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慶生
（北京語言大學）
俠義精神的傳統內涵，是見義勇為，除暴安良；俠義精神的最高境界，是為國為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它凝聚著人民的愿望，閃耀著理想的光輝。它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在當今中國，尤富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文學史上，《史記·游俠列傳》開俠義文學之先河，曹植《白馬篇》奠定了俠義文學的基調。初盛唐時期，駱賓王、陳子昂、王維、李白等一大批詩人，任俠狂歌，從軍報國，創作了大量游俠詩、邊塞詩，形成了俠義文學的第一個高峰。宋元明的話本、小說中，游俠形象再度活躍，并出現了《水滸傳》這樣的巨著，是為俠義文學的第二個高峰。金庸小說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熠熠的俠義英雄形象，拓展了俠義精神的內涵，提升了俠義精神的思想境界，成為俠義文學的第三個高峰。
一、漢代的游俠與俠義觀
在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莫過于漢唐盛世，而俠義精神最昂揚、并對俠義之道作出精辟闡釋的，也正是漢唐時代。
游俠之風起于戰國，盛于西漢前期。首先為游俠立傳的是司馬遷，這立傳的宗旨，《太史公自序》說得很清楚：“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史記·游俠列傳》的價值，不止是記述了朱家、劇孟、郭解等俠客的事跡，連同《魏公子列傳》中的侯嬴、朱亥，成為后世俠客的典范；而且，《游俠列傳序》還系統地闡述了司馬遷的俠義觀：
（一）司馬遷從道德觀上肯定了游俠的正義性：“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后世的儒家，大抵是鄙視游俠的；但在法家看來，儒和俠都是國家的蠹蟲。《韓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天下所以亂也。”因此，韓非子認為：如果不消滅儒、俠以及工商之民等“五蠹”，就會有亡國滅朝之禍。司馬遷反對這種觀點，但儒者“多稱于世”，而俠者見惡于人主，因而挺身而出，為游俠辯護。盡管司馬遷也說“其行雖不軌于正義”，但緊接著就稱頌了游俠行俠仗義、舍己救人的行為和誠信、謙讓的美德，再聯系《太史公自序》中的“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可見司馬遷實際上是肯定游俠具有仁、義、誠信、謙讓之德，而這些美德，又正是儒家道德規范的核心，也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
（二）司馬遷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闡釋了產生游俠的社會原因：“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司馬遷認為：由于人生難免有危急困厄之時，加以社會的不公正，不公平，因此，“俠客之義”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還認為：重然諾、重信義、不怕死的俠客，比起季次、原憲之類獨善其身的隱士來，其社會功用和道德評價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三）司馬遷嚴格地界定了游俠與暴豪之徒的區別，駁斥了世俗的偏見，為游俠鳴不平。他說：“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網，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司馬遷認為：區分游俠與暴豪之徒的標志，就在于對待弱者的態度及其行為的目的。游俠以一己之力，鋤強扶弱，除暴安良，廉潔退讓，不求報答，因而“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暴豪之徒結黨營私，利用財富和權力，奴役窮人，侵凌孤弱，以滿足他們自身的欲望，因而是可恥的，故“游俠亦丑之”。但世俗的偏見卻將二者視為“同類而共笑之”，對此，司馬遷深感悲憤。至郭解被漢武帝殺害并滅族之后，太史公不禁扼腕而嘆：“於戲，惜哉！”
《游俠列傳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正面闡釋俠義精神的文章，它所肯定的俠客必須具備的仁、義、誠信、謙讓等美德，成為后世俠客共同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游俠之風又勃然興起。建安初年，軍閥混戰的兩大集團的首領袁紹與曹操，少年時都是“好為游俠”的。但這兩位少年“俠客”，除了合伙搶劫了別人的一個新娘外，別無俠義可稱。然而，曹操的兒子曹植卻寫出了千古傳誦的名作《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此詩《太平御覽》卷三五九題作《游俠篇》，朱乾《樂府正義》以為是“寓意于幽并游俠，實自況也”。它在文學史上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它是“建安風骨”的代表作之一；也不止是開啟了唐代邊塞詩的先河，并奠定了盛唐邊塞詩的基調；還在于它改變了游俠的生存方式和價值取向，提升了俠義精神的思想境界。從此，游俠從都市走向了沙場，從閭里走向了邊塞，從替人報仇轉為從軍報國，從除暴安良轉為建功立業，立功邊塞成為游俠最高的人生理想，為國捐軀、視死如歸成為游俠最高的道德規范。
二、唐人的任俠和俠義觀
魏晉之際，玄學興起，清談之風盛行，游俠之風衰退。西晉時，李陽號稱“京都大俠”，但于史無傳，從《世說新語·規箴》及劉孝標注引《語林》來看，這李陽也只是交游廣、名聲大而已，與“大俠”的盛名不符。南北朝時期，俠義精神不絕如縷，只是在少量有關邊塞與游俠的樂府詩中，偶爾閃現微光，如梁吳均《雉子班》、王褒《從軍行》、庾信《俠客行》、陳張正見《度關山》、隋盧思道《從軍行》等。但這些描寫俠客從軍的詩人，自身并沒有從軍邊塞的生活經歷，大抵沿襲舊題樂府的傳統內容，敷衍成章，缺乏真情實感。
唐代經濟繁榮，國威遠揚，思想活躍，生活解放，任俠之風大盛，而鄙視章句小儒。唐王朝的開國元勛李靖、李勣，都頗有俠骨。《新唐書·李靖傳》：“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在晚唐的傳奇小說《虬髯客傳》中，李靖被塑造成“風塵三俠”之一。《舊唐書·李勣傳》：“家多僮仆，積粟數千鐘，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隋唐嘉話》卷上記載了李勣的一段話，記述了他從游俠到大將的過程：“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最具有典型意義的，還是郭震。《新唐書·郭震傳》：“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馀，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嘆，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后來郭震歷任涼州都督、安西大都護、金山道行軍大總管、朔方軍大總管，屢建奇功，官至兵部尚書（國防部長）、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
初盛唐時期，詩人任俠成風，駱賓王、陳子昂、王翰、王之渙、孟浩然、高適、張旭、韋應物等，都以任俠名世。駱賓王《疇昔篇》自稱：“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說：駱賓王“天生一副俠骨，專喜歡管閑事，打抱不平，殺人報仇，革命，幫癡心女子打負心漢，都是他干的。”唐盧藏用《陳氏別傳》云：“父元敬，瑰瑋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鐘之粟而不求報。……嗣子子昂，奇杰過人，姿狀岳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新唐書·王翰傳》：“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蒱酒。……出為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唐才子傳》卷一《王翰》：“太史公恨古布衣之俠湮沒無聞，以其義出存亡生死之間，而不伐其德，千金駟馬，才啻草芥，信哉名不虛立也。觀王翰之氣，其若人之儔乎！”唐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之渙）墓志銘并序》：“惟公孝聞于家，義聞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噭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府，布在人口。”《唐才子傳》卷三《王之渙》：“少有俠氣，所從游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新唐書·孟浩然傳》：“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唐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上評高適：“性拓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自遠。”《舊唐書·高適傳》：“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宋沈作喆《補韋刺史（應物）傳》：“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頗任俠負氣。”大書法家兼詩人的張旭，也是一位俠客，李白《猛虎行》說：“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云世莫知。三吳邦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
在唐代詩人中，最富有俠肝義膽的，首推李白。他在《與韓荊州書》中說：“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學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他的忘年交魏顥《李翰林集序》說：“少任俠，手刃數人。”唐劉全白《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唐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新唐書·李白傳》：“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
李白任俠，除擊劍殺人外，更多地表現于仗義疏財、結交豪雄。他在《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中說：“結發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又《上安州裴長史書》云：“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
任俠生活影響了李白一生的性格，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的俠義精神，和他在現實生活中對腐朽權貴的認識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他反抗權貴的叛逆精神，唱出了“盛唐之音”的最強音：“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并使他成為繼屈原之后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然而，唐代畢竟已不是戰國時代，游俠已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大作為；而另一方面，唐帝國的空前強盛，又極大地激發了唐人從軍報國的熱情。“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這種重武輕文的英雄崇拜，尚邊功而輕儒業的人生價值觀，鼓舞著唐代詩人紛紛投筆從戎，走向邊塞。駱賓王、陳子昂、岑參等都曾兩度從軍，蘇味道、盧藏用都曾任軍中管記。崔融曾從武三思東征契丹，李嶠曾監軍嶺南、平息叛亂，郭震曾先后統兵于涼州、安西、金山、朔方，這些地方，正是當時的主要戰場。張說曾先后出任幽州都督、天兵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等職。崔顥也曾從軍，故《河岳英靈集》卷中云：“顥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王之渙是否曾經從軍，已難確考，但《墓志銘》說他“嘗或歌從軍，吟出塞，皦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見上），再聯系高適的《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詩和他自己的名作《涼州詞》來看，他至少是到過邊塞、體驗過軍旅生活的。高適曾赴河西，為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掌書記，屢遷劍南西川節度使。王維曾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后又兼任河西節度判官。
最令人感動的，還是李白。安史亂起，他滿懷愛國激情，加入永王李璘的軍幕，不料唐肅宗卻認定李璘是叛逆，派大軍圍剿。永王兵敗，李白鋃鐺下獄，長流夜郎。受盡摧殘，壯志不移。上元二年（761），李光弼出鎮臨淮，追擊史朝義。當時李白已六十一歲，疾病纏身，但他不顧自己年老多病，還是決心要從軍報國，寫下了《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詩中說：“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第二年，李白就寂寞地病逝于當涂。
在唐人任俠仗義、從軍報國的社會風尚的沃土中，綻開了唐詩中最絢麗的鮮花，這就是初盛唐時期的游俠詩和邊塞詩。如王維《少年行》：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這三首詩，描述了咸陽游俠從意氣相傾、暢飲高樓到從軍邊塞、殺敵立功的過程，表現出少年俠客風流倜儻的浪漫生活，為國殺敵的英雄氣概，回蕩著一種豪邁奔放的青春旋律，洋溢著朝氣蓬勃的少年精神。
又如李白《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后，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
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俠客形象，虎虎有生氣。它歌頌了侯嬴舍生取義、朱亥揮槌救趙的俠義精神，更強調了功成身退的高風亮節，表現了對皓首窮經的儒生的鄙視。《太玄經》是揚雄模仿《周易》的哲學著作，傳說揚雄在撰寫此書時，曾夢見自己口吐鳳凰，集于《太玄經》上，可見他是很自負的。當時的著名學者桓譚對《太玄經》的評價也很高。但李白卻不以為然，在《行行且游獵篇》中，他更直截了當地說：“儒生不及游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如果我們再看看李白《嘲魯儒》對迂腐儒生的無情嘲笑，就不難發現：李白對腐儒的鄙棄，與他對俠客的禮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不僅體現了李白的個性，而且顯示出盛唐時代的人生價值取向。
王維、李白這類的作品，在初盛唐時期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當時詩壇普遍的歌唱。在他們之前，有虞世南《從軍行》，盧照鄰《劉生》、《結客少年場行》，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從軍中行路難》，陳子昂《感遇詩》其三十四“朔風吹海樹”、其三十五"本為貴公子"，虞羽客《結客少年場行》等等；與他們同時或稍前稍后者，有崔顥《古游俠呈軍中諸將》，王昌齡《少年行》、《塞下曲》，高適《邯鄲少年行》，杜甫《后出塞五首》之四，李益《從軍有苦樂行》等等。即以王維、李白而論，此類作品也遠不止上面引述的幾首，王維還有《隴頭吟》、《隴西行》、《燕支行》、《榆林郡歌》等，李白還有《幽州胡馬客歌》、《行行且游獵篇》、《白馬篇》、《少年行》、《扶風豪士歌》等。詩人們如此普遍而熱烈地歌頌游俠，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絕后的。正是這些作品，形成了時代的大合唱，唱出了唐人昂揚激越的俠義精神，從軍報國的愛國熱忱，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為國捐軀的慷慨情懷，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從而構成了盛唐氣象的重要內容。
唐詩高潮本是“建安風骨”更為豐富的展開，初盛唐的游俠詩與邊塞詩也正是曹植《白馬篇》的繼承和發展。但不同的時代特征，使初盛唐的游俠詩與邊塞詩，比起曹植的《白馬篇》來，更加豪放，更加浪漫，更富有朝氣，也更加樂觀自信，而且，詩人從軍的切身經驗，也使得詩歌的內容更加豐富，形象更加豐滿了。
在中晚唐的傳奇小說中，也出現了一些俠客的形象，如《霍小玉傳》中的黃衫客、《柳氏傳》中的許俊、《昆侖奴》中的磨勒、《無雙傳》中的古押衙，都是見義勇為、成人之美、甚至舍命全交的俠士。《虬髯客傳》中的“風塵三俠”，也都個性鮮明；特別是出身卑微的紅拂，蔑視腐朽的權貴，慧眼識英豪，大膽私奔，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并幫助李靖建功立業，大有巾幗勝須眉的氣概，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少見的女俠形象，并成為后世戲曲的題材。另一位女俠是《紅線》中的婢女紅線，以超人的武功，盜取了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床頭的金盒，從而制止了一場血腥的軍閥混戰，使“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這正是俠義道的本色。至于《聶隱娘》，雖故事梗概近似《紅線》，但情節荒誕，了無俠義可稱；而且，聶隱娘開腦藏劍，妙手空空兒飛天無形，殺人無影，實為后世劍仙飛仙之濫觴。
對俠義精神作出理論總結的，是晚唐大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李德裕所撰《豪俠論》：
爰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游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如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惟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這篇文章不足三百字，但很精彩，其內容可以概括為四點：
（一）提高了對俠的人格評價，盛稱其“氣蓋當世，義動明主”，尊為“非常之人”。
（二）闡明了俠與義的關系：“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強調俠“必以節義為本”。沒有義，固不能成其為俠，即便出家當和尚，也不能得道，被人瞧不起。
（三）界定了俠與盜的區別：堅持正義、明辨是非、保護忠臣孝子者為俠，“感匹夫之交”、害正利邪、“任氣而不知義”者為盜。顯然，這是本于《論語·陽貨》：“君子以義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四）對俠提出了嚴格的道德要求，即必須“以節義為本”，并具有“孟軻之勇”和“守節死義”的情操。所謂“孟軻之勇”，即《孟子·公孫丑上》所引孔子的話；“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楊伯峻先生《孟子譯注》譯為：“反躬自問，正義確在我，對方縱是千軍萬馬，我也勇往直前。”所謂“守節死義”，也正是《孟子·告子上》所言“舍生而取義者也”。
要之，比起司馬遷《游俠列傳序》來，《豪俠論》的俠義觀更系統、也更全面了，李德裕對俠的道德要求，已趨合于儒家的道德規范，這就為后來俠義小說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明清小說中俠義精神的發展與蛻變
中唐以后，充滿豪情壯志、俠肝義膽的游俠詩邊塞詩已成明日黃花，詩歌中也少見俠客的身影，像賈島《劍客》、賀鑄《六州歌頭·少年俠氣》、陸游《題海首座俠客像》、柳亞子《吊鑒湖秋女士》那樣的佳作，已寥若晨星了；但在宋元話本小說中，游俠形象又日趨活躍，如《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的俠盜宋四公、趙正，懲罰了為富不仁、嗜錢如命的財主張富，并大鬧京城，使得錢大王、滕大尹、馬觀察之流惶惶不可終日，可謂大快人心。
《水滸傳》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傳統的俠義精神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水滸傳》寫得最精彩的是前四十回，前四十回的故事情節，都是圍繞魯智深、武松和宋江這三個人物展開，而《水滸傳》的俠義精神也正是集中體現在這三個人物身上。
魯智深是《水滸傳》中最光輝的形象，他一出場，讀者眼前一亮，心為之一壯：“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走入茶坊里來”，“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落腮胡須，身長八尺，腰闊十圍”（第三回）。他與金氏父女素不相識，得知他們被惡霸鎮關西欺凌，便挺身而出，拔拳相助，說是“你兩個且在這里，等灑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果真是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送走了金氏父女。他在桃花村得知小霸王強搶民女，又仗義救人，痛打周通。接著就是大鬧五臺山、倒拔垂楊柳、大鬧野豬林等一系列緊張曲折的情節，無一不是神來之筆，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第三回）的英雄形象和“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第九回）的俠義精神，成為市民心目中理想的俠客。他天真爽快似李逵，仗義重交似武松，但又不像李逵那么鹵莽，也不像武松那樣容易被人收買；他鹵莽中有精細，救金氏父女時的精心安排，救林沖時的周密考慮，都貫徹了他“救人須救徹”的宗旨。更可貴的是：他對以高俅為總代表的權豪勢要，有著清醒的認識，不存半點幻想，他說：“只今滿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干凈？”因此，他上梁山后，與李逵、武松等人一道，成為反對招安的中堅力量。只因講義氣，他也隨同宋江接受了招安，在征遼的戰斗中，他勇往直前，立了軍功，但絕不稀罕功名富貴，功成身退，毅然出家。當梁山好漢一個接一個地死于非命之際，他卻坐化于六和寺的禪椅上，終成正果，印證了李德裕《豪俠論》所引徑山大師的話；“學道者，惟猛將可也。”
由于曲藝和戲曲的廣泛影響，在中國民間，武松的名頭要比魯智深響亮得多；但在《水滸傳》中，武松的形象卻比魯智深略遜一籌。他有兩個明顯的缺點：一是容易被人以小恩小惠收買，一是懲處惡人時，濫傷無辜。但暇不掩瑜，武松畢竟是一條“仗義的烈漢”，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第三十回）景陽崗打虎，是《水滸傳》中最精彩的場面，也是中國民間津津樂道的英雄傳奇，它不僅渲染了武松的神力，更突出了武松為民除害的俠義精神。殺潘金蓮，殺西門慶，使他成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守護神；醉打蔣門神則是除暴安良的義舉，血濺鴛鴦樓雖然傷及無辜，但畢竟還是懲治權豪勢要的好漢行徑。由于他生平多經挫折，痛恨權豪勢要，因而成為梁山群雄中堅決反對招安的好漢之一。他在平遼時立了戰功，卻在征方臘時折了左臂，后來在六和寺出家，“至八十善終”。從小說對人物結局的安排看來，作者對最富有俠義精神的魯智深和武松，顯然是情有獨鐘的。
宋江是《水滸傳》的核心人物，他“仗義疏財，濟困扶危”，“禮賢下士，交納豪杰”（第三十二回），“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第十八回）。他“擔著血海也似干系”，給劫了生辰綱的晁蓋等人報信，便是最好的例證。在宋江身上，俠義精神不再停留在一般俠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層面，而已提升到了普濟世人的高度。也正是這種俠義精神，使宋江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理所當然地成為梁山聚義的領袖，并順理成章地樹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所謂“替天行道”，也就是宋江所說：“蓋為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布滿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并無異心。”（第六十四回）這就把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的俠義精神，提升到了反對權豪勢要、鏟除濫官污吏、拯救受害百姓的新高度，而這也正是《水滸傳》的中心主題。
然而，“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第一百二十回）的宋江，上山落草是極不情愿的，他再三表白：“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權借梁山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第五十九回）其實，早在宋江上梁山之前，他就已經為落草的江湖好漢安排好了一條政治出路。他在送武松上二龍山時說：“入夥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第三十二回）這落草——招安——立邊功的三部曲，確是深受權豪勢要迫害的江湖好好漢最好的出路，而立邊功又正是自曹植《白馬篇》以來游俠們最高的人生理想。因此，梁山英雄聚義，“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之后，宋江便躊躇滿志地唱道：“統豺虎，御邊幅，號令明，軍威肅。中心愿，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第七十一回）“平虜保民安國”，正是俠義道的最高境界；而反抗權豪勢要的江湖好漢要實現“平虜保民安國”的理想，招安乃是必由之路。但招安的道路也并不平坦，通過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狠狠地教訓了權豪勢要的總代表，顯示了梁山英雄的強大實力之后，才迫使皇帝下詔招安。接著便是出兵征遼。詔令一下，“眾皆大喜”，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破檀州，收薊州，取幽州，圍燕京，直逼得遼國"奉表稱臣，納降請罪"，而梁山英雄，無一陣亡。
宋江平遼的情節，不僅《宋史》、《東都事略》、《三朝北盟會編》、《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籍無載，話本《大宋宣和遺事》也沒有，而且，歷史的真實恰好相反，不是遼國投降，而是宋徽宗和欽宗被俘。《水滸傳》之所以虛構出這樣的故事，只是當時人民愿望的反映，故魯迅先生云：“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思草澤，蓋亦人情。”從曹植《白馬篇》到初盛唐的邊塞詩，游俠們從軍報國的理想抱負，立功邊塞的豪情壯志，在《水滸傳》中乃成為具體生動的故事情節，這是《水滸傳》的貢獻，正如林庚先生所說：“《水滸傳》不但在小說的主要英雄人物身上集中了游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濟困，仗義疏財’的傳統美德，而且賦予他們舍身報國、邊庭立功的理想和抱負，這就恢復了市民文學中游俠們身上久已失去的浪漫主義精神和理想光輝。”
盡管宋江等人在破遼的戰斗中立下赫赫戰功，但宋王朝并沒有論功行賞，只是“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以下給賞金帛”（第九十回），宋江所幻想的“封妻蔭子”化為泡影，當初把他們逼上梁山的政治體制毫無改變，高俅、蔡京、童貫等權豪勢要的總代表，依然竊居高位，并千方百計壓制和迫害梁山英雄，終于迫使他們走向死亡的陷阱，連續征討田虎、王慶、方臘，損兵折將，一百零八條好漢，陣亡和病故者多達六十九人。最后，宋江、李逵被毒死，吳用、花榮自縊，只落得個"魂聚蓼兒洼"的悲慘下場。這就與征遼時梁山英雄個個生龍活虎、義旗所指、勢如破竹的場景，形成了極強烈的對照，從而揭示出梁山好漢的悲劇命運的歷史必然性。《水滸傳》思想的深刻性也正在于此。
《水滸傳》之后，明代的白話短篇小說中，俠義精神也時有表現。如《神偷寄興一枝梅》中的俠盜懶龍，神通廣大，劫富濟貧，較之宋元話本《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的宋四公和趙正更富于俠義精神。《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趙匡胤，“專好結交天下豪杰，任俠任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個專管閑事的祖宗，撞沒頭腦的太歲”，因在京城殺人，避難于太原，遇見被強人所擄的京娘，便對她說：“救人須救徹，俺不遠千里親自送你回去。”一路小心呵護，誅殺強盜，將不義之財分給百姓，一直把京娘送回蒲州。當京娘表示情愿以身相許時，他斷然拒絕，表現了不貪色、不求報的俠義本色。《李汧公窮邸遇俠客》中俠客救李勉的故事，取材于唐李肇《國史補》卷中《故囚報李勉》，但《國史補》敘事簡略，寫那義士不過二十馀字，話本則敷演成一大段完整的情節，突出了俠士“平生專抱不平，要殺天下負心之人”、武功高強、救人“亦不要人酬報”的英雄形象。但總體看來，明代白話短篇小說中的俠客形象，已遠不如《水滸傳》中的英雄那么豐滿，更失去了梁山好漢“平虜保民安國”的理想光輝，又回到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老套。
清代中葉以后，俠義和公案相結合，武俠小說又開始熱鬧起來，其中較好的作品是《三俠五義》。這部長篇小說所塑造的白玉堂，個性鮮明，心高氣傲，出入深宮，殺人題詩；躍入相府，盜走“三寶”。但這些行為的動機，固然是向最高統治者示威，但主要還是為了“可以名傳天下”，致使俠義精神大為減色。至于南俠展昭，沾沾自喜于欽賜“御貓”的封號，已無俠義可稱。而且，書中的俠義人物，后來都投入包公麾下，為朝廷賣命，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凡俠義小說中之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習，而終必為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為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為臣仆之時不辦也。”從此，武俠小說日益墮落，為民除害、從軍報國的俠客，蛻變成為王前驅、以武濟惡的爪牙；反抗權豪勢要、敢于向封建秩序挑戰的豪俠，蛻變成依附權臣大吏、戡平內亂的鷹犬；俠客昔日的英風豪氣蕩然無存，傳統的俠義精神喪失殆盡，“平虜保民安國”的理想光輝黯然消失。在這些武俠小說中，雖然已無俠義，但畢竟還有武功，這就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武術；盡管多有夸張，但武技的基本功和所用兵器，大抵還是真實可信的。自《七劍十三俠》始，俠客轉化為口吐白光、飛劍殺人的劍仙，不僅毫無俠義，而且連武也沒有了，只剩下一大堆胡編亂造的門派爭斗，個人恩怨，武俠小說從此墜入魔道。
四、金庸小說中俠義精神的提升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金庸小說橫空出世，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如鳳凰涅槃，金庸小說在舊武俠小說的灰燼中騰空而起，使武俠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都嶄然一新。它塑造了一系列救民于水火的俠義英雄形象，始終貫徹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宗旨，從而恢復了《史記》、唐詩、《水滸傳》所歌頌的俠義精神，并把這種傳統的民族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金庸小說所塑造的俠義人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是胡斐、郭靖和蕭峰。
在胡斐的成長過程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趙半山。趙半山的一席話，巧妙地傳授了武學的至理，使胡斐終于成為一代武學高手；更重要的是教他如何做人：“一個人所以學武，若不能衛國御侮，也當行俠仗義，濟危扶困。若是以武濟惡，那是遠不如作個尋常農夫，種田過活了。”后來胡斐藝成出道，行俠江湖，始終遵循趙半山的教誨。他在廣東佛山鎮目睹鐘阿四一家四口慘死于惡霸鳳天南之手，義憤填膺，挺身而出，為鐘阿四一家——也為佛山一鎮的百姓申冤，自稱“殺官毆吏拔鳳毛”，痛打鳳一鳴，大鬧北帝廟，逼得鳳天南毀家避禍，流竄江湖，但他仍不放過，緊追不舍。鳳天南為了求饒，先是送給他上等水田四百多畝、莊子一座，后又在京城送給他一套價值二萬兩銀子的豪宅，他都棄之如敝屣，說是“大丈夫義氣為先，以金銀來討好胡某，可把胡某的人品瞧得一錢不值了”。他深深愛著袁紫衣，但當這個美麗的姑娘為鳳天南求情時，他即斷然拒絕。京城有權有勢的武官周鐵鷦等出面講情，給足了他面子，他也不為所動，斬釘截鐵地說：“這姓鳳的在廣東作威作福，為了謀取鄰舍一塊地皮，將人家一家老小害得個個死于非命。我胡斐和鐘家非親非故，但既伸手管上了這件事，便跟這姓鳳的惡棍誓不并存于天地之間。倘若要得罪朋友，那也是勢非得已。”充分表現了他除暴安良、為民申冤的俠義精神，成功地塑造出了一個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不為美色所迷、不為面子所動的英雄形象。
比起俠骨柔腸、機靈活潑的胡斐來，郭靖可是個“老實頭”。他是梁山英雄郭盛的后裔，生性戇直，并不十分聰穎，卻極其刻苦勤奮，終于得到武林絕頂高手洪七公的真傳，成為一代大俠。當他在岳陽樓上看到范仲淹所作的《岳陽樓記》時，“不禁油然起敬，在飯碗中滿滿斟了一碗酒，仰脖子一飲而盡，說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大英雄大豪杰固當如此胸懷！’”他生當南宋末年，蒙古鐵騎已侵占大半個中國，他率領江湖豪杰與襄陽人民頑強抵抗。當忽必烈妄想招降時，他大義凜然地說：“郭某縱然不肖，豈能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憤蒙古殘暴，侵我疆土，殺我同胞，郭某滿腔熱血，是為我神州千萬老百姓而灑。”襄樊之戰是南宋末年抗擊蒙古侵略軍的著名戰役，相持的時間最長，戰況也最為慘烈。郭靖這個人物及其相關的故事情節雖屬虛構，卻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因此，朱子柳盛贊郭靖：“當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時都稱‘郭大俠’而不名。他數十年來苦守襄陽，保境安民，如此任俠，決非古時朱家、郭解輩逞一時之勇所能及。”我們把上引三段話結合起來，便可看出：郭靖既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又有“滿腔熱血，為我神州千萬老百姓而灑”的決心，更有長期堅守襄陽、保國安民的實際行動，無論其精神境界或所作所為，都遠遠超過了朱家、郭解之類的漢代大俠，這正是金庸小說對中國傳統的俠義精神的提升。
曹子建高歌“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時，曹操已具備了統一中國北方的實力；王維高歌“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時，正值開元盛世，唐帝國的強盛，舉世無雙；而郭靖的處境則大不相同，當時南宋王朝已日暮途窮，大廈將傾，一木難支，但郭靖仍舍身赴難，堅守襄陽。他對楊過說：“諸葛亮治國安民的才略，我們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說只知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最后成功失敗，他也看不透了。我與你郭伯母談論襄陽守得住、守不住，談到后來，也總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八個字。”諸葛亮《后出師表》中的這一名言，體現了無數仁人志士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精神，郭靖達到了這樣的思想高度，因而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大俠，成為古今文學作品中最完美的俠客形象。正是郭靖這種精神的感召力，感化了楊過，團結了黃藥師、周伯通、一燈大師等絕頂高手和丐幫弟子，共同投入了襄陽保衛戰。
金庸小說還明確區分了“俠之小者”與“俠之大者”。郭靖對楊過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助守襄陽。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為民解困，實在愧當‘大俠’兩字。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于我，這是不消說的。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后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可見，區分俠之大小的唯一標準，就在于是否“為國為民”，而胡斐、郭靖、蕭峰，正是“俠之大者”的杰出代表。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大俠總是身懷絕藝的武士，但金庸小說超越了這一思維定式。襄陽大戰前夕，郭靖和楊過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郭靖說：“你想中國文士人人都會做詩，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他憂國愛民之故。”楊過道：“你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那么文武雖然不同，道理卻是一般的。”郭靖說：“人生在世，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漢、真豪杰了。”當郭襄提出丐幫幫主魯有腳“算不算大英雄”時，楊過說：“此人武功并不怎么，也說不上有什么大作為，但瞧在‘鋤奸殺敵，為國為民’八個字上，算他是一號人物。”要之，不論出身、職業、身份、地位，也不論文人武士，更不論武功高低，只要“為國為民”，便可成為大俠，就算是真好漢、真豪杰。金庸小說的這種俠義觀，無疑是傳統俠義精神的拓展和提升；而這種不分文武、不論職業、人人都應當為國為民、見義勇為的俠義精神，正是今日中國社會最需要的，也正是今日中國百姓最期盼的。
在金庸小說所塑造的大俠形象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是蕭峰。他出生于契丹武士之家，未滿周歲時到外婆家去，在雁門關外遭中原武林高手截殺，母親慘死，父親投崖，他被漢人喬氏夫婦收養，故又稱喬峰。他在漢人的養育下成長，從小就痛恨契丹人，后來他為丐幫立下七大功勞，被立為幫主，而“丐幫一直暗助大宋抗御外敵，保國護民”，喬峰自然也以契丹為不共戴天的仇敵。但當他在雁門關親眼目睹宋軍殘殺契丹平民、甚至馬踏嬰兒時，立即挺身而出，將那些大宋官兵殺盡，縱聲長嘯。當他終于明白自己本是契丹人之后，心中苦惱之極，但終于解開了心中的郁結，他對阿朱說：“我一向只知道契丹人兇惡殘暴，虐害漢人，但今日親眼見到大宋官兵殘殺契丹的老弱婦孺，我……我……阿朱，我是契丹人，從今而后，不再以契丹人為恥，也不以大宋為榮。”后來他官居遼國的南院大王，手握雄兵數十萬，卻不愿領兵伐宋，因為他明白：“如此殺來殺去，不知何日方了？”當他求少林寺老僧解救父親時，那老僧說道：“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蒼生為念，不肯以私仇而傷害宋遼軍民，如此大仁大義，不論有何吩咐，老衲無有不從。”最后，他迫使耶律洪基當眾折箭發誓：“于我一生之中，不許我大遼國一兵一卒，侵犯大宋邊界。”而他自己旋即自殺身亡。英雄往矣，浩氣長存。蕭峰的大仁大義，大智大勇，實踐了孔子和孟子所倡導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達到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最高境界，當然也是中國武俠小說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
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眾多民族組成的大家庭，盡管歷史上有過多次漢族與某些兄弟民族的戰爭，但廣大民眾總是盼望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而每一次民族戰爭的結果，也總是從反面教育了民眾，從而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與團結。王昭君之所以留芳千古，主要并非由于她的美麗，而是因為她與匈奴呼韓邪單于和親，贏得了六十多年的和平，使北方邊境“罷關徼之儆（通‘警’），息兵民之勞”。文成公主之所以永垂青史，是由于她與松贊干布聯姻，促進了唐王朝和吐蕃的友好關系與文化交流，推動了吐蕃經濟文化的發展。蕭峰這位大俠的不同凡響之處，就在于他代表了中國各民族人民厭惡戰亂、渴望和平的普遍意愿，體現了民族要團結、國家要安定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中國文學人物畫廊中，有許多抗敵御侮、保民衛國的英雄形象，如岳飛、楊家將等等，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但為民族團結而獻身的英雄人物，以往的文學作品中尚不多見。金庸小說既成功地塑造了胡斐這樣見義勇為、除暴安良的大俠，又成功地塑造了郭靖這樣抵抗侵略、鞠躬盡瘁的大俠，還成功地塑造了蕭峰這樣為國家和平與民族團結而英勇獻身的大俠，這確是金庸先生對中國文學的巨大貢獻，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金庸先生在《〈神雕俠侶〉后記》中說：“郭靖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積極意義。”嚴家炎先生在《金庸小說論稿》中，列舉了當時的一些社會現象，如大街上勇斗歹徒而受傷的記者倒在血泊之中，無人援手；劫匪在公共汽車或火車上公然搶劫，無人反抗；餐館里被盜的顧客不敢指證，致使抓小偷的人反被小偷暴打，多處負傷。嚴先生說：“據粗略統計，從1979年到1983年，報刊上報道的這類觸目驚心的事實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一個多么突出的社會現象。”然而，從1983年到現在，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國的社會秩序并沒有明顯的好轉，光天化日下搶劫殺人的惡性案件有增無減，見義勇為者孤身奮戰、圍觀者甚多卻無人相助的事情屢見不鮮。此類現象，已成為當今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巨大危害。
時代在呼喚俠義精神的回歸，人民在盼望胡斐、郭靖、蕭峰式的大俠重出江湖。特別是金庸先生所倡導的不分職業、不論身份、人人都應當挺身而出、維護社會正義的俠義精神，更是今日中國的迫切需要。
發布日期：2008-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