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鳴
黃宗羲，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后一個大隱。他傳奇的半生抗清經歷，具有革命性的學術思想，都足以為從許由、善卷到伯夷、叔齊，到春秋戰國老莊、魯仲連，再到東漢嚴光，魏晉阮籍、嵇康，晉宋陶淵明，明末李贄以降的中國古代隱逸史畫一個圓滿的句號。并不是說他之后再也沒有隱士，而是再也沒有比他更大的隱士了。
萬歷三十八年，黃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他的父親黃尊素做過明朝天啟年間的御史，是東林黨的重要成員。為官廉潔，秉性耿直。當時東林黨人楊漣因彈劾大宦官魏忠賢而慘遭殺害。魏忠賢權傾朝野，許多人都明哲保身，只有黃尊素挺身而出，上書為楊漣鳴不平，馬上被削職還鄉。天啟六年，被捕下獄，受盡酷刑，含冤而死。當時的黃宗羲只有16歲。這件事情在一個16歲孩子的心靈中造成一個什么樣的影響，大家會在他19歲時的復仇過程中看出來。
19歲，正好又是崇禎元年。一個據說是發誓勵精圖治、中興明室的新君的即位。這時的黃宗羲也和這個新即位的崇禎皇上一樣，相信只要革除舊弊，就可以拯救這個日益衰敗、氣數已盡的明王朝。黃宗羲覺得除奸、平冤，為父親報仇的時候到了，于是在袖子里藏了一把鐵錘就進京了。剛進京，恰好趕上斬殺魏忠賢，他趁機上書崇禎，請求誅殺魏黨余孽曹欽程、李實等人。黃宗羲與仇人當庭對質，面對殺父仇敵，按捺不住自己壓抑三年的怒火，拋出袖子里的鐵錘，向仇人許顯純的臉上砸去。“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又毆應元，拔其須歸祭尊素神主前”（《清史稿·黃宗羲傳》），一氣之下，又痛毆了崔應元，并且拔下他的胡須，以胡須代頭，祭于他父親的靈前。又前往監獄中，找到曾經毆打并殺死父親的兩個牢卒葉咨、顏文仲，一并殺之，為父親報了仇。
這會兒，黃宗羲還有一個仇人，名叫李實的，不但不認罪，還上書皇上，極力為自己辯解，企圖能免除罪責，不過沒有奏效。他覺得解鈴還需系鈴人，私下里派人給黃宗羲送了三千兩白銀，求他不要再追究此事。也許在他眼里，3000兩銀子是可以堵住一個孩子的嘴的，但是他怎知道一個為父報仇的孩子的滿腔怒火呢？顯然是小瞧了這個年輕的對手，于是，3000兩銀子正好變成李實罪行的鐵證。“宗羲立奏之，謂：‘實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於對簿時復以錐錐之。”黃宗羲又用袖子里的錘子狠狠的錘了李實一頓。
黃宗羲的鐵錘實在是太富有象征意味了，它反映了一個黑暗時代忠良之后的滿腔怒火。魏忠賢制造了一個時代的悲劇，多少忠良之臣含冤而死，多少忠良之后淪為孤兒。所有的案子結清之后，黃宗羲率領所有慘死忠臣的子弟，齊集于大牢門前，為父母的亡魂設祭，眾弟子悲痛哀號，“哭聲達禁中。思宗聞之，嘆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清史稿·黃宗羲傳》）哭聲把皇上都給感動了。
這一系列的復仇行為為年少的黃宗羲贏得了極大的榮譽和知名度。但這除奸平冤的一系列事件并沒有將衰弱的明朝重新振興起來。崇禎皇帝雖然嘔心瀝血，無奈朝政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國家看不到興旺好轉的跡象。不僅如此，到了崇禎末年，自魏忠賢以后一直被打壓的閹黨又開始蠢蠢欲動，大有卷土重來的架勢。而堂上諸臣并沒有從魏忠賢一案中吸取教訓，又開始隨波逐流，縱容為患。屢屢遭到挫傷打壓的東林黨已經銳氣大減，再也不能承擔打擊閹黨的使命，復社繼之而起，接過了這一歷史重任。
這時的黃宗羲，已經是復社的重要成員，威望也很高。當南京的馬士英與阮大鋮暗中勾結，企圖東山再起的時候，復社的名士們正好也在南京集會講學。他們聯名寫了《防亂揭》，矛頭直指阮大鋮。原先東林黨的子弟們都推選無錫顧杲為首領，“天啟被難”的忠臣子弟則推黃宗羲為首領，簽名的人達到140人之多。這件事情轟動了南京乃至全國。
阮大鋮對這些人恨之入骨。當清兵入關，南明王朝成立的時候，阮大鋮官復原職，又和大學士馬士英勾結，按照當年《防亂揭》上簽字人的名單，一一捕捉。正好黃宗羲這時要向南明的皇上上書，恰好落到阮大鋮的手里，和顧杲一起被逮入監獄。黃宗羲的母親聽說這件事，不禁哀嘆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清史稿·黃宗羲傳》）先失去丈夫，又累計兒子，世間婦女的命運再也沒有比這還要悲慘的了。
政治風云變幻莫測。正當明朝閹禍內亂不止的時候，北方的女真人和西北的農民起義軍都已經在摩拳擦掌了。李闖王真的闖進皇宮，崇禎皇帝也只得“身掛東南枝”，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悲哀無能的一生，也結束了茍延殘喘的大明王朝。緊接著，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打開山海關，女真人的鐵騎之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踏平了長江已北。
有血氣的青年男兒紛紛按捺不住，揭竿而起，舉起了反清大旗。浙江的明朝舊員熊汝霖、孫嘉績相繼率眾起義，“以一旅之師劃江而守”。黃宗羲和他的兩個弟弟，也糾集了黃竹浦子弟數百人，跟隨起義軍開到江上。江上的人都稱他們為“世忠營“。將士們個個斗志高昂，巋然有吞吳之氣。黃宗羲被當時的南明魯王任命為監察御史，一時間雄心勃勃，志在光復明朝。
但是，擁有重兵的鎮東侯方國安、武寧侯王之仁等人擁兵自專，魯王根本命令不動他們。這兩個人就想保存實力自守，不愿意揮師北上。而首舉抗清義旗的孫嘉績和熊汝霖更是屢遭排擠，到最后落的個既無兵權，又無糧餉的地步。孫嘉績感到黃宗羲是個重義氣的人，而且又很有才略，于是毅然將自己所剩下的兵士都交給了黃宗羲；黃宗羲又與王之仁的兒子王正中合軍一處，共有3000人，揮師北上。“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湖，招吳中豪杰，直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奭等內應。”（《清史稿·黃宗羲傳》）“百日之內，牛酒日至，軍容甚整”（《神道碑文》），這次進軍，可謂計劃周密，外有精兵，里有內應，水路兩軍，齊頭并進。但是清兵防守很嚴密，陸軍遭到清兵的圍堵，不能前行，孤立無援的水軍也已潰敗，全軍只好大敗而歸。
黃宗羲自感無顏見江東父老，于是率領殘兵500人，“歸入四明山”，想要在這里安營扎寨，等于自立山頭，然后“徐為航海之計”（《行朝錄·四明山寨紀》）。部隊駐扎在一個寺廟里，黃宗羲下山微服私訪的時候，告訴部下，要和周圍的山民們好好相處，可是部下都沒聽，不久便與山民結下了梁子，被山民們一氣之下縱火燒毀了寺廟，全軍覆沒。
知道這件事之后黃宗羲悲恨交集，痛不欲生。天地之大，竟然沒有黃宗羲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清兵逮捕他的布告，也到處張貼。為了逃避追捕，黃宗羲攜帶家眷逃往剡中，躲進深山，一邊精研兵法歷算，一邊等待時機。
當黃宗羲隱居剡中的時候，魯王倒是在福建中部攻城略地，打得很熱鬧，先后收復了三府一州，27個縣，后來雖又被奪去，但是南明的勢力畢竟又振作了起來。魯王下令召西侯張名振奪回浙江建姚。黃宗羲聞訊，精神一振，連夜前往見魯王。魯王晉升他為左副都御史。但這不過是個文職，更何況黃宗羲是個吃過敗仗，最后弄得沒有一兵一卒的人，他能做什么呢？只能無所事事罷了。一腔熱血的黃宗羲，只能在無所事事中焦急、痛苦、憂憤，等待。
靠什么來打發這無聊的時光呢？“日與吳鍾巒坐舟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清史稿·黃宗羲傳》）。黃宗羲曾在《思舊錄》中這樣描述那時的生活：“觴余于鯨背之上，落日狂濤，凄然相對，但覺從古興亡，交集此時，何處容腐儒道得一句！”“落日狂濤”正是黃宗羲不平靜的內心寫照。
就在這沒事干的時候，黃宗羲開始掛念家中的母親。自己只身在外，將母親一個人拋棄在家里，清廷又“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相威脅。母親危在旦夕，既然在這里沒事可干，還不如回家盡孝，“亟陳情監國，得請，遂變姓名間行歸家”（《清史稿·黃宗羲傳》）。但是黃宗羲一直沒有忘記抗清復明的大業，依然不懈地進行秘密斗爭，“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羲不懾也”（《清史稿·黃宗羲傳》）
“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費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豈能奈我何？”這首《山居雜詠》正是他當時內心世界地自我寫照。直到順治十年，魯王被去掉監國的稱號，“海氛漸息，無復所望”，他才“奉母返里門，畢力著書”，將全部精力用于論道治學。
黃宗羲是一個典型的明朝遺民，清代的叔齊伯夷。我們能從他那“身濱十死不言危”的堅強意志中，感受到一種“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氣節。
“歸，益肆力於學。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云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清史稿·黃宗羲傳》）
他回家讀書著書也和他當年“入京訴冤”一樣，苦學力行，十分投入。讀書不讀則已，一旦用心于此，便要讀盡天下好書。家中的藏書讀完了不過癮，就四處借書讀。浙江余姚，是著名的藏書圣地，向有書海之地的美譽。有許多著名的藏書樓，他都一次次去討借，不肯放過一家。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云樓錢氏，都一一抄來，抄完后如期奉還。為此，他又專門開出一片地，建起了自己的藏書樓，名曰“續抄堂”。
黃宗羲早年是劉宗周的弟子，早在崇禎末年就很有名氣了。十年烽火，千里奔波，使他對人生的體悟，對社會和政治的體認又清醒深刻多了。學問也日漸博大精深。所以一回到家力，到處都是來請他講學或者跟他學習的人。既然要教學授徒，就要教得像個樣子。他首先將20年前劉宗周創辦的“證人書院”恢復起來，重新開始講學活動。
“宗羲之學，出于蕺山，聞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清史稿》）黃宗羲治學嚴謹，有三條治學原則：第一，講根基，主張“以六經為根基”，反對不讀書的清談；其二，重視博覽群書，強調融會貫通；其三，講究經世致用，反對讀死書，更厭棄迂腐之學。自晚明以來束書而談的學術風氣可以說興了幾百年，黃宗羲大力提倡“實學”，而且他確實有自己獨到的學說，一時間在學術上又聲名鵲起，風靡天下，全國各地到處都有人邀請他講學。
黃宗羲學問博大精深，可以說是“著作盈車”。《清史稿》上說：“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授書隨筆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孟子師說二卷。文集則有南雷文案、詩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閱明人文集二千余家，自言與十朝國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訪錄一卷，皆經世大政。”“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晚年又輯宋元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他的著作涉及經史子集，文學歷學等廣泛領域，且一經涉足，便多有發現、開拓和創見。其治學精神一言以蔽之：總結明亡教訓，恢復原儒精神，為中華民族尋找一條出路。
而最能體現其學術思想的乃是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訪錄》。該書以“三代之治”為楷模，其著述主題是——使天下為“家”變為類似上古社會的那種“天下為公”。他認為，封建社會一切腐敗現象的總根源，在于“家天下”的體制，從而使得國君“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原君》）。君權沒有到手時，“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一旦大權在握，便更加肆無忌憚，“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原君》)這在當時確實是驚世駭俗之論。
那么，怎樣才能變“家天下”變為“百姓的天下”呢？黃宗羲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政治主張。君臣關系，不再是主子與奴仆的關系。君臣治國，就好像一起種植一棵大樹，同樣是種樹之人。怎么共治呢？黃宗羲提出了“學校制”。（《學校》）他說的這個學校并非現在所說的學校。他所謂的學校實際上指的是一種議政方式，相當于西方的議會。處理政務、選拔人才，評判是非，制定法律，不再以皇帝的金口玉言為準，而改為由“學校”公益。這個學校制，很像后來西方的君主立憲、民主議會制。
黃宗羲的政治主張無疑帶有強烈的革命性，基本上否決了君主獨斷制，字里行間充盈著濃郁的斗爭氣息。這無疑跟他的亡國經歷和十幾年的抗清斗爭大有關系，是對明代亡國的一種反思。《明夷待訪錄》的思想已經具有了要求民主的近代性質。清代大學者顧炎武讀了這本書之后大為嘆賞：“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顧寧人書》）近代大學者梁啟超也從中獲益匪淺，極贊此書“為刺激青年最有力的‘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而最早最深。”遂“將其書節鈔，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清代學術概論》）這的確是一本近代思想啟蒙之坐，不單單在政治方面，同時也是隱逸文化進入近代的一個符號。
隱逸文化說到底，不過是文人對自我意識的尊重，不過是尋求一種人格的獨立，精神的自由，品德的高尚，不愿做政治的奴隸，權勢的奴仆，不愿為名利所累。為了掙脫名利的枷鎖，在政治之外所作的一種人生選擇。而政治的民主化、法律化，君臣共治，“學校”參與，為文人的人生提供了自由的競技場，提供了文人與政治的結合方式，從而使游離于政治之外的文人找到了他們用武的自由天地。然而理論歸理論，行不通就是一堆廢紙。中國歷史的漫長，形成了一種緩慢然而持久的慣性，一時半會不可能遽然改變，因此，黃宗羲如此前衛的思想也只有等到兩個世紀之后猜開始緩慢地發揮作用。
學術的卓異，自然帶來聲名的鵲起。黃宗羲的一聲始終似乎始終處在一個“明星”的位置。年輕時錘擊奸臣，名聲就大震；后來參加抗清斗爭十幾年，失敗后成了清室捉拿的要犯，四處逃命；現在又因為學問暴得大名，與孫奇逢、李颙并稱當世三大儒，成為江南遺民文人的杰出代表。清政府于是開始極力地拉攏他，以顯赫的地位誘其入朝為官。
就在《明夷待訪錄》完稿第二年，學士葉方藹舉薦他，被他婉言謝絕。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寓以詩，敦促就道，再辭以免。”（《清史稿》）他的弟子陳錫暇知道老師的為人，對葉方藹說：別再為難我的老師了，弄不好他會像謝枋得那樣自盡的。“未幾，方藹奉詔同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將徵之備顧問，督撫以禮來聘，又辭之。”黃宗羲礙于私人面子，禮貌地給徐元文回了一封信，信中說：“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意思是說你這就是逼我去死啊！并且自比伯夷叔齊，舉薦他的人也就知難而退了。“朝論必不可致，請敕下浙撫鈔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有司知道他來不了，只得讓當地官員抄寫他有關史事的論著已備案。徐元文的哥哥徐乾學也曾舉薦黃宗羲，康熙皇帝說：“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歸，當遣官送之。”徐乾學又說他太老了來不了了，惹的康熙一陣嘆息，“以為人才之難。”“宗羲雖不赴徵車，而史局大議必咨之。”
作為一個文人，在明朝滅亡十余年后，黃宗羲終于安下心來，老老實實治學，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學隱”。在清朝建立后的50年間，政府屢征屢辭，也從未參加清朝科考，可以說是始終沒有入清廷一步，布衣終身，表現出了安貧樂道的隱士情懷。其品德氣節，不失為當時的伯夷叔齊。他幾乎就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所有隱逸文化的聚光點，并初步展示了近代隱逸文化的新走向。
黃宗羲死于康熙三十四年，也就是1695年。臨死之前，他給自己造好了一座墳墓，墓地中央安放一個石床，床上不放棺材。全祖望認為他這樣安置的原因是：“蓋自以遭家國之變，期于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臨終時立下遺言：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是鼓吹、紙燔、紙錢之類的東西都不準使用。他不信鬼神，也不愿落俗。他還別出心裁得讓人在墳前樹立兩條望柱，上書一副對聯：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
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
對聯是說黃宗羲不事王侯，變名隱居就像東漢的嚴光，屢召不至，朝廷有大事便來咨詢就像虞喜虞仲寧。這兩個人加起來確乎是黃宗羲的一個寫照。
摘自《遁世與逍遙——中國隱逸簡史》，敦煌文藝出版社，2006年12月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