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進之
黃宗羲，字太沖，浙江余姚人，生平所用別號甚多，有南雷、梨洲、茭湖魚澄洞主、雙瀑院住持、雙瀑院長、雙瀑堂住持、古藏室史巨、藍水漁人、雪交亭主等等。由于其代表作《留書》、《明夷待訪錄》均署梨洲老人，故當時學者都尊稱他梨洲先生，而他本人用得最多的是南雷。甫雷在余姚，是唐代謝遺塵隱居之地，宗羲用作別號，既代指故鄉，又借以表明自己不仕清朝的素志。逝世之后，其門人私謚曰“文孝”。宗羲一生頗為曲折，依他自己所說，是早年為黨人，壯年為游俠，老年為學者。他博學多才、名重天下，當時就被譽為“國初三大儒”之一（另兩人是李颙和孫奇逢）；近代以來，人們又把他與顧炎武、王夫之并提，合稱為“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
一、生當末造 少年英挺
明萬歷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黃宗羲出生于紹興府余姚縣通德鄉黃竹浦，其地現名浦口村，屬浙江省余姚市明偉鄉。降生前夕，母親姚氏曾夢見麒麟入懷，所以，宗羲乳名“麟兒”；不過，宗羲的人生歷程卻布滿荊棘：少年時期，父親即遭迫害，慘死獄中，成年之后更是歷盡艱辛，既飽嘗戰亂兵燹，又造經官府追捕，“瀕于十死”而患難余生，可以說絲毫也沒有蒙受到這個吉兆佳名的呵護。
據《竹橋黃氏宗譜》記載，黃氏原居婺源（今屬江西），其先人南宋初年為慶元（治今浙江鄞縣）通判，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時不屈而死，有子三人，分頭避亂，其中名叫萬河的到了余姚，便定居下來，是為竹橋黃氏之一世祖，至宗羲生時已歷17世500年。宗羲的父親初名則燦，后改尊素（1584—1626），字真長，號白安，是一個正直并且關心時政的讀書人。
宗羲8歲時，去年春天考取進士的尊素被授予寧國府（明寧國府治今安徽宣城）推官的職務，宗羲隨侍父母赴任所，這一年是萬歷四十五年（1616）。從此，尊素涉足風濤險惡的宦海，而宗羲在父親的熏陶習染下，隨著年齡的增長，也逐漸萌生、培養起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政治意識。毋庸置疑，正是這一點最終影響和決定了宗羲的一生。天啟三年（1623），尊素遷監察御史，宗羲亦通過童子試，取得秀才資格，新近補為仁和（今杭州）縣學博士弟子員。是年秋，宗羲隨父親來到北京，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讀書的日課，當然是所謂“時文”，即八股制藝，由父親親自督促指點；而少年黃宗羲對小說家言及稗官野乘卻頗感興趣，“課程既畢，竊買演義如《三國》、《殘唐》之類數十冊，藏之帳中，俟父母睡熟，則發火而觀之一（《南雷文鈔·家母求文節略》）。這種不務“正業”的舉動不久就被父母發覺。明建國之初，太祖朱元璋曾下詔，稱“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明史·選舉二》），所以姚氏夫人十分擔心麟兒因放松舉業而有礙前程，可是，“少即博鑒經史，不專為科舉之學”（《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黃氏家錄》）的尊素對此卻并不介意，還認為“亦足開其智慧”（《黃梨洲先生年譜》），或許他在愛子身上又見到了當年的自己吧。
天啟時代的明帝國，承嘉靖、萬歷之后，已是風雨飄搖，正處于分崩離析的前夜。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間，萬歷四十四年（1616）建國稱汗后，聲勢日盛，不但屢屢攻擾遼東，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叩關南向；南邊的明朝卻武備松弛、將驕兵惰，衛所制度也名存實亡，有的地方兵員不及定額的半成，甚至軍器僅有一張弓！朝政情況更是一塌胡涂、烏煙瘴氣。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勵精圖治，反倒寵信太監魏忠賢（本名進忠，后賜改忠賢，河北肅寧人，1568—1627），聽其擅專國政，廣植黨羽。官僚集團中則上自內閣六部，下至四方督撫，大批趨炎附勢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門，閣臣魏廣微呼忠賢為叔，給事中阮大鋮、禮部尚書顧秉謙、太常卿倪文煥等拜忠賢為父，此外還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類不堪入耳的名號，中外勾結，形成既丑惡又兇殘的“閹黨”，造夠了酵竹難書的無邊罪孽。而與其對立的一方，便是東林黨人。
所謂“東林黨”，其實始終不曾是一個有綱領的政黨式團體，也并未真正結黨，最多只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學術集群。“東林黨”這個稱謂，是由閹黨強加的。
萬歷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顧憲成（字叔時，江蘇無錫人，學者稱東林先生或徑陽先生，1550—1612）因“京察”案革職家居，與同里高攀龍（字存之，一字景逸、云從，1562—1626）、錢一本（字國瑞，號啟新，江蘇常州人，1539—1610）等人講學無錫東林書院，嗣后鄒元標（字爾瞻，號南皋，江西吉水人，1551—1624）、趙南星（字夢白，·號清都散客，河北元氏人，1550—1627）等亦相繼講學，遠近士子，聞風相從。上述諸人后來被認為是東林黨的創始人物，其中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被譽為“海內三君”。在學術上，東林人士反對陽明學術末流“盛談玄虛”、以致“遍天下無不皆禪學”（劉宗周《劉子全書》）而造成的空疏不切實用的流弊，主張回歸正統的朱子學，提倡避免空談心性、強調做學問應以平治天下為終極目的，表現出期望在實踐上濟世救民的強烈政治責任感，這完全合乎正宗儒家“兼濟天下”的傳統觀念；至于“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顧憲成傳》），也無非是中國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習慣，自東漢以來就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權在握的當道者不妨對這類往往無傷大雅的“清議”冷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啟朝的情況不同。明初，朱元璋曾嚴厲規定一內臣（按即宦官）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宦官傳》），而天啟朝的宦官魏忠賢居然權傾中外、勢焰熏天，內閣諸大老則仰其鼻息、助紂為虐，這些眼前的現實自然成了東林人士“諷議”“裁量”的主要內容，兩下里針鋒相對，看來也有義氣用事的成分：“處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處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明儒學案‘東林學案》）；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風者”（即一些較為正直的官員）又與東林諾人桴鼓相應。這樣一來，閹黨遂將東林人士視如仇讎，阮大鋮等尋機進言魏忠賢：“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賢濁亂朝政》），順便還把所有不依附不順從他們的士人統統打入東林的陣營，以至“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東林學案》）；終于送興冤獄，殺戮黨人，株連極廣，致使“忠良慘禍，億兆離心”，官僚集團中的正直之士零落殆盡，大明帝國也即將墜落到那覆亡的終點。
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是東林黨中著名人物，當初升監察御史，即因緣于東林領袖鄒元標的賞識。尊素為人精敏強干，“謇愕敢言，尤有深識遠慮”（《明史·黃尊素傳》），供職京師期間，東林黨重要人物，“如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北應山人，1572—1625）、左光斗（字遺直，號浮丘生，安徽桐城人，1575—1625）、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1575—1625）等，與尊素過從甚密，常常夜至黃家，主客共論時事，這種場合，宗羲都隨侍在側，聆受教益。父輩那種為國事激昂慷慨、奔走呼號的斗爭精神令宗羲深受感染，在了解朝局清濁、認識到政治斗爭的殘酷復雜的同時，他也領略到了立身處世的基本準則。
黃尊素的機智和富有策略，曾幾次使閹黨羅織罪名迫害東林的企圖未能得逞，因而被對方目為“狠心辣手”，必欲去之而后快。天啟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皇帝，以“二十四大罪”搏擊魏忠賢，尊素雖在事先曾指出這一行動欠妥、結局不容樂觀，但仍然繼楊漣之后上疏劾魏，以為聲援，結果受到“傳旨切責”的處分。翌年，魏忠賢興起大獄，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被捕，在獄中受盡酷刑而死，尊素則被指為“東林護法”，革職還鄉。天啟六年（1626）二月，魏忠賢再興大獄，一時緹騎四出，搜捕黨人。圣旨點了周宗建、纓昌期、周順昌等人姓名，稱他們“盡是東林邪黨”，命令錦衣衛將其“扭解來京究問”；由于閹黨要角、提督蘇杭織造太監李實告發尊素，說他雖家居講學，但與高攀龍私交甚密，于是黃尊素亦在同案被逮之列。當錦衣衛至蘇州捕周順昌時，引起民眾公憤，士民數萬圍毆堤騎，勢如山崩，當場打死一人，其余差官倉皇逃匿（張溥《五人墓碑記》即記此事）。這天，往浙江捕黃尊素的錦衣衛旗校恰好泊舟城外，也被憤怒的民眾驅逐，諸旗衛僅以身免，行李公文及所乘船只都被沉之于河。當時有人勸黃尊素，說：抓人的公文已經遺失，錦衣衛也不敢露面，這正是亡命出逃的好機會，尊素卻說：“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頭香耳！”（《黃氏家錄》）于是慨然投案。黃宗羲陪送父親登途，直到常州，父子方揮淚而別。此一分首，便成永訣。
尊素入獄后，特務頭子、錦衣衛鎮撫理刑許顯純親自羅織周納，誣陷尊素“受賄銀二千八百兩”，五日一審，榜掠備至。閏六月初一日，一片剛腸、堅貞不屈的黃尊素慘死獄中，年僅43歲。同時被捕入獄的周順昌等人，也被許顯純以極其殘暴的手段先后害死。
兇訊傳到余姚，黃氏一門舉家慟哭，母親姚氏悲痛欲絕，暈而復蘇，祖父黃曰中則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貼在墻上，讓宗羲進進出出都能看到，以激勵孫兒報仇雪恨。此時黃家極為貧困，幸賴家鄉父老及尊素的同年故舊慷慨解囊，才得以納還“贓銀”，使閹黨對黃家的迫害暫告一段落。
1627年8月，熹宗朱由校死，其弟情王朱由檢嗣立，是為崇禎皇帝。朱由檢頗想有一番作為，來挽救朱明王朝的頹運，即位之初，便著手整頓朝綱、收拾間黨。十月，罷免魏氏得力干將、名列“五虎”之首的兵部尚書崔呈秀，并將其逐出京師，令回原籍居住；十一月，宣布魏忠賢十大罪狀，閹黨分子阮大鋮、許顯純等紛紛自請免職，又將魏忠賢趕出大內，押往鳳陽“看守皇陵”。魏忠賢見大勢已去，這才收拾摒當，帶上珍寶40車、駿馬千匹，還有800“壯士”隨從護衛，前呼后擁，迤邐南行；崇禎又向天下公布魏閹之罪，謂“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發鳳陽；乃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命錦衣衛逮治”（《明通鑒·天啟七年》）。魏忠賢行至阜城（今屬河北）聞知此訊，確信死灰已難復燃，于是自縊身亡，結束了罪惡的一生；崔呈秀自知難逃法網，乃“列姬妾、羅諸奇異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囗即擲壞之”（《明史·崔呈秀傳》），然后也上吊自殺。十二月，將逆黨田爾耕、許顯純等人逮捕下獄。
崇禎元年（1628）正月，黃宗羲滿懷對魏忠賢閹黨集團的血海深仇，赴京為父訟冤。到得北京，形勢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朝廷贈恤天啟年間死難諸臣，尊素被追贈為太仆卿（三品；南明福王時又追謚“忠端”），算是替他平反昭雪。于是宗羲上疏，請求皇帝依法嚴懲李實、許顯純等送黨分子，崇禎指示刑部“作速究問”。
五月，刑部會審許顯純及其幫兇錦衣衛指揮崔應元，黃宗羲到堂對質。許顯純名列“五彪”，是魏忠賢心腹爪牙之一，東林黨前后“六君子”的冤獄都系他一手羅織，前后“六君子”的“供狀”全是他一手偽造，他的雙手浸透了東林志士的鮮血；崔應元則參與了許顯純所有這一切罪惡活動。面對兇頑，宗羲怒不可遏，從懷袖中取出早已準備好的鐵錐猛刺許顯純，許顯純血流被體、狼狽不堪，還聲嘶力竭地為自己辯護道：“我是孝定皇后外孫，依照法律，應該得到從輕發落！”宗羲義正辭嚴地痛加駁斥：“許顯純與魏道內外勾結、朋比為奸，多少忠臣義士命喪其手！許顯純罪同謀反！犯謀反大罪的，如帝子神孫、貴為親王的高煦、宸濠，尚且依法誅戮，何況皇后家的外親！”又揮拳奮擊崔應元，拔下他的胡須，以祭奠先父忠魂。刑部大堂之上，無不為之動容。六月，許。崔伏法，家屬流放。
宗羲又聯絡一批被害志士的子弟，如周宗建之子延柞、夏之令之子夏承等人，將直接下毒手殘害前后六君子的獄卒葉咨、顏文仲處死。
這時，已入另案待審理的李實大起恐慌，悄悄托人向黃宗羲送上白銀3000兩，哀懇宗羲放他一條生路，不要出庭對質。這一手對大義凜然的黃宗羲不起絲毫作用，他當即上疏朝廷，說“時至今日，李實猶敢賄賂公行，他的申辯豈會符合事實！”
審訊結束之后，宗羲組織被難諸家子弟，設奠于詔獄正門，公祭死難的父輩，一時悲聲大作，震天動地，旁觀者無不下淚……
宗羲這一系列行動顯示了他的果決剛毅的個性，他的大智大勇大孝大義有膽有識敢作敢為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時名動京城，聲聞天下，人們都呼之為“黃孝子”。這一年，宗羲19歲。
秋天，宗羲扶柩離京，回到余姚。
二、磨劍結客 復社中堅
宗羲對于科舉功名素不熱衷，尤其是在遭家難之后的這幾年中，作為長子，他或因昭雪父親的冤獄而南北跋涉，或為一家之衣食生計而東西奔走，雖然仍讀書不輟，卻“無暇更理經生之業”（《黃宗羲全集》一，《思舊錄》）。不過，在那個時代，科舉的道路被天下視為讀書人立足社會施展抱負的正途。天啟三年（1630），宗羲到了南京，與沈壽民（字眉生，安徽宣城人，僑居南京）邂逅相識。這一年逢午，正是鄉試開科之期，壽民勸宗羲應考。如能中舉，對家人也是一種安慰，因此宗羲參加了庚午科南京鄉試，結果卻名落孫山。返鄉途中，在鎮江遇見文震孟（字文起，號湛持，江蘇蘇州人，崇禎八年曾一度入閣），兩人同乘一船，直到蘇州。開中敘話，言及這次科考，宗羲便將自己的試卷呈上，請身為父執輩的文起先生指教；震孟閱后極為贊嘆，“嗟賞久之”，對宗羲說：你日后“當以古文嗚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思舊錄》）。
這番經歷，使宗羲進一步認識到“科舉之學錮人生平”，于是更為自覺地把精力集中在能夠經世致用的“實學”上。雖然后來宗羲也曾數度入場屋參加科舉考試，其實都是聊以應景，早已不存有博取功名之類的心思了。
當年尊素被逮入京時，曾諄諄告誡兒子：“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年譜》）；途經紹興，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學者稱蕺山先生或念臺先生，浙江紹興人，1578—1645）為尊素餞行，尊素在席上又囑咐兒子拜宗周為師。宗羲牢記父親的遺囑，回到家鄉后便開始發憤治學。蕺山先生是當時名儒，曾在東林書院講學，政治上十分同情和袒護東林黨人；學術方面提倡“慎獨”、“誠意”，畢生研討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而對兩者又有所批評。宗羲在蕺山門下問學，致力于研究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想。地處浙東的紹興素為人文薈萃之區，講學論道之風極盛，所謂“自宋元以來，號為鄒、魯”（全祖望《鮚囗亭集》外編16《槎湖書院記》），宗周之學，出姚江學派（王陽明心學）。崇禎二年（1629），宗周與陶爽齡一同講學于紹興證人書院，陶氏宗陽明學末流，喜歡援儒入釋，與弟子“授受皆禪”，“姚江之緒，至是大壞”（《梨洲先生神道碑》），宗周對此十分不滿，剛入蕺山門下的黃宗羲攘臂而起，約集“吳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講席”，破斥陶氏之說，使蕺山“慎獨”說更為發揚光大。在問學蕺山門下同時，宗羲又開始有計劃地閱讀史籍。他從《實錄》入手，將本朝自太祖迄光宗共十三朝《實錄》細細研讀，然后再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年譜》），這樣，不但“通知”了本朝史事，還深入了解了中國上下數千年的史事，為“經世致用”奠定了堅實深厚的學問基礎；不僅此也，宗羲還多方搜求、廣泛涉獵，邀游于中華學術的海洋中，“旁求之九流百家。既盡發家中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云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履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以為常”（《神道碑》），極為深入地鉆研了四書五經、諸子百家，旁及天文、地理、歷算、音樂、釋老等各類書籍。這使他鍛煉養成了別具只眼的獨立思考能力，往往能“鑿空新義，石破天驚”，生發出卓異而深刻的見解。
宗羲有四個弟弟，其中大弟宗炎（字晦木）、二弟宗會（字澤望），都由宗羲親任教導之責，一不數年，皆大有聲，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年譜》）。這一時期，黃宗羲不過20多歲，卻一時名聲大噪，“所居雖僻遠城市，不乏四方之客”（《年譜》），他也因此結識了當時不少名流，與沈壽民、陸符（字文虎，浙江鄞縣人）、萬泰（字履安，與文虎同里）最稱莫逆。
在發憤力學、刻苦攻讀的同時，宗羲仍然十分關心國家大事，以高度的責任感注視著天啟以后的政治風云。
當時，雖然魏忠賢等已經伏誅，他的羽翼爪牙也被剪除，但是，閱黨殘余遠未銷聲匿跡。盡管崇禎二年（1629）曾“欽定逆案”，將閹黨分七等定罪，前六等俱處以流放，末等則“冠帶閑住”，雖保留名位卻無實權，然而“其黨猶滿朝”。他們雖蟄伏朝野，卻一直在窺測試探，待機翻案，企圖東山再起。崇禎三年（1630）六月，溫體仁入閣。體仁宇長卿，烏程（今浙江湖州）人，貌似恭謹忠厚而內心殘刻，又頗具心機，巧于揣摸迎合皇帝的心意，因而很受崇禎寵信，居內閣掌朝政達8年之久。此人早在天啟年間就曾賦詩為魏忠賢歌功頌德，與東林黨則格格不入。崇禎初年廷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名列第二，溫時為禮部尚書，但資望尚淺，不在被推薦者之中。他意會到崇禎對錢心存疑慮，便大張撻伐，翻出7年前已有定論的舊案，攻擊謙益受賄、“結黨欺君”。結果，在其他大員一致認為謙益無罪的情況下，謙益仍被革職回籍、等候處理，一些受此事牽連的官吏如瞿式耜等都遭貶謫；而錢氏曾被指為“東林惡黨”，當年阮大鋮向魏忠賢上所謂“點將錄”，將錢列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巧星”。由于這些緣故，當溫體仁入閣，不久又擢為首輔、大權在握之際，“魏忠賢遺黨日望體仁翻舊案、攻東林”（《明史·溫體仁傳》）；而體仁亦“庇私黨，排異己，與舉朝為仇”（《明季北略·朱國弼劾溫體仁》），對正直勢力形成極大的威脅。
當時士大夫集團中正直一派的急先鋒，是以少年名士為主體的復社。
明中葉以來，士大夫集會結社之風特盛，三五同道，聲氣相求，即可組成團體，或者賞花賦詩、飲酒衡文，或者譏彈時政、臧否人物，已成為當時文人生涯之一組成部分。萬歷之后，因為朝局清濁不定、政爭頻繁，這種結社也就往往更含有較濃厚的政治氣息。江南人文淵藪，集會結社尤為普遍，天啟、崇禎間，較知名者就有應社、國門廣業之社、讀書社、小筑社、詩社、文社、幾社、登樓社等等，不一而足。
崇禎三年（1629），名士張溥（字天如，號西銘，江蘇太倉人，1602—1641）聯合諸文社，在吳江尹山聚會，以“興復絕學”為號召，成立復社，此為復社第一次會議，史稱“尹山大會”。翌年，張溥又在南京召集“金陵大會”，當時恰好也在南京的宗羲經友人周鑣（字仲馭，江蘇金壇人）介紹參加復社，成為社中活躍人物之一。這年，宗羲還加入了由名士何喬遠（字囗考，號匪莪，福建泉州人）為首領的詩社；后來，宗羲與萬泰、陸符及其弟宗炎宗會等還在余姚組織過“梨洲復社”。到崇禎六年（1633），張溥在蘇州召集“虎丘大會”，與會之復社人士多達數千，規模之大，為前所未見。從此，復社作為繼東林之后而起的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團體，出現在崇禎時代的政治舞臺上。一時俊彥，如陳子龍（字臥子）、吳偉業（字駿公）、冒襄（字辟疆）、侯方域（字朝宗）、陳貞慧（字定生）、吳應箕（字次尾）、顧炎武（字寧人）等人，俱薈聚復社旗下；宗羲與社中諸同志時時往還，相互之間切磋學問、砥礪志節，使自己增長了見識，眼界亦更為開闊。
復社初期，其鋒芒主要即指向溫體仁。當時朝堂之上，“政府大僚多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為多”（《明季北略·門戶大略》），這種格局出自崇禎宸衷獨斷、精心安排。對溫體仁入閣及秉政，雖然言路藉藉，攻劾幾無虛日，但皇帝不為所動，而且，“丑劾體仁者，無不見責；為體仁劾者，無不立罷”（《明季北略·罷文震盂》）。針對這一現實，復社采取迂回的策略，企圖使皇帝所能接受的周延儒再度入閣。周宇玉繩，江蘇宜興人，崇禧二年（1629）底入閣，六年（1623）六月，因被溫體仁排擠而罷免。其人“庸駕無才略，且性貪”（《明史·周延儒傳》），政治態度上則依偎于逆黨和東林之間：延儒早年即與媚事魏忠賢的閣臣馮銓關系密切，故崇禧初年曾有如“延儒柄政，必為道黨翻局”的說法；而當溫體仁準備起用道黨中人王之臣時，延儒卻反對。他與東林人士頗有往來，后與錢謙益爭入閣，又仇恨東林；而崇禎四年（1631）主持會試，所取進士又多為復社中人（張溥即其中之一）。加上受溫排擠罷相等因素，復社諸人認為延儒倘能再度入閣，東林即有希望有機會出頭。不過這一設想遲遲未能實現。
崇禎十年（1637），事情有了變化。溫體仁與宦官首領司禮太監曹化淳相互攻訐，矛盾激化，曹向皇帝揭發溫的種種劣跡，于是，溫體仁佯稱有疾，請求引退；六月罷相，第二年病死，崇禎還深表惋惜。溫居相位8年，對當時內憂外患交迫、民不聊生的嚴重局勢“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本傳，下引同），由他汲引入閣者如薛國觀輩“皆庸才，茍以充位”，以此反襯出自己的才干，加之善于迎合帝意，所以深獲榮寵。這樣一來，推周延儒上臺的目的雖未達到，畢竟大敵已去，復社的斗爭矛頭進指向在南京蠢蠢欲動的閹黨余孽阮大鋮。
阮大鋮（1587—1646）字集之，號園海，一號百子山樵，懷寧（今屬安徽）人。此人頗富文才，又極工心計，可以說是奸狡巨猾。早年投靠魏忠賢，曾杜撰“百官圖”、“點將錄”之類，陷害羅織東林黨人及正直朝士；天啟末為大常少卿，對魏忠賢極其恭順，經常登門請安，暗中卻重金買通魏府門房，索回謁見時使用過的名刺以消除痕跡，不久又自行去職；魏伏誅后，知道朝局將有變動，立即寫了兩通奏章飛寄死黨楊維垣，一章專攻魏忠賢、崔呈秀，一章將東林及魏、崔各打五十大板，囑在朝中任職的楊維垣視情況擇一代奏，因此得遷光祿卿。崇禎二年定“逆案”，阮大鋮因“結交近侍”被判流配，贖為民，從此郁郁不得志；后來還在家鄉組織并操縱中江文社，可見其不甘雌伏。
崇禎八年（1635），農民軍入安徽，阮大锨避居南京。自明成祖遷都北京，作為“留都”的南京仍設中央六部，遂成為東南政治中心。阮寓居南京后，格外活躍，一方面大肆招納所謂“豪杰游俠”，日日談兵說劍，把自己妝扮成能為國御侮的守邊之材，同時又竭盡心力與清流拉關系，甚至以金錢美女為誘餌，企圖收買復社人士。及至溫體仁罷相，而宦官集團之聲勢復振，逆案中人紛紛彈冠相慶，“即東林中人如常熟（按即錢謙益）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神道碑》），阮大鋮更是以為出山在即。此時，復社志士聯袂而起，東林子弟以顧憲成之孫顧果（字子方）為首、天啟被難諸家以宗羲為首，由周鑣、陳貞慧、吳應箕執筆，寫成《目都防亂公揭》在南京四處張貼，揭露阮大鋮“獻策魏珰、傾殘善類”的本來面目及在目都“招納亡命”、“陰險叵測”的丑惡嘴臉，在公揭上列名的復社成員共140人。同時，宗羲還組織被難遺孤在秦淮河畔桃葉渡集會，聲討阮大鋮的惡劣行經。阮大鋮“杜門咋舌欲死”，躲入城外牛首山弘覺寺達數年之久，從此更對復社志士恨之次骨。
這次斥逐阮大鋮的行動，是宗羲首次投身于實際的政治斗爭，充分顯示了宗羲及復社志士們“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的浩然正氣，使南京的閹黨殘余噤若寒蟬，對朝野及社會各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也替自己種下了禍根。這一年為崇禎十一年（1638），宗羲29歲。
崇禎十五年（1642），黃宗羲來到北京，參加北闈鄉試，一同下場的，還有好友周延柞。這是宗羲一生當中最后一次游京師。本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和錦州鎮總兵祖大壽先后降清，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軍又縱橫中原腹地、大江南北；大明帝國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這是誰都不會懷疑的了。
三場試畢，宗羲依舊名落孫山，將束裝南返。已在上年重新入閣的大學士周延儒意欲推薦宗羲為中書舍人。然而，一個從七品的內閣小書記對大局何有裨益？況且夫子早就說過“邦無道，谷，恥也”這樣的話，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置身于朝廷之外，倒可以更自由地發表意見以盡忠忱，此外，舉主是周延儒，這大約也是宗羲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宗羲力辭不就。
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第三年便是甲申（1644）。三月十七，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十九日城破，隨著最后一個皇帝朱由檢自縊煤山，傳國276年、歷16帝的明朝就此畫上句號；四月甘九，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山海關一片石大敗李自成；五月初二，清睿親王多爾袞入北京。
自此以后，整個形勢急轉直下。激昂然而安寧的生活氛圍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刀光劍氣、血雨腥風。
三、落戈奔走 志圖恢復
京師失陷的消息傳來，黃宗羲立即隨劉宗周赴杭州，在海會寺與章正宸（字羽侯）、朱大典（字未孩）、熊汝霖（字雨殷）等日夜籌畫“召募義旅”。五月初四，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字完之，號道鄰，河南祥符人，1601—1645）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字瑤草，貴州貴陽人，阮大鋮死黨，約1591—1646）領銜，擁立逃難至南京的福王朱由崧（崇禎從兄，1607—1646，史稱弘光帝）為監國；五月十五，由崧即帝位，召劉宗周為左都御史，章正宸等亦恢復原官，宗羲便隨老師來到南京。
這時，阮大鋮已復起，為兵部右侍郎。當初阮避居南京，即與削職流寓金陵的馬士英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崇禎十四年（1641）周延儒內召將入閣，途經揚州，阮大鋮以重金行賄，求周幫忙，周延儒說：“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阮沉吟良久，說：“瑤草何如？”馬士英乃得為鳳陽總督、不久又升兵部左侍郎。所以，馬士英一朝掌權，便拉阮大鋮上臺；而阮大鋮一上臺，便對復社人士進行報復。他故技重施，將列名于《目都防亂公揭》之140位復社成員的姓名編成“蝗蝻錄”，誣蔑東林、復社人士為蝗蟲，意欲一網打盡。結果陳貞慧被捕、周鑣入獄后被害死，署名揭首的顧果和黃宗羲則因掌管刑部的鄒虎臣與顧家有姻親關系而僥幸逃脫。劉宗周因為是宗羲的老師，也被閹黨糾彈；此前宗周曾幾次諫勸弘光帝，說“不去阮大鋮，江左不得安寧”，但弘光帝置若罔聞。于是，劉宗周亦辭官歸里。
清順治二年（1645），史可法在揚州殉國，清兵渡江，相繼攻下南京、蘇州及杭州；馬士英、阮大鋮臨陣脫逃，錢謙益投降，弘光帝則做了俘虜。劉宗周在紹興聽到這些不幸的消息，決意自盡明志。黃宗羲得知宗周絕食，立即徒步200余里，趕去見老師最后一面。當時宗周水米不進已有20來天，看到宗羲時已經說不出話了，只能微微點頭；宗羲強忍眼淚，與老師訣別。
這一時期，江南烽煙遍地，各處士民紛紛揭竿而起，組成抗清義軍。閏六月，舉人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1620—1664）在臺州（今浙江臨海）擁立魯王朱以海（朱元璋第十子朱檀之后，1609—1662）為監國，前支科給事中熊汝霖和前九江道企事孫嘉績（字碩膚）也在余姚舉起義旗；宗羲馬上積極響應，與宗炎、宗會“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駐軍江上，被人們稱為“世忠營”……在這幾支勢力的擁戴下，監國移駐紹興。不久，馬士英、阮大鋮等率其殘部，也來依附監國。
第二年二月，監國授予黃宗羲兵部職方司主事之職，宗羲推辭再三，請求仿照“李泌客從”的前例，以平民身分為國家效力；然而監國不同意，還給宗羲加上一個監察御史的職銜。面對采取包圍戰略的清軍，宗羲曾多次建議應主動出擊，他寫信給將領王之仁，希望之仁“沉舟決戰，由赭山（在浙江蕭山縣，為江海門戶）直趨浙西”，才有可能取得戰場上的主動權；或者以小股兵力進逼崇明縣（今屬上海市），亦足以打亂敵人部署，減輕紹興一線所承受的壓力。王之仁深以為然，于是上流魯王說：“……臣為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隸沉船一戰”（《明季南略·王之仁請戰》），可惜魯王拒而不納。
前景是極為黯淡的——稍早于魯王以海監國紹興，皇室的另一成員唐王聿鍵（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松之后，是以海的叔輩，1602—1646）在福州被總兵鄭芝龍（字飛皇，福建南安人，鄭成功之父，1604—1661）等人擁立為帝，年號隆武。大敵當前，危若累卵，即使齊心協力，至多也不過茍延殘喘于一時，而朱家這些不肖子孫竟囗囗于爭“正統”，加之馬阮等小人挑撥其間，以至閩浙叔侄之間勢同水火，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見；文武臣屬之中，雖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多的人卻貪生怕死、心存觀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將如方國安輩，他們“未建寸功輒封侯伯……平日驕橫，卑視朝廷，一聞敵至，莫不逃降”（同上），在這種局面之下，無論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嘔心瀝血慘淡經營，其必然的結果都將注定是枉費心力。應當說，宗羲對這一點早就看得相當清楚，40年后，他在為孫嘉績撰寫的墓志銘中寫道：“血路心城，豈論修短？……從未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就算國脈只能延長一天，他也認為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宗羲和他的同志們不愧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殉道者，對他們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敗利鈍”之類的字眼加以簡單評估，則未免過于冷漠。
在宗羲極力鼓動下，熊汝霖率所部渡江，攻占海鹽，終因軍力單弱，不得不仍撤回余姚。到得五月，孫嘉績將其麾下的火攻營撥交宗羲指揮，宗羲又與兵部主事兼余姚令王正中（王之仁之侄，字仲偽，宗羲友人）合軍，共3000人，渡過杭州灣，在壇頭山會同浙西各軍，準備由海寧再攻海鹽，而此時清軍統帥博洛已開始動作。二十五日，清軍分水陸兩路進兵；二十七日，擁兵20余萬的浙江總兵方國安挾持魯王南逃，除王之仁所部外，其余各軍皆不戰而潰。六月初一，博洛渡過錢塘江，王之仁退兵漂泊海上，浙東全線瓦解。宗羲收拾殘部，率500余人遁入四明山結寨自守，然后獨自下山探尋魯王行蹤，臨行，宗羲告誡部將“聯絡山民”，與附近群眾搞好關系。不料下屬違背節制，就近取糧，激怒百姓，當宗羲回山時，寨子已被山民焚毀，部眾也或死或散，而清軍又正在到處搜捕他，于是宗羲只得奉母逃難，避居位于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雨舍（黃尊素墓園所在），第二年才返回故居。
順治六年（1649），魯王由閩返浙，駐蹕健跳所（今浙江三門以東），宗羲得知這一消息，又渡海追隨，升為左金都御史，不久又晉左副都御史。其時，大權盡歸定西侯張名振（宇候服，南京人，1601—1656），而名振自恃功高，開始變得專橫跋扈起來，其余諸將也驕蠻無比，“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年譜》）；宗羲手中無兵，難以有所作為，只好每日與魯王的禮部尚書吳鐘巒（字巒囗，號囗舟）談論學問，再有閑暇，便注釋《授時》、《泰西》、《回回》三歷。不久，由于清廷傷令各地將前明遺臣中不降順者的家屬登錄上報，宗羲擔心累及老母，憂心如焚地嘆道：“主上以忠臣之后信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不能為姜伯約（按即姜維，三國時蜀將）矣！”（《神道碑》）于是陳情監國，請求歸家，獲得準許。吳鐘巒親駕三板船送出20里，波濤聲中，兩人嗚咽而別。宗羲改名易姓，從小路潛回故居，時為本年八月。
九月末，張名振火并聽從隆武帝號令的將領黃斌卿（字明輔，福建甫田人，隆武政權封其為成虜侯），攻占沿海最大島嶼舟山；十月，監國移駕舟山，再召黃宗羲還朝，并派他和兵部左侍郎馮京第（字躋仲，號簟溪，浙江慈溪人）為澄波將軍阮美的副手，以萬歷年間李太后頒賜給普陀山的藏經為禮品，出使日本求援。抵達長崎后，知道日本不肯出兵，宗羲等人失望而歸。大約自此以后，宗羲就不再在魯王政權中任職了。
當時，清廷在浙江的地方長吏嚴厲鎮壓與魯王集團有聯系的人，黃宗羲、馮京第等的姓名被公布于通衢，他們都在緝拿之列。但宗羲并未因此而脫離抗清復明事業，他與抗清義士的聯系仍十分密切，“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與在四明山中堅持抗清的馮京第、王詡之間也常有信使往來。順治七年（1650）三月，宗羲至常熟拜訪故人錢謙益，以在錢氏絳云樓讀書為掩護，與謙益密謀策動清“婺中鎮將”馬進寶起義，以為魯王聲援。九月，清軍大舉圍剿四明山各寨，馮京第兵敗遇害，宗羲弟宗炎也被逮捕，關在死牢中，于是宗羲冒險潛入寧波，與好友萬泰等人計議，利用種種關系，在處決前夕才將宗炎救出。順治八年（1651）夏秋之交，清閩浙總督陳錦計劃分三路進攻舟山，宗羲偵知這一消息，立即派人入海告警。順治十一年（1654），張名振造使與宗羲聯系，來人在天臺（今浙江天臺縣）被逮，宗羲又遭指名拘捕。順治十三年（1656），慈湖（在浙江慈溪縣東）義軍首領沈爾緒被人出賣，牽連到黃氏兄弟，官府認定宗羲為首謀，被指名嚴拿，這次宗羲的處境十分危險，好不容易才“脫死毫厘間”；宗炎則又被捕，宗羲頓足長嘆，說：“這回大概死定了！”幸賴親友盡力營救，宗炎始得出獄……這以后，宗羲處于官府嚴密監視之下，輕易不敢有所活動。
前明各股抗清勢力的復明斗爭也時起時伏：順治八年（1651）九月，清兵攻陷舟山，張名振護監國由海道往依鄭成功（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1624—1662。1645年，隆武帝賜姓朱，并為改名；1658年被桂蘭朱由榔封為延平郡王；1661年收復臺灣），于第二年正月抵廈門。然而鄭成功以永歷帝（朱由榔，神宗孫，思宋堂弟1623—1662。1646年，廣西巡撫瞿式耜等人在廣東肇慶擁由榔監國，不久由榔即稱帝）為正統，故魯王處于寄人籬下的境地；順治十年（1653）三月，魯王以海自行取消監國稱號，不過張名振、張煌言仍聽命于他。順治十三年（1656）年底，張名振在舟山去世（據說為鄭成功手下投毒致死），遺言以所部歸張煌言節制。順治十六年（1659）五月，張煌言、鄭成功大舉入長江，七月底煌言兵臨南京觀音門外江上，待鄭成功趕到，煌言又由蕪湖取池州（今安徽貴池）、徽州（治安徽歙縣）、寧國等地，一時江淮震動。可惜頓兵堅城之下而又懈怠輕敵的鄭成功卻被清軍擊潰，南明此次行動仍以失敗告終；鄭撤回廈門，煌言孤立無援，幾至全軍覆沒，他本人迂回潛行2000余里，方抵浙東沿海。局處西南一隅的永歷帝也無法立住足，于同年亡命緬甸。康熙元年（1662），永歷帝在昆明被吳三桂殺死，鄭成功、魯王以海亦在臺灣先后去世，以恢復明室為目的的大規模武裝斗爭自此之后基本止息。
這幾年中，黃宗羲及家人或伏處海隅，或避居山野，可以說“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南雷文定·避地賦》），四處顛沛流離，過著極為艱難困苦的生活。宗羲本人“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評者二三，絕氣沙囗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之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于十死者矣！”（《怪說》）他的親人在東徙西遷、動蕩不寧的亡命生涯中也連遭不幸。順治十二年（1655）除夕，最鐘愛的幼子阿壽夭折，數月過后，二兒媳孫氏和小孫子阿運也相繼病死，宗羲萬分悲痛，長歌當哭，他寫道：“(去曷)來四月選三喪，咄咄書空怪欲狂。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南雷詩歷·子婦客死一孫又以疾殤》）《南雷詩歷》中以“哭壽兒”、“夢壽兒”為題的詩也有八首之多；順治十六年（1659）避居化安山時的《山居雜詠》，讀來更是“橫身苦楚、淋漓滿紙”。
盡管“瀕于十死”，盡管“其得不死者，皆有天幸”，然而宗羲并“不為之懾”（《神道碑》）。人生歷程中的這許多磨難和打擊并沒有使宗羲屈服，更不能把他壓倒！即使在逃亡之中，他也能處之泰然，過著“數間茅屋盡從容，一半書齋一半農”（《山居雜詠》之六）的生活；而且，這些挫折和危難還淬礪了宗羲的意志，豐富了他的閱歷，并促使他對政治、社會、歷史、人生進行理性反省和理論探討，終于為我們鑄成一位繼往開來的思想巨人。
四、著述講學 名滿天下
順治十八年（1661）冬，黃宗羲與家人返回故居。
各地的抗清斗爭相繼宣告失敗，清王朝的統治日漸鞏固，宗羲冷靜地接受了這個現實。“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山居雜詠》之一）即使在戎馬舟船或亡命山海的日子里，宗羲也從未停止過力學著述，比如《監國魯元年大統歷》、《授時歷故》、《勾股圖說》、《測圓要義》、《易學象數論》、《留書》等等，都完成于這一期，其中，順治八年（1651）秋撰寫的《留書》是宗羲闡述自己政治思想的第一部重要論著；如今，刀光劍影、不退寧居的日子似將結束，宗羲便將下半生心血傾注在學術事業上。在此后的30多年中，宗羲致力于講學和著述，開創了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代浙東學派，培養了多方面的人才，寫作了大量涉及哲學、史學、文學、藝術、天文、地理、數學等領域的學術專著，對中國的思想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大致說來，黃宗羲的講學活動，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
康熙二年，黃宗羲應友人呂留良之請，渡江北上至語溪（又一名語兒溪，在浙江桐鄉縣東南一里許），呂氏家中之梅花閣設館，為呂氏子弟授課，到康熙五年（1666）冬方辭去館事。這幾年中，黃宗羲仆仆往來于崇德、余姚間，講習余暇，則與呂留良及吳之振、吳自牧叔侄詩文酬唱，還與二吳共同編選《宋詩鈔》。康熙三年（1664）四月，宗羲與呂、吳等聯袂至常熟訪錢謙益，此時錢氏已病危，自知不久于人世，一見宗羲，便以喪事相托，并說：“唯見知吾意。歿后文字，不托他人。”（《思舊錄》）——謙益死后，其子孫貽別求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合稱“江左三大家”）作墓銘文字，宗羲“得免于是非”（《思舊錄》）。
康熙六年（1667）春，黃宗羲重游紹興，自念臺先生劉宗周崇禎中立證人書院、大會講學，倏忽已歷30多年。為了紀念自盡殉國的先師，光大師門學說，宗我與同出念臺先生門下的姜希轍（號定庵）、張應鏊（號奠夫）等商議籌畫，于九月重開證人書院講席。這次講會上，宗羲系統地歸納揭示了宗周學術的四個綱領性命題，發前人所未發，即：“靜存之外無動察”，“意為心之所存”，“已發未發，以表里對待言、不以前后際言”，“太極為萬物之總名”（詳參《子劉子行狀》卷下），若干年后宗羲撰《明儒學案》，亦據此為綱宗。
此后數年中，黃宗羲曾多次赴紹興，與同門會講于證人書院，并著手整理編寫一批闡述發明蕺山學術精華的著作，如《子劉子學言》、《子劉子行狀》、《證人會語》、《圣學宗要》、《答董吳仲論學書》等等。宗羲對自己的恩師極為尊重，經常滿懷深情地談起蕺山先生對他的教誨，宗羲學術也是上承王陽明，近宗劉蕺山。但他反對盲從，提倡懷疑、提倡疑中求悟求信，當他的學生董元璘（字吳仲）認為“意為心之所存》這一論斷“未為得也”（《年譜》），便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劉子質疑》，向老師請益。宗羲對學生這種鉆研精神大加肯定，說：“昔人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團將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刀（《答董吾仲論學書》）
康熙七年（1668），黃宗羲到寧波，創辦甬上證人書院。寧波在甬江邊，所以代稱“甬”或“甬上”，宗羲好友萬泰的家就在此地。萬泰生前對“東漸三黃”的氣節學問傾倒備至，曾多次對親友說：“今日學術文章，當以姚江黃氏為正宗。”（李鄴嗣《果堂詩文鈔·送季野授經會稽序》）他還經常親率子弟到黃竹浦盤桓問學。順治十四年（1657）萬泰去世，宗羲便寫信與泰長子斯年，要萬氏兄弟前來受業，一力承擔起為故人教育后代的責任，所以，萬氏八兄弟都是黃門高弟，其中，以斯同（字季野）、斯大（字充宗）、斯選（宇公擇）及斯年之子萬言（字貞一）成就最著。早在康熙四年（1665），萬氏兄弟與同為黃家三代世交的董氏兄弟（允瑫、允珂、允璘、允瑋）及陳赤衷（字夔獻）等青年學子組織建立“甫上策論會”，并至余姚向黃宗羲求教。康熙七年春，宗羲在紹興證人書院講學之后，又應市上諸門生之請，到寧波主持講席，建立了雨上證人書院、院址先在廣濟橋萬家，后來遷寧波城西萬氏別墅白云莊。
宗羲講學具有明確的宗旨。他強調明經通史，以求經世致用，認為“學問必以六經為根抵，游腹空談，終無撈摸”（《年譜》），而“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神通碑》），又說：“學必原本于經術而后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籍而后足以應務”（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所以要求“受業者必先窮經”，“兼令讀史”（《神道碑》）；在“經世致用”思想的指導下，除了經學史學外，宗羲還講授天文、地理、數學、歷法等自然科學知識。在宗羲的教誨下，甬上弟子都能刻苦鉆研“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至遠西（按指西歐國家）測量推步之學”，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見”（萬經《寒村七十壽序》），其中不少人成為聞名當代的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
市上證人書院的講學活動持續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結束，這8年是宗羲講學最有成就而且影響最大的時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1676—1679），黃宗羲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寧）講學。其間不少地方官吏也經常前來問學，宗羲對他們說：“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年譜》）講學雖仍以《四書》《五經》等典籍作教材，但宗羲反對人云亦云的附會，鼓勵學子獨立思考，他說；”各人自用得著的方是學問；尋行數墨，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圣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也。”（《年譜》）海昌高足，有查慎行、陳汗等人。
黃宗羲反對束書空談，主張“經世”、“應務”的務實學風，在他本人身體力行、言傳身教的倡導下，影響了清初浙東一代學子，弟子中人才輩出，浙東學術團之大盛。
康熙十八年之后，宗羲已是年過70的老人了，基本上不再外出講學，但仍著述不輟，畢力投入名山事業。
黃宗羲不光是博學多才，而且勤奮過人，“年逾80，尚囗囗不休”，真稱得上是沒身而后已！故一生著述弘富。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在清乾隆年間即已“散亡十九”（全祖望語），即使如此，今天我們所能了解到的仍蔚為大觀。據統計，黃宗羲的著作共有112種，1300多卷，字數在2000萬以上，這還不包括《明文海》這類編選性的東西（詳參吳光《黃宗羹與清代學術》），這里只能擇其要者略加介紹。
康熙二年（1663），黃宗羲在10年前所作《留書》的基礎上，寫成了《明夷待訪錄》2卷（原名《待訪錄》），這是宗羲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論著。《待訪錄》超越了《留書》中“夷夏之辨”的樊籬，探討政治學說中最具根本性的問題，是一篇批判君主專制制度的戰斗檄文，它奠定了黃宗羲作為一個民主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
康熙七年至十四年（1668—1675），黃宗羲編選成《明文案》217卷。這8年間，他四處訪求書籍，潛心搜集整理有明近300年中文人著作，夜以繼日，勤奮工作，終于編定了這部保存有明一代文章精華、反映其時代精神的文集。書成之日，宗羲曾自豪地說：“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為過矣。”但他并未因此而滿足，仍然不辭勞苦，以高齡之身繼續奔波跋涉，游蹤遍及浙江南北，搜羅明人文集，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始將《明文案》擴編為《明文海》，計四482卷。84歲的梨洲老人對兒子說，《文苑英華》為百卷，而明代作者數量超過唐代，所以，一非此不足以存一代之書；顧讀本不須如許”（《年譜》），于是又從中精選若干篇，編成《明文授》62卷，以供家人誦讀。
后人評價此書，說《明文海》“搜羅極富，所閱明人文集幾至二千余家”，“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著作者，必當以是編為極備矣”（紀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此外，宗羲還編有《宋元文案》、《元文鈔》等，后來大多亡佚。
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黃宗羲撰成《明儒學案》。這部62卷、近百萬字的巨著，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斷代學術思想史。全書共收學者200余人，上起崇仁（吳與弼，字子溥，號康齋，江西崇仁人，學宗程、朱，倡“靜時涵養、動時省察”。1391—1469），下迄蕺山，“言行并載，支派各分”，而以姚江王陽明為一代理學宗師，共立“崇仁”、“白沙”、“姚江”、“泰州”、“東林”、“蕺山”等17學案；每案之前先用一節文字介紹案主學術宗旨，然后是案主傳略以述其平生學行，最后則是輯自案主文集、語錄的學術資料，擇精語詳，體例嚴謹，自成一家。
《明儒學案》一面世，立即為學者推崇備至。當時理學家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縣人，有《洛學篇》，1627一1687）評價說：“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構也。”（《南雷文定》附《交游尺牘》）以黃門私淑自況的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寧波人，1705—1755）也稱《明儒學案》為“三百年儒林之藪”（《神道碑》），近代梁啟超更譽為“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清代學術概論》）。
黃宗羲還著手編撰《宋元學案》，以整理明代之前學術思想發展的歷史。遺憾的是，宗羲辭世時僅成17卷，后來，由宗羲子百家（字主一）及全祖望等續成100卷。
除了這些著作以外，宗羲還撰有《弘光實錄鈔》、《明史案》、《行朝錄》、《歷代甲子考》、《易學象數論》、《孟子師說》。《太極圖講義》、《授時歷法假如》、《西洋歷法假如》、《回回歷法假如》、《春秋日食歷》、《大統歷推法》、《測圓要義》、《割圓八線解》、《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四明山志》、《匡廬游錄》、《今水經》，《律呂新義》，等等，涉及史學、經學、歷算、地理、音樂等門類；至于自著詩文集，則有《南雷詩歷》、《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雜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臚列。
這30多年中，黃宗羲還多次拒絕朝廷的征召，始終保持了遺民的氣節。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議修明史，于是開博學鴻詞科以網羅天下名儒。經筵講官學士葉方藹（字于吉，江蘇昆山人）向玄燁推薦黃宗羲，宗羲門生陳錫根（字分后，當時在京為官）得知后大驚，說：“這只會使老師象疊山那樣啊！”（謝仿得號疊山，南宋遺民，義不仕元，為官府逼迫北上，至京絕食而死。）便極力向葉剖陳利害，此事才算了結。當時被各地推薦的，還有顧炎武、呂田良等，顧、呂也都拒不應召。
第二年開設史局修《明史》，修史總裁徐元文（字公肅，號玄齋，江蘇昆山人，1634—1691）又欲聘請黃宗羲出山，宗羲仍然拒絕。當萬斯同應聘入京時，宗羲送行之詩說：“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與朝廷合作的態度。季野入京后，也執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
康熙十八年（1680），徐元文再次向皇帝建議聘宗羲修史，于是，旨下浙江督撫“以禮敦請”，宗羲以“老病”為由，堅執不就；皇帝又下特旨，令地方官把黃宗羲關于明史的所有論著“抄錄來京，宣付史館”（《年譜》）。徐又一力延請黃百家，宗羲不得已而同意——也許，還因為宗羲認為“國可亡，史不可亡”（《南雷文定·次公董公墓志銘》），并給徐元文寫信說：“現在我把兒子交給你，總可以因此放過我了吧！”……
不過，由于黃宗羲不反對自己的門生和兒子參與史局，同時，他本人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贊揚康熙皇帝及當時大臣如葉方藹和徐氏兄弟等人的文字，所以也有一些人認為黃宗羲“大節不虧，小節可議”，甚至認為“失節”。這種看法，恐怕也未必全面、允當。
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即1695年8月12日，一代哲人黃宗羲停止了呼吸，享年86歲。遵照宗羲“不用棺槨，不作佛事”（《年譜》，參見《南雷文定·梨洲末命》及《喪制或問》）的遺命，七月初四，黃百家率家人以極其簡樸的禮儀，將梨洲老人安葬在化安山黃尊素墓北側。
五、學術泰斗 思想巨人
作為博學多才的一代大儒，作為中國文化學術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梨洲先生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當推政治思想哲學、史學三個領域。
梨洲有關政治思想的論著不少，而《明夷待訪錄》則奠定了他的民主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待訪錄》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等共13篇，對數千年來政制、法律、教育、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加以理性的反省和批判，從而提出了一個富含民主意識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綱。
中央政制的核心是最高統治者——君。梨洲在《原君》篇中提出，君應該做到“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而己又不享其利”，這才是“君之道”，才是“君之職分”；只有合乎這個標準，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君。由此引申，“君”與“天下”的關系應該是“天下為主，君為客”——人民是主人翁，君則是為主人翁獲利釋害而勤勞的人。這是一部《待訪錄》開宗明義的總綱。然而歷史的現實卻是“君為主，天下為客”，他們“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而且“視為當然”；梨洲認為，這樣的君不折不扣是“天下之大害”。正因為自秦漢以來都顛倒了這個關系，為君者都視天下為自己的產業，做了君主就應當占有一切，所以才會演出一幕緊接著一幕的為爭奪這個產業而血肉崩潰的慘劇！這里不存在什么“華”“夷”的區別，作者的批判鋒芒是指向歷代一切統治者的。僅此一點，就高過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梨洲還從根本上否定“君為臣綱”。他說：臣的職責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下同），臣不是“君之仆妾”，而是“君之師友”，臣與君的關系是平等的：“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都是為著萬民的利益來同心協力治理國家；若不出仕為臣。于君則為“路人”——這已跟“公仆”的含義頗為接近了。至于“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更是對忠君觀念的徹底批判。關于法律，梨洲認為“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原法》，下同），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主張“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與儒家傳統思想“有治人而無治法”也針鋒相對。在《學校》篇中，梨洲認為學校不僅僅是培養人才的場所，而更應該是立法議政的機構，他寫道：“必也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后設學校之意始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大政出于學校，天下事的是和非，要由學校來裁判，這種“學校”及功能不正是近現代議會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態基本職能嗎？梨洲先生的膽略和見識不能不令人敬佩。這些凝聚著民主啟蒙思想精華的議論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是空前絕后的，跟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產生相比，也要早一個世紀。
《待訪錄》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還說：“我自己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待訪錄》內容豐富，有些觀點也不免幼稚，不免帶有理想甚至空想的色彩。這是歷史的、社會的局限使然。
在哲學上，梨洲受蕺山先生的影響極深。然而，在生存的歷史環境與經歷的歷史事件這兩大方面，師生之間畢竟有著天壤之別，因此，梨洲哲學思想不盡同于蕺山，也不全來自蕺山。
梨洲多次論述理氣心性之間的復雜關系，建立了理氣心性統一論。他認為，“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即氣也”（《孟子師說·〈浩然〉章》）。所謂“氣”，是客觀物質之氣、即自然界之氣；所謂“理”，即物質運動變化的客觀規律，理與氣是“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明儒學案·諸儒學案》）；“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也”（《諸儒學案》），理氣心性是統一的。所以，不能“離氣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梨洲在這里力圖用心性理氣統一論解釋歷史社會現象，以克服前人在自然觀與社會觀之間存在的理論矛盾，無疑是理論思維的一個進步，但仍然存在流于機械比附的缺陷。
其次，梨洲提出了“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學術史觀。他在《明儒學案·發凡》中寫道：“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一本萬殊”是學術發展的客觀現實，不能強人就己，而“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內；但是，如果不加以“會眾合一”的學術歸納，混“金銀銅鐵為一器”，則令人茫無頭緒，難以把握“數百年之學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明儒學案》正是梨洲“一本萬殊，會眾合一”學術史觀的結晶。
梨洲一以史學為根抵”（梁啟超語），在史學領域貢獻甚偉，既撰有大量史學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見的史學理論，實為一代史學大師；由他開山的清代浙東學派，也以史學成就最為著稱。
“經世應務”是梨洲治學不容移易的原則，因此，其治史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明代，不僅著有長達244卷的《明史案》，對南明時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極為注意，有《行朝錄》、《弘光實錄鈔》等，一方面探討、總結有明一代“治亂之故”，同時也借以寄托故國之思。
“寓褒貶于史”，是梨洲史學思想的一項重要原則。他認為史書應起到“揚善懲惡”的作用，如果“為史而使亂臣賊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無史之為愈也”（《晉書·史》）；并且還對各種體例的史書提出適用的褒貶原則，比如他認為地方志應“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不同于正史之“美惡俱載”，“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再辭張郡侯修志書》）。
同時，梨洲也十分重視史料的搜求考證，提倡嚴謹求實的學風，批評那種“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談孺木墓表》）的淺陋輕躁習氣。
在梨洲自己，無論是擺述歷史，還是應人之請而作的碑志序銘等，都是遵循了上述原則的。
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愿，但是，出于民族大義，清政府幾次禮聘都被他拒絕了。然而梨洲卻始終關注《明史》的編寫情況。他認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輩之手，無使淆亂，白衣從事，亦所以報故國也”（黃嗣艾《南雷學案·萬石園先生》），因而同意自己的得意門生萬斯同等參與史局（萬斯同“不署銜，不受俸”，卻是事實上的修史總裁）。梨洲雖身居草野，對《明史》的修撰仍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如全祖望所說：“公雖不赴征書，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歷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后定”，“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證。蓋自漢唐以來，大儒唯劉向著述強半登于班史……而公于二千年后起而繼之”（《神道碑》）。可見《明史》無論在編撰方針上，還是具體內容上，都有不少地方得自梨洲的貢獻。
除了以上概略介紹的幾點之外，梨洲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卓有成就，還為文化學術界培養了為數眾多的各種人材，同時，他又是一位文學家、詩人和文藝理論家……
黃梨洲生當中國學術思想發生巨大變化的前夜，他的學術思想承先啟后，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他的那種一生奮斗不息、目光永遠向前、不倦追求真知的精神必將永遠激勵后來的中國人。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