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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奧運第一人” 劉長春奧運參賽始末

高永健

劉長春在奧運會上參加200米預賽時的情景,賽道上跑在第四位的即是劉長春。

  1932年7月31日15時,美國洛杉磯市。

  這是第10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后的第二天,男子100米短跑預賽正在田徑場上進行。起跑線前,在那些高大魁梧的歐美運動員中間,一個身材矮小、膚色黝黑的中國選手,吸引了眾人好奇的目光。

  他是第一位走進奧運賽場的中國人,四萬萬人口大國的唯一參賽者。

  觀眾們無法透過那張不茍言笑的陌生面孔,洞悉他腦海中的波瀾起伏——就在10個月之前,日本人在中國的領土上突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此時,他的家鄉東北,已淪陷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

  發令槍響。僅僅11秒鐘之后,這個尚未被人們所熟識的中國青年,便被宣布從預賽中淘汰出局。在6名參賽者中,他只取得了第5名的成績,與最先撞線的選手,相差大約4米的距離,折算為時間不足1秒。

  歷史將這瞬間永久地銘刻下來。

  在此后的漫長歲月里,每當有人試圖講述中國在奧運賽場上的艱辛歷程,便一定會提及這個名字:劉長春。

  “我能比呀!”

  在劉長春遠渡重洋參賽之前,中國曾多次與奧林匹克失之交臂。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1896年希臘即將舉行第1屆奧運會前夕,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創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曾經向部分國家發出了參賽邀請函,其中一封通過法國駐華公使,輾轉遞交到清政府。但垂暮帝國的統治者,卻因“不知奧運為何物”而未予理會。

  彼時中國的上空,彌漫著的硝煙依舊揮之不去。腐朽閉鎖的國門被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摧毀,隨之涌入的有殘酷血腥的殺戮,有戕害肉體與靈魂的鴉片;也有各種異域文明的舶來品,其中便包括在洋務運動中逐漸興起的近代體育運動。

  一些有識之士是通過散見于《萬國公報》上的零星消息,才對奧運會有了最初的印象。

  這一發端不久的體育盛事,當時被稱作“萬國運動會”。

  中國人萌生參加奧運會的夢想,距今恰好整整一百年。1907年10月24日,主張體育教學的“南開之父”張伯苓,在天津青年會第5屆學校聯合運動會上的即興演講中,代表中國第一次提出了組隊參加奧運會的倡議,在青年學子中間激起一陣波瀾。這個被輕視了半個多世紀的民族,迫切地渴望在世界面前揚眉吐氣。

  但是對這來自民間的聲音,忙于軍閥混戰的當權者卻無暇顧及,索性充耳不聞。

  中國人的熱情還是得到了奧林匹克的回應。1915年,正在籌備第2屆遠東運動會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收到了來自“萬國運動會總干事部”的電報,那便是后來人們所熟知的國際奧委會。電報中明確建議:“下次萬國運動會時,中國亦得派運動家前往預賽”。

  然而隨即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護法戰爭,使這彌足珍貴的機會轉瞬化作泡影。

  直至1921年的第5屆遠東運動會,中國才與國際奧委會正式建立聯系。次年,身為遠東運動會發起人之一的體育家王正廷,被推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成為步入這個組織的第一位中國人。1924年成立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則于1931年被正式接納為奧委會組織。

  雖然這個簡稱“體協”的組織當時已在內政部立案,但沒有得到來自官方的任何財政支持,自其誕生之初便時常因為資金匱乏,而瀕臨名存實亡的境地。為了應付捉襟見肘的經費問題,體協曾一度棲身于上海《申報》,借用報館里一間狹小的空房,作為臨時辦公地。

  盡管手頭非常拮據,那一年在巴黎舉行的第8屆奧運會,體協還是派遣了3名網球運動員赴會參加表演活動。然而,這一舉動在當時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也沒能留下任何詳盡資料。如今那3名運動員的姓名,已幾乎消隱于歷史的長河中。

  同樣由于經費問題,1928年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第9屆奧運會,中國也只派出時任體協干事的宋如海,以觀察員的身份只身赴會觀光。坐在人潮涌動的看臺上,觀望著異國選手奮力拼搏的矯健身影,耳畔回響著各種語言交匯而成的歡呼之聲,宋如海感到極度的壓抑與孤獨。他用英語反復喃喃自語:“奧林匹亞……奧林匹亞……”突然,一股抑郁于胸中的熱流噴薄而出,這個中國人用中文諧音大聲咆哮著:“——我能比呀!”這一句吶喊,很快便被周圍的聲浪所淹沒。

  這一年,沈陽東北大學的田徑場上,19歲的劉長春,已站在百米賽道的起跑線前。

  “兔子腿”

  在故鄉大連,提起劉長春,仍有老輩人會記得他當年那個小有名氣的綽號——“兔子腿”。

  這座濱海城市的西郊,毗鄰海岸的小平島河口村,群山環繞之下的寧靜村落。村民們經常在半山坡綿延數百米的小道上,看見一個頑皮的孩子呼嘯著飛奔而過。盛夏,他跑到三里開外的淺灘戲水玩耍;嚴冬,凍結上厚厚冰蓋的溪流,則成為他“打滑溜”的好去處。

  田間鄉野日復一日的奔跑與嬉戲,無形中使劉長春練就了一雙好腿腳。14歲那年,他轉學至城區的沙河口公學堂,在參加當地一場運動會時,這個懵懂少年在百米短跑中居然跑出了11秒8的成績,也因此叫響了“兔子腿”的名聲。

  這看似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卻過早地被現實蒙上一層沉重的陰霾。

  日俄戰爭之后的大連,原本由俄國人掌控的租借權,被移交至日本人手中。劉長春的家庭主要依靠父親販賣布鞋為生。但當日本人開設了鞋廠之后,機器生產的膠鞋迅速充斥市場,這個小手工業者的生意受到嚴重排擠。年幼的劉長春親眼目睹了家境每況愈下的慘淡。

  比起生活上的困苦,更令他刻骨銘心的陰影,是來自精神上的屈辱。

  他時常被日本人用一個卑賤的詞匯謾罵:“チャンコロ”(意為中國佬或清國佬)。當他忍無可忍,便在街頭和日本學生廝打起來,直至被揍得遍體鱗傷。多年以后劉長春回憶說:少年時跑得飛快,有時僅僅是為與日本人比賽足球時,狠勁踢上對方幾腳,“以此報仇雪恨”。

  1929年10月20日,劉長春在他20歲這年,參加了生命中第一場重要比賽——“中日德三國運動會”。此時原本從初中輟學的劉長春,卻幸運地破格進入東北大學體育系念書。而“三國運動會”的幕后策劃者,正是兼任東北大學校長一職不久的張學良。

  這次運動會上,劉長春參加了100米和200米短跑比賽。他是唯一進入100米決賽的中國運動員,其余的四名對手,分別是來自德國和日本的短跑健將。盡管5個月之前,劉長春剛剛在第14屆華北運動會百米比賽中取得10秒8的成績,創遠東地區最高紀錄,但是能否超越這些久負盛名的強敵,對于劉長春自己來說,也是一個懸念。

  發令槍響,他敏捷地飛奔出去,與德國名將彥魯特拉比爾并肩沖在最前面,將兩名日本選手徹底甩在后面。最后的一剎那,劉長春和彥魯特拉比爾幾乎同時撞線,比賽結果正式公布:兩人成績同為10秒6,但劉長春卻被判為亞軍。

  事后他才得知,由于經驗不足,在抵達終點前的瞬間,自己無意之中轉了下頭,與對手之間產生了不足1寸的細微差距。但這已是他短跑生涯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績。遺憾的是,由于賽事存在技術性缺陷,這一結果最終未能正式記錄在冊。

  “三國運動會”后,一個德國人成了劉長春的教練。步起,德國田徑隊隊長,當時5000米長跑的世界紀錄保持者,接受了張學良聘他出任東北大學田徑教練的邀請。年輕的少帥許下了一筆最為豐厚的薪金:月薪白銀800兩,配備專用小轎車一輛,馬二匹。

  這是劉長春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的專業田徑訓練。身高僅有1.67米的劉長春,從事短跑運動的先天條件并不理想。少年時代的“兔子腿”,幾乎是在本能的驅使下,完全依靠雙腿的力量來跑贏對手。進入東北大學之后,訓練盡管嚴苛,卻無益于改善他的運動技術。

  經驗豐富的步起,敏銳地捕捉到劉長春的缺陷:當他跑步時,頭部會不由自主地過分前伸,上身過度前傾,兩臂擺動不足;臨近終點時,動作往往越發緊張和僵硬。他強迫劉長春放棄這種落后的“踏步式”跑法,學習更加先進的“擺動式”跑法。

  改變多年養成的習慣,對于劉長春來說并不容易。為了感知劉長春的速度,步起時常從側面扶著他的腰部等速奔跑。而在根治其上身前傾的壞毛病時,這位教練偶爾還會用竹竿讓他吃上一點兒苦頭。

  嚴格的訓練使得劉長春有了驚人的長進。1930年在杭州舉行的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上,他接連奪得100米、200米和400米三個單項冠軍。為了褒獎他所取得的成績,身為大會東道主的杭州市政當局,曾特地將當地一條通向田徑場的道路,命名為“長春路”。

  但是步起和劉長春的師生情誼,卻隨著東北時局的急轉直下戛然中止。

  山河驚變色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先是在沈陽北郊的柳條湖附近,制造了一起爆炸案;隨后誣稱是“暴戾的東北軍爆破了南滿鐵路”,以日本警備隊遭襲擊為借口,突然炮轟東北軍駐地,并攻入沈陽北大營。東北大地一夜之間山河變色。

  東北大學校舍距離北大營不遠,劉長春無意中成為這一事件的歷史親歷者。

  那一夜剛熄燈不久,猝不及防的爆炸聲將學生們從酣夢中驚醒。他們看見一顆顆炮彈如同熾熱燃燒的火球,呼嘯著撕裂靜謐的夜幕,從校園上空自南向北疾速掠過,殘留下一道道猙獰的曳光。隨即,凄厲的槍聲從遠處傳來。

  對此毫無頭緒的他們,在驚恐之中度過了這個不眠之夜。

  次日,他們目睹街上出現了大批巡邏的日本士兵,方才得知沈陽被攻占的消息。

  當天下午,張學良以東北大學校長的身份發出指示:“時局危急,立即停課遷校,疏散入關。”事變發生后的第三天,劉長春搭上由大連開往天津的客輪,準備前往位于北平南兵馬司的東北大學臨時校址復課。而他的德國教練步起,則隨后黯然告別這動蕩不安的國度。

  直至1936年,劉長春前往德國二度參加奧運會時,才有幸和早已告別體壇的步起,在柏林最后一次重逢。

  與步起共度的這不足三年的短暫訓練時光,幾乎是他后來在奧運賽場上的唯一籌碼。

  1932年5月21日,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突然見于大連《泰東日報》:“世界運動會,新國家派選手參加。”劉長春的名字赫然印于紙上。其中提及的“世界運動會”,正是當年即將在洛杉磯舉行的奧運會;而所謂“新國家”,則指代偽滿洲國。

  這份由日本人在東北淪陷區操縱的報紙,連續5次刊載了有關劉長春的消息。同樣的文字也很快出現在日本《朝日新聞》上。而在此之前,日本人已多次騷擾他居于東北的父親,先是惡語威逼,又許以榮華富貴,企圖迫使劉長春以偽滿洲國選手的身份,參加奧運會。

  這顯然是精心策劃的卑鄙伎倆。用武力奴役了這片土地的侵略者,迫切需要為潦草登臺的偽滿洲國政權,賦予一個至少在形式上合法的政治身份,以擺脫孤立的處境。奧運會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平臺;而屢在田徑場上取得驕人成績的劉長春,則成為一粒可以利用的棋子。

  5月30日,《泰東日報》再次刊載消息:“滿洲國”已決定派劉長春參加“世界運動會”。報上甚至宣稱,國際奧委會已經復電承認“滿洲國”的建議,并要求速交“滿洲國”的國旗與國歌,以備屆時應用。消息不脛而走,很快便流傳至北平一帶。

  這是一則謬誤百出的拙劣謊言。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緊急接洽國際奧委會,獲悉了事實的真相。但是當時毫不知情的民眾,卻將裹挾著辱國之痛的怒火,傾瀉向無辜的劉長春。在學校內,他屢次遭到學生的圍攻;即使走出校園,街頭巷尾認出他的陌生人,也經常會出口辱罵和指責。

  忍無可忍,劉長春不得不借《大公報》發表公開聲明:“……茍余之良心尚在,熱血尚流,則又豈可忘卻祖國而為傀儡偽國作牛馬耶!”

  日本人已在廣布謠言,要使這場陰謀不攻自破,中國人必須派遣自己的運動員參加奧運會,而被輿論推至風口浪尖的劉長春,無疑是最佳人選。

  此時距離第10屆奧運會開幕,僅剩下不足兩個月的時間。

  單刀赴會

  1932年7月1日,東北大學畢業典禮上,劉長春代表中國遠征奧運的消息被正式公開。

  這一消息由張學良本人親自宣布。他剛剛慷慨捐了8000銀元,作為劉長春此次奧運之行的全部費用,約合1000余美元。此前,面對民間提出參加奧運會的呼聲,民國政府以“經費不足”為理由,再次輕易而草率地予以否決。

  為了達成參加奧運會的愿望,沉寂已久的中國體育界全部行動起來。東北大學體育系主任郝更生以張學良的名義,親自致函外交部,并與體協董事長沈嗣良商議赴美事宜;體協董事王正廷、張伯苓則經過磋商,急電國際奧委會,終于在最短的時間內,為劉長春辦理完全部手續。

  7月2日,劉長春和隨行教練宋君復,秘密前往上海。

  他不得不心存戒備。事實上,在中國擬定的這第一份奧運選手名單中,原本還包括他的一位大連同鄉,800米賽跑選手于希渭。身在東北的于希渭,也曾被日本人謠傳為偽滿洲國的參賽選手。此時他已在家中被日本人嚴密監視。

  盡管沒有任何聲張,但敏感的報界還是捕捉到劉長春抵滬的消息。這在當地引起強烈轟動。在上海準備登船赴美的數天時間里,采訪的媒體和慕名前來送行的客人絡繹不絕,各種應酬更是令他應接不暇。即便抽空到體育場練習,蜂擁而至的上海市民也立即將場地圍堵得水泄不通。人們像辭別遠去的壯士那樣為他餞行。

  其間,當地頗有名望的上海狐貍電影公司曾連續兩天邀請劉長春到體育場上拍攝有聲電影,并打算隨他一并寄往美國,在奧運會現場放映宣傳。但是非常可惜,由于膠片出現損壞,這一計劃成為泡影,也使得今天的人們無緣目睹當年劉長春出征前的英姿。

  7月8日,他終于登上了前往美國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那一天,上海當地的一家報刊刊登出一幅漫畫為其壯行:威風凜凜的關羽手持大刀,挺立于一條小舟之上。人們后來曾經多次借用這個恰如其分的比喻,形容劉長春的奧運之行為“單刀赴會”。

  漂泊在茫茫大海之上,25天的漫長航程,給劉長春留下了許多不快的記憶。

  從上海出發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是經由神戶、橫濱、檀香山、舊金山等地輾轉前往洛杉磯的。同行的宋君復曾在船上寄出的信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情:船行至日本神戶港時,曾有日本記者上船采訪拍照,最后突然問道,“二人代表‘中國'乎?抑代表‘滿洲國'乎?”

  這個問題令劉長春震怒,“當即嚴重聲明,我二人乃代表大中華民國也。”事后有中國記者告訴他們,第二天的日本報紙上不僅刊登了劉長春與宋君復的照片,并且如實地引述了他們二人的回答,說明是代表中華民國。

  日本當地的體育組織向船上發來了祝賀電報。信封上只寫有“奧林匹克選手隊”的稱謂。但劉長春在簽收之后卻發現,電文中將其稱作“滿洲國奧林匹克選手隊”。他立即將電報退還,并索要回簽字收據,并告知電信員,“船上無滿洲國代表,請退回日本。”

  節外生枝的干擾使得劉長春更加謹慎。郵輪駛離日本碼頭之前,他再也沒有上岸。

  即使對于同行的外國旅客,劉長春也時刻保持著一種強烈的排斥心理。

  一次,船上舉行化裝舞會,主辦人問他是否需要準備什么物品。“心中早有不平之氣”的劉長春很不耐煩地答復說:“我是中國人,穿西服就是化裝了!”晚年時他才承認,自己當時英語欠通順,又不會伴舞,行動起來縮手縮腳,內心深處覺得非常孤單。

  當夜晚降臨時,這個異鄉客悄悄躲避開那些沉浸在燈紅酒綠中的歡樂人群,一個人在冷清的甲板上孤獨地徘徊。船頭不時飛濺的浪花,吞噬掉身后那些世俗的喧囂。抬頭眺望遙遠的天邊,最后一抹淡淡的晚霞即將消逝,他不禁感到茫然,為這前途未卜的艱難行程……

  奧運,奧運!

  1932年7月29日16時,劉長春所乘坐的郵輪,終于抵達洛杉磯碼頭。

  對于當地華人來說,第一名中國奧運選手的到來,無疑是值得慶賀的事情。劉長春剛一下船,便在數百名華僑的簇擁下,乘坐轎車前往早已是萬人空巷的唐人街。這是他從未享受過的禮遇。美國警察派出4輛摩托車為其引導護送,一路上鞭炮鑼鼓與汽車喇叭齊鳴。

  一位美國攝影記者示意劉長春高舉雙手,他剛配合地舉起雙手,卻又忽然放了下來。這個看似象征著繳械投降的姿勢,令他產生了本能的抗拒。記者通過一位留學生翻譯解釋說,雙手舉過頭頂,意味著他是用雙手托起四億中國人的唯一代表。劉長春這才再次舉起手。

  但是當他看到第二天的報紙,卻是怒火中燒。那份報紙在這張照片旁注明:“看看小中國人明天如何跑法……”劉長春固執地認為,這是對中國人的一次嚴重歧視。后來有人對他解釋,這或許只是個中性意義的表述:和美國運動員相比,劉長春的身材確實明顯矮小。

  這樣的不悅很快便被狂熱的情緒所沖散。這個性格內斂的中國人,被沉浸在奧運喜悅中的美國人所感動。運動員所到之處,都會有上前索要簽名的觀眾。作為中國唯一的參賽者,盡管當地人對劉長春的經歷幾乎一無所知,但仍然把他當作競相追捧的明星。

  習慣于寫日記的劉長春,每天都會寫下他在異國他鄉的這些遭遇和感想,奧運會期間從未間斷。這些日記隨后轉交至上海《時報》記者滕樹谷手中,經過修飾與潤色,很快便見諸報端。遠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人,也正是通過這些文字,才真切地感受到奧運會的濃郁氣息。

  奧運村建在洛杉磯市郊的一座小山上,劉長春形容那里“風景幽雅,安靜美麗”:“……迎風招展的棕樹葉,盛開的花和茂盛的灌木,勝似一所公園。”令他感到詫異的是,在幾個月之前,這里還“不過是一塊荒蕪的所在”,此時“卻變成了一個繁盛的錦標之城。”

  這是奧運歷史上,第一次為參賽選手專門修建的住宅區。他甚至細心地打聽到,這個有著500多所住宅的美麗村落,“大會一旦閉幕,此村亦隨之消失,因村內各項建筑物均已出售作濱海房屋之用,故選手享住此村,籌備會未花費分文經費。”對此他頗有幾分感慨。

  但是這繁華的景象,卻無法掩飾現實的蕭條。

  1932年的這個夏天,在美國傳記作家威廉·曼徹斯特著名的《光榮與夢想》開篇,被稱作“山窮水盡的夏天”。此時的世界,實則籠罩著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恐慌。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洛杉磯奧運會成為近24年來,參賽選手人數最少的一屆奧運會。

  在奧運村里,劉長春目睹了各國選手在賽場之下的慘況:

  “巴西政府財政困難,選手旅費無著,政府給以該國特產咖啡五萬袋在洛杉磯廉價出售,以充旅費之用。又因此次各國對出席選手,皆選之又選,非有把握者均忍心割愛。”他看到芬蘭只派出田徑選手;瑞典只注重拳擊;而法國、匈牙利等國,則索性舍棄了團體成績。

  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夠得到張學良資助的8000銀元,對劉長春來說無疑是一件幸事。

  7月30日14時30分,第10屆奧運會正式開幕。

  劉長春走進那座仿照古羅馬競技場修建而成的大運動場,場地四周,37個參賽國家的國旗迎風飄揚。可容納十萬五千名觀眾的看臺上座無虛席。2000多名運動員此時已全部就位,等待著走向中央的400米標準田徑場接受檢閱的那一刻。

  按照規定的入場順序,“希臘國系大會創始者,推該國代表隊居游行第一隊,其次挨國名第一字母之先后排行,美國隊以地主居末位。”劉長春詳細地記錄下開幕式的規則,“每隊由一專人持國名旗前導,持國旗者隨之,后面即為職員代表及選手。”

  首次參加奧運會的中國代表隊,排在第8位上場。

  有人從觀眾席上,遠遠地拍攝下了當時的場景。在宏偉的運動場上,這支僅由6人臨時拼湊的隊伍,越發顯得渺小:劉長春擎旗走在前列;中國總代表沈嗣良緊隨其后;其次為宋君復、留美學生代表劉雪松、旅美教授申國權、時任上海西青體育主任的美籍人士托平。

  行進在隊列中的劉長春,羨慕地觀望著美國、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等國的壯觀隊伍,心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痛楚。擁有四萬萬龐大人口的中國,卻派出了選手最少的奧運代表隊。

  “不堪的光榮”

  7月31日15時,開幕式的第二天,劉長春站在了奧運賽場上的起跑線前。

  他報名參加了男子100米、200米和400米賽跑,那天進行的是他的強項100米短跑預賽。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他在比賽前的全部活動:七時醒,八時半早膳,談談說說,看看報紙,十一時半又是午飯;下午一時乘車抵運動場,先在外邊“預備場上”練習,即返休息室。

  這看似從容的賽前準備,卻埋伏著他內心深處的焦慮與不安。

  出發以來,忙于應付各種應酬的劉長春,已經一個多月沒有按照計劃正常進行體育訓練。在赴美的旅途中,哪怕是在甲板上做體操這樣最基本的活動,也時常因為海面上變幻莫測的天氣而被迫中斷。加上舟車勞頓、水土不服的困擾,此時他的體力根本來不及得到恢復。

  而他的那些競爭對手,卻早在幾星期之前,便陸續抵美,并開始進行賽前訓練。

  在訓練場上,劉長春遇到了兩位舊相識:日本跳遠和三級跳選手南部忠平、高欄選手鶴岡。當初在大連時,他曾與他們關系頗為密切,幾乎每天都會相偕前往運動場練習。但“九一八”事變后,就徹底斷絕往來。如今他鄉偶遇,彼此卻已形同陌路。

  按照規則,百米預賽每組只取前3名進入復賽和決賽。事后很多人談論起這次比賽,總是有意無意地暗示,劉長春赴美之前便已自知“欲與世界之田徑選手精華爭勝負,相去尚遠”。但實際上,僅憑三年前在第14屆華北運動會上的成績,他完全可以排入世界前10名。

  劉長春懷著一顯身手的雄心而來,但他卻遇到了最為強勁的對手。

  時至今日,那一屆洛杉磯奧運會仍被譽為“創紀錄的奧運會”。田徑比賽中共有12項世界紀錄被改寫,24項奧運會紀錄被刷新。同樣參加100米賽跑的選手中,有綽號是“午夜特別快車”的美國人埃·托蘭。他在這屆奧運會上,成為奧運史上百米賽跑的第一名黑人冠軍。

  被分在不同組別的劉長春,沒能和托蘭同場競技,便慘遭淘汰出局。

  各就各位。參加百米預賽第二組的6名運動員,在各自的跑道內俯首垂臂。劉長春排在第二道,身著上白下黑運動短裝。此后在參加任何一場比賽時,他都會披上這樣一身戰袍,他將其命名為“白山黑水”,借以表達不忘東北淪陷的國仇。

  場上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人們屏氣寧息,靜靜地等待著。啪的一聲,發令槍響——

  他像離弦的飛箭猛射出去,一起跑便沖在了最前面。空氣似乎在那個瞬間驟然凝結,時間也開始變得遲滯不前。在這個23歲的中國青年意識深處,童年時那個無所畏懼的“兔子腿”仿佛突然蘇醒過來,觀眾席上的人們甚至能夠感受到,他的靈魂涌動著飛翔的沖動。

  到50米處,他一直保持領先。終點線越來越近。但此時他的步伐卻開始變得沉重,體力迅速流失。而身后那些追趕者卻正在迅速趕上來。

  70米處,對手終于將他追平;80米處,有人趕超在先。

  他試圖加快步伐,但是雙腿的力量卻已達到極限。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又一個競爭者擦肩而過,自己卻無能為力。到終點時,他只取得了小組第5名的成績。盡管成績相差并不懸殊,但這幾乎是他短跑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失利。

  歷史僅記住了決賽6名選手的成績,第1名為美國人埃·托蘭,成績為10秒3。排在第5、6名的南非聯邦選手德·茹列特和日本選手吉岡隆德,其成績分別為10秒6和10秒8,與劉長春三年前在三國運動會和第14屆華北運動會上取得的成績,恰好完全相同。

  比賽結束之后,立即為運動員發獎,并舉行升旗儀式。劉長春坐在觀眾席中,“每項前三名將優勝國國旗懸掛高竿,音樂既奏,全場仕女起立致敬,余對之頻添無限感喟。”

  8月2日進行的200米預賽,重演百米預賽時的情景,劉長春再遭淘汰。

  臨睡前,宋君復向國內發了一封電報,以劉長春兩腿酸痛為由,宣布放棄兩天后進行的400米比賽。面對這個決定,劉長春無話可說。他自知經過這兩場艱苦的鏖戰,體力在短期內難以復原,但卻仍然心有不甘。這一夜他輾轉反側,凌晨1時40分方才入睡。

  直至400米預賽當天,他仍在痛苦地思索:跑,還是不跑?

  盡管在預賽即遭淘汰,但劉長春在奧運會期間卻享受到了冠軍的待遇。主辦方在正午舉辦冠軍聚餐會時,他破例被邀赴會。這令他有些慚愧。當有人在席間介紹這位唯一的中國參賽選手時,所有的在場者便會集體起立,一一與他握手,甚至致以雷鳴般的掌聲。每當這時他反而更加坐立不安:其恥笑我耶?其歡迎我耶?

  最終,他選擇放棄參加400米賽跑。100米及200米短跑雖然被淘汰,但人們卻對他報以“雖敗猶榮”的贊賞。他擔心如果400米成績相去甚遠,“則此前兩項‘不堪的光榮'不將喪失殆盡耶?”

  那一晚,他看了一場滑稽電影。影片講述了一個運動員害怕出場比賽的故事。

  英雄氣短

  奧運會運動場門樓上,高懸著顧拜旦的名言:“參加比獲勝更為重要。”

  在洛杉磯奧運會余下的10天時間里,劉長春每天都會前往賽場冷眼觀戰。每回進出運動場時,這句話都會清晰地映入眼簾。晚年,他偶爾會在和兒女的交談中不由自主地復述這句名言。這或許是參加奧運會的經歷留給他的唯一慰藉。

  在200米復賽時,他曾經坐在觀眾席上,仔細觀察短跑冠軍托蘭的一舉一動,并記錄下他的活動細節:“約十五分鐘換鞋,作三四分鐘慢跑,站立起碼二三次后,用兩小腿上下動作。關于大腿動作,站立,兩膝蓋向胸部起立,取前進姿勢,約四五分鐘,其他大約相同。”

  有報紙請他探尋國外體育發展的究竟,“以供國人謀百年之計。”他答復說,“最難者,指導、管理、運動常識是否合理化、組織化。”他為此小發一番議論:“一方面訓練者,能使選手努力、感激、自勵、興奮,一方面社會又予以巨量之同情與贊助,反觀我國,則何如乎?”

  對于中國來說,這原本是一次切身體察外國體育事業的難得機會。但是劉長春留下的這些文字,在當時卻并未得到任何重視。在那樣的時代、社會背景下,這不能不算是又一個無奈的悲哀。

  奧運會結束后,洛杉磯舉辦了一場世界青年辯論大會,主題被確定為“九一八”事變。大會主辦方臨時向中國人發出了赴會邀請。但是,中國此次參加奧運會的總代表沈嗣良,以及中國駐洛杉磯的一位黃姓領事,卻對此表示拒絕。劉長春與宋君復自愿承擔起了這項工作,兩人連夜擬定發言稿,并于次日由宋君復用英文登臺演講。他們也因此成為最早向世界澄清“九一八”真相的親歷者之一。

  在劉長春參加這次奧運會的過程中,還有一件不太為人所知的逸聞:一位年輕的美國女人對來自異國的劉長春產生了愛慕之情,提出要隨同他一起回中國。早已娶妻生子的劉長春,拒絕了這份真摯的感情。

  1932年8月21日,劉長春拖著疲憊的身軀,登上柯立芝總統號郵輪啟程回國,結束了他本人的、也是中國人的第一次奧運參賽之旅。

  1933年,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上,劉長春創造了100米短跑10秒7的全國最新紀錄。這個成績與奧運會上的第5名非常接近。但是此時,由于在國內缺乏專業訓練指導,他的左腿已出現損傷。

  三年后,他參加了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

  劉長春很少談起第二次參加奧運會的細節,那是一段形同鬧劇的不堪經歷。國民政府派出多達66人的參賽隊伍,報名參加了田徑、游泳、舉重、拳擊、自行車、籃球和足球等30多個項目,甚至還在現場進行了國術表演。但這不過是借賽事粉飾門面的無聊之舉。事實上,當權者并未因此支付任何費用;所有經費,全部來自此前足球隊靠出國比賽積攢下來的10萬港元,并一度因此引發爭執。這場紛亂無序的鬧劇,最終以中國人可恥的零紀錄而收場。但此時選手們才知道,國民政府甚至連他們歸國的路費都沒有準備。

  被迫滯留在柏林的劉長春,幾乎處于流浪狀態。他后來評價當時的境遇說:度日如年。

  他最終是依靠當地華人的資助,才得以回國。歸途中經過新加坡時,當地的華文報紙《星島日報》刊登了一則漫畫:在奧運五環旗下,一群頭蓄長辮、長袍馬褂、形容枯槁的中國人,用擔架扛著一個大鴨蛋。配題則是那個后來深深刺痛中國人的蔑稱:“東亞病夫”。

  那次經歷一定也深深刺痛了劉長春。直到晚年,他還淚眼婆娑著反復吟念:“國運興,體育興!”

  1937年,劉長春的腿部再次拉傷。落后的醫療條件使其未能復原。在絕望的淚水中,他終結了自己的競賽生涯。

  第二年,他遷居于湖南長沙。那一年的11月13日,國民政府荒唐地實行了所謂“焦土抗戰”,一場慘絕人寰的人為大火突然吞噬了整座長沙市。在熊熊燃燒的烈焰中,劉長春參加奧運會的一切紀念物品,全部被焚毀殆盡。

  最后的征程

  此后整整十年,劉長春幾乎被人們徹底遺忘。他從一個奧運英雄,突然淪落至社會最底層,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其間,他漂泊在北平和南京兩地,靠為飯店打工養家糊口;還曾經被日本憲兵隊抓去坐牢。為填補內心的空虛與悵惘,他一度與大煙和酒精為伴。

  直至1949年,劉長春才以體育教師和田徑教練的身份,重返運動場。他先是在東北師范大學體育系任教,隨后又調至大連工學院(現大連理工大學)。1958年新中國第一屆運動會上,他被安排擔任裁判工作;這次運動會上,由他創造并保持了25年之久的中國百米短跑紀錄被打破。

  這以后的二十多年,劉長春一直在大連任教。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大連理工大學簡陋的操場上,訓練一批由他在當地親自挑選的少年田徑選手。

  操場的東北角,跑道盡頭是一間不起眼的體育器材出借室,人們每天都會看到一位黑瘦的老者,獨自坐在一個小板凳上。盡管他的背已經駝得很厲害,腿腳卻仍很利索。他的性格似乎有些孤僻,很少與人言語,通常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仔細打量著從他面前飛奔而過的年輕身影。

  這或許會讓他恍惚回憶起,當年那個在半山坡上奔跑的“兔子腿”。

  有時他會從懷里掏出一塊秒表,操場上所有少年的跑步成績,他都會格外認真地記錄下來。看到那些跑得特別快的孩子,他的臉上偶爾會露出難得的微笑,小聲地稱贊幾句。那些七八歲大的孩子,恭敬地稱呼他為“劉老師”。

  人們都知道他的名字,也都對他的經歷略有耳聞。然而他幾乎從未完整地對人講述過自己的故事。即使是家人,也只能從他平日本就不多的閑談絮語中,知曉曾在他身上發生的一些零星往事。

  他仍然保持著每天晨跑鍛煉的習慣。清晨5時,當年東北大學訓練日程表里的晨練時間,他沿著自家門前那條筆直的高爾基路,在兩旁枝葉繁茂的法國梧桐的濃蔭下,一路奔跑。排列在兩旁的舊式樓閣仍在沉睡,一切都顯得安詳而寧靜。臨近路口時,他會突然加速,做出一個漂亮的沖刺動作。盡管明顯遲緩,卻依稀能夠分辨出當年的風采。

  似乎只有在奔跑時,他的心靈才會得到片刻的釋放。

  1979年11月,中國正式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此后,劉長春曾擔任中國奧委會副主席、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常委等職。

  1982年歲末的一天,年邁的劉長春獨自坐在家中,神色凝重地望著窗外寂寥的天空。此時他已得知,1983年中國即將在上海舉辦第5屆全運會;1984年,中國將正式參加在洛杉磯舉行的第23屆奧運會。

  上海,洛杉磯。

  “你說,我能去看看嗎?”他若有所思地對身旁的家人喃喃低語。

  劉長春從未向任何人提出過想要重返洛杉磯奧運會的只言片語。他說的“去看看”,只是指上海全運會。但是家人能聽懂他內心的渴望——當年他正是從上海出發前往洛杉磯,邁出中國人的第一步奧運征程。

  劉長春沒能再去上海。1983年3月中旬,他在一次晨跑時突感身體不適,當天被送往醫院。3月25日,他在病床上辭別人世,享年73歲。臨終前,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事后人們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1984年中國奧運代表團的名單。

  一年零四個月后,中國重返奧運會。1984年7月29日,洛杉磯,射擊運動員許海峰奪得中國人在奧運歷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這是怎樣的巧合啊!52年前,也是7月29日,也是在洛杉磯,一個中國人代表這個民族,第一次站在了奧林匹克的五環之下。

原刊《北京日報》

   

發布日期:200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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