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 孫永如
內容提要：本世紀30～40年代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史學家柳詒徵著作等身，其中以《歷代史略》、《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三書最為重要，學術貢獻非同一般。柳先生不但“學問功夫深”，而且“道德文章美”，在門生中乃至學術界都有很高的聲望。
關鍵詞：史學家柳詒徵；《歷代史略》；《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
一
歷史是公正無私的，短暫的，盡管一時輝煌，終將謝落；永恒的，盡管一時黯淡，終將重光。本世紀30—40年代蜚聲海內外，50年代后被誤解、遭冷落，80年代后又重新為世人所知的柳詒徵先生，即是明顯的例子。
柳詒徵（字翼謀，號劬堂），1880年（清光緒五年）生于江蘇丹徒縣。父柳泉，以授徒為業。1885年柳泉病故，母鮑氏帶著一子一女，寄居娘家。親友和慈善機關每月接濟他們銀元2塊、銅錢2000文。鮑氏為人縫紉，貼補家用，生活艱辛，三口人經常只有一塊紅腐乳，賴以下飯。
柳先生在回憶幼年學習情景時說：“我自幼從母親讀四書五經、《孝經》、《爾雅》、《周禮》、以及古文、《古詩源》、唐詩、天天要背誦。自七歲至十五六歲，逐日念生書、背熟書，止有臘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書、抄書、游戲。其余讀書之日，自天明起即背書，各書不背完，不能吃早粥。”后柳先生考中秀才，當了教師。1900年，他到南京的江楚編譯局編纂教科書。當時繆荃孫主持局務，在繆荃孫的教誨下，柳先生學業大為精進，尤其在版本目錄學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他后來的學術發展開拓了道路。
1902年，柳先生隨繆荃孫等赴日本考察教育，雖只兩個月，使他大開眼界，親身感受到明治維新后日本社會的巨大變化，認識到開發民智的重要，知道了如何興辦新式學校。回國后，他一面編纂教科書，一面創辦中小學校，還曾在江南高等學堂、兩江優級師范兼課。1911年，任鎮江中學校長。1912至1926年，先后任北京明德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河海工程學校、東南大學、東北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員、教授。1927年至1937年，任第四中山大學國學圖書館（后改名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二十幾年中著作甚多。
1937年，日軍逼近南京，柳先生選擇了安全地帶，儲存好圖書館的善本、叢書、方志后，漂泊異鄉。1938年，他輾轉至江西泰和，在浙江大學講學，猝然中風。病后，赴興化竹泓港暫住。1942年，赴重慶，任中央大學歷史研究導師。嗣為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國史學會會長。年過花甲，著述不倦。抗日戰爭勝利后，柳先生返南京，復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四方奔走收回舊藏，損失者只十分之一。1947年，兼任國史館纂修。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年近古稀后，他申請退休獲準，遷居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8月，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為搶救祖國文化遺產作出了貢獻。1951年，又任上海市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委員。柳先生以其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參加策劃、共同商討，該館迅速成立。1956年2月3日，柳先生與世長辭。今上海圖書館已馳名中外，“可以慰先生于九泉。”
二
柳先生著作等身，其中以《歷代史略》、《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三書最為重要。
（一）開創未來的歷史教本——《歷代史略》。
清末，新式學校普遍設立，急需新的歷史教科書，以供課堂教學之用。柳先生的治史生涯，就是從編寫教科書開始的。他編寫了多種歷史教材（如《中國教師史》、《中國商業史》等），其中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即為《歷史史略》。
柳先生認為：“斷代為史，不能貫串古今，觀會其通。”“宋司馬光作《通鑒》、袁樞作《紀事本未》、鄭樵作《通志》，始足萃諸史之精、酌因革之道。然三書卷冊浩繁未易卒讀，后之續者或幾倍之，該專門之學，非教科之用。”為了使學生能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要，他反復思考，決定“本《通鑒》、《通志》之意，仿紀事本末之體，略采正史，析其條理，以為歷史初級。”這就是以時間先后為順序，以歷史事件為本位，分卷、篇、章、節敘述。《歷史史略》不采用中國傳統的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而采用了近代西方盛行的新的章節體，編排合理，脈絡清晰，適于表現歷史發展過程中縱橫交叉的因果關系，便于初學。
柳先生所說“本《通志》之意”，還有更深的考慮。《通志》精華是禮、職官……昆蟲草木等二十略，“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柳先生深知《通志》的會通原則以及注重歷代學術思想、科技發展、社會生活、典章制度的精神，在《歷代史略》中開辟“禮俗及文字”、“教育與學派”、“文學與宗教”、“制度之沿革”等篇章，專題敘述，突出要點，將其源流變化，講得十分清楚。
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頻繁，分封立國眾多，學術流派紛呈，典章制度復雜，如何以較少的文字表達這些現象呢？柳先生在《歷代史略》中編制了“歷代興亡禪代圖”、“五代列國世系”、“宋儒傳授圖”、“宋遼金職官沿革表”、“元明官制沿革表”，以及各朝世系諸帝在位年數等圖表，附于有關的章節之后，并在各圖表中，運用不同的符號說明不同的情況，一目了然，便于學生把握歷史線索。《歷代史略》在重要史事之后，還常有一段評論以啟發學生。柳先生既尊重中國史家的優良傳統，又摒棄了舊式史書“贊曰”的手法，將評論與敘述史事有機地結合起來，符合近代修史標準。
（二）把握中國文化精髓之作：《中國文化史》
“五四”前后，學術界掀起了一場中國文化命運的激烈論爭。柳先生主張對“中國歷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虛心探索。”不能以偏概全。從1919年起，他即下大功夫研究中國文化，編寫講義，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開課講授。一有新的收獲，立即進行增補。自1925年起，《中國文化史》講稿在《學衡》雜志上逐期發表。至1926年，《學衡》印了合訂本。1928年，中央大學再次排印。1932年，南京鐘山書局正式印行。1935年，再版。此后，不斷翻印，流傳甚廣。在“全盤西化”論甚囂塵上之時，柳先生懷著愛國主義熱情，有針對性地撰寫了這一弘揚祖國文化、體大思精的大著，影響很大。
柳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中說：“凡所標舉，函有二義：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一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他從“人類演進之通則”中，顯現“吾民獨造之真際”，回答“中國文化為何？中國文化何在？中國文化異于印歐者何在？”等重大問題。柳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富于彈性”。他在《中國文化史》中說：“吾民族創造之文化，富于彈性，……雖間有盛衰之判，固未嘗有中絕之時。”中國文化由于“富于彈性”，也就富有“吸收”能力。柳先生指出：“印度之文化輸入于吾國，而使吾國社會思想以及文藝、美術、建筑等，皆生種種之變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變為中國文化，傳播發揚，且盛于其發源之地，是亦不可謂非吾民族之精神也。”過去吸收印度文化，取得豐碩成果，“今日”吸收“遠西”文化，亦應具備這樣的信心。閉關自守與全盤西化，都是錯誤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使富有吸收能力的中國“崛起而與世界日新焉”。柳先生還用提問題的方式來啟發讀者，他在書中提出三個問題：1）中國“幅員之廣褒，世罕其匹也”、“試問前人所以開拓此天下，轉結此天下者，果何術乎？”2）中國“種族之復雜，至可驚異也”，“試問吾國所以容納此諸族，溝通此諸族者，果何道乎？”3）中國“年祀之久遠相承勿替也”、“試問吾國所以開化甚早、歷久猶存者，果何故乎？”作為中國人，不應從這三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是從中國歷史中看到“吾民族之精神”，并看到中國即將“崛起而與世界日新”的前景嗎？
《中國文化史》內容豐富，特色鮮明，今略舉幾點如下：1）進化的文化史觀。柳先生指出：“歷史之學，最重因果。”“尤當滌除舊念，著眼于人民之進化。”堅持歷史因果律，主張進化的文化史觀，為他科學地剖析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整部書看，柳先生把文化的發展，歸結于人民的集體創造：“社會之開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責望少數智能之士。”并舉“吾國書籍”發明進化來說明。2）強烈的民族意識。柳先生在書中，首先研究了“中國人種之起源”，從根本上駁倒了中國人種西來、支那文明西源的謬論。民族主義是整部《中國文化史》的主旋律。當西方文化似乎要席卷全球，人們對中國文化的命運擔憂時，柳先生理清中國文化的脈絡，弘揚中國文化的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應予充分的肯定。3）有益于世的著作宗旨——柳先生在總結清初諸儒的治學特點時說：“雖其途術不同，要皆明于學問之非專為學問，必有益于社會國家。”這也是他所奉行的宗旨。他專心致志于編著這部書，就是從有益于世的前提出發的。他與北洋軍閥陷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不顧人民死活存亡的倒行逆施相反，在書中大力宣揚古代愛民、保民、重民以及民權、民主的進步思想，并對“忠”、“孝”內涵作了新的解釋。他在書中論述古代法治時，還一再針砭北洋軍閥。如說：“周代政治以法為本，自王公至庶民無不囿于禮法之中，故時時教民讀法……此豈空言法制，而一般人民尚不知現行之法為何物者所能比哉！”當然由于借古諷今，他有時將古人古事抬高、夸大，甚至曲解，這不能不說是學術上的遺憾。但當我們明瞭他寫作此書的時代背景，看到他是出于對祖國的關心和對民族的摯愛時，就應對他表示諒解，而不應去苛求。4）獨到的學術見解——柳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書中精義紛呈，觸目可見。如他指出：“吾謂乾嘉諸儒所獨到者，實非經學，而為考史之學。”“諸儒治經，實皆考史，或緝一代之學說，或明一師之家法，于經義亦未有大發明，特區分畛域，可以使學者知此時代此經師之學若此耳。其于《三禮》尤屬古史之制度，諸儒反復研究，或著通例或著專例，或為總圖，或為專圖，或專釋一事，或博考諸制，皆可謂研究古史之專書，即今文學家標舉《公羊》義例，亦不過說明孔子之史法，與公羊家所講明孔子之史法耳。”張舜徵對這個觀點評價很高：“柳詒徵這種認識是很精辟的，他把清代學者研究經學的全部成果，都歸納為史料考證的一部分，擴大了史學的研究范圍，這是他以前的學者沒有認識到的，對后人有很大的啟示。”
這部把握中國文化精髓的學術巨著，被譽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它問世后，在學術界產生巨大反響，直到今天，仍為學術界高度重視，1988年作為“中國學術叢書”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發行。
（三）推尋中國史學的奧秘——《國史要義》
1942年柳先生長途跋涉至重慶后，為中央大學研究生講授中國史學原理。這部講稿，分為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史化十篇，匯成《國史要義》一書。194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劉知幾著《史通》，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梁啟超著《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也都有不足、不當之處。柳先生重新總結中國史學，在《國史要義》中緊緊把握住中國史學理論的核心，闡明自己對史學的系統見解，并對劉知幾等人的觀點，補失糾偏。今略述該書要點如下：1）以史官制度為中心的史學理論。中國史學富有政治性，史學家治史，歷來都以有裨于政治為鵠的。劉知幾等人雖注意到蘊含于中國史學發展中重政治的特點，而未能深入剖析為什么會產生這個特點，沒有進一步推究中國史學富有政治性與中國史學的產生、發展有什么聯系。柳先生經過長期的研究，得出了這個特點是源于上古史官制度的結論。《國史要義》指出：“史掌官書而贊治，此為吾史專有之義。由贊治而有官書，由官書而有國史，視他國之史起于詩人學者，得之傳聞，述其軼事者不同。”柳先生用上古史官制度的“贊治”來論證中國史學之富有政治性，是一大發明。他又從上古史官制度出發，將史學起源、史家筆法、史書體例與史官制度聯系起來，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以史官制度為中心的史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在認識論方面，力求從一定的歷史條件中，尋求史學發展的制約因素，雖然在具體闡釋方面尚不盡完善，但畢竟是獨樹一幟的。2）以儒學精神為主體的史學功能觀。史學的功能是什么，這是史學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從古至今，許多史學家對此發表過意見。柳先生認為，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史學也通貫儒學，儒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核心。他在《國史要義》中說：“史術即史學，猶之經學，亦曰經術，儒家之學，亦曰儒術也。吾意史術通貫經術，為儒術之正宗。”具體而言，通貫儒學精神的中國古代史學，其主要功能為：“益自身之德”，“以道濟天下。”不但經學，中國古代史學也闡釋、證明、弘揚儒家學說，儒學的論理、政治意識也通過史學反映出來，并以鑒誡的特定方式發揮其功能。柳先生還從中國史學的政治功能角度，重新解釋了正統、閏統。正統、閏統是歷代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國史要義》指出：正統不在于爭“一家傳統”，而在于持義之正。柳先生說：“史之所重，在持正義。”“疆域不正則恥，民族不正則恥”，“吾史之不甘為偏隅，不甘為奴隸，非追往也，以詔后也。”他講授《國史要義》時，日軍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并扶植了偽政權，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他從積極意義上對正統說進行發揮，強調“正義”，激勵民族，不甘偏居，不甘為奴，語重心長，應予肯定。3）以進化論為指導的歷史研究法。柳先生在《國史要義》中說：“近人治史，多本進化論”，“治吾史者，準此以求，亦可以益人神智。”在進化論的指導下，還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推尋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例如，他從中國上古農民社會的歷史背景出發，對中華民族之所以產生獨具特色的孝，作了具有示范意義的剖析：“游牧之俗，遷徙無常，賤老貴壯，故以夫婦為本位，而父子可不相聞。農稼之俗，世業相承，老幼一體，故以父子為本位，而夫婦重其相代。”研究歷史不僅需要歷史觀的指導，而且需要了解中國史書的體例、義法。關于前者，他說：“史之有例，亦惟吾國所特創”，讀某一部史書，先了解其體例。“則觸處洞然”。關于后者，他說：“吾人讀書，能用其法，一一問其何以如是云云”，“則讀書如桶底脫矣”。
《國史要義》是一部“命世之奇作”，對中國史學的起源、史書編纂、史家修養、史學功能以及歷史研究法，提出了許多有啟發性的獨到見解。該書問世之時，大江南北正處于戰火之中，這部凝聚了柳先生一生研究心血的中國史學理論專著，發行量不大，一般圖書館沒有收藏，未引起史學界的普遍重視，但仍然得到有識之士的推崇。如胡煥庸認為，結合先生這兩部巨著來看，應承認“老師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無疑是劃時代的。”蔡尚思也指出，《國史要義》中有些見解，“我現在越發覺得其正確，當時學者多未認識到。”
三
柳先生是愛國主義者。他滿腔的愛國熱情，不僅洋溢在史學論著與學術活動中，還表現在他所從事的教育、圖書館事業上。門生后學記載了他的許多遺聞佚事，今略舉數例如下：
1938年，柳先生在浙江大學講學，講到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時，義憤填鷹，激動得中風。據當時聽講的陳訓慈回憶：“猶憶戰事初起，（柳）師至泰和為浙大講學，第一次即昏厥。是日余與王駕吾、張曉峰均去聽講，余所憶師以日寇深入，南京居民遭虐殺，溯說前史外族憑凌，無此慘毒，乃引孟子語：‘待文王而興者……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意在鼓舞期待，講到后一句‘文王'二字，聲更高昂激動，目瞪遽跌……師此次病，實系猶時愛國之深。”柳先生一生中言傳身教，盡心竭力，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專家。在小學、中學均受過柳先生教導的茅以升說：“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恒，并認識到‘知識本身只是一種工具，知識之所以可貴，在于它所起的作用'，這對我數十年來治學治事都有極大的影響。”在大學受過柳先生教導的鄭鶴聲說：“一九二○年夏，我考入國立南京高等師范文史地部……在南京高師學歷史的人，大半受柳先生的影響，柳先生的教學方法，以探求書本為原則。他講中國史的時候，并不編輯課文，或某種綱要，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參考書籍，要我們自動地去閱讀……讀了以后，要把心得記在筆記本上，由他詳細批閱……他老人家的精神很好，態度很認真，雖一字之誤，亦必勾出，所以我們不敢馬虎。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并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搜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并擇優選出在《史地學報》或《學衡》上發表。這種治學方式，的確是很基本的，促使我們養成一種嚴謹篤實的學風，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我始終以尊敬的心情，懷念這位學識淵博、誨人不倦的史學前輩。”
柳先生愛才、重才，善于發現人才，并破格予以造就。“親受恩澤”的張其昀說：“民國八年夏，我投考國立南京高等師范，……柳師對我筆試口試的成績，有很好的印象。……到發榜之前，沒有我的名字，引起了柳師的注意。經查詢結果，是體格不及格。……致被淘汰。柳師起來說，該生各科考試成績都很優異，就這樣犧牲掉太可惜，……由于他的資望，提請復議，無異議通過，到了發榜登報，我竟獲得了領銜全榜的榮譽。當然一位恩師和慈母一樣，盡其心力，施不望報，我那里會知道？直到我在母校任教多年，在一個偶然機會，柳師與人談及此事，我聽了以后，真是感激涕零，無法表達我的感恩。實在說，我在華岡興學之舉，以感恩圖報為主要動機，獎勵優秀清寒學生，是時時銘刻在心的。”所謂“華岡興學”，指在臺北華岡路55號創辦中國文化大學。
柳先生長期擔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瘁心力于圖書館事業，該館是1907年繆荃孫創建的，我國最早的由國家興辦的公共圖書館之一，擁有豐富藏書。柳先生主持館務后，該館更加發展。抗戰爆發，南京告急。柳先生“重視館藏圖書甚于自己的家產”，想方設法將善本書一百一十箱，儲藏于朝天宮地庫中，又將叢書、方志等三萬冊，運至蘇北里下河的興化，儲藏于羅漢寺和觀音閣。普通本因量太大，只好留在圖書館內。抗戰勝利后，柳先生回到南京，館內藏書已蕩然無存，他不顧年邁，“各方接洽，矢死力爭”，費時一年，從各處收回十九萬冊。由于過分辛勞，他中風舊疾復發，像柳先生這樣愛護國家圖書，人人都說是難能可貴，寡一無雙的，然而他還自我批評：“已損失了一部分，我對祖國文化未克盡全責。”
柳先生把圖書館辦成真正的讀者之家，無微不至地給讀者以學問上的幫助。與柳先生“超過了一般師生的感情”的蔡尚思說：“柳先生是為我提供讀書方便條件最多的長者。他既允許我住入國學圖書館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費用，尤其還給我一個特別優待權利，……他對閱覽室的人員說：‘蔡先生為了著大部頭的《中國思想史》一書，特來我館從歷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寶貴資料，我們必須盡力支持他。他的貢獻也等于我圖書館的貢獻。……即使一天要閱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數量，你們都要到后面藏書樓把書搬來供他使用。”“柳先生是對我鼓勵最多的長者。一九三五年九月，我應上海滬江大學的聘請，向柳先生拜別，并再三感謝他給我最多讀書的機會，他特送我到圖書館外的路上，回答的話竟是：‘在我主持這個圖書館十年后，才得到您來把館藏集部圖書的蠢魚弄死或趕跑，……我倒要大大地感謝您哩！'他還贈給我一帖橫幅，寫著南宋陳亮的兩句豪言壯語：‘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杰'作為臨別贈言。”
“道德文章美，學問功夫深”的柳先生不僅在門生中享有極高的聲望，史學家周谷城、圖書館學家顧廷龍、氣象學家竺可楨、植物學家胡先骕、畫家徐悲鴻等對他十分敬重。梅光迪、吳宓創辦《學衡》，更是以他為支柱。柳先生還擅長做詩寫字，負有盛名。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