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 光
內容提要：本文從政治思想、哲學思想以及著作成果、講學成就四個方面論述了黃宗羲的學術成就，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黃宗羲思想的現代價值。作者認為，黃宗羲的“新民本”思想，已經超越了君主專制制度下傳統儒家重民、愛民、為民請命的舊民本范式，而開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監督的新范式。黃宗羲在哲學上建立了以“力行”為根本宗旨的實踐哲學和“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學術史觀，可以啟迪我們的開放性思維和兼容性思維，其批判求實精神及疾呼改革的理論勇氣，也激勵著我們今天堅持改革的決心和理論創新的勇氣。
關鍵詞：黃宗羲；新民本；經世應務；力行哲學
黃宗羲（1610年－1695）是我國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和自然科學理論家。他在清代前期與孫奇逢、李颙齊名，并稱“國初三大儒”，自清末以來，則與顧炎武、王夫之齊名，并稱“明清之際三大家”，可見他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地位之重要。
一、黃宗羲的學術成就
總括黃宗羲的學術成就，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他在《留書》和《明夷待訪錄》中，提出了一個系統批判君主專制制度、主張社會改革的具有民主啟蒙性質的政治思想綱領。
黃宗羲在浙東抗清斗爭徹底失敗（1653年，清順治十年）后，致力于總結明亡歷史教訓，決心為后人留下一些對治國經世有所補益的著作。于是寫下了后來被稱為《留書》的一卷八篇政論稿。時隔十年，當康熙元、二年（1662－1663）時，他在《留書》原稿基礎上修改擴充，寫成了《明夷待訪錄》二卷26篇。這兩部書雖然相隔十年，但寫作宗旨是一樣的，即總結“治亂之故”、為后世“條具為治大法”[1]，設計未來社會的藍圖。
黃宗羲在《留書》中總結了明朝亡國的教訓，認為明朝衛所制度腐敗、宦官集團專政、賦稅制度惡性循環、科舉取士制度壓制人才，這都是導致亡國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秦以后“廢封建之罪”。這里所謂“廢封建”，指秦始皇廢除周代的“封邦建國”制度而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這一思想，為他后來在其民主啟蒙性名著《明夷待訪錄》中深刻批判君主專制埋下了伏筆。
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破天荒第一次喊出了“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的“君為民害”論，并在托古的形式下設想未來社會的藍圖，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原君》）的“民主君客”論以及“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原臣》）的“萬民憂樂”論，并提出了“君與臣，共曳木之人”（《原臣》）的君臣平等原則和“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原君》）的人權平等原則，主張用“天下之（公）法”取代君主“一家之（私）法”（《原法》），主張由宰相和“政事堂”掌管行政權（《原相》）、由“學校”掌握輿論導向（《學校》），這些重要思想主張，比較系統地揭示了黃宗羲政治思想的的樸素民主主義傾向。
在經濟思想方面，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對不斷加重農民負擔、造成“積累莫返之害”（《田制三》）的歷代封建王朝的賦稅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2]，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發展商品經濟、發展工商業的思想主張，如“工商皆本”（《財計三》）的進步思想，“廢金銀”而“通錢鈔”的幣制改革主張（《財計二》），“均田”、“齊稅”而又不排斥富民占田的“井田制”構想（見《田制》），這些主張雖不免有著空想成份，但在客觀上是順應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要求的。
第二，在哲學上，黃宗羲沿著其師劉宗周批判理學、修正心學的路子，在晚年提出了“盈天地皆心”和“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3]的哲學命題，從而標志著黃宗羲哲學思想對于王陽明、劉宗周哲學思想的超越。更進一步，黃宗羲對王陽明“致良知”學說作了重要的修正，認為“致字即是行字”[4]，“必以力行為工夫”[5]，從而把“致良知”的命題轉化成了“行良知”的命題，建立了與當時實學思潮相呼應的以“力行”為根本宗旨的實踐哲學。
黃宗羲在哲學上的另一貢獻是建立了“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學術史觀。他在《明儒學案發凡》中說：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這個“一本萬殊”論，是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的指導思想。它說明真理是在各種“一偏之見，相反之論”的討論和爭鳴中求得的，因此，作為學術史的整理者和研究者，要善于從各家各派的“不同處”擷取真理性認識，善于把握各家宗旨、透露其人“一生之精神”，才有益于學術發展。
然而，“一本萬殊論”作為一種認識方法論，主要是分析的方法，而不是歸納的方法。這種歸納的方法，就是他在《萬充宗墓志銘》中所概括的“會眾合一”方法。他說：
“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眾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為標準，毫秒摘抉，于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用。”
歷史文獻浩如煙海，一個史學家或哲學史家，如果沒有“會眾合一”的學術歸納能力，那么他寫出的學術著作，就只能是材料的堆積，猶如一團亂麻理不出頭緒。而這個“會眾合一”，并非要使眾家之言去合一個人的立言標準，而是取眾家之精華，使之融匯到反映時代精神的歷史潮流中去。
第三，他通過孜孜不倦的著書活動，為保存歷史文獻作出了重要貢獻。黃宗羲一生著作弘富，如他自己所說“不下古之名家”。根據我的考證，其著作共計112種，1300余卷，2000多萬字。這些著作，涉及政治、經濟、哲學、史學、文學、宗教、歷法、數學、地理、方志、文字、音樂等眾多領域，有力地證明了黃宗羲不愧為博學多才的國學大師。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明夷待訪錄》，其次是《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文海》、《行朝錄》、《弘光實錄》和《南雷詩文集》。如《明儒學案》62卷，是一部系統總結明代學術思想演變狀況的專著，被當時大儒湯斌推崇為“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南雷文定》附錄《交游尺牘》），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稱之為“千古之炯鑒”。而編定《明文海》的意義，在于保留了有明一代數千家文集的精華，記錄了明代“三百年人士之精神”[6]。《宋元學案》100卷，是由黃宗羲粗定規模、而由黃百家、全祖望、馮云濠、王梓材等人增補定稿的，是了解宋元兩朝學術發展演變的必讀之書。《行朝錄》、《弘光實錄》等十多種史學著作，則比較客觀地記載了弘光、隆武、永歷、監國魯王等南明小朝廷以及鄭成功的抗清歷史。黃宗羲的詩文集主要有《南雷文案》三種、《南雷文定》五集、《南雷文約》一種、《南雷詩歷》二種，以及《南雷文鈔》、《南雷余集》、《南雷雜著》等，對于了解和研究黃宗羲的生平、著述與思想極有價值。
第四，他通過在浙江寧波、紹興、余姚、海寧、桐鄉等地的長期講學活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并且開創、培植了一個以他為首的浙東經史學派。這個學派的特色是經史并重、折衷朱（熹）王（陽明）、強調經世應務，提倡豪杰精神。這個學派“上承王（陽明）、劉（宗周），下開二萬（萬斯大、萬斯同）”，綿延至于清末。其骨干人物，有黃百家、萬斯大、萬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黃炳垕、王梓材等。浙東經史學派的為學宗旨和學術風格與一味鉆研故紙堆甚至皓首窮經的乾嘉考據學派大不相同，它重視的是“經世應務”，關心的是“萬民憂樂”，對于清代乃至近現代的士風、學風與政風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黃宗羲思想的現代價值
黃宗羲逝世已經310周年。我們在三百多年以后來看黃宗羲思想的現代意義與價值，仍然能夠受到極大的震撼，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借鑒與啟迪。
首先，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的“君為民害”論、“民主君客”論和“萬民憂樂”論，一方面是對儒家傳統民本思想的繼承，另一方面也是一種超越，因而可稱之為“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稱為“新民本”，就因為他已經超越了自《尚書》、《孟子》以來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傳統儒家重民、愛民、為民請命的舊民本范式，而開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監督的新范式。黃宗羲的“君為民害”論，從理論上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明確而深刻的批判，比起孟子的“民貴君輕”論來更富有批判性和戰斗性。他所謂“天下為主，君為客”政治命題中的“天下”，指的就是天下萬民。其中包含了三層政治涵義：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二是天下大事應由人民當家作主，而非由君王一人壟斷；三是君與民的關系是完全平等的，君由民推選出來為天下興利除害，因而必須盡心盡力地為民服務。顯然，這已經是地道的“民主”思想而非“君主”思想了。而黃宗羲的“萬民憂樂”論，則既是對儒家傳統愛民、為民的民本思想的繼承，也蘊涵著天下是人民的天下，而非君主一家私產的“民有”觀念。他所謂“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原臣》）、主張建立“天下之（公）法”、呼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等思想主張，則反映了其樸素的民治思想，這比傳統儒家的“禮治”主張更接近于近代的法治觀念。
黃宗羲這種以“民有、民主、民治”為中心的新民本思想，在清末至近代的民主革命運動中曾經起了極其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啟超評價說：黃宗羲“最有影響于近代者，則《明夷待訪錄》也。……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7]譚嗣同也在其論民主思想的著作中將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視為“萬一有當于孔教”之書[8]。而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更是繼承、弘揚黃宗羲的民主理想并為之奮斗，他曾將民主革命派所翻印的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單行本贈送給日本友人熊本先生[9]。不僅如此，當代中國領導人也高度評價了黃宗羲的民主思想。今年3月22日，溫家寶總理在《致史曉風先生函》中精辟指出：黃宗羲的“許多思想具有樸素的科學性與民主性”、“天下之大事莫過于萬民之憂樂了。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10]。這些論述，深刻地體現了當代中國導人堅持“以民為本、執政為民”根本宗旨的思想風格與行為準則，也從正面反映了黃宗羲樸素民主思想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其次，黃宗羲的弘富著作及其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的真相，以便做到“以史為鑒，古為今用”。黃宗羲作為一個史學家，特別重視對“近現代史”的研究與整理。他那個時代的“近現代史”，主要是指宋、元、明三朝特別是明朝（包括晚明）的歷史。他撰著的主要史學著作如《行朝錄》、《弘光實錄》、《明儒學案》等是對晚明史和明代學術史的總結，他編輯的卷帙最繁重、費時最長的文獻資料書是《明文案》217卷、《明文海》482卷和《明史案》244卷。他編書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總結“治亂之故”，要“存一代之書”，要發掘“三百年人士之精神”。而更重要的是，黃宗羲非常明確地把“經世應務”[11]作為治史的根本指導思想。他所謂的“經世應務”，就是要吸取歷史經驗，為實踐斗爭服務。這一治學宗旨，也是值得當今學者繼承和發揚的。
第三，黃宗羲的“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哲學史觀與學術史觀，可以啟迪我們的理論思維。“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思維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綜合的，既是開放性思維，又是兼容性思維，是一種科學的、辯證的思維方法。有人說，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只有宏觀的綜合而缺少微觀的分析，這其實是一種偏見。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論明人講學的特色是“繭絲牛毛，析之也精”，這難道不是分析性思維嗎？他的“一本萬殊”論，如果沒有分析，能夠把握萬物之殊嗎？所以，黃宗羲的辯證思維方法是深具啟發性的，尤其對于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促進異質文化交流、推動文化創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
第四，黃宗羲思想中一個非常突出的特色是其批判求實精神及其力主改革的理論勇氣，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志于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文精神和歷史使命感，也激勵著我們今天堅持改革的決心和理論創新的勇氣，并為當今的政治改革（如民主、法治、制度建設）、經濟改革（如使產業結構合理化、避免黃宗羲定律、使農民增收減負）、文化創新（如使西學中用、中學新用、綜合創新）提供了歷史的借鑒。尤其是作為有社會良知的現代知識分子，更有必要學習和發揚黃宗羲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呼吁改革的理論勇氣，為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建設而大聲疾呼，并且身體力行。
這就是黃宗羲思想的現代價值之所在！
今年恰逢梨洲先生黃宗羲逝世310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新版《黃宗羲全集》的出版發行，溫家寶總理論黃宗羲思想親筆信的公開發表，對于我們深入研究黃宗羲的思想與著作、探討黃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現代價值是極大的鼓舞與促進。本人作為《黃宗羲全集》的執行主編和黃宗羲思想的景仰者與研究者，特撰寫此文以志紀念。
注釋：
[1]引文見《留書·自序》、《明夷待訪錄·題辭》，分載于《黃宗羲全集》第1冊、11冊，第1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增訂版。
[2]當代學者秦暉敏銳地將黃宗羲批判歷代稅制變革、揭露其“積累莫返之害”弊端的思想概括為“黃宗羲定律”，受到溫家寶總理的重視。秦暉文參見：《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11月3日《并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中國稅務》2003年第6期《擺脫“黃宗羲定律”，讓農民掌握自己的命運》。
[3]《明儒學案·自序》，載《黃宗羲全集》增訂版第7冊，第3頁。
[4]《明儒學案·姚江學案·敘錄》，載《黃宗羲全集》增訂版第7冊，第197頁。
[5]《明儒學案·姚江學案·王陽明傳》，載《黃宗羲全集》增訂版第7冊，第202頁。
[6]《明文案序》，載《黃宗羲全集》增訂版第10冊，第19頁。
[7]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之六。《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14、1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版。
[8]譚嗣同：《仁學·仁學二》，中華書局1958年11月版，第50頁。
[9]1987年我應邀訪問日本，當時任職于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明清史專家小野和子教授向我出示了封面有孫中山親筆署名“孫文”并有“贈熊本先生”題字的《原君·原臣》鉛印單行本。小野教授為此曾撰專文作了考證與說明。
[10]溫家寶總理論黃宗羲思想的親筆信首先發表于《浙江學刊》2005年第4期，其后《光明日報》、《文匯讀書周報》、《中國哲學史》等報刊作了轉載。
[11]關于黃宗羲的“經世應務”思想，見于黃宗羲的《補歷代史表序》以及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甬上證人書院記》。文繁不具引。
原載《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5年06期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