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華
作為明末清初三大家之——的黃宗羲，不僅是一個杰出的史學家、思想家，而且還是一個卓有成就的經學家。在群經治研中，于《周易》造詣尤深，他以為《易》道廣大，無所不備。為正本清源，闡明《易》理，黃氏曾著《易學象數論》六卷，戮力剝除九流百家附會于《周易》之上的種種浮游謬說，歸義于《程傳》。《易》學界評之為：“持論均有據，能一一洞曉其始末，因此能盡指其瑕疵，非僅據理空談，不中要害之作所可相比�！盵1]“為清初第一部抨擊《易》學異端之力作�！盵2]如此，《周易》對黃氏的為人處事，乃至政治思想的形成等，是不能沒有影響的。為拋磚引玉，筆者擬從最集中體現了黃氏政治思想與情懷的《明夷待訪錄》這部著作的命題剖析入手，就《周易》對黃氏的影響這個問題作一窺視。《明夷待訪錄》乃黃宗羲以親身經歷，總結明朝覆亡和民族失敗的教訓，深入研究歷史和前賢圣哲的政論寫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他為等待“如箕子之見訪”，迎接“大壯”盛世而準備的一套興邦治國的良策。由這部書的命名，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看出《周易》對黃氏的影響。
一、仿效《周易》，借托“明夷”寄寓情懷
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仿效《周易》“言曲而中”、“事肆而隱”的語言特點，假托“明夷”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愛國情懷。這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巧用“明夷”卦名銘記亡國之恥。全祖望在《書明夷待訪錄后》中云：“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沉之嘆，飾巾待盡，是書于是乎出�！盵3]黃氏也曾明確地說過：“前年壬寅夏，條具為治大法。”[4]壬寅年即公元1662年，是年明水歷帝被清兵剿殺于云南，南明徹底滅亡。這對始終堅持正統唯漢觀、希望南明能東山再起的黃氏來說，無疑是—極沉重的打擊。他的《明夷待訪錄》也正是在這樣的刺激之下著手著寫的，其內心之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其特取《周易》六十四卦之一的“明夷”二字納于其書題，這既是對國家破亡、民族淪喪的祭悼，也是他對這一奇恥大辱的刻骨銘記。從字面看“明”字與大明王朝之“明”合，“夷”與“蠻夷”、“夷狄”之“夷”同；就字義看，“夷”又有傷害之義�？追f達《周易正義》云：“夷者，傷也�！蓖跎曜右苍疲骸盀樨噪x下坤上，大明傷夷之象�！盵5]這樣“明夷”正好隱括了大明王朝為滿清所滅這一歷史史實，同時又飽含了黃氏對滿清政權的鄙夷蔑視之情。（二）、巧用“明夷”卦義，揭露滿清統治的黑暗。黃氏對異族入主中原是至恨至痛的，他縱觀中國之歷史認為：“古今之變，至秦而—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后，古圣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6]并明確地指斥“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歐漢人，漢人勿得還報；蒙古人歐死漢人者，斷罰出征。彼方以禽獸加之人類之上，何嘗以中國之民為民乎？”[7]以此他得出了“三代之后，亂天下者無如夷狄”[8]的結論。在黃氏看來只要夷狄加臨于上，天下必黑。而客觀上在滿人入主中原至康熙親政之前，清政府對漢人基本上采取的又正是高壓威武的政治。黃氏的學生呂留良與好友陸圻跟其他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因涉傳布所謂反清思想之嫌疑而先后遭受到迫害。正是“暗君在上，明者必見傷也�！盵9]黃氏于書題中取用“明夷”二字正是對當時黑暗現實的隱曲揭露。“明夷”為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10]，日入地中，正是世道黑暗的象征。程頤云：“明夷昏暗之卦，日入于地中，明傷而昏暗也�！盵11]黃氏對清政權的這種仇恨與憤慨之情在他的《留書》中就顯得很直接而無所顧諱了，他直稱清人為“虜”，斥清政權為“偽朝”，罵滿族貴族為“禽獸”。據現代學者邱漢生先生考證，《留書》與《待訪錄》本為一書，因書中多有議論“乖張”處，當時不敢刊行，故而刪削下來藏之復壁，不以示人。全祖望在《書明夷待訪錄后》中所說的：“原本不于止于此，以多嫌諱弗盡出”的部分，就指的是《留書》�？梢婞S氏是把他“弗能盡出”的仇和恨濃縮而后盡寄寓到“明夷”—卦的象征意義之中了。這些也可以說是黃氏根據《周易》“通變”之精義對《周易》的一種“化裁”活用吧。（三）、謹記”明夷”“利艱貞”的訓誡，效法文王、箕子，甘居下位，以固守名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12]，知時隨時，乃《周易》誨人之精義�！懊饕恼呋璋抵畷r也……其在賢人則為晦藏也�！盵13]在當道非人，社會黑暗而自己又無力以抗拒時，它要求人們能忍辱負重、韜光晦明、貞固其性，“不易乎世，不成乎名”[14]，始終抱定自己的信仰，不隨世傾側，依人步趨，做到“立不易方”[15]，“確乎其不可拔”[16]。蘇軾在闡發“明夷”六爻之意義時說：“夫君子有責于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無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盵17]縱觀黃氏一生的所作所為，可以說就是對《周易》這一精神的努力實踐。共錐刺閹黨，聲討奸佞，組織義軍武裝抗清，都是其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而對頹敗腐朽的明王朝積極“正之”、“拯之”的行為。在天下既已易于夷人之手后，他則堅處窮鄉，努力講學，勤奮著述。清統治者鑒于其聲望，曾多次企圖以高官厚俸征詔他，黃氏總是不為所動，而是與清統治者作巧妙而得體的周旋，處處體現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樂而行之。憂則違之”[18]的君子品格，保持了自己的潔行亮節。這些跟《周易》《明夷·彖傳》中所推崇的商紂末世“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的文王、箕子的作為是一致的。黃氏著寫《明夷待訪錄》時，在書題中取用“明夷”兩字，我想除了以之概括，其既往的人生歷程外，更主要的還在在于用“明夷”卦之卦辭“利艱貞”自勉自誡，并明其不與清統治者同流的決心。
二、《周易》樸素辯證的發展史觀對黃宗羲的影響
黃宗羲深信《周易》“否極泰來”、“無往不復”的發展史觀，積極進德修業，以待時而動。雖說壬寅之后，黃氏聞言“天南訃至”，不免有“潮息煙沉之嘆”，但他在著寫《明夷待訪錄》—書時，對滿清必亡，漢統必復這—點是堅信不移的。其在《明文待訪錄·題辭》中講得很清楚：“余嘗疑孟子—治—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而無治也？乃觀胡翰所作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亂之運，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還說：“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黃氏以箕子自況，愿在有生之年能有如周武王之賢的明主產生，并訪求采納他的意見。書題中一“待”字，實為黃氏居處黑夜，坐以待旦的隱曲流露。“三代以后，亂天下者無如夷狄”，天日的再出當然是以“夷狄”政權的顛覆為前提的。“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壯'”，“大壯”之為卦乾下震上，“乾健也，震動也”，“乾為天，震為雷”[9]，在黃氏看來“大壯”乃天下由“亂”而“治”、由“昏暗”而“明盛”的契機。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壯”，意為二十年后，必定有—場震天動地的大動蕩，這個動蕩代表著正義的勢力的突起，剛健有力，無可阻擋，其帶來的結果必然是“明夷”的反面——“晉”的出現�！皶x者，旺盛之時也”，[20]在《周易》中“晉”與“明夷”互為反對之象，又叫復象或反象，此即黃氏在其《易學象數淪》中所明確肯定的《周易》七象之一。王夫之論“明夷”卦義時說：“夷，傷也。離為大明，豈能傷之者哉？唯時處乎地下，為積陰幽暗之所掩，光輝不及物，則其志傷矣�！庇衷疲骸懊�，謂日也，非地能加于日上，日未升而入于地中也。日固出于地以照天下，而時方在夜，則入地中，安受其傷？”并進一步指出：“有夜之晦以息，乃有旦之明以作。[21]日入地中，必將復出，對“明夷”的理解，處于同佯的歷史環境，情懷又極為相近的王、黃二人的認識竟是完全士—致的，只是他們所表述的方式不同罷了。黃氏著述命題中的“待”字，明確的說就是待“晉”時的到來，它集中的反映了《周易》“否極泰來”的發展史觀對黃氏思想的影響的一個方面。也正因為黃氏“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他才潛心研究歷史，積極地“條具為治之大法”[22]的。單就這一行為本身而言，也是《周易》“君子進德修業”[23]，“藏器于身，待時而動”[24]的精神在黃氏身上的積極體現。
三、吸取《周易》治國濟民思想．構建治世之法
吸取《周易》“利天下”，“濟萬民”的思想，化裁“晉”卦精義，構建其為治大法的框架，是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政治思想之核心�！白詮姟薄昂竦隆薄弧拜d物”貫串是《周易》始終的人格理想，它要求“君子”們能法先王，“崇效天，卑法地”[25]，以天下為己任，處處以民眾之利益為利益。所謂“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以教天下；黃帝、堯、舜氏作，為使民不倦，刳木為舟，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盵26]綜觀黃氏《明夷待訪錄》其政治思想核心就在“利物濟民”四字�！疤煜轮蝸y，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姓也�！盵27]正是因為此，黃氏對上古之治倍加推崇，“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以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盵28]并熱切神往于“三代之盛”。黃氏的這些思想不能于《周易》的理想人格論全然沒有聯系。
為集中筆墨，不使枝蔓，我們還是緊扣黃氏之所“待”，來考察一下象征著明盛之世的晉卦與黃氏政治思想之間的關系。，程頤論“晉卦”曰：“為卦離上坤下，明出地上也。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故為晉”[29]太陽純然無私，其之出也，光芒四射，普照大地，萬物賴之以生長、繁榮、茂盛。推及人事，《晉·彖傳》則明確的說：“晉，進山。明山地上，順而麗乎太明�！边@里“順”指晉卦下體的“坤”，坤為民，為小人，又有順義；“麗”，義為附麗，依附；“大明”指晉卦上體的“離”，離為日，為明，故稱太陽�？偟囊馑季褪钦f統治者如果能體恤黎庶之疾苦，所作所為處處以民眾之利益為出發點，以太陽般的無私之心對待下民，百姓也就安其居，樂其業，君子一呼而天下應。很顯然，晉卦顯示出來的象征意義與黃氏“為萬民，非為一姓”的總體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不僅如此，黃氏的的一些具體的政治設想和主張也與晉卦的內容密切相關。
�。ㄒ唬┯锰煜麓笾�，首先君主必須具有寬厚仁愛的惻隱之心，這是黃氏的理想君主論。在黃氏看來，現實社會之所以頹敗不堪，就在于“古圣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后業君主多是貪婪殘暴之徒，他們“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甚至為了奉一己之淫樂，而不惜“茶毒天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此黃氏深深感到“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0]所以他主張君主要注意日進其德，自我改良，以克己來換取“三代之盛”的復還。再看晉卦之象，上體之離（）為統治集團的象征，其中的“六五”爻為成卦之主，又處尊位，自然是君主的象征，其爻為陰，正表明人君具有寬厚仁慈之性�！稌x·彖傳》云：“晉，進也�！徇M而上行�！蓖踝趥麽屩唬骸叭徇M而上行，謂六五以柔順之道，進而行乎上�！盵31]柔，寬厚仁愛也；順，應乎天而順乎民也。且晉卦六五爻辭也說：“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奔戳宀灰宰约旱牡檬閼n慮，長此以往，則國泰民安，舉措無有不適�！吨芤住愤@種要求人君“以柔順之道”治理天下的思想，不正與黃氏的理想君主論一脈相承嗎？
�。ǘ┯锰煜麓笾�，還當任賢用能，改善政體，健全統治機制，做到天下大事，君臣共議而后決。這是黃氏得貴族民主思想�！疤煜轮�，非一人之所能治”，“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32]在百官設置中，他以為宰相尤為要緊，他認為“無善治”，就是從明太祖罷相始。因而《待訪錄》中特立《置相篇》以申設置宰相的重要性，并在此前提下提出了他關于同家決策施政的具體設想：“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執行�！盵33]照這個辦法，天子與大臣直接晤對，所有政治公開審議，宰相與天子共同負責，便可一掃政出獨夫或官奴之手的陰私黑暗的積弊。黃氏提出的這種君臣共治的貴族民主思想與晉卦上體離的意象也是完全相同的。在六五爻上下各有一陽爻，它們正是剛健賢能的輔弼之臣的象征。生性寬厚仁慈的君主處于練達能干的大臣之中，共同構成了一個如同太陽一般的“大明”政體。再換個角度看，《易》中陰爻有時具柔弱無能的意味。這樣晉卦上體的離，就又具—種以大臣之賢救補君主之不肖的意象。黃氏“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33]之論，可以說正是從這—角度對晉卦上體“離”象之義蘊的演繹。
�。ㄈ┯锰煜戮脊仓�，則必須君臣同心，彼此親近，和睦相處。尤其是作為君主的．要能禮賢下士，重用賢能，用而不疑。這是黃氏有關君臣關系的理想，也是其貴族民主政體得以順利運行的前提。書中一個“訪”字，多少就透露出幾分這樣意思。在人的任用上，黃氏極力反對那種出于君主一己之私的“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35]的“非法之法”。他認為如此之“法”正是天下禍亂滋生的根源，所謂“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于法之中。”[36]所以黃氏主張務去此“一家之法”。在君臣關系上，黃氏認為君與臣之間不應存有懸殊的等級，“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于天子而遂截然無等級也�！盵37]那些因治之需所設百官，不是奴仆，而是“分君之身”[38]。這就是說君主不是至高無上的，臣比之于君在治國方方面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因而他極力推崇上占之時“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39]這樣一種平等互敬的君臣關系，對“秦漢以后，廢而不講……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為禮者矣”[40]的現實狀況深為不滿。我們再來看看《晉》之卦辭是怎么說的，“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王申子云：“康侯治安其國之侯，既能治安其國，則其進也宜受天子之寵命矣。車馬之賜重賜也；蕃庶，賜之多，文之盛也；三接，恩禮之勤也；晝日，取其光顯明之盛也。”[41]又王宗傳也云：“夫諸侯者，王者所與共安民也�！跤觅n之馬也，而又至于蕃庶之多焉者，所以稱其才而表其朋類紛如也；不惟賜于如此之多且厚也；又見親禮，晝日之間其接遇之多也至于再三焉，則寵遇之隆一至于此，為諸侯者何修而得此于大明之至哉？曰：以其能為治世之臣而有安民之功故也�！盵42]黃氏的君臣關系的理想與“晉卦”所描繪的這種明君與賢臣之間相親無忌的情形不是很為相近嗎？很顯然，《周易》對黃氏政治思想之形成也是有著相當深刻的影響的。甚至可以說，黃氏乏有不少的政治主張與設想，就是在《周易》有關內容的啟迪下豐富發展起來的。
誠然，黃氏世界現的確立，自我行為的選擇，獨特的政治見解及其學術思想的形成，主要來自于他所處的特定的歷史環境的影響，但也無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在他身上產生過極大作用。因此，要說在儒家的群經諸子中被許為“大道之源”，并被推至儒家群經之首的《周易》對黃氏沒產生過深刻的影響是決不可思議的。只不過是黃氏信古、承古又不拘泥于古，善于針對現實對古文化中的積極成份作合適的化裁通變而不著明顯的痕跡罷了。過去人們探討黃氏思想之源時，多直追《尚書》、《孟子》，而對《周易》與黃氏人格、思想、行為等方面的關系卻甚少注意，這也算是黃宗羲研究中的一種疏忽吧。
注釋：
[1]蕭元主編《周易大辭典》
[2]呂紹綱主編《周易辭典》
[3][5][23]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題辭》
[4]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
[6][42]王申子《大易·緝說》
[7][36][37]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法篇》
[8][9]黃宗羲《留書·史編》
[10]俞炎《周易集說》
[11][20]《周易·說卦傳》
[12][30]程頤《伊川易傳》
[13][15][17][19][24]《周易·文言傳》
[15][21][32][43]王宗傳《童溪易傳》
[16]《周易·大象傳》
[18]蘇軾《東坡易傳》
[22]王夫之《周易內傳》
[25][26][27]《周易·系辭傳》
[28][33][39]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篇》
[29][31]《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34][35][38][40][41]《明夷待訪錄·置相篇》
發布日期：2008-07-08