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華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促使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形成的原因有如下幾個方面：明清之際開始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政治斗爭的新形勢，自然科學的新成就以及王陽明心學的內在啟發等都是影響黃宗羲民主思想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民主思想；經濟基礎；內在引發
黃宗羲是一個拓荒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主啟蒙思想，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這不僅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驕傲，而且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瑰寶。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的要點有：
黃宗羲是從“天下之利”這一視點出發來論述其“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政治思想的。他說，古代君主“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所以“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經營者，為天下也”（《明夷待訪錄?原君》，以下凡引此書只引篇名）而三代以下的君主則把天下視為己有，獨占了天下之利。君主在他沒有得到天下的時候，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去博取個人的“產業”;得到天下以后，又不惜“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壓榨這份“產業”的“花息”。他由此得出結論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直接對封建君權進行了尖銳的抨擊。這里，從形式上看，黃宗羲用的概念是古老的，但其中含有新鮮的內容，他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是非常著名的命題，是黃宗羲政治思想和社會理想的核心，也是他的民主思想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黃宗羲還進而區分了“天下”與皇帝。秦、漢以后，隨著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政體的鞏固，封建統治思想一直認為“國”即皇帝，這二者是一致的。由秦始皇開創的“朕即國家”的封建專制主義為歷代統治者所承襲。直至明末清初之際，黃宗羲才舉起“天下”的旗幟，說明“天下”與君主的區別。這種觀點，顯然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非常寶貴的。
黃宗羲關于“學校”的主張表現出遠見卓識。他認為學校不僅是為了“養士”，而且應當成為獨立的輿論機關和議政機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學校。”（《學校》）這樣，學校就成了“公其是非”的論壇，甚至比君主的權威還要大一些。黃宗羲提出這個觀點，是著眼于探求限制君主權力的措施，一方面他想以學校作為監督政府的輿論機構;另一方面他又主張以推選出來的賢者擔任有實際權力的宰相，以補救世襲君主的不賢。這些都含有限制封建君權的思想內容。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各級官吏、即臣，是層層服務于帝王特權而奴役人民的統治者。對此，黃宗羲尖銳指出，臣不應當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臣”的出仕，不是為了皇帝一姓，而是為了“萬民”。在黃宗羲的理想中，“君、臣”應當是共同負責人民公共“利害”事務的人員。他比喻說：“夫治天下猶曳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透露出君臣平等的思想。
封建主義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為“本”，黃宗羲則認為工商“皆本”。這是中國歷史上的首倡。關于土地制度，他主張應在不觸動“富民”利益的條件下，平均分配政府所支配的“官田”。可以看出，黃宗羲的上述思想是非常系統的，盡管其中還有很多封建的雜質和糟粕，但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這些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因而是非常寶貴的。黃宗羲比洛克早生22年，比孟德斯鳩早79年，比伏爾泰早84年，比盧梭早101年。《明夷待訪錄》成書于1663年，而洛克的《政府論》成書于1690年，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則成書于1762年，比前者整整晚了100年。
作為中小地主階級和地主階級革新派的代表，黃宗羲為什么能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初期，早于西方啟蒙學者提出系統的民主啟蒙思想呢?本文認為，明清之際經濟關系的新因素、政治斗爭的新形勢、自然科學的新成就、王陽明心學的內在啟發等是促成黃宗羲民主思想的關鍵因素。
1．資本的經濟因素對黃宗羲思想的影響。恩格斯指出：“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象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速的進步。”①明中葉，漫長的封建社會發展到已經完全爛熟而進入它的末期，與之俱來的是新的資本經濟關系開始萌芽。自嘉靖以來，經濟關系當中開始出現新的因素。馬克思說：“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前提。”②在明末清初，我國的商品生產已達到相當的程度。
（1）開始具有較發達的商品流通。自明代開始我國的商品流通已經相當發達，商業資本有了大量積累。不但農村形成了大量定期集市，還發展了固定的城市商業。有了市肆、店鋪及商業者的組織形式。當時，全國大商業都市有北京、南京等33個，大量人口逐漸集中到都市，許多農產品、手工業品商品化了。其時對外貿易也頗具規模，據《明史》記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同明朝都有外貿關系。
（2）開始具有一定規模的手工業。十六世紀，東南沿海地區，民營的紡織、造紙、制瓷、冶鐵等手工業部門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明代后期工匠制度的改革，減弱了各行業手工業中的封建依附關系，促進了家庭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轉化。首先是商業資本侵入手工業生產，逐漸轉化為產業資本。前門設店、后門設廠、產供銷一條龍的手工業已很多，所雇傭的工人也是很多的。其次是出現了由小商品生產者分化出來的手工業資本家。徐一夔《始豐藁》一書曾描述了一個手工業資本家生產棉布的情景：“有饒于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眾和，其聲歡然，蓋織工也”。這個工場有織機四五具，工人十數人，靠工資收入生活。當時這樣的工場以及規模更大的工場為數不少。
（3）出現了方便資金周轉的錢鋪錢莊。商品貨幣經濟逐步發展，商業資本也開始活躍，隨著商品生產發展的需要，貨幣、資金的流通、兌換也隨之出現了。體現和發揮這一作用的形式便是錢鋪、錢莊。到了清朝中葉，這類銀行性質的活動已見諸于正式記載。
這種新的生產關系，盡管處于萌芽狀態，它卻呼喚著與之配套的上層建筑，封建經濟向資本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出現反映它的存在、適應它的需要的意識形態，要求政治上從專制走向改良，從改良走向民主。這些新的要求必然對封建主義的整個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形成挑戰。
明末清初，激烈的階級斗爭給予具有啟蒙性質的哲學思潮以強大的推動力。在明末農民戰爭總爆發的前夕，新興市民的反封建斗爭，曾經一度蓬勃興起。最為激烈的是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大起義，其規模之大、威力之猛、戰果之輝煌，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沖擊了整個封建統治。同時，在空前嚴重的社會危機面前，地主階級也發生政治分化。部分在野開明地主及其知識分子，不滿朝政的腐敗，要求改革現狀。天啟年間市民的反封建斗爭，得到在野開明地主的政治集團東林黨的支持與配合，使斗爭增加了一些政治內容。黃宗羲的啟蒙思想，顯然受到了市民反封建要求的啟示，特別是農民大革命的直接影響。
黃宗羲個人的經歷對他的思想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東林黨領袖黃尊素的后代，黃宗羲從小受到反封建思想的熏陶;在東林黨遭到殘酷鎮壓、黃尊素被殺害之后，黃宗羲反封建激情一度被推向頂峰。隨著時間的推移，黃宗羲開始冷靜地思考社會治亂的原因。明朝末期的腐敗政治，使他看清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丑惡本質;清兵入關及清初政權的殘酷暴行，更加深了他的這種認識。清初統治的40年里，為維護其統治，前期政府用“全副精神”（梁啟超語）對付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對知識分子進行摧殘和打擊，對百姓的思想進行嚴酷的控制，黃宗羲也曾被懸購緝捕。明末清初這種殘酷的現實使黃宗羲大半生處于顛沛流離之中，深深影響了黃宗羲的思想。
2．王陽明心學對黃宗羲思想的影響。黃宗羲所處時代已經走到馬克思所說的尚未達到“崩潰時期”、但已“能夠進行自我批判”的歷史階段。③從李贄開其端，方以智、黃宗羲及同時代南北崛起的許多思想家，從不同方面掀起了針對封建社會、針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思潮。他們把批判宋明理學作為自己的理論任務，抨擊王學末流的空疏和清談誤國。但是，王學在晚明思想發展的邏輯進程中，充任了不可思議的雙重角色，它既是被批判的對象，又成為批判者手中的武器，對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起到引發意義。在宋明道學中，以王陽明為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的王學與理學的最大區別點在于：理學注重的是人的內心自主精神的抑制，心學則恰恰相反，重視人的內心自主精神的挖掘和弘揚，心學反對理學對思想的控制和禁錮。王學內在包涵的思想解放觀念有這樣幾點：
（1）王陽明肯定“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普遍的規定性，認為“良知在人心，無間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傳習錄》中），“良知人人皆有”（《傳習錄》下）。按照這種思想的邏輯，圣賢與凡人百姓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應該是平等的。這在客觀上激發了人們對個性平等的渴望，促使人們進一步“解纜放舟，縱橫由我”，沖擊封建禮法的束縛。
（2）王學反對絕對權威，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王陽明認為，正確和錯誤的標準是個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論。所以他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言出于孔子者乎?”（《答羅整庵書》）換句話說，封建道德的準則就在每個人自己心中，憑心中本來就具有的道德準則，自然就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不必那么拘泥成說，拘泥教條。他甚至說：“學，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這種反對絕對權威的言論，立論的目的雖然為樹立自己的權威，但在當時受朱熹哲學的繁瑣教條所禁錮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觀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促進了個人價值的覺醒。王陽明高舉批判和懷疑的旗幟，激發人們去破除偶像，反對迷信權威。這些思想，對晚明以來至清初的啟蒙思潮具有引發意義，并且有邏輯上的內在聯系。黃宗羲是王學的后裔，王學內在的思想解放觀念深深影響了他的思想。
3．漸入的西學對黃宗羲思想的影響。梁啟超說，“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后此清朝一代學者，大概受……影響不小。”④在近代社會之前，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渠道主要是傳教士的傳播。晉唐間的佛學傳入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地接受外來文化。那么，明末清初以宗教為載體的外來文化可以說是第二次大規模的傳入。在馬丁?路得創新教后，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于是“耶穌會”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途徑之一是傳教海外。之后利馬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艾儒略等，自萬歷末年至天啟、崇禎間先后入中國傳教。這些傳教士遠渡重洋，挾其廣博的世界知識，來到向來閉關自大的中國人面前。他們帶來的一是天文歷算知識，二是地理知識，傳教士還帶來了音韻知識。傳教士的到來和他們在中國對教旨教義及西方文化的傳播使中國人的觀念和思想認識發生了幾點顯著的變化（至少這種變化在朝廷和當時的知識層已很明顯）：
（1）世界中心的觀念。在之前，中國是世界中心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朝廷被尊為天朝。傳教士的到來使中國人認識到，中國并非世界的中心，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五洲萬國。這種現實，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朝廷統治的自信心，打破了夜郎國自大的夢幻。
（2）科學的觀念。實在說，傳教士們所帶來的絕不僅是天文、地理和音韻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們帶來了科學、民主和開放的思想觀念，這些知識和思想觀念沖擊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和思維方式：在科學和民主面前，愚昧無知、盲目自大、閉關鎖國、封建專制的觀念首先受到了沖擊。
（3）國家的概念。古代中國的知識界，是將中國視為“天下”的，雖然有“四夷”之屬，但僅被視作“天朝”的附庸，也就不會自以為“國”。而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入主中原，實則是一種民族矛盾，并未產生國際矛盾。當歐洲人遠涉重洋，操著完全不同的語言，膚色、眉眼、頭發都與自己各異，而且對自己構成強大的威脅之時，“國”的觀念才開始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思考并逐步明確。也由此出發，才逐步認識到自己的落后，進而萌發追趕先進的想法，并深入到對社會變革必要性及其途徑的探求和實踐。
（4）經世致用的觀念。中國學者向來所講的都是倫理道德，而“罕言利”，帶來的結果是貧窮與愚昧。利馬竇說：薄游數十百國，所見中國土地人民，聲名禮樂，實海內冠冕。而其民頗多貧乏，一遇水旱，則有道歹堇，國計亦絀焉者，何也?（徐光啟《泰西水法》序文中所引）這段話實在能指出中國的弱點：地大物博，而常患貧。利氏因此進言興修水利，以此為富民之計。后來熊三拔著《泰西水法》，鄧玉函著《遠西奇器圖說》，種種實用的學問技藝逐漸輸入。自此之后中國對于經濟社會生活也開始留意。徐光啟既受其影響而著卓絕千古的《農政全書》，而清初諸儒經世致用的思想亦啟發于此了。當時西學有廣泛的輸入，其治學方法亦影響到各方面。利馬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為千古不朽之作，《天學初函》、《崇禎歷書》等幾十部書，是我國歷算學界很豐厚的遺產。艾儒略所著《西學凡》，講西洋建學育才之法，把當時歐洲教育制度、學問門類已介紹其大概。總而言之，因受西學影響，一切經世致用之學而漸漸為人所關心和注意了。
4．自然科學研究對黃宗羲思想的影響。十六世紀以來，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自然科學研究逐漸形成熱潮，產生了許多科學巨著，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及其主編的《崇禎歷書》、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記》、王錫闡的《曉庵新法》、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識》等。這些論著不僅總結了生產實踐的豐富經驗，而且繼承發展了我國科學思想的優良傳統，標志著十七世紀我國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與此同時，西方傳教士開始來到這片封閉的國土。首批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混合著宗教宣傳，也傳入、翻譯了一些古希臘和西方近代的科學論著。對此，啟蒙學者堅持了繼承與革新相統一、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的原則，“欲示超勝，必先會通”（徐光啟語），“深入西法之堂奧，而窺其缺漏”（梅文鼎語），對外來文化認真加以吸收、溶化，又繼承發揚自己的優秀傳統，作出了科學貢獻。黃宗羲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他也曾積極倡導并投身于自然科學研究，并且在天文歷算領域有一定的建樹。他的著作有：《授時歷假如》、《西歷假如》、《大統歷推》、《回歷假如》、《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律呂新義》、《今水經》、《春秋日蝕歷》、《割圓八線解》、《圓解》等，可惜這些著作大都散失了。自然科學研究為啟蒙思想家的哲學創造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與民主本為伴生之物，愚昧落后與專制也同為伴生之物。
5．開放的治學觀念和科學的治學方法對黃宗羲思想的影響。任何有成就的思想家大都與他（她）自己的個性有關，哪怕這種相關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比如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實際上他在政治和哲學方面寫的全部著作，在某種程度上都間接產生于他那復雜而不幸的個性。他的《懺悔錄》清楚地呈現出他個性中那深深對立的方面，即性變態和宗教變態心理。黃宗羲是一個思想解放、思維敏銳、見解深邃、勤奮著述的思想家，他客觀開放的治學觀念與治學方法，為他研究形成系統民主思想提供了主觀上的可能。黃宗羲在清理道學的過程中，親手編寫了《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后書由清全祖望等續修完成），開創了我國系統編寫學術思想史的先例。在編寫學術史時，他推崇尊重史實，兼容并蓄、不斷探討的學風。他認為學術思想史是復雜的，“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傳授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⑤對于這些淵源不同、水平不一的學術思想言論，必須如實加以介紹、評論，反映其真實面貌。他強調，編學術思想史不應囿于“一家”，而應著眼于各家的“相反之論”：“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⑥盡管他為理學之修正者，但他絕不囿于理學，而是以開放和客觀的態度去對待其他思想。他認為，“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⑦，在不了解一個時代整體背景的情況下，僅僅依據少數的著作或暮志碑銘，想完整準確地評價這個時代的人物和思想，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把善于進行分析的方法和勤于歷史考證的功夫結合起來，才能不為傳統的和當代的偏見所囿，獨立地對學術思想進行研究。為了編寫《明儒學案》，他不僅搜集整理了數百家著述，還參考了有關鄉邦文獻、人物傳記，乃至典章制度、地理水利、天算歷法等專門資料。他堅決反對不顧史實，僅根據自己的宗旨強為附會，或是雜收的作法。這種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使他的學術研究思路和視野非常寬廣，使他在學術探討時不拘泥于成說，不拘泥于權威和經典，敢于沖破舊的傳統束縛，敢于沖入封建道學所設置的禁區。
綜上所述，黃宗羲的思想是時代的產物。由于明清之際社會政治經濟的特點，使黃宗羲的思想具有特有的尖銳性和深刻性，它根源于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影響，王學的影響，個人經歷和實踐的影響，這是黃宗羲思想形成的重要土壤。這幾個因素互相影響、互相交織、熔鑄，成為一個新思想產生的土壤和源泉，終于培育出黃宗羲這樣的思想巨人。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資本論》第1卷，第16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選集》第2卷，第10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0—11頁，東方出版社。
⑤黃宗羲《南雷文定·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耕余樓藏本。
⑥（清）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凡例》，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⑦黃宗羲《南雷文定·談子需木墓表》，耕余樓藏本。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