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帆
友人夏堅勇在《東林悲風》那篇散文中寫盡了東林黨人的種種行狀。在考量江南，尤其是無錫，近代以降緣何產生了資本主義工商巨子時，認為它和設在無錫的“東林書院”不無關系。這種推斷固然有其道理，但我以為東林遺風最終留給我們的，尚是士者人格氣節的高蹈。雖然東林黨人在講學研習中亦探討諸如礦監、稅監這樣的經濟問題；也討論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以及經史百家、音韻訓古之學；乃至建立一代樸學之風，但“東林書院”更多夏直接地是探討當時的政治，更具體地說，就是切磋如何將國家社稷的權力從宦臣庸才股掌之中移到真正有學問的士子忠臣手里。雖然東林黨首“高顧”都乃革職的在野士子，但東林書院卻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最高研究機構了，也就是相當于現如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這樣的研究機構吧。
很明顯，東林書院的立人宗旨是反對空談“心、理、性、命”，而提倡“經世之用”的實際學問的，用顧炎武的觀點來說，就是要以“六經之旨與當世之務”相結合，將所學的知識運用到治理國家社稷的大業中去。可惜可嘆可悲可哀的是，這些獨鐘于政治的士子學人們，最終以一個個被送上了政治的斷頭臺而給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了一個悲劇性的句號。然而，顧炎武的精神不死，他的各門學術成就當然是后學們景仰的輝煌業績，而他所高標的士子人格精神魅力，則更是世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顧炎武一再倡揚的“博學于文”、“行已有恥”之古訓，應是時時鞭撻士子靈魂的警世之言。沒有了知識分子氣節操守的“恥”感，何以奢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顧炎武（1613～1682年）初名絳，字寧人，自署蔣山慵，學者稱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作為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顧炎武可謂博學多才，無人可與比肩。但他更看重的是知識分子的人格和精神，更看重的是知識分子在介入政治過程中的那種不朽的氣節操守。顧炎武所撰的那幅東林書院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不僅是東林黨人立人的標幟，而且幾乎成為近三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難以揮去的政治文化情結。可以說，顧炎武的這副對聯概括了作為了個士子應該遵從的自然法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衡量知識分子作用的真理，它是超越時代、國家、民族來檢驗每一個知識分子的試金石。知識分子生存的意義和本能，就在于學以致用，就在于守護正義和道德，就在于站在人性和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進行文化的批判。否則，他只能是那個時代的鷹犬，或是行尸走肉而已。
顧炎武之所以能作為東林黨魁，鼓動一大批文人士子以讀書的形式再造文化批判的輝煌，就在于那個時代一切言論和思想都被禁錮了。“思想的自刎”可能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最為可怕的事情。并非是出于一個故臣之心，也非是為自身的修身養心。當幾近風燭殘年的顧憲成走上這東林書院講壇時，耳畔響起的是宦海的驚濤，腦際奔涌的是紅塵的鏖戰。強烈的知識分子憂患意識，使東林黨人在針砭時弊、臧否人物、指陳朝政時更具有慷慨悲歌的豪情壯志。這種研討政治的讀書方法，開啟的是明清之際的民主學術氛圍的先河，而其根本的意義則是在向皇權索要民主、索要本該屬于為民請命的忠臣賢士的權力。因此才會發生以周宗建為首的東林黨人上疏究論彈劾權閹宦臣魏忠賢的那場惹來殺身之禍的血案。
大概歷代知識分子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庸才當政而天才遭貶，而恰恰每一朝代的皇帝老兒卻都是以重用庸才而疏遠英才來維持自己的統治，這在最昌明的盛世亦莫不能外，這就是中國的統治術，這就是造就千千萬萬個懷才不遇士子的專制搖籃。天啟初年的一封洋洋千言的奏章，道出了東林黨人對當權的魏忠賢的刻骨仇恨，作為對中國歷朝最大也是最無恥的閹黨專制者的挑戰，東林讀書人該不會不知道他們上疏的嚴重政治后果吧？要么滅門九族，要么剪除兇頑。東林黨人在那股強烈的正義感驅使下，在那股充滿著憂國憂民的道義感支配下，直陳魏閹為舉世“千夫所指，一丁不識”的罪臣。這里順便提一下魯迅先生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中的“千夫指”應只此一解，別無旁解。難道皇帝老兒不知魏忠賢是“千夫所指”的閹黨之魁嗎？東林黨人以為自己是在為國為民恪盡職守，為“清君側”而作貢獻，這才是東林讀書人的悲劇所在。因此，皇帝老兒對東林黨人的第一次上疏并未作出過激的反應，而是采取了不予理睬的疏離政策。偏偏是東林黨人不識相，掀起了倒魏除閹的政治高潮。朗朗乾坤，堂堂大明帝國豈能容忍一個大文盲來玷污和主宰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又一個東林黨人左副都御史楊漣跳出來，秉筆直書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狀。這種前仆后繼的精神終于喚起了滿朝文武的知識分子良心，數日便有百余疏上達京畿，果成討伐魏權閹黨之大勢。然而，皇帝老兒在權衡其利弊時，卻毫不猶豫地舍棄了東林黨人，公然站在逆賊一邊。其實這根本亦不足為奇，魏臣賊黨不過是皇帝老兒足下的一群 走狗而已；而你們這些為民請命的文化讀書人則站在本專制的對立面的立場上狂言濫語，觸動的是大明帝國的根；基，犯的是階級立場之死罪矣。讀書可以“學而優則仕”，仕則應為統治者而仕，而不是憑什么讀書人的良心，或是什么做人性的東西來干擾仕途經濟，否則即為旁門左道。可惜這一簡單的道理，是皇帝老兒的棍棒也打不醒的，是劊子手的屠刀也砍不清的。
天啟年間對東林黨人的鎮壓是駭人聽聞的，．魏忠賢在短短的幾年問就制造了兩個“六君子”事件。世人可能就！知道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后死于北京菜市的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這“六君子”的慷慨悲歌。而很少知道中國歷史上還有幾個“六君子”亦都是為了彈劾奸佞而遭貶的史實。宋寧宗時，右丞相趙汝愚被韓胄貶黜。慶元元年（1195年）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范六人上疏反對，即受到皇帝老兒“送五百里外編管”的處罰。宋理宗時，丁大全專橫用；事，寶韋占四年（1256年）太學生劉黻、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陳宗等上書指陳丁的罪惡，遭陷。史稱；“六君子”。可見宋以來統治階級雖對知識分子的上疏彈劾 抱以不屑一顧的態度，但亦非置之死地而后快。然從魏忠賢始，大開了對士子的殺戒。天啟五年（1625年）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為代表的第一批東林黨人被魏忠賢打死在牢獄之中，可稱為東林“前六君子”。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殺興未消，為根除東林隱患，用極其殘忍的酷刑又殺戮了東林黨人周起元、周宗建、繆昌期、黃尊素、周順昌、李應異等“后六君子”（亦有將未入獄的高攀龍投池自盡合稱為“七君子”的）。由此可見，統治階級對危害其統治的知識分子道德良心的殺戮是毫不手軟的。讀書是不可以讀出思想來的，讀書是不可以讀出良心來的，你只能讀出一紙的服從和御用，才能平安無事，才能飛黃騰達。否則，你這“聲聲入耳”“事事關心”的讀書非遭凌遲不可。
高攀龍投水而死，而臨死前亦未忘記“君恩未報，結愿來生”的遺恨。楊漣被捕時唯恐逮捕他的緹騎遭到民反之不測而緊緊相隨。周順昌被捕時，十萬市民群情激憤發動了“開讀之變”，追打前來公干的緹騎，而周氏等人卻“曉以大義”，大談其忠節。真不可不謂迂腐矣。很難想象，顧炎武、高攀龍在當初東林杏壇上講學研討“家事國事天下事”時，有否更加深入地探討人格氣節在“經世致用”中能否直指最高統治階層的問題？有否討論知識分子的文化批判功能就是要和統治思想保持逆反狀態的文化問題？我想，這些問題，顧炎武們是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敢于提出的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文化死癥問題。因此，它很快就造就了東林黨人文化人格的分裂。
顧炎武保住了性命，流亡他鄉，茍活下來了。可以說，顧炎武活得太長了，近七十歲，這在那個時代是早已古稀之年。可以欣慰的是，他等到了大明帝國的覆滅。但是，他的晚年一直在為“反清復明”奔走，耗盡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滴心血。人們一直將他作為知識分子氣節人格的楷模而垂范青史，可謂不負皇恩、不事二主的故臣之心永鑒人心矣。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人格氣節用于任何統治階級都是徒勞的，在這忠貞不貳的道德掩蓋之下，刪除的是知識分子對統治階級的文化批判功能。從這里，我似乎找到了后期東林黨人投降清廷的答案——錢謙益可謂聰明絕頂，他在讀遍了歷史，讀遍了知識分子辛酸，讀遍了東林悲劇的歷史后，猛然醒悟了——做任何朝代的臣子仕人反正都是走狗而已，能仕前朝，焉不能事后朝？！既然知識分子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既然“思想自刎”了，又何談氣節操守？走狗跟哪個主子不是一樣？！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他才遏制了與柳如是一同投水盡忠的“愚昧”之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的茍活質量似乎并不比顧炎武們差到哪里去。只不過是為一主和為二主之區別矣。跳出皇權統治思想的困囿，二者都是失卻了知識分子主體意識的奴才而已。他們的區別就在于個人道德品質的高下之分。
在人格氣節的贊歌背后，我們亦要看到它的歷史局限，但愿他們的枯骨成為一柄棒槌，時時敲打著如今知識分子的心鼓。
1997年7月1日草于紫金山下
摘自《江南悲歌》，丁帆著，岳麓書社，1999年4月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