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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黃宗羲出生在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劇變時期，劇烈的社會變動使他不斷思考歷史的變動，由此形成了他的歷史哲學。黃宗羲的歷史哲學以《周易》的變通思想和歷算學的研究為理論基礎，其歷史變革的根本之道是仁義，其中心是萬民，其方法則是變革制度。這是一個嚴密的理論體系。
關鍵詞：黃宗羲；歷史哲學；變通；仁義；萬民；制度
黃宗羲身處動蕩不安的明末清初社會，對社會歷史的變化發展有切身感受和深刻認識。他在自己撰寫的《留書》、《明夷待訪錄》、《易學象數論》、《孟子師說》、《破邪論》等著作中，較為完整地表達了自己的歷史哲學。他對歷史變革的思考，深刻而又有特色。
一
黃宗羲在論述歷史問題時，強調變革的重要，提出過變革封建體制的種種看法。他的這種求變的思想，與他對《周易》的深湛研究分不開。他潛心研究《周易》，晚年著成《易學象數論》一書，站在義理派立場上，一一辯正象數派附會在《周易》上的種種謬說，諸如納甲、占課、天根月窟、卦氣、卦變、六壬等，以求恢復《周易》之本意，體現出求實明理的精神。與此同時，黃宗羲對《周易》的變通思想多有闡發，他說：“蓋《易》非空言也，圣人以之救天下萬世者也�！侔耸呢痴�，皆一治一亂之脈絡，陰陽倚伏，可以摹捉，而后圣人得施其苞桑拔茅之術以差等百王。故象數之變遷為經，人事之從違為緯，義理即在其中。一部二十一史，是三百八十四爻流行之跡也�！盵1]又說：“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盵2]（卷六《胡仲子翰衡運論》）《易經》講變化，含有深刻的辯證法因素，其中的爻，就是講變化的，陰陽二爻的不同排列方式，即演化出世界萬物包括人類社會的變化發展，黃宗羲在解釋“革”卦時就曾說：“器弊改鑄之之為革，天下亦大器也，禮樂制度，人心風俗，一切變衰，圣人起而革之，使就我范圍以成器。后世以力取天下，仍襲亡國之政，惡乎革？”[3]（卷六《胡仲子翰衡運論》）很明顯地闡發了“承敝易變”的思想。除《周易》外，黃宗羲的歷史變革思想還來源于他對自然科學的研究。他是“通天地人之儒”，[4]在中西天文歷法、算法、地理學方面有極高的造詣，作有《歷學假如》、《授時歷故》、《回歷假如》等歷算學著作以及《今水經》等地理學著作多部。他不是一個專門的自然科學家，但他能夠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打通，“太沖于史學而注意歷法地理，蓋猶顧寧人之治經學而特注意于音韻，均于學術界最有發明者也”。[5]一方面，他用自然科學知識揭露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的虛妄和危害，進一步破除先儒在“天人之際”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另一方面，他從宇宙、天象的往復變化，萬物的此消彼長中受到啟迪，并將其與明清易代的歷史巨變結合起來，認識整個人類社會的變化發展。而且，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變化發展是有秩序有規律的，所謂“大化流行，有一定之運。如黃河之水，自昆侖而積石，而底柱，而九河，而入海，盈科而進，脈絡井然”。[6]
黃宗羲的歷史變革論還建立在氣本論宇宙觀之上。他吸收張載的氣本論，指出：“盈天地間皆氣也。”[7]（卷六十二《蕺山學案》）氣是一切運動變化的主體。這一點與王夫之的“氣一元論”是一致的。以氣本論為前提，他又提出“理氣是一”的命題，指出氣是理的基礎，理是從屬于氣的，但理氣又是不相離的，是統一的，從而否定了程朱“理在氣上”、“理在氣先”的客觀唯心主義，[8]使自己的歷史變革論建立在了唯物主義思想之上，能夠按社會歷史變化發展的實際來描述歷史。
黃宗羲還指出，事物變化之中又有不變，他說：“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后必有夏，秋之后必有冬，人不轉而為物，物不轉而為人，草不移而為木，木不移而為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9]（卷二《崇仁學案二》）又說：“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即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盵10]（卷二）從上面這些話，結合他的“理氣是一”觀，我們可以看出，黃氏的“不變”是寓于“變化”之中的。所謂“變”者，就是“流行”、氣；所謂“不變”者，就是“主宰”、理。但主宰在流行之中，理在氣之中，故而不變寓于變化之中。不變只是相對變化而言的，是萬物流行中的規則、條理、秩序，是事物運動中的相對靜止。并非變化之外又有絕對靜止的本體，也不是“太極、道、理本質不變”。[11]黃宗羲是在指出，所有的變化都是有規則的，不是亂變。
黃宗羲的歷史變革論還注意到歷史條件，即“時”與“勢”的重要。他認為，只有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變革才會成功。他在論述胡翰《衡運論》時就說：“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睔v史變革的條件不成熟，變革便不會出現。如果歷史出現必然滅亡的趨勢，人力也無法挽救。他在論述南明小朝廷的滅亡時就說：“故帝之亡，天也，勢也�！彼凇睹饕拇L錄》的《建都》中也提到“因時乘勢”，進行變革。他主張建都金陵，但有人不同意，認為關中形勝至上，應建都關中。黃氏指出，時代變化了，條件也變化了，建都地點自然隨之變化，所謂“時不同也”。秦漢時期，關中田野開辟，人物殷盛，而吳楚之地則處蠻荒，經濟落后，不能與關中相比。如今關中屢遭寇亂，十室不存二三，經濟衰敝，人才凋零，一切仰食東南，而東南地區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在此建都，有利于王朝安定。
黃宗羲的歷史變革論有歷史循環論的跡象，也包含有一定的進化論的因素。他在《孟子師說》中談及社會歷史的治亂盛衰時，認為社會歷史的變化發展與自然界的變化一樣，都是盈與虛、治與亂、盛與衰循環不已的運動，所謂“治亂盈虛，消息盛衰，循環不已”。在《明夷待訪錄·題辭》中，黃宗羲也談及社會歷史治亂問題，說：“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并依十二運治亂循環觀推算，從周敬王甲子（前477年）到康熙二年黃氏作《待訪錄》時，皆在一亂之運，二十年后始交“大壯”，由亂而進于治。黃宗羲晚年著《破邪論》，其題辭中又談及治亂循環問題，由于他所期望的“大壯”之運沒有出現，故而他對十二運治亂循環說深致不滿。可以看出，有關社會歷史治亂循環的問題，一直是黃宗羲潛心玩味的歷史哲學問題。對于一治一亂的循環論，他有所懷疑，但又沒能走出這個圈子。
黃宗羲論述過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總趨向，《留書·文質篇》就從傳統的“忠”、“質”、“文”的變化中論述了由忠而質而文的社會進步。他指出周代最強盛時，“中國之人”在文學、禮制、分工、倫理、衣食住行諸方面都遠遠超過“要荒之人”，這些都是一代又一代圣人“相續而治”的結果，如果“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魯衛之士也”，照樣能達到“中國之人”的文明程度。在這里，黃宗羲論述了人類由“野”到“文”，又從文之不備到文之大備，其總趨勢是向前的觀點。這顯然高出于循環觀，是一種進化的看法。可惜，黃宗羲并未把這一觀點貫徹到全部認識當中，在論述社會歷史變動時，他用得最多的概念依然是“一治一亂”、“盈虛消長”等。當然，我們也應看到，黃氏指出社會治亂盛衰的變動，其根本目的不僅僅是要表達一種運動觀，更重要的是要探尋“治亂之故”，[12]即歷史變化的原因。
二
在導致歷史運動的諸因素中，黃宗羲特別強調人的力量，他在談到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時說：“后世之所謂天時，當群雄競起大亂之時是也；所謂地利，如唐失河北而亡，宋都臨安而弱是也；至于人和，則萬古不易，……而天時地利皆失，不能不累及人和也�！盵13]（卷二）天時地利等因素會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變化產生影響，但人卻是“萬古不易”的最關鍵的因素。
在人這一推動歷史變革的關鍵因素中，人之“心”又是最為重要的，甚或是根本性的動力。黃宗羲所謂“心”，不是指人的思維能力，而是人的道德倫理意識。黃宗羲將人作為社會歷史變革的主體，并由此導出：主體的人是不是遵循儒家的倫理道德原則，是造成社會治亂的動因和關鍵，而在這些道德規范中，“仁義”又是關鍵中的關鍵。從黃宗羲的論述中，我們明顯地看到他帶有陽明心學的影子。他說：“天地以生物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萬變而不紊者，義也。仁是乾元，義是坤元，乾坤毀則無以為天地矣，故國之所以治，天下所以平，舍仁義更無他道�！盵14]（卷一）又說：“天地之生萬物，仁也。帝王之養萬民，仁也。宇宙一團生氣，聚于一人，故天下歸之，此是常理。自三代以后，往往有以不仁得天下者，乃是氣化運行，當其過不及處，如日食地震，而不仁者應之，久而天運復常，不仁者自遭隕滅�！盵15]（卷四）仁義之道乃治亂根本，以仁治天下，是社會運動的“常理”，以不仁治天下，則是反常，反常現象不會久存。社會運動符合“常理”即為“治”，出現“反�！奔礊椤皝y”。仁與不仁，是決定社會治亂的根本。
黃宗羲強調“仁義之心”在歷史變革中的重要，他的仁義不是只求于自身修養的“內圣”，而且還發為事功，是與事功相統一的。仁義是根本，事功是仁義之道的表現，事功中體現仁義。由此，他區別了王道和霸道，“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術，事功本之心術者，所謂‘由仁義行'，王道也；只從跡上模仿，雖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謂‘行仁義'者，霸也”。[16]（卷一）就是說，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仁義之心，王道根于仁義之心，霸道無仁義之心而只追求利欲，由仁義之心而發為事功者，為王道，否則為霸道。
從仁義之心對歷史變革的重要性出發，黃宗羲考察了人的主觀動機對歷史事件的重要作用�！叭诵臒o不仁，一念之差，惟欲獨樂。故白起發一疑心，坑四十萬人如蟣虱；石崇發一快心，截娥眉如芻俑；李斯發一饕心，橫尸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戰國之君，殺人盈城盈野，只是欲獨樂耳”。[17]（卷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有極其復雜的原因，歷史人物的主觀動機、道德意識，即所謂“一念之差”，當然也起很大作用。黃宗羲能夠看到人的思想動機在歷史活動中的作用，實屬難得。由此出發，他特別重視君主的自我修養，并從心學的角度將儒家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加以發揮，要君主自覺地端正思想動機。黃宗羲在論述歷史變革時，一方面能夠認識到歷史變化有一定的客觀趨勢及必然性，人們必須因時而變，順勢而治，另一方面又能看到人在歷史變革中的主導作用，注意到人的主觀動機對歷史事件的影響，確乎達到了歷史哲學的高水平。
三
黃宗羲歷史變革論的中心是萬民。在他看來，所有的變革都必須圍繞萬民的利益進行，都必須有利于民生，一切均要從民眾之需要出發。這是孟子“民貴君輕”思想在明清之際的重新發揮，是黃宗羲用以區別仁義之心與非仁義之心的標準，更是黃宗羲歷史變革論的立足點。從黃宗羲的著作中，我們無數次地看到這樣的言論，諸如“志仁者從民生起見”，[18]（卷六）“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19]（《原臣》）等等。從關注生民休戚這一中心出發，黃宗羲指出了封建君主專制愈來愈強，人民遭受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愈來愈嚴重的現實。他認為，中國歷史有兩大變局，秦漢為一變，蒙元為一變，愈變對老百姓的盤剝愈嚴重，所謂“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后，古圣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茍非為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20]（《原法》）他認為，歷史經此兩變，積弊日久，百姓災難日深，小的變革已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遠思深覽，一一通變”，進行較大的變革。只有這樣，才能結束生民戚戚慘慘的生活。他還具體分析了一些制度的變更對百姓日深一日的盤剝。比如稅法，從古代井田制到秦廢井田，為一變；自秦而至于唐，行兩稅法，由征粟帛改為征錢，又一變；自明以來，廢錢而征銀，此又一變。“經此三變，民生無幾矣”。[21]（卷三）制度的變化，關鍵是看其病民還利民，利民之變為善，害民之變為不善。
從萬民利益出發，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對封建君主專制進行了猛烈抨擊。他把三代以下與三代以上進行了對比，認為三代以上之君，為萬民而設，為萬民謀利；三代以下之君則為個人謀利，將天下變為個人之私產，胡作非為，“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22]（《原君》）三代以上之臣，為天下萬民，非為君主一人，三代以下之臣，只為君主謀利。三代以上之法是萬民之法，三代以下之法則是一人之法。賦稅由古至今，愈來愈重，取士制度由古至今，弊端愈來愈多�？傊�，三代以來，各種制度都變成與民眾利益相對立的了。
黃宗羲在批判封建君主專制、變革社會體制時，數言三代，盛贊三代制度良善，而后世弊端叢生，其目的并不是要復古，而是借儒家所崇尚、向往的三代制度來批判后世愈來愈嚴酷的封建君主專制。黃宗羲生活的時代，雖然已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也出現了帶有市民氣息的種種思想，但成熟的市民思想并未形成，還不可能為人們批判封建君主專制提供新的銳利武器，黃宗羲只能從積淀深厚的傳統儒家優秀思想武庫中取來武器，對君主制進行批判，此乃時代條件使然，不能過分苛求。況且，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變革封建專制體制的種種方法，富有時代氣息，將儒家民本思想與明中葉以來生長的“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個體平等觀念相結合，為人們設想了一幅未來社會的藍圖。
在政治體制上，其一，君、臣平等，共同理事。君臣和父子不能相提并論。父子關系是血緣關系，千古不變，故父為子綱；君臣關系不是血緣關系，是因“天下之責”而聯結在一起，可以“累變”。這就打破了封建時代家、國同構的觀念，有了近代資本主義思想的萌芽。其二，提高宰相地位，限制君權。其三，以學校作為監督君主的議論機關。在法律上，要求“立天下大法”，“廢一家之法”，主張法治重于人治。在經濟上，提出恢復井田制以抑制土地兼并。在文化上，主張興辦學校，提倡絕學。等等。這些，就是黃宗羲所向往的歷史變革的最終結果。
黃宗羲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以及對未來社會的構想，在近代中國產生過很大影響。戊戌維新運動高漲時，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節鈔《待訪錄》，印行數萬冊，廣泛散布，并說該書是當時“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是“宣傳民主主義的工具”。[23]資產階級革命派人物陳天華在《獅子吼》一書中將《明夷待訪錄》與盧梭《民約論》相提并論，足見《待訪錄》本身具有民主啟蒙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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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煙臺師院學報》2003年第2期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