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
卞孝萱先生的《唐傳奇新探》和《唐人小說與政治》，前者為論文集，后者為專著，兩書為唐人小說研究作出了新貢獻。新在何處？作者在《唐人小說與政治》的“導言”中作了介紹：“五四以來唐人小說的研究，主要是：考證作家生平、寫作年代、版本源流，進行分類（如分為神怪、愛情、豪俠等類），探討思想性與藝術性，進行注釋、輯佚、賞析等。我另辟蹊徑，以小說寫作的政治背景為出發點，從小說作者的政治態度入手，專與通結合，文與史互證，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過表面的藻繪，進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創作意圖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卞先生還在《唐傳奇新探》的“后記”中引用了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自序》中的一段話：“凡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于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于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為此學故也。”我想這也許是卞先生夫子自道吧。
首先，兩書提出了許多新觀點。由于采用新途徑，研究唐人小說，自然新見疊出，譬如認為《唐太宗入冥記》、《蘭亭記》是唐太宗政治缺失的再現；《補江總白猿傳》是唐前期官場相互傾軋的反映；《毛穎傳》是仕宦失意的宣泄；《李娃傳》是對名教虛偽的諷刺；《開元升平源》總結了開元盛世的治國經驗，希望唐憲宗能納諫與用賢；《長恨歌傳》總結了天寶之亂的教訓，是對唐憲宗的垂戒；《謫龍說》是柳宗元對無罪遭貶的反抗；《噴玉泉幽魂》是李玫為除閹失敗的“四丈夫”鳴冤等等。就拿我們耳熟能詳的《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來說，一般都將這兩篇小說相提并論，不加區別。說它們反映了“浮生如夢”的人生觀，是當時士大夫崇奉道教、佛教風氣所產生的虛無主義思想的體現，對讀者起了麻醉作用，是有害的。但在卞先生看來，這兩篇小說是不同的，且均系有為而作。卞先生分析其不同之處至少有四點：（一）《枕中記》之主人公盧生，登進士第，位至宰相，以當時文臣為模特；而《南柯太守傳》之主人公淳于棼，系“游俠之士”，“久鎮外藩”，取材于當時武將。（二）盧，山東甲姓之一，盧生是正面人物；棼，紛亂也，淳于棼是反面典型。（三）政治背景不同。代宗、德宗兩朝，幾位功臣不得善終，受楊炎薦引的沈既濟，對楊炎之死，尤為慨嘆。《枕中記》描寫盧生“志于學，富于游藝”，“獻替啟沃，號為賢相”，以及“兩竄荒徼”等等，均與楊炎生平相合，而且楊炎也崇尚道教。而《南柯太守傳》撰于德宗貞元年間，德宗先后將8位公主下嫁藩鎮，有的是安、史“賊將”的后裔，有的是少數民族的子孫，李公佐不敢正面批評當代的皇帝，只能借小說曲折表達自己的政見。（四）創作動機不同。沈既濟寫小說，表示自己已經覺悟，視富貴如夢。李公佐寫小說，是以夢說教，勸戒當政者。《枕中記》是沈既濟受楊炎牽連，被貶后的消沉之作。《南太守傳》是李公佐意氣風發，積極議政之文。所論真是鞭辟入里，兩書引導我們走進了唐人小說的新天地。
除從新的角度研究新問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外，卞先生也注意運用新方法。顯然，文史結合、文史互證是卞先生治學的主要方法。不過這種方法為學者們普遍采用，還不能算作卞先生的新貢獻。以史證詩與以詩證史，前人也已作了比較多的探索。清人錢謙益注杜詩，陳寅恪箋證元稹、白居易的詩就是這么做的，并且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卞先生在《唐傳奇新探·引言》中說：“唐傳奇可以證史，與唐詩可以證史相同。”他對治學方面的新貢獻當是以史證唐人小說，反過來又以唐人小說來證史。作者在《治學答問》中曾經談到過這一點：“中晚唐政治斗爭復雜，史書往往語焉不詳，而文學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我從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歷史背景以及傳奇作者的政治立場入手，用文史結合的方法，對《任氏傳》、《枕中記》、《南柯太守傳》、《霍小玉傳》、《上清傳》、《辛公平上仙》的創作意圖，進行了新的探索。其中《辛公平上仙》是影射唐順宗被宦官殺害的觀點，已為章老《柳文指要》、韓國磐教授《隋唐五代史綱》等書采用。”（《文史知識》1990年第12期）王蕓生也評價道：“孝萱同志考出《續玄怪錄》的作者是屬于王叔文集團系統的李諒，并研究出《辛公平上仙》所描寫影射的被殺皇帝不是憲宗，可能是順宗。這一發現很重要，由于這一發現，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地認識二王政權和永貞內禪一幕政變的重要意義。這對中唐和中唐以后歷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韓愈與柳宗元》，見《新建設》1963年第21期）
卞先生在發現與運用新材料方面成績突出，也為學術研究作出了貢獻。卞先生曾向大學生介紹過范文瀾的治學經驗。指出：“治學要‘天圓地方'。‘天'指頭腦，頭腦‘圓'，才靈活，能思考問題，如果‘方'，就呆板，不會思考問題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認真讀書，如果‘圓'，就滑了，坐不住了。”他還用范老的話號召大家下決心每天堅持工作十多個小時。他從類書、方志、檔案、佛經、道藏、碑傳、敦煌卷子等各類文獻中發現不少新材料來研究唐人小說，并且獲得了學術界的好評。譬如他研究《辛會平上仙》，在《冊府元龜》中找到一條唐順宗停發十九個宦官工資的材料，章士釗在《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2《永貞一瞥.冊府元龜之永貞史料》中贊揚道：“卞孝萱勤探史跡，時具只眼，頃從《冊府元龜》中檢得永貞料二事見示，頗足珍異。”章士釗還抄錄了那兩條史料以及卞先生的分析文字，今錄其一：“《冊府元龜》卷507《邦計部.俸祿》：‘唐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詔停內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員官俸錢'……一舉而停十九個宦官之俸錢，為中晚唐絕無僅有之大事，二王劉柳與宦官斗爭之堅決，于此得一強證。”這條材料也告訴了我們，宦官堅決反對唐順宗，要他下臺，并最終將他害死的原因。卞先收集資料可謂不遺余力，甚至在人們不大注意的醫書《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中找到了柳宗元纂救三死方，其一云：“元和十二年二月，得腳氣，夜半痞絕，脅有塊，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號哭。”為了供人參考，柳宗元將自己治病的驗方，抄給劉禹錫，劉禹錫將其載入自己的醫學著作《傳信方》中，又為其他醫書所采用，使其得以流傳。從中可以看出兩人崇高的思想品質，至死不渝的友誼，以及柳宗元被貶謫柳州以后的困境。
在搜集與利用資料方面，最使人佩服的還是卞先生心細如發，能夠在閱讀資料時反復沉潛，仔細研究，做到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從一些常常被人們忽略的地方發現一些有用的材料。如《唐人小說與政治》的第一講《“玄武門之變”與〈唐太宗入冥記〉》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在卞先生看來，“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編造建成、元吉在陰司告狀，閻羅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對質的故事，實際上是為建成、元吉鳴‘怨'。”但是“勝利者唐太宗，為了維護他的仁孝形象，對先發制人、殺兄誅弟、逼父讓位的行為加以涂飾。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兩朝實錄、國史中篡改了‘玄武門之變'前后一連串事實的真相。”那么如何發現可靠的資料來說明問題呢？卞先生的方法是讀書得間，透過現象看本質。從史官們篡改未盡的地方，并利用私家石刻等可靠資料，來揭露史書中自相矛盾之處，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如《舊唐書》卷六十六《杜如晦傳》記錄了如下一段對話：“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為府屬。'”卞先生分析道：“從房玄齡與唐太宗的談話暴露出：（1）太宗當時是藩王身份，但不甘心終身‘守藩端拱'，‘必欲經營四方'，即志在即皇帝位。（2）必欲稱帝的太宗，不能失去杜如晦這樣的‘王佐才'——輔助他創業治國的人才。‘《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當日史臣記此事的本意，是為了表彰杜如晦有才，房玄齡薦才，唐太宗識才，無意中卻暴露出太宗早有奪嫡的野心。”真如庖丁解牛一般酣暢淋漓，切中要害。
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05年第8期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