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丁 國學論壇
甲申（1644）之變，顧炎武聞訊后作《大行哀詩》，對于崇禎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關，明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個南明政權。顧炎武受昆山縣令楊永言的推薦，被福王政權授予兵部司務的職務。清兵攻陷南京后，顧炎武與歸莊、吳其沆等在蘇州、昆山參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爭。昆山城陷，死難者四萬余人，顧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兩個弟弟遭殺害，好友吳其沆也被捕蒙難。顧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聞城陷，絕食十五天死節(jié)，臨終時給顧炎武留下遺言：“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于地下。”（《亭林余集·先妣王碩人行狀》，見《詩文集》第165頁。）國恨家仇，嗣母遺言，使顧炎武終生保持了不與清廷合作的態(tài)度。
明朝滅亡，八旗鐵蹄南下，亡國之痛，敗家之仇，使顧炎武的思想不能不產生強烈的震動。顧炎武同當時許多進步的思想家一樣，在經(jīng)歷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開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痼疾和明朝滅亡的原因進行反省。
顧炎武認為，明朝滅亡，一是亡于學術，而是亡于道德淪喪。亡于學術，是指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的學風造成了“經(jīng)生之寡術”，道德淪喪是指“士大夫之無恥”，投降異族，反顏仕仇。
一、亡于學術
他說：“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jīng)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亭林文集》卷3《與施愚山書》，見《詩文集》第58頁。）
顧炎武指出，“近世喜言心學”者，“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日知錄》卷十八《心學》），“心學”二字連用，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的。心學本身一變?yōu)椤袄锨f”，再變?yōu)槎U學，顧炎武認為這大大違背了傳統(tǒng)儒學的宗旨。不僅心學流于禪釋，程朱后學也有此弊。“濂洛言道學，后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今之《語錄》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亭林文集》卷六《下學指南序》）。
他指出，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造成了嚴重惡果。他說：
“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所以心學泛濫是亡國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時代的思想家顏元也是批判程朱理學空談誤國最猛烈的思想家。他指出，傳統(tǒng)教育一個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脫離實際，把讀書求學誤以為是訓詁，或是清談，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學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脫離實際更為嚴重。傳統(tǒng)教育培養(yǎng)出的人既不能擔荷圣道，又不能濟世救民。所以他認為，這種教育“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國”。他指出：“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這表示了他對傳統(tǒng)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學教育嚴重脫離實際的深惡痛絕。
二、道德淪喪
道德淪喪是亡國的另一重要原因。顧炎武在《廉恥》一文中指出：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jié)。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為此他提出“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兩大救亡思想。他指出：“愚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圣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qū)區(qū)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所謂“博學于文”，就是要研究社會歷史和現(xiàn)狀，“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世之務”，（任本31），明道救世，經(jīng)世致用，拋棄宋明言心言性的空虛之學。所謂“明道救世”，“經(jīng)世致用”，就是拯救民族危亡。
“行己有恥”，是強調做人講廉恥。“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
什么叫“恥”？他指出：“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于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因此他認為，民族大義高于一切。那些投降清朝貴族的人是“改形換骨，學為不似之人”，是軟骨頭，是出賣民族的敗類，是“閹然媚於世者”，是最無恥之人。他號召沒一個國人講廉恥，講民族氣節(jié)，肩負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責任。他指出：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卷十三“正始”）
“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就是所謂的敗義傷教，即倫理道德的淪喪。而在禮、義、廉、恥四者之中，“恥尤為要”。而最無恥的就是“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背叛民族立場、出賣民族利益的敗類。他把士大夫之變節(jié)行為，稱為“國恥”。
因此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說民族興亡，匹夫有責。他號召沒一個國人，都要肩負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責任，不要卑躬屈膝當亡國奴。
顧炎武一生躬行實踐了自己的主張，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給后人樹立了楷模。
自順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謁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鐘山腳下跪拜明代開國皇帝的陵寢，在北方拜謁十三陵，特別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檢的思陵。他用這種行為方式，堅定并磨礪自己的反清復明的意志。
他牢記母親的臨終遺言，拒絕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撫去參修明史。康熙時大學士熊賜履主明史館，薦修《明史》，以死辭之。后清廷特開博學鴻詞科，以懷柔政策安撫明朝遺賢，當?shù)烙腥擞詾樗]，顧炎武致書云：“先妣未嫁過門，養(yǎng)姑抱嗣，為吳中第一奇節(jié)，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毋仕異代之言，載于志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出矣。”又云：“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大節(jié)不虧，正氣凜然，永遠拒絕這個異族政權。
他以松柏精神自況。他說“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歲寒，雞鳴不已于風雨，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炎武原配王碩人于昆山病故。自顧炎武離開家鄉(xiāng)，在外面飄零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再回過昆山，自然再也沒有見過妻子。他吩咐仆人買來香燭等祭品，遙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幾拜后，慨嘆時事，回憶往昔，終于痛哭失聲，頗見真情。山河碎，鴛鴦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處，也有對妻子的一絲愧疚吧，因為他在家與國中，堅定地選擇了國。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這是顧炎武悼念妻子的詩。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遙遠的江南小鎮(zhèn)，送妻子入土為安的僅有六歲的侄孫。你如果在黃泉遇到年邁的父母，請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遺民還有我這個人——沉郁蒼涼，蘊含著感人的悲壯。這一年顧炎武已經(jīng)六十八歲了。
他用《精衛(wèi)》一詩來表達自己矢志不移的救亡復國抱負和決心：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顧炎武作為一個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達二十多年，游歷北方大地，結交豪杰，終生不忘恢復。其民族氣節(jié)一直以來激勵很多志士仁人。他的政治思想，特別是他的民族性，對于后來的晚清的資產階級革命有引導性作用。資產階級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對清朝政府的時候，特意自署名章絳，同顧炎武初名，可見顧炎武思想的影響力之深遠。
顧炎武是一座民族主義的豐碑。
發(fā)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