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 博客-鴻泥爪跡
黃宗羲墓位于余姚市陸埠鎮十五岙化安山南麓，由南雷村進去，登化安山，山岙處即可見黃宗羲墓。墓地不大，墓體與龍山連成一體，墓葬前立面呈凸字形，青磚堆壘。墓平面呈方形，四面皆用塊石和條石錯縫砌成，墓葬正面用灰色塊石錯縫砌成，中間嵌墓碑，為淡豆沙色梅園石，上書“黃公梨洲先生碑”七字，以隸書陰刻。
此地清凈無塵，人跡少至。相傳為黃宗羲生前自營生壙，中置石床。康熙三十四年初秋，黃宗羲病重不起，寫了《梨洲末命》一文，文中囑咐“吾死后，即于次日之早，用棕棚抬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不可用紙錢，見世俗所行折齋、做七，一概掃除。來吊者所送銀錢紙燭盡行卻之。相厚之至，可在墳上植梅五株，則稽首謝之。”要求在其墓前樹立石條兩根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沼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我在墓地邊未能看到這兩根原始望柱，想是歲月久遠，已不知去向。在墓道北側梅園邊，有一座石亭，石亭座北朝南，東西北三面圍以石凳，石柱上刻有黃宗羲先生上述自撰聯，想是近人營造。
墓葬正面為拜壇，正前方有一暗紅色梅園石石桌。拜壇兩側各有兩對稱青石凳，拜壇地面用小鵝卵石鋪設，兩旁植樟、柏、白玉蘭、梅各一棵共八棵。拜壇前為荷花池，呈不規則橢圓形，池壁下部用塊石，下部用大鵝卵石疊砌。拜壇左側為面積約有648平方的梅園，植梅約200棵，墓道從梅園中穿過，到達拜壇。黃宗羲墓的南面山坡有其父黃尊素墓，墓前原有“龍虎草堂”，是黃宗羲生前守護父墓及讀書、著述之處，后毀于火。現所在“龍虎草堂”為重建物。
黃宗羲出生在余姚縣通德鄉黃竹浦（今浦口村）一個書香之家，從小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父黃尊素是東林黨名士，為人沉毅正直，明天啟二年（1622）由寧國推事升為御史。黃宗羲八歲隨父在任所讀書。當時，權閹魏忠賢把持朝政，戕害忠良，政治腐敗不堪。東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楊連（湖廣應山人）等常到黃家議論朝政，評論人物。黃宗羲侍立在旁，對朝政黑暗情況、東林黨與閹黨的斗爭等，了然于懷。
黃尊素因幾次上疏，評擊閹宦，觸怒了魏忠賢，被魏羅織罪名，于天啟五年將他削職，遣回原籍。次年三月，魏忠賢又命提騎（宦官操縱的武裝特務）將黃尊素押解進京。縫騎經蘇州，正遇蘇州市民暴動，官船被擊沉，經騎只好返京。黃尊素得悉，自動去余姚縣衙投案，被押送京城。黃宗羲送父親到紹興。父親命他拜著名學者紹興劉宗周為師，并囑他：“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父親的教訓對他后來的求學道路發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三個月后，黃尊素被害于獄中，兇訊傳到余姚，全家悲恨。祖父為使黃宗羲牢記國恨家仇，在他進出門口處寫上“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來激勵他。
天啟七年，熹宗死，思宗即位，想挽救垂危的明王朝，“勵精圖治”，先后處置魏忠賢及其黨羽。十九歲的黃宗羲袖藏利錐，懷帶訴狀，只身上京替父伸冤。到京時，魏忠賢已自殺，朝廷刑部正審訊閹黨余逆，黃宗羲奔入公堂對質。閹黨分子許顯純為自己詭辯說是皇后外甥，以免受死罪。黃宗羲說：“許顯純與閹黨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謀逆同罪。犯謀逆罪，即使親王宸濠也不能免死，何況皇后之外親乎?”當堂用所藏長錐猛刺許顯純，使之“流血蔽體”。另一閹黨分子李實暗送黃宗羲三千兩白銀，央求不要追究。黃宗羲拒收銀子，在公堂揭穿陰謀，并以錐錐之。懲治害死其父的兇手之后，他召集被害諸臣子弟在沼獄中門設祭，祭文讀到一半，哭聲振蕩禁城。思宗聞知，也為之動情，說：“忠臣孤子，甚惻朕懷！”黃宗羲也由“罪臣余孽”一變為“功臣遺孤”、“孝子”，而名聞天下。
崇禎二年（1629），黃宗羲尊父遺命到紹興正式拜劉宗周為師，攻讀于由劉宗周主講的紹興“證人書院”。劉宗周學問淵博，是“陽明心學”的后勁之秀，更是一位正氣凜然的骨鯁之臣，也是一位氣節崇高的愛國志士。黃宗羲不僅從老師處學到知識，更從老師處學到人品氣節。
黃宗羲發憤學習，“經史百家無所不窺”，尤精史學。家中藏書讀盡，就向余姚鈕氏“世學樓”，紹興祁氏“澹生堂”，南京黃氏“千頃齋”，常熟錢氏“絳云樓”等江南藏書大家借抄。康熙二年（1663），寧波天一閣競破族外人不準登樓的舊例，由范姓友人陪他上樓觀書，借抄。他常從早晨出發搜集古文書，連夜抄扎攻讀。冬夜天寒，也抄書至雞鳴；夏夜避蚊伏帳中抄讀，從不稍懈。攻率之余還尋師訪友，切磋學問，教導弟弟宗炎、宗會，以后兩弟都成為文武雙全的人才。當時，兄弟三人被稱為“浙東三黃”。
崇禎三年，黃宗羲在南京參加繼東林黨而起的政治集團“復社”，與復社中堅人物結識。此后十余年中，他自覺地以既有“經天緯地之略”，又有“禮樂兵農之才”的“豪杰”標準要求自己。為此，他除從劉宗周問學之外，還游學南北兩京，接觸社會，考察人生，并結交方以智等著名學者，論政議文，探求科學，視野大開。
崇禎十一年，魏閹余黨阮大鋮在南京翻案，黃宗羲與東林子弟、太學生等140余人憤然而起，貼出《南都防亂公揭》，揭露國賊丑行，阮大鋮對他痛恨入骨。
崇禎十七年三月，明亡。五月，清王朝建立。同時，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建立，阮大鋮竊據兵部侍郎，趁機大肆搜捕黃宗羲等人，由于清軍南下，弘光小朝廷潰散，黃宗羲得以脫身回余姚。清兵南下占領浙北，陳兵錢塘，準備橫渡東進。順治二年（1645）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絕食殉國。明朝遺臣張國維（東陽人）與樹旗抗清的明遺臣余姚孫嘉績、熊汝霖等擁戴魯王朱以海于紹興監國（古代新君末正式立位，黃暫攝國政者為監國），各地人民紛紛建義旗擁魯王抗清。黃宗羲毀家紓難，集合家鄉子弟數百人組成“世忠營”，趕赴錢塘江參加防江戰役。
后因守防將領為保存實力，江防失守，抗清志士和人民遭清兵殘殺，魯王政權輾轉于浙閩沿海一帶。黃宗羲率領“世態營”退駐四明山杖錫寺，與抗清英雄王翊聯軍防守山寨。為了聯絡各路義軍，黃宗羲改裝四出奔波。不料留守杖錫寺的義軍，“不守軍紀，不受節制，取糧近地”，與山民造成磨擦，山民燒掉杖錫營寨，義軍受到重大損失，黃宗羲只得“走入剡中（余姚化安山）”。順治六年，黃宗羲知魯王在海上（舟山），即前往，被魯主封為左副都御史。此時，清朝下令，凡明朝遺臣有不順從者，登記全家名單，準備搜捕。黃宗羲也被列于通緝名單之中，他考慮到老母居家，將被清軍捕獲，放心不下，不得已向魯王說明回去探母情由。獲準后，就改姓換名，潛歸家中，護奉老母離家避難，或居友人家，或棲荒山野嶺，居無定所，家禍國難，苦不堪言。
黃宗羲雖然離開魯王，但心里仍惦記著抗清斗爭。清順治六年，他奉魯王沼旨與侍郎馮京第赴日本乞師求揮，沒有成功。回來后，一面奉老母率全家妻小過著流離生涯，一面仍繼續從事抗清活動。至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已控制浙東，撤銷了對黃宗羲的追捕令，黃宗羲才得以帶領全家返歸故居。他見恢復明朝已無希望。就致力于學術研究和著述。由于黃宗羲崇高的聲望及淵博的學問，四方學子紛紛前來，拜黃宗羲為師。也在這一年，黃宗羲完成了著名的政治學術著作《明夷待訪錄）。他通過對歷代政治制度的深刻研究、反思，提出了“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一振聾發聵的民主主義的口號。《明夷待訪錄》一書，閃耀著民主主義的光芒，，把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專制皇帝，因此此書一直被列為禁書，不得公開印刷。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先生曾在日本將此書油印散發，作為推翻帝制，實行民主自治的動員令。
黃宗羲一邊著書，一邊往返于海昌（海寧）、石門（桐鄉）、紹興、寧波等地講學，培養出一批著名學者。
康熙十八年，朝廷設“明史局”編修《明史》，由于黃宗羲熟悉明代掌故，在學術界有崇高聲望，經朝臣推薦，康熙帝特聘黃宗羲入京主持史局。黃宗羲以母老己病為由拒絕。經多方周旋，黃宗羲才答應派出他最好的學生萬斯同、兒子黃百家進京參與史局。并訂立規矩，要萬斯同、黃百家以布衣參與史事，不署名銜，不受俸祿。編寫開始后，康熙降旨凡黃宗羲所論著及所見聞有關《明史》可資考查的，命地方官抄錄后送往北京，交付史館。修史過程中凡發生疑問，即派專使來余姚向黃宗羲求教訂正。
黃宗羲身材瘦小，但體格強健。在他82歲高齡時，尚且攀登黃山險峰，并為《黃山志續集》寫了序文。
黃宗羲一生著述不斷，而且愈到老年愈勤奮，年逾八十，著書不掇。據統計，黃宗羲著作共計有一百十二種，達一千三百卷，二千萬字。內容極為廣泛，涉及哲學、歷史、天文、地理、數學、文學、藝術、宗教、文字學等等多方面學術領域，因此后世稱他是我國歷史上博學多才、成就卓越的大學問家。他留下的宏豐著作，是我國文化寶庫中一份極其珍貴的遺產。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文學方面，他所開創的“浙東史學”一直影響到近現代。
“浙東史學”是明末清初民族矛盾激化情況下的時代產物。由于明朝的滅亡，清兵的南下，抗清斗爭的失敗，民族志士的死節，促使黃宗羲對歷史進行沉痛的反思，結合自身不尋常的經歷，經過對國家興亡的經驗與教訓的總結，形成了他的有劃時代意義的史學思想。黃宗羲提倡“尊史”，注重史學，求證于史；黃宗羲認為，尤其在國破家亡的重要時期，“尊史”可以使國人激起強烈的民族意識。“浙東史學”的特點就是以治史為基點，以治“明史”入手，極力表彰愛國仁人與氣節志士；征集鄉邦文獻，著力于史籍的撰寫。黃宗羲史著豐富，在史學上有較大的影響。他還教育培養了萬斯同等著名的明史專家。開了浙東史學研究的風氣。在他的影響之下，浙東史學的傳人有全祖望、邵廷采、章學誠、邵晉涵等，直至近代的黃云眉。他們都是史學界的著名學者。
由于黃宗羲在學術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貢獻，與孫奇逢（河北容城人，明亡隱居不仕）、李頤（陜西周至人，講學江都，門徒甚眾），并稱為清初三大儒；與顧炎武、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民主主義啟蒙思想家。
人們多注重于黃宗羲在史學上的貢獻，其實黃宗羲在經濟領域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積累莫返之害”之論說被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在一篇論文中概括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指出，封建賦稅制度有“三害”：“田土無等第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積重難返之害。”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征稅；農民種糧食卻要等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后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歷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縱觀歷史上多次稅費改革，出發點也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像唐朝時的‘兩稅法'、明朝時的‘一條鞭法'、清代時的‘攤丁入畝'等等，但每次稅費改革后，由于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現中央領導溫家寶等同志了解到這一研究成果，把它看作一面歷史的鏡子，要求作為稅制改革尤其是農村稅費改革的借鑒。這是史為今鑒的最好栓釋，也是黃宗羲留給后人的一個命題，一筆思想財富。
天哲云：黃宗羲以治史而凝重，因思想而深邃，維著述而垂世，守名節而不朽。經世致用學說，啟浙東文化，民主共和思想，開一代先河。其學明世遺蹤，澤被流長。
黃宗羲精言
▲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事，不論一生。（《宋元學案》）
▲言貴有物；無物，非言也。（《宋元學案》）
▲學則智，不學則愚；學則治，不學則亂。
▲小人好惡以已，君子好惡以道。（《宋元學案》）
▲愛其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為不教也。（《明儒學案》）
2004.7.17寫于歸園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