分途有關。當時，文者傾向于內(nèi)心修養(yǎng)，而不習武事，專注于衣冠、禮儀、飲食之間。投壺這種從容安息、養(yǎng)志游神、講究禮節(jié)的活動，正適合其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發(fā)展，民間以投壺為樂的現(xiàn)象越來越普遍。《禮記·投壺》說：“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進行時，與射禮相似，也有揖讓進退等繁瑣禮節(jié)。
最早的投壺方法，是以短矢投向盛酒的壺中，后來投壺所用器具壺和矢都做了改進，制成了專門用于這項活動的壺和矢。投壺時，賓主離壺五至九尺外，用規(guī)定數(shù)目的帶皮無鏃的箭輪流投射。按“算”和“馬”計數(shù)，中多者勝，罰輸者飲酒。投壺有繁瑣的禮儀程序。由“司射”主持儀式，擊鼓奏樂，賓主按“貍首”節(jié)拍，履行規(guī)定程式后分別投射，既行賓主之禮又相與娛樂。算是投壺時計數(shù)的器具，箭桿狀物，長為周尺的一尺二寸，插于盛器中。二人分賓主投壺用八“算”，人多時照加。賓投中一箭，司射從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右邊；主人投中一箭，司射從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左邊。戰(zhàn)國時投壺用以盛算器具叫“中”，形似伏獸。大夫投壺用“兕中”，木刻的伏臥之野牛；士則用“鹿中”，木刻的伏鹿。“中”的背上刻八個圓孔，“算”插于孔中。馬：投壺時計數(shù)的器具，木制。投壺時投中一箭立一馬；一方投中三箭的立三馬；一方投中兩箭的立二馬；雙方投中箭數(shù)相同的不分勝負。
關于投壺的方法，《禮記》的《投壺》及《少儀》篇中有詳細的記載。投壺前由主人拿著投壺用的“矢”，邀請客人投壺，表示尊重。矢一般用柘木制成，一頭削尖如刺，故又名“棘”。矢的長度以“扶”為單位。一扶是4寸，扶分三種：五扶、七扶、九扶。矢的選用是根據(jù)游戲時的光線強弱、場地大小等條件決定的。一次比賽只準投4根矢。
漢代《投壺圖》
投壺活動在漢魏時期仍是王公大臣的娛樂活動。《西京雜記》載：“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之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游令還，一矢百余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堅梟，于輩中之驍杰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昂。”舍人，官名，當時王公貴官左右親近的人，這些人為迎合主人的愛好，精心研究投壺之法。漢以前，投壺主要要求中的，為了使矢不跳出，故實以小豆。而郭舍人則改木矢（棘）為竹矢，使之有彈性，竹矢入壺則反彈出來，然后接之又投，“一矢百余反”恐有夸張，但反復多次是有可能的。反復不斷地投，需要有靈敏、速度以及高度的準確性。從“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來看，能“驍”者并不多見。
投壺游戲中使用的壺
漢代儒學得到大發(fā)展，投壺為儒士所好，成了儒術之一。《后漢書·祭遵傳》說：“（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三國志·魏書·鐘會傳附王弼》注：“（王弼）性和理，樂游宴，能音律，善投壺。”《三國志·魏書·王衛(wèi)二劉傅傳》引《魏略》：“（邯鄲）淳作《投壺》千余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王弼、邯鄲淳皆當時著名之文士，其好投壺并作投壺賦，可見對投壺頗有研究。
漢之投壺承襲了先秦之俗，仍是王公大臣宴會上必不可少的娛樂內(nèi)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遵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請商，投壺時彈棋、博弈并復行。”現(xiàn)存南陽漢畫館的一幅投壺石刻畫，形象刻畫了當時酒宴投壺的情況。畫面中間立一壺，壺內(nèi)插著已投進去的兩根矢，壺左側(cè)置有酒樽，樽上置勺一把，供人舀酒用。有兩人分別跽坐于壺左右，每人一手懷抱三矢，另一手執(zhí)一根矢，面向壺準備投擲。畫面右邊有一人跪坐，兩手拱抱，似旁觀者，又像侍仆。左邊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會主人。當時投的壺非常講究。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厥（其）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可見，此種壺是專為游戲而精制的。
晉代以后，對壺進行重大改革，在壺上加了左右兩耳，投壺名目更加繁多，娛樂性也大大增加。那時，投壺者已不限于貴族，平民中也有人投壺，且技藝愈見精巧和多樣化。
《太平御覽》卷七五三《工藝部》引《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南史·柳惲傳》記載：“齊竟陵王當宿晏，明早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柳惲通宵達旦投壺，朝見晚了，齊武帝不僅不斥責，反而“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可見當時統(tǒng)治者對此戲的愛好。
又《顏氏家訓·雜藝》曰：“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瑰，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余驍。賀又當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郅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當時不僅有男子投壺，亦有女子做此戲，上已述石崇之妓善投壺就是一例。梁無名氏作《華山畿》云：“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投壺游戲
自魏晉始，人們注意投壺活動的調(diào)心及娛樂性。如魏邯鄲淳《投壺賦》曰：“調(diào)心術于混冥，適容體于便安。”“悅與坐之耳目，樂眾心而不倦。”晉傅玄《投壺賦序》曰：“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這說明，古之講究禮儀的投壺之戲到魏晉逐漸成為愉悅身心，矯正怠情的游戲了。
《投壺新格》的產(chǎn)生
宋元時期，投壺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馬光對投壺有悖于古禮而娛樂化的趨勢頗為不滿。他根據(jù)封建禮節(jié)對投壺做了全面的總結，竭力使其達到教育目的。他說：“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還對投壺的名稱和計分規(guī)則，以“禮”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馬光的意見，使投壺染上了政治色彩。
司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壺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在投壺方式上，司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壺者）、“連中”（第二箭連中）、“貫耳”（投入壺耳者） 、“散箭”（第一箭不入壺，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壺”（箭箭都中者）、“有終”（未箭入壺者）、“驍箭”（投入壺中之箭反躍出來，接著又投入中者）等。
投壺這項活動，東漢以前禮教意味甚濃，魏晉南北朝開始向技藝多樣化發(fā)展，增強了娛樂性。隋唐亦如此。《投壺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壺多樣化的內(nèi)容。司馬光“更新定格，增損舊圖”，對投法加以限制，實際阻礙了這項活動向技藝多樣化、復雜化發(fā)展，某種程度也影響了它的娛樂性。但這種“改進”對鞏固當時統(tǒng)治政權是有好處的，所以，《投壺新格》在明清兩代不斷被士大夫重刊。
投壺的衰落
入明之后，投壺并未拘泥舊法，而是隨著社會發(fā)展日益繁盛，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壺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壺奏矢》稱，當時的投法有140種之多。到了清朝，投壺日趨衰落。不過，到清朝末年宮中也還在流傳。現(xiàn)在，北京中山公園內(nèi)還有一個十字形亭子，叫“投壺亭”。公園還保存了六只古代銅質(zhì)投壺，這大約都是清代皇帝的遺物。
投壺幾經(jīng)演變，流傳了兩千多年，一度極為興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熱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為它是一項“古禮”，士大夫們認為是一種雅致的娛樂，符合他們的生活方式，樂于接受。其次，這種娛樂本身可以修身養(yǎng)性，并有健身的意義。
投壺雖然從最初的禮儀演變成娛樂游戲，但它始終伴隨著一整套繁瑣的禮節(jié)，沒有完全割斷同“禮儀”的聯(lián)系。這樣，就使投壺的流傳范圍變得狹窄，只限于士大夫階層。到了清末，隨著西方現(xiàn)代體育的傳入，投壺退出了歷史舞臺。
拔山蓋世——中國古代的舉重運動
（一）孔子翹關與秦王扛鼎
舉重在我國古代經(jīng)歷了三個大的階段：一是舉生活用具，二是舉木鐵制的舉重器，三是舉石制的舉重器。由于舉重器具的不同，其名稱也有差異，如翹關、扛鼎、舉石等，都是古代舉重的名稱。
在使用冷兵器作戰(zhàn)的古代，體力是十分重要的。冷兵器系傷力的大小，決定于人體力量的大小。古代在描寫一位英勇的武士時，總是說他“力大無窮”、”力舉千斤”等，把力量放在重要的位置。在夏、商、周三代的傳說中，就有許多大力士，如夏桀”有才力，能伸鈞索鐵，手搏熊虎”；殷紂“能倒曳九牛，扶梁換住”；有窮氏國君寒浞的兒子奡“能陸地行舟”。拉直鐵鉤，空手擒縛猛虎，曳住九牛，扶住屋梁換下房柱，以及在陸地上拖動木船，這些生活和生產(chǎn)上用力的事，需要幾個人或十幾個人才能辦到的，而力量大的一人就辦到了。這種大力究竟是怎樣練成的呢？古書上缺乏記載。但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我國史籍上就有了“翹關”和”扛鼎”的舉重練力的記載了。
翹關就是舉城門上的大木門栓；扛鼎就是舉燒食物的大鍋子。
中國人幾乎沒有不認識孔子的。作為儒學的始祖，天下的圣人，長期以來，教育家孔子在人們心中就是知識的化身。可是您知道孔子孔武有力的一面嗎？您知道孔子還能夠舉重嗎？孔子翹關的事就是對這一方面的記載。
關于古籍中記載翹關的事和儒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孔子有關系。儒家的含義原是柔順、懦弱。封建社會后期的儒主也多半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文弱書生，于是在人們的印象中，以為儒家就是文弱。其實，春秋時期，文武官吏還沒有嚴格的分界，作為士階層的人都是文武雙全的。孔子是士階層中的一員。他年輕時當過奴隸主的乘田、委吏等小官，所以，也是一個能文能武的人。《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列子》等書都記載了“孔子之勁，能招（通翹）國門之關”。國門之關就是諸侯國都城門的大門栓。諸侯的國都城門一般都有四、五丈闊；如果用拱把粗的木頭做栓。也有幾十斤重，據(jù)漢朝人高誘的解釋，翹關的方法是“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舉之”。就是說，用一只手握住門栓的一端，把四、五丈長的木栓挺舉起來。這需要很大的力量，說明孔子確是個舉重的大力士。
據(jù)《說文》的解釋，扛鼎就是”橫關對舉”，即是在兩個鼎耳之間穿一根杠子，兩個人把它抬起來。而一個人扛鼎，就是手提橫杠把鼎舉起來。戰(zhàn)國時舉鼎力士最多的是秦國。秦國用封官的辦法招來了許多大力士。有名的鳥獲、任鄙、孟說等，都是能力舉千斤的人。鳥獲當上了將軍，任鄙被封為漢中郡太守，可以說都是高官厚祿了。秦國的國君武王也是一個大力士。他年輕好勝，隨秦軍東征，到了周朝的宗廟里。看見有許多大鼎，他就和孟說作舉鼎比賽。結果因為力量不足，鼎掉下來砸斷了膝蓋骨，流血過多而死。雖然這事和孟說無關，但根據(jù)封建社會的法律，不能諫止國君，導君致死，就是大逆不道的。孟說的一家子都被殺死了。
作為練力方法的翹關、扛鼎的起因是可以想見的。管關門的官吏，每天要上下門栓：管煮食物的小吏，每天要搬移大鼎。這都需要有力量。于是，他們把需要用力的勞動變成了練力的工具，就創(chuàng)造了翹關、扛鼎的舉重方法。但翹關、扛鼎運動之所以能在社會上開展，是和當時軍事作戰(zhàn)的需要有關，兵書《吳子》說：“一軍之中，必有力輕扛鼎之士。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吳王闔閭伐楚時，“選多力者五百人以為前陣，五戰(zhàn)五勝”。正是在這種軍事作戰(zhàn)的需要下，戰(zhàn)國時的舉重運動，才能得以廣泛的開展。
霸王舉鼎。“力拔山兮氣蓋世”，西楚霸王項羽這位大力士在古代也算是一位優(yōu)秀的舉重運動員了。在漢朝，人們?nèi)詫⒖苟ψ鳛橹饕木毩χǎ瑢⒋罅κ總兎Q為“鼎士”。
（二）“搏虎、拔樹、背獸、扛鼎圖”
漢代仍以扛鼎為練力之法。唱過“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大力士項羽，是“身長八尺，力能扛鼎”；在作戰(zhàn)中“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漢武帝的兒子廣陵王胥，也是“壯大，力扛鼎”。《漢書·鄒陽列傳》上說，趙王曾召“鼎士袨服于叢臺之下”。《鹽鐵論》中賢良譏刺時事是“戲車鼎躍，咸出補吏”。這些都說明西漢社會十分重視練力活動，其練力的方式仍以扛鼎為主，隨著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漢代的練力方式是更為擴大了。現(xiàn)藏徐州博物館的一塊漢畫像石，是西漢墓室中的橫梁。圖象中共有七人，左二人手持兵器共同搏虎：第三人弓步蹲身作拔樹狀：第四人手握一只死獸的尾巴，把龐大的獸背在身上；第五人雙手執(zhí)鼎耳，把鼎翻舉過頭頂；第六人雙手抱一幼鹿：第七人手中持一環(huán)狀物。這幅”搏虎、拔樹、背獸、扛鼎圖”就是漢代的練力圖。
《西京雜記》上說：“廣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別囿學格熊，后遂空手搏之，莫不絕脰。”空手搏熊搏虎，正是漢代練勇力的一種方法。唐代的武舉考試內(nèi)容有“負米五斛，行二十步”，以檢驗其力量。山東嶧縣北六十里，有一座抱犢崮。傳說有一農(nóng)夫王老者日抱牛犢上崗，犢成大牛，王老者仍能抱牛上崮。抱鹿也是一種逐步練力的方法。上述“搏虎、拔樹、背獸、扛鼎圖”向我們展示的漢代練力方法，仍舊利用生活工具，不過其練習的范圍較之戰(zhàn)國時代擴大了。
漢代練力的方法雖然仍舊利用生活工具，但漢代練力的社會性質(zhì)卻有所改變，即由軍事作戰(zhàn)的練力，擴大到社會娛樂的表演。張衡在《西京賦》中描寫長安城的娛樂表演說，在紛繁的雜技歌舞表演中，也有“烏獲扛鼎，千斤若羽”。這說明扛鼎已成為社會娛樂項目。漢代除了扛鼎的表演之外，也還有舉各種重量的生活用具的，南陽漢畫像石上，有幅繪有壯漢在臂上玩弄大銅壺的圖象。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的漢代壁畫上，有一個赤裸上身，顯露出粗壯肌肉的漢子，拋舉一個大車輪子。由漢代開始的舉重娛樂項目，演變成為后代”舞輪伎”、“踢弄伎”、“舉石”等雜技。東晉左思在《吳都賦》中說，吳都的娛樂活動，是“里燕巷飲，飛觴舉自，翹關扛鼎，弁射壺搏”。李善《文選注》說：“翹關扛鼎，皆逞壯士之力也。”壯士逞力的娛樂表演，不僅在長安有，在江左的吳都也有；不僅漢代有，還延續(xù)到了兩晉。
（三）翹木、扛鐵之戲
唐太宗以科舉取士，沖破了魏晉以來的門閥政治。武則天時，除科舉取士外，并增設了武舉科目：“長安二年，始置武舉。”考試的內(nèi)容除了步射、馬射、馬槍之外，”又有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新唐書·選舉志》）。這時的翹關已不再舉門栓，而是舉一種特制的舉重器具。“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后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一丈七尺長、三寸半直徑的木棍，不算重。舉法與春秋時翹關一樣，用雙手握一端，后手不得離棍端一尺。為什么要用這種舉重方式作為考試的內(nèi)容呢？這與當時兵器的使用有關。唐代騎兵使用的馬槍是一丈八尺長，需用兩臂力量掌握，而練習翹關正是鍛煉兩臂的力量。唐代從作戰(zhàn)需要出發(fā)，制造適合的鍛煉器械，這是我國古代從利用生活工具舉重向自制體育器械舉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唐代的舉重除了作為軍事訓練的武舉考試之外，也還是社會的娛樂活動。《新唐書·兵志》記載，唐玄宗天寶之后，京師軍隊的紀律廢弛，“六軍宿衛(wèi)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翹木就是翹關，扛鐵則是舉各種鐵制的器物。宿衛(wèi)部隊練習翹木、扛鐵，并非為了訓練，而是一種娛樂。在唐末人筆記小說中，對社會上舉各種重物者多有記載。據(jù)《歙州圖經(jīng)》記載，績溪縣太微村有個叫汪節(jié)的人，到長安城東渭橋邊同別人打賭，把一個重千斤的石獅子“投之丈余”，十幾個人抬不回來，只好又請他“提而置之故地”，又據(jù)《御史臺記》記載，有個叫博通的人，能兩手托兩張桌子，桌子上擺滿了酒菜：上下臺階來往數(shù)次，而桌子上的酒菜“略無傾瀉”。當時為了看博通的表演，“窬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北夢瑣言》記載，唐僖宗時，四川綿竹縣有個王生，他表演了陸地拖船：船上還有十二個人在跳舞。直拖至舞蹈完畢，王生“略無倦容”。這些記載都反映了唐代由于民間練力活動的開展，產(chǎn)生了奇材異能的力士。
（四）拉弓、舞刀和掇石
木制的舉重器具太輕，鐵制的舉重器具又太貴，都不利于廣泛開展舉重運動。到了宋代，就有了石制的舉重器具。據(jù)周密的《武林舊事》載，南未的臨安城有舉重表演的藝人——”天武張（舉石球）、花馬兒（掇石墩）、王彥生、陸壽”。舉石球、掇石墩，都是用石制的舉重器具。石質(zhì)的舉重器可以隨地取材，并可隨意制成各種形狀，既方便又省錢，對廣泛開展舉重運動有許多好處。從木鐵制的舉重器到石制的舉重器，可以看作是我國古代普遍開展舉重運動的一個標志。
《水滸全傳》中有一段描寫武松在安平寨舉石的事，既表明了宋代舉石的方法，又反映了宋代舉石運動開展的情況。”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zhèn)�嬌慣了，那里拔得起？”施思道：‘三五百斤的石頭，如何輕視得它！”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了下來拴在腰里，把那個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將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里一尺來深。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將起來望空中一擲，擲起來一丈來高，武松用雙手去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武松這一撇、一擲、一接的舉石方法，正是我國民間的舉石動作；直到今天，民間的舉石鎖活動還保存了這幾個動作。
明清兩代承續(xù)唐代的武舉制度，在考試內(nèi)容上略有變更。即將翹關的舉重方法改變?yōu)槎奘?jù)《清代科舉考試述錄》記載，武科考試分三場：頭場試馬步箭。二場試技勇，三場考兵法。技勇就是拉弓、舞刀、掇石三項。拉弓開弩，可練臂力，早在漢代，人們就注重這種訓練，那時的開弩叫蹶張。河南南陽各地發(fā)現(xiàn)了不少蹶張的漢代畫像石。如河南南陽唐河縣出上的《熊材宮蹶張》畫像石，左刻一熊，張牙舞爪：右刻蹶張，高髻，著襦。肩插一矢，兩腳踏弓。兩手奮力張弦。唐河縣還出土了一塊蹶張畫像石，圖左刻蹶張，高髻，著襦，口銜一矢，兩腳踏弩，兩乎奮力張弦；圖右刻一人，一手持斧，一手提壺，兩手作上舉狀。還有一塊蹶張畫像石，圖上蹶張頭戴武冠，瞪目銜矢，雙足踏住弩背，兩手用力張弦，形象兇猛強悍。在明清，考試分得很細：“弓有八力（一力是十斤）、十力、十二力，逾十二力頭號為出號弓。刀有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石有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各以三號、二號、頭號，分等試之。弓必三次開滿，刀必前后胸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上膝或上胸。”弓，刀、石三種技勇，實際上都是力量的考試。拉弓、舞刀都需要臂力，掇石更要全身有力量。封建統(tǒng)治者開科武舉的目的，是為了選拔其得力的將才，但在客觀上卻促進舉重運動的開展。民間出現(xiàn)不少技勇，如道光年間，瓊州府文昌縣的符成梅，年已八十四歲，還能夠拉開三號弓，刀舞胸背花，掇石離地。
由于石制的舉重器簡便易得，我國各地民間都盛行舉石鎖、石擔等活動。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也有舉石運動。西藏布達拉宮壁畫中有一組六人的舉石比賽。從圖象來看。石器并未加任何雕琢，舉的人雙手托舉過頭向遠方投擲。這是舉重和投擲相結合的運動。
我國古代的舉重，經(jīng)歷了舉生活工具，特制木、鐵舉重器和石制舉重器等階段，反映了人民重視舉重運動，不斷改進運動器具，使舉重能更廣泛地在民間開展。
力士的角抵對決——中國摔跤史話
（一）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摔跤運動
角抵運動
我國古代摔跤的異名很多，如角力、摔胡，角觝、相撲、布庫、厄魯特、摜跤等。這是因為，各民族的語言文字不同，摔跤的方式方法也有較大的差異。摔跤在古代屬于徒手搏斗的范圍，是軍事作戰(zhàn)的一種技能。據(jù)《述異記》所記的傳說，在五千年前的氏族部落時代，黃帝部落與？蚩尤部落進行了一次大戰(zhàn)。蚩尤部落的人都在頭上戴了假角，“以角抵人，人莫能御”。這種用頭沖撞的作戰(zhàn)方式，就是摔跤的最旱起源，后代稱摔跤為角觝也是沿用這一古老的名稱。
到了奴隸制社會，奴隸主規(guī)定摔跤是軍事訓練的重要項目。據(jù)《禮記·月令》記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射箭、馭車和角力，都是士兵作戰(zhàn)的重要技能；將帥在冬季還要對自己的部隊進行一次檢閱，以觀其訓練成績。據(jù)漢朝人解釋，角力就是互相扭打的“兩兩校力”，是徒手搏斗的一種作戰(zhàn)方式。在三千年前，青銅兵器并不十分銳利，而且作戰(zhàn)時也會經(jīng)常發(fā)生兵器折損的情況，徒手作戰(zhàn)技術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春秋時吳楚的柏舉之戰(zhàn)，楚國的軍隊被打得大敗。楚國大夫莫敖大心在兵器折損、無法作戰(zhàn)的情況下，只身沖入敵軍，徒手打死摔傷了幾個人，最后被殺殉國，在戰(zhàn)場上同敵人角力是生死拼搏，手下絕不留情：而在平時訓練“兩兩校力”的時候，就必須有一定的方法和規(guī)則，以避免無謂的傷亡，據(jù)《國語》記載，春秋末年的晉國已經(jīng)有了摔跤比賽。
趙簡子是晉國的中軍元帥，他就是后來三家分晉的趙襄子的父親。他的戎右少室周就是一個善于徒手搏斗摔膠的能手。在古代，一輛戰(zhàn)車上有三個甲士，中間的甲士是駕車的馭手，左面的執(zhí)弓箭，右面的執(zhí)戈矛。遠距離的敵人由弓箭手射擊，近距離的敵人由戈矛手刺殺。而在元帥的戰(zhàn)車上則只有旗鼓，由元帥號令指揮全軍的進退。元帥車上沒有弓箭手，戎右就成為保衛(wèi)將帥安全的武裝衛(wèi)士。因此，元帥車上的戎右都是選拔武藝高強勇力超群的人擔任。少室周當了趙簡子的戎右，心里當然歡喜，但又有點擔優(yōu)。為了保衛(wèi)元帥的安全，每逢休閑時間總是尋師訪友切磋武藝，提高自己的摔跤技術。晉陽城有一個叫牛談的人，是奴隸出身，摔跤本領高強。少室周到了晉陽便找到牛談，提出與他進行摔跤比賽。第一跤被牛談摔了個臉朝天，第二跤又摔了個肩背著地；一連幾場比賽，都是少室周輸了。少室周十分佩服牛談的摔跤本領，便向趙簡子推薦，把自己戎右的職位讓給牛談。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春秋末年，社會上就有了摔跤比賽，而且在比賽場上很注重道德修養(yǎng)，賽輸?shù)娜烁试杆]賢讓能。
（二）漢代幾種不同形式的摔跤
秦始皇并吞六國統(tǒng)一天下之后，規(guī)定閱軍大典的內(nèi)容是角觝。在奴隸制社會，狩獵為閱軍大典。狩獵時要出動戰(zhàn)車，要射箭，要擊刺，要徒手搏斗，實際上是一次聯(lián)合軍事演習。戰(zhàn)國時期軍事戰(zhàn)術有了改變，南方用水軍，北方多騎兵，中原地區(qū)是采用大兵團的步兵戰(zhàn)斗。因此，各諸侯國的軍禮就很不一致。秦朝統(tǒng)一天下之后為什么要以角觝為軍隊大典之禮呢？據(jù)《文獻通考》記載：“秦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為鐘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這就是說，兵器都銷毀了，講武之禮才改為角觝。這種理由是不充分的。無論秦始皇如何收繳民間兵器，總不會連軍隊的兵器都收光了，只能檢閱士兵的徒手搏斗技術。真正的原因是，秦國是在中原建國的，統(tǒng)一天下后，軍事力量也是以步兵為主，而徒手搏斗是步兵的重要作戰(zhàn)技能，因此才定角觝為閱軍大典的內(nèi)容。
從現(xiàn)有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來看，漢朝的角觝開始分支，向不同的方向發(fā)展，并有了不同形式的摔跤。
《漢武故事》上說，漢武帝在徒手對打的基礎上，“并四夷之樂，雜以童幼，有若鬼神”。這種有音樂伴奏，有故事情節(jié)的武打稱之為角觝戲。它已經(jīng)脫離了體育的范圍，成了后代戲劇的濫觴。
甘延壽是西漢的名將，他曾和那位說出：“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名將陳湯一起遠征西域，戰(zhàn)勝了在西域欺壓弱邦的匈奴致支單于。甘延壽本人是一位“運動健將”，他精通一種名為“手搏”的運動技巧。
《漢書·藝文志》中有《手搏六篇》，屬于“兵家伎巧類”。手搏又叫作弁或卞，是一種純踢打擒拿的軍事技術。漢武帝時的大將甘延壽被選為羽林，又因為精于手搏被提升為期門。
據(jù)《漢書》金日磾傳記載，金日磾?shù)之斄藵h武帝寢宮中的侍衛(wèi)。有一天，漢武帝尚未起床，江充與莽何羅謀反。莽何羅攜帶武器闖入寢官準備刺殺漢武帝，被日發(fā)覺了。“日磾摔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摔胡”就是抓住脖子摔倒在地，這是一個純粹的摔跤動作。又過了三百多年，三國時孟康在《漢書注》中說：“摔胡，若今相辟臥輪之類也。”“摔胡”，南北朝時稱“相撲”，是以摔撲為主的技術，它和手搏、角觝戲，都有區(qū)別。
匈奴出身的西漢將領金日磾也是位古代摔跤好手，他所擅長的技巧被稱作“摔胡”。這種技巧是“相撲”運動的前身。
金日磾原是匈奴族休屠王的太子，被漢軍俘虜，后入宮廷當馬夫。由于他為人忠誠，做事勤懇，被漢武帝提拔當了侍衛(wèi)；又因為擒了莽何羅有功，升為車騎將軍。后來他和霍光同是漢武帝的托孤之臣。金日磾?shù)乃ず鷦幼骺赡芫褪潜狈缴贁?shù)民族的摔跤。在古代文物上也有類似的圖象，如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陜西洋西客省莊發(fā)掘了一座戰(zhàn)國墓，墓中殉葬物有兩塊透雕銅牌。透雕的花紋圖象，在兩匹戰(zhàn)馬之間，為一對長發(fā)高鼻的人，上身赤裸，下身穿長褲，互相彎腰摟抱作摔跤狀。無論是透雕工藝特點和圖中人物形象，還是墓主人的身份，都證明這是我國北方匈奴等古代民族的摔跤動作。這種圖象和金日的摔跤動作互為驗證，可以認為，在西漢時期，我國北方民族式摔跤已傳入中原地區(qū)，并和中原的傳統(tǒng)角力相互交流，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古代的摔跤運動。
1979年，湖北省江陵鳳凰山的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篦。在圓拱形篦背的兩面，都有漆繪的人物畫。其中一面繪有摔跤圖：右邊兩人對搏，左邊一人旁觀。三人裝束相同，都是赤裸上身，著三角短褲，腰系長帶，帶在腰后扛結，帶端飄垂于臀后。對搏的雙方正相向撲來，左邊一人前伸兩臂，似是裁判，圖的上部有一帷幕飄帶下垂，表示這場摔跤是在臺上進行的。在吉林集安縣洞溝高句麗墓壁畫上，也有摔跤圖象。從出土的文物看，從比賽的場地、服飾或動作等來看，上述漆繪摔跤圖和透雕銅牌摔跤圖有很大的差別，這說明秦漢兩代的摔跤形式已有了不同。
漢代的摔跤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并在廣泛發(fā)展的基礎上開始分支。漢代文物留下了不少摔跤圖象，有待于我們進一步去認識和研究。
（三）摔跤比賽與蒙萬贏
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民族大混合時期。西方和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進入中原地區(qū)以后，文化科學藝術得到一次大交流，體育比賽也得到了互相切磋提高。
磚雕作品，展現(xiàn)了我國古代相撲運動員的風采。
南北朝時，摔跤是當時比賽最多的一個項目。這時摔跤也稱相撲、相辟、相攢，都是互相摔打的意思。據(jù)《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說：在中原地區(qū)的襄城郡與穎川郡的聯(lián)歡會上，就有相撲比賽。襄城人在輸了之后反而解嘲地說：“相撲下技，不足以明兩郡之優(yōu)劣。”事實上體育比賽最能代表一個地區(qū)、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尊嚴。為了維護這種尊嚴常常寸步不讓，不爭回榮譽，決不善罷甘休。《晉書·庾闡傳》記載，在晉朝曾發(fā)生過這樣的事情：“有西城健胡，矯健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司馬炎為此事大為惱火。于是張貼榜文，“召募勇士”。后來，庾闡的父親庾東應募，與胡人比賽。結果，“遂撲殺之”。庾東由此”名震殊俗”，并被賞賜做了官。
《續(xù)高僧傳》上也記載了類似的故事：隋代有一個叫法通的和尚精通相撲。當時“有西番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敵者”。這件事使隋高祖楊堅很為惱火。他說，難道“大隋國無健者”？有人向隋高祖推薦法通。隋高祖馬上派人“召通來，令相撲”。結果，法通贏了大壯，“舉朝稱慶”。這件事反映了當時民族間相撲技藝的交流，也表現(xiàn)了代表民族的體育比賽，是如何激動著民族情緒。
南北朝和隋唐時期，西方少數(shù)民族到中原地區(qū)進行相撲比賽的絕不止上述兩例。《唐語林》記載：唐代大梁節(jié)度使李紳，在檢閱過鎮(zhèn)海軍選送的相撲能手富蒼龍、沈萬石、馮五千、錢子濤的技藝之后說：“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丑夷。”說明這次選拔，是特地為了同西域少數(shù)民族的相撲手進行比賽。李紳的話用了“丑夷”、“撲殺”等侮辱少數(shù)民族的詞語，是錯誤的，但也反映了民族之間的體育比賽十分強烈地激動著人們的思想情緒。
這些相撲比賽的史料，也反映了在南北朝時，我國的相撲比賽已經(jīng)有了正式的規(guī)則和裁判。正因為如此，兩郡或兩個民族之間的運動員才能在一起比賽。另外，在許多史料上都用了“撲殺”這一詞，它反映了當時對比賽的意義還認識不足，不是重在交流技藝，而是以生死為輸贏。
唐代的皇帝大都是喜愛體育活動的。他們喜歡馬球，喜歡狩獵，也喜歡摔跤。唐代稱摔跤為角觝。“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
在唐朝的宮廷里有兩個專供皇帝娛樂的地方，一個是教坊司，一個是內(nèi)園。教坊司里大都是歌舞伎，而內(nèi)園卻多是體育表演的健兒。《新唐書》上說，“內(nèi)園恒備角泌之徒”。所謂角觝之徒，就是專門供皇帝觀賞的摔跤手。現(xiàn)在摘錄一些唐朝歷代皇帝觀看角觝表演的一些史料，從中既能看到唐代皇帝喜愛這項活動，又能看到唐代角觝發(fā)展的面貌。唐玄宗李隆基“每賜宴設酺，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飛劍、角觝”，唐憲宗李純御瞬德殿大宴群匣及公主，“觀擊鞠、角劍之戲，大合樂，極歡而罷”唐穆宗李恒”幸左神策軍觀角觝及雜戲”。唐敬宗李湛于寶歷二年六月”甲子，觀驢鞠、角觝于三殿”。唐文宗李昂“幸勤政樓觀角觝、蹴鞠”。唐懿宗李漼“咸通中選隸小兒園，尋入相撲朋”。唐僖宗李儇“弱冠登位，為宦官所押，內(nèi)園恒備角觝之徒，以備卒召”。后唐莊宗李存勖“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觝斗勝。郁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一搏，如勝，賞爾一郡。'即時角觝，存賢勝，得蔚州刺史”。《文獻通考》上說，作為宮廷的娛樂活動，角觝是各種表演節(jié)目的壓軸戲。摔跤手臨上場前，左右軍就擂起大鼓。在急鼓聲中，一個個赤裸上身的壯士繞場而入，尋對扭摔：一交上手，場外的觀眾就吶喊助威。分出了勝負之后，觀眾歡呼，急鼓三通。這場面確實很熱烈，很激動人心。
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了唐代幡畫，畫面上為兩人決斗時情景，很象現(xiàn)代日本的相撲。在皇帝的喜愛倡導下，唐代社會上摔跤活動的開展是較為普遍的。《吳興雜錄》記載：“唐，中元節(jié)，俗好角力相撲，云避瘴氣也。”
避瘴氣只是一種迷信，實際是農(nóng)閑時的娛樂。宋代《角力記》上記載，在五陵、鄱陽、荊楚一帶，“五月盛集，水嬉則竟渡，街房則相攢為樂”。
在陜南、成都一帶，則設有擂臺比賽，“募橋市壯勇者，于山前平原作場，候人交（比賽），贏者出場賞之，采馬擁之而去，觀看如堵，巷無居人，從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罷。”這種比賽的情景是何等熱鬧，竟至“觀看如堵，巷無居人”。《角力記》還記載，唐朝末年，有一個摔跤能手，外號叫蒙萬贏。只因他“拳手輕捷，擅場多勝，受賜豐厚，萬贏呼名從此始”。“萬贏”可能有些夸張，但也反映了唐代摔跤比賽的頻繁和蒙萬贏的摔跤技藝之高。
（四）女子摔跤與擇婿
宋代的史料上有稱摔跤為相撲的，也有稱為角觝的。摔跤也是宋代宮廷宴會娛樂的壓軸節(jié)目，《宋史·樂志》記載，“（宴會）第十九（項表演）用角觝，宴畢”。《東京夢華錄》在“天寧節(jié)”親中記載：”第九盞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臺，左右軍相撲.宴退，臣僚皆簪花歸私第。”除了皇官中的宴會有相撲表演之外，朝廷的外交宴會也有相撲比賽。《宋史·禮志》記載：使人到闕筵宴，”凡用樂人三百人……相撲一十五人，于御前內(nèi)等子差。”
內(nèi)等子就是皇帝御前的徒手侍衛(wèi)。《夢梁錄》：“內(nèi)等子，隸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所管，于殿步諸軍選膂力者充應名額，即虎賁郎將耳。每遇拜郊明堂大禮，駕前只頂帽、鬢發(fā)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這些人都是摔跤能手。有規(guī)定的名額，上、中等各五對，下等八對：“三年一次，就本司爭揀上下名次入額”。
宋代由于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城市經(jīng)濟繁榮，大城市如汴梁、臨安人口增至幾十萬，城市中開始有了供市民們娛樂的”瓦子”。在”瓦子”的各種娛樂表演項目中，相撲表演是最受歡迎的，相撲藝人也是各種表演藝人中最多的。據(jù)《都城紀勝》、《夢粱錄》、《武林舊事》諸書記載，僅南宋臨安城一地就有著名的相撲藝人五、六十之多。如撞倒山、金板沓、曹鐵凜、周黑大、曹鐵拳、王急快、董急快、韓鐵柱、黑八郎等，這些都是摔跤好手。
《水滸全傳》中的梁山好漢浪子燕青也是當時的一位摔跤好手，《水滸》中還描寫了一場他的“相撲”比賽，那場比賽，在當時可以算是盛況空前。
宋代社會上喜愛看相撲比賽，這在《水滸全傳》中有較詳細的描寫，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廟會上相撲比賽，臺下的觀眾有“數(shù)萬香宮，兩邊排得似魚鱗一般，廊廡屋脊上都坐滿了”。這些香官觀眾，來自全國各地，“一者燒香，二者乃為著看任原本事，三來也要偷學他幾路”。這反映了宋代相撲的開展有廣泛的群眾性。
宋代，稱相撲比賽的規(guī)則叫“社條”，稱裁判為“部署”。由于在比賽中可能會失手死人，賽前雙方都要立下生死文書。這在《水辯全傳》第七十四回寫燕青與任原的比賽中可知。“燕青再上獻臺來，要與任原放對。部署向他先要了文書，懷中取出相撲社條讀了一遍，對燕青道：‘你省得嗎？不許暗算！'燕青冷笑道：‘我單只這個水褲兒，暗算他什么？'”可見，相撲中最重要的規(guī)則是不許暗算，這是保證比賽能公平進行。
宋代已經(jīng)有了全國住的相撲比賽。《夢粱錄》記載：“若論護國寺南高峰露臺爭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如頭賞者，可得獎品旗帳、銀懷、彩緞、錦襖、馬匹等。南宋臨安城的南高峰比賽是全國最高級的比賽，贏得頭名所獲得的獎品是很豐盛的。宋理宗景定年間，溫州的韓福奪得了冠軍，不僅獲得獎品，還被封了官“補軍佐之職”。《水滸全傳》上寫的泰山廟會的比賽也是全國性的比賽。任原在擂臺上夸口說：“四百座軍州，七千余縣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將利物來，任原兩年白受了。今年辭了圣帝還鄉(xiāng)，再也不上山東了。東至日出，西至日沒，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蠻，北濟幽燕，敢有出來和我爭利物的嗎？”泰山廟會的相撲是全國性的比賽，連獎品也是全國各地贊助來的。這更說明宋代的相撲運動是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的。
明刊《忠義水滸傳》中有幅反映宋代摔跤場面的插圖，圖左上方有一官吏端座，觀看摔跤，身旁立著一位侍從，摔跤臺下，有不少觀者。這幅圖象和《水滸全傳》上所描寫的摔跤情景是吻合的。
宋代的相撲可以使用拳腳，有時也會發(fā)生死亡事件，但比賽中多半還是以摔、絆等技巧，把對方摔倒取勝。這在《水滸全傳》第一○四回對王慶與段三娘比賽相樸描寫得很具體：“王慶見她是個女子，又見她起拳便有破綻，有意耍她，故意不用快跌，也拽雙拳吐個門戶，擺開解數(shù)。那女子見王慶只辦得架隔遮攔，沒本事鉆進來，她便覷個空，使個黑虎掏心勢，一拳望王慶劈心打來。王慶將身一側(cè)，那女子打個空，收拳不迭，被王慶就勢扭定，只一交，把女子翻；剛剛著地，順手兒又抱起來，這個勢叫做‘虎抱頭'。”第七十四回寫燕青和任原比賽：“任原見燕青不動手，看看逼過右邊來，燕青只瞅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這人必來算我下三百，你看我不消動手，只一腳踢這廝下獻臺去。'燕青卻一個搶將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襠，用肩胛頂住他胸脯，把任原托將起來，頭重腳輕，借力便旋四五旋，旋到獻臺邊，叫一聲‘下去'，把任原頭在下，腳在上，直攛下獻臺來。這一撲名喚‘鶴鴿旋'”。”虎抱頭”是以強打弱，“鵓鴿旋”是以小打大，都是以巧取勝的相撲動作。這說明宋代的相撲是以巧取勝的。《角力記》中記錄了宋代一首《題墻上相撲畫》詩：“黑漢勾卻自漢頸，自人捉住黑人腰，如人要辨輸贏者，直須墻隤始一交。”這首詩反映了當時不僅已廣泛開展了相撲運動，而且有了以相撲為題村的壁畫；同時說明，相撲比賽是以巧取勝，例地就分輸贏，不必一定“撲殺”或“攛下臺來”。
據(jù)《武林舊事》記載，宋代的表演藝人中還有一種“喬相撲”的藝人，喬就是假裝的意思，是由一個人俯下身來，穿著假外套，扮成兩個人相撲，俗稱是“兩個小伙子摔跤”。此外，宋代的藝人中還有女相撲手，《夢梁錄》記載，臨安城有女相撲手“賽關索、囂三娘、黑四姐”及”張椿等十人”。關于女子相撲藝人，這是我國最早的記載，但女子相撲這卻不是最早的。早在三國時期，東吳的國主孫皓，就曾”使尚方以金作金步搖假髻以千數(shù)，令宮女著以相撲，早成夕敗，輒命更作”。這種以娛樂為目的的相撲，當然不會有多少摔撲的技巧。宋代的女子相撲是講究技巧的。就以段三娘和王慶的相撲來說，女子敢于和男人比賽，在失敗之后，卻“毫無羞怒之色，倒把王慶稱贊”，表現(xiàn)了虛心學習的態(tài)度。宋代的女子相撲排在男子相撲之前，“先以女飐數(shù)對打套子，令人觀，然后以膂力者爭交”，這就是相撲表演的開場賽。在北未時，也有女子單獨表演相撲的。司馬光《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記載，宋仁宗嘉佑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帝在宣德門觀看各種藝人表演節(jié)目，其中就有女子相撲表演。這件事觸怒了封建衛(wèi)道者司馬光，他上奏章給皇帝說：“臣竊聞今月二十八日，圣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備進技藝，賜與銀絹，內(nèi)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費。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矛四方也。”司馬光以封建禮教思想反對女子相撲，迎合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心理，對女子相撲運動的開展當然很有影響。
元朝王室起于北方的蒙古族，在遼闊的草原上以游牧為生，習俗重騎馬、射箭和摔跤，稱這三項為”男子三項競技”。在部落聯(lián)盟選舉中，只有“男子三項競技”超群者，才有資格被推為部落聯(lián)盟首領。成吉思汗手下的名將合撒兒、別勒古臺、木華黎、哲別、蘇別額臺等，都是“男子三項競技”的能手。《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于1218年遠征前，商議將汗位委托給皇子。于是拙赤、察哈臺二子爭汗位，“拙赤起，揪察哈臺衣領曰：‘……若遠射敗于汝，則敢斷其拇指而棄之。若相搏敗于汝，則自倒地勿起之，愿聽父汗圣旨裁奪。'”這表明在蒙古族中繼承汗位的人射箭和摔跤是重要條件之一。在蒙古那邊慕大會上，“男子三項競技”是大會的重要內(nèi)容，獲得冠軍的人能得到很多的獎品。直到元朝入主中原之后，還經(jīng)常進行這三項比賽。《元史》中經(jīng)常有“賜角觝者鈔各千貫（或銀千兩）”的記載。
蒙古族以游牧為生。婦女在游牧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不受封建禮教歧視婦女觀念的影響。婦女也可以參加“男子三項競技”比賽，而且有的婦女還勝過男子。《馬可·波羅游記》中《海都女之勇力》記載：“國王海都有一女，名叫阿吉牙尼揚，韃靼語猶言‘光耀之月'。此女甚美，甚強勇，其父國中無人以力勝之。其父數(shù)欲為之擇配，女輒不允，嘗言‘有人在角力中能勝我者則嫁之，否則，永不適人'。其父許之，聽其擇嫁所喜之人。1290年，有一貴胄，乃一富強國王之子，勇俠而甚健，聞此女角觝事，欲與之角，攜千馬毅然來此國中。二人即至角場，相抱互撲，各欲撲對方于地，然久持而勝負不決。最后，女撲王子于地。”在這次相撲比賽之前，王后及大臣均勸阿吉牙尼揚讓漂亮的王子得勝，以便成全這次婚姻。但是阿吉牙尼揚斷然拒絕。她說：“無論怎樣，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我做任何不對和沒有理由的事。”阿吉牙尼揚在比賽場上是一個摔跤的能手，在戰(zhàn)場上也是一個作戰(zhàn)的勇士。“其父遠征，輒攜女與俱。蓋扈從騎衛(wèi)中使用武器者，無及其女也。有時女自父軍中出突敵降，手擒一敵人歸獻其父，其易如鷹之捕鳥。每戰(zhàn)所為，輒如此也。”阿吉牙尼揚真是女中的豪杰，草原上的雄鷹。
（五）塞宴四事摔跤聯(lián)歡
清王室的滿族也是十分重視摔跤的。滿語稱摔跤為布庫。清王室提倡布庫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訓練士兵的力量和搏斗技術，“布庫諸戲，以習武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和蒙古族諸王聯(lián)歡。清太宗皇太極為了進軍中原，極力加強和蒙古族諸王的團結，經(jīng)常和諸王宴會。布庫是兩個民族共同喜愛的活動，于是就成為“肄武綏藩”的重要內(nèi)容。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壁畫，就有一幅摔跤圖，反映了藏族人民也喜愛摔跤活動。
八旗軍是清王室的基本部隊，在八旗軍中經(jīng)常開展布庫比賽，軍中“分左右翼，令其角勝負，負者罰牛羊。”這就大大地推動了布庫運動的開展。在清王室的貴族中也出了一些布庫能手。順治初年，蒙古族的喀爾喀使臣來朝，按照慣例，在宴會時舉行布庫比賽。御前侍衛(wèi)的布庫能手都敗在使巨手下。皇太極二兄代善之子惠順王知道了，要求他父親準許他偽裝成侍衛(wèi)與使巨比賽：“使臣與斗，應手而仆，世祖大悅，賞賚無算。”惠順王這一年才滿二十歲。
清王室的御前侍衛(wèi)大都是布庫能手。他們一方面可以保衛(wèi)皇帝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宴會中隨時可以叫出來比賽。康熙十六年擴大了布庫侍衛(wèi)組織，成立了善撲營。康熙為什么要組織善撲營呢？因為布庫侍衛(wèi)為他奪回政治權柄出了大力。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八歲登基，朝廷的大權完全掌握在大臣鱉拜手中，康熙到了十五歲，決心要鏟除這個隱患，收回政權。但螯拜的勢力太大，朝中布滿了他的黨羽，一旦走露了風聲，誅殺不成功，反而會釀成一次大的叛亂。據(jù)《竹葉亭雜記》記載，康熙“選小內(nèi)監(jiān)強有力者，令之習布庫，鰲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鰲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帝令布庫擒之，十數(shù)小兒執(zhí)鰲拜，遂伏誅。”康熙利用訓練布庫的方式，瞞過政敵的監(jiān)視，實現(xiàn)了奪取政權的目的，表現(xiàn)了他的英明果斷。從此在皇帝的侍衛(wèi)中“有善撲營之制，以近臣領之。”善撲營中的侍衛(wèi)，都從八旗軍中層層選拔出來，個個是身高力強的壯士。《北京竹枝詞》中有一首專門寫善撲營的詩：“布靴寬袖夜方歸，善撲營中個個肥，燕頷虎頭當自笑，但能相搏不能飛。”
清王室進入中原之后，與蒙古族諸王的聯(lián)歡，形成為一種制度，“列圣巡幸木蘭（在今圍場縣），蒙古諸臺吉及四十八部盟長，例于出哨（圍獵的一種）之后，恭進筵宴，習武合歡，有所謂塞宴四事者。”在康熙、乾隆盛世，幾乎年年都要在木蘭舉行圍獵和塞宴。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張文翰繪的《塞宴四事圖》，是一幅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物。圖畫生動地反映了滿蒙兩族聯(lián)歡的景象，使我們看到了清代布庫的裝束確實是“衣才及尻露裲襠，千條線縫十層布”。臨賽時。“握拳舞掌相頡頏，周旋趨避不輕嘗”；扭合在一起時，“鐵臂銅股互拍張，推排將傾仍不僵”；比賽之后，“勝者跪飲酒一卮，不勝者愧不敢怒”。
清代摔跤的形式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布庫，即“脫帽短褠兩兩相角，以搏捽仆地決勝負”，這是滿蒙族的民族式摔跤。另一種叫“厄魯特”，即“袒褐而撲，雖蹶不釋必控首屈肩至地乃為勝。”這有點類似現(xiàn)行國際式摔跤，一定要肩背著地才分勝負。
我國古代的摔跤，從角力到布庫延續(xù)有三千多年，可謂源遠流長了。在摔的方法方式上，從拳腳并用、徒手搏斗，發(fā)展到以摔絆為主的技巧。從漢代開始摔跤和手搏分支，由軍事訓練手段走向社會的娛樂活動，遂使摔跤成為各民族文化娛樂中歷代不衰的一項活動。
健兒駿馬逞豪強——中國馬球“擊鞠”的故事
（一）唐代皇帝喜愛打馬球
《明皇擊鞠圖》描繪了唐玄宗李隆基與眾嬪妃擊鞠娛樂的場面。在唐代宮廷中，擊鞠亦即馬球是深受眾人喜愛的一種競技運動。
馬球，在我國古代的史籍上叫擊鞠、擊球或打球。《宋史·禮志》上說：打球是一種軍中的禮節(jié)，每年三月，在大明殿舉行賽球典禮。皇帝乘馬到球場，臣下迎接，依次上馬。皇帝擊球，教坊作樂奏鼓。皇帝打進了第一個球后，才叫諸王大臣開始比賽。
唐代是我國馬球盛行的時期，上自皇帝，下至諸王大臣、文人武將，大多都“以此為樂”。1971年，陜西省博物館在乾縣發(fā)掘了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墓中陪葬的文物甚多；墓道兩側(cè)有五十多幅完好的壁畫，《打球圖》就是其中的一幅。畫面上有正在跑動的二十余匹駿馬，體態(tài)豐滿，細尾扎結；騎馬人頭戴幞巾，腳穿長靴，手執(zhí)鞠杖；一位騎棗紅馬的騎手跑在最前面，高舉鞠杖，側(cè)身向后擊球：球在場中滾動，后面幾個騎手驅(qū)馬爭槍。
故宮博物院珍藏著一枚唐代打馬球圖青銅鏡，圖像十分逼真，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打馬球俑，其形象也非常逼真。這些都生動地反映了唐代社會喜愛馬球活動的風尚。
馬球起源于何時呢？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起源于波斯，由波斯傳到西域，再由西域傳入長安：一種認為起源于吐蕃（我國的西藏地區(qū)），向東西方傳播；一種認為在東漢后期我國就有了馬球，馬球是由漢代的足球發(fā)展演變而來。這幾種說法，都還不能論定，有待于進一步研究。但唐代馬球之所以能迅速發(fā)展，盛行三百年而不衰，是有其社會原因的。
我國古代的騎兵雖創(chuàng)始于戰(zhàn)國時的趙武靈王，但當時只不過是一個附屬兵種。到了南北朝，盛行甲馬，就是給馬匹穿上防護的甲具，俗稱為鐵騎。唐太宗李世民改變了騎兵裝具，成為輕騎兵，發(fā)揮了騎兵快速機動與遠程奔襲的特長。這種特長符合大唐帝國地域遼闊、疆土廣大的戰(zhàn)略需要。因此，唐代自建國以來就重視騎兵部隊的建設。《新唐書·兵志》記載，“自（太宗）貞觀至（高宗）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天寶后，“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馬匹是建設騎兵的基礎。有了馬匹，還要訓練騎術和馬上砍殺技術，而馬球運動就是訓練騎木和馬上砍殺技術的最好手段。唐代開展馬球的目的就是為了軍事訓練。唐人閻寬在《溫湯御球賦》中說：“擊鞠之戲者，蓋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義不可舍。”
馬球是一種軍事訓練的手段，同時也是一種很好的娛樂活動。”百馬攆蹄近相映，歡聲四合壯士呼”。無論是參加打球，還是觀看比賽，馬球運動都能使人精神振奮。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貞觀、開元之時，天下富庶，社會上就需要有一些休閑的娛樂。于是，馬球運動就成為社會歡迎的活動了。作戰(zhàn)的軍士要練武，閑暇的富民要娛樂，這就是唐代馬球運動能夠蓬勃開展的社會原因。
唐代馬球之所以得到迅速的發(fā)展，除了社會原因之外，還有唐代上層社會的喜愛和重視。唐代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及王室貴族，大都是喜愛馬球活動的。“上有好看下必有甚焉”，這是社會現(xiàn)象的一條規(guī)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唐紀》中宗條下，就有這樣一句話：“上好擊球，由此，通俗相尚。”唐代馬球運動的發(fā)展，和皇帝的倡導亦有關系。
《唐書·本紀》中，常常有皇帝幸某處擊鞠的記載，說明唐代皇帝犬都親自上場打球。唐皇宮中有好幾處馬球場是專供皇帝打球的。據(jù)考古材料，1956年西安市唐長安大明宮含光殿遺址出土的一塊石志上有“含光殿及球場等大唐大和辛亥歲乙未月建”銘文。說明含光殿球場的建筑年代在大和辛亥，即唐文宗五年（831年）；同時也說明，唐朝在皇宮建筑球場是專門為皇帝和顯貴們用的。由于經(jīng)常參加打球，有幾代皇帝的球技還很高超。如唐宣宗李忱可以騎在飛奔的馬上，用擊鞠杖連續(xù)擊球至數(shù)百次之多；唐僖宗李儇向他的近待夸口說，如果朝廷設置打球進士科，他可以考中狀元。如果真要在唐代的皇帝中考選馬球狀元，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才夠資格。唐人封演所寫的《封氏聞見記》中記載了唐玄宗二十四歲時參加的一次與吐蕃的馬球賽，表現(xiàn)突出，為唐王朝第一次外交球賽贏得了勝利。
唐中宗景龍三年（709年），吐蕃贊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贊咄來迎接金城公主；因知道唐中宗李顯最愛看球賽，使帶來了一支十人馬球隊。吐蕃是游牧民族，馬匹駿壯，騎術精良，馬球技術也很精湛。唐中宗派遣皇宮內(nèi)園的馬球隊和神策軍馬球隊與之比賽，兩戰(zhàn)都輸了。唐中宗十分惱火。這時，唐玄宗還是臨淄王，他和嗣虢王李邕、駙馬楊慎交、武延秀組成了一支四人貴族馬球隊，與吐蕃的十人馬球隊比賽。開賽之后，唐玄宗往來奔馳如風回電激，揮動球杖、連連透門，貴族隊大獲全勝。球策之后，吐蕃大臣尚贊咄連連稱贊說：想不到王爺會有這么好的球技！
唐玄宗一直到老年還是十分喜愛打球，天寶六年，他已六十二歲了，還想?yún)⒓忧蛸悾?jīng)別人勸阻，才坐在場外觀看。究竟是因他喜愛馬球，堅持了體育活動，還是別的什么原因，唐玄宗是唐代皇帝中壽命最長的一個，活了七十七歲。他在整個封建社會的幾百個皇帝中，也算是長壽的了。
唐玄宗晚年，意志衰退，耽于宴樂，不問政事，導致了安史之亂。宋人李公麟繪了一幅《明皇擊球圖卷》，晁無咎在畫上題了一首意含諷刺的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無復諫疏來。”把禍亂的原因歸罪于打球，這是完全不符合史實的。青年時期的唐玄宗不是更熱衷于打球嗎？但是他開創(chuàng)了開元盛世。適時的娛樂并不會影響政事，何況是有助于社會尚武、練武的馬球運動呢?
唐人擊鞠圖
（二）月燈閣下打馬球
作為軍事訓練的手段，唐代馬球受到軍隊各級將帥的重視。節(jié)度使的駐地，都建有訓練用的馬球場，并經(jīng)常修整鋤草便于馬匹奔馳。左右神策軍是皇帝的警衛(wèi)部隊，其駐地也是經(jīng)常陪皇帝打球的地方。因此，神策軍就更重視馬球活動。唐代許多打球的名手都出在神策軍中，并因球技高超而有好幾個人升任了節(jié)度使。據(jù)《資洽通鑒》記載，唐僖宗有一次是用打球輸贏來選拔節(jié)度使。廣明元年（880年）西川節(jié)度使出缺，神策軍中大將陳敬瑄、楊恩立、牛勖、羅元果四人都想去當節(jié)度使。唐僖宗無法決定，便叫他們四人賽球，誰贏了誰當節(jié)度使。結果，陳敬瑄奪得了頭籌，便得了西川節(jié)度使的職位。
唐代文人當然沒有武將的馬球技藝高。在文人中也不會象軍中馬球開展得那么普遍。但唐代文人也有不少人是會打馬球的。進士科是唐代文人最光榮的出身，有“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之說。文人都希望由進士科走入仕途。而進士科及第后有三大盛會，即慈恩塔題名、曲江游樂宴會和月燈閣下打球。這是文人奪得鱉頭后最得意的活動。如不會打球，豈不使盛會掃興。因此，唐代文人由文入武，當了節(jié)度使的也不乏其人。如詩人李紳、高適、張建封，都由文人武當上了節(jié)度使。當了節(jié)度使就要訓將練兵，就要會打馬球。所以，張建封在他的詩中說：“仆本修文執(zhí)筆者，今來帥領紅旗下，不能無事習蛇矛，閑就平場學使馬。”文人入武，首先就要會打馬球。上述兩種仕途都促進了文人中的馬球運動。
唐代個別文人，馬球技術也很精湛，還能戰(zhàn)勝神策軍中的老手呢。五代人王定保的《唐摭言》中，記述了這樣一段月燈閣下打球的故事：晚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新進士集會在月燈，閣下準備賽球，場外已圍了幾千觀眾。突然，有幾個神策軍闖進了球場，手拿球杖，策馬奔馳。其用意很明顯，是要和新進士較量一下。晚唐時期，朝廷政權完全掌握在宦官之手，而左右神策軍就是宦官手中的兩把刀子。雖然這次是無理取鬧，新進士也不敢公然得罪他們。但這天的盛會，是新進士出頭露臉的大喜日子，如果在幾千觀眾面前輸了球，是很丟臉的。正在為難之時，有一個新進士叫劉覃的挺身而出說：讓我去教訓教訓他們！說完跨馬執(zhí)杖馳進了球場，向在場的幾個神策軍拱手道：新進士劉覃，特來奉陪練球！這幾個神策軍見有人應戰(zhàn)，便拿出球子與劉覃比賽。誰知只馳驅(qū)了幾個回合，球子便被劉覃奪得。他只有一個人，無法傳球，便在馬上連擊幾次之后，一個大打，把球子打向空中，球子飛出球場，不知落到何地去了。這幾個神策軍想不到一個文人竟然有這樣高超的球技，有這樣大的擊球力量！一個個目瞪口呆，垂頭喪氣，在幾千名觀眾的嗤笑聲中，面紅耳赤地離開了球場。
（三）球場鋤奸與唐敬宗被殺
唐代的官僚貴族，也多是以打球為樂的。封建官僚貴族的娛樂，常常和奢侈浪費聯(lián)系在一起。唐中宗的駙馬楊慎交、武延秀，在家中修建私人球場；為了使馬跑后不揚起塵土，在一千步長的球場上，用油和泥建筑。五代時的吳王楊渥，喜歡在夜間打球，球場四周點上幾十根蠟燭照明。一根蠟燭有十圍粗，每天耗費數(shù)萬錢。唐代宗時的劍南節(jié)度使郭英又家中養(yǎng)女伎騎驢打球，驢身上的鞍飾及人身上的服裝，也要用去數(shù)萬錢。這真是豪門一場球，貧民幾歲秋。
官僚軍閥們，為了爭權奪利，常常無事生非，球場中的風波也會變成政治斗爭的恩怨。據(jù)《新唐書》記載，成德軍節(jié)度使李寶臣的弟弟李寶正是魏博節(jié)度田承嗣的女婿。有一次，李寶正和他的內(nèi)弟田維打球，不慎沖撞了田維，使田維墮馬身死。田承嗣大怒，囚禁了李寶正。從此兩家結下了十幾年的冤仇。劉悟本來是淄青節(jié)度使李師古的一個部將，在一次球賽中，劉悟的馬頭撞了李師古的馬；李師古很生氣，要殺死劉悟，后因別人勸解而罷。但劉悟卻從此懷恨在心。李師古死了之后，劉悟殺了李師古的弟弟李師道，自己當了淄青節(jié)度使。另據(jù)記載，黃巢的部將朱溫，背叛了農(nóng)民起義軍，當了唐朝的節(jié)度使。他派兒子朱友倫在長安城做監(jiān)軍。在一次球賽中，朱友倫不慎墜馬而死。朱溫以為是別人有意謀害，便殺死了唐朝許多舊臣來報復。
陰謀暗殺，是封建官僚貴族爭權奪利斗爭的一種手段。在唐代的馬球場上也曾發(fā)生過兩起謀殺未遂的事件。李忱是唐武宗李炎的叔父，李炎想殺死他但又不便于公開下手，便派人借球賽的機會陰謀暗害。由于李忱騎術精良，球技高超，才逃過了毒手。唐玄宗晚年寵信安祿山，委以三鎮(zhèn)節(jié)度使的重任。他的兒子唐肅宗李亨早已窺見安祿山的叛逆野心，幾次想借打球的機會殺死他。終因唐玄宗百般袒護而未能如愿。
司馬光所編《資洽通鑒》記載，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率兵叛亂，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淪入叛軍之手，以顏真卿為代表的抗戰(zhàn)派，堅持在敵后抗擊叛軍。但是，兵少糧缺，形勢非常險惡。正在艱難困苦之際，常山太守王俌動搖了，和叛軍副師史思明書信往來，勾勾搭搭，準備率部投降。常山太守部下的軍官都是有正義感的漢子，不愿向叛軍投降。但王俌的投降行為尚未明朗，不便反對：如他的陰謀一旦成為事實，又有叛軍作為外援，則又很難對付。于是，十幾個小軍官就借賽球的機會，撞倒了王俌的馬，另十幾騎隨后一擁而上，風馳電掣般地跑過，把奸賊王俌踏得尸骨如泥，血染黃土，粉碎了這次投降的陰謀。
唐人段成式的《西陽雜俎》中還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唐德宗時，河北鎮(zhèn)有個姓夏的軍官，騎術精良，武藝超群，能拉開幾百斤力的弓，尤其精通馬球技術。他曾在馬球場上，作過一次飛馬打球的特技表演，在球場的地上累了十幾個銅錢，他飛馬奔馳，用手中的球杖擊錢，一次只擊一枚，而且這一枚銅錢只飛出七丈遠，十幾枚銅錢，個個如此。擊錢的準確程度達到了神奇的地步。如用這種本領在球場上射門，當然是百發(fā)百中了。
唐代馬球技術的提高，除了軍隊中有一批骨干之外，在皇家內(nèi)園也有一批從全國各地挑選來的馬球運動專業(yè)人員。在唐代的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各地節(jié)度使向皇帝獻“打球供奉”的記載。打球供奉雖然有很高的技術，但在皇帝的眼里，只不過是一種娛樂的玩具而已。他們的生命和生活，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唐敬宗李湛是一個喜怒無常，以別人的傷殘為歡樂的殘暴君主。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賽球，以致經(jīng)常發(fā)生“碎首折臂”的慘事。而他卻以此為樂，殘酷的暴虐行為終于激起了打球供奉們的反抗。據(jù)《資治通鑒》記載，寶歷二年（826年）十二月，李湛在郊外打獵，回到宮殿已是夜半，忽然心血來潮，把打球供奉從睡夢中喚醒召來，要他們打球作樂。這時馬已困乏，人無準備，又是夜半昏黑，更容易發(fā)生危險事故。而李湛一意孤行，毫不聽人勸說，為了滿足其殘暴的本性，非要人傷馬殘不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打球供奉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人，聯(lián)合起來，殺死了李湛。在警衛(wèi)重重的皇官中，這幾個打球供奉殺了皇帝，當然逃脫不了被殺的命運。蘇佐明等人雖然并不是有計劃的起義，并沒有象羅馬帝國的角斗士斯巴達克斯那樣，率領一部分義軍，摧毀帝國的統(tǒng)治，但他們在封建思想禁錮的皇宮中，敢于拿起武器，殺死被尊稱為天子的偶像，這種反抗精神，也是值得贊揚的。而他們勇敢無畏的品質(zhì)，不能說和從事馬球運動沒有關系。
（四）天下承平不忘練武
唐代人的詩文中對社會上的馬球活動記載頗為詳盡，但是有關馬球比賽的方法規(guī)則記述甚少。《宋史·禮志》和《金史·禮志》在這方面卻有較詳盡的記載。從中可以看到，我國唐、宋時期的馬球運動已具備了較完整的規(guī)則。而比賽的方法則有一個演變發(fā)展的過程。唐代采用雙球門，南宋、金國和以后的明代則是用單球門。這種改變，可能受當時足球運動方法的影響，也和社會的習俗風氣有關。雙球門的比賽方法激烈，直接對抗爭奪，含有極大的危險性。單球門是在一個門前爭奪射門，危險性就小得多了。這就促成了改革。但馬球運動的這種改革也與足球運動一樣，在訓練體力和意志上，都是一個退步。
《宋史·禮志》上有”打球本軍中戲”的記載，但在其它史料上卻很少看到有關軍中打球的詳細資料。作為軍事訓練的馬球，在北宋時期是衰落了。這種衰落，和北宋的軍事戰(zhàn)略有關。
北宋的國土比起唐代來是大大的縮小了，對外族的侵略又采取守勢。騎兵是一種進攻的兵種，不適用于防守戰(zhàn)術。因此，北宋是不重視騎兵部隊的建設的，從而也就不重視馬球運動的開展。保守的局面是不能長久的，北宋朝廷終于被強大的金國滅亡了。宋徽宗的第九子趙構，匆匆忙忙地跑過了長江，在臨安城（今杭州市）建立了南宋小朝廷。他的兒子趙眘在人民要求收復國土的抗戰(zhàn)聲中，登上了皇位。趙眘表示了主戰(zhàn)的決心，在臨安城建筑了一個用油布遮蓋的室內(nèi)馬球場，親自率領御前的將帥練習馬球。
趙眘主張抗戰(zhàn)、建設騎兵的行動，很快就在南宋軍中收到了效果。陸游是南宋的愛國志士，他一生渴望民族復興，祖國統(tǒng)一，臨終前還寫下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有名詩句。他四十歲時投筆從戎，參加了四川宣撫使的軍隊，經(jīng)常駐軍南鄭。南鄭是南宋向北進攻的前哨陣地，軍事訓練最能體現(xiàn)南宋朝廷的戰(zhàn)略意向。在陸游的詩中，多次提到在南鄭的軍中開展馬球活動的事：“軍中罷戰(zhàn)壯士閑，梁州球場日打球。”“打球筑場一千步，閱馬列廄三萬匹。”“射堋命中萬人看，球門對植雙旗紅。”“閑試名弓來射圃，醉盤驕馬出球場。”“打球駿馬千金買，切玉名刀萬里來。”可見南宋軍中為了適應主動進攻的戰(zhàn)術需要，建立了擁有三萬匹馬的強大騎兵部隊，因而積極地開展了馬球運動。可惜，南宋的這種好景不長，趙眘的抗戰(zhàn)決心，隨著符離集一役失敗而煙消云散，西湖的游艇上又恢復了宴飲歌舞，南宋的馬球運動重歸于寂寥。
從南北宋馬球運動的興衰來看，它始終是和軍事戰(zhàn)術的需要相關連的。
與此同時，建國于北方的遼國和其后的金國，馬球運動卻較普遍地開展起來。遼國是契丹族，于947年建立，國土包括內(nèi)外蒙古及東北地區(qū)。據(jù)《遼史》記載，遼國的馬球是由中原地區(qū)傳播過去的。遼穆宗耶律璟曾要北漢主（劉旻建立的割據(jù)政權）進貢打球衣和經(jīng)過訓練的打球用馬；而在遼穆宗以前，在《遼史》上是沒有關于打馬球的記載的。
遼國在穆宗引進馬球之后，在皇帝和貴族的倡導之下，馬球運動迅速發(fā)展起來。遼圣宗耶律隆緒就是一個十分喜愛打馬球的皇帝，經(jīng)常和諸玉、大臣一起打馬球。據(jù)《遼史》記載，為了這事，諫者大夫馬得臣還諫議他不宜參加打球，理由有三條：“君臣爭勝，君輸臣喜，一不宜也。爭心競起，禮容全廢，二不宜也。馬或驚蹶，圣體虧損，三不宜也。”但遼國的馬球運動。并未因此停止開展。
1115年，女真族的完顏阿骨打建立了金國。1125年滅了遼國，占領了遼國的全部土地，也繼承了遼國的社會習俗。《金史》上說：“擊球之戲，跡遼俗也，金因尚之。”金國接受了遼國打馬球的風俗，并且進一步把賽馬球作為禮節(jié)，規(guī)定在端午節(jié)這一天，行過拜天禮后，舉行球策。
金國和遼國一樣，許多皇帝和貴族也是喜歡打球的。據(jù)《金史》記載，金世宗完顏雍就很喜歡打球。他的司天監(jiān)馬貴中也上書諫議他不要打球，理由也是“圍獵擊球皆危事也”。但是，完顏雍不聽，他說：我的祖先是以武定天下的。現(xiàn)在天下承平，豈能忘武！馬球是一種很好的練武活動，我親自參加馬球活動，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不能忘了武事。
到了元明，端午節(jié)打球的風俗仍然留存在我國北部的土地上。明太祖的第四子朱棣，被封為燕王，一直駐守在金國大都的故址（即今北京市）。1403年朱棣起兵“靖難”，當上了皇帝，并遷都到北京。永樂十一年下令，規(guī)定在端午節(jié)這一天進行擊球、射柳之禮：并在當年五月親臨球場，觀看大臣賽球。明代的馬球運動，雖因后來軍事戰(zhàn)略關系而未積極開展，但端午節(jié)打球的禮制，卻一直延續(xù)到明朝后期。現(xiàn)故宮博物院藏《明宣宗行樂圖卷》中有打馬球的場景，可為佐證。
遼、金、明的馬球發(fā)展情況也和宋朝一樣，主要是適應軍事發(fā)展的需要。我國北方有廣闊的平原，適用騎兵部隊。因此，在北方建立的政權，都重視騎兵部隊的建設，因而也重視馬球運動的開展。
擊鞠圖，擊鞠這種馬球運動在古代女子中也十分普及
（五）馬球的興衰
唐代的馬球盛行時，不僅有男子參加，也有女子參加。唐詩人王建的《宮詞》中說，“新調(diào)白馬怕鞭聲，隔門摧進打球名”。就是指的皇宮內(nèi)宮女打球。唐代女子打馬球完全是為了娛樂。劍南節(jié)度使郭英又看女伎打球作樂，每天得花費數(shù)萬錢。五代的前蜀主王建，也最愛看女子打球。他的妃子花蕊夫人寫了好幾首有關馬球的詩。其中有“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詩句，就是形容女子打球時的動態(tài)美。作為軍事訓練的馬球，在南宋就逐漸衰落了，但作為娛樂活動的女子馬球，在皇官中卻一直繼續(xù)。宋哲宗時的進士王珪，宋徽宗趙佶，南宋寧宗的楊皇后，在他們寫的三家《宮詞》中，都有關于女子打馬球的詩。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描寫宮女打球的情景是：“人人乘騎精熟，馳驟如神，雅態(tài)輕盈，妍姿綽約，人間但見其圖畫矣。”可惜這只不過是馬技和服飾的展覽，看不出打球的激烈爭奪。
到了清代初年，馬球就完全絕跡了。這和清王室的禁止人民練武、養(yǎng)馬的政策有關。《東華錄》記載順治五年的禁令：“今各處土賊，偷制器械，私買馬匹，毒害良民，作為叛亂。今特為禁約：任事及文武官員及戰(zhàn)士外，若閑散官、富民之家，不許畜養(yǎng)馬匹，亦不許收藏銃炮，甲胄、槍刀、弓矢、器械。有不遵禁令，是懷叛逆作賊之心，若經(jīng)搜獲，本人處斬，家產(chǎn)妻拏?cè)牍伲徲沂议L杖流。”這樣嚴厲的處罰，人民如何敢養(yǎng)馬？沒有馬又怎能開展馬球活動？
康熙十年之后，清王室的統(tǒng)治逐步穩(wěn)固，原來嚴厲禁止養(yǎng)馬的命令稍稍放松。但作為軍事訓練的馬球沒能恢復，只是作為社會娛樂的馬球曾一度出現(xiàn)。清劇作家孔尚任和其他幾個詩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北京西郊自云觀廟會上，看到了女子馬球表演。這事寫在他們所作的《燕九竹枝詞》里。其中有一首描寫女子馬球表演的詩是：“誰家兒郎絕纖妙，馬上探丸花里笑。翠袖妖嬈得得來，星眸偷擲輸年少。”
原來少年參加的人吼馬嘶的馬球活動，現(xiàn)在只剩下“翠袖妖嬈”在“馬上探丸”。到了清中葉以后，卻連這一點遺跡也沒有。
中國古代田徑史話
（一）和馬車賽跑的人
田徑在我國古代史籍上就是跑、跳、擲，跑或?qū)懽髯摺②叀⒈肌Ｌ漠惷芏啵x、逾高、超遠、跿跔、超距，就是跳高和跳遠。擲，就是投。
跑、跳、擲，是人類生活的基本能力，在人與自然界斗爭中是離不開這種能力的。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顯示出一些奇材異能，于是就成為人們敬慕和幻想的對象。“夸父逐日”就是古代人民頌揚長跑英雄并富有想象力的神話。《山海經(jīng)》、《列子》、《淮南子》上都記載了這個神話。夸父族的部落住在北方，他們感到太陽走得太快了，沒有給他們留下足夠的溫暖，便派了一個善于長跑的小伙子，想到天上去逮住太陽，讓太陽永遠留在空中。這個小伙子跟著太陽跑，從早上跑到傍晚，才在嵎谷的地方追上了太陽。由于一天的長跑，他感到口干舌燥，便到渭河里去喝水，把渭河水喝光了，并又喝干了黃河里的水。他想走回北方的大澤去喝水，走到半路便疲勞而死。他的毛發(fā)變成了草木，膏血化作了河流，手杖變成了桃林。因他沒有完成族人的委托，死后便把一切都獻給了大地，讓后人踏著他的骨血去完成人類的宏愿。
“夸父逐日”的神話，雖是人類征服自然的一種幻想，但人類長跑能力在征服自然過程中所表現(xiàn)的作用，卻給人類的想象提供了基礎。在古代曾有許多超乎尋常的長跑能手，如《令鼎》銘文記載，周成王率領了他的臣下和奴隸，到淇田場去進行春種，農(nóng)事完畢后又進行了射箭比賽。在返回王宮時，有一個叫令的小官吏和一個叫奮的奴隸，是成王的隨從，跟著王的馬車做護衛(wèi)。周成王一時高興說。令和奮，你們兩人如果能一直跟上我的馬車，跑回宮中，我就賞賜你們十家奴圖—四西周失馬走銘（令鼎鉻文拓本）隸。周成王的馭手謙仲就快速驅(qū)馬，車子飛快地奔馳，兩個護車的人緊緊跟上，一直到了王宮。周成王如約賞賜，令用這筆錢鑄了一個鼎，并把事情經(jīng)過銘鑄在鼎上。這個故事，說明令和奮能和馬車賽跑，是出色的長跑能手。在漢畫像石中也有在馬車前跑步士卒的圖象。
到了春秋、戰(zhàn)國，有文字記載的長跑事例就更多了。戰(zhàn)國時代，戰(zhàn)術已經(jīng)改革，由車戰(zhàn)改成大兵團的步兵作戰(zhàn)，“兵之情主速”。步兵的移動主要是靠走跑來完成，因此，長跑訓練就成為軍事訓練的重要內(nèi)容。大軍事家孫武子被聘為吳王闔閭的軍師，他就重視軍隊長跑能力的訓練，命令士卒穿了全副甲胄，拿了作戰(zhàn)的武器，跑完三百里路，才準許宿營。通過一段時間訓練，選拔了三千各長跑能力最好的人，組成先鋒部隊，進攻楚國。由于運動速度快，乘其不備，“五戰(zhàn)五勝”，很快就占領了楚國的首都郢城。
戰(zhàn)國時的軍制是征兵制。為了提高軍隊的作戰(zhàn)素質(zhì)，許多諸侯國在征兵的時候，就用獎勵的辦法選拔體質(zhì)堅強的士卒。吳起是戰(zhàn)國時的軍事家。他在魏國召募兵士時，就以武裝長跑作為選拔標準。被征選的人，穿上胸、腹，腿三塊甲，戴上面胄，手里提著戈，背上背著弓矢，腰懸短劍，帶上三天的干糧，“日中而趨百里”。合格的人，被錄為常備兵，并免除了他本戶的徭役和田宅的租稅。這樣厚重的獎勵，當然會吸引農(nóng)民愿意入選，因而長跑練習廣泛地得以開展。所以，我國古代的長跑是與軍事訓練分不開的。
（二）馳馬不及的短跑家
秦漢以后，步兵雖仍是軍隊作戰(zhàn)的主要兵種，但沒有大兵團的步兵戰(zhàn)斗，而是步騎的混合兵種作戰(zhàn)。長途追擊由騎兵擔任，步兵主要是短距離的突擊，所以在跑的訓練上就偏重于短跑訓練了。唐代的兵書《太白陰經(jīng)》上說：”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偵察敵情，傳遞情報，要求迅速；就要使用跑得快的人。《宋史·兵志》上規(guī)定，召募新兵時要“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跑和跳都是召募新兵的必要條件。明代的抗倭名將威繼光，在他練兵經(jīng)驗的《紀效新書》中說：“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才好。”這說明各個朝代的練兵都注意了短跑的訓練。
為了提高短跑能力，我國古代通過訓練積累了許多豐富的經(jīng)驗，創(chuàng)造了負重訓練的方法。《宋史·岳飛傳》中說，岳飛非常重視軍隊的跑跳能力訓練，“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銷習之。”注坡就是上下坡跑，跳壕就是跳遠。為了鍛煉腿部力量，平時訓練時，穿上雙重鎧甲，增加身上重量，練習跑坡和跳壕，到了上陣打仗時丟掉一層鎧甲，就能跑得快，跳得遠。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也提到，“古人囊砂，漸漸加之，臨敵去砂，自然輕便，是練足之力。”囊砂就是在腿上綁砂袋，這是訓練腿部力量的一種好方法，直到現(xiàn)在尚為許多田徑教練所采用，由創(chuàng)造負重訓練法可以知道，我國古代重視短跑訓練，并積累了極為豐富的訓練經(jīng)驗。
由于短跑是軍中作戰(zhàn)的重要技能，所以我國古代史籍中對有能力的戰(zhàn)將，常常加上”走及奔馬”、“馬馳不及”等評語。據(jù)《北史·楊大眼傳》記載，北魏孝文帝要南攻，命兵部尚書李沖“典選征官”。楊大眼前去應征。測試武藝之后，他沒有被錄用。楊大眼又請求測試短跑，用三丈長繩系在頭上，跑起來之后，”繩直如矢，馬馳不及”，這種驚人的短跑能力，使李沖甚為贊嘆：”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楊大眼被錄用后當了先鋒官。由此可見，我國古代軍事訓練中極為重視短跑，確實出現(xiàn)了有不少杰出的短跑能手。
（三）原地縱跳三尺高
戰(zhàn)國時期，戰(zhàn)爭的防御設施已經(jīng)有了城堡壕溝。在攻城奪寨的戰(zhàn)斗中就必須具有超越壕寨的跳躍能力，才能獲得勝利。《吳子》和《六韜》等兵書上都特別提到，要把具有“逾高超遠”能力的士卒編成一支特種兵部隊，作為戰(zhàn)術進攻的小分隊。《左傳》上記敘了這樣一件事：吳王夫差想稱霸中原，于公元前487年率兵北上攻打魯國，軍隊駐扎在泗水之上。魯國的大夫微虎認為應當趁吳兵立足未穩(wěn)，攻其不備，以挫敗吳兵的銳氣。但是魯君不聽這個建議。于是微虎便在自己的家兵中挑選、組成一支突擊隊，自己帶領著去實現(xiàn)這個計謀。因為是進攻營寨的戰(zhàn)斗，挑選的辦法，就是在庭院中設下障礙，”三踴于幕庭”，即凡三次能跳過者才能入選。結果在七百名家兵中挑選了三百人。入選者中也有當時正在微虎家中當家臣的孔子的弟子有若。由此說明春秋戰(zhàn)國之時，軍士中是十分重視跳躍的，同時也說明當時的儒士并不是文弱書生。
跳躍既然是作戰(zhàn)中的一種重要的戰(zhàn)斗能力，各諸侯國君當然十分重視。在《左傳》上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公元前632年，晉文公率領三軍攻打曹國。在戰(zhàn)斗中，大將魏犨和顛頹二人違犯了軍紀，放火燒了曹國大夫羈負僖的家，魏犨在縱火中又燒傷了自己的胸部。晉文公見這兩人違犯了自己的軍令，十分惱火，命令軍司馬趙衰將這兩人斬首示眾。趙衰說，一天殺死兩員大將于軍不利。魏犨作戰(zhàn)很勇敢，屢立大功。如果這次傷勢不重，就赦兔了他吧。晉文公同意了趙衰的意見，并派趙衰去探視魏犨的傷勢。早有人把這一消息通報了魏犨。魏犨等趙衰來看他時，用布把身上的傷纏緊，忍住疼，”距躍三百，曲踴三百”，就是向上跳三百次，向前跳三百次。并說，托晉君的福，我的傷已完全好了。由于魏肇表現(xiàn)了仍有很好的跳躍能力，晉文公便赦免了他，只將顛頡一人斬首，以正軍法。
從這兩件事情中可以看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軍隊對跳躍能力是很重視的。秦漢以后，軍隊仍舊十分重視跳躍能力的訓練。《漢書·甘延壽傳》記載，甘延壽因騎射精良，被挑選參加了羽林軍。在一次訓練中，他跳過了羽林亭樓，其它技能也是優(yōu)等，遂被提升做了郎官，南北朝時期，宋朝有兄弟兩人都是作戰(zhàn)勇敢的將領，一個叫卜天與，一個叫卜天生。卜天生年輕時只是一個十人伙的小隊長。他帶領自己的小隊在軍事訓練中跳越二丈多寬的壕溝，十個人都跳過去了，只有卜天主幾次都沒有跳過。第二天還是訓練這個項目，卜天生在壕溝底全部插滿了鋒利的竹簽，稍一失足跌落溝底就會被竹簽戳得皮開肉綻。十個人被這種危險嚇住了，都不敢跳。卜天生手拍胸脯說道：“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坑中。丈夫跳此不渡，又何須活！”他帶頭先跳，全隊在他的帶領下一連跳過了幾次。卜天生就是用這種辦法訓練土卒的勇敢和跳躍能力，使他率領的軍隊成為一支勇敢善戰(zhàn)的軍隊。
唐代的軍隊，也重視跳躍能力的訓練，《太白陰經(jīng)》記載：“逾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跡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矯捷之士。”宋代募兵也要測試跳躍能力，岳飛練兵就是穿著雙重的鎧甲跳壕。這說明我國古代的跳躍，是作為一種軍事技能的訓練項目，受到歷代軍事家的重視。
我國古代的跳躍，除了作為軍事訓練而廣泛開展外，在民間開展得也較為普遍。《淮南子》中說：”今有六尺之席，臥而逾之，下材弗難；植而逾之，上材弗易。”這種譬喻當是從社會的實踐總結而來。一般人只能跳過三尺高，只有奇材能跳過六尺高。據(jù)《晉書》記載，當時的江南有”賭跳者，以高者為勝”。《唐語林》記載，唐代的大書法家顏真卿，”雖老，氣力健壯如年三、四十人，以席圜固其身，挺立一躍而出。”挺立一躍，就是沒有助跑的原地縱跳。席的寬度一般是三尺。原地縱跳能越過三尺，表現(xiàn)了很高的跳躍能力。這一些史料都反映了我國古代民間開展過多種多樣的跳高活動。
（四）我國古代的田徑記錄
投擲在古代也是一種作戰(zhàn)的技能。據(jù)《范蠡兵法》記載，戰(zhàn)國時候發(fā)明了一種發(fā)石機，可以把”重十二斤”的石頭擲出“二百步”（這二百步可能是二十步之誤）。石頭是作戰(zhàn)的武器，投石當然就是一種作戰(zhàn)的本領了。《史記》中說，公元前224年，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的一次最重要戰(zhàn)役，即秦楚之戰(zhàn)，秦國大將王翦帶了六十萬大軍，駐扎在天中山，連營十余里，堅壁固守，不與楚軍作戰(zhàn)；兵士們每天練習“投石、超距”，一連數(shù)十日。楚軍士氣低落，身體疲倦；秦軍的作戰(zhàn)能力卻大大地提高。這一次會戰(zhàn)就全殲了楚軍。漢代也重視投石技能的訓練，并作為軍隊訓練考核的內(nèi)容，漢武帝的大將甘延壽，就因為“投石拔距，絕于等倫”，而得到提升。唐代時，高宗曾下令征召”投石、拔距，勇冠三軍，具錄封進”。《水滸全傳》中寫了一個原是東昌府都監(jiān)，后來投順了梁山泊，成為馬軍五虎上將的沒羽箭張清，”善會飛石打人，百發(fā)百中”，投石是作戰(zhàn)中一項根重要的技能：在火器沒有發(fā)明以前，它一直受到軍隊將領的重視。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我國古代的田徑運動，是作為一種軍事技能，隨著戰(zhàn)爭的需要而廣泛開展的。這與西歐在競技場上發(fā)展的田徑運動，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軍隊訓練雖然重視跑，跳、擲能力的訓練，但不重視跑，跳、擲的成績記錄，所以沒有一項運動成績的記錄遺留下來。這是很遺憾的。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我們根據(jù)史料鉤稽出一部分成績記錄，這只能說是史料中的最高成績，并非是古代正式的田徑記錄。
元末明初人陶宗儀在他所著的《南村輟耕錄》中說：元代有一種長跑比賽叫貴由赤。“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宣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古代一天是以十二個時辰計算，三時即現(xiàn)在的六時。六個小時跑完一百八十里路，一個小時跑一萬五千米。
據(jù)《北史·楊大眼傳》記載，大眼“出長繩三丈許，系譬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這里雖然沒有具體成績，但可通過實驗得到。三丈長的繩子，跑起來使之拉宜成一條線，沒有一百米11秒的速度是不行的。
又據(jù)《南史·黃法傳》記載，”法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距躍就是跳遠。相據(jù)《中國歷代度量衡變遷表》，梁尺當今0.25O5米，”三丈”就是7.50米。黃法的跳遠記錄是7.50米。
《南吏·周文官傳》載：文育”義興陽羨人。少孤貧……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shù)里，跳高六尺，與群兒聚戲，眾莫能及”。周文育是陳朝人。陳朝因年代短，我們還沒有發(fā)現(xiàn)當時的尺子。按其前朝的梁尺計算，”六尺”等于今之1.50米。如以后朝隋尺計算，隋尺當今0.296米，則是1.77米了。
又《漢書·甘延壽傳》載，延壽“投石拔距。絕子等倫，嘗超逾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張晏在引《范蠢兵法》說：“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fā)，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甘延壽可以把重”十二斤”的石頭，投”二百（十）步”遠。漢朝一斤當今258克，十二斤等于今之六斤多一點。一步約等漢尺六尺四寸。漢尺一尺，當今0.231米，一步約合今1.40米；二十步等于今28米。這就是說，甘延壽能把重六斤的石頭投出28米遠。
發(fā)布日期：2008-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