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懷宇
卞孝萱先生室名為“冬青書屋”。他的學術生涯是從研究劉禹錫開始的，室名就源于劉禹錫自喻品格的詩：“于樹似冬青。”他自稱：“室不雅，但常高朋滿座，有白發蒼蒼的耆舊，也有西裝翩翩的青年，談論文史、品評字畫。”
談論文史時，卞孝萱帶著濃重的揚州口音，中氣十足。說起早年在揚州的生活，他取筆畫出一張地圖，詳細解釋當年從家到學校，要經過太傅街的阮元故居，路上所見還保存著晚清遺風。由孤兒苦學而成清代揚州學派代表人物的汪中，是他常常自勉的鄉賢。又取出由饒宗頤題簽的著作《鄭板橋叢考》，介紹自己研究清代揚州畫派的心得。
品評字畫時，卞孝萱又帶我們到房中觀看眾多名家的字畫。對他來說，金石家中，喜歡看馬衡、容庚的墨跡；哲學家中，喜歡看熊十力、宗白華的墨跡；史學家中，喜歡看“南柳(詒徵)北陳(垣)”的墨跡；文學家中，喜歡看柳亞子、金松岑的墨跡。
說起書信交往，卞孝萱取出啟功的來信，又說錢鍾書也有書信，并贈《圍城》。當年他的母親向鄰人學字再教他的事跡，有多位學人作詩記錄。柳亞子的贈詩中有句：“教兒先就學，即學即傳人，此是彌天愿，寧關一室春。”陳寅恪詩《寄卞孝萱》其一為：“卞君娛母以文字，千里乞言走書至。我詩雖陋不敢辭，嘉君養親養其志。”
卞孝萱說，早年自學路上曾向許多學者求教，成年后在學術上主要是幫了三個了不起的人物，自己也受益匪淺：第一個是范文瀾，第二個是章士釗，第三個是匡亞明。如今，他獎掖后進也不遺余力，他指導過的一位研究生在文章中寫道：“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是有形的，而先生的刻苦精神與求實態度，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情操，是無形的，是足以使我們終身受用不盡的精神財富。”
卞孝萱雖然白發蒼蒼，但精力充沛，現在每天讀書寫作，關注外面的學術信息。笑著說養生之道是：“從來不鍛煉身體，心態平和，不和人鬧矛盾。”
吸收眾家之長 自學成才
1924年，卞孝萱生于揚州沒落的書香門第。出生不到兩個月，父親去世，寡母與卞孝萱相依為命。不識字的母親每天先向鄰人學會幾個字，然后回家教卞孝萱。日后有幾十位前輩為此事作畫賦詩填詞。日軍侵華，揚州淪陷后，物價飛漲，18歲的卞孝萱獨自到上海謀生，白天在銀行工作，晚間進夜校補習，走上自學之路，遇到疑難問題，便向學者求教。
南方都市報：你出生沒多久父親就去世了？
卞孝萱：我出生不到兩個月我父親就去世，我是母親撫養大的。
南方都市報：小時候由母親向鄰居學字后轉教給你？
卞孝萱：我認字是我母親教我的。我母親是一個舊式的婦女，她不認字，向別人學字，回來教我，這樣兩年后，她也識得字了。我家里是一個沒落的書香門第。家里很窮，但還有古書，我的親戚朋友中有很多讀書人，我從小就跟他們學習，有些東西是書本上得不到的。
南方都市報：在家鄉受教育的情形是怎樣的？
卞孝萱：我在家鄉的時候，看到的東西跟清朝末年沒有多大區別。我小時候學習古代的東西比較容易，揚州是歷史文化名城，就是活的化石。揚州收藏的古人的字畫很多，清朝的翰林、進士、舉人、秀才很多，他們的生活都是過去的那一套。每天我從家到學校，就要經過太傅街，街道、商店都是過去的樣子。我小時候熟悉的是這些東西。
南方都市報：抗戰后，你離開家鄉到了上海謀生？
卞孝萱：我讀到初中時正是抗戰，揚州變成淪陷區了。我到溱潼鎮就讀于江蘇省立第一臨時高級中學。讀完之后就沒有讀大學了。后來到上海的銀行工作。我就自學，上海有圖書館。
南方都市報：在上海工作了多長時間？
卞孝萱：在上海工作了三四年，又調到廈門工作了一兩年，然后就到北京了，參加革命。這是我人生當中走的一條彎路，由于謀生，去做銀行了。我一方面做銀行，一方面學習，發表一些文章。
南方都市報：有什么自學的方法？
卞孝萱：我自學并不容易。自學的方法跟學校里的是不同的，學校里有老師定期上課，接受的是一家之長。我自學就可以吸收眾家之長，不局限于一家之言，這是好處。壞處就是碰的釘子多，費的工夫多，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有毅力，也要有一定的悟性。要想得到一個新成果，很不容易，首先要思路對，當時我的想法是全面占領劉禹錫、元稹研究，重點占領韓愈、柳宗元。因為前人對劉禹錫、元稹的研究成果少，對韓愈、柳宗元的研究成果多。
南方都市報：這時你向許多名學者請教，陳寅恪先生的詩集里有送給你的詩？
卞孝萱：是的，他曾寫詩給我。陳垣也為我題辭。18歲我高中畢業以后，就開始跟許多學者交往了。我是慕名跟他們交往，有的見面，有的通信，他們覺得孺子可教，對我都很好。
逛琉璃廠，以小說書畫證史
1949年，卞孝萱到北京的銀行工作，利用業余時間，刻苦自學。他從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時期重要人物碑傳入手，研究清以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銘、家傳、行狀等，發表了一批學術文章。后受推薦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范文瀾指導下，協助修訂《中國通史簡編》。卞孝萱遵照范文瀾“專通堅虛”的教誨，以唐代文史為主攻方向，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單一范圍，開拓了一個點面結合、文史結合的領域。
南方都市報：到了北京之后，你是一邊在銀行工作，一邊進行學術研究？
卞孝萱：是的。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就是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在北海旁邊，有一個好處，晚上也開。我每天從銀行下班以后，就到圖書館看書，看到關門了才回去。星期天也去，自學是很刻苦的。
南方都市報：50年代你經常去逛琉璃廠？
卞孝萱：在北京，市場我是不去的，風景點也不去的。只去兩個地方，一個是北海附近的北京圖書館，一個就是琉璃廠，當時琉璃有很多舊書店，還有地攤，有好書。我現在到外地開會，也不去市場買東西，就是看看當地的舊書店。
南方都市報：當時琉璃廠有很多好的舊書？
卞孝萱：是的。現在琉璃廠盡是新書，沒有什么舊書了。我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的時候，買了很多舊書，也交了許多朋友。我交往的朋友有幾種，一種是研究文學、歷史的，一種是書畫的。我主要向文史專家請教。當時跟啟功交往，重點還是書畫方面。
南方都市報：啟功先生和你通了許多書信？
卞孝萱：我跟啟功是文字之交。我珍藏著啟功寫給我的信和他早年的文章。（取出啟功早年的文章）我最近發表了幾篇關于錢鍾書的文章（又取出錢鍾書所贈《圍城》）。
南方都市報：你和錢鍾書先生如何認識？
卞孝萱：我是先認識他爸爸，再認識他。解放之后，我在北京，他的爸爸錢基博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因寫《中國文學史》，托我在北京琉璃廠給他買書。那時候舊書便宜得不得了，買了書之后，我就寄給他，他寄錢給我。有時候他讓錢鍾書帶錢給我，我就認識錢鍾書和楊絳，楊絳是大家閨秀，錢鍾書風度翩翩。
南方都市報：范文瀾先生看了你寫的文章，請你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卞孝萱：當時我寫的是近代史的東西。范老發現我以后，就把我調到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我去了以后，就不再搞近代史研究了，而是幫范老編《中國通史簡編》。我住到范老家。
南方都市報：在他家的生活怎樣？
卞孝萱：他家是一個小樓，隔壁住著華羅庚，就在北京師范大學對面。樓下他自己住，樓上是我們幾個助手住。
南方都市報：范文瀾先生的風度如何？
卞孝萱：他是長者之風，仁者之風。當時活動多，他讓我們年輕人住到家里，可以減少活動，集中精力學習。他編著了那么多書，一分錢稿費都沒有拿過，所有的稿費都上繳做黨費。他自己講：我拿的工資已經多了。他為人忠厚，不與人勾心斗角，爭名奪利。我受他的影響很大，這么多年來，我只做教授，不參與別的活動。
南方都市報：你此后的中唐研究是從劉禹錫開始的？
卞孝萱：我先搞近代史，后來就搞唐代。我注重中唐，就是劉禹錫、元稹、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我覺得盛唐的李白、杜甫、王維，搞的人太多了，搞中唐的人相對地少，應予注意。我先搞中唐詩，后來就搞唐代的傳奇小說。另外就是研究揚州八怪。我把陳寅恪“以詩證史”的方法用到“以小說書畫證史”上去。
助章士釗校勘《柳文指要》
卞孝萱在圖書館看書時認識了章士釗的秘書王益知，后來成了章士釗家的常客，共同研究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釗出版《柳文指要》時，需要卞孝萱當助手，便寫信給周恩來，請將卞孝萱從干校調回北京。卞孝萱協助章士釗校勘《柳文指要》全稿，在章家工作了一段時間。《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釗在贈卞孝萱的著作上題詞：“孝萱老棣指疵。此書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為感謝。”
南方都市報：在北京期間，學界的風雨經歷得多嗎？
卞孝萱：從“反右”到“文革”，我沒有吃太大的苦，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題。我這人的處世方式是不跟人爭，你對我好，我對你更好。我明白到一點：知識分子安身立命在學問上，不在于其他方面。我把心思放在學術上面。
南方都市報：你是怎么認識章士釗先生的？
卞孝萱：我跟他原來一點關系也沒有，他搞《柳文指要》，派他的秘書王益知到圖書館查資料。王益知給章士釗寫封信還可以，查資料就遇到麻煩了。我那時候經常在圖書館看書，所以我們兩個人就在圖書館碰頭。王益知有什么問題，我就幫他解決。他回去就跟章士釗提起我，一次兩次以后章士釗就對我有印象了。后來章士釗就讓王益知請我到他家去談了。
南方都市報：章士釗給你的印象如何？
卞孝萱：章士釗是政治家兼學者，他跟毛澤東感情太深厚了。章士釗是湖南長沙人，早年與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一同留學英國。回國后，楊昌濟在湖南第一師范做校長，毛澤東是他得意門生。章士釗同情革命，曾經幫助過毛澤東，所以毛澤東后來優待他。
南方都市報：此后你一度離開北京下放去勞動？
卞孝萱：我們下放到河南了，社會科學院的人都下放到那里，錢鍾書、楊絳、余冠英、俞平伯等都下放到那里。1971年毛澤東要出版章士釗的《柳文指要》，這樣章士釗就寫信給周恩來，請調我回來，幫助校勘《柳文指要》。我就在他家里，幫他把這部書出版了。
南方都市報：在章家工作的情形如何？
卞孝萱：章士釗住在一個很古雅的四合院里。當時章含之在二外教書，還沒有嫁給喬冠華，她也下放了，這時也回來，到外交部做一個副司長，喬冠華是外交部長。章含之嫁給喬冠華是后來的事情，章士釗的《柳文指要》出來以后，就讓章含之把書送給喬冠華，這部書是他們姻緣的契機。
南方都市報：《柳文指要》完成后，你和章士釗交往還多嗎？
卞孝萱：1971年，《柳文指要》出來以后，中華書局贈章士釗一百部書，章士釗用來送人，毛澤東、朱德、宋慶齡、郭沫若等都有。給啟功的那一部是我去送的。啟功不認識章士釗，章士釗也不認識啟功，啟功收到《柳文指要》后，由我帶他到章士釗家里去見面。后來章士釗去了香港，在香港去世。
編書治史，主張學術民主
“文革”后期，卞孝萱到家鄉揚州師院任教。1984年，卞孝萱調入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與程千帆、周勛初等組成實力雄厚的學術隊伍，培養了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卞孝萱開設的中國文化史、年代學研究、唐代小說與政治等課程，深受學生歡迎。在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主編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卞孝萱撰寫《劉禹錫評傳》和《韓愈評傳》，不久匡亞明聘任卞孝萱為副主編。近年來，卞孝萱主編《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叢書》和《中華文化百科》等，主張學術民主：觀點上各抒己見，自由發揮；文字上各顯風采，不拘一格。
南方都市報：“文革”后期你曾一度到家鄉揚州任教？
卞孝萱：“文革”中知識分子在北京沒事做，我母親年紀也大了，我就到揚州師院。我是揚州人，回鄉后我發現做學問一定要在大地方，不能在小地方。大地方的信息及時，資料豐富，人才很多，交流廣泛，小地方是不能比的。
南方都市報：后來是什么機緣到南京大學任教？
卞孝萱：我在揚州的時候，南京大學曾想調我，揚州師院不放，我就又回北京去。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又做了四年，1984年到南京大學來了。當時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最早的博士生導師就是程千帆、周勛初、我。那時候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的老教授去世了，程千帆和我都是外地請來的。
南方都市報：后來怎么協助匡亞明先生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
卞孝萱：我來的時候，匡亞明是校長，后來是名譽校長，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我是副主編之一。我跟范文瀾、章士釗、匡亞明開始都是不認識的。
南方都市報：匡亞明先生的為人如何？
卞孝萱：他為人挺好。他原來是吉林大學校長，我去過吉林大學，吉林大學個個人都說匡亞明好，在位的時候人家說他好不稀奇，他走了人家還說他好，才是真好。匡亞明校長尊重人才，蓋了好房子，要給教師住。他全心全意主編200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他在世時，每部書他都要審讀。
南方都市報：你在教學上有什么個人的經驗？
卞孝萱：我跟青年人關系比較好，青年人也愿意與我接近。我年輕的時候接觸很多老人。老先生有兩種，一種是對后生提攜、幫助，這種人是大多數。也有少數是遏制后生的。我從自身經歷中，感覺到老先生引導后生學習很重要，現在常有年輕人到我家里來，我給他們講課。我對他們說，寫文章不要說空話，要注重材料。
南方都市報：你到了南京之后，注重六朝史研究？
卞孝萱：我到了南京以后，創辦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我主張學術研究要貼近本地的生活，我回揚州以后就重點研究揚州八怪，來到南京就組織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我當了十年的會長。這個研究會有學術活動，有產品，干實事，培養人才，我們出了一批六朝的書。
南方都市報：從自學成才到成為大學教授，一路走來有什么心得？
卞孝萱：我走了許多彎路，不像現在的青年大學畢業之后讀博士，博士讀完當教授。但是成名太早也有一個毛病，知識面較窄。譬如研究某一問題，雖在一方面說得通，但放在大的文化背景里可能就說不通。所以現在各所大學都提倡跨學科研究了。人文科學是相通的，文史哲是不可分的，沒有精而不博的人。
原刊《南方都市報》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