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文
墨學的品格，以兼相愛、交相利為圣王之道，以圣王之道為標準，衡量現實社會各層面形形色色的沖突，提出化解社會沖突的主張和措施，并在非儒中表現其主張的合理性，從一個層面體現了時代精神，表現出強烈的人文精神。
第一，兼愛精神。愛是出自肺腑的最真摯的情感，愛是一種純潔無私的奉獻，是人間最寶貴的價值。墨子兼愛精神，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寶庫中璀璨的珠子。墨子從圣王之道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發，審察社會、國家、人生的種種弊端、沖突和危機，追究其所以造成這些弊端、沖突和危機的終極原因是不相愛。兼愛與不相愛是社會治亂、人民眾寡、國家富貧的決定因素和終極根源。這使愛具有了根源性和普遍性的價值。
兼愛精神就是無私精神。無論是自己的父母兄弟還是別人的父母兄弟，自己的國家還是別人的國家，自身還是別人，都一視同仁，“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種無親疏、無差等的兼愛，不是自私自利的愛，是平均平等的愛。這種愛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的愛。但在當時存有“親親”、“尊尊”的社會結構中，要推行墨子的兼相愛于社會，是不可能的。孟子的一句批判墨子“無父”的話語，被認為與禽獸無異，是有罪過的。但墨子的兼愛精神作為一種價值理想，具有強烈的社會價值。
兼愛精神就是仁義精神。“兼即仁矣，義矣”。這雖出于非兼者言，然墨子的言行，處處行仁義。“兼”什么仁矣義矣?兼是兼愛交利。兼愛交利便是仁和義。“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愛人利人的仁義道德交往行為，既順天意、得天賞，又是君子遵道利民，本察仁義的道德使命。墨子貴義重利，之所以貴義，是因為“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儒家對義的追求，它所蘊含、所達到的往往并非以功利為目的，而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具有超功利的內涵。墨家卻利涵義中，利是兼相愛行為的準則，是“愛利萬民”，從上中下以利天鬼人的價值，這種天下之利，是一種大利、公利，而非自利、私利。因此，大利、公利即是義，所以愛利兼舉。
兼愛精神就是天人順應精神。人知天而順天，天知人而愛人。“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天有邑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天兼愛百姓，關懷民眾，懲罰殺無辜者，賜福行義積善者，企望百姓改過從善，這是天對人的一種善良的意愿，同時天把能否順應天的這種意愿開放給民眾，由民眾自己來選擇，給予民眾自己決定自己抉擇的權利。在這里天意與民眾從善的選擇是相知順應的，但必須區別“殺”與“誅”、“攻”與“誅”的關系，殺的懲罰是指殺無辜，并非指殺桀紂等罪人。“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為什么他們應得天之罰，是因為他們“從事別，不從事兼”。所謂“別”，一是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二是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的三不利，是謂“天賊”;三是聚斂天下之丑名，非仁非義，憎人賊人。別相惡的反天之意，得天之罰，是合理表現，是誅，而非殺，殺無辜是不合理表現。在這里順天意，實乃順民意，天人互相順應，以構建順天應人的其命維新的國家。殺與誅，攻與誅的區別，從另一個方面表現了兼愛精神的深刻意蘊。
第二，非攻精神。非攻是一種古代和平主義精神，是兼愛精神在攻伐事件上的表現，是仁與義的表現形式。非攻是基于對各諸侯國間命運的關懷，民眾生命的關愛，財產、城鎮、文物等的關惜，所以非攻與兼愛聯系在一起。攻伐有義與不義之分，亦即兼與別之分，愛人利人為義，害人殺人為不義。
公輸般為楚國造成云梯，準備攻伐宋國。墨子知道后便起身到楚國去，他裂裳裹足地走了十天十夜，趕到楚國國都郢，終于見到了公輸般。他對公輸般說: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想請你去殺掉他。公輸般不高興，墨子說:我給你十金。公輸般說:“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說:那很好。“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無罪之有?荊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余，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宋國沒有罪過而攻伐宋，是不智不仁;知道不智不仁，而不爭不得，是不忠不強;義不殺少而殺多，是不知不類。接著，公輸般帶墨子去見楚王，墨子對楚王說:今有一個人，不要馬車，卻想去偷別人的破車子;不要錦繡，卻想偷鄰居的短氈襖;不要米肉，卻去想偷鄰家的糠屑飯，這是什么人呢?楚王說:那是生了偷竊疾了。墨子說:楚國方五千里，宋只有五百里，這就象馬車與破車;楚有云夢、江漢，有豐富的麋鹿魚鱉物產，為天下之富，宋國連雉兔鯽魚都沒有，這就象米肉與糠屑飯;楚有長松、文梓、楠木、豫章，宋連大樹都沒有，這就象錦繡與短氈襖。這樣看來與那個生了偷竊病的人又有什么分別呢?“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就是說攻宋是非義的行為。楚王說:善哉!不過公輸般為我造了云梯，總得去攻宋。墨子與公輸般以試云梯攻城的功效。墨子把幾十片木片分成兩份，一份給公輸般，一份留給自己，作為攻守的工具;解下皮帶，彎作弧形為城，兩人一攻一守，一進一架，共九回，為九種攻守的方法，公輸般歇手。后改為墨子為攻方，公輸般為守方，攻守了三回，墨子的木片就進了城。公輸般攻守都不贏，打消了楚王攻宋的念頭，化解了一場國破人亡的、不義的攻伐。
攻伐的義與不義，是攻伐的道德標準，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非攻便是愛人利人之道，使人、國家、社會獲得富裕、和平、幸福生活的想望。
第三，節儉精神。節儉表現為節約社會、國家物資、消耗、人力等費用、資源的行為，行為又受思想觀念的支配。墨子的節儉思想觀念，是出于對社會的腐敗糜爛的憂患，浪費無度的痛惜，他繼承和發揚夏禹不怕艱苦，終日乾乾、無私奉獻的精神，并以夏禹為榜樣。禹親自勞動疏通河流，水里來泥里去，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人腿肚子無肉，小腿上無毛，驟雨淋，強風梳發，為利天下，極為辛苦。后來的墨者，都遵禹道，以羊皮粗布做衣，穿木屐草鞋，日夜不息，以自苦為原則，不這樣就不稱為墨者。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墨子節儉精神體現其各種主張和行為之中。
墨子認為，圣王治理國家和天下，都是“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衣裘、宮室、甲盾、舟車求其實用，而不要豪華。圣王之所以王天下，其關鍵就在于他們“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愛民利民，謹忠謹厚，這是夏禹的精神，也是節儉的出發點，只有如此，才能忠信相連，真正做到節儉。圣王制定節用之法:凡天下群百工，各使從事其所能，以能奉給民眾日用所需即可。飲食之法:能滿足人的充虛繼氣，強股肱，使耳目聰明的需要就可以了。不要極五味的、芬香等調料做的美食美味，不要遠國的珍怪異物食品。衣服之法:冬衣暖和，夏服輕清就可以了。嚴格控制加費用而不增加民利的行為。
墨子批判厚葬久喪，廢除“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貴賤上下等級的差分，一律“棺三寸”，“衣三領”。死者既已葬，即“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一律從事衣食之財的生產，以不失死生之利。
節儉是中華民族的美德，是艱苦奮斗的動力，墨子的節儉精神及其理念，塑造和增強了中華民族吃苦耐勞，自力更生，終日乾乾，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品德。即使在當今，對于人們也有警戒價值。
第四，救世精神。墨子以其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情懷，救苦救難的悲愿，以救世為宗旨，赴湯蹈火，不辭生死。他的思想、情操、品行，即使是激烈辟墨的孟子，也稱揚他是一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利天下主義者，他以利天下的救世為自己的使命和職責。
兼愛精神、非攻精神、節儉精神、救世精神等是墨家之道的核心價值、精神理念和道德規范，體現了墨家之道之德的強大精神力量，凸顯了道儒墨對于當時核心話題“道德之意”的不同理解和表述。正是道儒墨的差分，才構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智慧閃光的哲學理論思維的元創時期。
發布日期：2008-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