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
內(nèi)容提要：《三國志集解》是《三國志》的最詳細注本。其著者盧弼先生，文史兼擅，尤精地理；他不僅給陳壽的《三國志》作注，而且還為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作疏，撥冗糾謬，新見迭出。該書是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對《三國志》研究最具價值的一部著作。
關(guān)鍵詞：盧弼；《三國志集解》；陳壽；裴松之
“盧弼的《三國志集解》是目前關(guān)于《三國志》的最詳注本，是歷史教學(xué)科研工作者必備之書。”[1]這是1981年中華書局對《集解》的評價。“說這部《集解》是‘目前關(guān)于《三國志》的最詳注本'，這句話到現(xiàn)在也沒有過時。”[2]這是2000年一位專家對《集解》的評價。然而這部名著的學(xué)術(shù)價值，尚未見到全面的深入的介紹。不揣淺陋，撰成此文，供讀者參考。
我與盧弼先生為世交，他贈我《盧慎之自訂年譜》、《慎園文選》、《慎園詩選》等未公開出版的油印品，我根據(jù)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對《集解》進行考評。《年譜》云：
“（民國）十八年己已，五十四歲，《覆王季薌書》。
“十九年庚午，五十五歲，《致伯兄木齋論〈國志〉書》。
“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一歲，《三國志集解序例》。
“二十八年己卯，六十四歲，……胡綏之撰《三國志集解序》。
“一九五○年庚寅，七十五歲，……鈔成《三國志集解補》二卷。
“一九五二年壬辰，七十七歲，……閱……《三國志集解》。
“一九五七年丁酉，八十二歲，……古籍出版社印行《三國志集解》六十五卷、《集解補》二卷。”
《集解》的編著工作從哪一年開始？《年譜》中沒有記載，需要我們進行補充。盧弼在《慎始基齋校書圖題詞序》中回憶道：“不佞一生所歷，治學(xué)之方，亦數(shù)易矣。”大體上說：先“攻應(yīng)試文”；后“治新學(xué)”，譯書；從政后，“恣意收藏”，協(xié)助盧靖編書、刻書；“罷官以后，閉戶著述，纂成《三國志集解》六十五卷，鎮(zhèn)日丹黃，幾無暇晷。”可見盧弼正式從事《三國志》的研究，為時甚晚。是什么動機驅(qū)使他于晚年進行這項巨大的學(xué)術(shù)工程呢？他在《覆胡綏之先生書》中說：
“昔年讀葵園祭酒兩漢注解，謂其便益學(xué)人。陳志簡潔，裴注贍詳，諸家疏證，互有瑜瑕，妄不自量，擬踵王書。”
“不佞雅愛典籍，性喜收藏。某年偶得曹錫齡舊藏何義門評校馮夢禎刊本《國志》，朱書細字，工整異常，校訂精審，多《義門讀書記》所無。獲此珍籍，草創(chuàng)權(quán)輿。”
盧弼列舉了兩個原因，未說明孰先孰后，應(yīng)是購得何焯評校《三國志》在先。何以知之？“立功”不成，轉(zhuǎn)而“立言”，本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一條老路。盧弼“罷官”以后，無事可為，不甘頹廢，想在學(xué)術(shù)方面有所建樹。得到何焯評校《三國志》的“珍籍”，啟發(fā)了他著書的方向。作為“前四史”，《漢書》、《后漢書》有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后漢書集解》，而《三國志》尚缺集注集解，這就更加堅定了盧弼在《三國志》下大功夫的決心。（盧弼《整理國故方案》說，《三國志集解》卒業(yè)后，擬續(xù)治《史記》，“此愿未償”）
至于追隨“鄉(xiāng)賢”，“前趨后步”云云，不過是盧弼謙虛的話。他在《覆王季薌先生書》中說：“葵園兩漢書注，班書補注在先，精力尚能貫串，范書集解，成于暮年，又經(jīng)兵亂轉(zhuǎn)徙，假門弟子之手，違失繁多，走所摘舉，錄于書眉，觸目皆是。”他對《后漢書集解》的評價不高，而以《集解》“在長沙王氏兩漢書注解之上”（《覆胡綏之先生書》）自豪。況且他在《三國志集解序例》（以下省稱《序例》）中明言“遠稽杜、何、二裴之說”（指杜預(yù)《左傳集解》、何晏《論語集解》、裴松之《三國志注》、裴骃《史記集解》），不僅王先謙一人。
盧弼自謙“晚學(xué)”，晚學(xué)而能完成《集解》巨著，是有其必要條件的。從主觀條件說，他曾在經(jīng)心書院、兩湖書院肄業(yè)，有“泛覽群籍”的根柢；從客觀條件說，前人、尤其是清人，有豐富的研究、考訂、校勘《三國志》的成果。正如他在《序例》中所說：“古人謂文必己出者，謂論著之文也；注家吸納眾流，援引患不征實耳，不必盡出之己也。”當(dāng)然，盧弼不僅集合了前人的成果，還有自己的心得。今從校勘，注釋兩方面評述《集解》的業(yè)績：
（一）校勘
盧弼在《序例》中，對《三國志》的版本，作了評價：“宋元舊刊，可資參證，間有誤失，貴能鑒別。衢本初印，已難饜意，三朝修補，益失廬山。馮氏精校，世稱善本，俗書破體，訛奪亦多。西爽無足齒數(shù)，陳本紕繆百端。金陵翻雕汲古，后勝于前。”所謂“衢本……三朝修補”指宋衢州州學(xué)刻、元明遞修本。“馮氏精校”指明南監(jiān)馮夢禎校刻本。“西爽”指明吳氏西爽堂刻本。“陳本”指陳仁錫評、天啟云林積秀堂刻本。“金陵翻雕汲古”指清江南書局據(jù)毛氏汲古閣本校刻本。盧弼最推崇江南書局本。
《集解》于“官私宋、元刊本而外，兼錄諸家校本”，如：曹錫齡舊藏何焯校本、楊守敬舊藏批本、顧廣圻校本、盧文弨校本，李慈銘校本、朱邦衡校本、劉家立校本、沈均玱校本、沈家本校本及近人校本等。“或系手稿，或為傳鈔，或假友人，或謀估客，只義片辭，茍有采獲，援顏注《漢書》之例，悉舉諸家姓字。”不知姓名者，“冠以‘或曰'，雖云存疑，實不掠美。”（《覆胡綏之先生書》）
《集解》校勘《三國志》的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匯集了前人的校語；（二）盧弼自己所做的校勘，包括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校法。前者有目共睹，無需舉例；后者略舉數(shù)例如下：
改字例：
1．《吳書·朱桓傳（子異）》：“本知季文懀定”。
《集解》：“趙一清曰：唐人詩有‘乖覺'字，即‘懀'也。乖懀同音，今人習(xí)用之，蓋吳語也。李龍官曰：懀訓(xùn)悶訓(xùn)惡，與語意不合，應(yīng)作‘獪'，言其狡獪也。弼按：‘懀'字疑為‘膽'字之誤，‘定'字屬上句讀。《朱然傳》‘臨急膽定，尤過絕人'。本傳上文‘孫權(quán)與論攻戰(zhàn)，辭對稱意'，當(dāng)亦謂其膽定也。《顧承傳》：孫權(quán)與顧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于所聞'。與此傳‘見之復(fù)過所聞'，語意相同，若‘定'字屬下句，似不成語。孫權(quán)所以告朱據(jù)者，乃嘉獎季文之詞，若云‘狡獪'，恐不然也。”
孝萱案：中華本《校記》：“膽定 從盧弼說。”
2．《魏書·東夷傳·高句麗》：“嘉平中”。
《集解》：“此敘靈帝時事，當(dāng)作‘熹平'。”
孝萱案：中華本《校記》：“熹平 從盧弼說。”
3．《魏書·東夷傳·東沃沮》：“漢光武六年”。
《集解》：“光武，應(yīng)從范書作‘建武'。”
孝萱案：中華本《校記》：“建武 從盧弼說。”
補字例：
4．《蜀書·先主傳》：“破（張）郃等，收兵還南鄭。”
《集解》：“‘收兵'上當(dāng)有‘郃'字。《張郃傳》：‘郃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可證。是時漢中南鄭為夏侯淵、張郃屯兵之地。《通鑒》亦云郃走還南鄭。”
孝萱案：中華本《校記》：“郃從盧弼說增。”
刪字例：
5．《魏書·夏侯惇傳》：“（建安）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于摩陂”。
《集解》：“摩陂見《武紀(jì)》建安二十四年。趙一清曰：魏武擒布，在建安三年，此為誤文。是年，關(guān)羽圍曹仁于襄陽，魏武軍于摩陂，以為之援，亦無攻戰(zhàn)事。錢大昭曰：案所擊破者蕩寇，非呂布也。布受誅于建安三年，至二十四年安得尚存乎？趙翼曰：操擒布在建安二年（弼按：在建安三年，‘二'字誤），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馀載，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時關(guān)羽圍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陽親往應(yīng)接，未至而晃破羽，操遂軍摩陂，則《惇傳》所云呂布，必關(guān)羽之訛。潘眉曰：呂布系關(guān)羽之訛。陳景云曰：‘呂布'二字誤，當(dāng)作‘關(guān)羽'。錢熙祚曰：布死于建安三年，不應(yīng)訛舛若是。李慈銘曰：此因上文有征呂布事而誤耳。弼按：官本考證亦同。是諸家考訂，皆以‘呂布'二字為誤文，然謝鐘英云：此呂布即《滿寵傳》所謂羽遣別將在郟下者，非五原郡呂布也。《三國志》有兩呂布，猶《漢書》有兩召平耳。此則別為一說。然別將是否亦為呂布，似無佐證。弼疑‘擊破呂布軍'五字皆衍文，則上下文皆通，與《武紀(jì)》亦合。又按本志《徐晃傳》：‘晃（破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
孝萱案：中華本《校記》：“擊破呂布軍 從盧弼說刪。”
以上數(shù)例，是盧弼校勘《三國志》的獨到成果，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陳乃乾不得不采用。遺憾的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陳乃乾校點本《三國志》就因為沒有充分利用《集解》而存在一些問題，此后出版的一部部《三國志》今注今譯本也因為利用不足或運用失誤而出現(xiàn)形形色色的問題”[2]。
（二）注釋
盧弼在《覆胡綏之先生書》中，對前人研究、考訂《三國志》的成果，作了評價：“竹汀、晦之，昆仲濟美，如論精核，弟遜于兄。少章、慕廬，能見其大。大宗補注，精義無多。安溪侃侃，義正辭嚴(yán)。甌北、西莊，談鋒犀利。稚安考證，多詳日月。東潛注補，包貫眾流。侯、姚藝文，姚為繁富。沈引書目，后來居先。梁氏旁證，喜摭異聞。瑣言晚出，持論衡平。援鶉筆記，非其專長。孟慈職官，頗稱明備，洪、謝、吳、楊，詳述疆域。劉氏知意，專主實齋。官本考證，剽竊何、陳，專攻明監(jiān)，所見已隘，紀(jì)傳莫辨，廩祿虛糜。諸家成書，短長互見。”這一段話，涉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錢大昭《三國志辨疑》、陳景云《三國志辨誤》、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潘眉《三國志考證》、趙一清《三國志注補》、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姚振宗《三國藝文志》、沈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梁章鉅《三國志旁證》、沈家本《三國志瑣言》、姚范《援鶉堂筆記》、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謝鐘英《補三國疆域志補注》、吳增僅《三國郡縣表》、楊守敬《三國郡縣表補正》、劉咸炘《三國志知意》等書。這不過是《集解》引書的一小部分。可惜《集解》未附錄“引用書目”，引書時一般只標(biāo)作者姓名，而不標(biāo)書名篇名（個別的除外），讀者感到查檢不便。
在上述古籍中，盧弼對趙一清（東潛）《三國志注補》的評價最高，但也指出其不足之處。盧弼引書，有三種情況：一是只引用，無補充；二是引用之后，有所發(fā)揮；三是引用之后，進行辨駁。他在《序例》中，對第三種情況，作了說明：“諸家箋注，東潛最為繁富，然秕稗留遺，愆違盈目，隨文糾正，無所隱飾。推之眾說，亦復(fù)云然。或謂既知乖舛，即宜芟除，奚為存錄，徒穢篇章。不知摭拾不周，人疑闕漏，匡矯不力，慮失真詮，雖云辭費，實非貿(mào)然。”可見《集解》所追求的目標(biāo)是，引書既要全而不漏，又不能聽任謬說傳播。
古籍因年代久遠，讀者難以明了，需要為之作注。注釋因年代久遠，讀者也難以明了，需要為之作疏。盧弼繼承這個傳統(tǒng)，既為《三國志》作注，又為裴注作疏，他在《序例》中，說明這樣做的理由：“或謂陳志簡潔，注釋宜詳，裴注明通，奚事詮解。不知世期所采，都為魏晉名編，流傳到今，悉成故書雅記。溫公《通鑒》，摘取頗多，身之音注，亦極暢達。（《通鑒》多采裴注，胡氏于所采者多有注）理宜搜羅，藉便瀏覽。注家有疏，已成先例，曲折剖判，不厭求詳。亦有裴注偶誤，間存商榷，疑滯掃除，敷暢厥指，亦學(xué)者所有事也。”裴注完成于元嘉六年（429），1500多年來的研究、考訂成果很多，盧弼加以收集、整理，并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寫入《集解》中，不僅給讀者帶來方便，而且增加了《集解》的學(xué)術(shù)價值。試舉一例，以見盧弼兼注《三國志》正文和裴注，是必要的，不是多馀的。
《魏書·武帝紀(jì)》裴注引《魏書》：“太尉橋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為托。'由是聲名益重。”
《集解》：“《世說·識鑒篇》：曹公少時見橋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dāng)以子孫相累。劉孝標(biāo)注以《世說》所言為謬。弼按：劉注是。若橋公謂為奸賊，魏武必不祀以太牢矣。”
《魏書·武帝紀(jì)》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集解》：“胡三省曰：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弼按：二語實為確論，無愧汝南月旦之評。《蜀志·許靖傳》：靖與曹公書云：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兇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是魏武與子將昆仲夙有雅故。少年即與名流結(jié)納，可知其人。胡玉縉曰：二語恐孫盛因晉承魏祚，有所避忌，加以竄改，當(dāng)以范書《許劭傳》為得其實。后丕深嫉月旦，欲取其首，未始不由于此，況劭本鄙操者乎！”
孝萱案：曹操是治世（清平）的“能臣”？還是“奸賊”？一直是讀者頗感興趣的問題。《集解》否定《世說新語》所言而肯定《異同雜語》所言。盧弼的友人胡玉縉則據(jù)范曄《后漢書·許劭傳》：“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與盧弼意見相反。盧弼、胡玉縉所根據(jù)的，都是許劭對曹操的評語，由于孫盛所記與范曄所記相反，盧弼取孫說，而胡玉縉采范說。胡玉縉還作了孫盛竄改許劭原評的推測，盧弼對此未置可否。《集解》并存兩個相反的觀點，可供讀者選擇，比只發(fā)表自己的見解，而摒棄相反的意見為好。這也體現(xiàn)了“或義在可疑，則數(shù)家兼列，時見微意，有所裨補”（盧弼《三國志集解序例》）的精神，然而，盧弼如不兼注《三國志》正文和裴注，便不能全部反映上述情況。
盧弼早年在兩湖書院肄業(yè)時，曾受教于著名地理學(xué)家楊守敬、鄒代鈞。名師出高徒，盧弼亦長于地理學(xué)。他總結(jié)前人考訂之失，“厥弊有四”，其四曰“不審地望，究用兵行師之涂”（《覆王季薌先生書》）。他認為：“李申耆五種、《清一統(tǒng)志·沿革表》、楊守敬《歷代疆域沿革圖》、丁謙各史《地理志考證》，皆為治史必備之書。”（《整理國故案》）可見他對地理學(xué)之重視，主張歷史、地理兩種學(xué)問兼治。學(xué)界評《集解》者，許以“地理尤精”。這個評價，是恰當(dāng)?shù)模R弼確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盧弼憑藉其豐富的地理學(xué)知識，為《集解》中考沿革、釋今地兩個帶全局性的問題，訂立體例。
考沿革 盧弼說：“馬彪續(xù)書，郡國厘然。沈約宋志，頗詳三國。考訂沿革，取材二書。”（《覆胡綏之先生書》）“馬彪續(xù)書”指司馬彪《續(xù)漢書》，“沈約宋志”指沈約《宋書·州郡志》。
釋今地 盧弼說：“有清統(tǒng)志，綱維目張。援古證今，可知得失。或謂既釋今地，宜遵時制。不知今日（指民國）版圖，迄無成書，間有坊本，難資依據(jù)。……景范紀(jì)要，悉準(zhǔn)明志，前賢可師，非我作古。”（《覆胡綏之先生書》）這是說，《集解》仿效顧祖禹《讀史方輿紀(jì)要》釋今地以《明一統(tǒng)志》為準(zhǔn)之體例，釋今地以《大清一統(tǒng)志》為準(zhǔn)。
《集解》中的地理考訂，精義紛呈，限于篇幅，只舉“赤壁”一例。因為：“三國周郎赤壁”在何處？聚訟紛如，至今尚無定論，盧弼比較了眾多說法之后，提出己見，可供學(xué)界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魏書·武帝紀(jì)》：“公至赤壁”。
《集解》：“赤壁所在，聚訟紛如。今據(jù)《水經(jīng)注》、《通典》、《元和郡縣志》、李賢注、胡三省注、《方輿紀(jì)要》所載，以辨俗說之惑。《水經(jīng)·江水注》云：江水左徑上烏林南，村居地名也。又東徑下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即是處也。江水左徑百人山南，右徑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處所也。（鄭蘇年云：左徑者，江北也。右徑者，南岸也）《通典》云：《括地志》：今鄂州蒲圻縣有赤壁山，即曹公敗處。按《三國志》，曹公自江陵征劉備至巴丘，遂至赤壁，孫權(quán)遣周瑜水軍數(shù)萬，與備并力迎之，曹公泊江北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zhàn)艦數(shù)十艘因風(fēng)縱火，曹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瑜等復(fù)敗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徑北歸。而《漢陽郡圖經(jīng)》云：赤壁一名烏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氵義川縣西八十里，跨氵義南北，此大誤也。曹公既從江陵水軍沿流已至巴丘，則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巴陵郡之下，軍敗方還南郡，劉備周瑜水軍追躡，并是大江之中，與氵義川西殊為乖角。今據(jù)《括地志》為是，當(dāng)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漢陽圖經(jīng)》及流俗悉皆訛謬，所以備錄《國志》，以為證。據(jù)《元和志》云：赤壁山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其北岸即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舟船敗走處，故諸葛亮論曹公危于烏林是也。又云：赤壁草市在氵義川縣西八十里，古今地書，多言此是曹公敗處，今據(jù)《三國志》，則赤壁不在氵義川也。（按吉甫引《國志》不錄）何則？曹公既從江陵水軍至巴丘，赤壁又在巴丘之下，與氵義川殊為乖謬。蓋氵義川居人見崖岸赤色，因呼為赤壁，非曹公敗處也。李賢注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胡三省注云：（弼按：胡注所引，與上文同者不錄）《武昌志》：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黃州赤壁，非是。《方輿紀(jì)要》云：赤壁山在嘉魚縣西七十里。《元和志》謂山在蒲圻縣西者，時未置嘉魚也。（弼按：五代南唐始置嘉魚縣）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為赤壁，誤矣。時劉備據(jù)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則赤壁當(dāng)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zhàn)，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dāng)在江南也。今江漢間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氵義川、黃州、嘉魚、江夏也，當(dāng)以嘉魚之赤壁為據(jù)。又按胡珪云：子瞻謫齊安時所游，乃黃州城外赤鼻磯，當(dāng)時誤以為周郎赤壁耳。東坡自書《赤壁賦》后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一在漢水之側(cè)，竟陵之東，即今復(fù)州；一在齊安郡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按《三國志》：備與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戰(zhàn)，則赤壁非竟陵之東與齊安步下矣。宋李壁詩：赤壁危磯幾度過，沙洲江上郁嵯峨。今人誤信黃州，是猶賴《水經(jīng)》能正訛，可知東坡當(dāng)日作賦時之誤矣。又按尹民昭云：周瑜言于孫權(quán)曰：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為將軍破之。夏口居黃州上流二百里，若赤壁在黃州，豈得言進夏口耶？操既敗走華容，北歸之路，黃州直通汝穎，最為徑捷，安得復(fù)經(jīng)華容也，則赤壁非黃州明矣。（上二說見《圖書集成·方輿匯編·山川典》）楊惺吾師云：有謂赤壁即烏林者，《御覽》（一百六十九）引《荊州記》：臨漳山南峰謂之烏林，亦謂之赤壁，此以赤壁在江北。又有謂赤壁在氵義縣西八十里者，李吉甫已駁之。《御覽》（七百七十一）引《英雄記》，謂曹操北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下，出大江浦口，此亦以赤壁在江北。然《周瑜傳》言，遇曹公于赤壁，初一交戰(zhàn)，公軍敗退，引次江北，則赤壁在江南審矣。且張昭明言，操得劉表水軍蒙沖斗艦以千數(shù)，何謂無船，然今嘉魚下有簰洲，當(dāng)亦因此得名。《文選》注（三十）引盛宏之《荊州記》：蒲圻縣治沿江百里南岸有赤壁，此《元和志》赤壁山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所本，在江南岸，與操敗引次江北似合，然此山自名蒲磯山，故《一統(tǒng)志》駁之。惟《水經(jīng)注》在百人山南，謂即黃蓋詐魏武處，而其上又云：黃蓋敗魏武于烏林，相去幾二百里，遂疑其自相矛盾。予以為此不必疑也。蓋操以水陸軍沿江而下，聲言八十萬。據(jù)《周瑜傳》注，實有二十三四萬，以二十三四萬之眾，夫豈一二山林所能容，且《水經(jīng)注》言赤壁之下有大軍山、小軍山，又其下有黃軍浦，《水經(jīng)注》亦言是黃蓋屯軍所。夫吳以三萬人拒操，其屯兵已及百里，蓋赤壁為操前鋒所及，烏林為操后軍所止，吳軍以蒙沖斗艦數(shù)十艘，從南岸引次俱前，同時發(fā)火。（觀此則知自赤壁至烏林同時發(fā)火）是《水經(jīng)注》所據(jù)，于當(dāng)時軍勢至合，其他方志附會之辭，正不必一一辨論也。（楊說見《晦明軒稿》）《一統(tǒng)志》：赤壁山在嘉魚縣東北江濱，與江夏縣接界，上去烏林且二百里。自《元和志》以赤壁與烏林相對，遂以為在嘉魚縣西南，蓋誤以古蒲磯山為赤壁矣。”
孝萱案：盧弼將“江漢間言赤壁者”歸納為五處，肯定嘉魚一處，否定漢陽、氵義川、黃州、江夏四處，他力求將“地望”與“用兵行師之涂”結(jié)合考察，從而得出合理結(jié)論。他在《覆王季薌先生書》中說：“黃州赤壁，誤自坡公。……世俗耳食，未遑深論。”可見“赤壁”的考訂，是其得意之筆。
《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的地理考訂，尤為盧弼精力所萃。他在《致伯兄木齋先生書》中，自言“此中甘苦”：“烏丸、鮮卑，密邇邊陲，紀(jì)載較詳，程功尚易。勾驪、濊貊、夫馀、沃沮，立國有新舊之殊，疆域有廣狹之判，失毫厘而謬千里，混鴨綠而為大同。以李申耆、楊惺吾師之最詳沿革，亦多依違，不若近人丁益甫之精。至訂正三韓之誤，《滿洲源流考》多有特識。前代紀(jì)錄，惟《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稍近翔實，然輶軒采錄，只紀(jì)當(dāng)時，考獻征文，無關(guān)往古。……公度新志，冠冕群流，尋摭菁英，充盈篇幅。此補注《東夷傳》之大略也。”所謂“丁益甫之精”指丁謙《〈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附魚豢〈魏略·西戎傳〉考證》，“公度新志”指黃遵憲《日本國志》。盧弼推崇這兩部書以及阿桂、于敏中等《滿洲源流考》。“裴注引《魏略·西戎傳》，足彌陳志之闕，殊方絕域，如數(shù)家珍。古之大秦，實為羅馬，聲教所被，遠暨歐西，凡鄒衍所不能詳，甘英所不能至，靡不臚列異聞，詳述土物，國凡數(shù)十，言近三千，詞約旨豐，難能可貴。按之今圖，大端無爽。然欲加注釋，必先熟讀兩漢《西域傳》。蓋古之西域，即今之新疆，南北天山，中亙戈壁，西逾蔥嶺，東起玉門。班書序述，精密謹(jǐn)嚴(yán)，后世紛紛著作，莫能越其范圍。……乾、嘉諸儒，考證精審。星伯后起，尤為顓家。文卿證補，似近穿鑿。旁征博考，訂誤析疑。……此補注《西戎傳》之大略也。”所謂“星伯后起”指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文卿證補”指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盧弼推崇《漢書·西域傳》、《后漢書·西域傳》及徐松《補注》三書。
盧弼對陳壽和裴松之，都很推崇，但對他們的失誤，毫不回護，盡力糾正，這對我們利用《三國志》和裴注，頗有幫助。略舉數(shù)例如下：
《集解》糾正《三國志》失誤倒：
1．《魏書·武帝紀(jì)》：“田疇請為鄉(xiāng)導(dǎo)”。
《集解》：“弼按：《疇傳》云‘太祖令疇將其眾為鄉(xiāng)導(dǎo)”，與此云‘疇請為鄉(xiāng)導(dǎo)'異。”
孝萱案：此條糾正《三國志》敘事自相抵牾。
2．《吳書·魯肅傳》：“（劉子揚遺肅書曰：）近鄭寶者，……足下速之。”
《集解》：“《通鑒考異》曰：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肅將從之，瑜以權(quán)可輔止肅。案：劉曄殺鄭寶，以其眾與劉勛，勛為策所滅，寶安得及權(quán)時也。梁章鉅曰：子揚即劉曄之子，據(jù)《曄傳》，曄為鄭寶驅(qū)迫，欲赴江表，曄謀殺之。是曄本非鄭寶黨與，豈有勸魯肅從寶之事，宜為溫公所不取也。”
孝萱案：此條糾正《三國志》敘事錯誤。
3．《吳書·魯肅傳》：“（魯肅對曰：）惟有鼎足江東”。
《集解》：“《通鑒》‘鼎足'作‘保守'。何焯曰：此時何緣便知為鼎足乎？亦事后傅會之詞。或曰：是時先主無尺土，何云鼎足！”
4．《吳書·魯肅傳》：“（魯肅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
《集解》：“錢振锽曰：《甘寧、魯肅、呂蒙、陸遜傳》頻尊權(quán)曰‘至尊'，其時權(quán)未稱尊號，區(qū)區(qū)之吳王，尚待曹丕之封，何至尊之有！凡此皆吳人記載，而承祚直錄之，未及改也。”
孝萱案：以上兩條糾正《三國志》用語不當(dāng)。
《集解》糾正裴注及裴注引書失誤倒：
5．《魏書·武帝紀(jì)》：“（建安八年十月）為子整與（袁）譚結(jié)婚。”裴注：“臣松之案：（袁）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后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內(nèi)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quán)宜與之約言；今云結(jié)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集解》：“官本考證李清植曰：明年九月明記女還然后進軍，則其成禮于此時必矣。操、譚烏得與論禮哉！姜宸英曰：譚、尚兄弟為仇，豈知此禮。魏武欲乘其亂而取，亦不暇顧忌名教，裴駁迂甚。朱邦衡曰：袁曹結(jié)婚，乃彼此相餌之計。周壽昌曰：操不惜為子結(jié)婚仇敵，售其詐謀，豈尚可繩以禮法！弼按：操為子整娶袁譚之女，為子均娶張繡之女，皆為一時權(quán)謀之計。”
孝萱案：此條糾正裴注判斷錯誤。
6．《魏書·武帝紀(jì)》：“（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裴注引《曹瞞傳》：“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fù)水，……”
《集解》：“戰(zhàn)事在八月，又值大雨之后，何以云時寒且旱，似不足信。”
7．《吳書·魯肅傳》引《吳書》：“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集解》：“李清植曰：本傳后文，肅以劉子敬言，欲往依鄭寶，周瑜勸止，乃薦之于權(quán)，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以策之收納英俊，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棲遲，《吳書》所云，蓋傳訛也。梁章鉅曰：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徒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是肅先未渡江，亦未嘗見策也。”
孝萱案：以上兩條糾正裴注所引書敘事錯誤。
8．《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文帝納后于鄴”。裴注引《魏略》：“（文帝）見其（甄后）顏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
《集解》：“梁章鉅曰：此史之飾辭也。《世說》云：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將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此當(dāng)?shù)闷鋵嵰病ｅ霭矗悍稌犊兹趥鳌吩疲翰懿俟ネ类挸牵蠇D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據(jù)此，則當(dāng)日見侵略者，不獨甄氏。謂為私納，非迎取可知。戰(zhàn)勝之后，恣意虜掠，匆匆將去，何暇議婚娶之禮乎！”
孝萱案：此條糾正裴注所引書掩蓋史事真相。
9．《吳書·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瑜之破魏軍也”。
《集解》：“是時尚不得稱魏。”
孝萱案：此條糾正裴注所引書用語不當(dāng)。
至于盧弼辨析前人對《三國志》及裴注考證之得失，《集解》中觸目皆是，故不贅舉。
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友人如柴德賡《史籍舉要》、吳金華《三國志叢考》等書，在肯定《集解》價值的同時，也指出可商之處。如：“版本不以宋紹熙本作底本，而以金陵翻汲古閣本為據(jù)；雜引各本互校，只記異同，不能定其是非，無所適從”[3]。又如：“史書方面忽略了《梁書》、《建康實錄》之類，注音釋義方面忽略了《晉書音義》、蕭常《續(xù)后漢書》所附音義及清代以來研究成果，如郁松年《續(xù)后漢書札記》等等。”[2]這些批評，可供讀者參考。
參考文獻：
[1]盧弼．《三國志》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吳金華．《三國志集解》箋記A．三國志叢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柴德賡．史籍舉要[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原載《沈陽師院學(xué)報》2002年6期
發(fā)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