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及其特征
崔樂泉
演講人：崔樂泉，1959年出生，山東省桓臺縣人。中國首位體育史專業博士學位獲得者。現為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發展中心（中國體育博物館）學術研究部主任、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內多所大學兼職教授。曾任日本廣島大學客座研究員。近年來出版有《中國近代體育史》、《圖說中國古代游藝》、《奧林匹克運動通史》和《中國奧林匹克運動通史》等專著20余部。主編和參與編著《中國體育通史》（八卷本）、《中國體育思想史》（三卷本）、《二十世紀中國·體育卷》和《奧林匹克運動百科全書》等30余部。在國內外報刊發表有關研究論文150余篇。多次赴國外及港澳臺進行學術交流，并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大專院校和相關科研機構作學術演講。
演講時間：2008年6月
演講地點：現代文學館
在中國古代的詞匯中，并沒有“體育”這個詞。這個詞是十九世紀從日本傳入的。但是，這并不代表中國古代沒有體育，只是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體育而已，現代體育是時代的產物。我們所講的中國古代體育，從時間上來說，是指從體育活動的出現，到十八世紀末西方現代體育傳入中國為止的這段時間；從內容上來說，是指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產生并發展的傳統體育活動形式。它既包括華夏民族的傳統體育形式，也包括民族交往歷史過程中，周邊民族或國家傳入并發展起來的體育活動。而中國古代體育除了那些帶有競技特點的技巧娛樂性的活動形式外，還包括人們為了增強自身的體格和技能而實施的一些自我訓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中國古代體育的一些形式和現代體育（主要指近代歷史上從西方傳入的現代體育）的一些形式有些相類，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中西體育之間還是有著不同的特征，如西方體育強調的多為競技性，而中國古代體育注重的則是娛樂性和技巧性。同時，中國古代體育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態和令別人嘆為觀止的體格與體能，甚至拒絕僅僅用一些賽場上人為的量化指標，去判定人們的健康水準，特別是在人們為了身體某一部分過度發達而損害另一部分的健康成長時。
總之，中國古代體育強調的是自家的切身體會，不需要別人去評判，無論老的少的、強的弱的，都可以身體力行。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古代體育反倒更接近體育的真精神。這種運動形式在中國古代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大類型。
脫胎于生產實踐活動和軍事戰斗技能的體育活動形式
清王致誠《乾隆射箭油畫掛屏》（故宮博物院藏）
在中國古代體育活動中，最基礎的運動形式就是脫胎于生產實踐和軍事戰斗技能的射箭、“田徑”、水上與冰雪運動以及御術和馬術等。
射箭，被認為是中國古代體育項目的鼻祖。據考古發現，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遺址中，曾經出土了一件距今兩萬八千年前的石箭頭，這表明當時人類已經在開始使用弓箭了，這是用石頭磨制的箭頭，綁在木桿上作為當時射箭的用具。從商周直到秦漢，隨著青銅工具和鐵器的出現，箭頭的形制和質地也變得多樣化了，同時射箭的形式也發生了很多變化。如周代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教育中，射箭就是一項很重要的內容，以致形成了以競賽為特色的禮儀形式——射禮，這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歷史上最早的射箭比賽了。當時的孔子、荀子以及墨子等等，都是射箭愛好者，而且也鼓勵學生射箭。戰國時期，趙武靈王曾經提倡“胡服騎射”，把少數民族的射箭技術引入內地，同內地傳統的射箭結合起來，把射箭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
漢代的射箭運動，不僅在實踐上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在理論上也有了進一步的總結，僅《漢書·藝文志》記載的射法，就包括《李將軍射法》、《魏氏射法》等八種六十九篇之多。魏晉南北朝時期，射箭出現了專業的比賽。在《北史·魏諸宗室列傳》里，曾經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時的北魏孝武帝在洛陽的華林園舉行了一次射箭比賽，他把一個能容兩升的酒杯，懸于百步之外，讓十余人進行競射，最后誰把這個酒杯射著了，誰就把這個酒杯據為己有，最終，一位叫王順的人射中銀杯，獲得了勝利。這在當時叫“獎杯賽”。在中國體育史上，這可是最早的一次獎杯賽了。
五代武士習射圖壁畫（甘肅敦煌莫高窟第346窟壁畫）
唐代射箭活動得到了巨大發展。武則天設立了武舉制，在武舉制里規定了九項選拔和考核人才的標準，其中五項是射箭，包括長跺、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從唐代到宋代，射箭在民間更為普及。據有關文獻記載，在當時的河北一帶，民間組織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個，參加的人員有三萬多，這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專業運動員組織了。到了明清，由于滿族入主中原，把少數民族的射箭活動也帶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開展。康熙61年（1722年），曾經將“木蘭秋狝”定為恒制，把承德作為涉獵的一個重要場所，推動了整個射箭活動的開展。當時，由于射箭活動比較普及，加上清代中后期西方的火器在中國進一步普及，射箭逐漸地從軍事領域演變為一種純粹的射箭比賽項目。
田徑，在中國古代也沒有這個詞，但是與田徑有關的同義詞，如跑的同義詞“走”，投的同義詞“擲”，跳的同義詞“逾高”、“絕遠”等等經常見之于文獻當中。中國古代體育史上的許多動人故事，如“夸父逐日”、“逾高絕遠”等等，都是反映當時“田徑”運動的一些傳說和故事。
從戰國一直到漢代，由于軍事作戰中的車戰改成大規模的兵團作戰，因而士兵的走、跑成了部隊的主要訓練方式，具有長跑能力的人，就成為當時軍隊的重要人才。在漢畫中常見的一類《車馬出行圖》中，往往有兩個被稱為“伍伯”的武士在飛馳的奔馬前邊跟馬一起跑，由此而練就的長途奔襲能力，使得他們在傳遞信息或者重大戰役當中，往往發揮馬拉松的作用。從漢代開始，由于長跑得到人們的重視，逐漸地發展成一種專業的比賽。元代曾出現了一種“貴由赤”的長跑比賽，“貴由赤”是蒙古語，就是快行者的意思。當時“貴由赤”比賽起點和終點分別在元大都（今北京）和元上都（今內蒙古），距離180里，賽跑是兩個地點同時進行。大家知道，現代馬拉松是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上設立的，而1908年第四屆奧運會時，最終確定為長度42.195公里。元代的“貴由赤”比馬拉松的距離長兩倍多，而且時間上要早六百多年。所以說，中國古代“貴由赤”的長跑賽在體育史上比馬拉松的意義還重大。
除了跑，跳也是田徑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六韜》、《吳子》等戰國兵書中，都記載有這樣一項內容：選擇善投擲、善跳躍的士卒組成特殊兵種進行訓練。這一訓練方式，促進了田徑運動中跑以及投擲、跳躍的發展。南北朝時期，民間曾經流行著一種跳躍運動，叫做“賭跳”，賭就是賭博的賭，賭跳就以跳高為勝，當時劉宋皇帝也鼓勵大臣、軍隊進行跳高比賽，這對整個軍隊、民間跳躍比賽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投是田徑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戰國時期，秦軍為了統一全國，曾經在部隊當中提倡一種“投石超距”的訓練方式，讓士兵練習投、練習臂力，極大地增強了軍隊以及士兵的素質，提高了戰斗能力。漢代以后直到唐代，軍隊對于有投擲技能者都是“具祿封進”，進行嘉獎。到了明清時期，由于投的發展，出現了多種方式，包括工具都有改進，像蒙古族使用的一種投擲用的“布魯”，有多種投擲形式，如投遠、投準等等。投的發展，對現代體育當中包括鐵餅、標槍、鉛球等等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
弄潮游泳與跳水是從人類生活實踐中轉化出來的另一類體育活動形式。東周時候，南方各國都提倡水戰、舟戰，所以水上兵士訓練成為一項重要內容。現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宴樂漁獵攻戰紋銅壺》，壺壁上就有一幅雕刻兵卒在水中進行游泳的畫面，其中人與魚共游的情景是非常有特點的，有的像自由泳，有的像蝶泳，整個畫面給人以清新的感覺。秦漢南北朝以后，游泳活動得到了進一步推廣。北方以及西北地區都非常流行游泳活動，敦煌莫高窟257窟就有一幅很典型的壁畫——《弄潮游泳圖》，畫面中四人游姿跟現在的游泳姿勢基本一致。在南方，游泳主要集中在端午節舉行，地點主要集中在錢塘江，而且規模很大，受到了眾多民眾的喜愛。唐代著名詩人李益，曾經寫過這樣一首五言詩：“嫁與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朝有汛，嫁與弄潮兒”。就是說一個商人遺棄的妻子，竟然嫁給了一個在大海中弄潮游泳的好手。這說明弄潮游泳的健兒已經成為當時的“體育明星”，并受到了人們的尊敬。
宋代的弄潮游泳還是以南方的浙江之潮為主。當時錢塘江之潮，在全國都是有名的。南宋詞人辛棄疾，曾經把當時在南方弄潮游泳的壯觀景象用一首詩來表達：“吳兒不怕蛟龍怒，風波平步，看紅旗驚飛，跳魚直上，蹴踏浪花舞。”游泳健兒在水上活動的場景躍然于紙上。到了明清，游泳在全國各地已比較普及，在西藏的布達拉宮就繪有一幅當時游泳的畫面，反映當時的人在水中游泳、跳水的情景，非常形象。
北魏弄潮游泳圖壁畫（甘肅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壁畫）
與游泳有關的活動形式還有跳水。跳水在古代也叫“扎猛子”，它主要是流行于民間。到隋唐時期，隨著游泳技術的改進，跳水的技術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宋代曾經出現了一種叫做“水秋千”的跳水活動，就是在大海當中的船上豎兩個很高的竹竿，竿上扎上秋千，當跳水者蕩到跟秋千的橫梁齊平的時候，突然一個跟斗從秋千上跳入水中。由于這種方式非常驚險，而且具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它要求運動員不僅要有高超的技藝，同時還要有一定的耐力和勇氣。但是從整體上來說，這種跳水畢竟是民間的一種活動，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現代西方跳水運動傳入中國，競技跳水運動才在我國緩慢地發展起來。
古代冰雪運動在隋唐時期就已經存在了，而且是北方的少數民族首先進行的。在當時東北地區的女真族曾經發明了一種竹馬滑冰，人踏在竹馬上，手執一根曲棍，向前滑行，這是最早的一種滑冰方式。《隋書·北狄傳》曾記載了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大興安嶺的“室韋人”“騎木而行”滑雪的情景，即腳踏在兩個滑板上，相當于現在的雪橇，進行滑雪。從宋明以后，冰上運動更為興盛。據文獻記載，明熹宗五年（1625年）正月初二，東北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在太子河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冰上運動會，其中第一個項目是冰球，然后是花樣滑冰表演。當時規定，凡是冠軍獲得者賞銀二十兩，亞軍十兩，這是中國歷史上有文獻記載的第一次冰上運動會。
清代，滿族人把一些冰上活動帶入內地，并規定每年從全國各地選拔近千名“善走冰”的人入宮，每年從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現在的北海和中南海）進行訓練和表演。當時的畫家金昆、程志道曾把這個壯觀場面繪制成了一幅《冰嬉圖》。從《冰嬉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表演有花樣滑冰的金雞獨立、哪咤鬧海，雜技形式的弄幡、爬竿、冰上射箭、冰上踢足球等等。這都是當時滑冰表演的體育項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比現在的花樣滑冰還要豐富得多。
在我國古代的駕馭技術中，包含了許多御車運動的技術因素。因為要使用車馬，就必須掌握駕車馭馬的本領。因此早在周代的六藝教育中，就有了專門教習馭馬駕車的內容，出現了一項獨特的體育活動——御術。
據《周禮·地官·保氏》記載，早期的御術有“五馭”：一為“鳴和鸞”。指掛在馬車軾木上的和鈴與掛在衡木上的鸞鈴，在馭手駕馬行車之時，和鈴與鸞鈴發出輕快而有節奏的振蕩聲。鈴聲不亂，表明駕車馬的步伐整齊輕快，說明馭手控馬有方，駕術高明。二為“逐水曲”。指馭手駕車能適應復雜危險的地形。河流彎曲多變，駕車傍水流而行，路勢屈曲，馭人要能得心應手地控駕車馬，使之快速前進，而又不至于陷入水淖，這就必須具備高超的駕馭技術。三為“過君表”。培養駕馭手立身做人的品德。車滾馬騰，飛奔馳騁，人之情性容易浮躁不端，喪失基本的禮節和品德，因此要以在國君面前通過的特殊禮儀培養馭手。四為“舞交衡”。交衡系指十字街口。駕車穿街過巷，車輛相匯，人流相交，車人相傍，穿梭前行，如入無人之境，但又不能橫穿亂撞。五為“逐禽左”。這是第五種駕馭技術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馭手駕車在田獵、征戰中，要盡可能把獵獸鳥禽乃至步行奔走的敵人驅趕到車馬的左方，好讓車上的弓箭手開弓射物達到最佳角度，這是田獵和實戰的需要。現代西方國家的貴族們，雖已有現代化的獵槍圍獵，但仍要求騎手把野獸驅逼至馬匹的左前方，進入最佳射擊角度。這其實就是“逐禽左”的駕馭技術在當今馬上活動的留存。
秦漢時期，由于馬車在社會上還起著較大的作用，因而駕馭之術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后來，隨著騎術作用的逐漸擴大，馬車的作用日漸消弱，御術也在魏晉以后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清金昆程至道福隆安《冰嬉圖》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馬術活動在中國古代主要包括賽馬和馬戲等。在內蒙古烏拉特中旗的巖畫中就發現了史前的賽馬，在鄭州出土的畫像磚上，也發現有《賽馬圖》，這是很典型的描繪賽馬的資料。除了賽馬，馬戲表演同樣驚險絕倫。在漢畫像石、畫像磚以及壁畫、漆畫當中曾經留有下了無數著名藝術家對當時馬戲的精妙刻畫。如在山東沂南出土的漢畫像石中，就有描繪大型百戲的一石刻圖案，其中小孩表演的馬戲形式，非常驚險，堪稱中國古代技巧史上的絕技。到了明清，馬術表演除了在民間流行，還成為軍隊訓練的一項重要內容，清宮畫家郎士寧曾經描繪了一幅反映清軍進行馬術訓練的《馬術圖》，表現了清軍在馬術訓練當中的各種動作、各種方式，非常引人入勝。
以技擊和保健為特色的武藝武術與養生活動
這方面主要包括傳統的武藝武術、角抵與相撲以及保健養生活動等。
具有技擊和健身特色的中華武術，突出表現在器械、徒手技擊和器械演練方面。武術器械在商周時期就已經得到了很大發展，如果追根溯源，大部分
最初是從生產工具和軍事兵器發展演化過來的。在中國古代，由生產工具、軍事器械發展出來的武術器械，最終定型為這樣幾大類：鉤擊類器械，有戈、鉤形器、戟、吳勾等等；擊刺類器械，有矛、劍、鎩、殳、槍、叉等等；劈砍類器械，有刀、斧、鉞；砸擊類器械，有棍棒頭、鞭錘等等；衛體類器械，有護臂、護甲以及盾。器械的發展，促進了整個武術器械走向多元化。
除了器械，徒手技擊也是武術當中一項重要內容，《詩經·巧言》曾有這樣的記載：“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說明當時徒手技擊的拳術已經開始萌芽了。到了漢代，徒手技擊形式有了很大的發展變化，僅《漢書·藝文志》收錄的就有《手搏》六篇，這是最早的有關徒手技擊類的記述。從漢代一直到隋唐，整個徒手技擊在民間比較普及，特別是在宗教寺院和其他宗教圣地，徒手技擊的重要形式——拳術成為一種武術演練的重要內容。明清時期，拳術、拳法得以總結，像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就曾經記載了宋太祖的“三十二式長拳”。明代的拳術已經出現了內外家，內家以少林武術為代表，外家則以張三豐創立的武當武術為代表。到了清代，幾大拳系已經逐漸形成了，當時文獻記載的拳系有幾十個，拳術套路有幾百種。反映出徒手技擊的拳術在清代已經非常普及了。
彩繪童子對棍圖漆盤三國吳（安徽馬鞍山出土）
除了徒手技擊，器械演練也有很大發展。實際上，器械演練是隨著武術器械的豐富和徒手技擊的發展而出現的。到了秦漢，適應“近戰決勝負”之需要，器械演練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如擊劍、劍對鉤鑲、劍對戟等等，有單人訓練，也有雙人訓練。反映出器械演練在民間有了廣泛的普及。三國時期，這項活動更為盛行，三國吳朱然墓中曾經出土了一個漆盤，上面繪有兩個小童進行對棍表演的畫面，這就是當時棍術的器械演練形式。從宋元一直到明清，還出現了一個關于器械演練的統稱——“十八般武藝”，其實“十八般武藝”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它只是一個器械演練的統稱，可以是十八般，也可以更多。這個名稱反映出中國古代的器械演練技術已經相當豐富。
摔跤在中國古代也是一類武藝形式。古代的摔跤基本上是沿著角力、角抵和相撲、摔跤這幾個形式發展過來的。
摔跤最早起源于古代“蚩尤戲”，“蚩尤戲”是為了紀念與黃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流行于北方的一種民間競技活動。東周時期，這種角抵戲比較普及，特別是北方少數民族中非常多見。考古工作者在陜西發現了一件銅牌，上面就有兩人在競技角抵的畫面，這是比較典型的早期摔跤形式。
漢代，由蚩尤戲發展過來的角抵的形式，被賦予了一定的文化意義。當時有一出戲叫《東海黃公》，戲中黃公的父親被老虎吃了，黃公為了報仇，跟老虎進行搏斗，就是角抵，當時跟老虎相斗的黃公是佩帶道具的。它與蚩尤戲是一個體系發展下來的，而且有較高的表演因素和一定的文化內涵。后代戲劇當中的武打，與它們的發展有很大的聯系，而《東海黃公》可以說首開了中國武打戲的先河。
角抵經過戰國秦漢的發展，在晉代出現了另一個名稱——相撲，它在整個宋遼金元時期的發展占主要地位。宋代出現了一部名為《角力記》的書，它是一個署名調露子的人編寫的。書中把宋以前有關角抵的形式做了記錄，可以說
戰國角抵圖銅牌飾（陜西長安客省莊出土）
是我國體育史上最早的一部著作。宋金元時期相撲有了很大的發展，并出現了兩種形式，一種是正式比賽的，就像打擂臺。這種形式，如《水滸傳》第七十四回的“燕青智撲擎天柱”，其過程就是描寫相撲正式比賽；另一種相撲，是表演的形式，在當時的東京和其他地方都有這種表演，而且表演的服裝基本延續前代。現存于陜西省博物館的兩塊金代磚雕，上面雕刻的畫面就很典型地反映了兩個力士在相撲前的一個瞬間，畫面中的相撲者上身赤裸，下身光腿赤足，僅在腰間系一個兜襠。這一形式跟現在日本的相撲完全一樣，也就是說相撲從中國晉代以后，通過文化交流傳到日本，而日本把這個形式一直保留了下來。
相撲發展到明清出現了另一個名稱——摔跤。明末清初有一個叫陳元贇的人，在抗清失敗后曾經東渡日本，把中國的摔跤與中國的拳術進行糅合，在日本授徒傳技。最后經過日本人士的輾轉傳播，發展成了現在的柔道。在清代的宮廷和民間，當時流行兩種摔跤形式，一種是“官跤”，摔跤的人叫做“布庫”，當時宮廷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叫“善撲營”來管理，善撲營的布庫分一二三等，每年按等級領取錢糧。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養心殿御前進行摔跤表演。少年康熙皇帝擒拿鰲拜，就有他所訓練的一幫布庫們的功勞。此外，在當時的軍隊中，摔跤也被作為一種練兵的方式，現存于故宮博物院的一幅名為《塞宴四事圖》的繪畫，其中描繪的四事之一就是摔跤，盡管畫面極力宣染其中的藝術色彩，但也難以掩蓋其中的一些競技氣氛；除了“官跤”，在民間還有一種叫“私跤”。當時在北京東四、西四、東單、西單、日壇、月壇、地安門等地方都有“跤窩子”，也就是老百姓的摔跤場所，每到有關節日、集會、休閑的時候，幾對大漢就在跤窩子里摔跤。
金代相撲泥俑（陜西省博物館藏）
中國現在的摔跤在很大程度上與古代的摔跤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它是有著很深的文化底蘊的。
保健養生是與傳統武術相關的一類體育形式。這一形式被稱為中華武術之魂，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體育的文化基礎。保健養生在古代主要分三大部分，這就是行氣術、導引術和按摩術。
行氣術，又叫吐納、胎息或者練氣。行氣術起源于什么時候，文獻記載還不是太明確，但是從考古資料來看，天津歷史博物館保存的《行氣銘玉杖首》，上面就用“三字訣”的形式，以四十余個字把行氣的要領與功能做了全面的描述，這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目前發現最早的行氣養生文獻。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了一件寫在繒帛上的《卻谷食氣篇》，它敘述的行氣的要領和內容更為詳細，是行氣術進一步發展的標志。
與行氣術有關的導引術，是以引伸肢體為主的一種鍛煉，當然它配合呼吸。導引術最早的資料也是見于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這是一件《導引圖》，它跟前面的那件《卻谷食氣篇》同繪在一個畫面上。這一畫面描繪了四十多個人物徒手、執器械進行各種養生鍛煉的情景，其鍛煉方式多種多樣，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保健養生體操。漢代以后，導引養生術常盛不衰，1900年發現于敦煌藏經洞，現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的一件編號為P.3810的《呼吸靜功妙訣》，就是當時很典型的一件行氣文獻。此外，南宋傳下來的《文八段錦》，更以八個形式反應了當時的行氣、導引的功法過程，是很珍貴的資料。
清郎世寧《塞宴四事圖》局部摔跤（故宮博物院藏）
與行氣、導引發展的同時，以舒筋活絡為主的按摩術在明清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中醫研究院收藏的清人繪的《導引圖》、中國醫史博物館收藏的《十二度按摩圖》，就很典型地把整個按摩的形式做了形象的描繪。與此相關的，在故宮博物院及其他博物館，還存有明清時期的按摩器，這都是按摩術盛行的標志。
無論行氣術、導引術，還是按摩術，它們在體育發展史上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現在流傳的有關保健養生的一些體系，多是在古代保健養生體系的基礎上，逐漸完善起來的。
具有娛樂特色的球類運動
在中國古代體育活動的球類形式中，較具特色的項目是蹴鞠、馬球和捶丸。
蹴鞠也就是中國古代的足球。中國古代的蹴鞠，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在民間普及了，司馬遷的《史記》在記載當時大政治家蘇秦向魏王介紹他所看到的齊國首都臨淄的繁榮景時說，臨淄的居民生活富裕歡樂，經常斗雞、走狗、蹴鞠。說明蹴鞠在北方的齊國是一項很典型的體育活動。在當時的南方，蹴鞠也很流行，劉邦建立西漢以后，把在老家楚國的父親劉太公接到了宮里，劉太公整日悶悶不樂。劉邦感到非常奇怪，派人去了解原因，原來他老父親在家鄉楚國豐邑的時候，經常跟一幫老鄰居、老哥們兒一塊踢球、斗雞、打六博等等，來到這兒雖然吃得好、穿得好，但很是郁悶。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劉邦就命人在都城仿照劉太公的豐邑新建了一座城——新邑，把劉太公的老鄰居全都一塊兒遷過來，一塊兒踢球、斗雞、走狗、六博等，從此以后，劉太公又高興起來了。這說明當時的蹴鞠活動在民間是非常普及和流行的。
漢代的蹴鞠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音樂伴奏為主的蹴鞠，是靠技巧踢出動作來；一種是競技性的蹴鞠比賽。漢代有一個叫李尤的人寫過一首詩，叫《鞠城銘》，其中把蹴鞠的規則以及裁判、比賽當中遵守的一些道德規范記錄了下來，并說明當時的比賽雙方各設六名隊員，還有正副裁判。這種競技性蹴鞠除了在民間，也影響到軍隊當中，著名大將霍去病在塞外征戰的時候，戰斗之余就是以蹴鞠來訓練士兵的。
唐代的蹴鞠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是球的變化，過去的蹴鞠用球是實心的，在動物尿胞里面，或在其他皮制器物里面塞上毛發來踢。到了唐代，發明了充氣的球，中間的芯是用動物的尿胞沖上氣，周圍用八片皮子縫起來作為足球，跟現在的足球基本上一樣。第二是有了球門，就是在場地中間豎一個球門，在竹竿上扎上網子以后留一個球門洞，這種形式直接對抗性不是太強烈，講究的是技巧性。只要把球踢進了對方的球門洞里，就算勝了。技巧性是中國古代體育的一個特點，相反競技性比起西方體育來說就稍微遜色一些。
唐宋時期蹴鞠門示意圖（選自《蹴鞠譜球門格范》）
到了宋代，蹴鞠基本上延續著前代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蹴鞠在唐宋以后隨著文化的交流也傳入日本，并一直流傳保存到現在。宋代蹴鞠除了帶球門的競技形式，還有一種是“白打”。“白打”是踢出花樣，可以一個人，也可以十個人一塊踢，以技巧性為主，就相當于現在足球當中的顛球。上海博物館藏有一幅元人錢選臨摹的《宋太宗蹴鞠圖》，表現了宋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還有大臣趙普等進行“白打”蹴鞠的情景。看過《水滸傳》以及相關電視劇的都知道，《水滸傳》里邊描寫的那個高俅，就是因為踢得一腳好球，得到了宋徽宗的賞識被提拔做了高官。這些都是當時蹴鞠盛行的一個標志。
蹴鞠發展到明清，逐漸走向衰落，并成為兒童、婦女當中流行的主要體育活動形式。由于娛樂性增強了，競技性衰退了，它的影響也就逐漸變小了。近代，隨著西方足球逐漸傳入中國，中國古代的蹴鞠逐漸地走向了衰亡，現在已經基本上看不到這種運動形式了。
在球類運動中，還有一項是馬球。馬球運動起源于什么時候，現在還有爭議，但是在公元三世紀，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有這樣的詩句：“連騎擊鞠壤，巧捷惟萬端”。這里的“擊鞠”實際上就是對古代馬球的一種描寫，說明在漢末的時候，馬球就已經存在了。馬球運動從漢代一直到隋唐都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唐代曾經風行一時，還出現了專門的馬球場。考古工作者在陜西長安唐長安大明宮曾經發現了一個奠基石，上面就記載著關于馬球場建立的情況，刻的是“含光殿及球場等大唐太和辛亥歲乙未月建”。它是馬球場設立的一個見證。除了球場，當時有關馬球的畫面表現得非常豐富，陜西章懷太子墓里邊就有一幅很宏大的打馬球的畫面，其中球的形式、馬球桿的形式、人的動作都表現得惟妙惟肖。此外，在國內外的許多文博機構，還常常見到一些唐代的馬球陶俑被收藏，這證明馬球運動在唐代是非常盛行的一項運動形式。
球類運動的另一項形式是捶丸。關于捶丸出現的具體時間，元世祖至元19年（1282年）出現的署名為寧志齋老人編寫的《丸經》里，曾記述捶丸最早在宋徽宗時就出現了，在宋元明的時候曾經大盛。關于捶丸的形象資料，早期見的不多，但是很典型的一幅資料是山西洪洞水神廟中《捶丸圖》壁畫，圖中把擊球者的動態、球窩、球杖，還有整個地形描寫得非常形象，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幅《捶丸圖》。到了明代，捶丸在民間有了一定程度的流行，在宮廷當中還是一項高雅的運動。現存故宮博物院的《明宣宗行樂圖》，其中一段畫面就表現了明宣宗進行捶丸的情景，畫面中包括地形、地貌、球的形式、擊球的動作等，跟《丸經》的記述和山西洪洞水神廟中《捶丸圖》壁畫的描繪基本一致。
元捶丸圖壁畫（山西省洪洞縣廣勝寺水神廟明應王殿壁畫）
以往，許多人認為高爾夫球起源于12世紀蘇格蘭人所玩的一種叫做“巴卡尼克”的游戲。在英國，也有證據顯示，早在14世紀中期，英國人就已經在玩一種類似高爾夫球的游戲。然而，按照《丸經》的記述，我國捶丸的競賽規則早在1282年就已經出現，時間比英國的高爾夫球競賽規則的確定時間早472年（現代高爾夫球的規則，最早于公元1754年由蘇格蘭的圣·安德魯斯高爾夫球友會制定）。同時從技術上講，捶丸和高爾夫球運動有三大基本特征是相同的。第一，兩者都有球洞。捶丸曰窩，高爾夫球曰穴，而且賽場球洞差異不大。《明宣宗宮中行樂圖》中有10個洞，高爾夫球則設9或18個洞；第二，兩者都用球杖擊球，所用的球杖基本相同；第三，場地選擇極為相似。捶丸要求以地形有凸、有凹、有峻、有仰、有阻、有妨、有迎、有里、有外、有平的園林為場地；而高爾夫球場也要求有平坦的地形，還要有凹凸粗糙不平的地段，再加上沙洼地、水溝等障礙物。因此，從捶丸同高爾夫驚人的相似這一點看，二者顯然具有源與流的關系。
法國一位著名的東方學者萊麥撒，根據大量的史料，考證出我國古代文化由蒙古人西征傳入歐洲的種種事實。蒙古人的西征，將以前閉塞的歐亞路途完全打開，不獨堂皇命使東西往來如織，其不知名的商賈教士及隨從軍隊者尚不知凡幾。因此，作為一個大規模東西文化交流的時代，在這種東學西漸大潮的沖擊下，捶丸的入西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不是值得驚奇的事。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高爾夫球這項吸引了成千上萬愛好者的現代西方體育活動，與在古代中國文明大地上盛行了千余年的捶丸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
體現益智特點的盤上棋類游戲
中國古代棋類游戲，是古代體育活動中最有競技性的一類益智活動。而最典型的形式是圍棋、象棋和六博。
圍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流傳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曾經記載，魏國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經用“舉棋不定”這個術語來比喻政治上的優柔寡斷，說明圍棋在當時已經很流行了。考古資料所見較早的是發現于河北望都的東漢時期的圍棋盤，這個棋盤呈方形，上面有十七道，下面有四個足，這是當時圍棋的具體形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圍棋形制開始發生重大變化，根據敦煌石窟發現的《碁經》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數”，表明這時候的圍棋已經出現了與現在圍棋一致的十九道的棋盤了。說明當時的棋盤是十九、十七道兩種形式并存的。與此同時，魏晉南北朝的梁武帝在推進圍棋的發展中設立了“棋品制”，這種“棋品制”是授予棋藝相當的棋士為品格，當時棋品定為“九品”，這種“九品”后來傳到日本，形成現在的“九段”，日本的段位制就是從中國的“九品”制傳過去的。
隋唐時期，十九道的圍棋已經完全定型。在日本的正倉院，就存有當時十九道的圍棋盤，它是由中國皇帝送給日本孝武天皇的。新疆吐魯番還出土了唐代《仕女圍棋圖》絹花，上面描繪了唐代仕女弈棋的形象，反映出唐代圍棋的普及情況。到了明清，圍棋的發展主要是流派增多，有關棋譜也更為多樣化，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圍棋走向成熟的時期。
與圍棋相關的中國象棋，一般認為起源于兵家，據說是與春秋戰國時期部隊的遣將布陣有很大關系。象棋最早稱為“象戲”，到了唐代，它在形制上有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王、軍師、馬、砲、車、兵等幾個棋子，其中砲是比以前多出來的，所以唐代的象棋比以前局制有很大的改進。北宋時期，象棋已經基本上定型，無論從制度上，還是象棋子的特點上，都基本上跟后代沒有大的變化。河南省洛陽曾經發現了一副瓷質的象棋子，黑、白象棋各十六枚，棋子的類型跟現在象棋基本上一樣，可見宋代的象棋與現在的象棋已經別無二致了。
唐代“仕女弈棋圖”絹畫（新疆吐魯番出土）
在棋類當中，還有一種六博棋。這種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實際上在古代的棋類史上它是比較早的一類棋，如蘇秦在向魏王介紹齊國的繁榮景象時，就曾經提到臨淄的居民玩“六博”的情景。根據有關文獻和考古發現的資料，六博棋主要包括棋局、棋子、魚、箸以及博籌等，它是擲采行棋的一種方式。戰國到秦漢，曾經發現了許多與六博棋有關的棋局，如畫像石上的有關刻畫、銅鏡上六博的花紋等等，都是當時六博普及盛行的一種標志。但是，自漢代開始，六博逐漸轉化為一種賭博的形式了。后來，六博隨著絲綢之路傳入西方，東晉十六國的時候也傳入印度。但是隋唐以后，傳入印度的這種六博棋也逐漸消亡了，因為它的生命力已經沒有了，所以棋類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生命力沒有了，存在的價值也就逐漸消失了。
結語
上面所分析的四大類型古代體育類型，代表了中國古代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主流。當然，作為具有數千年文化發展歷史的中國古代體育，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化的發展以及自然環境的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還出現了許多具有地域和民俗時令特點的民俗民間體育形式，包括龍舟競渡、拔河、秋千、高蹺、放風箏、跑旱船、舞龍以及踢毽子等等。這些通過民俗節令而發展起來的體育活動形式，由于它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環境的影響，使其具有了較強的生命力，并逐漸地成為各個民族喜愛的體育活動形式。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看出，盛行于華夏大地的中國古代體育是經過不同時期的流傳融匯而逐步發展起來的。而從總體上勾畫出中國體育文化形態的，是其各類活動形式在產生、發展和活動方式上所體現出的一系列特征。
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環境并不利于帶有強烈對抗與刺激色彩的競技運動充分發展。因此，原始的樸素和諧的理想、中和融通的寬和精神，決定了中國古代體育的競技性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種帶有強烈刺激性的形式，也就是說它更注重禮儀和實用性。同時，中華民族的務實精神，體現在中國古代體育之中，便是諸多項目是以適應戰爭需要的練武強兵為目的的，如蹴鞠、馬球、武藝武術、“田徑”等，多與軍事訓練有著密切的關系。
體育與文娛活動融為一體是中國古代體育的又一特征。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最初僅是為了滿足生存需要的體育活動，其娛樂性越來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春秋戰國以來，某些體育活動項目逐漸沖破“禮儀”的束縛，出現了娛樂化的趨勢。許多富有技巧表演性、游戲性、趣味性和藝術觀賞性的項目大量出現，而這一發展勢頭在秦漢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華夏民族長期形成的清靜淡泊、順乎自然的性格，和諧共處、融合化一、貫通一體的理想及注重個人修身養性的務實精神，還導致了采用控制呼吸等方法以達到祛病延年目的的活動——養生保健術的產生，被納入古代體育之中，顯示了中國古代體育的第三個特征。可以說，養生保健術在古代傳統體育活動中，與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結合最為密切，是東方體育文化的典型代表。數千年來，中華傳統的養生保健理論，一直成為人們從事體育活動，以達到防病健身、延年益壽之目的的指導思想。這也是中國古代傳統體育異趣于古代西方體育的一個顯著特色。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體育文化的發展與演變軌跡，所體現出的是一種典型的東方體育文化的特點。中國古代體育的發展表明，當世界絕大部分地區仍處于混沌朦朧狀態的時候，以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為代表的東方體育已經從公元前五千年左右開始逐步向文明社會過渡，并在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個性。而此時，以歐洲及地中海為代表的西方古代體育，才剛剛起步，經過公元前八至五世紀的發展，西方的體育才逐步形成。所以說，在早期還是東方體育占了主導的地位，并對世界體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東方典型代表的中國古代體育，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上，有的項目雖然在風行一時以后消失了，但許多充滿生命力的傳統體育活動形式，卻更像深深扎根在大地上的古樹，盡管歲月給它刻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年輪，仍歷盡滄桑而不衰，至今郁郁蔥蔥。可以說，中國古代體育文化，作為東方古代體育文化的代表，既是中華各民族體育文化匯集、融合的結晶，又是世界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刊于《光明日報》2008年7月24日
發布日期：2008-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