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永如 任暉
值此卞孝萱先生八十大慶之際，由冬青書屋同學會發起，先生的友好、弟子各撰一文，作為對先生八十華誕的祝賀。我們二人是先生的第一屆博士研究生，學習時間雖只三年，而先生的言傳身教，使我們一生受益。敬撰此文，簡述先生的治學歷程。
卞先生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離休以后，仍任《中國思想家評傳從書》副主編，并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唐史學會顧問、中國唐代文學學會韓愈分會會長、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名譽會長等，繼續從事學術活動。幾十年來，先生出版各類著作三十余種，發表論文二百多篇，得到學術界的好評。先生學術造詣甚高，然而在這些為人矚目的成就的背后，先生卻走過一條艱辛而漫長的自學道路，成為我國為數不多的自學成家的知名學者。
1924年，卞先生出生于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江蘇省揚州市的一個書香門第。出生不到兩個月，父親便去世了。先生與寡母相依為命。靠賣古董、親友援助以及母親為鄰居做針線的收入，維持生活。孤兒是寡母的唯一期望，并不識字的母親，在先生五歲時便教之認字。母親每天先向鄰人學會幾個字，然后回家教兒子。這種精神，激勵著先生發憤讀書。曾有幾十位前輩為此事作畫賦詩填詞，“南社”創辦人、著名詩家柳亞子先生贈詩兩首，第一首是：“教兒先就學，即學即傳人，此是彌天愿，寧關一室春。”（見《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書畫選》）這種“即學即傳人”的教學法，南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陳中凡先生認為是陶行知所推行的“小先生制”之起始，是極有意義的。
卞先生家的附近有“大儒坊”，“大儒”指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傳說曾是隋、唐注《文選》的遺址“古文選里”，也離先生家不遠。先生在北柳巷小學讀書，校址是“董子祠”，當時董仲舒的塑像猶存。在揚帥呻學讀書，從家到校，經過“太傅街”阮元故居。中學的同學中，有汪中的后裔，先生喜聽汪家的老人講些汪中的佚事。從漢代大儒董仲舒，到隋唐“選學”大師曹憲、李善，到清代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阮元、汪中，都在先生幼小的心靈上留下深刻的印象。由孤兒苦學終成大家的汪中，尤為先生所向往。先生以鄉賢自勉，立志做有學問的人。
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社會動蕩，物價飛漲，卞先生家境更加困難，十八歲便獨自到上海謀生。因黃炎培的提倡，當時上海的職業教育比較發達。先生白天在銀行工作，晚間進夜校補習。開始學的很雜，后來興趣集中在文史方面。先生感到夜校傳授的知識遠遠不夠用，自然而然地走上自學之路，遇到疑難問題，便向學者求教。由于沒有固定的老師，養成了先生不囿門戶之見，不泥一家之言，“轉益多師”，博采眾長的習慣。
先生在自學的過程中，披荊斬棘，吃過不少苦，走過不少彎路，終于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走的道路。先生常說，僅知“轉益多師”而不懂得走自己的路，會茫無頭緒，得不到歸宿。
卞先生的治學方法與經驗、學術觀點及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由今及古——卞先生的學術生涯，從研究中國近代史開始，從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時期重要人物碑、傳入手。“正史”之外，私家撰寫的碑、傳也是我國史籍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先生讀了錢儀吉《碑傳集》、繆莖孫《續碑傳集》、閔爾昌《碑傳集補》（當時汪兆鏞《碑傳集三編》尚未出版）以后，感到清以后的碑傳急需訪求，日久便易散佚，于是立志收集清以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銘、家傳、行狀等。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利用銀行工作的業余時間，發此宏愿，慘淡經營，實屬難能可貴。解放后，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金蹄敝先生對此事十分重視，將先生推薦到所里工作。進所后不久，又受知于所長范文瀾先生，在其指導下，協助修訂《中國通史簡編》。此后，卞先生的研究方向轉移到古代文史。
為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卞先生與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唐文權合作，將所收藏的清以后碑、傳，編為《辛亥碑傳集》、《民國碑傳集》兩書，先后由團結出版社排印。華中師大教授章開沅先生自美國寄來序言，略謂：“由于時代風尚的演變，加以戰亂連綿不絕，民國中期以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死后，樹碑立傳、刻石銘墓者越來越少。""這兩部書的出版，是錢、繆、閔、汪之后的一大繼作，亦未嘗不可以視之為碑傳結集的余韻絕響。對于編輯者的勞績與出版者的識見，我們都應該給以肯定與感謝。”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湯志鈞先生在序言中說：“兩書的出版，是學術界的大事，也是中國近代史、民國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資料書。”“辛亥以來，隨著社會的變遷，史學方法也有演變，就碑傳而言，也受西方史學的影響，出現了不少自述自傳，這里也予采錄。”“讀者除能翻閱有關資料外，還可看到近代史學的發展、演變。”“我到臺灣和日本講學，也把兩書整理出版的消息告訴了臺灣和日本的史學界同行，他們聽了既對卞公的辛勤搜訪表示欽佩，也盼兩書能早日出版。”從兩位著名學者的評論可見這兩部書的學術價值。這是卞先生早年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總結。
卞先生長期在范文瀾先生身邊，邊干邊學，在掌握了中國古代文史知識的基礎上，以唐代文史為主攻方向，遵照范老“專通堅虛”的教誨，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單一范圍，開拓了一個點面結合、文史結合的廣闊領域。具體表現在：
點面結合——唐代文學家，“劉柳”并稱，“元白”齊名。但歷來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劉禹錫、元稹者少。為了填補這一空白，卞先生選擇劉、元為研究對象，撰寫了《劉禹錫年譜》、《元稹年譜》況這是點。接著卞先生又對李益、張籍、王建、李紳、南卓等（與劉或元創作關系比較密切者）進行研究，考證生平，這是面。由點到面，以避免孤立地研究劉、元可能產生的弊端；再由面返回到點，以充實、深化對劉、元的認識。卞先生又撰寫了《劉禹錫叢考》，此書不是一般的交游考，而是在清理劉禹錫復雜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劉禹錫的立場、觀點、品格和精神風貌，揭示出決定或影響他一生的政治傾向、文學創作以及書法、醫學研究的內在與外在的原因，展現了永貞革新及其前后的社會政治現實，使劉禹錫研究有了新的廣闊的視野。《叢考》考證出劉禹錫親友近五百人，給出一幅完備周詳的社會關系網絡圖，為劉禹錫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1989年，卞先生接受《中華大典·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主編的任務，是他再一次由點到面的嘗試。歷時十二年，經過探索，終于編成這部選錄資料一千萬字，收錄作家約兩千人，引用古籍近兩千種的大型類書。出版后被譽為“迄今為止有關隋唐五代文學資料最全、最精的一部”，是已出版的各種書“都不能代替的”。
文史結合——從卞先生所參加的四個學會及其所擔任的職務，已可反映出他具有文史兼通的特長。《古典文學知識》編輯部為了豐富讀者的古代文化知識，以便更好地領悟古典文學作品的內容，特請卞先生撰寫《中國古代文化知識講座》，講座深入淺出，受到讀者普遍歡迎，從而看出先生對中國古代的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的精湛研究。最近，先生對同濟大學研究生作學術報告，講稿載入《邁向精神殿堂——人文學者在同濟大學演講錄》。
卞先生一貫以文史結合的方法探索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例如：在《元稹年譜》中，考出元稹出生于一個父老母少、受異母兄歧視的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親死后，元稹和寡母被迫離家，過了若干年顛沛流離的生活。這段歷史，對元稹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又考出元稹“變節”真相：元稹通過科舉，得到宰相裴垍的賞識，在裴垍支持下，敢于與權奸斗爭。裴垍死后，元稹失去倚靠，轉而交結宦官。又：在《劉禹錫年譜》中，從北朝民族融合的背景，考出劉禹錫是洛陽人。又從唐朝安史之亂時北方人口南遷的背景，考出劉禹錫出生于蘇州地區。新見一出，就得到復旦大學教授劉大杰和蘇州大學教授錢仲聯的肯定。（見《唐宋文舉要．前言》）又如：收在《劉禹錫研究》中的三篇論文，闡述了劉詩對晚唐李商隱、溫庭筠、杜牧，宋代蘇軾一間、江西詩派的影響，正如評論者所說：“于前人或他人所不到處別生只眼，洞察并揭破千古未發之幽秘，使讀者茅塞頓開，耳目一新。”（見《社會科學評論》1985年1期）先生還編了《劉詩歷代評述選輯》，酌加案語，作為附錄。資料與論文互為補充，相得益彰，使全書成為一個比較完備的劉詩研究的信息庫。
卞先生的許多新說創見，都是文史結合的產物，尤為膾炙人口的是先生對唐傳奇的研究。先生認為：唐傳奇富于文采，亦有寓意，如僅欣賞其文采而忘卻其本意，則失之矣。政治斗爭錯綜復雜，史書往往語焉不詳，甚至隱諱，而傳奇中有曲折的反映。先生從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歷史背景以及傳奇作者的政治立場入手，用文史結合的方法，首先對《任氏傳》、《枕中記》《南柯太守信》、《霍小玉傳》、《上清傳》、《辛公平上仙》六篇傳奇的創作意圖，進行了新的探索。這組論文，收在《唐代文史論從》中，《唐代文學年鑒（1988年）》評論道：“為唐代小說研究開辟一條尚未有人涉足的新途徑，不惟新見疊出，發人深思，而且材料翔實，令人信服。”其中《辛公平上仙》是影射順宗被害的觀點，已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先生《柳文指要》、廈門大學教授韓國磐先生《隋唐五代史綱》等書采用。卞先生不斷擴大這方面的研究，又對《補江總白猿傳》《毛穎傳》《李娃傳》《謫龍說》《河間傳》等傳奇，進行了新的探索，先后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隋唐五代史國際研討會”（香港）、“1993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了論文，受到好評。如《國際柳宗元研究擷英·前言》說：“卞孝萱先生《〈謫龍說〉與〈河間傳〉新探》集考證與比較方法于一爐，考出《謫龍說》與《河間傳》之內涵深意，新見疊出，令人一新耳目。”卞先生治學，思路開闊，見解獨到，實是文史兼通的典范。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及大陸幾所高校作專題演講。現已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編為《唐傳奇新探》、《唐人小說與政治》兩書。
自學成家的卞先生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固然是由于頑強的毅力、鍥而不舍的刻苦鉆研精神，同時，也是與先生的高尚品質分不開的，先生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邏輯學家章士釗校訂《柳文指要》一事，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卞先生長期在北京工作，經常到各圖書館看書。當時章老正撰寫《柳文指要》，其秘書王益知常到各圖書館查閱資料，遂與卞先生相識。王秘書解決不了章老提出的難題而求助于卞先生時，先生都認真思考，詳細解答，因此得到章老的賞識與信任，在《柳文指要》中多次引用卞先生的研究成果，例如：在《二恨潛通史跡》里稱贊先生“如此覓證，在邏輯謂之鋼叉論法，百不失一。孝萱既從聯鎖中獲得良證，而吾于子厚所云外連強暴之一大疑團，立為銷蝕無余，誠不得謂非一大快事。“此書出版前，章老特請卞先生校訂全稿。卞先生在章老家中工作了一段時間，獲得親近的機會，學業更有長進。
卞先生平易近人，待人接物，恭敬謙和，特別是先生與人為善，獎掖后進的寬廣胸懷，更為人們所稱道。為了扶持與培養人才，先生常與中青年合作撰文，使他們有發表文章的機會，能夠早日脫穎而出。獲得國家級專家榮譽稱號的徐州師范學院教授吳汝煜，其第一部著作《劉禹錫》就是在卞先生指導下，合作撰寫的。吳汝煜不幸早逝，其遺孀寫信給卞先生說：“汝煜生前，常在我面前提起您，汝煜取得一些成績（特別在劉禹錫研究方面），跟您的引路、幫助是分不開的。”《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及其《續編》中，經卞先生指導，合作撰文的幾位中青年學者，也已分別評為教授、副教授。浙江師范大學教授陳耀東先生在《唐代文史考辨錄．后記》中說：“卞孝萱教授無私地提供珍藏的重要文物材料，使我在《〈登科記考〉考補》中獲得力證。”先生把珍藏了幾十年的辛亥時期人物碑、傳捐獻給國家，其無私胸懷于此可見一斑。所以，先生指導過的一位研究生在文章中說：“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是有形的，而先生的刻苦精神與求實態度，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情操，是無形的，是足以使我們終身受用不盡的精神財富。”確是由衷之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卞先生鑒于普及社科知識，提高人文素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耄耋之年，除了堅持自己的科研外，還帶領了志同道合的專家學者，從事了兩項規模宏大的文化積累工程。一是弘揚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主編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叢書》和《中華文化百科》等。二是配合當前改革開放，加強公民道德建設，主編了《中國改革史鑒叢書》、《中華傳統優秀道德文化叢書》等。此外，還主編了《資治通鑒新編》，旨在探索一條普及歷史文化遺產的新路子；又主編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旨在為高校提供一個反映最漸成果的教材。這里不一一詳述。卞先生在主編工作中，發揚學術民主：觀點上各抒己見，自由發揮；文字上各顯風采，不拘一格，深受合作共事者的愛戴。
卞先生不看重科研獎、著作獎，從不與人爭名。然而，人們是有鑒別力的，如先生在《白居易與新樂府運動》文中，提出新樂府運動是裴垍集團政治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元和“中興”起了積極作用的觀點，被《文史知識》廣大讀者評選為十篇最愛讀的文章之一。又如先生在《〈瘞鶴銘〉之謎》文中，從鶴與文學、碑版署名、干支紀年、文章內容、書法風格五個萬面，否定了流傳的王羲之、陶弘景、隋人、顏真卿、顧況、皮日休、王瓚七說，提出撰者、書者、立石者是晚唐五代幾個修道之人的結論，被選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史考據文錄》。這些事實說明先生的創作生命力是多么旺盛，令人歡欣鼓舞。祝愿先生在學術研究上不斷開拓，不斷創新，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