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
內容摘要：鄭板橋的民本思想與其家庭環境、早年生活、文化傳統等三個方面相關，其思想內容可歸納為憂國憂民、農夫第一、務本勤民、澤加于民、扶危濟困、教子忠厚、畫慰勞人等。
作為“揚州八怪”的杰出代表，鄭板橋詩、書、畫“三絕”的高超成就，是其民本思想的真實流露。他留給后人一份豐富的文藝財富也是一份豐富的精神財富。盡管其民本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時代的局限，但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仍可作為借鑒。探討鄭板橋的民本思想，不僅有學術價值，而且有現實意義。特撰此文，進行考論。
鄭板橋民本思想的來源
家庭環境 據《昭陽鄭氏譜》，鄭重一、重二兄弟，“洪武年間，自蘇州閶門播遷興化。”鄭重一是“長門”，傳十四世為鄭板橋。世代務農，也有讀書的，但在鄭板橋之前，他家沒有中進士，做縣令的。《清史列傳》說鄭板橋“家貧。鄭板橋所書《劉柳村冊子》說“板橋最窮最苦”。事實怎樣呢？“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吃秕糠，啜麥粥，搴取荇葉蘊頭蔣角蔣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1]他父親鄭之本，“廩生”[2]，“教授生徒”[3]，是個不發達的讀書人。
早年生活 鄭板橋一生經歷了三個階段：早年讀書，應舉，授徒；中年為七品縣令；晚年罷官賣畫。乾隆二十五年鄭板橋所書《后敘》云：“初極貧”，即指早年生活。他所作《七歌》真實地吟詠了早年生活情況：
“鄭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其一）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其二）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后母心悲酸。……時缺一升半升為，兒怒飯少相觸抵。伏地啼呼面垢污，母取衣衫為湔洗。”（其三）
“布衾單薄如空橐，敗絮零星兼臥惡。縱橫溲溺漫不省，就濕移干叔夜醒。”（其四）
“幾年落后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里還家到反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其五）
“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絡饑無糜。啼號觸怒事鞭樸，心憐手軟翻成悲。蕭蕭夜雨盈階，空床破帳寒秋水。清晨那得餅餌持，誘以貪眠罷早起。”（其六）
國家圖書館藏玉書樓刻《板橋集》有佚名批語：（《七歌》其二）“讀至此，不淚下，鐵石心腸。”（其六）“寫來悲慘如見”。
文化傳統 中國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民眾的力量。民本思想在中國很早就出現了。如：《尚書·夏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黃石公三略·上略》：“庶民者。國之本。”《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王制》：“庶民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賈誼《新書·大政上》：“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貞觀政要·務農》引唐太宗云：“國以人為本。”……都是精辟的見解。
綜合以上，自身的家庭環境，早年的生活經歷。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為鄭板橋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礎。
鄭板橋民本思想的表現
與鄭板橋的生活經歷相對應，他的民本思想也可分為三個階段：早年（讀書、應舉、授徒）是形成時期，中年（做官）是實踐時期，晚年（罷官賣畫）是皈依時期。今將鄭板橋的民本思想的表現，概述如下：
憂國憂民 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乾興元年（1022）“監泰州西溪鎮鹽倉”，天圣元年（1023）“除興化令”。[4]據葉大發《高郵政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昔文正公為士時，已有澤民之志，每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初仁西溪鎮官，即請于朝，筑捍海堰，為承楚泰三州民田無窮之利。作小官時，志慮力量已如此，異時勛名滿宇宙，皆自此發之。”《范文正公年譜》說：“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范仲淹“遺德在民”，興化人“永久弗忘”。[5]范仲淹是鄭板橋所景仰的宋代四位名相之一[6]，其憂樂觀對鄭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乾隆二十五年鄭板橋所書《后敘》云：“嘆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憂國憂民，是天地萬物之事。”顯然，“天地萬物之事”重于“一身一家之事”。“憂國憂民”思想是鄭板橋民本思想的重要內容，而“嘆老嗟卑”不過“偶一寓意”。可以說，鄭的“憂國憂民”思想，與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7]的懷抱，是一致的。
鄭板橋“憂國憂民”思想還表現在文學批評中。他將古代詩文，分為大乘法與小乘法。他贊揚大乘法“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批評小乘法“究何與于圣賢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8]簡言之，大乘法指具有“憂國憂民”思想者，小乘法指不具有“憂國憂民”思想者。杜甫詩是鄭板橋所謂大乘法之代表作。
鄭板橋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中，贊揚“少陵詩高絕千古”。他舉出《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后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總而言之，“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故其詩信當時，傳后世，而必不可廢。”他在《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中，批判“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著民間痛癢？”鄭板橋以民本思想為標準來褒貶古代詩人，可稱慧眼卓識。
農夫第一 按照中國的傳統，有所謂“四民”（士農工商）之說。鄭板橋不以為然，他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說：“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理由是：“農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鄭板橋“農工商士”的觀念，與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工商學兵”口號相合。鄭板橋在封建社會中有如此開明的見解，是多么難能而可貴！
務本勤民 鄭板橋之所以“最重”農夫，是因為農夫“養天下之人”。由此產生務本勤民思想。李魚單畫了一幅稻菜圖，鄭板橋題云：“稻穗黃，充饑腸。萊葉綠，作羹湯。味平淡，趣悠長。萬人性命，二物耽當。”[9]牽牛、織女是兩個星座名。傳說牛郎與織女分居在銀河兩側，每年農歷七月七日之夜，才得渡河一會。鄭板橋對牛郎織女作出新的解釋：“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為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鑒矣。”[10]古人如唐太宗說過“人以衣食為本”[11]，明太祖說過“農桑，衣食之本”[12]等語，都不如鄭板橋說得鮮活動聽。
澤加于民 “憂國憂民”思想和“澤加于民”思想是鄭板橋民本思想的兩個主要內容，并互相聯系。《孟子·盡心上》：“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熟讀《四書》的鄭板橋，自幼牢記在心，他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說：
“吾輩讀書人，……守先待后，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后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
對照一下葉大發《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中的話：
“前輩謂士自一命以上，茍存心于澤物，皆可有濟。吾儕學古入官，當志文正公之志。彼囊帛匱金，笑與秩終身，寵而載高位，家肥而食厚祿，止自為溫飽計，念不及吾民者，盍少愧哉！”
兩文都從正反兩面發揮了孟軻“澤加于民”的思想。興化修建范仲淹祠的用意是：“使后之登斯堂者，景先哲之高風，以勵壯志。”[13]范仲俺在興化的政績，對鄭板橋有著直接的影響。鄭板橋在范縣、濰縣做縣令，是其“澤加于民”思想的實踐時期。
在范縣——鄭板橋《范縣呈姚太守》云：“布襪表鞋為長吏，白榆文杏種春城。幾回大府來相問，隴上閑眠看耦耕。”這是鄭向上級匯報的四句詩，可以證明鄭方坤《本朝名家詩鈔小傳》說鄭板橋“既得官，慈惠簡易，與民休息，人亦習而安之”，《范縣志》說鄭板橋“通達事理”，確是事實。
在濰縣——鄭板橋《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中大丞括》云：“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也是鄭向上級匯報的四句詩。他言行一致，確實“關情”民間疾苦。他在濰縣做縣令時，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救災、抗災措施，如《清史列傳》云：鄭板橋“官濰縣時，歲歉，人相食。燮大興修筑，招遠近饑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戶，令開廠煮粥輪飼之。有積粟，責其平糶，活者無算。時有循吏之目。”《重修興化縣志》云：鄭板橋“調濰縣，歲荒，人相食，燮開倉賑貸，或陰之，燮曰：‘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發谷若干石，令民具領券借給，活萬馀人。上憲嘉其能。秋又歉，捐廉代輸。去之日，悉取券焚之。濰人戴德，為立祠。”葉衍蘭等《清代學者像傳》云：鄭板橋“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畫像以祀。”所謂“大興修筑”指修筑濰縣城墻缺口。據乾隆十三年鄭板橋所書《乾隆修城記》：“本縣先為倡，首修城工六十尺，計錢三百六十千，即付諸薦紳，不徒以紙上空名，取其好看。”（《濰縣志稿》引《修城記》：“燮以邑宰捐修八十尺”，又增二十尺。）上述救災、抗災措施，是鄭板橋愛民、利民、惠民、安民的集中表現，“澤加于民”思想的實踐。
鄭板橋歌頌歷史上的清官：“安人龔渤海，執法況青天。”[14]“龔渤海”是漢渤海太守龔遂，其政績見《漢書·循吏傳》，序曰：龔遂“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況青天”是明蘇州知府況鐘，其政績見《明史·況鐘傳》，贊曰：況鐘“能于其職”。昆曲《十五貫》就是演唱況鐘的故事。
故宮博物院藏鄭板橋畫蘭真跡，題云：“官罷囊空兩袖寒，聊憑賣畫佐朝餐。最慚吳隱奩錢薄，贈爾春風幾筆蘭。乾隆戊寅，板橋老人為二女適袁氏者作。”“吳隱”是晉廣州刺史吳隱之，其政績見《晉書·良吏傳》，史臣曰：“吳隱酌水以厲清，晉代良能，此焉為最。”史書記載吳隱之“將嫁女”，“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鄭板橋畫蘭嫁女，比吳隱之賣犬嫁女，高雅多了。
鄭板橋一方面賦詩歌頌龔遂、況鐘等“循吏”，以“良吏”吳隱之自比，另一方面賦詩鞭撻那些“烏紗略戴心情變，黃閣旋登面目新”[15]的佞臣貪官，其民本思想，顯然可見。
扶危濟困 《范文正公年譜》記載：范仲俺對子弟說：“吾吳中宗族甚眾，于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馀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鄭板橋受范仲淹撫恤宗族的影響，而言論更為悲痛。他在范縣做縣令時，對堂弟鄭墨說：“剎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眾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于心安乎不安乎！”雖然范、鄭的言論都有封建社會的略印，但其扶危濟困思想是可取的。鄭板橋命鄭墨“持俸錢南歸”，做幾件扶危濟困的事：（1）“敦宗族”：“（東門）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騏驎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村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2）“睦親姻”：“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近續，此后便好來往。”（3）“念故交”：“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4）“其馀鄰里鄉黨，相赒相恤，……務在金盡而止。”[16]扶危濟困思想與澤加于民思想是一致的，都是鄭板橋民本思想的表現。
杜甫有一首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茅屋漏了，“雨腳如麻”，“長夜沾濕”。此時，杜甫所嘆息的不是自己一身一家之事，而是“推開自家[17]，大聲疾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現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鄭板橋囑吳于河代他刻過一方“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饑債”圖章[18]，與杜甫同一“襟抱”，洋溢著人道主義精神。
鄭板橋在乾隆二十五年所書《后敘》中自評其詩：“如《孤兒行》，如《姑惡》，如《逃荒行》、《還家行》，試取以與陋軒同讀，或亦不甚相讓。”“陋軒”是明末清初詩人吳嘉紀，其詩反映民間疾苦，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稱為“字字皆血淚”。鄭板橋以吳嘉紀自比，可見他文學創作中貫徹民本思想。
教子忠厚 在眾多的中國古代家訓中，鄭板橋的教子言論有其特色。他說：“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為刻急也。”他對鄭墨說：“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為猶子而姑縱惜也。”舉例來說：
“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飧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以上《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吾兒六歲，年最小，其同學長者當稱為某先生，次亦稱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紙筆墨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眾同學。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
這種“忠厚之情”，不但對人，而且對待動植物。鄭板橋說：“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于發系晴蜒，線縛螃蟹，為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他主張“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繞屋數百株，扶疏茂密，為鳥國鳥家。將旦時，……聽一片啁啾，如《云門》《咸池》之奏，……見其揚翚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由“籠鳥”推之于“盆魚”[19]、盆蘭。鄭板橋反對盆中種蘭。他認為：“夫芝蘭入室，室則美矣，芝蘭忽樂也。吾愿居深山絕谷之間，有芝弗采，有蘭弗掇，各適其天，各全其性。”[20]他的題畫詩：“畫蘭切莫畫盆罌，石縫山腰寄此生。總要完他天趣在，世間栽種枉多神。”[21]
鄭板橋教其子讀四首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才得放腳眠，蚊蟲獦蚤出。”用意在于使其子知民間疾苦。
總之，鄭板橋教子忠厚的言論中放射著民本思想的光輝。
畫慰勞人 鄭板橋為官清廉。《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云：“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他“自贊又自嘲”云：“宦海歸來兩袖空，逢人賣竹畫清風。”[22]罷官賣畫的藝術活動，是鄭板橋民本思想的皈依時期。《板橋題畫》云：“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之人也。”可見繪畫為鄭板橋民本思想的實踐，提供了更廣泛的領域。
山水、人物、花鳥、草蟲可繪者至多，鄭板橋為什么獨喜畫蘭竹石呢？《板橋題畫》云：“介于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有蘭有竹有石，有節有香有骨。”[23]“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移之石，千秋不變之人，寫三物與大君子為四美也。”[24]他認為：“四時花草最無窮，時到芬芳過便空。唯有山中蘭與竹，經春歷夏又秋冬。”[25]“竹枝石塊兩相宜，群卉群芳盡棄之。春夏秋時全不變，雪中風味更清奇。”[26]一貫信奉《孟子》“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教導的鄭板橋，以畫寄情，托物言志，用蘭、竹、石之香、節、骨及其經得起考驗之堅貞，作為自己修身的追求。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把在現實社會中不能完全實現的理想，借繪畫表達出來。如：故宮博物院藏鄭板橋畫竹真跡，畫面上舊竹高，新竹矮，題云：“本是同根復同氣，有何卑下有何高！”濰坊博物館藏鄭板橋畫竹真跡，畫面上有峭壁之蘭，有山根之蘭，題云：“天公雨露無私意，分別高低世為何？”這兩幅畫和題句，明顯批判世間的貴賤不平。又，《板橋題畫·八畹蘭》云：“九畹蘭花江上田，寫來八畹未成全。世間萬事何時足，留取栽培待后賢。”已故畫家秦裕曾藏鄭板橋畫蘭真跡，畫的是在山頭的蘭葉短，在山腰的蘭葉長，題云：“后來居上前賢讓。”揚州博物館藏鄭板橋畫竹真跡，畫面上舊竹矮，新竹高，題云：“新竹高于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這三幅畫和題句，反映出鄭板橋對新生力量成長的關注、愛護之情。
最后，說一說宋代哲學家張載“民胞物與”思想對鄭板橋的重要影響。張載在其名篇《西銘》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宋代哲學家二程（程顥、和頤）、朱熹對此文推崇備至，贊語連篇。《河南程氏遺書》評《西銘》云：“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朱熹著《西銘解義》。二程認為：“民胞物與”思想是儒家“愛有等差”的體現。朱熹進一步闡釋“親親為本”的等差與次序：第一等，“親親”，有血緣關系；第二等，“仁民”，無血緣關系；第三等，“愛物”，推廣到動植物。鄭板橋對《西銘》更是崇拜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在《焦山別峰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云：“張橫渠《西銘》一篇，巍然接《六經》而作，嗚呼休哉！”上述鄭板橋命鄭墨將俸錢分散給宗族、姻親、故交、鄰里鄉黨，以及反對籠中養鳥、盆中種蘭、就是對“親親為本”的身體力行。鄭板橋畫竹枝荊棘，題云：“莫漫鋤荊棘，由他與竹高。《西銘》原有說，萬物總同胞。”[27]用繪畫弘揚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是鄭板橋民本思想的升華。請看《板橋題畫·題蘭竹石調寄一剪梅》：“借君莫作畫圖看，文里機閑，字里機關。”他明白地告訴世人，他作畫是有寓意的。
注釋：
[1]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2]《昭陽鄭氏譜》。
[3]乾隆十四年鄭板橋所書《自敘》。
[4]《范文正公年譜》。
[5]葉大發《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6]鄭板橋《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7]范仲淹《岳陽樓記》。
[8]上海博物館藏鄭板橋《與江昱江恂書》。
[9]方濬頤《夢園書畫錄》卷二十一。
[10]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11]《貞觀政要·務農》。
[12]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三。
[13]葉大發《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14]鄭板橋《贈高郵傅明府并示王君澸》。
[15]鄭板橋《歷覽三首》之一。
[16]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17]參閱楊倫《杜詩鏡銓》卷六。
[18]《板橋先生印冊》。
[19]以上鄭板橋《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20]上海博物館藏鄭板橋畫蘭真跡。
[21]板橋畫蘭拓本。
[22]《支那南畫大成》第一卷。
[23]南通博物館藏鄭板橋畫蘭竹石真跡。
[24]鎮江金山寺文物館藏鄭板橋畫蘭竹石拓本。
[25]中國美術家協會藏鄭板橋畫蘭竹真跡。
[26]鎮江博物館藏鄭板橋畫竹石真跡。
[27]《書菀》一卷三號。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