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北京，可分為兩部分，一是以皇城為中心的宮廷文化集中區，一是以北京外城為中心的仕人、平民文化的衍生地。
清政府定都北京后，實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旗”指在旗的旗人。“民”指漢、回等其它民族的居民。內城房屋一律讓給旗人居住，不允許有漢人住宅，旗民分城居住，不得擅自越制。
“旗民分居”政策使北京內外城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轉變，北京城形成了“兵、民分置，滿、漢分治”的格局，從而在北京出現了皇家貴族文化和仕人、平民文化的兩大陣營。
1.內城的皇家文化
清代北京內城街道格局一仍明舊，和明代北京沒有多大改變。唯一比較突出的變化是北京內城陸續建成了諸多寬闊宏敞的王公貴族府第，著名宅園有百余所，異常鉅麗，奧如曠如，各極其妙，是謂“明筑城，清建園”。
清雍正、乾隆以后，清帝常年住北京西郊圓明園。王公貴族為平日上朝方便，多在東、西兩城建宅，所以，北京的王府主要集中在東城和西城。清代北京的王府，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為清初入關有功、“世襲罔替”的八大家親王，即人稱“鐵帽子王”的八大王府。二為清中葉康乾時期的王府，這一時期的王府保留不多。三為晚清的王府。
世言京城“東富西貴”，北京內城東部大宅多，西部府第多。在諸多王府中，以清代晚期恩封世襲罔替的恭親王奕訢的府邸最為著名，代表清代北京王府格局規制的共同特征。恭親王府及花園早年曾是乾隆朝大學士和珅宅第。咸豐元年（1851年），才改賜給恭親王奕訢，此時始稱恭王府及恭王府花園。恭親王奕訢受賜府第后，調集能工巧匠對其進行了精心的修繕，把它建成融江南園林藝術與北京建筑風格為一體，匯西洋建筑與中國古典建筑為一園，使王府以建筑華麗、裝修精美而成為京城百余座王府之冠。
北京城這些建制宏大、精美考究的王府和王府花園充實了北京內城的實體內容，增加了北京城的堂皇富麗的色彩，在恬淡清和的境界中蘊涵著中國的歷史文化，在京城之中除了紫禁城的宮殿之外，無處能比。與金碧輝煌、富麗堂皇的紫禁城，湖光山色、水木清幽的皇家園林共同構成了北京內城的皇家文化。
2.京城寶地———宣南
“宣南”：明代設置的“坊”名，清代繼續沿用，泛指北今天宣武門外至廣安門內外一帶，這里獨特的文化形態被稱為“宣南文化”。宣南文化，濃縮了北京文化的精華。可以概況為9大文化系列，即以大柵欄地區老字號店鋪為代表的商業文化；以天橋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以琉璃廠為代表的士子文化；以京劇為主要代表的戲曲文化；以各地會館、名人故居為代表的會館文化；以牛街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反映民間諸神為代表的壇寺廟宇文化；以仕宦家宴和民間小吃為代表的飲食文化；以先農壇祭神農為代表的皇家文化等等。
清初的旗民分居政策也使北京的外城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外城的人口大量增加。一方面，在清廷為官的漢族官員，若非皇帝“賜居”于內城，大多寓于外城諸巷。由于中央六部設在正陽門內東西兩側，這些漢族官員多在正陽門外拓地建房。另一方面，外地來京的官吏、商賈、舉人因其身份只能居住在外城，又使外城成為北京流動人口的集中地。
清代北京外城自東向西排列，依次為東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五區。隨著外城人口增長和文化的發展空前擴大，外城東部多為商賈和土著漢人，西部多是仕宦和寄籍仕子，南部多為工匠小販，北部多為伶人樂戶。“東富西貴南貧北賤”，形象地概括出當時北京外城居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水平。
清入關后，科舉制度進一步發展，進京應試的士人每次都有上萬人，加之康熙、乾隆兩朝，修書大盛，來京修書的文人亦隨之增多。由于京西永定河的盧溝橋，自古就是西南和西北各地進出北京的要道，距外城最近，清代不同歷史時期的學者、官吏、詩人、經學家、名優、政治家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外城居住，如：巨儒顧炎武；被稱為“朱王”兩大家的詩人朱彝尊、王漁洋；名劇《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文章名重朝野、《四庫全書》的總編紀昀；晚清洋務運動的代表曾國藩、李鴻章；“戊戌變法”中仁人志士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眾多文化精英使外城的宣南地區成為清代北京的仕宦之鄉，人文薈萃之地。
同時，在外城，各地同鄉會館林立，為士人的集結、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間，也為學術的交流、文化的復興準備了條件。北京的會館始于明初，至清代為極盛。由于北京內外城界限森嚴，加之“內城禁喧囂”的規定，會館皆建在外城的西半部宣南地區。各地的官僚、士紳多集中在這里，并競相成立會館。至乾隆、嘉慶兩朝是北京各地會館發展最快的時期，據乾隆年間所編《宸垣識略》記載，當時在北京的各地會館一共有將近二百所。到光緒年間各地會館發展到四百余所。會館在經濟、政治、文化、民俗、建筑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許多商賈和文人的活動多在會館中進行。特別是晚請以來影響中國歷史前進的人物莫不與宣南的會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民族英雄林則徐就曾住在蒲陽會館，安徽會館是由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李鴻章發起建成的，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維新志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分別住在宣南的南海館、新會會館和瀏陽會館，書寫了維新活動這一宣南最為悲壯的篇章。
清代北京，是文士學子薈集的淵藪。盡管清統治者實行粗暴的文化專制統治，屢生株連九族的文字獄，但古都北京優秀的文化傳統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依然吸引著四方學者文士擔囊負載而來，使北京在遼、金、元、明之后，繼續成為全國學術和文化發展的中心。
清代北京外城以士人文化為主體，同時還有相應的文化商業街區為士人及平民服務。隨著商人從內城的遷出，內城的商業也受到打擊，而外城則因這一政策反而發展起來，成為北京商業、服務業、文化娛樂業的中心，北京外城很快集中了許多城市機能，而形成一個比較特殊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基礎。這里商眾云集，喧囂交易，是清代北京最繁華的鬧市區。內城居住的旗人為了買游樂等川流不息地進出外城，客觀上促進了外城的經濟發展。六必居、同仁堂、都一處、合香樓等著名店鋪林立，牌匾相望。珠寶店、綢布店、糧食店、雜貨店林林總總，盛極一時。“頭頂馬聚源，身穿瑞蚨祥，腳登內聯升”是民間廣為流傳的順口溜，這些百年老店如今依然在大柵欄迎送川流不息的客人。
在外城，還出現了以經營經史子集、文房四寶、碑帖字畫和印璽古玩為特色的琉璃廠文化街。琉璃廠是北京古老的一條文化街。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總編纂紀曉嵐（昀）等就以琉璃廠書肆為中心交換書籍，一時全國書商云集于此。當時來京的文人，都以到琉璃廠買書為樂事。這樣的盛況持續到民國年間。榮寶齋的木版水印畫、戴月軒的湖筆、胡開文的徽墨馳名四方。時人有詩描述：“五色迷離眼欲盲，萬方貨物列縱橫。舉頭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如今這里依舊文氣十足，當年的文脈并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消失。
外城南部的天橋市場，成為北京下層平民經常光顧的商業區。元、明時期，天橋一帶水纏堤繞，頗多水鄉韻味。文人雅士常來此游玩觀賞。清康熙年間，曾一度將燈市移至此處。乾隆時，又疏通天橋河道，于東西河岸補種楊柳。彼時京中名勝，多屬禁地，平民百姓不能涉足，天橋風物之美，故前往游玩者甚多，加之來京候試的舉子多住宣南會館，天橋一帶是他們舉步可游的地方，至光緒末年，天橋逐漸形成融游玩與購物于一體的平民市場。
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清朝初年，清政府懼怕老百姓借戲園之地糾眾滋事，所以下令，‘永行禁止開設戲館'，并對外城的戲園‘概行禁止夜唱'。”在《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也有類似記載：“戲園，當年內城禁止，惟正陽門外最盛”，故外城遂又成為北京最繁華的娛樂區。
清代中晚期京劇興盛時期，外城的廣德樓、慶樂園、三慶園、慶和園、中和園等戲園鼓樂齊鳴，好戲連臺。清中葉至光緒初年，清廷雖由盛轉衰，但城市經濟卻相對穩定，這為戲曲的繁榮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外城則成為各地聲腔劇種施展才華、獻藝謀生之地。昆曲興衰，京腔的紅火，秦腔、河北梆子的成敗，京劇的誕生、發展，評劇的興起，曲藝說唱的演變，均可從這里得以印證，此外，這里一向班社云集，科班眾多。各個劇種名家輩出，如“京腔十三絕”，“同光十三絕”、“京劇三鼎甲”、“四大名旦”、“四大須生”等等。一代代梨園名宿在這里創造出多如繁星的藝術珍品，為中國戲曲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以戲曲文化、民俗文化為代表的北京平民文化也應運而生。
著名清史專家戴逸認為，宣南雖沒有皇城內的宮殿樓閣，西郊的水木清幽園林秀色，但薈萃了明清以來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資觀覽、可資紀念的歷史遺跡，真正稱得上是“京師文化之精華”。
轉自北京第29屆奧運會官方網站
發布日期：2008-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